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设创新的舞台
活着让我很开心，拥有一个我爱的男人、我喜欢的生活，以及喜欢做的事情。有时它们让我的灵魂歌唱。
雕塑家尼娜·霍尔顿
Nina Holton
本书的主题是创造力，它生发于当代富有创造力的人物的历史。开篇描述了什么是创造力，回顾了历史上富有创造力的人们工作和生活的方式。最后，你将明白如何才能让我们的生活与这些富有创造力的人的生活更接近。本书提出的观点并不简单，也不常见。有关创造力的故事远比许多过于乐观的描述更深奥、更奇特。正如我试图表明的，一个配得上“具有创造力”这个标签的想法或产品，来自许多个创造力源头的协同效应，而不只是出于某个人的想法。改变环境和条件比试图让人们进行更有创造力的思考，更容易令人产生创意。真正的创造力从来都不是突然的灵感，不是那种随机闪过黑暗的一道光芒，而是数年艰苦工作的厚积薄发。
创造力是我们生活意义的核心来源。原因有几个，我在这里只提两个主要的。第一，大多数有趣的、重要的、人性化的事情都是创造力的结果。我们的基因构成中有98%与黑猩猩相同。但语言、价值观、艺术表达、对科学的理解以及对技术的研究让我们与众不同，它们都是个体创造力的结果。这种创造力受到认可和奖励，并通过学习得以传递。如果没有创造力，还真的很难区分人类和黑猩猩。
第二，当我们深入创造性活动之中时，会觉得比其他时候过得更充实。艺术家在画架前或科学家在实验室中所体验到的兴奋，接近于我们希望获得的最理想的自我实现感，但这种感觉我们却极少能从日常生活中获得。也许只有性、运动、音乐和宗教狂热能让我们体会到比自我更宏大的深邃感，虽然这些体验也总是稍纵即逝。然而，创造力却能让未来变得更丰富多彩。
我们研究创造力时的一段访谈也许能让你了解到创新活动能带来的快乐、风险和艰难。接受访谈的是维拉·鲁宾（Vera Rubin），一位天文学家。她在帮助我们了解银河系的动态关系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她指出，银河系的星星并不都按照相同的方向转动。在同一银道面（galactic plane）上，它们的运行轨道有的是顺时针的，有的是逆时针的。就像其他的许多发现一样，这并不是计划中的研究内容，而是无意中观察两幅相隔一年获得的同一星系的光谱分析图而得到的结果。通过分析星星在两幅图中的光谱线，鲁宾注意到，一些星星在某段时间内向着某一方向转动，而另一些星星则向相反的方向转动。鲁宾很幸运，能够成为第一批接触到这种清晰的光谱分析方法的天文学家之一。就在几年前，这些细节还无法被观测到。她之所以能利用这种幸运，是因为她对星星的运行细节已经深入研究了很多年。天文学家之所以能获得这些发现，是因为对星系本身具有浓厚兴趣，而不是为了证明某个理论或扬名立万。以下就是她的故事：
成为一名研究型科学家需要很大的勇气，你需要把你自己、你的生活和时间全部投入进去，而最终却可能一无所获。也许你辛辛苦苦研究了5年的论题，在完成前发现它是错误的，或者其他人发现了你即将完成的研究，证明这一切都完全错了。这种情况非常有可能发生。我很幸运。刚步入这个行业时，我觉得作为天文学家、一位观察者，主要工作就是收集有价值的数据。而事实证明，在很多情况下，这份工作不仅限于此。但即便只是收集数据，我也不会感到失望，发现的过程一直都令人愉快。今年春天，我发现了某种非常吸引人的现象，我还记得那是多么有趣。
我和一位年轻的博士后一起研究室女座星系团（Virgo cluster）中的星系，它是离我们较近的最大的星系团。通过观察这些星系团，我知道自己真的非常喜欢观察每个星系的细节。
我对每个星系的特点变得更有兴趣了，因为它们离我们很近，当然这是从宇宙角度上说的近。我第一次拥有了这么大的星系样本，而且它们近得足以让我看到很多微小的细节。我发现在很多这类星系的中心正发生着非常奇怪的事情——迅速旋转、小小的圆盘以及各种各样有趣的事情。我完全沉浸在这些有趣的事情之中。对它们进行研究和测量后，我试图做些什么。但我意识到，由于种种原因，有些数据比其他数据更有趣。于是我决定先详细记录最有趣的中心特性（这与我为什么开始这个项目真的没有关系）。另外，我发现大约有20~30个非常有趣的星系，它们都具有快速旋转的核心，以及大量的气体和其他物质。于是我选择了其中的14个，并决定写一篇有关这些星系的论文。
其中一个星系特别有意思。1989年我第一次拍了它的光谱图，1990年拍了另一张。这样我就有了这些天体的两张光谱图，直到1990年或1991年，我没有再测量过它们。一开始我不太理解为什么它们这么有趣，只知道与我以前见到的星系不一样。要知道，在银河系、螺旋星系或圆盘星系中，几乎所有的星星都在围绕着中心的平面旋转。最后我发现，在这个星系中，有些星星向着一个方向旋转，还有些星星向着另一个方向旋转。也就是说，有些星星顺时针转，有些星星逆时针转。
