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发创造力的环境
你所处的知识氛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的工作成效。你周围都是很有能力的同事，当你做出愚蠢的事情时，他们会让你难堪，但也很乐意帮助你。
经济学家乔治·斯蒂格勒
George Stigler
即使是最抽象的思维也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没人能对来自外界的影响免疫。但是，富有创造力的人似乎漠视周围环境，即使在最令人沮丧的环境下也能快乐地工作。米开朗琪罗在西斯廷教堂的屋顶下扭着身体，站在脚手架上画壁画；居里夫妇在巴黎破旧的实验室里专心致志地做实验；无数诗篇是在昏暗肮脏的出租房里潦草写成的。在现实中，富有创造力的人所生活的时空背景经常被忽视。从多个角度看，适当的环境很重要，它能影响新颖事物的产生，还能影响新事物被接受的程度，因此，难怪富有创造力的个体会被充满活力的城市吸引。在那里，他们的作品有可能获得成功。自古以来，艺术家、诗人、学者和科学家都会寻找自然风景优美的地方，希望雄伟的山峰或宽阔的大海能带给他们灵感。然而最近的分析显示，让富有创造力的个体与众不同的是，无论他们身处繁华之都还是贫困之地，都能赋予环境一种个人模式，这种模式能够与他们的思想以及行为习惯产生共鸣。在自己营造的环境中，他们忘记了周围的世界，专注地追随着内心的缪斯。
哪里是适合的地方
文化与商业的中心像一块磁铁，吸引着充满抱负、希望在文化中留下自己的印记的人们。从中世纪以来，技艺高超的工匠被各个城市的财富所吸引，游遍欧洲，建造宫殿和大教堂。米兰的石匠为波兰的条顿骑士（Teutonic Knights）修建堡垒；威尼斯的建筑师和油漆匠为俄国沙皇装饰宫殿；甚至创造力的典范达·芬奇也会根据公爵、教皇或国王是否能很好地资助他的梦想，有选择地为他们提供服务。
生活的地方很重要，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个原因是人们所在的地方必须能够接触到他们想从事的领域。信息不会在空间中平均分配，而是在不同的地理节点上汇集。过去，信息传播的速度较慢，人们到哥廷根学习物理学的某些分支，到剑桥或海德堡（Heidelberg）学习其他学科。虽然现在我们拥有了令人眼花缭乱的交换信息的电子方式，但纽约仍是雄心勃勃的艺术家了解艺术世界最新资讯，以及其他艺术家谈论对未来趋势的看法的最佳场所。但纽约却不是了解海洋学、经济学或天文学的最佳地点。在艾奥瓦州，人们能够学习富有创造力的写作方法或蚀刻术；在匹兹堡能够学习到其他地方学不到的神经网络知识。
有时不是人们选择了进一步深造的地方，而是这个地方提供的学习机会吸引了他们的兴趣，并让他们可以与领域中的人进行交往。
我们样本中的人们通常会为了追逐他们感兴趣的信息而搬迁。苏布拉马尼扬·钱德拉塞卡从印度乘船去剑桥学习物理学；妮娜·霍尔顿去罗马学习青铜浇铸技术。有时不是人们选择了进一步深造的地方，而是这个地方提供的学习机会吸引了他们的兴趣，并让他们可以与领域中的人进行交往。当神经生理学家赫布（D.O.Hebb）开始在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教书时，布伦达·米尔纳碰巧在蒙特利尔。赫布的研讨班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她和丈夫都改变了研究方向。而她因此成为这个领域的先驱者之一。当计算机刚开始被应用于生物化学研究时，玛格丽特·巴特勒发现自己正好在阿尔贡国家实验室。这个机会开启了她对该领域持续一生的兴趣，并使她成为这个领域的开拓者。由于罗莎琳·耶洛所在的地方碰巧有研究核医学所需的设备，她开始对这门学科产生了兴趣。当然，知识并非储存在一个地方，而是储存在一个机构或当地的一个文化惯例中，或者由碰巧住在这个地方的特定个人所掌握。为了学习青铜器的浇铸技术，去罗马亲眼看看古老的意大利工匠是如何做的会有所帮助。如果想师从赫布学习心理学，人们就必须去蒙特利尔。
适合的地点可能有助于激发创造力的第二个原因是，新奇的刺激并非平均分布的。某些环境能够提供更多的互动机会、更多的刺激以及更先进的观点，因此相对于比较保守和压抑的环境，倾向于打破传统的人更乐意去开放的环境尝试新奇的事物。在19世纪末，世界各地的年轻艺术家被吸引到巴黎，他们生活在令人兴奋的氛围中。在那里，新观点、新表达以及新的生活方式不断涌现，由此引发了进一步的创新。小说家理查德·斯特恩描述了艺术家如何依赖这种多样性来获得灵感：
年轻的时候，我渴望出国，喜欢阅读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的作品。一旦到了那里，我感到特别兴奋，整个性格都改变了，摆脱了所有束缚我的东西，注意到一切不同的事物。注意到不同是非常重要的。语言也很重要，虽然当时我并不擅长它们。表达事情的方式不尽相同，那是不同的规则。这特别令我感到兴奋。第一次出国时，我21岁，那时我开始记日记，一直保持到现在。我保持记日记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不做蠢事。如果我能把它写下来，那我就不必太担心。因此从这方面来看，出国也是很重要的。
