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力的运行机制
我从来没有只是坐着想就想出了解决办法。解决办法可能会在半夜，在我开车、洗澡或做其他事情的时候降临。
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
Freeman Dyson
是否存在一系列的思维步骤，它们将导致能够改变某领域的创新？或者，是否每个富有创意的作品都是单一“创造力产生的过程”运作的结果？很多致力于训练创造力的个人或企业宣称，他们知道“创造性思维”是由什么构成的，而且他们能教授创造性思维。富有创造力的人通常有他们自己的理论，而且彼此间的理论相当不同。罗伯特·高尔文说创造力包含预期与奉献：预期是指在其他人认识到之前，便预见到某个事物将来会变得很重要；奉献是一种信念，它能够使一个人不受怀疑与挫折的干扰，坚持去实现愿景。
而另一方面，在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的回绝信中，他列出了自己之所以取得成就的4个原因：
• 我之所以能有所成就，是因为我比较喜欢独处，不必在雇用下属、助理或秘书等事情上浪费时间。
• 我不会长时间待在大学的办公室里。我进行教学，如果学生想见我，我会和他们一起吃午餐。
• 自从20岁起，我就是个工作狂。
• 压力能激励我更好地发挥才能。如果没有最后期限，我就会萎靡不振。我也许专横而傲慢，我天生就像歌德《浮士德·悲剧第二部》（Faust Ⅱ）中的哨兵：“我生来就会查看，我的任务是警戒”。
鉴于领域各自不同、任务的多样性，以及每个人不同的优势与劣势，我们不可能期望人们在获得创造力的方式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也确实存在一些跨越领域和个人独特风格的共同线索，这些线索可能构成了引发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方法的核心内容。让我们通过描述意大利作家拉齐亚·里维（Grazia Livi）如何写作一篇短故事来说明这一过程。
产生创造力的5个阶段
一天，里维来到银行，与她的投资顾问进行交谈。顾问是一位女性，里维以前与她见过面。在里维看来，她是当代职业女性的代表。她们一心想要成功，心无旁骛，把自己修饰得一丝不苟，但为人冷漠、严格，缺乏耐心。她们好像没有私人生活，除了金钱和晋升之外，没有其他梦想。那天的交谈开始时和平常没有什么两样，顾问看起来很冷淡，拒人于千里之外，问问题的声音干巴巴的，似乎没有一点兴趣。接下来，电话铃声打断了她们的交谈。令里维奇怪的是，当那位女士转身接电话的时候，她的表情突然改变了。棱角分明的面容柔和起来，甚至像钢盔一样坚硬的头发都变得光滑柔软了。她的姿态放松下来，声音变得轻柔而亲切。里维立即在脑海中勾勒出电话那端那个人的形象：一位相貌英俊、有着古铜色肌肤、悠闲自在的建筑师。他开的是玛莎拉蒂跑车。从银行回来后，里维在日记中做了一些记录，然后就把这件事情给忘记了。
几个月后，她重新阅读日记，发现在银行发生的这件事情与她描写的在美容院里一待好几个小时、衣着体面的女人，以及在过去几年中遇到的其他类似女人的故事存在着联系。这个发现令她深有感触。这是对当代女性所处困境的洞察。她们在两种相互对立的要求之间挣扎，完全可以被写成一个真实的故事。她不一定要真实记录在银行中仅仅是猜测到的情况，那位女士也许是在和她的母亲或孩子交谈，但我们这个时代的普遍情况确实如此，很多女性觉得，为了在商业世界中赢得竞争，她们必须咄咄逼人、冷漠严肃，但同时又无法放弃她们认为女性应有的温柔特质。于是里维坐下来，写了一个职业女人如何为了可能永远也不会出现的未来而整天修饰自己的故事。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故事，不是因为它的情节（情节很古老），而是因为她笔下人物的情感动向非常准确地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中女性的真实生活体验。
里维的故事也许不会改变文学领域，因此它算不上最高层级创造力的实例。但是，它会被收入未来短篇故事的集子中，因此它会成为当代文学流派的一个优秀例证。在某种程度上，它扩展了这个领域，有资格被称为富有创造力的成果。是否有方法来分析里维的做法，以便更清楚地了解她在写作故事时的思维过程呢？
创意过程分为5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准备期，开始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沉浸在一系列有趣的、能唤起好奇心的问题中。
创意过程分为5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准备期，开始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沉浸在一系列有趣的、能唤起好奇心的问题中。在拉齐亚·里维的这个例子中，现代女性的情感困惑是她亲身感受到的。作为一位作家，她要争取获奖、出版新书，得到广泛关注；作为一位女性，她也要试图平衡身为母亲的责任与写作的责任之间的关系。
第二个阶段是酝酿期。在这个阶段，想法在潜意识中翻腾。正是在这个阶段，不同寻常的联系有可能被建立起来。当我们有意识地想要解决一个问题时，便会以线性的、符合逻辑的方式来处理信息。但是当想法自己互相呼应，没有被我们的理性引导到一条笔直而狭窄的道路上时，它们之间就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组合。
第三个阶段是洞悉，有时也被称为“啊哈”时刻。就是阿基米德走进浴室，大叫“我想出来了”的那一刻，也是将一片片拼图成功拼在一起的时刻。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有几次洞悉，分散在酝酿期、评价期和精心制作期中。例如，在里维写作短篇故事的案例中，至少存在两个重要的洞悉时刻：一个是当她看到打来的电话改变了投资顾问的时候，另一个是当她看到日记中相似记录间的联系的时候。
第四个阶段是评价期。人们必须决定自己的洞悉是否有价值，是否值得继续研究下去。这通常是整个过程中最令人讨厌的部分。在这个阶段，人们会感到最不确定，最没有安全感。也是在这个阶段，人们接受了领域的标准，也十分重视杰出学界的意见。这个观点是否真的很新颖，或者它其实平淡无奇？我的同事们会怎么看它？这是自我批评、自我反省的时期。对于拉齐亚·里维来说，这个过程经常发生在她阅读自己的日记，并决定发展哪个想法的时候。
第五个是精心制作阶段。这个过程可能花费的时间最多，工作也最辛苦。这就是爱迪生为什么说创造力是1%的灵感加上99%的汗水。在里维的案例中，精心制作阶段包括选择故事的人物，安排情节，将她凭直觉感知到的情感转化为一行行文字。
创造力的过程更多是循环的，而不是线性的。经过多少反复、涉及多少循环、需要多少洞见，取决于正在处理的问题的深度与广度。
然而，如果对产生创造力的过程望文生义，那么对精心制作阶段所引用的分析框架便会严重扭曲产生创造力的过程的意义。做出富有创意的贡献的人从来不会觉得持续时间很长的精心制作阶段是艰苦的。这一过程时常会被酝酿期以及小的顿悟所打断。当一个人在对最初的洞见进行最后的润色工作时，又会出现很多新的洞见。在拉齐亚·里维努力寻找词汇来描述她笔下的人物时，词汇自身所表现出来的情感有时会比她最初试图塑造的人物性格更“恰当”。这些新的情感反过来会影响人物的行为，由此让情节发生了里维事先没有想到的转变。人物变得更加复杂、更加细腻，随着作家的一步步推进，情节就会变得越来越微妙而有趣。