不过，我只有两张光谱图，其中一张还不够好，所以我可以相信它，也可以不相信它。我可以考虑只根据一张光谱图来写论文，还可以认为这张光谱图不够好，把它拿给同事看，让他们帮忙分析。他们也许能看到两条线，也许不能，然后我会左右为难地想，天空中是否发生着同样有趣的事情。由于1991年使用主望远镜的申请已经过期了，1992年的春天，我决定拍摄另一张光谱图。不过当时我有了一个主意。因为光谱图中存在某种非常特殊的点，我突然决定试着解释自己正在观察的现象。没想到这花费了数月的时间。我在另一个房间里进行思考，坐在连上电脑的电视机屏幕前，它能让我非常仔细地观察图像，并和它们做“游戏”。一天，我认定自己必须搞明白那个复杂的事物到底是什么，于是我在纸上画草图。突然之间，一切都豁然开朗。我想不到要怎么描述我看到的，它真是既精巧又清晰。我不知道为什么两年前自己没有这样做。
在接下来的春天我就开始进行观察。我让一位同事和我一起观察，他有时会和我一起做事。我们计划用三个晚上进行观察，但其中两个晚上，我们连望远镜都没有打开。第三个晚上很糟糕，不过我们观察了一会儿，就得到了有关这个星系的足够信息，可以证明我之前的观测。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种证明并不重要，因为我已经知道：一切都是正确的。
发现一些新观点真的非常有趣。今年夏天我在哈佛大学做了一次演讲，当然我在演讲中加入了这个故事。事实上，两天后一些天文学家证实了我的发现，他们拥有这个星系的光谱图，但没有进行分析。
当一切进展顺利的时候，成功让单调沉闷的工作得到了补偿。人们能够记住的通常是最佳状态：强烈的好奇心、对揭示奥秘的惊叹、无意中找到解决方案的喜悦，这些成功让人们看到了无可置疑的规律。新知识的突然出现让多年乏味的计算得到了认可。然而，即使没有成功，富有创造力的人依然能够在工作中找到乐趣。即使没有得到公众的认可，学习本身也是有益的。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以及为什么会发生，正是本书要探讨的中心议题。
生物学及文化中的进化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创造力曾是至高无上的神的特权。全世界的宗教都基于一个有关起源的神话：一个或多个神创造了天、地和水。他们同时还创造了男人和女人——人类弱小而无助，受制于神。只有在近期的人类历史中，情况才发生了逆转。现在，人类是创造者，而神是他们臆想出来的事物。无论这始于2 500年前的希腊或中国，还是始于500年前的佛罗伦萨，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发生在人类历史最近的几千年中。
我们对人与神之间关系的看法改变了。不难看出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改变。当最初的造物神话出现时，人类的确很无助，任由寒冷、饥饿、野兽摆布。他们无法解释从身边看到的非凡力量，比如日出日落、寒来暑往、斗转星移。在这个神秘的世界中，他们充满敬畏地探索着立足点。然后，人们开始逐渐明白世界的运转方式——从细菌到行星，从血液循环到海洋潮汐。起初，他们理解的速度比较慢，在最近几千年中，理解的速度在不断加快。人类不再是无助的。他们建造起巨大的机械，利用能源，根据自己的技能和喜好，改变了地球的面貌。当身处进化的风口浪尖时，人类接管了创造者的头衔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种改变对人类的意义还不清楚，不知道它将有益于人类还是将导致人类的灭亡。如果我们开始理解了这个新角色所承担的令人敬畏的责任，那么这种改变就会是有益的。古代的诸神，比如湿婆、耶和华，既是建造者，也是破坏者。宇宙在他们的仁慈与严酷之间维持着摇摇欲坠的平衡。如今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也在可爱的花园与贫瘠的沙漠之间摇摆，它们是由我们与自然的冲突造成的，如果忽视我们的创造力所隐含的破坏潜能，盲目地滥用我们新获得的权力，那么这个世界很可能会变成沙漠。
虽然我们无法预测创造力（创造力能将我们的愿望强加于现实，使人类成为决定星球上每一种生命形式的命运的主要力量）的最终结果，但至少能试着更好地理解这种力量以及它的运作方式。因为无论如何，我们的未来正紧密地与人类的创造力联系在一起。我们的梦想以及为实现梦想而做出的努力，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的未来。
这本书试图将近30年来对富有创造力的人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的研究汇聚在一起，让人类发明和发现新观念、新事物的神秘过程变得更容易被理解。对该领域的研究使我确信，只是观察那些富有创造力的人并不能真正理解创造力，就像森林里大树折断的声音，如果没有人听，那么这声音就不会被听到。同样，如果没有善于倾听的听众记录并执行充满创意的观点，那么这些观点也会消弭于无形。如果没有局外人适当的评价，也就没有可靠的方法来判断具有创意的主张是否有效。
