荣格的心理学研究范围包括对人的毕生发展变化的考察，这个研究范围反映了一个与当代许多心理学家不同的观点。其原因显然在于他们受到弗洛伊德式思维的影响，他们对婴儿、儿童和青少年的论述被称为发展心理学。最初西方的发展心理学主要是描述一个人从出生到儿童期和青少年期的心理发展。实际上，荣格对发展的主要兴趣在于成人晚期的发展过程——35岁或40岁之后——荣格称之为“人生的后半期”。这个发展过程的终极点就是个性化，应该承认，这是荣格对健康心理学的独特贡献。荣格把人的一生发展划分为这样几个时期：（1）人生第一年；（2）童年期到青春期；（3）青春期到整个成年期；（4）老年期。后来，在他撰写的《人生的阶段》一文中又对此做了修改。
1.婴儿期和儿童期
如果读者谙熟弗洛伊德的著作，就会发现荣格对婴儿期和儿童期的论述相对较少。在荣格的晚年，他似乎接受了弗洛伊德的许多思想，例如，他对婴儿性心理发展的思想就有所保留。但他总体上仍倾向于陈述与弗洛伊德相背离的观点。对荣格来说，婴儿期的性心理刚刚开始萌芽，并且是“多价的”，而不是像弗洛伊德所断言的是一种“形式多样而又邪恶的倾向”。
荣格认为，儿童对性的兴趣导致了儿童特有的心理矛盾。然而，他坚持认为，儿童最终的目标是解决这些矛盾，而不是获得像成人性行为那样的即时目标，婴儿性行为通常是“竭力为朝向思维发展……而不断努力”，[1]是为了正确地形成性的概念——以解决心理矛盾。
在荣格与弗洛伊德开始分道扬镳的1913年，他发表了《精神分析的理论》一书，在这本书里，他把人的一生仅仅划分为三个阶段，这和弗洛伊德的儿童性心理发展理论是不同的。荣格对这三个阶段做了这样的描述：
“第一个时期包括人生的头几年，我称之为前性欲阶段。它与蝴蝶的蚕蛹期相仿，并且从广义上讲，是以营养和生长为特征的。
“第二个时期包括儿童期的后几年到青春期，可称之为前青春期阶段。在这一阶段，性行为开始萌芽。
“第三个时期指从青春期到成年期，可称之为成熟阶段。”[2]
荣格对婴儿期和儿童期的大多数论述可见其《人格发展》一书。在这本书中，他从儿童与教育（包括学校教育和其他形式的教育）的关系、儿童心理发展中潜意识的意义，以及儿童心理病理学的角度论述了儿童心理发展的过程。此外，他还花费了相当的时间致力于解释由父母所提供的儿童的梦和成年病人所回忆的儿童时期的梦。通过他的这些解释和他所提供的临床资料，荣格为我们理解儿童以及理解成人所具有的孩子般的特性做出了贡献。在这一部分我们主要讨论荣格的有关儿童心理发展的概念，由于其中的很多思想是由荣格的学生所阐发的，并且这些思想又直接来源于荣格的思想，所以在这里对荣格概念的论述较多。
根据荣格的心理发展概念，在人生的最初一两年中，儿童被完全密闭在集体潜意识中。因而对外部意识世界茫然无知。在这种状态中，婴儿没有“民主的自我意识，正因如此，最初几年难以在记忆中留下任何痕迹”[3]。
这个时期，婴儿可能主要依靠他对父母的意象来体验集体潜意识中的原型内容。儿童在实际生活中接触到自己的生身父母，从而逐渐放弃自己与原型父母的联系。在荣格看来，这个转化过程是逐渐发生的。当儿童心理发展是健康的时候，随着时间的斗转星移，对成长中的儿童来说父母不再是神圣的，儿童对父母的反抗开始出现。如果儿童心理发展受尽磨难，或者由于父母病逝、离婚，那么儿童很可能就无法与集体潜意识的原型意象分离，因此也无法把父母和其他人视为有限的存在。这样，儿童可能会产生病理性恐惧。在临床心理学研究中不断出现的有关“客体关系”的文献资料表明，儿童心理发展中出现的许多问题，甚至成人期的很多问题，往往起源于儿童早期各种父母——儿童间的相互作用。
