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投入，是真爱的基石之一。全身心的投入，即便不能保证情感关系一帆风顺，也会起到很大作用。一个人将精神贯注于某种事物之初，其感情投入可能非常有限，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感情投入也需要增加，而且还需要用承诺来推动和强化这种投入，否则情感关系迟早会走向瓦解，或始终处于肤浅脆弱的状态。我自己在步入婚姻殿堂之前，没有任何异样的感觉，表现一直很镇定。渐渐地，我的投入越来越多，尤其是在婚礼上的承诺，更进一步地强化了我的情感投入，以至于在婚礼上感觉紧张乃至有些发抖，甚至不记得婚礼的过程和随后发生的所有事。经过一段时间，我慢慢适应了这一人生变化，终于走出坠入情网的状态，找到了真爱的原动力。通常说来，生儿育女之后，我们只要投入更多的情感，便可从传宗接代的生物本能阶段，成长为有爱心、有责任感的父母。对于以爱为基础的情感关系，全身心地付出，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只有持久的情感关系，才能使心智不断成熟，而承诺能够使情感关系更加牢固稳定。假如我们从小就生活在不稳定的情感关系里，内心就会缺乏安全感，不仅时刻担心遭到遗弃，而且感觉前途渺茫，心智就永远不可能达到成熟。夫妻面对依赖和独立、操纵和顺从、自由和忠贞等问题，如果没有承诺来维系稳定的情感关系，甚至将问题扩大化，整天生活在猜疑、恐惧的阴影中，就无法平心静气地找到出路，最终会使情感关系归于毁灭。
充分投入，并做出承诺可以给别人带来安全感。然而，大多数精神分裂症患者都难以充分投入，并做出承诺。让患者达到投入状态，并做出承诺，通常是至关重要的环节。不知道如何实现精神贯注，也不愿意做出任何承诺，就很容易造成心理失调。消极性人格失调者不愿投入和做出承诺，甚至丧失了投入和承诺的能力，他们并不是害怕投入和承诺的风险，而是可能完全不知道如何达到投入的状态，并做出承诺。他们可能在童年时，就未曾从父母那里得到过爱，也没有得到过父母爱的投入和承诺，所以直到他们长大成人，也从未有过投入和承诺的体验。
神经官能症患者能够了解投入和承诺的意义，但极度的紧张和恐惧，使他们丧失了投入和做出承诺的动力。在他们的童年时期，父母大多可以给予他们充分的投入和承诺，使他们从中感受到安全感。与此同时，他们也会对父母的投入做出反应，将自己的情感投入进去，相信父母的承诺。不过后来因为出现死亡、被遗弃或其他原因，这种安全感宣告终止，他们的投入无法得到回应，而是变成了痛苦的记忆，他们由此害怕再度进入投入状态。患者一旦经受过心灵的创伤，除非后来重新建立起理想的投入和被投入关系，获得能够兑现而不是虚假的承诺，不然，伤口就难以愈合。有时候，作为心理医生，我一想到要接待需要长期治疗的患者，心中就忐忑不安。毕竟，想使治疗顺利进行，心理医生就必须跟患者建立良好的关系，充分投入，并做出承诺，就像富有爱心的父母对待子女一样，全心全意地去关心患者，而且不可半途而废，这样才能打开患者的心扉，对症下药。
27岁的雷切尔小姐患有严重的性冷淡，而且性格内向，言行过于拘谨。她有过短暂的婚姻，离婚后就来找我治疗。她告诉我，由于无法接受她的性冷淡，丈夫马克和她分道扬镳了。雷切尔说：“我知道我的问题。我原本以为和马克结婚是件好事，我希望他温暖我的心灵，让我有所改变，但我想错了。这也不是马克的问题。无论和哪个男人在一起，都无法让我体验到性的乐趣，我也不想从性爱方面找到乐趣。尽管我有时也认为应该做出改变，像正常人那样生活，但是很不幸，我习惯了当前的状态。尽管马克时常提醒我，让我尽量放松下来，可是，即便我能够做到，也不想改变当前的状态。”
治疗进行到第三个月时，我就提醒雷切尔：她每次前来就诊，还没坐到座位上，就起码要说上两次“谢谢”——第一次“谢谢”，是我们在候诊室刚见面时；第二次“谢谢”，是在她刚走进我的办公室的时候。
