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传承与创造
当你在思考真实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时候，悲观主义是一条捷径，因为它是一种目光短浅的生活观。
作家罗伯逊·戴维斯
Robertson Davies
如果没有创造力，世界将不再是现在的世界。我们可能仍会按照基因指示来行动。在我们死后，一生所学都会被遗忘。世界上将没有演讲、没有歌曲、没有工具，没有诸如爱、自由或民主这样的观念。那会是一种非常机械、了无生趣的存在，没有人想参与其中。
为了实现我们所认为的人类的世界，一些人必须敢于突破传统的束缚。接下来，他们还必须找方法记录这些比以前有所改进的新观念或新做法。最后，他们必须设法把新知识传递给后世子孙。我们认为参与这一过程的人是富有创造力的。我们称为“文化”的东西，或者我们从社会环境中内化而来的自我的一部分，就是他们的创造。
制斧者的礼物：创造力与破坏力
如果创造力干涸了，人类毫无疑问将无法生存，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科学家必须为人口过剩、不可再生资源的耗尽以及环境污染想出新的解决方案，否则人类的未来将必然是短暂而野蛮的。除非人文学家找到新的价值观和新的理想来引导我们的活力，否则无望感会泯灭我们去克服前进路上障碍的热情。无论我们喜欢或不喜欢创造力，人类都变得很依赖它。
如果以更乐观的方式再表述一遍的话，那就是在过去几千年中，进化已经从单纯的基因化学物质的变异发展为越来越事关模因的改变（我们通过模因进行学习，然而再将它传递给其他人）。如果我们选择了适当的模因，人类便能够生存下去，否则就无法生存。选择知识、价值观或行为（无论将带来更光明的未来，还是将导致灭亡）的事物不再是我们自身以外的因素，比如捕食者或气候的改变。未来就在我们手中，我们创造的文化将决定人类的命运。
乔纳斯·索尔克将这种进化称为超生物学进化，威尔逊和其他人称之为生物文化进化。其中的理念是相同的：生存不再只取决于生物学设备，还取决于我们选择使用的社会与文化工具。文明的伟大创造，比如艺术、宗教、政治体系、科学和技术，都是文化进化道路上的一个个路标。人类就意味着创造力。
与此同时，不需要很多的思考我们就能意识到，人类生存所面临的主要威胁、我们希望用创造力来解决的问题正是以往富有创造力的解决方案所造成的。从很多方面来看，人口过剩是未来的核心问题，而这是农业进步与公共健康改善的结果。社群的减少以及心理隔离的增加一部分是因为人类的巨大流动。这种改变是由自动推进式工具，比如火车和汽车的发明所带来的。由于科学成功地驳斥了实验方法无法验证的信仰，因此超越物质世界的价值观开始衰落。诸如此类，无穷无尽。例如，这是为什么罗伯特·奥恩斯坦（Robert Ornstein）把人类的发明称为“制斧者的礼物”。它指的是当第一把钢制的斧子被引入对金属一无所知的原始部落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它会让杀戮变得更容易，它撕碎了现存的社会关系的根基以及文化价值观。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个新发明都是制斧者的礼物。当新的模因取得掌控地位后，生活方式就会发生改变。
不只是危险物品的发明，比如蒸馏酒精、烟草、火器以及核反应堆也会造成毁灭整个人类的威胁。即使明显有益的发明也具有意想不到的负面后果。电视扩大了我们体验的范围，它是一个奇妙的工具，但会让我们对过剩的信息上瘾，这些信息满足的是人类最粗俗的共同兴趣。每一种新模因，比如汽车、计算机、避孕药、爱国精神或多元文化论，都会改变我们的行为和思想，都具有潜在的阴暗面。其阴暗面通常暴露得太晚，常常发生在我们习惯这些创新的存在之后。
核能的发展给那些能够抓住这个机会的国家带来了军事和工业上的优势。这是没人会拒绝的机会。然而进入核时代仅仅半个世纪，我们为这笔浮士德式的交易必须付出的代价看起来已经太高了，以至于有可能让我们濒临破产。最近的估计显示，为了安全地处置核废料，美国需要花费3 000多亿美元。很多其他国家，比如俄罗斯，可能无法及时开始清理工作。在地球历史的每个瞬间，人类的独创性成功地把地球的很大一部分变成了不适于居住的地方。
改变环境的力量越大，产生出不受欢迎的结果以及受欢迎的结果的机会就会越大。
人类的独创性有一个我们总是想去忽略的基本法则：改变环境的力量越大，产生出不受欢迎的结果以及受欢迎的结果的机会也越大。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大规模灌溉的发明让美索不达米亚变得非常多产而富有，那是邻国做梦都想不到的盛景。然而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水流每年会带走两三厘米厚、富含养分的表土，留下含盐的矿物质。慢慢地，两河之间的肥沃土地逐渐变成了寸草不生的荒漠。
我们再举一个发生在世界另一端的例子。大约在公元800年，伟大的玛雅文明陷落了，不是因为它无法应对灾难，而是因为它被自己的成功毁灭了。对于为什么如此复杂的文明会重新变成丛林，存在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也许是因为太多家庭变得富有而强大。这些精英觉得他们不应该再工作了，而每一代人都希望比前一代过得更舒适，拥有更高的生活标准。有太多印第安人部落的首领之间最终爆发了冲突，进而导致残忍的内战。另一种假设是，为了建立宏伟壮丽的寺庙和宫殿，玛雅人用石灰岩的灰泥进行粉刷。石灰岩必须在非常热的熔炉里被熔化。为了供给熔炉燃料，他们砍伐了周围的丛林，由此造成土壤被冲蚀，表层土被冲走，淤泥阻塞了玛雅人用来灌溉梯田的湿地。失去肥料后，田地出产的食物极少，接踵而来的饥荒激起了内乱，导致了混乱和最终的灭亡。创造的力量通常与破坏的力量是联系在一起的。