根据这种观点，创造力来自构成系统的三个要素之间的互动。这三个要素分别是，包含符号规则的文化、给某个领域带来创新的人，以及该领域中被认可、能证实创新的专家。对于有创造力的观点、产品或发现，这三者都必不可少。例如，在维拉·鲁宾对自己天文学发现的描述中，如果没有几个世纪以来积累的大量有关天体运动的信息，如果没有控制现代大型望远镜的机构和制度，如果没有其他天文学家的批判性怀疑和支持，鲁宾就不可能取得这样的发现。在我看来，对个人创新来说，这些要素的贡献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创新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与个人的贡献同样重要。因此在本书中，我对领域予以的关注与对具有创造力的个人的关注一样多。
创造力来自构成系统的三个要素之间的互动。这三个要素分别是，包含符号规则的文化、给某个领域带来创新的人，以及该领域中被认可、能证实创新的专家。
生物进化引发的基因改变过程在文化中的对等物就是创造力。在进化中，人类染色体的化学物质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随机的改变。这些改变使得孩子身上表现出了新的身体特征，如果这种特征比现存的更好，那么它很可能被传递给这个孩子的后代。大多数新特征并不能提高生存机会，因此在几代后就可能会逐渐消失。然而有一些新特征确实改善了人类的生存状况，因此它们就对生物进化作出了解释。
在文化进化中，没有与基因或染色体类似的遗传机制。因此，新观念或发明不会自动传递给后代。在发现如何使用火、轮子或原子能之后，这些知识不会像基因一样存在于孩子的神经系统中。每个孩子都不得不从头开始学习。在文化进化中，可以与基因进行类比的是模因（meme）[1]，即如果文化要延续，我们必须学会的信息单位。语言、数字、理论、歌曲、菜谱、法律及价值观等都是我们要传递给子孙后代的模因。富有创造力的人所改变的正是这些模因。如果足够多的人将这种改变视为改进，那么它就会成为文化的一部分。
因此，为了理解创造力，只研究看似对新观念、新事物贡献最大的个人是不够的。他们的贡献虽然很重要，但只是创造链中的一环、整个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说爱迪生发明了电或者爱因斯坦发现了相对论，只是一种对创造力的简单化认识。它能满足人类对故事的远古偏好，即故事容易理解，而且包含像超人一样的英雄。但是，如果没有之前积累的知识，没有激发他们思考的学术及社会网络，没有认可并传播他们的创新产品或观念的社会机制，那么爱迪生的发明和爱因斯坦的发现便会令人难以置信。说相对论是爱因斯坦创立的，就像说星星之火导致了雄雄烈焰一样。星火是必要的，但如果没有空气和易燃物，也就不会有火焰。
本书要探讨的不是孩子们常说的那种简单明了的事情，也不是因为我们有头脑，会思考，所以每个人都拥有的那种创造力。本书也不会探讨赢得生意的好点子、烘烤朝鲜蓟的新方法，或者为聚会装点起居室的新颖创意。这些是日常生活中小创造力的事例，它是生活的重要成分，无疑是每个人都应该提升的创造力。但是要做好这些，首先必须理解本书所要阐释的创造力。
有限的注意力与宝贵的创造力
创造力，至少本书所探讨的创造力，是指改变文化中某一具体领域的过程。新歌曲、新观点、新机器都是创造力发挥作用的结果。由于这些改变不像生物进化中的改变那样是自动发生的，因此我们有必要思考创新所要付出的代价。改变传统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在改变模因之前，我们必须学习它。音乐家在谱写新曲之前，必须学习音乐传统、乐谱体系以及演奏乐器的方法。发明家在改进飞机设计之前，必须学习物理学、航空动力学以及理解鸟儿为什么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无论我们想学什么，都必须专注于要学习的内容。注意力是有限的资源，在给定时间内，我们只能处理那么多信息。虽然不知道我们究竟能处理多少信息，但显而易见的是，我们不能同时学习物理和音乐。我们也不能在做其他需要注意力的事情（比如洗澡、穿衣服、做早餐、开车、与配偶谈话等），同时进行有效的学习。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有限的注意力中有很大一部分被用在了日常的生存事务上。在我们的一生中，留给学习某一文化领域（比如音乐或物理）的注意力已经很少了。
注意力是有限的资源，在给定时间内，我们只能处理那么多信息。虽然不知道我们究竟能处理多少信息，但显而易见的是，我们不能同时学习物理和音乐。