随着儿童的成长，儿童出生头几年到5岁左右往往在幻想中维持着与原型世界的联系。根据韦克斯的一项研究，这个时期的儿童可能创造一个想象中的游戏伙伴或同伴，这个同伴“之所以被引入现实是由于心理的需要”[4]。韦克斯（F.Wickes）的著作最初是在1927年发表的，尽管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儿童脱离现实具有危险性，但她认为，这些想象中的同伴对儿童心理发展来说是正常的和富有建设性的。韦克斯的著作出版后，一个长期追随她的心理学家小组的研究支持了她的观点。根据20世纪70年代蓬斯的调查报告，卡尔德拉等心理学家们的研究发现，他们所观察的3岁和4岁儿童中，绝大多数的人具有想象中的游戏伙伴。被试共141人，来自康涅狄格州纽黑文的幼儿学校和白日护理中心。这些研究者对儿童进行了观察、测验和谈话，并要求儿童的父母填写详尽的问卷。这项研究儿童的报告表明，65%的儿童具有想象中的同伴；父母的报告则表明55%的儿童具有这样的同伴。这项研究的意义在于，它不仅证实了荣格关于儿童与潜意识原型关系的论述，而且对理解儿童的心理发展和培养健康人格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具体地说，有想象同伴的儿童在心理发展上完全不同于其他儿童。他们的攻击性较少而合作性较多；喜欢微笑，对他们所关注的事物更能集中精力；他们很少感到厌烦而且其言语更为丰富和规范，这种现象在男孩中更为明显。
在后荣格学派的分析心理学家中，对人生第一年的心理发展过程做最详尽解释的是M.福德汉姆以及荣格分析学家中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吸收了英国的新精神分析学家克莱茵理论中的不少思想。克莱茵出生于维也纳，是一个自学成才的精神分析学家，1926年她迁到英国，并在那里发展了儿童精神分析。克莱茵不完全赞同弗洛伊德的观点，而且和他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有过理论观点上的争论，所以她和弗洛伊德的思想有些距离，尤其是她“特别强调婴儿性行为的更为早期（前性器官期）的模型和死本能（攻击性）”。
在克莱茵的带动下，英国的后荣格学派假定，人生第一年中，自性被“分解”为无数的碎片，并且其中的一些形成了意识自我。自我的形成始于婴儿身体需要与环境间的不协调。当婴儿的需要未得到完全满足时，他就开始产生与保育者（通常是母亲）的分离；婴儿的手指和脚趾是他自己的一部分，而母亲的乳房则与儿童分开。随着儿童逐渐长大，他学会了把母亲的形象和其他人区分开来。当自我从原始的对母亲的潜意识认同中分离出来时，自我的碎片便形成了一个更为紧凑而有组织的小岛，在个体和集体潜意识这一片汪洋大海的包围之中存在下来。按照这种观点，意识的自我是从潜意识的自性中产生的，因而，自性是自我的先驱，根据后荣格学派的著名代表杰哈德·埃德勒的说法，自性成为自我发展的向导。任何心理空间中，自性都要以某种方式受到投射。例如，儿童的玩具娃娃、玩具小熊，或者任何能被儿童当作玩具的东西，都可以被视为自性的投射。
在荣格关于意识自我发展的思想中，其中最独具特色的思想是在“与对立物分离”过程中的意识起源的概念。通过这个概念，他似乎向人们说明，我们必须承认人生并不是完美无瑕的。或者说，它充满了由“各种对立物”所导致的紧张和矛盾冲突，如光明和黑暗，“我与你”，善与恶等。
在西方神话中，《圣经》中伊甸园的故事是意识萌发的神话想象。意识的起源被描述为吃了善与恶这棵真知树的果实。吃掉禁果后，第一个男人（亚当）和女人（夏娃）睁开了眼睛，他们发现自己赤身裸体，于是就有了羞怯感。也就是说，他们变得能够觉察到自己是独立的、脆弱的人。这种觉知无论在过去还是在现在都是意识的开端。同时，正如魔鬼撒旦所预言的那样，他们变得“与上帝一般，能知晓善和恶”。他们成了有意识的成人，能理解和遭受善与恶的对立。荣格关于意识自我起源于潜意识自性的观点实际上类似于西方的这种宗教传统，只不过在表达形式上，荣格的观点更多地带有哲学的蕴涵，具有更深刻的文化底蕴。
