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格毕生致力于心理治疗和人类精神世界的探索，因此，他同样关心人类社会的现实与未来。荣格认为，从本质上讲人是一种社会存在，这种社会存在是人类精神的源泉。正如普劳格夫（I.Prog off）所说：“荣格不是从个人经验中，而是从人类共有的经验中发掘出更深层潜意识的，因此他把社会因素视为精神的源泉。”[1]根据这种解释，社会或集体的因素对潜意识的作用比对意识的作用更大。但也有人把荣格视为一个“向他的同时代人解释现代新潮之本质的社会评论家”。霍曼斯（P.Homans）就是这样评价荣格的：“现代人的特点是一种呆板的人格面具，荣格把它与外倾和过度理智联系起来了。这种呆板的起因是现代人和他过去的根分离了或疏远了。换句话说，他与集体潜意识的原型失去了联系，而原型就是一切传统的根源。呆板的人格面具的社会后果，是对国家所指定的角色和期望的彻头彻尾的无鉴别的接受和屈从。”[2]
尽管普劳格夫和霍曼斯相信荣格的思想与当代西方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有密切的联系，但是，在将自己的理论直接应用于具体社会问题方面，荣格写得并不多。他虽然提倡建立“一个能够保存其内在的协调和集体价值观，而与此同时又为个人提供最大限度自由的社会”[3]，但是他并没有说明如何建立这样一个社会。
尽管如此，荣格关于伦理道德的论点在今天看来仍然适用于个人生活，也适用于社会和政治问题。例如，他曾针对所谓品格高尚的人回避邪恶现实——特别是自己身上的邪恶现实——的社会趋势提出警告。在他看来，这种回避的手段主要有两种：一是否认邪恶存在，二是把邪恶投射到其他人、阶级、种族或国家身上。所谓“不道德的社会怎么能够培养道德的人”，就是这种人回避邪恶现实的一种托词。荣格指出，经常运用这些手段就会产生一种以为自己永远正确的态度。荣格称这种态度为“理想癖”。他说：“任何形式的癖都是坏的，无论这种麻醉剂是酒精、吗啡还是理想主义。”[4]从总体上看，虽然荣格对社会问题的观察侧重于它们在心理上的表现和结果，但同时也包含着对其道德和伦理上的评价。
1.种族问题
种族问题一直是困扰世界很多国家的一个长期遗留下来的社会问题。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发生的许多战争暴行，都和种族问题有关。荣格认为，白人对有色人种的藐视态度是潜意识中阴影的投射。一个人为了获得更多的意识而必须认识到阴影的投射，荣格认为对作为整体的社会文化来讲也是如此。社会只有认识到这种投射，才有可能停止投射。荣格把种族之间相互敌对、仇视甚至导致杀戮的责任，归咎于那些把人类自己本性中的邪恶和劣势方面投射到其他种族的人身上。这种观点显然带有“性恶论”的色彩，而且在当代遗传基因的研究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人试图在这方面找到有关的证据。但是，不管他们能否找到诸如此类的科学证据，有一点必须承认，荣格起码在他的著作中忽略了对不同肤色种族之间关系产生影响的历史、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因素。这些因素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解释种族之间的隔阂，以及有色种族内部的歧视，其中肤色较浅者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由于集体阴影投射，这些问题可能在远古时期就已经存在了，但仅从这一个方面来考察这个问题是不够的。
2.战争与社会危机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战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荣格认为，国家间的敌意与侵略是某种深层危机的表现，他把这种危机归咎于人类个体内部和群体之间心理与宗教的分歧。在1934年，荣格把当时的时代描述为一个“分崩离析和病态的时态……如此经常听到的‘危机’一词是一个医学用语，它总是告诫我们这种病态已经达到了一个危险的高峰”[5]。其实，这一论断不仅适用于荣格所描述的那个时代，而且同样适用于当今时代。即使是在号称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也同样存在着战争的危机。今天我们完全可以说，战争就是病态的社会所造成的价值观危机的必然产物。