对于像弗里曼·戴森这样的理论物理学家来说，相邻办公室的同事所提供的激励不可或缺。和艺术相比，科学更是一种集体性的事业。在科学领域中，信息在“热点”上（其中一个人的想法建立在许多其他人的想法的基础上）发展得更快。但这也可能抑制创新。根据一些人的说法，大学教育太专注于传授已有知识的功能，而不太善于激发创造力。安东尼·赫克特从诗人的角度评价了这种观点的利与弊，他的看法也适用于其他领域：
如今有一些诗人说，在学院里教书的诗人最后都变得像尘土一样枯燥无味、缺乏想象力、没有勇气，等等。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学院是中性的，如果你想让它剥夺你的想象力，它就能够剥夺，但并一定总是如此。这是一个你可以做某种工作、与某类人生活在一起的地方。你与之生活在一起的人们从整体上来说相当优秀。他们有趣而古怪，充满想象力，具有个性，充满活力，还喜欢争辩。我觉得这很令人愉快。如果在商业组织中，情况就不会是这样，因为每个人都要尽量遵守规则。
最后，接触学界的机会在空间中也不是平均分布的。能够促成新颖观点得以实现的中心，不一定是信息和刺激最丰富的地方。当某个地方突然获得一笔财富时，它常常会吸引艺术家或科学家去相对缺少信息和刺激的环境，反而使那个地方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会成为学界的中心之一。19世纪90年代，威廉·哈珀（William R. Harper）说服约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将其在石油领域中赚得的钱分出几百万美元，用于在芝加哥南面的玉米地里创建大学。这个计划几乎立即从东北部吸引来了一些顶尖的学者，他们蜂拥至这片荒僻之地，建立起了研究与学术中心。8年后，相同的现象在更靠西的地方重演。当时石油收入使得得克萨斯大学能够将新一代的知识领袖们吸引到奥斯汀。石油收入只是吸引学术界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的诱惑源之一。当大师们在某个地方定居下来之后，具有类似志趣的年轻人便很难抗拒他们的吸引力。乔治·斯蒂格勒所在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获得的诺贝尔奖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所大学经济学系更多，他对此的解释是：
你所处的知识氛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的工作成效。在经济学方面，芝加哥大学具有刚健的、充满挑战和竞争以及关心政治的环境。你周围都是很有能力的同事，当你做出愚蠢或错误的事情时，他们会让你难堪，但也很乐意帮助你。这是一个非常有益的环境。
约翰·巴丁的职业很具有典型性。他在普林斯顿大学读研究生，在那里成为了杰出的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尤金·维格纳（Eugene Wigner）的第二名博士生。维格纳的很多学生都成了这个领域的领袖人物。后来巴丁来到贝尔实验室工作，那里雇佣了很多聪明又年轻的物理学家。以下是他对实验室氛围的描述：
贝尔实验室在固态理论方面拥有非常优秀的团队。实验室在组织设计上的特点是，没有所谓的理论小组，理论学家的办公室彼此离得很近，他们可以随时进行交谈，但向不同的实验小组汇报。因此，理论与实验之间的互动很紧密。多数图纸是由理论学家和实验者共同完成的。在那里度过的时光非常令人兴奋，因为大家对于将量子理论应用于制造电话系统的新材料充满了巨大的热情。
在贝尔实验室工作期间，巴丁发展了半导体理论，这一理论最终引发了晶体管的革命性发明（因为这项工作，他和两名同事获得了1956年的诺贝尔奖）。后来巴丁离开贝尔实验室，来到伊利诺伊大学。在那里，他对超导电性很着迷。超导电性有可能实现中世纪时科学家对永动机的梦想。那是一个没有摩擦力的机器，从原理上讲，它可以永远不停地工作。1957年他为后来成为领域基准的理论做出了贡献，并因此与两位同事分享了1972年的诺贝尔奖。以下是他对为什么离开贝尔实验室的解释：
1951年我离开贝尔实验室，来到伊利诺伊大学的一个原因是，我认为超导电性是纯理论的东西，没有实际的应用，因此在学术环境中进行研究会更好。弗里德·塞茨（Fred Seitz）是尤金·维格纳在普林斯顿大学的第一位学生，也是我多年的好朋友。他和几位同事从卡内基技术学院（Carnegie Tech）——现在更名为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Mellon University）出来，在伊利诺伊大学建立了固态物理学小组。我想，如果我来到这里，和已经存在的小组一起工作，他们将会在固态物理领域投入巨大的努力。事实确实如此。这个小组从诸如加州理工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等地方吸引来了杰出的研究生。如果他们想研究固态物理学，他们的教授会把这里作为首选，把他们送过来。