由于自我力量的积蓄，它逐渐与原型世界分离。一些后荣格学派的心理学家认为，儿童的“真正出生”发生在（生后）第一年末，它标志着一个完整的自我已形成。儿童从原始的状态——一体化的混沌状态中浮现出来，并进入母权制阶段，也就是与母亲建立亲密关系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儿童生活在“与善母（原型）的认同情景中，而且有力量在一定限度上同化消极的体验，或发泄这种体验”。但是，当消极体验的力量太强而无法同化和发泄时，“恶母就在儿童心目中形成，并且对儿童与其身体、自性及其所有方面关系的……发展产生干扰”[5]。
荣格发现，在3至5岁之间的某一时刻，自我发展的第一阶段即告完成，因此，“早期婴儿记忆缺失这种极度的黑暗状态，或者说，意识的非连续性，会由于出现了记忆的个别连续性而开始见到光明”[6]。这个发展阶段的完成表明儿童不再用第三者的身份指代自己，而开始运用第一人称代词。这表明儿童的自我已经开始发展，出现了逻辑思维的萌芽，能够客观地看待自己了。
在荣格的概念中，自我的发展可能贯穿人的一生，也就是说，这个发展过程远在弗洛伊德所说的人格基本确立的年龄（约6岁）之后。但是，儿童从最初几年到青少年初期，在与环境的各种复杂联系中，才建立了巩固的自我。从儿童早期到中年，自我从集体潜意识中浮现出来，此后就不再关注潜意识的自性。
虽然荣格是凭借他对情结的研究起家的，但在荣格关于儿童早期发展的观点中，他似乎从未接受弗洛伊德所极力宣扬的俄狄浦斯或伊莱克特拉情结的普遍适用性。这两种情结的意思是，儿童喜欢与异性父母接触，并渴望排斥同性父母。荣格认为，对两种不同性别的儿童来说，与母亲的关系都是主要的。他摒弃了弗洛伊德关于生殖器性行为的错误解释，而代之以认为儿童留恋并想回到与母亲合为一体的原始状态，也就是说，重新成为母亲身体的一部分。在弗洛伊德的概念中，男孩有渴望与母亲性交的幻想（当然，人们一定会惊叹，这样幼小的儿童竟有性交的概念），而女孩则具有“阴茎嫉妒”。如果这两种情结确实存在的话，儿童就会在生活中表现出与异性父母更亲近（阿德勒曾假设了“男性抗议”这个概念，即女性对男性在家庭和世界中已有地位的嫉妒。这个观点好像支持和适合荣格的观点，而和弗洛伊德的观点相抵触）。
荣格并没有论述儿童是怎样或在什么时候把她或他与母亲的亲密接触转移到父亲身上的。但是，后荣格学派的心理学家却假定，这是一个新的阶段，可以称之为从母权制向父权制转化的阶段，当儿童从最初与母亲的亲密关系中分离出来，即从母亲原型占支配地位的言语和符号的断乳中摆脱出来，而父亲原型占支配地位时，这个阶段即告开始。这个转化的标志在于，儿童的独立性和对家庭以外世界的意识逐渐增强。相反，在这一阶段如果儿童与父亲的关系不好，就会阻碍儿童心理的正常发展。
2.青年期（从青春期到中年）
荣格认为，在这一时期，年轻人力图摆脱对父母的依赖。他们要寻找同年龄的伙伴，要建立自己的家庭，要在社会上取得一定的地位。由于这一阶段是人生奋斗的时期，是精神觉醒的时期，因此，荣格把这一时期称为“心灵的诞生”时期。这一时期的重要任务是克服童年期的意识狭窄现象，努力培养自己的意志力量。同时，荣格告诫人们，在这一时期，不要过分迷恋青年时代的价值观，否则，他在人生的后半部分还会发生心理障碍，不利于实现个性化。从这个意义来说，它是为下一阶段的人格健康发展做准备的时期。
荣格虽然对这一时期的心理发展情况做了原则性的说明，但他并没有细致地加以解说。这种解说是由后荣格学派的心理学家们来完成的。例如，纽尔曼（E.Neumann）确立了儿童期的三个阶段（混沌状态、母权制状态和父权制状态），这是对上一个时期儿童心理发展过程的细化，但却没有对以后的发展加以说明。埃丁格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第四个阶段，即一体化阶段，他解释说：
“这是心理整合中决定性的一步，心理整合要求对立物的和谐一致：如男性与女性，法律与性爱，意识与潜意识，精神与物质。在青年人的个体发展中，这个阶段与逐渐显露的和青春期的女孩子建立联系的能量相一致，其后即导致对某特定女性的爱慕并最终结为伴侣。”[7]