雷切尔问：“这有什么不好吗？”
“没什么不好。”我回答说，“不过，你这样多礼没有必要。从你的表现看，就像是个缺乏自信、以为自己是不受欢迎的客人。”
“可我本来就是客人，这里毕竟是你的诊所。”
“说得对，”我说，“可是别忘了，你已经为治疗付了钱。这段时间和这个空间属于你，你有自己的权利，你不是外人。办公室、候诊室，还有我们共处的时间，这些都是属于你的。你付费买下了它们，它们就是属于你的，为什么要为属于你的东西向我道谢呢？”
“我没想到，你真的会这么想。”雷切尔惊讶地说。
“要是我没猜错，你一定还认为，我随时都会把你赶走，对吗？”我说，“你认为我有一天可能这样对你说：‘雷切尔，为你治病实在是无聊，我不想再给你治疗了。你赶快走吧，祝你好运。’”
“你说得没错，”雷切尔说，“这正是我的感觉。我不觉得我有权利去要求别人。你的意思是说，你永远不会赶我走吗？”
“哦，那种可能也未必没有，有些心理医生确实可能那么做。但是，我不会那么做，永远都不会。那有悖心理医生的职业道德。听我说，雷切尔，”我说，“我同意接待像你这样的长期患者，就是向你和你的病情做了承诺。我要尽力帮助你治疗，只要需要，我会一直同你合作，不管是5年还是10年，直到把问题解决，或到你决定终止治疗为止。总而言之，决定权在你手中。除非我不在人世，不然只要你需要我的服务，我是绝不会拒绝的。”
雷切尔的病因不难了解。治疗伊始，马克就告诉我：“我想，对于雷切尔的状况，她母亲要承担很大责任。她是一家知名企业的管理人员，却不是个好母亲。”原来，雷切尔的母亲对子女要求过分严格，雷切尔活在母亲的阴影下，在家中没有安全感。母亲对待她，就像对待普通雇员一样。除非雷切尔照她的话，达到她希望的一切标准，否则她在家中的地位几乎没有任何保障。她在家里都没有安全感，和我这样的陌生人相处，又怎么可能感觉安全呢？
父母没有给雷切尔足够的爱，对她造成了严重的心理伤害，仅依靠简单的口头安慰，伤口永远不可能愈合。治疗进行了一年，我和雷切尔讨论起她当着我的面，从来都不流泪的情形，这是她不能释放自己的证据。有一天，她反复说她应该提高警惕，以防备别人给她带来伤害。这时我感觉到，只要给她一点点鼓励，眼泪就可能夺眶而出。我伸出手，轻轻抚摸她的头发，柔声地说：“雷切尔，你很可怜，真的很可怜啊！”但是很遗憾，这种一反常规的治疗模式并未成功，雷切尔依旧没有流下一滴眼泪，连她自己也感到灰心：“我办不到！我哭不出来！我没办法释放自己！”下一次治疗时，雷切尔刚刚走进我的办公室，就大声对我说：“好了，现在你得说实话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奇怪地问。
“告诉我，我的问题究竟在哪里？”
我迷惑不解：“我还是不懂你的意思。”
“我想，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治疗了。你要把我的问题做个总结。你告诉我，你为什么不想再为我治疗了？”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这下轮到雷切尔迷惑了，“上一次，你不是要让我哭出来吗？”她说，“你一直想让我哭出来，上次还尽可能帮助我哭，可我哭不出来。我想，你一定不想给我治疗了，因为我不能按你的话去做。所以，今天就是我们最后一次治疗了，对吗？”
“你真以为我会放弃治疗吗，雷切尔？”
“是啊，任何人都会这么做的。”
“不，雷切尔，你说错了，不是任何人。你母亲或许有可能那样做，可我不是她。不是所有人都像你母亲一样。你不是我的雇员，你到这里来，不是为了去做我要你做的事，而是做你自己要做的事，这段时间属于你。为了治疗，我会给予你某种启示或敦促，可是我没有任何权利强迫你非要做到什么程度。还有，你任何时候都可以来找我，治疗多长时间都可以。”