通过观念影响人类力量的模因也存在类似的模式，即一开始的成功会导致最终的失败。各种宗教原教旨主义的承诺给予人们一套简单的目标和准则。它解放了一些心理能量，因此在一段时间里，奉行这些信条的社会似乎是强大而坚固的。但是负面效应很快显现了出来：当一个国家通过模因汇聚社会力量，而这种模因却是以牺牲其他群体为代价去保障另一个群体的优越性时，不宽容以及仇外的情绪就会导致战争或更糟的情况。
即使创造力的成果没有产生外部的破坏，它们的成功也会为采纳它们的文化埋下危险的种子。通过发明有效的法律体系、管理方法和军事实践，罗马人得以建立了一个富裕而稳定的社会。然而一段时间之后，罗马的贵族认为自己不必再费力了。成功带来的惰性让他们产生了虚假的安全感。廉价的奴隶让他们对节省劳动力的新设备漫不经心。正如在蓄奴的美国南方，致命的自满就像物质丰富带来的舒适这枚硬币的阴暗面一样，不可避免地显现出来。
在工业化国家中，甚至连工程师和技术工人的数量也在逐渐减少。每个人都想成为专业人士，至少是坐在办公桌边的职员。乐观主义者认为，我们的孩子准备要做的是未来基于信息及富有创意的灵活性的职业。然而事实表明，美国申请的新专利的数量也在不断减少，对计算机的使用更多是集中在成为信息消费者，而不是学习如何使用已获得的信息。如果必需性是发明之母，那么安全的富足感似乎就是它机能不全的继母。
纵观历史，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充满讽刺意味的过程：文化的成功也孕育出了它自身的对立面。当我们变得越富裕，便越没有理由去寻求改变，因此越容易受到外部力量的影响。创造力的结果通常就是对其自身的否定。
在过去，在创造复杂模因方面非常领先的社会能够保持数百年甚至数千年不变，依靠其最初的文化资产继续存在下去。埃及和印度就是如此。但这种奢侈不复存在了，一部分是因为过去几个世纪中创造出来的进步。通信的改善使得信息、技术和资金几乎在全世界是平均分布的。能够最有效地利用这些资源并具有较大决心的人才有可能会控制未来。任何社会都无法再像尼罗河边的帝国，甚至像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一样，在隔绝的状态中独自享受着辉煌。
那么这个错综复杂的故事的结论是什么？目前人们对于创造力依然会毫无保留地欢呼喝彩。被认为富有创造力的人好像不会犯错，他们能够将我们从过去的错误中拯救出来，走向光明的未来。当然有时也会有反对的声音。精神分析家盖扎·罗海姆（Geza Roheim）写到，生命的全部独创性，特别是最后有意识的部分，构成了一个巨大的错误。物质的理想状态应该是无机的，生命只是晶体宇宙在平静阶段的一场发热症、一次短暂的癌症。
更重要的是，大众似乎开始重新思考祖先们所创造的文化的价值。人们对科学、民主以及其他许多人类努力实现的美好事物的信念开始发生动摇，而这不只出现在俄罗斯、伊朗、印度或巴西。传统主义在现代化的日本隐约闪现，探索回归更简朴时代的力量也在美国凝聚起来。恢复共享的价值观、社群意识以及更平静的生活方式会带来巨大的成就。不幸的是，这种回归很可能使人们重新开始相信魔法、占星术、超自然以及某个人种比其他人种更优越的谬论。
每一个伟大的进步都包含着新的脆弱性。有些模因在今天是不可或缺的，但在未来可能是一种阻碍。相信进步总是令人满意的就像一开始就抗拒它一样荒谬可笑。
无论是毫不批判地接受还是全盘否定人类的创造力，都会让我们脱离正轨。如果我们能够客观地看待并评判文化，那该多好啊！这个很好，那个很糟。然而历史不是非黑即白的。每一个伟大的进步都包含着新的脆弱性。有些模因在今天是不可或缺的，但在未来可能是一种阻碍。相信进步总是令人满意的就像一开始就抗拒它一样荒谬可笑。
谁来评判创新
到目前为止，我们试图建立两个要点：创造力对于人类未来的生存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创造力可能具有令人不快的副作用。
如果认可这些结论，那么人类的福祉便取决于两个因素：提高创造力的能力和发展出新的评价方法的能力，以便用这些方法来评价富有创造力的新观点的影响。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二条的要求。
为什么我们不能将对新观点的评价留给它们各自的学界，或者市场的“看不见的手”呢？不幸的是，这两个机构都没有准备好应对这项任务。根据定义我们可以看出，学界的成员致力于提升他们在领域的支配权，不太关注文化的其他方面。尽管少数物理学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联合起来对社会发出警告，指出核扩散的危险性，但学界作为一个整体却无法抗拒扩大高能物理学的研究与应用的游说。与之类似，少数医生为高科技医学干扰公众健康的过程敲响了警钟，但以美国医学会为领导的学界大多数成员却以增加昂贵的设备和治疗程序为己任。
如果没有任何限制，每个学界自然都希望能够控制尽可能多的社会资源。如果每所学校、每个企业和家庭都有自己常驻的心理学家，那美国心理学会当然会很开心。艺术家的兴趣在于让其他人相信，如果每个人都成为艺术品收藏家，他们的生活会更美好。牙科医生的兴趣在于让我们相信，如果把大部分空闲时间用于口腔护理，我们会更快乐。每一个学界都会欢迎能够帮助他们扩充其对社会资源占有的新观念。
另外，即使不存在自私的或物质方面的原因，每个学界仍会积极推动领域内新观念的实施，而不考虑长期后果。在某个专业狭窄的限制中工作多年的人当然会相信，自己领域内的新发展是最重要的，理应优先于其他领域的发展。很难让一位将毕生精力奉献给高能物理学的物理学家心悦诚服地认为，无论如何不应该支持核技术的发展。
每个学界对自身的成就感到骄傲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有人试图从公共利益的角度来评价其贡献，而评价的标准与领域内部的标准相违背时，学界马上会用学术自由、言论自由、思想自由或其他可以利用的意识形态来捍卫自己。在多元化的世界观中，质疑艺术家展示任何他们想展示的东西的权利，都是非常令人厌恶的，无论他们展示的是被亵渎的旗帜、尿罐还是残缺不全的尸体。一想到其他任何人都有权决定什么是好科学，什么是坏科学，科学家就会吓得往后退缩。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人除了相信自己所继承的研究世界的方法是唯一可行的方法之外，他别无选择。把伏尔泰的话换种方式说就是，他当然会相信自己的科学是所有科学中最好的，因此，对物理学不可避免的演变的任何质疑都是对科学完备性的攻击。