尽管纽曼把儿童心理“真正出生”的年龄定在生理出生后一年左右，但荣格确认的“心理出生”却发生在伴随“意识从父母身上分化……（和）性欲爆发”的青春期。他没有指出意识是什么时候从父母身上分化出来的。也许这个过程的出现对荣格来说并不难理解，或者他把这个分化过程归入了关于意识自我的主张中，他曾经结合“性欲爆发”谈到这一点。
“生理变化是由心理革命所伴随的。对各种身体表现来说，对自我给以如此的强调，会使自我变得无节制或无修饰。这一时期有时被称为‘难以容忍的年龄’。”[8]
根据许多荣格派追随者的观点，如果文化能提供一种合适的仪式，就像许多前文化社会的宗教仪式那样，那么，这个“难以容忍的年龄”——青春期——无论是对年轻人还是对其他人来说，就可能变得更能容忍了。事实上，与西方现代社会的文化相比，在前文化社会里，达到性成熟的年轻人被认为与成人期更接近，他们不再被看作不懂事的孩子，并且开始接受成人的训练，参加和成人一样的活动。这对他们的心理健康发展显然是有一定益处的。
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宗教仪式曾经程度不同地起到过这种作用，例如，基督教的洗礼和犹太人的成人仪式，曾为许多年轻人提供了标志生理或心理成熟的里程碑。现在，虽然一些有组织的宗教成员仍能见到这些仪式，但是，随着社会的变迁，年轻人即使承认这种方式，他们也很少把这些仪式看作具有原来的那种承上启下的意义。相反，现代社会中那些教育的和个人的里程碑，诸如获得驾驶执照、高中毕业、离家去打工、上大学或参加工作等，已成为很多年轻人更为有效的仪式过程。对某些人来说，仪式只是结婚的需要，因为这意味着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具有了另外的责任。然而，从儿童期到成人期的过渡性仪式仍然缺乏，或许这就是现代社会许多青年人热衷于参加宗教礼拜或加入某些社会团伙，试图使用毒品来改变思想的原因。后荣格学派分析学家马迪曾运用美国印第安人的“幻想调查”作为潜在、有效的仪式过程对瑞士籍的和非印第安人血统的美国年轻人进行了实验。尽管不同印第安部落的发展不尽相同，但基本的题目均限于祈祷、斋戒、对梦的关注，以及对事物发生的坦率程度上。马迪发现，在没有使用毒品的情况下，这种对自己的对抗满足了某些现代青年对仪式体验的要求。
在阐述人格类型学说时，荣格曾经假定，在态度（内倾-外倾）和功能（思维-情感和感觉-直觉）类型上的高度片面性是大多数青年人的特征。为了在世界中生存，年轻人必须具备一种或两种占优势的功能而使自我富有力量，这就是产生片面性的原因所在。因而，年轻人在自己的主要态度和功能类型方面花费了大量的心理能量，而对不占优势的态度和功能类型则很少予以关注。年轻人所表现出来的个性和朝气就是这种片面性的表现。
不过，近年来一些荣格的追随者却认为，对内倾的年轻人来讲，社会文化的要求使那些“先天”即占主导地位的态度类型更难以发展。特别对许多美国人来说，满足社会文化的要求需要高度的外倾，或许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人比其他国家的人表现得更外倾的一个原因。当然，尽管这个假说不无道理，但它尚未得到经验性的证实，即没有发现年轻人更为外倾，老年人更为内倾。以下是关于这种论点的一些实验研究：
布洛克（Bullock）曾组织一项取样代表性更强的研究。他选取了558名被试，年龄在17~75岁之间，被试的性别、种族和社会地位和在人口总体中的情况类似，男性与女性，黑人与白人，以及白领和蓝领人员均各占一半，被试选自美国新泽西州和密西西比州的21个不同的场所。用梅-布类型指标对他们进行了测试，测试的得分表明，没有发现内外倾维度在年龄上有显著性差异。
斯盖弗的研究中有一项依据年龄进行的人格类型分析。与荣格学派的理论形成对照的是，她发现，35岁或略小于35岁以及超过35岁的被试，其内倾性有轻微的下降。在格雷-威尔赖特测验上的比例分别是40%（35岁及以下）、31%（35岁以上），二者没有显著性差异。在梅-布类型指标测验上，其比率分别是41%和24%，差异在0.05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然而，斯盖弗的数据是从选修荣格心理学课程的人身上收集的。因而，她所报告的内外倾比例可能只适用于对荣格思想有兴趣的年轻人或年长者，而不适用于一般人。