这些简单的前提能够合理地引导出一些重要的结论。要在某一领域内实现创新，必须有过剩的注意力。这就是为什么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15世纪的佛罗伦萨以及19世纪的巴黎能成为创造力中心，因为它们拥有足够的财富能够让个人学习并实践非生存所必需的知识。另外，创造力中心还可能成为不同文化的交汇处。在那里，信仰、生活方式和知识进行着融合，个人因此可以更从容地看待观点的新组合。在步调一致、观念陈旧的文化中，为了获得新的思维方式，人们需要投入更多的注意力。换句话说，不需要太多注意力就能获悉新观念的地方，更有可能产生创造力。
随着文化的演化，掌握不止一个领域的知识变得越来越困难。没人知道离现在最近的“文艺复兴者”是谁，在达·芬奇的时代之后，学习了艺术和科学各个领域中足够多的知识，能够成为其中一些领域的专家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了。某个领域也会分裂成许多子领域，精通代数的数学家可能不太了解数论、组合数学或拓扑学，反之亦然。过去的艺术家通常既会画画，也会雕刻、熔铸金子、设计建筑，而现在这些特殊技能会由不同的人来掌握。
因此，文化的整体趋势将是专业化的知识胜过普遍化的知识。为了理解这个趋势，让我们假设有三个人，第一个人是学物理的，第二个人是学音乐的，第三个人是学这两门学科的。三个人其他方面都相同，只是第三个人不得不将他的注意力分散到两个领域中，而其他两个人可以专注地学习一个领域的知识。于是，第一个人和第二个人可以深入学习各自的领域，他们的专业知识将胜过那位可以称为通才的第三个人。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一个人和第二个人会成为精通一个领域的专家，进而更有可能掌握这个领域的领导权及控制权。
当然，这种专业化的趋势不一定是件好事。这容易导致文化分裂，就像《圣经》里修建通天塔的故事所描述的一样。正如本书其余部分所充分展示的那样，创造力通常需要跨越不同领域的边界，例如一位化学家如果将物理学的量子力学用于分子键，那么与只局限于化学领域的其他化学家相比，他能够对化学做出更大的贡献。与此同时，我们要认识到，鉴于可用的注意力非常有限，而各个领域中的信息数量在不断增加，因此，专业化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种趋势也可以被逆转，只要我们做出下意识的努力，找到一个替代的选择即可。如果听之任之，这种专业化趋势将会继续。
有限注意力的另一个结果是，富有创造力的人通常被认为是古怪的，甚至是自负、自私和冷酷的。我们应该知道，这并不是有创造力的人的特点，而是其他人基于自己的感知总结出来的特点。当那些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物理或音乐上的人忽视了我们或忘记了我们的名字时，我们便说他们“太自负了”，尽管当他们把注意力从关注的事物中分散一些出来时，他们就可能表现得非常谦逊友好。如果那个人太专注于自己的领域，没有考虑到我们的愿望，我们便说他“感觉迟钝”或“自私”，然而其实这种态度并不是出于他的本心。与之类似，如果他追求自己的事业，忽视了其他人的计划，我们便会说他“冷酷”。然而，如果不将全部注意力投入进去，那么一个人便不可能深入地了解某个领域，并在其中做出变革。正是如此，才会令别人误以为他们是自负、自私和冷酷的。
事实上，富有创造力的人既不固执专一，也不自私冷酷，他们似乎正好相反。他们喜欢将相邻的知识领域联系起来，因此，在本质上，他们应该是敏感而有爱心的，然而创造力的要求不可避免地推动他们走向专业化和自私。在有关创造力的许多悖论中，这也许是最难避免的。
研究创造力的益处
仔细研究富有创造力的人的生活以及他们成就的背景会大有禆益。显而易见，创造力的结果丰富了文化生活，间接地改善了我们的生活质量。我们还可以从这些知识中了解到如何让生活变得更有乐趣、富有成效。在最后一章中，我总结了这项研究对于提高个人的创造力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地方。
有些人认为，创造力的研究是一种精英研究，研究对象不是我们所面临的迫切问题。我们应该将全部精力用于解决人口过剩、贫困落后或智力障碍等问题。依这种观点来看，对创造力的关注是一种不必要的奢侈品。然而这种立场多少有点鼠目寸光。
每个人生来都会受到两套相互对立的指令的影响：一种是保守的倾向，由自我保护、自我夸耀和节省能量的本能构成；另一种是扩张的倾向，由探索、喜欢新奇与冒险的本能构成。