每个学界都期望社会承认它的自主权，但每个学界都觉得最终的分析应该依据本领域的准则，并且只对自己负责。由于以上所有的原因，指望学界从公众长远利益的角度出发，监督自己富有创造力的观点基本不会有什么效果。
另一个选择是让市场决定创新的价值。就像在其他许多社会过程中一样，我们倾向于相信市场的智慧，并不言而喻地认可了它的重要性。当然，现在每个人都开始认同，所谓的自由市场是像圣诞老人或复活节兔子一样是不真实的。当世界银行向巴西提供数不清的贷款以建立核反应堆时，这笔交易并不是对自由市场的力量做出的反应，而是出于美国几家大型核反应堆建造商的利益。再举一个例子。每个国家，从法国到芬兰，从日本到美国，都在通过补贴农民来保护本国的农业基础，而自由市场是不会这样做的。
但是即使自由市场是真实的，听从它的决定对于人类未来的福祉来说是否明智也值得商榷。首先，市场的决定倾向于以现在为导向。消费者会选择当下能提供优势的产品或技术，不太会考虑后果。我会买一罐能让我每天早晨节省几秒钟的除臭剂，而不去考虑它的喷雾对臭氧层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如果我想买手枪，我可能会买射出子弹速度更快的，即使更高效的手枪可能会导致更多的事故。
批量生产的商品特别容易受到基于短期利益做出的购买选择的影响。快餐因为能够满足我们最基本的口味偏好而大赚特赚。我们这种品味偏好是从远古时代遗传下来的，那时的人类所需的脂肪和糖类供给不足。汉堡配上薯条和奶昔，对于穴居人来说真是一顿精美的大餐，但对于久坐不动的市民来说就不太健康了。与之类似，电视也很容易受到批评。自从罗马人聚集在竞技场中观看角斗士的相互厮杀以来，我们喜欢看的精彩场面（它是由基因塑造的）并没有很大改变。很难想象看肥皂剧和MTV对人类的进化会有什么有益的贡献。
应该鼓励艺术家追随他们的灵感；尊重科学家追随引导他们去任何地方的直觉。而另一方面，我们不应该期望社会能够支持在某一领域内被重视，但可能对公众财富有害的创新。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我们不能忽视进化。能够引导地球未来的文化将会是鼓励尽可能多的创造力的文化，但同时也要以未来人类的整体福祉为基础，对创新进行选择，而不只是从单独的领域出发。我们需要自觉地建立起优先级，使用类似“进化影响分析”的事物，在此基础上才能对新观念做出认可。
这种类型的政策不应该导致外行对思想自由的任何压制。我们应该鼓励艺术家追随他们的灵感；尊重科学家追随引导他们去任何地方的直觉。而另一方面，我们不应该期望社会能够支持在某一领域内被重视，但可能对公众财富有害的创新。
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最伟大的艺术都不是在艺术家设定工作日程的情况下创造出来的，而是在主顾坚持有利于他们自己的特定标准的情况下创造出来的。主顾首要的需求是获得公众的赞美，因此他们想要的艺术必须能吸引 公众，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这种意义上说，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由教皇和贵族委托完成的艺术实际上更具民主性。
实现对科学领域的创造力的公开评价可能会更加困难。在大多数科学领域中，知识的边界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人的理解，只有相应领域中的专家才有可能做出明智的决定。然而每一个领域中都可以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既拥有专业知识，又具有公共利益的意识，能够作为代表来服务于社会利益。
目前评估研究经费的角度要么是领域设定的优先级，要么是由管理部门提供资金的政治议程。也许可以建立某种高于党派政治和学科方式的民间部门，它的构成是那些渴望成为“好祖先”的人，以及当评估某些科学发展是否应该得到社会支持时，愿意代表进化的诉求的人。这类团体不可避免地将主要由老年人构成，因此它很可能受到较年轻的同事的批评，这些同事更关注的是自己科学事业的发展。而另一方面，那些具有较丰富体验的人，以及能够在更广阔的背景中看待自己专业知识的人，更有可能具有冷静平和的智慧，而这些人比较可能是老年人。我们的社会对老年人的期望是微乎其微的，但老年人能够做出让每一个人都受益的重要贡献。
增加创造力的方法
几十亿年以来，进化在盲目地继续着，随机的选择力量对它施加着影响。我们都是偶然被创造出来的。然而现在人类成了地球上最有力，因此也是最危险的力量之一。如果我们希望进化能够以符合我们利益的方式继续下去，那么我们必须设法引导它。这涉及发展出监控新模因的机制，这样我们便能够拒绝那些从长期来看有可能带来危害的模因，而鼓励前景更光明的其他选择。
然而在实施选择之前，必须存在着可供选择的新观念。现在是时候转向这个问题了，那就是有什么方法可以增加产生值得文化去采纳的新颖观念的概率。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思考了可以分别应用于三个层面上的策略。这三个层面是个人、学界和领域，是它们定义了创造力系统。
▲更富创造力的个人
我们已经看到，富有创造力的人所具有的核心性格是两种多少有些相反的倾向：一方面是大量的好奇心和开放性，另一方面是坚持不懈。为了产生新颖的观点并让它取得优势地位，一个人必须同时具有这两种性格。有可能让更多的人具有这两种性格吗？
我们还不能确定。过去之所以不知道答案，是因为我们还不清楚这些性格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基因控制的。当然，我们的染色体上不太可能只有一个位置存在着开放性基因，因此每个位置上被装入了哪种基因就决定了一个人是否天生好奇或者天生冷漠。不过很有可能的情况是，一些基因指令的组合相互作用，使得一个人偏向于更开放或更不开放。