格雷在20世纪40年代所做的早期研究结果似乎支持外倾性随年龄下降的理论。他运用为建立格-威测验所设计的一系列研究而积累的一千名被试。他们的年龄在10到80岁之间，而且性别比刚好男女各半。在他们看来“被观察的被试是未经选择的，问卷中的问题是日常可见的”。虽然格雷仅以曲线的形式报告数据，但研究结果显示，在0.004的置信水平上，外倾者的平均分数从20岁的50分左右下降到70岁的43分左右。不过，一些研究者认为，尽管本研究的样本很大，但由于被试的选取没有随机化，因此，必须慎重地对待这项研究的结果。
有一个研究是瑞士的一些荣格学派的心理学家进行的。由于瑞士的社会文化环境和美国不同，因此，即便是对年轻人，那里的社会文化似乎也并不要求他们过分外倾。这项研究的结果表明，与美国一些研究中的被试相比，其年少组具有更强的外倾性。这项研究中的646名被试处于不同的年龄组和社会背景。研究者没有说明被试是如何收集的，但其年龄在15岁至30岁之间，并且对样本中受教育较多的人“重复呈现”。在内外倾维度上，没有发现年长男性和年轻男性间的显著差异，但在0.01的置信水平上年轻女性（15至30岁）的内倾性（平均分为16.04）比31岁到50岁女性的内倾性（平均分为19.22）更弱。
只有一项研究给出了有关个体从内倾到外倾，或由外倾到内倾发展变化的追踪数据。1974年，研究者通过运用自我确定类型法和格-威测验，对一组加利福尼亚州的分析心理学家进行了态度和功能类型的测量。在这些回答问卷的人中，有16位曾在1961年做过同样的测量。这些分析心理学家的类型明显地保持稳定。通过自我确定类型，所有这16位被试在13年内的内外倾维度保持不变。根据他们对格-威测验的反应发现，16人中有12人（占总数的75%）在内倾-外倾维度上保持恒定不变。在感觉-直觉维度上，自我定型法表明75%的人无变化，而格-威测验表明88%的人保持不变。对于出现这种数据差异的原因，研究者认为，对于个体的原始分值变化来说，格-威测验难以足够精确地反映其显著性。因此，即使是对相同的个体进行了跟踪研究，在态度和功能类型上，也没有多少随年龄明显变化的证据。
那么，这些看似枯燥的数据究竟说明了什么呢？我们知道，荣格在论述人格类型理论时曾经认为，年轻人的不少心理问题源于社会文化要求年轻人具有外倾的态度类型，以便适应社会的要求。但是，这些实验研究并没有对荣格的理论假说提供有力的支持。虽然现在我们还不能就此认为荣格的假设是错误的，但它至少在目前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的心理学意义在于，它是在一个对世界的正确或错误估计中看待年轻人的问题的基础。正如荣格所明确指出的：
“在青年时期……生活的要求……结束了儿童期的梦幻。如果个体有足够良好的准备，那么向职业和专业的转化就能够顺利发生。但是，如果他墨守与现实相矛盾的幻觉，就必然会出现问题。每个人都必须提出一定的设想而步入人生，谁也不能例外，并且这些设想有时也是失败的——也就是说，它们没有满足一个人被投入到这个世界上来所必须满足的条件。它的问题通常是期望言过其实、过低地估计困难、不公平的乐观，或者采取一种消极的态度……（然而，荣格继续说道，问题也可能产生于）内部的心理困难……由性本能所导致的对心理平衡的干扰……（或者）由于某种难以忍受的敏感而涌上心头的自卑感。即使已轻而易举地达到了与外部世界的适应，这些内部矛盾也会存在。甚至那些为生存做过艰苦奋斗的年轻人也仿佛避开了这些内部问题，而那些（没有适应困难的）人却钻进了性问题或由自卑感而导致的矛盾冲突之中。”[9]
3.中年期（女性从35岁，男性从40岁开始到老年）