首先，解决贫困的切实可行的新方案不会神奇地自己出现。只有当我们对问题投入大量的注意力，并采取创新的方式时，问题才可能被解决。其次，要拥有美好的生活，只是消除其中的错误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积极的目标，否则为什么要继续研究下去？拥有创造力就是一个答案。它提供了最令人兴奋的一种生活方式。通过研究病态案例，心理学家已经了解了许多健康人的思维方式。通过与脑损伤病人、神经病患者以及违法者进行对照，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机能正常的人。然而，我们对这些病态案例的另一端，即对那些生活特别积极的人却知之甚少。如果要找出自己的生活中缺失了什么，那么研究丰富充实的生活就非常有意义了。这也是我写作本书的原因之一：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有些人对生活的满意度比大多数人更高。
每个人生来都会受到两套相互对立的指令的影响：一种是保守的倾向，由自我保护、自我夸耀和节省能量的本能构成；另一种是扩张的倾向，由探索、喜欢新奇与冒险的本能构成，激发创造力的好奇心就属于这套指令。这两套程序都是我们所需要的。不过第一种倾向几乎不需要来自外界的鼓励与支持，就能够激发出行动；而对于第二种倾向，如果不经过培养，它便有可能衰退。如果人没有什么机会感到好奇，如果冒险与探索之路上充满了障碍，那么进行创造力活动的动力便很容易消失。
你也许会想，既然创造力那么重要，它一定很受我们关注。其实我们的重视很多时候只停留在口头上。反观现实，我们会看到另一番景象。为了支持直接的实际应用，基础科学研究被最大程度地缩减。艺术越来越被看作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其价值只能在远离大众的市场中得到证明。许许多多的企业在不断裁员。从CEO的报告中，我们可以听出这样的暗示：这不是富有创造力的人的时代，而是会计的时代；这里不鼓励创新与冒险，只鼓励缩减成本。然而，随着全球经济竞争的日益加剧，我们需要的恰恰是与保守相反的战略。
那些在科学、艺术和经济领域行得通的方法，也适用于教育界。当学校预算紧张、学生考试成绩摇摆不定时，越来越多的学校选择去掉看似无用的“虚饰”——艺术课及课外活动，从而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所谓的基础学科上。如果读、写、算这“基本三会”能以鼓励发掘创造力的思维方式进行教授，那也没什么问题，但不幸的是，很少有学校会如此。学生们通常觉得基础学科令人害怕或枯燥无趣，他们能创造性地使用自己思维的机会仅仅来自撰写学生论文和参与戏剧俱乐部或乐团的活动。因此，如果我们希望后代拥有充满热情与自信的未来，就必须将他们培养成既有创造力又能干的人。
如何实施这项研究
1990—1995年，我和我的学生在芝加哥大学对91名卓越的富有创造力的人进行了录像访谈。对这些访谈的深入分析有助于阐释富有创造力的人的特点、创新过程的运作方式，以及哪些条件鼓励或阻碍了创新观念的产生。
被访谈者需要具备三个主要条件：他们必须在文化的一个主要领域（科学、艺术、商业、政府或人类福祉）创造出了不同；他们必须仍活跃于那个领域（或另一个领域）；他们的年龄必须至少达到60岁（在极少数情况下，当条件符合时，我们也访谈了年纪稍轻一点的个人）。最后产生了一份被访谈者清单。
选择访谈对象的过程复杂而漫长。一开始，我计划访谈数量相同的男性和女性，这些人要尽可能拥有宽泛的文化背景。在考虑这些条件的同时，我开始罗列符合条件的访谈对象的名单。在完成这项任务的过程中，我征求了不同领域的同事及专家的意见。不久后，我的研究生们加入了这个项目，他们也提出了有关合适人选的建议。另外，被访谈者在接受了一些访谈后，他们也会提供人选，这就产生了所谓的“滚雪球抽样”（Snowball Sample）。
当研究团队认为被提名者的成就符合抽样条件时，被提名者便会收到一封信，信中会解释这项研究并邀请他们加入。如果大约三周没有得到回复，我们会再次发出邀请，并试着进行电话联系。最初我们联系了275个人，其中略多于1/3的人拒绝了我们，相同数量的人接受了邀请，而1/4的人没有回复或无法继续联系。接受者中有很多人的创造力广受认可，其中包括14位诺贝尔奖得主（物理学奖4人，化学奖4人，文学奖2人，生理学或医学奖2人，和平奖1人，经济学奖1人）。其他大多数被访谈者也做出了类似的成就，虽然他们没有得到同样广泛的认可。
一些人因为健康原因回绝了我们，还有很多人因为抽不出时间。小说家索尔·贝洛（Saul Bellow）的秘书写信来说：“贝洛先生告诉我，他之所以在后半生还能保持创造力，或者说至少保持了部分的创造力，是因为他不允许自己成为其他人‘研究’的对象。他去避暑了。”摄影师理查德·埃夫登（Richard Avedon）字迹潦草地回复我们说：“对不起，没有时间呀！”作曲家乔治·利格蒂（George Ligeti）的秘书这样写道：
他非常具有创造力，正因为如此，他总是超负荷工作。你们希望研究他富有创造力的原因也正是他没有时间协助你们进行这项研究的原因。他还想补充一句，之所以不能亲笔给你们回信，是因为他正在努力完成今年秋季即将首演的小提琴协奏曲，他非常希望你们能谅解。