但是正如我们之前探讨的，生物遗传只是一部分原因，早期的环境也具有重要的影响。积极的家庭体验、支持性的情感环境、丰富的文化传统、接触到很多机会以及高期望，都能激发出兴趣和好奇心。与之相反，不确定的情感环境、机能不全的家庭、孤独、被拒绝和边缘化的感觉似乎能培养出不屈不挠的毅力。大多数人在生命早期会经历其中的一种环境，而不会两者都经历。
然而富有创造力的人似乎更有可能遭遇了这两种情况。约翰·富兰克林生长在非常具有支持性、能带给他丰富刺激的家庭中，但他的种族使他受到了歧视。从社会经济地位来看，伊莎贝拉·卡尔生长的家庭处于社会的边缘，但她的父母非常热情，给予她很多激励和支持。
当然，很多孩子具有类似的背景，却并没有变得富有创造力，而且我们样本中一些富有创造力的人的早期经历并不符合这种类型。我们不可能断言，为了变得富有创造力，一个人必须具有某种家庭背景。但是早期双重模式的经历与后来的创造力可能具有很大的相关性。而且当我们试图在“早期经历”与“创造力”这两个混杂的概念之间寻找因果联系时，我们所能得到的最好结果可能就是这种微弱的关系。不过这总比没有关系好。至少我们可以期望通过提供这两种经历中的要素，来增加具有创造力特点的人的比例。
没有学会忍耐孤独的孩子很可能永远也无法非常深入一个领域，从而失去反思和酝酿的机会。
同样的主张也适用于第3章中提到的另一对性格。父母和教育者应该知道，既鼓励独处又鼓励合群的环境有可能增加儿童表达其创造力的机会，哪怕这种增加是极微量的。没有学会忍耐孤独的孩子很可能永远也无法非常深入一个领域，从而失去反思和酝酿的机会。而另一方面，太害羞、太隐遁的孩子需要无私的中间人，比如凡·高或卡夫卡的中间人，否则他们的贡献就会从文化中消失。
与之类似，性别角色的某种灵活性也会有所帮助。如果孩子过于社会化，严格根据性别角色行事，那么他们的创造力可能会受到抑制。从统计上看，具有复杂的人格可能会增加富有创造力的表现。每一种性格的贡献可能都非常小，没有一种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当存在所有这些性格时，便会产生更有利的后续影响。
除了这些激发性因素及人格因素外，当然还存在着重要的认知变量。在这里遗传再一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每一个人都具有特定的优势和倾向，它使我们对某个维度的现实比另一个维度的现实更敏感。但是早期接触某一领域并从事这个领域中的活动的机会，对于开发遗传潜能同样是很重要的。被鼓励提问题的孩子有可能发展出探寻问题的态度；能接触到归纳推理方法的孩子在理解世界方面可能具有优势。
最重要的是，它有助于较早地投入到某个领域中。威尔逊可能比世界上其他人更了解蚂蚁，他从6岁就开始研究蚂蚁了；莱纳斯·鲍林在同样的年龄对化学物质混合的方式开始着迷；拉维·香卡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开始专业地演奏音乐了；乔治·法鲁迪在小学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会成为诗人；维拉·鲁宾不到10岁时就下定决心要成为一位天文学家。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意识到以上列举的情况中没有一个是父母强迫的，父母没有要求他们学习化学、音乐、诗歌或天文学，孩子自发的兴趣引导他们去投入其中。父母的作用仅限于提供机会，以及当孩子的兴趣显现出来后，认真地对待它，然后支持孩子的投入，比如鲁宾的父亲帮助她建造望远镜。如果父母喜欢指手画脚，那么孩子的投入可能就不会那么深入。
不过我们所研究的大多数人的起点并没有那么早。事实上，很多人在大学或更晚时候才开始他们最终的职业。但是好奇心引导他们对某个符号领域的掌握达到了其他孩子很少能达到的程度。伊丽莎白·诺埃尔诺伊曼非常投入地玩着虚构村庄的游戏，并且热爱写作；马克·斯特兰德对绘画着迷；雅各布·拉比诺会把手边的机器都拆成零件。
尽管要等到青春期的晚期，一些人才开始专门从事某一领域，但如果他们想变得富有创造力，就必须非常热情地投入这一领域。如果他们没有学会令他们充满信心的技能，如果没有掌握基础知识的经历，年轻人便不会有足够的勇气去改变现状。希尔德·多明虽然直到生命的后期才写出第一首诗，但她曾学习并研究过6种语言。无论迟早，掌握某一领域专业化的知识都是至关重要的。在这里，了解基础知识很关键。对于科学家来说，是掌握数学和物理学的基础；对于艺术家来说，是掌握绘画的基础；对于作家来说，是掌握经典作品的基础，这些都是进一步创新的起点。
不过我们还要记住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大多数突破是在被认为不存在联系的信息中找到了联系。跨领域的和领域内的整合是创新的规范，而不是例外。玛德琳·恩格尔从分子物理学中获得灵感来创作她的故事；拉维·香卡设法协调印度音乐和欧洲音乐。几乎所有科学家富有创造力的工作都会跨越物理学、化学及生物学的边界。
即使其他领域并没有直接被整合到富有创造力者的工作中，但它在某种程度上会对他们整体的心智生活产生影响，这说明人们对某一狭窄、枯燥领域里的训练专家所持有的刻板印象是不真实的。音乐、艺术和文学丰富了很多富有创造力者的生活。科学家曼弗里德·艾根在一个室内管弦乐团中演奏音乐；政治家尤金·麦卡锡写作诗歌；陶艺家伊娃·蔡塞尔在70多岁的时候开始研究纽约市的种族关系历史，并就此进行写作；商业领袖罗伯特·高尔文收藏古代航海地图，并研究宪法的历史。
这种跨越某个领域的广博性是创造力最重要的特性之一，而当下的学校教育有可能会根绝这种特性。如果没有产生其他作用，我们的研究至少应该让人们意识到狭窄的专业化不能成为主流。它不仅对心灵是有害的，而且会减少令文化变得更丰富的具有创造力的贡献的可能性。
▲学界的贡献
多数人发自内心地相信，如果一个人是富有创造力的，那么无论环境如何，他都能崭露头角。人们对孤独的天才进行浪漫的理想化，这种印象在我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如果提出相反的观点，即如果没有社会和文化的支持，哪怕是最伟大的天才也会一无所成，人们便认为那几乎是对天才的一种亵渎。