创造力的过程更多是循环的，而不是线性的。经过多少反复、涉及多少循环、需要多少洞见，取决于正在处理的问题的深度与广度。有时酝酿期会持续数年，有时只需要几个小时。有时富有创造力的想法包含一个深刻的洞见和无数小的顿悟。在某些情况下，就像达尔文进化论的构想过程，基础洞见显现得很缓慢，一些彼此没有联系的思想小火花经过数年酝酿，合并成为一个清晰的观点。当达尔文清楚地理解了自己理论的含义后，它便不再是一个洞见，因为它的组成部分在过去不同时期都曾出现在达尔文的思维中，并慢慢彼此联结在一起。这是用了一生的时间缔造出来的“啊哈”时刻，它是许许多多小的“我想出来了”的大合唱。
弗里曼·戴森对带给他科学声望的创造力过程的描述体现了一个更线性的过程。戴森曾是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的学生。费曼在20世纪40年代试图从量子力学的角度来阐释电动力学。如果成功了，那就意味着用另一种形式来表述电学定律，使它们符合更基础的亚原子行为的法则。这将是一种极大的简化，是受到物理学领域欢迎的一种组织形式。不幸的是，虽然多数同行认为费曼在从事一件深刻而重要的事情，但很多人无法理解他用来证明自己观点的潦草文字和草图，特别是他经常直接从A跳到Z，中间没有任何停顿。
与此同时，另一位物理学家朱利安·施温格（Julian Schwinger）也在对量子原理及电动力学原理进行整合。施温格在很多方面和费曼正相反：他工作速度比较慢、有条不紊，是一位完美主义者，总觉得还没准备好宣布自己已经解决了某个问题。弗里曼·戴森在康奈尔大学工作，很受费曼的影响，他也听过施温格的一系列讲座。这让他产生了一个主意，将费曼跳跃的洞察力与施温格认真的计算结合起来，彻底解开量子行为与电学现象之间联系的谜题。当戴森完成他的工作后，费曼和施温格的理论变得可理解了，两个人都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一些同行认为，如果还有谁配得这个奖的话，那也应该是戴森。以下是他对自己取得成就的过程的描述：
那是1948年的夏天，我24岁。当时整个物理学界都在关注一个最大的问题。物理学界通常是这样，存在某个特别吸引人的问题，每个人都在为此工作。物理学界倾向于一次处理一个问题。当时的大问题就是量子电动力学。它是有关辐射和原子的理论，这个理论当时一团糟，没人知道如何用它来进行计算。对于未来的所有发展来说，它也是一个阻碍。问题不在于理论是错误的，而在于它没有被恰当地组织起来，因此人们在尝试计算的时候，总会得到可笑的答案，比如零或无穷大。当时出现了两种伟大的观点，它们与施温格和费曼这两个人有关，他们俩都比我年长大约5岁。他们各自创造了一个新的辐射理论，这些理论看起来会有效，尽管两者都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障碍。我很幸运，对他们两个人都很熟悉，我逐渐了解了他们两者的理论并开始工作。
我花费了6个月的时间，非常努力地工作，以便更清楚地理解他们的理论。那意味着非常辛苦的计算。我会整天埋头在一大堆纸里进行计算，这样我就能准确地理解费曼想要表达的内容了。在第6个月的月末，我去度假。我乘坐一辆灰狗巴士去了加州，在那里四处闲逛，度过了几周的时间。那时我从英国来到美国的时间还不长，之前从来没去过西部。在加州我一点儿工作都没做，只是观光，这样又过了两周。然后我搭乘巴士返回普林斯顿。半夜里当汽车穿过堪萨斯州时，一切突然变得非常清晰，对我来说，那是某种上天的启示。你可以把它称为“我想出来了”的体验或其他什么。整个概念突然变得很清楚，施温格的理论能够极好地符合它，费曼的也可以，它会产生一个真正有用的理论。那是我人生中富有创造力的伟大时刻。接下来，我不得不再用6个月的时间把它们完整地写出来。最后呈现出来的是《物理评论》（Physical Review）上两篇长长的论文，那是我进入科学世界的护照。
对于产生创造力的过程的经典版本，很难有比这更清晰的例证了。这个过程始于戴森在他的老师及同行那里感觉到为领域增添重要内容的机会。他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能够接触到领域和学界。他和两个相关的核心人物都很熟悉。在确定调和领域中两个重要的理论就是自己要解决的问题后，他进行了6个月有意识的艰苦准备。接下来他彻底放松了两个月，在这段时间内，过去半年所整理出来的观点获得了酝酿、分门别类和相互发生作用的机会。然后在夜晚乘坐巴士时，洞见突然不期而至。最后他又用了半年的时间来评价、细化这个洞见。他的观点得到了学界的认可（在这个案例中，学界就是《物理评论》的编辑），并被添加到领域中。就像通常的情况一样，成就的大部分功劳不会直接属于作者，而是属于提出基础理论的人。
将产生创造力的过程分为5个阶段的方式也许过于简化了，可能会产生误导，但它为应对创造力所涉及的复杂性提供了一种相对有效而简单的方法。因此，我会采用这些类别来描述富有创造力的人是如何工作的，我将先从准备阶段开始探讨。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记住，在现实中，5个阶段并不是各自独立的，一般它们会彼此交叠，在最终完成前会反复出现若干次。
问题的显现
洞见通常来自有准备的头脑，也就是那些对某个问题进行长时间努力思考的人。
有时不需要任何准备就有可能取得富有创造力的发现。幸运者碰巧撞到完全出乎意料的情况，就像伦琴（Röntgen）在试图找出照相底片被破坏的原因时，意外发现了放射线。不过洞见通常来自有准备的头脑，也就是那些对某个问题进行长时间努力思考的人。一般来说，问题主要有三个来源：个人经历、领域的要求和社会压力。这三个灵感来源常常会协同作用、相互交织。将它们分开来考虑会比较简单，就好像它们是独立发挥作用的，但现实中不是这样的。
▲生活是问题之源
我们已经看到，拉齐亚·里维写职业与女性气质冲突的故事的想法，受到其作为女性的亲身经历的影响。从她还是一个小女孩开始，父母便期望她的两个兄弟接受教育并取得成功，而对她和两个姐妹的期望是成为传统的家庭主妇。里维在一生中不断反抗着这种角色定位。即使在结婚、有了孩子以后，她也决心要取得事业上的成功。正是这种直接的亲身经历使她对日记里草草记录的有关职业女性的逸事特别敏感。
这种思考的问题来源于生活经历的情况在艺术家、诗人及人文主义者的工作中最容易看到。伊娃·蔡塞尔在家庭中被认为是比较“笨”的，她的家族出过两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及很多杰出的男性科学家。她下决心要证明自己，突破这个家庭的传统志趣，成为一名独立艺术家。她的陶瓷作品中多数富有创造力的想法都来自两种相互矛盾、自我强加的要求之间的紧张关系。一方面她希望自己做出来的陶器拿起来舒服，能够体现传统；另一方面她希望通过现代技术，以低廉的价格进行大批量的生产。
诸如安东尼·赫克特、乔治·法鲁迪和希尔德·多明（Hilde Domin）这样的诗人，会在索引卡片或日记本上记录下每天发生的事件以及感受。这些经历的贮藏是他们作品的原材料。“我的朋友拉德诺迪是一位诗人，我觉得他的诗很糟糕，”法鲁迪说，“后来集中营的经历完全改变了他，他写出了绝妙的诗句。痛苦的经历不一定不好，它对你会很有帮助。你知道有关快乐的小说吗？或者有关快乐者的电影？我们是乖张的物种，只对痛苦感兴趣。”然后他联想到自己的一次经历。当时他坐在美丽的温哥华岛的船舱里，试图寻找写诗的灵感，却想不出任何有趣的事情。最后，一组具有强烈冲击力的画面出现在他的脑海里：5名秘密警察来到船上，破门进入船舱，把他的书扔出窗户，丢进大海里。他们把他带到8 000公里以外的西伯利亚，残忍地拷打他。对于诗作来说，这是很棒的场景。法鲁迪对这样的场景太熟悉了。