对于科学、艺术、商业和政治来说，地点的重要性不亚于购买房产的重要性。距离重要的研究实验室、期刊、院系、研究所及会议中心越近，新的观点就越容易被接收到。与此同时，靠近有影响力的机构也存在不利的一面。没人比唐纳德·坎贝尔更清楚这一点。他警告年轻的学者，太早置身于高竞争、充满压力的环境会使他们面临什么样的危险。这些警告不仅仅适用于学术界：
我确实认为环境很重要。“十大联盟”（The Big Ten Universities）的副教授每年要完成5篇论文，并要连续5年才能获得终身教职。这种体系远远没有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所在的英国体系完美。在英国体系中，你不需要年年都发表作品，但仍可以基于人际间的尊重留在体系中。这样压力会小得多，学者们拥有更大的探索自由，可以尝试一些事情，而不必担心失败。
人们会对这些条件做出适应性的反应，他们努力在5年中每年拿出5篇论文。然而，速度和数量的压力减少了他们进行创意活动的自由，也降低了他们写作完整手稿的能力。
看，你现在有两份工作可选，它们都需要你承担合理的教学职责。在其中一份工作中，你将面临要么作品被出版，要么出局的压力。而在另一份工作中，你觉得自己很胜任，压力较小。你会选择哪份工作？我的观点很明确，选择那份不用为终身教职地位担心、可以自由地进行知识探索的工作。
对于科学、艺术、商业和政治来说，地点的重要性不亚于购买房产的重要性。
正如我们从这些人的生活中学习到的许多其他事情一样，对于什么地方最适合于发展创造力，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秘诀。搬到信息与决策中心去当然是合理的，有时这甚至不可或缺。对于某些领域来说，全世界真的只有一个地方可以进行学习和实践。然而在学术行为最密集、压力也最大的地方，也可能存在着不利的方面。哪里是最恰当的地方？不幸的是，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创造力不是由外部因素决定的，而是由人们坚决要做成某事的决心决定的。选择什么地方需要对个人特点与他们所从事的任务进行权衡考虑。比较内向的人希望在走到聚光灯下之前，先让自己的表演达到完美；而比较外向的人在职业生涯的一开始就很喜欢竞争的压力。然而，无论在哪种情况下，选错了环境可能都会妨碍创造力的施展。
能够带来灵感的环境
我在一间小石头屋子里完成了本书第1章的草稿。那间小屋子大约65平方米，从两扇法式窗户向外看，可以看到科莫湖（Lake Como）东面的支流。它位于意大利的北部，靠近阿尔卑斯山的山脚。大约500年前，隐居的僧侣住在这里，它在供奉蒙特塞拉特夫人（Our Lady of Monserrat）的小礼拜堂的旧址上修建而成。早期的小礼拜堂在很久以前就滑入湖中了。现在透过它的窗户，在月桂树、橡树、雪松和山毛榉茂密的枝杈间，我可以看到小礼拜堂原来所在的岩石下面，巨大的湖面向南流动着，就像惊人的巨龙在努力挣脱锁链。
小屋的墙壁上有以前的居住者留下的涂鸦。他们同样有幸被洛克菲勒基金会选中，到塞尔贝洛尼别墅（Villa Serbelloni）度过一个月，希望宏伟的景观、穿过森林的小路以及充满浪漫色彩的废墟能够激发出新颖的学术思想。“几百条小径，几千棵松树，无尽的是风景，”这是哈佛的来访者草草写下的诗句，“一代又一代的客人，上万次的体验，实现了共振的和谐。”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诗是这样的：“太阳照在水面上，波浪闪闪发光，小鸟站在树枝上吱吱地叫，贝拉吉奥（Bellagio）的钟声昭示着新一天的诞生。小礼拜堂里的学者们：这里真是人间天堂！”还有一首诗来自英国的萨塞克斯大学（Sussex University），它的结尾是：“……我们的涂鸦，令人愉快，在这个树木环绕的礼拜堂里，我们品尝着学习树上的苹果。”
对于创新的希望，这里有丰富的先例。毕竟几个世纪以来，诸如小普林尼（Pliny the Younger）、达·芬奇、诗人朱塞佩·帕里尼（Giuseppe Parini）和伊波利托·涅埃沃（Ippolito Nievo，他曾在西西里岛上写到，他“愿意用巴勒莫【Palermo】一个月的时间去交换贝拉吉奥的24小时”）等人都曾到访过塞尔贝洛尼别墅所在的贝拉吉奥村，他们在这种神奇的氛围中试图重新焕发自己的创造力。弗朗兹·李斯特（Franz Liszt）在这里停留时写道：“我感到大自然围绕着我……激起我灵魂深处的情感反应，我尝试着把它改写成音乐。”