然而现实情况似乎不是那样。天时与地利的配合会为具有恰当条件，且碰巧在恰当的时间位于恰当的地点的人提供短暂的机会。本杰明·斯波克是第一位接受过精神分析训练的儿科医生，因此他可以结合弗洛伊德学派的最新观点，写出具有权威性的畅销育儿书。如果早几年，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果晚几年，他的书就成多余的了。拉维·香卡跟随家人运营的音乐团体学习音乐。同时代的一批女性科学家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受益，当时年轻的男性科学家被征召入伍，因此实验室工作便有了空缺。
我要表明的观点当然不是说外部机会决定一个人的创造力。由此得出的观点虽然朴实无华，但它非常重要：无论一个人多么有天赋，除非学界提供了适当的条件，否则他不会有机会做出任何富有创造力的贡献。那么，这些条件是什么呢？
从我们的研究来看，从社会环境中可以选出7个有助于做出富有创造力的贡献的重要因素：训练、期望、资源、认可、希望、机会和回报。其中一些是学界的直接责任，另一些则取决于更广阔的社会系统。如果我们的论点是正确的，那么确保社会更广泛地提供这些机会便能显著地提高创造力。
让我们一一来探讨这些要素。显而易见，对于发展任何天赋来说，训练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迈克尔·乔丹生在不打篮球的国家，那么他永远也无法精进自己的技能，也不会得到认可。一个能将机会与对有潜力的儿童的训练有效配合起来的社会，会提高其成员产生创造力的概率。
对于发展任何天赋来说，训练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迈克尔·乔丹生在不打篮球的国家，那么他永远也无法精进自己的技能，也不会得到认可。
当然训练是昂贵的，因此必须做出艰难的选择。应该接受哪个领域的训练，训练的范围应该多大。如今，美国公立学校通过削减艺术、音乐、体育及其他公众认为没有必要的领域中的教育来节省成本。然而总的说来，通过减少学习机会来省钱是社会所能采用的最愚昧的解决方案之一。也许只有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解决爱尔兰饥荒的方法比这更令人反感。
高期望对于杰出的成就来说是必要的刺激，因此也是创造力的必要刺激。高期望一般开始于家庭之中，继而是来自同伴群体、学校和整个社群的高期望。背负着高期望并不是一件令人舒服的事情。身在美国的亚洲青年内化了来自其文化的很高的学术目标，因此他们的自尊相对较低，对他们来说不辜负这份期望是很困难的。年轻的非裔美国人通常具有较低的学术目标，因此他们的自尊比较高。
长期具有艺术、科学或专业成就传统的家庭会为年轻人设定很高的标准。苏布拉马尼扬·钱德拉塞卡和伊娃·蔡塞尔的家族中有若干人获得了诺贝尔奖；海因茨·迈尔莱布尼茨追随着遥远祖先的脚步。当然过分的或不现实的期望弊大于利。在我们的研究中，父母和导师通常间接地表达了他们对年轻创造者的信心，几乎认为他们的优秀是理所当然的，而不是唠叨、挑剔或逼迫他们。
最好的情况是，不仅家庭和学校对年轻人有高期望，而且整个社群和社会也是如此。人们常常会提到民族传统对取得成就的动机的影响。犹太人、美国南方人以及摩门教徒对杰出事业的信念就属于这样的例子。美国主流社会对学术领域中的优秀并没有什么期望。我们比历史上任何其他社会都更期望孩子能够快乐成长，拥有良好的适应能力。日本的父母认为孩子能够也应该学习微积分，而大多数美国父母会对孩子最低程度的学术表现感到满意。如果年轻人觉得父母对学术领域都不是很在乎，他们又怎么可能把它当回事呢？
对于创造力来说，资源很重要，但它的作用是模棱两可的。确实，能够接触到过去最好的范例，买得起必要的资料都会有所帮助。大约30年前，我读过一篇有关非洲一个新兴国家的报道。这个国家决定创立一个空间研究项目。他们挑选了一些健康的年轻男性作为候选宇航员。为了习惯航天探测器发射时的重力，未来宇航员会蜷缩在一个桶里，他的同伴则快速地旋转缠在桶上的绳子的另一端。如果他们只有桶和绳子，那么显而易见他们很难对空间探索提出有益的新观点。
然而太多的资源也有可能会扼杀创造力。如果一切都很舒适，其他任何地方都比不上这个地方，那么创新的欲望会变成激动与欢乐，而不是去解决基础性的问题。15世纪当佛罗伦萨爆发出创造力的时候，它是欧洲最富有的城市之一，是先进信息的中心。与此同时，内部的政治动乱以及外部的威胁正折磨着这座城市，事实上它正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抗争着。从这些相互矛盾的趋势中我们能学到什么？当然，如果我们希望鼓励创造力，那就必须保证所有有天赋、有兴趣的社会成员都能够获得这些资料和知识资源。我们还应该意识到，一定数量的困苦与挑战能使他们产生积极的动机。
在职业生涯的某一时刻，富有创造力的年轻人必须得到学界中年长者的认可。如果没有得到认可，动机很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消逝，年轻人将得不到必要的训练和机会。导师的主要作用是证明年轻人的身份，并鼓励他们在领域中继续努力。年长者的引导之所以很重要，还因为有数百个观点、联系及过程是书中看不到、课堂上听不到的，而一个人如果想吸引同事们的注意并获得他们的认可，就必须学习这些信息。
在某些领域中，比如科学、数学或音乐，标准化的测验有可能测量出卓越的天赋。因此从古代的中国到如今的美国，测验曾是许多成功文化的重要特征。虽然通过测验做出的客观认可在一些领域中是很重要的一步，但它对于富有创造力者的发展来说只是第一步。亲密的师徒关系对他们是非常重要的。在研究中，我们发现少数人从很早开始就得到了能力很强的成年从业者的教导，很多人在高中阶段得到了认可，剩下的大多数人在大学阶段会拥有一位重要的导师。被导师认可并不是绝对必要的，但它肯定有助于潜能的发挥。