历史学家娜塔莉·戴维斯向我们描述了她正在进行的一个项目。那是一本写17世纪时期三个女人的书。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天主教徒，还有一个是新教徒，以此探讨“女性喜欢冒险的根源”：
在某种意义上，她们是我的各种体现。她们都是中年母亲，尽管有一位是祖母。因此我总是认为，开始这个完全不同的项目并不是巧合。
画家爱德·帕施克（Ed Paschke）每天从杂志和报纸上撕下来几十张引人注目的图片，并把这些奇怪而有趣的图片存放在盒子里，时不时拿出来翻看。通过翻看这些时代的符号，他也许能从中找到灵感，由此酝酿出讽刺性的绘画评论。另一位画家李·奈丁（Lee Nading）将报纸上有关自然与科技的冲突的头条新闻撕下来，比如修建大坝危及珍稀鱼类，或者装满废料的火车在艾奥瓦州脱轨，然后以此寻找绘画的灵感。要了解奈丁为什么对这类事件特别敏感，也许知道以下事实会有所帮助。当奈丁的事业逐渐取得成功的时候，他深爱的哥哥自杀了。他哥哥在最著名的科研实验室里工作，但是周围的激烈竞争以及人们对自己行为的严重后果缺乏反省令他感到幻灭。奈丁认为科学是害死哥哥的罪魁祸首，为此耿耿于怀。他在科学成果所造成的威胁中找到了自己艺术主题的来源。
艺术家在“真实”生活中寻找灵感，比如爱、焦虑等情绪，生与死等事件，对战争的恐惧以及对乡间安宁午后向往。我们一会儿会看到艺术家在选择问题时，也受到领域和学界的影响。有人说每一幅绘画都是对过去所有绘画的反映，每一首诗都投射了诗歌的历史，显然绘画与诗歌还受到艺术家经历的启发。
科学家的经历与他们研究的问题，以一种更精练，但也许较不重要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它必然与科学家对任务的基本兴趣密切相关。对富有创造力的科学家进行的最早的研究之一是由安·罗（Ann Roe）实施的。研究结论显示，所选样本中的化学家和物理学家从孩提时起就对物质的属性感兴趣，但那是因为他们接触不到童年时其他的爱好。他们的父母在情感上是疏远的，他们没有什么朋友，对体育运动也不擅长。也许这种归纳太过粗糙，但其背后的基本观点也许是合理的，即早期经历使年轻人倾向于对特定范围内的问题感兴趣。
例如，物理学家维克托·维斯科夫（Viktor Weisskopf）动情地描述了自己年幼时和朋友爬阿尔卑斯山所体会到的敬畏与惊奇。他那个时代的很多物理学家，比如马克斯·普朗克、维尔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和汉斯·贝特说，激励他们试图理解原子及星体运动的正是看到高山与夜空时所感受到的兴奋与快乐。
当莱纳斯·鲍林的父亲，一位波兰的药剂师让他在药店后面混合药粉和药剂时，他开始对化学产生了兴趣。两种不同的物质混合后会变成完全不同的第三种物质的事实让年幼的鲍林很着迷。产生全新物质的过程让他体验到上帝般操控一切的感觉。7岁时，他阅读了浩繁的《药典》（Pharmacopoeia），把其中药剂师应该知道的关于药物基本成分及混合物的知识都背了下来。正是对物质变化的好奇促使鲍林在接下来的80年中一直从事化学事业。心理学家唐纳德·坎贝尔认为，能够提出新观点与不能提出新观点的学者之间的区别通常在于好奇心：
我的很多教授朋友知道他们应该继续进行研究，然而环顾四周，却找不到令他们感兴趣的问题。我积攒了一些一知半解的问题，我很乐于去研究它们，而且觉得自己能够找到解决方案。很多有才华的人想不出任何值得他们去做的事情。我觉得自己很有福气，可以找到让自己兴奋起来的琐碎问题。
只是为了获得功名利禄的人，也许能努力前进，但很少能有足够的动机去做分外的事情，去冒险探索未知的领域。
如果没有强烈的好奇心和兴趣，我们便不可能长时间坚持，做出重大的新贡献。这种兴趣很少只源自智力活动，它通常根植于深层的情感，存在于令人难忘的经历中，这些经历需要某种类型的解决方案，只有通过新的艺术表达或新的理解方式才能实现。只是为了获得功名利禄的人，也许能努力前进，但很少能有足够的动机去做分外的事情，去冒险探索未知的领域。
▲过去知识的影响
问题的另一个主要来源是领域自身。正如个人经历所产生的紧张无法通过常规的解决方法来解决一样，领域中的紧张也是如此。在艺术及科学领域中，富有创造力的解决方案的灵感一次又一次地从“当前发展水平”所隐含的冲突中产生。每一个领域都具有其自身的内部逻辑、发展模式，而在领域中工作的人必须回应这种逻辑。20世纪60年代，年轻的画家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画流行的抽象表现主义作品，要么找到一种可行的方式来反抗这种风格。在20世纪初，自然科学家面对着物理学领域中量子理论的发展，在化学、生物学、天文学以及物理学中，很多最具挑战性的问题来自将量子理论应用于这些新领域的可能性。弗里曼·戴森对量子电动力学的关注只是其中一个例子。
杰拉尔德·霍尔顿（Gerald Holton）最初是一位物理学家，后来转向研究科学史。他清楚地解释了领域中的疑难问题如何与个人感知到的冲突结合在一起，为个人一生的事业提供了主题。作为哈佛大学的研究生，霍尔顿处在逻辑实证主义的氛围中，他的老师和同学都专注于证明“科学能够被简化为纯粹的逻辑”这项事业。任何直觉的、超自然的事物都不被允许进入这个新领域。然而，当霍尔顿读到了开普勒和爱因斯坦的工作方式时，他开始觉得，被周围人视作理所当然的真理并不适用于一些最著名的突破常规的科学事件。
我发现这些模式不是很有效。事实上他们没有在对科学过程的解释中加入这些杰出科学家非常喜欢的那种假定。那种假定不是真实的，例如，他们根据科学报告的词句、意义的验证理论以及所有他们喜欢的事物来思考科学。一些最优秀的科学家乐意将自己的金钱、声誉、时间和生命投入到这些假定上，即使它们有时与证据相违背也固守不放。他们对这种其实没有经过验证的观点很着迷。
正是在那个时候，我发现了主题议题（thematic proposition）的观点，即一些人被灌输了先验的主题理念，这些理念在一段时期内会变得毫无作用。而这根本不符合实证主义或经验主义的逻辑。
霍尔顿说自己的知识来源于个人兴趣与一种感觉的结合，这种感觉就是知识环境中存在着某种错误：
在一定程度上，研究项目是由某种内在的强烈爱好（你无法详细地解释这种爱好）、准备（它是独一无二的，因每个人的经历不同而有不同的准备过程）、运气和需要反对的事物（其他人做的令你感到不满的事情）所决定的。
知识方面的问题不只局限于某个特定的领域。当在一个领域中很有效的理念被移植到另一领域并获得新生时，确实会产生一些最富创造力的突破。物理学的量子理论被广泛应用于相邻学科，比如化学和天文学就属于这种情况。富有创造力的人会留心不同学科的同事正在做的事情。曼弗里德·艾根正在将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概念与实验过程整合到一起。这种整合的想法一部分来自多年来与不同学科同事的交谈。他邀请这些同事参加冬季在瑞士举行的非正式会议。
我们的大部分被访谈者曾在自己研究领域中的紧张状态下获得启发。如果从另一个领域的角度来看，这种紧张状态就变得更明显了。尽管他们不认为自己是跨学科的研究者，但他们最好的成果却跨越了不同领域。他们的成功引起了人们对过度专业化的怀疑，即聪明的年轻人被训练成某个单一领域内的专家，像远离瘟疫一样远离了学科的广泛性。