荣格非常重视人生的这一阶段。在他看来，这是一个人如日中天、事业有成、家庭和社会地位都比较满意的时期，当然也是一个最容易出问题的时期，荣格把它称为“中年期心理危机”时期。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危机，主要是因为一个人在早年所为之奋斗的目标已经达到，人的心灵失去了继续奋斗的目标而变得僵化和盲目。当他意识到自己的理想有失去的可能时，就会拼命地加以维护。当他意识到自己已不再年轻时，为防止青春美貌过早逝去，他就会刻意地打扮自己，等等。如果不能正确地处理好这一时期的各种问题，中年人就会陷入深深的内心困苦和矛盾之中。荣格在心理治疗中经常接待的就是一些有这样或那样心理问题的中年人。而且，荣格自己也恰好是在中年时期与弗洛伊德决裂的，导致他产生了严重的心理危机。只是在经过了数年深沉的自我反思之后，他才从这种噩梦中惊醒过来。
那么，一个人应该怎样最完满地度过中年期的生活呢。荣格认为，除了在青年时期及时做好准备之外，更重要的是放弃青年时期的外倾目标，把自己的心理能量逐渐转向内部主观世界，以扩展自己的意识，重新发现中年期心理生活的意义。因此，荣格指出：“对于那些已到中年，不再需要培养自觉意志的人来说，为了懂得个体生命和个人生活的意义，就需要体验自己的内心存在。”[10]
荣格提出的中年期心理危机的观点，引起了很多心理学家和各界人士的注意。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高涨的公共兴趣便集中在“中年期危机”这个敏感的问题之上。对许多妇女来说，这个危机的思想并不足为奇，因为这和她们的生理活动的变化有关。因此，她们中有不少人早已开始与男性讨论那些妇女们早已相互讨论过的问题，例如，伴随着绝经而来的身体和情感的变化等，即女性更年期的来临而导致的心理变化。但是，对绝大多数男性来讲，中年期心理危机似乎被视为一种新思想或新的概念，因为他们虽然也有意或无意地发觉，在这一时期确实容易出现很多问题，但是他们却无法给予正确合理的解释。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事例表明，为这些男性早已体验过的心理不适找到一个名字，这本身就是对心理危机的解除。
中年期心理危机在含义上看起来类似于荣格所说的“生命后半生”的开始。荣格发现，年龄处于35岁到40岁的人喜欢发掘那些年轻时曾经遇到过或者已经放弃的目标，以及探索那些不再起作用的人生意义感的古老渊源。但这时他们的身体机能开始衰退，取得这方面成就的可能性变小，而且他们此时已开始显示出其他的乐趣。这样，就存在一个使心理能量向内部转换的过程。另外，许多人更为注重各种关系、目标、人生的意义，以及荣格所谓“宗教”的终极目标等更深层次的心理内涵。特别对妇女来说，随着资历的增长，其中年期心理危机的时间可能会维持5到15年。有人认为荣格对这种体验的描述现在仍不乏其效力。
荣格关于中年期心理危机的思想是他在临床实践和自己的经历中发现的。那么，现代科学心理学对此是否有任何新的研究和发现呢？在20世纪70年代末，莱文森（D.J.Levinson）在其研究《人生之季》中发现，男性“大约在40岁时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我们的样本中有15位男性已度过这一阶段，该阶段结束时的平均年龄是45.5岁，跨度为44至47岁”[11]。莱文森发现，中年男性在这一时期的任务是和过去妥协，为未来做准备，并且“成为把握自己的人”。对女性来讲，体验则有所不同。但他并没有说明这种不同究竟在什么地方。后来，李普斯（H.M.Lops）和科尔韦尔（N.L.Colwill）的研究发现，“在晚年，无论哪种性别的人都可能体验到由于角色的重要变化而产生的消极情绪反应。然而，女性为接受这些变化能得到指教，并且以绝经作为变化的标志”[12]。男女两性的这些体验都是一种新的尝试，并可能成为他们心理生长的结果，或者成为一个新的开端。中年期心理危机之后，即使人的心理发展继续进行或重新开始，其要求也肯定不同于年轻人。按照荣格的观点，这一阶段期间或之后的生活需要更多的内倾。天生外倾的人可能发现这个要求难以实现。然而，与过去相比，尽管天生内倾的人为有能力更充分地生活在内倾之中而感到欣慰，但是，他们或许也会发现，他们同样具有不断努力而发展外倾的需要。这些中年的问题可以成为未来心理发展的原动力。有些人发现需要改变自己原来的工作或生活方式；而另外一些人则通过日益增强的内心反省而得到更好的发展，并由此产生新的人生态度。