20世纪50年代，荣格完成了他的重要著作《未被发现的自我》一书。这本书反映了荣格对所谓“集体心理”或集体“占有”问题的日益关注。在当时的世界上存在着两大政治阵营，荣格认为，这种不同阵营之间的分歧是一个宗教问题，因为其根源是个人灵魂中的分歧，这种分歧是认同善和排斥阴影的结果。集体心理同样是一个宗教问题，因为“只有当生命外部条件之外有一个参照点时，人们才有可能对它们产生某种态度。宗教提供或声称提供了这样一个点，从而使个人能够行使其判断权和决策权”[6]。因此对主权国家权力的最好防御是具有一个更高的权威，它超越了每个国家对它的每位公民和附属地的绝对忠诚的要求。这个更高的权威可以被看作上帝或上帝的意象，也就是荣格所一再强调的自性。
显然，荣格仍然是用他的分析心理学理论来解释诸如战争之类的社会问题的。这种观点如果运用在相互对立的个体身上，或许还能自圆其说。但是，把它强加于社会政治问题，就显得有点牵强附会。例如，荣格认为，如果有足够多的人能够承受其本性中相互对立的因素所造成的紧张，那么，集体心理就可以减弱，战争也可以防止。荣格的这个观点曾被很多人引用，看来这是一个在荣格学派中被广泛接受的观点。但是，这个观点的基础是信仰而不是证据，如果仅仅凭借信仰就可以解决社会问题，那显然是不可思议的。即使是荣格本人也是反对以信仰为依据的，在他看来，信仰不适宜代替经验。当然，荣格在提出这种观点时，他是在把信仰与人的宗教经验进行对比。但即便如此，要解决这类问题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另外，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生活在这样一个飞速变化的时代，人们必须与各种集体的力量和制度化的结构打交道，而个体心理的发展绝非它们的对手。而且，由于国际交流的扩大使这种观点现在更显而易见了。社会发展的实践证明，这些集体的力量和制度化的结构有自己的生命，它们的生命一般不会受到个人心理状态的影响。即使身居高位的人对重大事件的发展也常常是无能为力的。但是，当一个国家或者这个国家的领导人被权力欲征服时，集体的邪恶力量就会产生。他就会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力，命令他的国民和军队采取暴力和残酷的手段，那么，战争也就不可避免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事实已经向世人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一旦发生这种情况，那么，无论每个人的人格整合得多么正常，任何由个人组成的集体都将无法直接或间接地对这些力量进行控制。这就是荣格用他的理论对我们时代的战争和社会危机所做的解释。
3.女权运动
女权运动（过去称为妇女解放，现在有时称为妇女运动）在荣格心理学中有特殊的意义，这是由于这一运动与女性心理学的关系，而荣格的理论对女性心理学做出了独特而重要的贡献。另外，根据荣格观点，女性在人的意识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潜在作用。这也是荣格重视女性心理学的一个原因。当这场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末如火如荼地发展时，许多荣格学派的心理学家们认为，它表达了对阿尼姆斯的认同。不过，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当一个新生事物出现时，总会有人站在它的对立面说三道四。当时就有人形容女权运动的参加者“声音刺耳”和“好斗”，还指责她们不考虑自己的行为会对他人，特别是她们的家庭，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女权运动已经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女权运动是对传统的父权制男性统治地位的反抗，这在过去和现在都是可以理解的。在过去，许多妇女成为“女性信条”这种传统的文化观念的牺牲品，它使妇女们相信，她们应该把自己的生活圈子限于早婚、生育及抚养孩子和管理家庭。这使她们过多地认同于传统的女性角色，同时还要遭受许多“无名烦恼”的困扰。另外，在生活中把其他的女性看作与自己争夺男性注意力的对手，这就更加重了她们的苦恼。
女权运动的冲击，使许多妇女意识到自己有选择的机会。所以，越来越多的妇女开始接受高等教育、坚持单身，接近30岁甚至更晚才结婚的女性也越来越多，她们对生育和收养子女开始做明智的选择。她们为自己是女性而自尊和自豪，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对男性注意力的竞争，她们同样可以在其他女性身上找到心灵的伙伴，并且以与她们交友为乐。