如果年轻人不希望在某项事业上发挥他们的才能，那么训练、期望、资源和认可都是无济于事的。在我们的文化中，大量有天赋、有积极性的艺术家、音乐家、舞蹈家、运动员及歌唱家放弃了对领域的追求，因为他们很难以此为生。在一项对美国青少年的研究中，我们发现13岁大的孩子中有近10%的人长大后想成为建筑师。据粗略估计，这可能是建筑领域所能接纳人数的1 000倍。无论这个领域有多么重要，如果实践它的机会非常少，那么期望它吸引大量人才也是不现实的。在较小的领域中取得成功的人和维拉·鲁宾具有相似之处。维拉·鲁宾认为不能成为天文学家是“不可想象的”。
除了希望之外，一个人还需要拥有在某个领域中发挥作用的机会。有人说18世纪和19世纪的德国之所以在音乐方面表现出丰富的创造力，是因为每个统治着很多公国的贵族必须拥有一支管弦乐队，一方面是为了自娱自乐，另一方面是为显示自己的优越性。因此总是存在着对新的音乐人才的兴趣，音乐人之间的竞争也如此。巴赫、汉德尔或莫扎特可以毫不困难地让自己的音乐得到演奏，然后接受一群热心的行家的评价。如果说现在富有创造力的古典音乐作曲家比较少的话，可能不是因为人才缺乏，而是因为表现的机会比较匮乏。
这个问题在需要长期专业化的训练，而后来机会突然耗尽了的领域中尤其严重。许多年轻的医生接受了科技程度更高、未来收入更好的学科训练，比如麻醉学或放射学，但发现自己找不到工作，因为保险公司削减了成本，强制医院让病人较早出院。越来越多受过良好训练的数学家、物理学家找不到工作。一些学科，比如深受年轻人喜爱的海洋生物学的岗位空缺一直都相对较少。
确实存在很多事例，显示富有创造力的个人似乎创造出了自己的机会。毕竟爱因斯坦在写出有关相对论的文章时，他只是瑞士专利办公室的一名普通职员。我们还知道，一些学校为他提供了教授职位。毫无疑问也存在着其他类似的事例。但是即使在爱因斯坦这种情况下，如果物理学在20世纪初没有达到那种威望，对创新的需求没有增加，那么我们也许可以认为爱因斯坦得到认可的机会非常小，或者根本不存在。在任何情况下，当机会很少的时候仍有少数人取得了成功的事实并不能表明，如果机会更多些的话，就会有更多富有创造力的成功者。
最后，回报，无论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都有助于创造力的发展。毫无疑问，文艺复兴之初对雄心勃勃的项目投入的大量金币吸引了许多年轻的佛罗伦萨人从事艺术。布鲁内莱斯基是15世纪第一批加入进来的艺术家之一。哪怕是早一代出生，他便肯定不会从事这项职业了。他出身于一个受人尊敬的专业人士的家庭，这个家庭认为艺术家是微不足道的手工艺者。然而当社会给予艺术家更多的金钱和声望，布鲁内莱斯基及许多有着良好出身的年轻人便有可能设想在建筑、绘画或雕塑领域中谋求职业了。
一方面，以金钱为动机的富有创造力者可能寥寥无几。另一方面，完全不在乎金钱的人同样是极少的。金钱可以让他们免于担忧、免于单调沉闷的工作，可以有更多时间去完成真正的工作。金钱还能扩大机会：人们可以购买必要的资料，如果需要可以雇用帮手，还可以四处旅行，向他人学习。一般人觉得艺术家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但实际上他们像其他人一样要使用金钱。首先他们要用钱来购买日常用品，其次他们用金钱来评价自己的成功。
读一读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金匠本韦努托·切利尼（Benvenuto Cellini）的自传，你会意识到作为艺术家自我价值的计量器——金钱是多么重要。在切利尼离开人世后的425年中，金钱越来越成为衡量成功的主要标尺。与金钱的回报力量相比，荣耀、尊重或良知的重要性在不断降低。人们以为富有创造力的人对金钱激励的反应会低于大多数人，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
与之类似，公众的认可和称赞当然不是真正富有创造力的人所必需的，但他们也不会拒绝认可与称赞。富有创造力的人通常很自负，以自我为中心，但他们同样有不安全感，称赞对他们是有益的。处在先锋地位的富有创造力的人是孤独的，感到被欣赏对他们会很有帮助。在美国一家效率最高的研究机构中（曾多次获得诺贝尔奖），副主任的主要工作是每天拜访每位科学家的办公室，赞叹他们最近的成就，即使他对科学家们正在做的事情知之甚少。这种做法基于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拍拍后背能够对创造力的产出产生惊人的作用，当然不能无缘无故地表示欣赏。
公众的认可和称赞当然不是真正富有创造力的人所必需的，但他们也不会拒绝认可与称赞。
内在的回报还能够促使或阻碍富有天赋的人对某一领域的投入。有时一门枯燥的学科会突然变得令人兴奋，或者发生相反的情况。每位科学家谈起20世纪最初的30多年中物理学的光辉岁月时，都充满了过分乐观的怀旧情绪。如今计算机科学或分子生物学引发了聪明的年轻人同样的热情。不仅因为这些领域可能带给他们财富和名望，还因为它们很有趣，是对智力的挑战，因此是有回报的。
内在的动机很容易被扼杀。乏味的学校教育、感觉迟钝的导师、刻板的工作环境、太大的压力以及行政方面的要求，都有可能将令人激动的智力探险转变为令人厌烦的工作，让创造力的火花就此熄灭。阿伦·凯（Alan Kay）的发明对个人电脑的发展非常关键。他半认真地说，雇用他的公司因为拒绝在他办公室的一角安装一个价值14 000美元的淋浴装置而损失了数千万美元，而他大多数的新想法来自淋浴的时候。对创造力最直接的改善措施或许是使人们能够从对某个领域的追求中获得更多的内在回报。我们可以进行相对简单而廉价的干预，未来的效果就可能很显著。
但是很多人认为学界所做的一切都不会有用。因为富有创造力的人是能够排除万难取得成功的人。这种说法可能是对的，但反过来就不对了。没有证据显示，训练和奖励不会增加富有创造力的贡献。
依我看来，如果创造力的系统模型是准确的，那么改变学界，比如让它对新观点变得更敏感、更具支持作用，与产生更多富有创造力的个人一样，都能提升创造力。更好的训练、更高的期望、更多准确的认可、更多的机会以及更强有力的回报都能促进有益的新观点的产生与同化。
领域的贡献