但是，很多研究表明，年龄处于30到35岁的人与年龄更大的人之间，外倾性并无明显减少，因此，内倾性也无增强。然而，在功能类型上却出现了一些差异。尽管布洛克发现在思维-情感维度上没有出现年龄倾向的显著性差异，但他们的数据却显示，老年被试的感觉功能明显地超过直觉。格雷早年的研究发现，老年组中，直觉功能减小（与布洛克的感觉功能增强是一致的），而且情感功能也在减小。斯盖弗（Skive）的研究则认为，功能类型在年龄上并无显著差异。鲍曼（Bauman）研究中的数据则没有用于分析功能类型与年龄之间的关系。
因此，从这些研究的结果来看，对年轻人提出发展外倾态度和感觉功能的要求，是否在中年期反过来会推动稍年长的人发展内倾态度和直觉功能，人们尚未完全弄清楚。但是，这些研究中所提出的一种部分矛盾的假设或许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即随着年龄的增长，非主导态度和功能的力量有所增加。当然，这种假设还没有经过检验，而这种探索需要对许多个体进行追踪研究，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是非常大的。但不管怎么说，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假设是能够得到实验验证的。
4.老年期
老年期是人生的黄昏时期，这时人的意识活动开始减少，老年人喜欢沉浸在潜意识之中。荣格发现，在这一时期，老年人如果过分依恋过去的生活目标和方式，就有可能导致老年期心理疾病。例如，许多在早年害怕生活的人在老年期可能转而害怕死亡。我们知道，喜欢怀念过去是大多数老年人的正常心态，但是，这种怀旧心理一定要保持一个恰当的度。荣格认为，在老年期可以通过发现死亡的意义来建立新的人生目标，找到人生的终极意义，这可以通过梦的解释来实现。因为荣格发现，在老年人的梦里充满了再生的象征，通过这些象征可以了解老年人对死亡的态度，帮助他们发现人生有意义的哲理。
不过，荣格对老年期的论述并不太多，他的兴趣主要集中在中年期心理危机上。那么，荣格之后的心理学家们对此做了哪些新的研究呢？根据笔者所掌握的材料，目前大多数发展心理学家和人格理论家都把他们对发展过程的讨论限制到儿童期和青少年期，或者，更进一步，限制到人生的前半生，即达到年轻成人期。对老年期的研究是另外一些对此感兴趣的心理学家们进行的。荣格对人生心理发展过程的内涵是这样描述的：（1）在一个特殊的团体内学习，并学会如何在其中生存；（2）通过工作和个人关系，特别是婚姻，在本团体中确立自我；（3）要求智慧的年龄。由此可见，荣格对人的后半生发展的假设以及强调后半生是心理发展的收获期，是和他的折中心理发展观一致的。根据荣格的一些学生的叙述，他常说：“人生的自然结果不是老态龙钟而是智慧。”因此，老年期如果能够把握好，及时地总结一生的智慧，不仅有助于个人身心健康，对后人也具有积极的启示作用。
荣格坚信，不管一个人多么年迈，其心理都是不断发展的。这个信念是他在治疗那些接近或超过退休年龄的老年心理病人时逐步形成的。这种观点已经被当代的精神分析心理学家们所继承。例如，荣格关于在一生中不断发展的观点被新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森所吸收，埃里克森提出了社会心理发展的八阶段说，并且据此提出了人类毕生发展所应承担的相应任务。这八个阶段是：（1）婴儿期，基本信任对基本不信任；（2）儿童早期，自主对羞怯和怀疑；（3）游戏年龄，主动性对内疚；（4）学龄期，勤奋对自卑；（5）青春期，同一性对角色混乱；（6）年轻成人期，亲密对孤独；（7）成人期，创造对停滞；（8）老年期，自我整合对失望。其中，前五个阶段与弗洛伊德的力比多发展阶段大致相同。其余三个阶段则主要与荣格的个性化概念相平行。