如果童年时没有从父母那里得到爱，就会产生极大的不安全感，到了成年时，就会出现一种特殊的心理疾病——他们总是先发制人地“抛弃”对方，即采取“在你抛弃我之前，我得先抛弃你”的模式。这种疾病有多种表现形式，雷切尔小姐的性冷淡，就是其中之一，她无疑是向丈夫以及以前的男友宣告：“我不会把自己彻底交给你。我知道，你早晚会把我抛弃。”对于雷切尔而言，在性爱以及其他方面让自己放松下来，就意味着情感的投入，而过去的经验显示：这样做不会给她带来回报，所以她决不愿“重蹈覆辙”。
雷切尔跟别人的关系越亲近，就越担心遭到抛弃，这正是“在你抛弃我之前，我得先抛弃你”这种模式所起的作用。经过一年的治疗（每周治疗两次），雷切尔突然告诉我，她无法继续接受治疗了，因为她无力承担每周80美元的治疗费用。她说和丈夫离婚后，她就很拮据，如果继续治疗，每周顶多可以治疗一次。我知道她是在撒谎。她继承了一笔5万美元的遗产，还拥有稳定的工作。另外，她出身富贵人家，经济上不存在任何问题。
通常情况下，我本可以直接指出来，因为和其他患者相比，她更有能力支付不算高昂的治疗费。她以财力不足作借口而放弃治疗，其实是想避免同我过多接近。还有一个原因是：那笔遗产对雷切尔有着特殊的意义。她认为，只有遗产不会抛弃她，才永远属于她自己。在这个让她缺乏安全感的世界里，那笔遗产是她最大的心理保障。尽管让她从遗产中拿出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来支付治疗费是合情合理的，不过，我还是担心她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如果我坚持让她每周治疗两次，她可能就此中断治疗，并且再也不会露面。她对我说，每周只能负担50美元治疗费，因此每周只能就诊一次。于是我就告诉她，我可以把治疗费减为每次25美元，她每周照样可以接受两次治疗。她的目光夹杂着怀疑、忐忑和惊喜，“你说的是真的吗？”她问。我点点头。雷切尔沉默了许久，终于流下了眼泪，她说：“因为我家境富有，镇上和我打交道的人，都想从我这里赚更多的钱，你却给我打了这么大的折扣，我很感动，以前没人这样对待过我。”
接下来的一年，我一直对雷切尔悉心治疗，她却始终处于挣扎状态，难以自我放松，甚至多次试图放弃治疗。我用了一两周时间进行劝说和鼓励，既写信又打电话，才使她将治疗坚持下来。第二年的治疗取得了很大进展，我们能够推心置腹地交流。雷切尔说她喜欢写诗，我就请求拜读她的作品，她起初拒绝，后来答应了我。随后几周，她却总说忘记把诗稿带来。我告诉她，她不想让我看到她的作品，这是不信任我的表现，这和她不愿跟马克以及其他男人在性爱上过于亲近如出一辙。我也不禁反思如下问题：她为什么认为让我欣赏她的作品，就代表着感情的投入呢？她为什么觉得与丈夫体验性爱，就意味着放弃自己呢？如果我对她的作品没有任何反应，在她的心目中，是否意味着我对她不屑一顾、乃至完全排斥呢？难道我会因为她的诗写得不好，就终止我们的友谊吗？她为什么没有想过，让我分享她的作品，更能加深我们的友谊呢？难道她真的是害怕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吗？
到了第三年，雷切尔才真正意识到，我对她的治疗，在情感上是完全投入的，她的心理防线开始撤退，而且让我看了她写的诗。她开始说说笑笑，有时甚至还和我开玩笑。我们的关系，第一次变得自然而愉快。她说：“我以前从不知道，和别人相处是怎么回事。我第一次有了安全感。”以此为起点，她也学会了与别人自如地交往，有了更为广泛的人际关系。她终于明白，性爱未必是没有回报的单方面付出。性爱过程是自我释放，是肉体的体验、精神的探索、情感的宣泄。她知道我是可以信赖的，她遇到挫折、受到伤害，我都会倾听她的委屈、解决她的烦恼。在某种意义上，我就像是她不曾有过的称职的母亲。她也清楚地意识到，她没必要过分压抑性爱需求，而是应该听从身体的呼唤。终于，她的性冷淡完全消失了。第四年结束治疗时，她变得活泼而开朗、热情而乐观，充分享受到了良好人际关系带来的快乐。