从别墅的最高点，人们至少能够看到沿着湖的其他三个类似的别墅。一个是齐普雷西别墅（Villa Monastero），以前是修道院，现在意大利物理学家对它进行了维修，在那里进行夸克和微中子的探讨。另一个是科里纳别墅（Villa Collina），它曾是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的私人隐居所，现在是德国政治家聚集的场所。还有一个是威格尼别墅（Villa Vigoni），它由拿破仑时期一位伯爵修建，现在被用于召集意大利和德国科学家举行会议。这些山岭中的清新空气、杜鹃花的香味、湖水支流中闪烁的老教堂尖顶的倒影，这些都被认为能够促使人创作出美丽的绘画、华丽的音乐以及深邃的思想。
尼采选择在临近的恩加丁（Engadine）的凉爽气候中写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Thus Spake Zarathustra）；瓦格纳（Wagner）喜欢在拉维罗（Ravello）的别墅中创作音乐，在那里可以眺望静静的蓝色第勒尼安海（Tyrrhenian Sea）；在阿尔卑斯山中，靠近亚得里亚海的别墅里，彼得拉克（Petrarch）能够获得写诗的灵感；20世纪早期的欧洲物理学家似乎在爬上山顶仰望星空的时候会产生出最深奥的理念。
许多文化都认为，物质环境会对我们的思想和感受产生深刻的影响。中国的圣贤选择在岛上雅致的亭子里或陡峭的凉亭里写诗；印度婆罗门（Hindu Brahmins）退隐到森林里去发现隐藏在虚幻表象背后的现实；基督教修道士很擅长选择最美丽的自然之所。在欧洲国家中，特别值得欣赏的山地或平原以前一定建有修道院或寺院。
美国也存在类似的模式。位于普林斯顿的美国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和位于帕洛阿尔托（Palo Alto）的行为科学方面的同类机构都坐落在景色优美的环境中。在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s）总部，小鹿蹑手蹑脚地走过洁净的地面。任何称职的公司都会将它的研发中心建造在起起伏伏的草地上，或者能够听到海浪的地方。阿斯彭（Aspen）会议在空气稀薄、令人陶醉的落基山脉中召开，而索尔克研究所（Salk Institute）像克里特寺庙一样活跃在拉荷亚（La Jolla）悬崖上。人们认为，这样的环境能激发思维，恢复头脑的活力，促进创造力的产生。
不幸的是，没有证据（也许永远都不会有）可以证明，令人愉快的环境能够引发创造力。尽管确实有很多富有创造力的音乐、美术、哲学及科学成果是在极其美丽的环境中被创造出来。如果它们的作者被局限在车水马龙的城市小巷中或者贫瘠的乡村旷野中，是不是就不会创造出同样的成果呢？没有一个研究能回答这个问题，而且富有创造力的作品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很难实施一项控制实验。
当有准备的头脑身处美丽的环境中时，他们更有可能发现观点之间的新联系，以及自己正在应对的问题的新视角。而至关重要的是要具备一个“有准备的头脑”。
然而，富有创造力的人的陈述强烈地表明，他们的思维过程与物质环境是有关系的。但是其中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美景发挥的作用并不像一颗银子弹，可以将新观念射入头脑中。相反，当有准备的头脑身处美丽的环境中时，他们更有可能发现观点之间的新联系，以及自己正在应对的问题的新视角。而至关重要的是要具备一个“有准备的头脑”。这意味着除非进入这种环境的人对问题已经有了深入的感知，并具有解答问题所必需的符号技能，否则什么也不会发生。
例如约翰·里德记得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发生过两个当时特别具有创造力的事例，其间相隔了几年。这两件事都需要认识到公司正面临的主要问题，并草拟出解决方案。就像大多数富有创造力的时刻一样，最重要的是问题的界定，而不是解决方法。在这两种情况中，里德给自己写信，洋洋洒洒写了30多页，详细描述了公司在未来几年将面临的问题、危险和机遇，以及为充分利用它们可以采取的步骤。有趣的是，两封信都是在里德远离办公室，表面上很悠闲放松的时候写的。一次是在加勒比海的海滩上，还有一次是在佛罗伦萨的公园长椅上。以下是他对写第二封信的过程的描述：
我给自己写过很多信，其中一些我会保留着。在第三季度之前的9月份，我感到很疲惫，周六、周日都在工作。于是我去意大利待了一个星期，只是想放松一下。我先去了罗马，在那里住了几天，然后去了佛罗伦萨。我早早起床，四处漫步。我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大约从早上7点一直坐到中午，然后下午去参观博物馆或做其他事情。我在一个笔记本上写了一篇长长的文章，写的是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我所担心的事情。它有助于我理清思路。接下来在第三季度末我进行了组织变革。最近我拿出原先的备忘录，令人吃惊的是，我在佛罗伦萨写的内容和最终实施的变革竟然有80%~90%是一致的。
两封信都是自发的、偶然的，尽管它们所处理的问题已经在里德的头脑中酝酿了很多个月。在他回到总部后，又用了数月的时间将好主意与坏主意进行了区分，这一部分是通过与朋友和同事讨论完成的。在找到解决方法之前，又过去了几个月。但是如果没有“海滩上的信”以及“长椅上的信”，里德不一定能找到如此新颖的视角来看待公司所面临的问题。