当然，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它的两面性，新的问题总会取代老问题，人类意识的发展都是如此。女权运动虽然使女性有了更多自由和自主的选择，但是，选择的多样性也给她们带来了新的内部压力。此外，由于尚未找到新的相处方法，男女之间相互交往的关系变得更为困难。与其他女性的竞争已逐渐脱离了以性为主要内容的舞台，而转向了职业和政治等领域。
然而，女权运动毕竟带来了一些文化态度上有价值的变化。大家比较一致地认为，女权运动在经济和法律上提出的目标是可取的，例如，同工同酬、与男性有同等的法律权利等，这是女权运动在社会政治地位上取得的最大成就。不过，女权运动的心理意义还不很明显，有时甚至有矫枉过正的倾向，在心理上也产生了相反的作用。例如，女权运动的发展当然会有一切集体现象所具有的危险，人们往往被众人的热情所征服，而自我价值却得不到发展。有的妇女则热衷于表达对男性的不满，称他们是“压迫者”，以致对男性不再有任何积极的关心。但是，从其最好的方面来看，女权运动对社会文化的变革做出了贡献，这种变革当然也在心理上对个体施加了影响。
女权运动的发展使我们的文化在社会生活中趋向于对每一个人，不分性别，按其与“男性”价值一致的程度来进行评价，例如果断、有竞争力、客观性及力量。我们的文化也要求女性有许多“女性”的价值，例如细心、温柔、接受能力、优雅，甚至被动和软弱。这就常常使女性在双重束缚中挣扎，一方面，为了在社会上有所成绩，她们必须“男性化”；另一方面，为了能在人际关系，特别是在与男性关系中能被对方所接受，她们又必须“女性化”（男性也有自己的困难，他们得时时保持男子汉气概，这意味着在女性面前绝对不允许表现出自己懦弱的情绪和软弱）。显然，女权运动的发展对男女两性的心理发展都有影响。从好的方面讲，男子和妇女都能更自由地根据自己的价值来发展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从不好的方面讲，双方的心理压力都增大了。或许这也是当前婚姻和家庭问题增多的另一个原因。
对那些把自己完全禁锢在女性天性中的妇女给予帮助，是女权运动对人的心理发展的另一个贡献。对这些妇女来说，有意识地发展阿尼姆斯对情绪的健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许多女性开始认识到，她们可以独立地做出决定，可以为自己的幸福主动地采取行动。至少在这些方面她们发现，一种与阿尼姆斯有关的意识关系正在建立。换句话说，有“声音刺耳”的地方说明消极的阿尼姆斯在那里仍占优势，积极的阿尼姆斯尚未得到全面发展。
女权运动的发展不仅影响了女性，对男性也同样具有深远的影响，几乎每个男子都被迫重新评价自己作为男子的概念。例如，在现代社会中许多男子和妇女一样，也可以照看孩子、洗衣做饭、整理家务；女人也可以成为企业的主管，而人的天性并不会因此而失去平衡。这与荣格的一个基本假设是一致的，即每个人必须在自己的态度和行为中发现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综合。
但是，也有一些女权运动的参加者认为，荣格的一些观点使这种变化推迟了。她们认为，荣格关于女性心理学的许多观点受到了在文化上对女性歧视的影响，因为在他所处的时代，歧视女性的心理比现在要严重得多。荣格的许多观点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提出的，显然已经不完全适用于21世纪，但是，用历史的眼光来看，荣格在最初刚提出这种观点时却是最先进的，他对在女权运动中达到顶峰的文化变革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荣格反复强调这样一个观点：女性原则（女权主义者现在支持这一原则）在历史上被贬低了，所以现在比男性原则更有发展的必要。荣格高度评价女性特征，并且尊重她们的男性气质（阿尼姆斯）的发展，从而使男女平等有了内容。同样，在有关阿妮玛的理论中，荣格强调通过敦促他们发展自己身上的女性因素，从而使男人身上的男性气质少一些。正是男性和女性身上的这种天生的异性倾向，才使男女之间的相互交往有了融洽的基础。
4.政治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在前面提到的问题都具有政治决策意义，因此也都属于政治问题。但是，作为心理学关心的对象，政治又具有自己的特点。尤其是国家、政府和社会团体的政治，荣格本人及其追随者们很少涉及，参与的就更少了。但是，我们从荣格所谈论的一些心理学观点中仍然能够看到他对社会政治问题的一些基本看法。