利格蒂先生很想说，他认为你们的项目非常有趣，他很有兴趣阅读研究的结果。
偶尔，拒绝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认为研究创造力是在浪费时间。诗人、小说家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回信道：“我对有关创造力的研究存在怀疑，不想参与这类主题的访谈。我猜想我怀疑的是一些方法上的错误，而所有‘创造力’研究都是以这些错误方法为基础的。”小说家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回复道：“我很抱歉，但我从来不接受对工作过程的采访。这里应用的是海森堡的不确定原理。”管理专家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是这样解释自己为什么不接受访谈的：
您2月14日的来信对我来说是莫大的荣耀与夸奖。多年以来我一直很崇敬您和您的研究，并从中学会了很多。但是亲爱的希斯赞特米哈伊教授，我恐怕不得不让你失望了，我可能无法回答你的问题。我被告知自己是具有创造力的，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我只是在不断地辛勤工作……
如果我说富有成效的秘密之一就是把所有的邀请，比如您的邀请，都扔进一个大大的废纸篓的话，我希望您不要认为我太自以为是或过于粗鲁。根据我的经验，提高生产效率的方式是不要做任何帮助他人工作的事情，而是要把所有时间都用于上帝让你做的事情上，并把它做好。
在我们发出的所有邀请中，接受邀请者的比例存在着学科上的差异。超过半数的自然科学家，无论他们年纪多大或多繁忙，都同意加入。与之相反，艺术家、作家和音乐家更倾向于忽略我们的信或者拒绝我们，接受请求的人数不到1/3。找出存在这种差异的原因很有趣。
接受我们请求的男性和女性人数比例相同，但在某些领域，公认的非常具有创造力的女性代表名额不足，因此我们无法实现最初希望的50∶50的性别比例，结果是男性占七成，女性占三成。
在通常的心理学研究中，你必须确保被研究的个体具有代表性，能够代表你想研究的群体。在这项研究中，我们想研究的是具有创造力的群体。如果样本不具有代表性，你的发现就不能被推广到整个群体。然而，我们在此从来没有试图将结果推广到所有富有创造力的人群中。我偶尔会试着反驳某些流传甚广的假设。在科学界，反驳比证实更有力，一个案例就可以驳倒普遍性原理，然而，世界上所有的案例都不足以得出绝对真理。只要我能找到一只白乌鸦，那么就足以驳斥“天下乌鸦一般黑”这个论断；但是即使我指着几百万只黑乌鸦，也无法证实“天下乌鸦一般黑”的论断——不知在什么地方也许藏着一只白乌鸦。在所谓的证伪与证实之间也存在着这种不对称，即使对于最神圣的物理法则来说也是如此。
对于本书的研究主题，可以加以反驳的案例已经非常多了。我们收集的信息无法证明所有有创造力的人都拥有幸福的童年，即使所有被访谈者说他们的童年是幸福的。但是哪怕有一个不幸福的孩子，也能够反驳这个假设，就像一个幸福的孩子能够反驳相反的假设（有创造力的人一定有着不幸福的童年）一样。因此相对较小的样本或样本缺乏代表性，并不会真正妨碍从这些数据中得出坚实的结论。
确实，在社会科学中，某个研究成果通常既不是对的，也不是错的，它只表明在统计上一种假设比另一种假设更有优势。我们可以说，黑乌鸦比白乌鸦多很多，但仅用或然性无法对其做出解释。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总结：大多数乌鸦是黑色的。而且，我们很高兴很多时候可以这样说。在本书中，由于各种原因，我并没有利用统计方法来检验这种对照。首先，对我来说，我们有充足的证据能够反驳某些有关创造力的根深蒂固的偏见，而在这方面我们有着牢固的根基；其次，独特样本所具有的特点违反了符合大多数情况的假设，而统计检验会支持这些假设；最后，不存在有意义的“对照组”，以对照检验样本中发现的模式。
除了极少数例外情况，访谈一般在被访谈者的办公室或家中进行。我们把访谈都录了下来，然后逐字逐句地进行转录。访谈一般持续两个小时左右，其中也有些比较短，有些比较长。对于样本所涉及的信息来说，访谈只是冰山一角。多数被访谈者写过书和文章，一些人还写过自传或其他可供考察的作品。事实上，他们每一个人都留下了非常丰富的书面记录，完全追踪这些记录可能需要花费几辈子的时间。这些资料都可以使我们更完善地理解每一个人以及他们的生活。
我们的访谈明细包含一些要问每一位被访谈者的共同问题。不过，我们不一定要以相同的顺序来问这些问题，也不一定总使用完全相同的词。最重要的是要让访谈尽可能类似于自然的对话。当然，两种方式都存在优势和劣势。但我觉得，如果让被访谈者回答一系列结构化的呆板问题，可能会令他有受侮辱的感觉，反而会达不到我预期的目的。我希望得到真诚的、不假思索的回答，因此我让交谈围绕着我感兴趣的主题，而不是迫使他们进入某种套路。访谈既丰富又广泛，这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我的研究生们构建的优秀框架，他们还协助收集了访谈内容。