然而有些人感觉到，现存领域中的任何符号系统都无法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巴里·康芒纳（Barry Commoner）接受的是生物物理学的训练，他决定超越学术方法的死板规章，解决诸如水污染、垃圾处理等问题。对现实生活（而不是学科）的关切，决定了他要研究的问题。
在生物化学及生物物理学领域中，我建立起了很好的声誉。一开始，所有的论文都被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越来越倾向于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解决现实世界中的问题。我的论文还是时不时会出现在学术期刊上，但现在成了偶尔的情况。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出生的那一代科学家逐渐变老，学术世界很快与现实世界脱节。学术工作完全以学科为导向，受学科的指引。我认为这真是太无趣了。
目前学术生活中的流行哲学是还原论，我的做事方法与它正好相反。我对这种流行哲学毫无兴趣。
这是对变得过于局限的领域的强烈反抗。领域成员错误地以为他们可以在符号系统内解决更广阔的现实世界中的问题。当议会花费大量时间争论针尖上能够容纳下多少天使跳舞时，拜占庭的年轻学者们一定也会有类似于康芒纳的感受。当学界太以自我为中心，脱离现实时，它便会有变得毫无意义的危险。通常正是对领域刻板性的不满使得伟大而富有创意的进步成为可能。
当然，除非学习领域的规则，否则人们便不可能受到领域的启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访谈的人，无论是艺术家还是科学家，都一再强调学习基础知识、熟知符号信息以及学科基本程序的重要性。乔治·法鲁迪能够背诵卡图卢斯（Catullus）写的长诗。60年前他背下了这首诗的拉丁文版本。他阅读了自己能够找到的所有希腊诗歌、中国诗歌、阿拉伯诗歌以及欧洲诗歌。他翻译了世界各地的1 400多首诗，以精进自己的技能，尽管他强有力的诗歌简单而无条理，并且基于个人体验。在科学领域，掌握基本的符号工具同样很重要。几乎每一位被访谈者都在重复玛格丽特·巴特勒对高中生说的话：
我想传递的信息是，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想成为什么，那么至少要学习科学和数学，尤其是数学。这样当进入大学时，如果你改变主意了，变得更喜欢科学或数学了，或者你想进入这些领域，你就会具备必要的背景知识。很多女性后来发现自己不具备这样的背景知识（数学），因为她们很早就放弃了。
除非你先彻底了解某个领域的运作方式，否则便无法改变它。那意味着你必须掌握数学工具，学习物理学的基本原理，了解知识发展的最新状况。不过，我们似乎应该像古老的意大利谚语说的那样做：学习技能，然后把它搁置一旁。一个人如果不了解其他人了解的事情，便无法进行创新；但是一个人如果对现有的知识没有感到不满，摒弃它以寻求更好的知识，他也不可能有所创新。
▲来自周围环境的压力
观点及问题的第三个来源是他们所处的学界。终其一生，富有创造力的人都会受到老师、导师、同学、同事的影响。在生命的后期，他们还会受到自己的学生及追随者的观点的影响。另外，他们为之工作的机构以及更广阔的社会事件也会提供有力的影响，使他们重新定位职业，将想法引导到新的方向上。
观点及问题的第三个来源是他们所处的学界。终其一生，富有创造力的人都会受到老师、导师、同学、同事的影响。
如果从这个视角来看待创造力的产生过程，个人经历与领域知识的影响相对于社会背景的影响，确实是小巫见大巫。画家的作品不仅是对领域中经典准则的回应，也是对其他画家正在创作的作品的回应。科学家不仅从书本或他们进行的实验中学习，也会从研讨班、会议、工作坊及期刊文章（报告其他地方正在发生什么或者将要发生什么）中进行学习。无论一个人是随波逐流还是另辟蹊径，都不可能忽视学界中正在发生的事情。
很多人在老师的引导下领略到了领域的奇妙。通常会有某位老师能够认识到学生的好奇心或能力，并开始开发他们的学科思维。一些富有创造力的人能列举出很多这样的老师。评论家、雄辩家韦恩·布斯（Wayne Booth）说，每一年他都会以不同的老师为榜样，尽量不辜负老师的期望。对于布斯以及其他一些人来说，职业方向的改变，比如从工程学转向英语，是受到某位老师的影响。
有些人较晚才进入某个领域。约翰·加德纳上大学的时候本打算成为一名作家，但后来进入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学系以及斯坦福大学的知识社群。它们不仅能满足约翰·加德纳的好奇心，而且有助于他找到意气相投的伙伴。
对于主要在组织环境中工作的个体来说，学界是最重要的。为了吸收做出艰难决策所需的信息，花旗公司的前CEO约翰·里德必须时常与若干群体进行交流。每年他会与德国、日本等国家银行的6位领导会面两次，每次持续数天，与他们交换对世界经济未来趋势的看法。他还会经常与通用汽车、通用电气或IBM的CEO们进行类似的会面。他还有由大约30人组成的内部网络，他们为他提供必要的信息，帮助他在变幻莫测的时代领导这家市值数十亿美元的公司。里德至少会用上午一半的时间与这个网络中的成员通电话或面谈，绝对不会在没有与他们协商的情况下就做出有关公司的重大决策。
摩托罗拉前总裁罗伯特·高尔文的做法代表了另一种组织的方法。高尔文把公司看成是一个巨大的创新型企业，2 000多名工程师参与其中，以新观点来创造出新产品和新方法。他认为自己的职责是把所有这些努力的成果结合起来，使自己成为每个人的榜样。如果你的责任是将一群人引导到新的方向上，那么决定工作的便不是符号领域，而是组织自身的要求了。借用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媒体即信息”的说法，他们在组织结构中完成的事情即他们富有创造力的成就。
科学家也提到了特定研究机构的重要性。贝尔实验室（Bell Labs）、洛克菲勒学院（Rockefeller Institute）以及阿尔贡国家实验室（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ies）都是一些允许年轻科学家追求他们兴趣的地方，它们能提供刺激且给予支持的环境。很多科学家对这类机构很忠诚，非常愿意遵守它们的研究政策。很多诺贝尔奖得主就是通过解决在这类机构背景中所产生的问题而获奖的。
当某人尝试创建新的组织或者新领域时，便会产生新观点。曼弗里德·艾根在哥根廷建立了跨学科的马克斯·普朗克学院（Max Planck Institute），以便在实验室中复制进化的力量。乔治·克莱因（George Klein）在斯德哥尔摩的卡罗林斯卡医学院（Karolinska Institute）建立了肿瘤生物研究中心。这类机构不仅允许首要研究员从事自己的研究，而且还使得新学科的出现成为了可能。如果实验室成功了，那么科学家们就会开始研究一系列全新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符号系统或领域便能够发展起来。
最后，一些富有创造力的个人尝试在已被接受的科学、学术或商业机构范围之外形成了全新的组织。黑泽尔·亨德森把她的大部分时间奉献给了能增强其洞察力的团体的发展上。她把自己看成是无数特殊兴趣团体的代表，这些团体因为共同的环保意识而联合在一起。与之类似，巴里·康芒纳有意将自己的核心定位在真空地带，在那里他可以不受学术或政治上的压力，无拘无束地向前推进。在约翰·加德纳成立同道会（Common Cause）时，他坚持只接受小型的独立捐助，以避免大型捐助所造成的巨大影响。通过创建新的协会形式，这些个人希望看到新问题的显现，而这些问题无法通过旧的思维方法来解决。