作为心理医生，我是幸运的，因为我不仅向雷切尔做出承诺，而且真正投入地履行了承诺。在整个童年时期，她一直缺少这种承诺和投入，由此才导致了身心疾病。当然，我也并非总是这样幸运，前面提到的“移情”的电脑技术员，就是典型的例子——他对承诺的需求过于强烈，以致我不能也不愿去满足他的要求。心理医生的投入程度是有限的，如果不能适应情感关系的复杂变化，那么连基本的治疗都不可能进行。假如心理医生能够充分投入治疗的过程，患者迟早也会投入进来，这也常常是治疗的转折点。雷切尔让我看她的诗歌，意味着这个转折点的最终出现。奇怪的是，有些患者每周治疗两三个小时，而且坚持了几年，却从来无法达到投入状态，而有的患者可能在治疗最初几个月，就会进入这样的状态。要顺利完成治疗，医生必须让患者投入到治疗过程之中。这对于心理医生来说，不啻是莫大的幸运和快乐，因为患者充分投入，意味着敢于承担投入的风险，他们的心理治疗就更容易成功。
心理医生对治疗的投入，其风险不仅在于投入的状态本身，也在于可能经历意想不到的挑战，甚至要对以往的认识做大幅度修正。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包括移情的心理现象)，通常面临诸多困难。要实现自我完善，享受良好的人际关系带来的快乐，进而使真正的爱成为人生的重心，就必须无所畏惧，敢于做出改变，而不是墨守成规。当然，任何有别于以往的调整，都可能要经受极大的风险。譬如说，一个有同性恋倾向的男子，决心要过正常的生活，他第一次同女孩约会时，心里的压力可想而知。对任何人都缺乏信任的患者，第一次躺在心理医生诊室的沙发上，也需要付出足够的勇气。其他的例子还包括：过于依赖丈夫的家庭主妇，有一天对丈夫宣称，她在外面找到了工作，不管丈夫是否同意，她都想步入社会生活，获得真正的独立；一个人在55岁之前，一直对母亲的话言听计从，终于有一天，他严肃而坚决地告诉母亲，从现在开始，她绝不可以再叫自己的乳名，因为那既幼稚又可笑；一个不苟言笑的硬汉，某一天终于在大庭广众之下，流下了充满真情的热泪；还包括雷切尔——她有一天终于放松下来，在我的诊室里号啕大哭……像这样的情况，当事人所承担的风险之大，甚至不亚于战场上深陷险情的士兵。但这两种情况又有很大的不同：腹背受敌的士兵没有选择，只能面对；而一个处于心灵成长中的人通常都会退缩到以前熟悉而又狭隘的方式中，拒绝成长。
心理医生也要拥有同患者一样的勇气和智慧，而且要承担自我改变的风险。我本人就是如此。在多年的治疗中，我经常根据不同情况，打破常规治疗模式。遵循过去的治疗原则，可能承担的风险更小，但为了患者顺利康复，我需要冒险实践，有时宁可违背传统和常规的做法。我拒绝因循守旧，更不会敷衍了事。回顾过去，每一次成功的治疗，都有冒险尝试的痕迹，而且每每让我经历了更多的痛苦。心理医生只有承担必要的痛苦，才更可能取得意外的成效。有时候，让患者了解医生艰难的选择，对于他们也是一种强大的激励，促使他们更好地配合治疗。治疗者和被治疗者心灵相通、彼此鼓励，才更有可能使治疗立竿见影。
家长的角色和心理医生相似。聆听子女的心声，满足他们的需要，而不是盲目坚守权威，颐指气使，才有助于家长拓展自我，实现自身的完善。因此，只有恰如其分地做出改变，使人格和心灵不断完善，才能担负起做父母的职责。与此同时，家长在对子女进行教育的过程中，自己也会跟着一并走向成熟，这对于双方都是大有益处的。不少父母在子女处于青春期以前，尚算得上尽职尽责，渐渐地，其思维却变得落后和迟钝起来，无法适应子女的成长与改变。他们不思进取，放弃了自我拓展和自我完善的进程。有的人认为，父母为子女经受痛苦与牺牲，是一种殉难行为，甚至是自我毁灭，这完全是危言耸听。实际上，父母的收获可能远远大于子女。如果父母进行自我调整，适应子女的变化，就不会与时代脱节，对其晚年人生也大有益处。遗憾的是，很多人却漠视了这一点，白白错过了自我拓展和自我完善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