这个例子会让我们想到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海滩”和“长椅”实际发挥的作用有多大。当然，并不是任何人坐在海滩或长椅上都能想出解决花旗公司问题的创造性方法的。问题是，如果里德待在曼哈顿的办公室里，他是否还能想出这个问题及解决方案呢？虽然这个问题是无解的，但证据显示，不同寻常的、美丽的环境其实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从新颖的角度来看待形势。
人们在美丽的自然环境中如何度过时间似乎也很重要。只是坐着观赏很好，但悠闲地漫步似乎更好。希腊哲学家中存在一种逍遥学派，他们喜欢在学院的庭院里来来回回地走，同时一边讨论观点。弗里曼·戴森在英国剑桥接受的教育更多受益于与导师在校园里漫步时进行的内容广泛的谈话，而不是在教室听到的或在图书馆里读到的知识。后来在纽约的伊萨卡（Ithaca），也是通过类似的漫步，他吸收了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具有革命性的观点。“我从来不去上费曼的课，从来不与他进行任何正式的交往。事实上，我们一起散步。散步占据了我和他一起度过的大部分时间，就像旧时的哲学家会在安静的隐居地四下漫步一样。”新一代的物理学家们趴在电脑屏幕前，他们也能产生同样有趣的想法吗？
给普通人戴上一个电子寻呼机，在一天中随机选取时间让他们评价自己的创造力水平。他们通常会报告称，在开车、散步或游泳的时候，他们最有创造力。当进行只占据一定量注意力的半自动化活动时，一部分注意力会空闲下来，在不存在有意识的意图的情况下，观点之间会建立起连接。对问题投入全部注意力并不是产生富有创造力的想法的最佳途径。
当进行有意识的思考时，思维被强制沿着线性的、符合逻辑的，因此也是可预测的方向前行。然而在散步时，注意力会聚焦于周围景色，部分大脑空闲下来进行平常不会进行的联想。打个比方说，这种大脑活动发生在后台，我们偶尔才会意识到它。由于这些想法没有处在注意力的中心，因此它们可以自行发展。不需要对它们进行指导，不必贸然批评它们或让它们做辛苦的工作。当然，正是这种自由和玩乐的态度使得人们有可能进行悠闲的思考，想出具有创造力的规划与答案。只要我们想到感觉是对的联系，它就会跃入我们的意识。令人信服的联系可能出现在我们躺在床上半梦半醒的时候，或者在浴室里刮胡子的时候，或者在树林里漫步的时候。在那些时刻，新颖的观点看起来好像是来自上天的声音，是我们问题的谜底。之后，当我们试图将它与“现实”进行匹配时，最初的想法可能就变得不重要了。在才华闪耀的洞见能够被认可和应用之前，还需要做很多艰苦的评价与细化工作。但是如果没有最初的灵感，创造力便不可能显现出来。
因此，马萨葡萄园岛（Martha’s Vineyard）、大特顿山（Grand Tetons）或大苏尔（Big Sur）之所以能激发创造力，可能是因为它们能提供新颖而复杂的感官体验（主要是视觉体验，但也包括鸟鸣、水声以及空气的味道带来的感觉），人们由此会感到震惊，注意力则摆脱了常规，被诱惑着追随新颖而迷人的观点。不过我们不需要对感官体验投入全部注意力，要留下足够多的心理能量对问题进行潜意识的探索，以获得富有创造力的构想。
能够激发灵感的不只是旅游局认可的地点。乔治·法鲁迪的一些最好的诗篇是在集中营里每天面对死亡时写出来的。伊娃·蔡塞尔被囚禁在监狱中时，获得了受用一生的观点。正如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所说，没有什么能像得知自己几天后将被处死一样令思维骤然集中起来。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就像自然美景一样，会促使头脑去思考什么才是最本质的。其他同样能激发灵感的环境还包括宁静的风光等。
创造最有灵性的环境
虽然新颖而美丽的环境对产生洞见具有催化作用，但创造力产生过程的其他阶段，比如准备阶段和评价阶段，似乎更得益于熟悉、舒服的环境，即使这些环境并不比阁楼更好。巴赫没有远离自己土生土长的图林根（Thuringia），贝多芬在非常阴暗的住所里创作了他的大部分作品，普鲁斯特在光线暗淡、贴着软木的书房里写出了杰作，爱因斯坦只需要在伯尔尼最简朴的住所里的一张饭桌上就可以写下相对论。当然，我们不知道巴赫、贝多芬、普鲁斯特和爱因斯坦在生命中某个时刻是否被雄伟壮丽的景象所激励，然后用余生精心细化由此得来的灵感。有时，一次令人敬畏的经历就能为一生的创造力工作提供给养。
虽然复杂的、令人兴奋的环境有助于提供新的洞见，但大部分创造的过程却需要比较单调乏味的环境。