然而，组织根植于更大的人类群体以及更广阔的历史进程中。经济的不景气或政治优先级的改变会刺激某一研究方向，而使人们忽视另一方向。据乔治·斯蒂格勒说，大萧条促使他及他的许多同事来到研究生院学习经济学。为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建起的核反应堆激励很多聪明的学生选择了物理学专业。
众所周知，战争不仅会影响科学的发展方向，也会间接地影响艺术的前进方向。让我们以心理学为例。心理测试的成功，包括智商测试的完整概念以及它的应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因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军队对挑选新兵的方法的需求。之后测试技术被应用到了教育领域。在教育领域中，它的地位变得很突出，许多教育者为此感到担忧。创造力测试的出现应该归因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美国空军委托南加州大学的心理学家吉尔福特（J.P. Guilford）来研究这个主题。空军希望挑选出能够以新颖独到的行为来应对紧急事件（比如起落架或设备的意外故障）的飞行员，能在遇到危险时拯救他们自己及飞机。通常的智商测试不是为考查创造力而设计的，因此空军资助吉尔福特开发出了后来的发散思维测试。
正如前面提及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女性科学家特别有利。一些女性科学家说，如果不是因为许多男性被征召入伍，研究生部不得不拼命寻找合格的学生，她们很可能读不了研究生。毕业后，这些女性在政府资助的研究实验室找到了工作。这些实验室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后来的冷战关系密切，因为冷战促使国家保持科学方面的优势。玛格丽特·巴特勒深情地回忆起二战后她在阿尔贡的日子，她在那里经历了计算机科学的诞生与早期阶段。那是令人激动的岁月，当时外界的历史事件、技术进步以及新的科学发现结合在一起，共同激励人努力工作、解决重要问题。
历史事件对艺术的影响不是很直接，但也许重要性并不小。例如，有人认为20世纪的文学、音乐及绘画摆脱了经典风格，而之所以出现这种特点，是因为人们对西方文明无法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杀戮感到幻灭，由此产生了这种间接反应。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艾略特的自由诗、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的十二音音乐、玛莎·格莱姆（Martha Graham）的抽象舞蹈、毕加索的变形人物画、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意识流文学都出现在同一时期，并被大众所接受，这绝非巧合。那正是帝国瓦解，信仰系统排斥旧规则的时期。
埃及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Naguib Mahfouz）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富有想象力地记录了撕碎古老文明的力量：殖民主义、价值观的改变、新财富的流动以及男人、女人的角色改变。他的观点来源于生活：
甚至在想起书写生活之前，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认真对待它。相对于其他人来说，一些事件会更深入地影响我们的内心。我一直很关注政治，政治非常吸引我。政治、人际关系、爱以及社会中受压迫的人们，都是最吸引我的事情。
妮娜·格鲁南伯格（Nina Grunenberg）是德国《时代周报》（Die Zeit）的副主编、社论专栏作家，对她来说，世界各地发生的事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问题。她的挑战在于抓住人类冲突的基本要素，以及事件发生的社会文化背景，然后简洁地说出自己对事件的看法。在接受采访的数周前，她曾在得克萨斯报道世界经济峰会，在英国伦敦报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峰会，在苏联报道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与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会面。
你知道，我做的是周刊，每周三的早上，当报纸印刷出来后，我都会感到非常骄傲。报纸新鲜出炉，一切就绪，我对自己做的部分很满意。上一次让我感到非常满意的是报导了科尔总理来到高加索地区，与戈尔巴乔夫进行会谈。那是周一的事情，我们周一晚上返回，周二早晨回到了汉堡。到那天晚上，我必须写完文章。那是截止时间，而我要写的是本周事件，因此我的文章对我和我的同事来说非常重要。不过我非常累，感到精疲力竭。集中精力、坚持写下去，对我来说真的很困难。写完后就是第二天早上了，我非常开心！
创造力的过程始于有某个谜题需要解开，或者某个任务需要完成的感觉。也许有什么事情不对，有什么地方存在冲突、紧张关系或需要满足的需求。
创造力的过程始于有某个谜题需要解开，或者某个任务需要完成的感觉。也许有什么事情不对，有什么地方存在冲突、紧张关系或需要满足的需求。个人经历、符号系统中的不一致、同事的激励或公众的需求都有可能引发疑难问题。在任何情况下，如果没有这种吸引人们心理能量的紧张感，便不会有对新回应的需求。因此，如果没有这类刺激，创造力的过程便不可能开始。
被提出的问题与被发现的问题
问题表现的形式并不总与它们在吸引人注意力时一样。多数问题已经被系统地提出来了，每个人都知道应该做成什么样，只是不知道方法。雇主、赞助者的要求或其他来自外部的压力会促使富有创造力的人运用他们的头脑来解开谜题。这些是“被提出的”问题。不过也存在没有人提出问题的情况，甚至没有人知道有问题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富有创造力的人发现并解决了问题，这就是“被发现的”问题。爱因斯坦和其他人一样，相信科学上真正重要的突破来自对旧问题的重新阐述或对新问题的发现，而不只是解决现存的问题。或者像弗里曼·戴森所说：“科学生活的特点是，有问题需要你去解决比较容易，而发现问题就比较困难了。”
弗兰克·奥夫纳描述了被提出的问题的解决过程：
在我刚进入航空领域时，我最好的朋友把我介绍到了汉密尔顿标准公司（Hamilton Standard），当时这家公司在生产螺旋桨，现在它是联合技术公司（United Technology）的一部分。我的朋友建议我去见见公司的负责人，看是否有我能帮上忙的地方。振动组的头儿对我说：“弗兰克，几个月来我们一直在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判断不出电压的最大正值和最大负值，然后得出它们的总和，算出总压力。我们不知道怎么选择电阻。你需要有一个与电阻相符合的电容，因为如果电阻太高，机器就会性能不佳；如果太低，在你添加电阻之前，那个电阻就废掉了。”他还没说完，我就知道答案了。我说：“不要用电阻，应该用一个小型的继电器，然后把电容短路……”