根据老年时期的心理矛盾冲突，荣格简明扼要地阐述了关于老年期心理发展任务的思想，即对人生意义的追求和趋向整体化。这些任务要求个体对那些早年并不太感兴趣的东西进行反思。荣格写道：“对年轻人来讲，过分沉溺于自我几乎是一种犯罪，或者说起码是一种危险；但对老年人，对自我的严重关注则是一种职责和需要。”[13]显然，只有通过反思，一个人才能巩固他对人生的体验并寻求其意义。这种反思必不可少，它能使意识自我的要求减少，同时，使人对自性的关注越来越占据优先地位。
对老年人提出进行反思的任务，应该被看作对个体获得心理舒适和宁静的一种贡献。但是，用实验的方法进行控制研究却比较少见。不过，至少有一个分析学家瑞克林从他的临床经验报告中所得出的论点对我们理解这种任务有所裨益。瑞克林的报告说，他“被那些竭力摆脱焦虑和易于理解的老年人所深深地感动了，他发现这些人强烈地关注他们自己，并且以任何可能的方式关注非理性的东西和死后的生活”[14]。尽管这种论点带有宗教和神秘的意味，但是，他的积极心理作用在于为老年人调整心态，关注自性的发展，以便在自己生命的黄昏，健康地达到生命的理想终点。
总之，在人的整个一生中，有向前的过程，也有向后的过程，有前行也有退行的倾向。例如，个体遇到一种他从来未经历过的情境时，这个人很可能会退行到早期的行为模式中。孩子气的行为倾向常常是和发展得更成熟的这种倾向相矛盾的，但是，孩子气的行为是人一生的心理发展中一个必不可少的行为。人们永远不可能割断与儿童期的这一部分的联系，这个部分生活在每个人的心中，它不停地上下波动，因而能不断地发展。所以，在人的一生中，我们应高度注意这个“内心的儿童”，以便使成长的潜能不断地影响成人的人格。成熟则倾向于更为稳定，并且因此而更少地依附于某一发展过程。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一个人往往从积极的外部生活中退却下来，或者减少了相应的活动，通过把注意力逐步转向内心体验而为精神生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并且，通过这种内部反思，对过去的一切进行总结，达到同化过去许多事情的目的。
【注释】
[1] 《荣格全集》英文版，第17卷，第4页。
[2] 《荣格全集》英文版，第4卷，第263-265页。
[3] 《荣格全集》英文版，第8卷，第668页。
[4] F.韦克斯，《儿童期的内部世界》，1966年英文版，第165页。
[5] E.纽尔曼，《儿童》，1973年英文版，第55-56页。
[6] 《荣格全集》英文版，第4卷，第266页。
[7] E.Edinger,《分析心理学大纲》，转引自M.A.Mattoon，Jungian Psychology in Prespective，New York:The Free Press,1985,p.171.
[8] 《荣格全集》英文版，第8卷，第756页。
[9] 《荣格全集》英文版，第8卷，第761-762页。
[10] 《荣格全集》英文版，第16卷，第50页。
[11] 莱文森，《人生之季》，1978年英文版，第191页。
[12] H.M.Lops,N.L.Colwill,《性别差异心理学》，1978年英文版，第100页。
[13] 《荣格全集》英文版，第8卷，第785页。
[14] M.A.Mattoon,Jungian Psychology in Perspective,New York:The Free Press,1985,p.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