虽然复杂的、令人兴奋的环境有助于提供新的洞见，但大部分创造的过程（在灵光闪现前需要很长时间的准备期，之后需要同样长时间的评价期和精心制作期）却需要比较单调乏味的环境。在创造力产生的这些阶段中，环境也很重要吗？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即个人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文化及制度背景和个人在其中工作的直接环境）进行一下区分。从较广泛的背景来看，不言而喻，一定量的过剩财富是必需的。创造力的中心，比如鼎盛时期的雅典，10世纪的阿拉伯城市，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15世纪的威尼斯、19世纪的巴黎、伦敦和维也纳，以及20世纪的纽约，都是富足的、面向全世界的。它们成为文化的十字路口，来自不同文化传统的信息在这里汇集。它们还是社会矛盾交织的核心场所，通常被种族、经济或社会群体间的冲突撕扯着。
不仅国家可以，机构也可以促进富有创造力的观点的产生。布朗士科学高中（Bronx High School of Science）以及贝尔研究实验室因为在促进产生重要新观点方面的实力而成为传奇。每所大学或智囊团都希望能够吸引未来的明星。这类开放的环境能够提供行动的自由、对观点的激励以及对未来天才的尊重与扶持。众所周知，天才一般都有脆弱的自我，需要温柔、体贴的照顾。
多数人对宏观环境做不了什么。我们对自己所生活的社会，甚至对我们所工作的机构都无能为力。然而我们可以对个人的环境加以控制和转化，让它有助于提升个人创造力。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可以从富有创造力的个体身上学习很多东西。他们一般会煞费苦心地确保自己能放松而不受干扰地专心工作。具体的做法取决于个人的性格和工作风格，但重要的是，要拥有符合个人需要的特殊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他感到舒服并有控制力。肯尼思·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偏爱在可以眺望科罗拉多落基山脉的小屋里思考和工作，还经常泡在热水浴缸里以汇集想法。乔纳斯·索尔克喜欢在工作室里工作，那里除了有他所需的资料外，还有一架钢琴和画架。黑泽尔·亨德森住在北佛罗里达一个相当偏僻的社区里，以避免市中心的各种干扰。以下是她对自己日常事务的描述：
每天早上我会跑大约3公里，我有一个特别的跑步地点，那里景色非常美，离这里大约1.6公里。那里有好看的盐沼，可以远远眺望城市。如果你向左边看，会看到大片的荒野。那里有我最喜欢的蓝色苍鹭和麻鹬，还有鱼儿在跳跃。你能感觉到这种热热闹闹、生机勃勃的环境。如果向右看，你会看到有着一片小小尖顶的美丽小城，一切都非常和谐。你知道，在那里自然体系与人类体系之间维持着某种平衡。
罗伯逊·戴维斯在多伦多以北80公里的家中精心写出了情节错综复杂的小说。那是一片有着丰富化石的史前海滩，“在一个很好的位置向下看，向山谷下的多伦多望去，我们能够看到灯光，并很高兴自己不住在那里”。社会学家埃莉斯·博尔丁（Elise Boulding）曾像僧侣一样，按照既定的规程工作，她认为这有助于保持创造性思维的节奏：
清晨我会散步和反思。在1974年，我的很多时间是跪着度过的，在修道院后面做祈祷。我不确定现在是否还会那样做。1991年的我与1974的我非常不同。我还会进行一些阅读和反思，你知道就像圣徒和那些经历灵性之旅的人一样。我用很多时间进行冥想，在天主教修道院里度过大量的时光。我很珍惜祷告的时间。在1974年，我遵从着祷告的时间，和他们一起吟诵。再重申一次，我不确定现在是否还会那样做。当时一切都很宁静，我有很多时间只是看着窗外的群山，陷入沉思。
在芬兰，很多人都知道佩卡（Pekka），他是一位上了年纪的拉普兰人（Lapp），正式工作是监督芬兰最北面的社会服务。不过佩卡游历过很多地方，他用假期去西藏学习僧侣的信仰和生活方式，或者去阿拉斯加寻找正在消失的因纽特（Inuit）文化。当他在赫尔辛基为政府工作时，只有觉得召开会议的办公室感觉是对的，他才会坐下，否则他就不坐，而是乘电梯下楼，来到街道上。他会在街上到处转，直至找到一些他喜欢的树枝、石头或花朵。他把这些东西带回办公室，摆放在桌子或文件柜上。当他觉得环境看起来宁静而和谐的时候，才会开始工作。不得不和佩卡打交道的人通常觉得，他即兴而作的内部装饰有助于他们把会开得更好，制定更令人满意的决策。
伊丽莎白·诺埃尔诺伊曼是一位富有革新精神的德国科学家、成功商人（几年前，一本商业杂志刊登了德国100名最有影响力的女性，她排在第二位），她精通让环境变得个性化的艺术。她的办公室由15世纪的农舍改造而成，房间里摆放着典雅的古董家具。她的家位于康斯坦茨湖（Lake Constance）边，家里摆满了书和反映她个性的稀罕玩意。她的很多时间是在旅途中度过的（仅仅是开车，她每年的里程就能高达8万公里），因此她的汽车也是重要的工作空间。在司机开车时，诺埃尔诺伊曼会进行阅读和写作，周围是她最喜欢的录音带、一瓶瓶的矿泉水、一沓沓的便签纸以及一捆捆的彩色圆珠笔。无论到哪儿，她都随身携带着自己熟悉的微观环境。
我们常常在家里摆满体现我们独特性的东西，就是这类东西把房子变成了家。