相反，罗伯特·高尔文描述了一个被发现的问题。他的父亲在20世纪初创办了摩托罗拉公司，生产汽车收音机。几十年来生意一直没有扩展，大约有十几个工程师，没有大买卖。高尔文的父亲要非常努力地工作，才能勉强维持生计。1936年，他觉得自己终于可以稍微喘息一下，就去度假了。他带着妻子和小罗伯特到欧洲旅行。当他们游经德国的时候，老高尔文非常确信希特勒迟早会发动一场战争。一回到家，他便根据自己的预感开始了行动。他派助理唐·米切尔（Don Mitchell）前往威斯康星的麦科伊军营（Camp McCoy），了解军队中的不同部队之间如何传递信息。
米切尔开车来到威斯康星，按响了军营大门的门铃，和主要负责人进行交谈，并很快了解到，通信问题很令人担忧，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军队在这方面根本没有做出改变，依然是一根电话线从前线连到后方的战壕。得到这个消息后，高尔文立刻来了精神，他说：“米切尔，既然我们能生产装在汽车上接收信号的无线电，难道就不能给它加上个小型发射器吗？我们还可以增加某种电力装置，把它们放到一个盒子里，这样人们就可以拿着它，通过无线电，而不用拉电话线的方式就可以在前线和后方之间进行通话了。”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并投入了工作。当法西斯入侵波兰的时候，摩托罗拉公司已经准备好生产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SCR536对讲机了。罗伯特·高尔文用这个故事来说明他认为预期和奉献是什么意思。一方面，对自己能够如何为未来做出贡献并从中获利要有远见；另一方面，对自己的直觉要有信心，努力工作，将它变成现实。
被提出的问题通常比被发现的问题需要付出更短的准备时间和解决时间。有时，像奥夫纳的例子，解决方案会立即显现出来。尽管几乎不需要时间和努力，但针对被提出的问题的新颖解决方案能够以非常有意义的方式改变领域。即使在艺术领域，如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时一些最不朽的绘画作品也是根据主顾的要求而定制的。这些主顾规定了画布的尺寸、画多少人物、什么类型的人物、使用多少昂贵的天青石颜料、画框用多重的金箔等最微小的细节。巴赫每隔几周就会创作出一首新的大合唱，以满足主顾对圣歌的需求。这些事例显示，为了获得最佳解决方案，即使是最严格预先定义的问题也能创作出富有创造力的作品。
领域中大多数伟大的变革都具有达尔文的成果的特点：在产生问题的情境中，伟大的成果更倾向于回答被发现的问题，而不是被提出的问题。
然而，被发现的问题可以让我们以非常不同的方式来看世界。达尔文慢慢发展起来的进化论就是这样的例子。达尔文随“小猎犬号”（Beagle）环游世界，绕过南美洲的海岸，描述了他在那里遇到的很多没有记载过的植物与动物。这不是一项需要创造力的任务，达尔文只是做了别人委派的事情。但是与此同时，他的兴趣变得越来越浓厚，并且对生活在如今我们称为不同生态位[1]中的相同物种间的细微差别感到困惑。他看到了特定身体特征与相应环境机会之间的关系，比如鸟嘴的形状与可获得的食物的种类之间的关系。这些观察发现引出了差异化适应的概念。后来经过更多细致入微的观察，这个概念发展成为自然选择的观点，最终形成了物种进化的概念。
进化论能够回答大量的问题，从为什么动物们看起来如此不同，到男人、女人从哪里来。不过达尔文的成就最显著的特点或许是，这些问题之前从来没有以可回答的形式被提出来过。他必须构想出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领域中大多数伟大的变革都具有达尔文的成果的特点：在产生问题的情境中，伟大的成果更倾向于回答被发现的问题，而不是被提出的问题。
神秘的酝酿期
当富有创造力的人感到，在他们专业知识的范围内存在一些不恰当的事情，有一些问题可能值得去解决之后，创造力的过程通常会不公开地进行一段时间。处于酝酿阶段的证据来自于对发现过程的报告。报告显示，创新者对某个问题会变得很困惑，并能回想起对问题的本质突然产生的洞见，但却不记得中间任何有意识的思维步骤。由于感觉到问题与凭直觉发现解决方法之间存在着这种空白，因此人们认为在有意识研究的过程中一定存在不可或缺的酝酿阶段。
酝酿阶段很神秘，它常被视作整个过程中最具创造力的部分。有意识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是能够被分析的，但在“黑暗”空间中发生的创造力过程却不能被寻常的分析所窥视，让天才的工作具有了一种神秘感。人们觉得只能求助于神秘主义，把它解释为缪斯的声音。
我们的被访谈者一致同意，让问题在一段时间里隐没在潜意识之下很重要。对这个阶段的重要性最有说服力的解释又一次来自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在描述自己最近的工作时，他这样说：
我现在游手好闲，无所事事，这意味着我正处于富有创造力的阶段，只有到事后你才会知道。我认为闲散很重要。他们总说莎士比亚在写不同的剧本之间会空闲一段时间。我并不是拿自己和莎士比亚进行比较，总是让自己非常忙碌的人通常没有创造力。因此，无所事事时我也不会感到羞愧。
弗兰克·奥夫纳同样相信，最好不要无时无刻地想着自己的问题：
我要告诉你我在科学和技术领域发现的一件事，如果你有一个问题，不要坐在那里试图解决它。因为我从来没有只是坐着想就想出了解决方法。解决方法可能会在半夜，在我开车、洗澡或做其他事情的时候降临。
需要多长时间的酝酿期因问题性质的不同而不同，它可能从几个小时到几周或者更长时间。曼弗里德·艾根说，每天上床睡觉的时候，他都会在脑海里思索某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某个不好用的实验程序或不太正确的实验室步骤。当他早上醒来时，头脑就有了清晰的解决方案。在才思枯竭的时候，黑泽尔·亨德森就去慢跑或做园艺，等她再次回到电脑前时，思路通常会变得很顺畅。伊丽莎白·诺埃尔诺伊曼需要很多睡眠，否则便会觉得思维没有突破。唐纳德·坎贝尔非常清楚在没有外界干扰的情况下，让观点之间发生联系的重要性：
走着去上班的好处之一是可以进行思维漫步。如果开车，不要打开收音机。虽然我不认为自己特别具有创造力，但创造力必须是一个极度浪费时间的过程。思维漫步、思维流浪等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你允许自己的思维被收音机、电视或其他人的谈话所干扰，那么你正在减少智力探索的时间。
这类较短的酝酿期通常与“被提出的”问题有关，其结果一般会引起领域内微小的或许是不易觉察的改变。弗里曼·戴森在加州观光，没有去有意识地思考如何整合费曼和施温格的理论的那几个星期，便属于一段较长的酝酿期。一般来说，创新所带来的变革越彻底，在意识之下酝酿的时间就会越长。不过这个假设很难被证实。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酝酿了多长时间？达尔文的进化论和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呢？由于我们不可能确定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些伟大作品就在作者的头脑中萌芽，因此也不可能知道酝酿的过程持续了多长时间。