当开始写这本书时，我面对着丰富得令人不知如何选择的资料，感到十分困窘。需要阅读的资料多达数千页，即使对于其中的一小部分，我也无法做到面面俱到。选择通常是痛苦的，那么多美妙的叙述不得不被削减掉或被大幅压缩。
我所引用的访谈不一定来自那些最出名或最有创造力的被访谈者，我的选择标准是：它们应该能够最清楚地解答我认为重要的理论问题，因此这种选择是很个人化的。但是我可以保证，我没有扭曲任何一位被访谈者的意思或任何一个团体的一致观点。
虽然有些人说的话完全没有在书中被引用，但他们陈述的内容有时以口头或数字的形式被呈现在了概括归纳的结论中。我希望我、我的学生或其他学者最终能利用那些我不得不精简掉的丰富资料。
有创造力的人可以更幸福
与大众对富有创造力的人的普遍印象相反，访谈中所有的富有创造力的人和他们的创造力都是乐观而积极的。我没有怀疑这些故事是为了自私的目的而被编造出来的，而是相信它们是真实的，只要有关这个人的其他事实与他所说的不相矛盾。
与大众对富有创造力的人的普遍印象相反，访谈中所有的富有创造力的人和他们的创造力都是乐观而积极的。
在过去100年中，很多社会科学家以揭露人类行为中所隐藏的虚伪、自欺欺人和自私自利为己任。在19世纪末之前，人类的这些特性从来没有受到过质疑。诸如但丁或乔叟这样的诗人当然非常熟悉人性中这些弱点。马克思提出了虚假意识的力量，而社会生物学家则展示了我们的行为是选择压力的结果。我们人类为什么如此虚伪，人们已经形成了系统性的见解。
不幸的是，我们对弗洛伊德及其他思想家的观点不仅理解得不充分，而且还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它们应用到行为的各个方面。因此，按照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话来说，学术界有可能退化成“揭穿虚假的企业”，它更多的是基于意识形态，而非提供具体证据，甚至研究人性的初学者也学会了不要相信表象。他们对虚假的防范不是任何优秀科学家都会认可的那种方法上的明智，而是武断地认为凡事都不能相信表面。我可以想象，对于以下这段访谈内容，一些久经世故的同侪会有怎样的回应。一位被访谈者说：“我和自己所爱慕的人结婚已经44年了。他是一位物理学家。我们有4个孩子，他们都获得了博士学位，他们的生活都很幸福。”
他们也许会充满嘲弄地微微一笑，将这些话看成是说话人在试图否认自己的家庭不幸福；有些人会把这看成是哗众取宠；还有些人会认为，这种乐观的表达是访谈背景下的语言技巧，并不是事实真的如此，而是因为这种对话有它自己的逻辑；或者他们会将这看成是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表达方式，拥有不错的学位和舒适的中产阶级地位就等于幸福。
但是，如果这位女士真的结婚44年了，而且尽管作为一流科学家的工作很忙，她依然养育了4个事业有成的孩子，并把多数休闲时间用在了在家陪伴丈夫或旅行上，那将会怎样呢？如果她的孩子们真的对生活感到心满意足，经常去看望她，那又会怎样？难道我们不应该厚道些，承认这些说法比我虚构出来的那些批评家的看法，更接近说话者的意思吗？
让我再呈现一段访谈中的文字，它也表现出了那种典型的乐观精神。被访谈者是雕塑家尼娜·霍尔顿（Nina Holton），她嫁给了一位著名的学者（也非常富有创造力）。
我很喜欢“它使灵魂歌唱”这句话，而且经常使用这种表达。我们在好望角有一处房子，房屋外面长着高高的草。我看着它们说：“这是在歌唱的小草，我能听见它们的歌声。”我的内在需要某种快乐，你明白吗？一种快乐的表达，我能感觉到它。我认为活着让我很开心，拥有一个我爱的男人、我喜欢的生活，以及喜欢做的事情。有时它们让我的灵魂歌唱。我很感激自己拥有一个经常歌唱的灵魂。
我觉得我做的事情对我非常重要，带给我极大的满足感。我可以时常与丈夫进行探讨，并发现我们非常志趣相投，比如，当他有一个想法时，当他处理某些事情时，当我们一起讨论这些天过得如何以及我们一起做过的事情时。虽然并不总是如此，但经常会这样。它是我们之间绝佳的联系纽带。他对我做的事情也很有兴趣，因此会以某种方式参与到我的世界中。他给我做的雕塑拍照，他是那样兴致盎然。我可以和他讨论任何事情，绝不像是在黑暗中工作。我可以征求他的看法，而他总是会给我一些建议，虽然我不一定全部采纳。我感到生活非常丰富充实。
玩世不恭的人读了这段文字后，会再次得出这样的结论：嗯，两位职业伴侣在充满创意的时候一定会过得很开心，但是完成新的、重要的东西，尤其是在艺术方面，人们不是一定会很贫穷、会受苦，对世界感到厌倦吗？所以像这样的生活要么只代表了有创造力的群体中的极少数，要么就是不能相信这种表面现象，即使所有证据显示它是真实的。