在某种程度上，每个人都试图去做诺埃尔诺伊曼和佩卡所做的事情。我们常常在家里摆满体现我们独特性的东西，就是这类东西把房子变成了家。在我们搬到位于蒙大拿的夏季居所时，为了让陌生的环境变得熟悉起来，我的妻子会在壁炉台上放两只彩色的木头鸭子。这两只鸭子已经跟随我们很长时间了。当鸭子沿着墙安稳地待下来之后，空洞的房间立马变得舒适惬意了。
在家里我们需要一个具有支持作用的象征性的生态环境，这样我们才会觉得安全，放下防御，继续完成生活的任务。在某种程度上，家的象征物代表了自我最本质的特点和价值观，它们有助于让我们变得更独特。一个家如果没有个人化的格调，缺少指向过去或导向未来的东西，就会变得没有生气。充满有意义的象征物的家很容易让它的主人知道，他们是谁，他们应该做什么。
在一项研究中，我们访谈了两位女士，她们都已经80多岁了，住在同一栋高层公寓的不同楼层。当问及家里什么东西对她们来说有特殊意义的时候，第一位女士茫然地看了一圈客厅，那里就像一间陈列室，摆放着相当昂贵的家具，可是她说自己想不起什么特别的东西。对于其他房间，她的回答都一样：没什么特别，没有什么具有个人意义的东西。而第二位女士的客厅里摆满了家人和朋友的照片，从姑妈和叔叔那里继承来的瓷器和银器，以及她喜欢的或打算阅读的书籍。走廊里挂着她的孩子和孙辈的绘画作品。在浴室里，她已故丈夫刮胡子的用具摆放得像一个小小的神龛。两位女士的家准确地反映出她们的生活。第一位女士每天的生活按部就班，过得毫无情感；第二位女士的日程则丰富多彩、令人兴奋。
当然，以某种方式装饰房间并不能让一个人的生活奇迹般地变得更富创造力。其中的因果关系同样非常复杂。把家装饰得比较独特的人可能一开始就比较有创造力。不过拥有一个能强化个性的家，有助于增加施展个人独特性的机会。
常言说得好，男人的家就是他们的城堡，因为人们在家里会比在其他地方觉得更安全、更有控制力。不过在我们的文化中，越来越多人说，他们的汽车是能够让他们感受到最深切的自由、安全与控制的地方。很多人把汽车称为“思考机器”，因为只有在开车的时候，他们才感到放松，能够反思自己的问题并正确地看待它们。一位接受访谈的人说，大约每个月会有一次，当焦虑感太大时，他会在下班后坐进车里，花半个晚上的时间开车从芝加哥前往密西西比河。到那儿后，他停好车，看半个小时的河水，然后开车返回。回到芝加哥的时候，曙光已经照亮了湖面。长途驾车就像一种焦虑治疗法，帮助他解决情绪问题。
通过各种方法，汽车可以变得更加个性化。汽车的颜色、配饰以及音响系统都可以让我们拥有在家的感觉。汽车既提供了私密性，又提供了移动性。除了汽车，办公室和花园也是可以用来精心布置的空间，以此来反映个人独特的感受。对于我们周围的环境，并不存在什么完美的模式。有助于保持和发展个性，从而有助于提升创造力的环境就是可以反映我们自己的特点，让我们很容易忘记外部世界、聚精会神地从事手头工作的环境。
设定最舒适的活动节奏
不只是布置个性化的物质生活环境能够提升创造性思维。另一种方法也很重要，那就是设定我们所从事的活动的节奏。曼弗里德·艾根几乎每天都会弹奏莫扎特的钢琴曲，以避免线性思维；作家马德琳·恩格尔（Madeleine L’Engle）也是如此；马克·斯特兰德在花园里遛狗并工作；黑泽尔·亨德森每天要努力解决她协助组织起来的各种环保团体的问题，在花园里散步是她恢复清醒头脑的方法。有些人骑自行车，有些人看小说，有些人烹饪，有些人游泳。同样，不存在规划我们行为的标准方式。但是，重要的是，不要让偶发事件或常规活动决定我们要做的事。
伊丽莎白·诺埃尔诺伊曼很少在其他人吃饭的时候吃饭，她会按照自己的需要严格安排日常生活。理查德·斯特恩拥有这样一种生活节奏：
我赋予时间一种节奏，这种节奏能够让我履行各种职责，比如作为一位父亲、一位丈夫——虽然我并不能总是做到最好，即使作为一名大学教授、同事及朋友也是如此。
然后他用更具体的表述说明了他所说的“节奏”的具体含义：
我认为它类似于其他人的节奏，也就是说任何人都会有一套自己的习惯，将生命中某一段时间设定为独处或与人合作的时段。无论如何，他会为自己制定出某种日程。这并不只是外在的现象。对我来说，它与生理自我和精神自我之间的关系，以及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都存在着很大相关性。其构成要素可能像每天早上看报纸一样普通。很多年前，我常常这样做，但有些年不再每天早上看报纸了，这改变了我一天的节奏。每天傍晚的某个时候，当血糖降低时，有人会喝一杯葡萄酒，并会期待这个时刻。当然在一些时间里，人们会从事工作。
大多数富有创造力的人很早就发现了自己最好的生活节奏，比如什么时候睡觉、吃饭和工作。而且他们会遵守这种节奏，即使受到做其他事情的诱惑也不会改变。
大多数富有创造力的人很早就发现了自己最好的生活节奏，比如什么时候睡觉、吃饭和工作。而且他们会遵守这种节奏，即使受到做其他事情的诱惑也不会改变。他们穿着舒服的衣服，只与意气相投的人交往，只做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当然，不得不与他们打交道的人可不喜欢这种特质，因此富有创造力的人通常被认为是怪异的、不好相处的也就不足为奇了。行为的个性化模式可以让人们免于做出预期，这样便不用分散注意力，可以专心致志地干重要的事情。