我们很容易看到，如果有更多人采取有创意的行动，那么富有创造力的贡献会如何变得更多。我们也比较容易理解学界在这方面能提供怎样的帮助。而领域所具有的作用就不那么明显了。信息编码和保存的方式与做出富有创造力的改变的难易程度有关系吗？
▲信息的可获得性
在很长时间中，欧洲的知识是用拉丁文记录的。现在学校已经不再教授拉丁文，也没有人说这种语言了。当时可能只有不到1%的人有条件把拉丁文学到可以阅读书籍的程度，因此只有这些人能够参与知识分子的对话。另外，很少有人能接触到书籍，当时的书籍都是手写的，非常稀少、非常昂贵。古腾堡发明的活版印刷术以及日常语言的合法化（日常语言很快替代了拉丁语，成为对话的中介），使得信息突然得到了传播，因此欧洲出现了科学创造力的大爆发。在16世纪的欧洲，做出富有创造力的贡献之所以变得更容易，不仅是因为有更多富有创造力的人在这时候出生，社会变得更支持他们，也是因为有更多的人可以获得信息，获取信息变得更容易了。
这个例子只是不同时期创造力产生的概率受到影响的众多例子中的一个。知识分子或权力精英通常是故意将知识隐藏起来的，这样他们就可以保持信息上的优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发展出晦涩难懂的语言、神秘的符号以及秘密的代码，对于团体以外的人来说，这些语言和符号都是毫无意义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祭司阶级、中国的官僚以及欧洲的牧师阶层没有兴趣与人平等地分享知识。因此他们完全没有动力让知识的表征变得明了易懂。
这种独自控制知识的愿望有一部分延续了下来。即使那些对自己掌控的信息具有最无私、最民主观点的人，也常常会在不知不觉中让自己所知道的信息无法被大众获得，因为他们使用的语言、风格或解释信息的方法是外行无法理解的。
我们大学英语系的一位同事时常为一些大型法律事务所做咨询，这些法律事务所的资深合伙人请他教年轻的律师如何用英语而不是用律师的术语进行沟通。在法学院里，学生们经常满嘴都是法律术语，这些术语甚至会让律师目瞪口呆。没有接受过法律训练的人完全听不懂。其他领域也是如此：心理学系的研究生学会了如何写专业期刊上那种晦涩难懂的文章。在学界中这有助于进行更快捷、更清晰的交流，虽然它可能不够丰富，无法引起情感的共鸣。在任何情况下，速度和清晰度的要求都会使不了解领域内语言的人无法理解信息。
大多数富有创造力的成就依赖于在迥然不同的学科间建立联系。如果知识变得越来越晦涩，彼此隔绝，那么创造力显现出来的机会就会越少。
语言障碍只是使领域孤立于人民的一种方式。更普遍的问题是每个领域都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不仅它的词汇变得越来越专业，其规则与程序的概念也是如此。最近一位化学教授给一份哲学期刊投递了一篇关于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文章。编辑将这篇文章发给两位评审人进行评估，两位评审人都认为这篇文章不值得刊载。编辑（他喜欢这篇文章）打电话给作者，告诉他这个坏消息：“我真的不能发表您的文章，因为我把它发给两位物理学家做评审，他们都不赞成发表这篇文章。”“你把我的文章发给两位物理学家？”作者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物理学家不明白热力学，你应该征求一下化学家的建议。”在请化学家评估之后，他们得到了相反的意见。
热力学的定律当然既是物理学的核心，也是化学的核心。但是这些定律所表示的过程却非常不同，因此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一个被认为很重要的观点，从化学的角度看却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错误的，反之亦然。什么造成了学科间存在如此危险的沟通不畅？正如我们一再看到的，大多数富有创造力的成就依赖于在迥然不同的学科间建立联系。如果知识变得越来越晦涩，彼此隔绝，那么创造力显现出来的机会就会越少。
不过一些最新的技术发展确实促进了相反方向的趋势。个人电脑的出现将玩耍与学习融为一体。当每一个人都可以瞬间获得学术方面的参考资料、未出版的科学文章、新闻报道、艺术品的多媒体展示，并可以通过信息网络获得正处于发展中的个人观点时，多种多样的新声音便会加入到学科专业化的讨论中。创造力会因此而受益。
▲知识的条理
识别领域中创新的难易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域的模因和规则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的。如果整个群体对美持有共同的标准，那么对于一幅画是否是对这个阶段的艺术的改进，人们便比较容易达成一致意见。如果可以将每一个新创作的音乐作品与已经确立起来的标准进行比较，那么识别音乐方面的创造力便会比较容易。与之相反，如果审美标准很不统一，很大程度上是各执一词，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情况，那么就很难确定一幅新的绘画或一段新的音乐是值得被记录下来，传给后代，还是只是一个很快可以被忘掉的创新。
与之类似，数学是一个特别具有一致性的领域，因此比较容易判断一种新的做法是否优于原来的做法。在物理学领域中，这种判断会稍微困难些，而在生物学和经济学领域中则会更困难。社会学和哲学的内部法则网络没有紧密的连接性，因此判断它们的创新是最困难的。如果领域没有被逻辑规则严格地整合在一起，那么学界便很难判断创新是否有价值，因此也很难决定它是否应该被纳入领域。（当然，整合程度越高的领域并不一定意味着它越好。象棋是非常符合逻辑的领域，如果某人发现了一种新的开局组合或有效的残局，那么这个发现立即会被全世界的棋手采用。但这并不意味着象棋比哲学更好。）
领域在创新方面的能力经历了盛衰变化。一个世纪以前，许多科学家认为没有人能提出有关物理学的新观点。大多数物理学家相信，他们所能做的只是整理牛顿的宇宙学说。当然，这发生在20世纪头30年物理学最富创造力的阶段出现之前，这个阶段是由一系列新发现与新观点引出的。在经过这个阶段后，物理学家不得不从不同的角度来重写原有的物理学。