我并不是说所有富有创造力的人都很幸福，都生活富裕。在访谈中有时也有人会透露出家庭关系的紧张、职业上遭受嫉妒，以及抱负连连受挫。另外，选择的偏差可能也影响了我收集的样本。由于样本集中在60岁以上的人群，因此那些具有高风险生活方式并英年早逝的人就被排除在外了。那些没有答复或拒绝我们邀请的人，与接受邀请的人相比，可能较不幸福或者适应性较差。有两三个一开始同意接受访谈的人，后来变得犹豫、沮丧起来。在和他们预约访谈时间时，他们找理由推辞了。因此，最后进入样本的个体在生理和心理上都偏向健康和积极。
天才必须历经磨难的这种刻板印象很大程度上是浪漫化思想创造出来的神话，支持它的证据来自孤立的、非典型的历史时期。
经过若干年深入细致的聆听和阅读，我逐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天才必须历经磨难的这种刻板印象很大程度上是浪漫化思想创造出来的神话，支持它的证据来自孤立的、非典型的历史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所表现出来的病态，更应该归因于俄国濒临崩溃时不健康的社会状况所引发的个人苦难，而非创意工作的要求。同样，很多美国诗人和剧作家之所以最终自杀身亡或沉溺于药物和酒精，并不是因为他们充满创造力，而是因为艺术界承诺了很多，但给予的回报却很少，十之八九的艺术家都被忽视了。
基于这些考虑，我发现以开放的怀疑态度来对待这些访谈，谨记人们具有展现幸福、掩饰苦难的倾向性，也许是更加现实的方式。与此同时，如果有证据支持这些访谈中访谈者所表现出来的积极性，那么我随时准备接受它。对我来说，这是值得冒的风险，因为我赞同加拿大小说家罗伯逊·戴维斯（Robertson Davies）的态度：
当你在思考真实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时候，悲观主义是一条捷径，因为它是一种目光短浅的生活观。如果观察在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以及自从你出生以来所发生的事情，你不禁会觉得生活是一个充满问题和各种弊端的可怕的复杂系统。但是如果追溯到几千年前，你便会意识到，自从第一只变形虫爬出烂泥、开始在地面上的探索之旅以来，我们已经取得了怎样惊人的进步。如果将目光放得长远些，我不明白你怎么会对人类的未来、世界的未来感到悲观。你采取短期的视角，认为所有事情都是一团糟，生活就是个骗子，所以你会觉得很悲观。让我感到非常好笑的是，我的一些研究文学的同侪说，悲观的视角才是生活真正的谜底。我认为这只是自我放纵的胡言乱语。悲伤比欢喜容易得多。我认识一些秉持悲剧性生活观的人，那是一种逃避的生活方式。他们觉得一切都极其糟糕，这种做法太容易实现了。如果你试着以比较公正的视角来看待事情，便会对喜剧的复杂性以及其中表现出来的模棱两可和讽刺意义感到吃惊。我认为对于一位小说家来说，那才是至关重要的。
戴维斯的评论不仅适用于文学界，还适用于更广阔的领域。同样的，只是展现、揭示、归纳、解构并解释富有创造力的人做的事情，忽视他们生活中所蕴含的真实的快乐与满足感，也是比较容易的。然而这样做会让我们看不到可以从富有创造力的人身上学到的最重要的启示：如何在混乱的存在状态中找到目标和快乐。
然而，我写作本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证明某个观点。我所探讨的发现来自于数据，它们不是我的或其他人的先入之见。本书的字里行间充溢着这些卓越人物的言语，他们讲述着如何展现创造力的故事。这些情节无法被归纳为流畅的定义或肤浅的方法。在丰富性与复杂性之中，它揭示了人类精神的深层潜能。
创新者小传
维拉·鲁宾（Vera Rubin，1928— ），女，美国天文学家。她提出可见物质只占宇宙总质量的一部分的观点，并因此而出名，曾荣获国家科学奖章。她是美国国家科学院和美国天文学会理事会的成员，是《科学》杂志的编委，曾担任星系委员会和国际天文联合会的主席，还是《天文学杂志》（Astronomical Journal）、《天体物理学杂志》（Astrophysical Journal of Letters）的副主编。她在专业期刊上发表过125篇科学论文，还写作过有关星系动力学的书籍。
尼娜·霍尔顿（Nina Holton），女，美国雕塑家（出生于奥地利）。她在波士顿、旧金山和华盛顿举办过30多场个人和集体的展览，就职于福格艺术博物馆、Van Leer Jerusalem基金会等组织。
[1] meme这个词最初源自英国著名科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所著的《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一书。还可以从《思维病毒》一书中了解到更多关于模因的介绍，此书简体中文版已由湛庐文化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