类似的控制也会扩展到时间安排上。一些富有创造力的人的日程安排得非常紧凑，他能提前两个月告诉你，某天下午的3点到4点之间他会在做什么。另一些人则放松得多，他们甚至对当天晚些时候要做什么都不清楚，并且为此感到自豪。同样，重要的不是应该遵守严格的日常安排还是进行灵活的安排，而是成为自己时间的主人。
更长跨度的时间也显示出同样的结构。弗里曼·戴森和巴里·康芒纳相信，每隔10年左右应该做出重大的职业改变，以避免变得厌倦。其他人似乎喜欢利用一生的时间在自己狭窄的领域一角不断进行更深入的探索。不过在接受访谈的人中没有一个曾说过，他们之所以会做某事是因为在那个特定的时期，这件事是社会所期待的事情。
这样看来，环境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创造力，这部分取决于人们处于创造力产生过程的哪个阶段。在准备期，人们收集可能导致问题出现的各种要素，此时有序而熟悉的环境被认为有助于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到有趣的问题上，而不会受到“现实”生活的干扰。对于科学家来说，这种环境就是实验室；对于商人来说，就是办公室；对于艺术家来说，就是工作室。在下一个阶段，与问题有关的想法在潜意识中酝酿，此时换个环境可能会更有帮助。壮丽的风景或异国文化等新奇刺激会令人分心，使得潜意识的心理过程能够进行原本用线性逻辑来处理问题时不可能进行的联系。当意想不到的联系以洞见呈现出来以后，熟悉的环境再一次承接了接下来要完成的任务。在领域的庄严氛围中，评价与精心制作阶段能够被更有效地实施。
然而在任何时刻，最重要的是对环境、行为及日程安排进行巧妙地设定，使它与我们的生活保持和谐。如果这个地方像科莫湖边的别墅一样迷人，那很好。如果命运将你丢到了劳改营，那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任何一种极端情境中，对于意识来说，重要的是要找到方法让它的节奏与外部环境相适应，并在某种程度上将外部所遭遇的事情转化为自己的节奏。通过对地点和时间进行调解，我们会体验到自己独特存在的真实感，以及与宇宙的关系。从这种理解出发，我们随后便可以轻而易举地形成新颖的想法和具有独创性的行为。
日常生活的含义很简单：确保你工作与生活的地方能够反映你的需要和品味；应该有可以让你全身心投入活动的空间，也应该有激发创意的空间；周围的物件应该有助于你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想一想你是如何使用时间的，思考你的日常安排是否反映了最适合你的节奏。如果你不确定，那么去不断尝试，直到找到工作与休息、思考与行动、独处和与其他人共处的最佳时间安排。
创造一个和谐、有意义的时间与空间环境能够帮助你变得具有创造力。它也许能帮助你实现个性的生活，抛弃令人感到无聊或失控的生活，并让其他人认识到人类境况中与生俱来的独特性及成长的可能。然而创造出这样的生活并不能保证别人就会把你看作天才，或看作在历史上举足轻重的有创造力的人物。要实现具有历史价值的创造，还必须满足其他一些条件。例如，你必须很幸运；为了在某个领域中出类拔萃，你需要有合适的基因；还需要身处适当的历史时期。接触不到领域，潜力只是徒劳。有多少刚果人本可以成为伟大的滑雪运动员？真的没有巴布亚人能够对核物理做出贡献吗？最后，如果没有学界的支持，即使最有前途的天才也不会得到认可。但是如果说创造力是不受我们控制的，那么，过富有创造力的个人生活则是我们可以控制的。从最终满足感的角度看，后一种也许是最重要的成就。
创新者小传
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1911—1991），男，美国经济学家兼教师，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因在信息经济理论与公共监管理论上做出的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并且曾荣获美国国家科学奖章。他的著述包括The Organization of Industry、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s等。
肯尼斯·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1910—1993），男，美国经济学家、哲学家、教师、作家（诗人）。曾荣获美国经济学会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John Bates Clark Medal）和泰德·伦茨国际和平研究奖。曾担任美国经济学会等组织的主席，与他人共同创办了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他的作品包括The Economics of Peace、The Image、Beyond Economics: Essays on Society,Religion, and Eth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