只有当领域中的不稳定性与能够应对这个问题的人的头脑会聚到一起时，领域才会产生创新。即使是最富创造力的人通常也只能贡献出很少的了不起的新观点，有时只能贡献出一个。对于这个新观点来说，他们是有准备的头脑，而且时机正好。由于爱因斯坦早期有关相对论的文章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只要他活着，人们便期待他会不断让世界震惊。但是爱因斯坦的头脑与物理学领域的伟大会聚在他40岁之前就结束了，爱因斯坦后半生的贡献并没有产生很大影响。
有时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更好的测量方法，或者新的更好的观察设备能够改变一个领域。领域的改变也会涉及所有这些因素。宇宙的托勒密观点被目前的观点所取代，一部分是因为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在观测台上度过了无数个小时，绘制星星的路线；一部分是因为哥白尼发现了表征行星移动的精确模式；还有一部分是因为伽利略改进了望远镜，使人们能够观察到木星。每当一种更好的表征现实的方法被发现时，它便开辟了探索与发现的新道路。
当涉及将知识传递给下一代时，知识的条理就会显得特别重要了。一个人要想做出创新，他必须先了解领域。如果领域中的知识几乎是无法理解的，那便很少有年轻人会愿意去学习它，因此做出创新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小。不过有时关于应该如何传递知识的问题，存在着同样有效而相互对立的主张。铃木音乐教学法会让孩子做出令人难忘的表现，但有人认为，这种方法的刻板性阻碍了音乐的表达与创新。任何人看到孩子在接受盖提艺术教育中心（Getty Center for Education in the Arts）倡导的教学法教学之前与之后的作品时，都会惊叹孩子们的绘画突然之间变得成熟而专业了。但是批评者担心，准确无误地传递技法可能会降低创新性。与之相反，目前美国学校里教授的很多新版本的数学课程声称强调的是数学思维与理解，不需要去记忆严格的规则或强调单一的解题方法。对于比较传统的家长和老师来说，这些尝试只会“简化”数学，进一步使我们的孩子在这一重要的领域中处于相对落后的位置。
谁是对的？哪种方法更有可能传递必备的知识？哪种方法更有可能带来富有创造力的成就？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落在乏味的中间地带。为了很好地处理数字，把尽可能多的心智操作变得自动化是至关重要的。这就需要一些记忆和练习。而另一方面，为了在现实生活中有效地运用数字，人们对如何进行粗略估计，如何凑整，何时以及如何使用不同的操作必须具有很好的直觉。在这场争论中，我们应该记住的最重要的事情可能是，某一领域的教学没有唯一正确的方法，传递知识的方法应该适合学习者的能力。给已经自学过微积分的4岁孩子讲授数学显然是荒唐可笑的（肯定有这样的孩子）。用一种方法教授全班学生同样也是荒唐可笑的。
如果传递知识的正确方法不止一种，那么同样会有很多种错误的方法。当信息不真实、不符合逻辑、肤浅、冗余、不系统、令人迷惑，尤其当信息枯燥乏味时，学生们听懂的可能性就会降低，做出富有创造力的反应的可能性也会降低。
▲心流与学习
我们可以简单地用必要性来解释文化的起源。技术、科学，甚至艺术是我们祖先的一种防御性适应。为了提高生存机会或增加生活的舒适度，他们发明了文化。鲨鱼进化出了更锋利的牙齿，羚羊进化出了更快的奔跑速度，而人类发明了武器和汽车。为了吸引异性的注意力并向对方求爱，一些鸟类会利用五彩斑斓的羽毛或精心制作的巢穴，而人类通过华丽服饰、优雅举止来展示我们的有利条件。从这种意义上说，必要性是发明之母的说法是千真万确的。
这些最基本的原因现在仍在发挥作用。我们有动力去学习、成为专家，去创新、想出新的方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样做可以获得非常现实的物质好处。我们不再像祖先一样，主要在身体力量或简单的技能方面进行竞争。跑得快、杀死豺狼或猎获雄鹿的能力已经不再重要了，真正重要的是在文化的竞技场中表现出色。在这个竞技场中，复杂的领域定义了相关技能。其中富有创造力的成功，比如获得诺贝尔奖或写出了最畅销的小说，能够带来财富、尊重、仰慕和权力。
我们有动力去学习、成为专家，去创新、想出新的方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样做可以获得非常现实的物质好处。
随着时间的流逝，要创造出文化的其他原因逐渐显现出来。从很多方面来看，如今这些原因变得比基于竞争获得物质利益的原因更重要，至少在某些时候，对某些人来说是这样。在领域内工作可以从中获得回报，或者其本身就是回报。为一首诗找到恰当的词，发现细胞行为的秘密或者发现用更低的成本制造更好的芯片的方法，本身就是一种令人欣喜若狂的体验，即使没有人知道，之后也没有回报。几乎所有的被访谈者都表达了这些内在回报的重要性。如果他们没有感受到这种快乐，外在的回报便不足以激励他们探索未知领域。
虽然学科中的专家很热爱他们所做的事情，但学生或年轻的从业者常常没有这份感情。尤其是在科学领域中，新手只看到了沉闷枯燥的工作。老师很少会花时间去展示数学或科学的美丽与有趣。学生们学到的是冷冰冰的已有知识主导着这些科目，感受不到专家们所体验的自由与冒险。因此，很难激励年轻人去掌握看起来冰冷而疏远的文化内容就不足为怪了。由此造成的结果是，这些领域中的知识会受到损害，创造力更是稀少。
因此，提升创造力的一个很好的方法是，将尽可能多的心流体验引入各个领域中。成为艺术家、科学家、思想者或行动者，去创建文化这是令人愉快的。然而这种发现的快乐常常没有被传达给年轻人，他们反而转向了被动的娱乐。消费文化永远无法像创造文化一样带给人许多的收获和益处。如果有可能将被访谈者的兴奋与激动传递给下一代人，那么毫无疑问，创造力将得到繁荣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