荣格认为，权力欲是人的本能。如果一种本能没有被意识到，没有用建构的方式进行表达，那么，它就必然会被压抑。如果这种压抑长期存在，或者过分强烈，被压抑的内容迟早会破坏性地爆发出来。被压抑的权力欲一旦表现出来，它所采用的方式是，获得对某个人或某一群体的控制，这纯粹是为了满足权力的占有形式而表现出来的。通过社会团体，如教会和其他社会组织，可以观察到这种压抑产生的后果。这些团体可以公开地反对崇尚权力，但是，由于他们的敌对行为得不到政府机构的承认，因此在政府的政策上通常不会反映他们的声音。对个人来说，这种压抑的结果会导致破坏性的人际关系和个性化过程被堵塞。但是，通过承认每个人都具有权力欲，从而开放政治渠道，就可以使压抑得到缓解。对于那些社会地位低下，只关心经济状况，甚至只关心身体温饱的人来说，参与政治对潜在整体的实现可能具有更广泛的重要意义。他们的需要只能通过国家的或国际的政治决策来满足。当然，荣格的分析心理学主要探讨的是人的内心世界，他并不太关心讨论这方面的需要。
除了论述过权力欲是一种本能之外，荣格还把政治问题同原型联系起来。在他看来，政治和每个人的情结一样都可以在原型中找到根源。例如，在如何解决贫困问题的争论中，一方主张维护现有的社会体制和秩序，主张政府的支出必须低于收入的经济“理性”原则；另一方则主张社会应该承担起赡养和关怀弱者和无力自助者的责任。按照荣格的观点，出现这种分歧的原因可能在于是遵循以建构为特点的父亲原型，还是遵循以养育为特点的母亲原型。
有些荣格学派的心理学家用荣格的人格类型理论来解释政治问题。他们推测，对同一个政治问题，内倾者与外倾者可能持有不同的观点。例如，自由与平等是人类长期以来一直奋力追求的两种社会美德，但是，在历史上人们却对它们在思想领域内的统治地位展开过长期的争论。内倾者可能更向往自由，至少当自由的含义为“不干涉”、不受法律和其他形式规章的禁锢时是这样。但是，外倾者则更强调平等的重要性，他们会立即指出各种不同的社会现实情形，这些情形表明，除非政治和法律能明确提供实现平等的途径，否则人民就会遭殃，自由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总之，不管政治观点的原型和类型的基础是什么，在现代社会中积极参与政治表述已经成为很多人生活中的一部分。所谓不参与政治就意味着把决定自己政治命运的权利交给他人，给他人以滥用权力的机会，结果使邪恶当道。根据荣格的观点，不愿意与邪恶抗争和人的正常心理的发展是不协调的。尽管荣格对此谈得很少，但他下面的话对我们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由于个体不只是单独的、与世隔绝的人，而是只要生存他就必须预先假设某种集体关系。结果个性化过程就必然促成更密切、更广泛的集体关系，而不是导致孤立。”[7]
不管怎么说，荣格及其追随者对社会和政治问题评论甚少，这表明这些领域尚未吸引住他们的想象力。他们的兴趣一直集中于个人心理的内在方面。但是，正如荣格所说，一个人只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他就不可能与世隔绝，因为个人的心理现象与社会政治领域的现象有许多一致的地方。我们的语言就可以表达出这些一致性。例如，在心理治疗中，我们经常发现患者有抑郁症，你认为这首先是一种情绪状态还是社会政治或经济条件引起的？但不管先考虑哪一种，这两个方面可能都是不可分离的。再比如，通货膨胀是心理上的还是经济上的？整合是心理的还是社会政治的？所有这些问题既和个人心理的条件有关，也和政治体制的条件有关。当然，对这方面的研究，荣格及其追随者们做的还很不够。目前，后荣格学派作为一种新生的力量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或许在不久的未来，人们会看到他们在这些领域的新创见。
【注释】
[1] 普劳格夫，《荣格心理学及社会意义》，1973年英文版，第141页。
[2] 霍曼斯，《处在前后关系中的荣格：现代性与心理学的构成》，1979年英文版，第178页。
[3] 《荣格全集》英文版，第8卷，第493页。
[4] 荣格，《荣格自传：梦、记忆和思考》，1963年英文版，第329页。
[5] 《荣格全集》英文版，第10卷，第290页。
[6] 《荣格全集》英文版，第10卷，第506页。
[7] 《荣格全集》英文版，第6卷，第7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