▲空闲时光让理性退居幕后
如果思想没有被有意识地集中在问题上，那么在这段神秘的空闲时间里发生了什么呢？对于酝酿期为什么有助于创新存在着几种解释。最著名的解释也许来自精神分析理论的一个分支。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好奇心作为创造力过程的根源（特别是在艺术领域），是由童年最初的性体验所激发出来的。这种记忆非常具有毁灭性，因此必须将它压抑下去。富有创造力的人成功地将对这些被禁止的性知识的渴求转换成了被许可的好奇心。艺术家试图找到新的表现形式的热情，以及科学家想要揭开自然界神秘面纱的渴望，其实都是一种掩饰。作为孩子，当他们看到父母做爱或对父母一方产生矛盾的性爱情感时会感到很困惑。他们试图去理解这些令人困惑的想法，并用好奇心作为掩饰。
如果间接的创造力过程想要有效地耗尽被压抑的性冲动，它就必须时不时在潜意识中进行挖掘，在那里它可以与最初的欲望之源发生联系。根据推测，这就是酝酿期中发生的事情。意识中的思想内容被潜意识占据。在那个意识审查不到的地方，抽象的科学问题有机会展露出它原本的样子——试图与个人内心的冲突达成和解。通过与真实的来源进行交流，潜意识的想法会再次出现在意识中，它的伪装回到原来的位置，而科学家们得以重新焕发活力，继续他们的研究。
许多富有创造力的人常常采用这种轻描淡写的解释来说明他们自己的工作，并暗示他们的兴趣可能源于性欲。我们很难知道是什么缔造了他们如此的才智。事实证明，那些相信自己是在通过工作来解决童年创伤的艺术家或科学家，已经接受了多年的治疗，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已经深入他们的内心。可能的情况是，那些分析帮助他们发现了被压抑的好奇心之源。这有一种可能是，这有助于他们对自己体验到的神秘性作出有趣的解释。不过，这种解释几乎没有现实基础。
无论是哪种情况，尽管精神分析的方法或许解释了某人从事发现活动的一些动机，但它对解释为什么在加州的度假帮助戴森得出了量子电动力学的答案，并没有什么指导意义。在这样的事例中，创造力是由力比多转化而来的解释缺乏合理性。
认知理论对于酝酿期发生了什么的解释是：某种信息加工一直在我们的头脑中进行着，甚至在我们睡着的时候也是如此，虽然我们意识不到。这与精神分析的解释有类似之处，但它们的不同在于认知理论没有假定潜意识思维的方向。在无意识的中心不存在创伤，不需要在好奇心的掩饰下寻求解决方法。认知理论家相信，当想法失去了有意识的方向后，会遵循简单的心理联系法则。它们会进行多少有些随机的组合，想法之间可能会发生看似不相干的联系，而这些联系的结果却成为优先的连接。例如德国化学家奥古斯特·凯库勒（August Kekulé）看到壁炉里的火星在空中形成一个圆形，之后在睡梦中就产生了苯分子的形状可能像一个圆环的想法。如果醒着，他可能会排斥这种将火星与分子形状联系起来的可笑想法。但是在潜意识中，理性不再对联系进行审查，因此当他醒来的时候，便无法忽视这种可能性。根据这种观点，真正无关的联系会从记忆中消失，强健的联系会存留下来，最终出现在意识中。
信息的串行加工与平行加工的区别也可以解释酝酿期发生了什么。老式的计算器就是一个串行系统，复杂的数字问题必须按顺序来处理，一次走一步。先进的计算机软件就是一个平行系统，一个问题被分解成若干构成步骤，同时进行局部的计算，之后这些计算重新组合成为一个最终的解答。
在潜意识中，理性不再发挥作用。摆脱了理性的控制后，想法之间会互相结合，在各个方向上彼此追逐。这种自由会使最初被理性思维抗拒的新颖观点的连接有机会得以建立。
当问题的要素正处在酝酿之中时，也许发生了与平行加工类似的过程。当我们有意识地思考一个问题时，之前的训练以及获得解答的尝试会将我们的想法推往线性的方向，通常会沿着可预测或熟悉的路线前进。然而在潜意识中，理性不再发挥作用。摆脱了理性的控制后，想法之间会互相结合，在各个方向上彼此追逐。这种自由会使最初被理性思维抗拒的新颖观点的连接有机会得以建立。
▲用无意识挑战学界和领域
乍看起来，酝酿似乎只发生在头脑中，而且，是意识无法达到的幽深之处。然而在更细致地观察后，我们必须承认，即使在潜意识中，符号系统与社会环境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首先，如果没有掌握某个领域或没有进入学界，人们显然不可能利用酝酿期。不熟悉物理学相关分支的人，无论睡多长时间，也无法得出关于量子电动力学的新的解决方案。
虽然潜意识思维可能不遵循理性的路线，但它仍会符合有意识学习期间建立起来的模式。我们学习了领域中的知识，关注学界提出的问题，它们因此成为我们思维组织方式的一部分。通常我们不需要进行实验就知道某些事情行不通，因为理论知识能够预测出结果。与之类似，我们能够预测出，如果我们公开表达某个观点，同事们会说些什么。当我们独自坐在书房里，觉得某个观点行不通的时候，我们的意思可能是那些领域内举足轻重的人不会接受这个观点。当思维加工转入地下时，这些我们熟知的领域及学界标准并没有消失。它们可能不像我们能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时那样显著，但仍影响并控制着对观点的评价与选择。
就像一个人必须认真地对待学科关注的问题一样，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他也必须愿意背叛已经接受的知识，否则就不可能有进步。弗兰克·奥夫纳描述了他尝试开发第一个最终被用在飞机引擎上的电子控制装置时的思维活动。他描述了相信领域知识与准备抛弃这些知识的矛盾心理：
如果你理解科学，并产生了一个自己想去解决的问题，那么你能够很容易地找到解决方案。如果没有很好的科学背景，你便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如果我查看了其他人以前在飞机引擎上的做法，那我也成功不了。每个人都认为我的方法是错误的。他们觉得那完全不可行。我读过数学家诺伯特·维纳（Norbert Weiner）有关控制论的书，他说它是行不通的。我采用了加速度反馈控制的方法，而它成功了。
奥夫纳的观点是，富有创造力的解决方法通常需要用到领域中的部分知识，以纠正被学界所接受的信念。新的解决方法基于来自同一领域其他部分的知识。在上文的案例中，控制理论似乎排除了控制飞机保持恒定速度的可能性，但是在看到飞机引擎之前，通过思考可能实现的控制，再回头去查看基础物理学，奥夫纳提出了可行的设计，而且将之付诸实践。
富有创造力的想法在充满紧张关系的鸿沟间得到发展。这种紧张关系来自坚持已被接受的知识，同时，还要趋向定义仍不够清晰的真理。这类真理只是对鸿沟另一侧的惊鸿一瞥。当想法在潜意识中酝酿时，这种紧张关系依然存在。
答案初现时的“啊哈”体验
我们样本中的多数人（不是全部）能对某个重要问题的答案在他们的头脑中变得具体有形、呼之欲出的时刻记忆犹新，需要的只是把它们变成现实的努力和时间。对于被提出的问题、洞见甚至包括答案的细节，以下是弗兰克·奥夫纳提供的两个例子：
洞见也许会在半夜突然降临。它以某种方式在你的头脑中盘旋。我可以告诉你，当我想出如何用反馈来稳定飞行的控制时我在什么地方。我正坐在沙发上，好像就在我结婚之前。我在某位朋友的家里，感到有点无聊，这时答案突然降临了。
还有另一个例子。我打算做有关神经激发方面的博士论文，其中存在两个描述神经激发的等式。我想做一些实验看一看哪个等式更准确。其中一个实验在芝加哥大学做，另一个在英国做。我试着想出数学运算，以确定哪种实验更有助于我作出判断。我记得在洗澡的时候我想出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坐下来解决它，发现两个等式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在说明同一件事情。因此我必须为写论文再做些其他的研究。
当想法之间的潜意识联系非常恰当时，它就会被推到意识中，这时洞见就出现了。这就像一个被按在水面下的软木塞，一旦被放开，它就会浮出水面。
用99%的汗水浇灌1%的灵感
洞见出现后，人们必须查看这种联系是否真的合理。画家退离画布几步，端祥自己的创作怎么样；诗人以更挑剔的眼光反复诵读诗句；科学家坐下来进行计算或做实验。多数洞见也就到此为止了，因为在理性的冷峻光线下，致命的瑕疵会显现出来。但是当一切都得到验证后，接下来便是漫长的精心制作期，其中多数是常规性的工作。
在这个阶段中，有4个非常重要的条件。首先，人们必须关注正在进展的工作，注意新观点、新问题和新洞见什么时候会从与环境的互动中显现出来。要记住，开放与灵活是富有创造力的人工作时的重要特点。其次，人们必须注意自己的目标和感受，了解工作是否确实如预期的那样发展。第三个条件是与领域知识保持接触，利用最有效的技术、最完备的信息以及最好的理论。最后，特别是在这个过程的结束阶段，听取同事们的建议很重要。与解决类似问题的其他人进行交流，有可能纠正滑向错误方向的解决方案，改善并聚焦某人的观点，并找出最令人信服的模式呈现它们，这样新观点被接受的机会会变得更大。
历史学家娜塔莉·戴维斯描述了自己在产生创造力过程的最后阶段所体验到的感受。当时她只剩下把研究结果写下来了：
如果我对一个项目没有感情，或者我失去了这份感情，那么它就会失去活力。我不想做自己已经不喜欢的事情。我想每个人都是这样，但我尤其如此。如果只是为了坚持而坚持，你很难具有创造力。如果我没有好奇心，如果我觉得自己的好奇心很有限，那么这件事情新奇的部分应该已经不存在了。正是好奇心推动我想办法发现人们认为你永远不可能发现的事情，或者想办法考虑以前从来没被考虑过的主题。这驱使我不停地往图书馆跑，不停地思考。
巴里·康芒纳描述了他的工作的最后阶段。在这个阶段，他必须把事情写下来，或者把它们传递给一位听众：
为了进行清晰地陈述，有些工作做起来非常困难。例如，在我的一本书中，我为普通大众写了一章关于热力学的内容。这是我遇到过的最困难的写作，因为那是一个很难用非专业术语来表达的主题。同时那也是我做过的最令自己骄傲的事情。有些工程师对我说，通过看这本书，他们第一次对热力学有了清晰的概念。我感到非常享受。我喜欢沟通，也喜欢演讲。我做过很多演讲，真的很喜欢看到读者专注地聆听并理解我的演讲。
他们一生中没有一天不在工作，全神贯注于极度困难的任务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好玩且令人兴奋的探险。
富有创造力的工作的一个特点是它永远做不完。我们所访谈的每一个人都说，在职业生涯的每一分钟里，他们都在工作。同时他们一生中没有一天不在工作，全神贯注于极度困难的任务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好玩且令人兴奋的探险。
人们很容易怨恨这种态度，把富有创造力的人所拥有的内在自由看成是精英们的特权。当其他人挣扎着完成无聊的工作时，他们却享有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奢侈，甚至不知道那是在工作还是在玩乐。这种想法中存在真实的成分，但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富有创造力的人在向我们传递这样的信息：你也可以将生命用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上。毕竟，多数接受我们访谈的人并非生来就很富贵，相反，很多人出身卑微，通过努力奋斗进入了可以使他们不断探索自己兴趣的行业。即使我们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不能发现新的化学元素或写出伟大的故事，但对创造力过程的热爱是人人都可以企及的。
创新者小传
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1923— ），男，美国物理学家、教师。曾荣获马克斯·普朗克奖章、恩里科·费米奖（Enrico Fermi Award）和美国国家书评奖（National Book Critics Award）。他的作品包括Weapons and Hope、From Eros to Gaia。
娜塔莉·戴维斯（Natalie Davis，1928— ），女，美国历史学家、教师。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她的作品包括Society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France、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和Fiction in the Archives。
唐纳德·坎贝尔（Donald Campbell，1916—1996），男，美国心理学家、教师。曾荣获美国心理学会颁发的杰出科学贡献奖、美国教育研究协会颁发的杰出教育研究贡献奖。曾担任美国心理学会主席，他的作品包括Methodology and Epistemology for Social Science: Selected Papers、Experimental and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 for Research。
杰拉尔德·霍尔顿（Gerald Holton，1922— ），男，美国物理学家、科学历史学家、教师（出生于德国）。曾荣获美国物理学教师协会的奥斯特奖章（Oersted Medal）、科学历史学会的乔治·萨顿奖章（George Sarton Medal）以及美国物理联合会的安德鲁·格芒特奖（Andrew Gemant Award）。他的作品包括Thematic Origins of Scientific Thought: Kepler to Einstein、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nd Its Burdens。
巴里·康芒纳（Barry Commoner，1917—2012），男，美国生物学家、教师、活动家，曾荣获美国科学促进会的纽科姆·克利夫兰奖（Newcomb Cleveland Prize）、美国精英学生协会奖。他的作品包括The Closing Circle、The Politics of Energy、Making Peace with the Planet。
罗伯特·高尔文（Robert Galvin，1922—2011），男，美国人，摩托罗拉前CEO。曾荣获电子工业协会的金色欧米茄奖（Golden Omega Award）、美国国家技术奖和富兰克林研究所的鲍尔商业奖（Bower Award for Business）。他的作品包括The Idea of Ideas。
[1] 生态位，又称小生境、生态区位等，是一个物种所处的环境以及其本身生活习性的总称。——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