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发达的行业
我们不妨放纵一下，来一点幻想──W.冯特从某个地方重返这个世界。除我们之外，没有谁能看见他。他特别想知道自己在一个世纪前所发动的那场科学运动，现在是个什么样子。
教授的影子身着黑色的演讲袍，神色严肃，十分困惑地凝视着他的后继者。他们中的一部分聚在一起，正在一个认知理论的学术会议上讨论关于海底软体动物记忆的分子基础，另一些人在讨论其他内容。但在另一些场面，他不动声色地露出少许欣慰的笑容，因为他得知，50年前的美国一共才有4000名心理学家，而今天则至少有149000名，其中的70000人是博士，79000人是硕士，增长了近40倍。
然而，当冯特博士飘然来到美国心理学学会时，一脸的笑容顿时消散，面露不悦之色，因为他在这里得知，在过去的20多年里，大多数新加盟的心理学博士已不再是研究人员，而是工业心理学家、教育心理学家和临床及顾问心理学工作者，其中临床及顾问心理学工作者是到目前为止人数最多的一类。冯特曾坚定地反对教育心理学，也反对应用这门科学，而临床心理学则是最为糟糕的，因为它要听人们谈话，与他们讨论隐私问题，这是对心理学最可恶的亵渎。更糟糕的是，大多数美国人如今在谈起心理学家时，往往认为他们是精神病医生！
在过去的七八十年里，心理学对美国人产生的所有影响中，最普遍的是改变了美国人考虑和处理感情及精神问题的方式。他们的父辈往往将不幸、失败、失去能力、不满足、错误的言行等等，归结为个性软弱、邪恶或命运，但现在的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所有这些都是心理疾病，所以这些都是可以通过精神治疗师加以矫正的。
正是因为这种信念，近年来每3个美国人中就有1人进行过心理治疗，总人数为8000万至9000万。约1/3的治疗由心理学家完成，另1/3由精神病医生完成，最后的1/3由临床社会工作者、临床精神卫生顾问、非医学人士和教会人员完成。上面说到的大部分专业人士（靠药物治疗的医生除外），尽管背景不同，隶属的机构不同，都采取了心理治疗的方法，这和其他方法（如物理疗法、社交疗法和宗教疗法）完全不同。
然而，药物疗法的兴起也不可小觑。越来越多的治疗专家让病人去医生那里开药，即药物疗法与谈话疗法同时进行。很多精神病人要求自己的家庭医生开药，借以干预自己的情绪。一些心理疗法专家认为，药物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心理疗法。
心理学最初不是一门实用科学，但与其他许多学科一样，这门学科在二战之后迅速发展，每年授予的心理学博士人数在1945年至1970年间增长了10倍。但随着本科生的增长大潮渐渐消退，新学位的持有者难以找到教学工作，因而，所有学科的博士学位数量都开始急剧下降——但心理学除外，因为它仍旧保持着增长的势头。
但到20世纪70年代，心理学已不再是一门纯科学，而是将不同类型的实用科学混杂起来，其中最大的一种是保健科学。研究类心理学家至20世纪70年代还呈增长趋势，但接着便迅速下降，保健类心理学者（临床、咨询和学校心理学家）则持续猛增。
尽管从事临床心理学工作的人数有所增长，但约2/3的心理治疗要求由其他人满足，这些人中有的接受过一定程度的培训，有的完全没有。
所有这些心理治疗现在处理的病人比任何时候都要广泛。此前，心理治疗所针对的主要是那些虽能正常地与现实进行接触但总是神经质的人群，就是他们患有神经症。但在今天，许多人来寻找心理治疗，却是为婚姻冲突、代沟问题、工作烦恼、孤独、害羞、失败等任何可列为“生存麻烦”名下的东西——按照1991年纽约大都会剧院的新闻公告，甚至还可包括垒球守卫、扔直线球和击球中无法解释的障碍。
另外，一些精神病重症患者在此前长期使用温水浸泡、注射胰岛素或电痉挛式休克等进行治疗，有时甚至对脑叶进行切除，但他们很少使用心理疗法。在20世纪50年代，约有50万人被锁在全国的精神病院里。精神镇定剂在50年代中期问世以后，就有16万多了。且此前大部分被关起来的病人，现也都居住在生活区里，其精神疾病也在生活区的精神卫生中心里通过药物进行控制和心理治疗。
心理治疗虽然因此而产生了巨大影响，且已被人们广泛接受，但其长期以来仍然受到人们的责难，一些人认为，心理学是伪科学，另一些人认为，心理治疗是欺骗性疗法。
然而，如果能够见到几位行医者，偷听他们的临床诊疗，并观察其积累而来的疗效证据，我们就可能对心理分析疗法和心理治疗专家的成功得出一个更合理的解释。
第二节 弗洛伊德的支脉：动力心理治疗者
今天，心理治疗法几乎是没有什么可以概括的。到目前为止，可应用的方式有五六种或更多，其变种多达数百。一个极端是，病人躺在躺椅上胡言乱语，心理分析者则站在一边不时地“嗯”出几声。另一个极端是，嗜酒者身上绑着电线，只要看到图片上的酒吧里有人往加冰的酒杯里倒酒，他准得挨一次电击。
不过，关于现代心理疗法，还是有一个准确概括，那就是，半数或更多的心理治疗专家均使用的是形式不同的动力疗法。这个概念尽管属于心理学，但其根源不在心理学本身，而在于神经学家弗洛伊德的偶然发现，即他在使用谈话治疗处理歇斯底里时所取得的成功。心理学并没有立即采纳他的发现和理论。在20世纪初期，心理分析学在欧洲的医生和心理学家中刚刚站稳脚跟，而美国的临床心理学家仍在忙于心理学的试验和测量。一些大学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开设过心理学诊所，但仅限于对学习障碍儿童进行测验和培训。心理疗法被视为是一种异国的、外来的治疗方法，主要适用于欧洲范围。
在20世纪初，美国医学界对心理分析方法的接受也有一个缓慢的过程。当时，美国精神病专家在处理住院的精神病人时，几乎都采用生理强制手段：捆绑、浸泡、锻炼和体力劳动。然而，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大批有战争创伤的退伍军人纷纷回来，大批精神病专家也应运而生，因为心理分析疗法据说对较重的精神病疗效明显，因此对其情有独钟。
在上世纪20年代，心理分析成为先锋派最喜欢的话题之一，心理动力的概念也为心理学权威机构所接受。如我们所见，这些概念对“主题知觉测试”的发明人亨利·默里及其在哈佛的研究小组产生过巨大影响。到30年代，当欧洲心理分析学家为逃避纳粹而纷至沓来时，各类培训学校便如雨后春笋，心理分析学说开始变成一场学术运动。
然而，跟欧洲早期的运动一样，这场运动也经历着不断的裂变。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部分心理分析学家对弗洛伊德的学说不断地进行修正，增加了许多内容，从而使自己与主流的心理分析体越来越远。值得注意的是一群新弗洛伊德学者，他们开始编制自己的系统，设立机构传授自己的学说。尽管他们没有完全排斥弗洛伊德的动力学理论，但在对性格发展和精神疾病的解释时，赋予了社会和文化因素以平等甚至更为重要的意义。
在20世纪30年代，由弗洛伊德学者和新弗洛伊德学者所进行的治疗过程，通常是每周4至5次会面。这样一来，接受治疗的病人便仅限于少数既有钱也有时间的人。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了远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多的创伤士兵——1946年，仅退伍军人管理医院就有4.4万住院病人——因而紧急需要更大数量的心理治疗专家和简单易行的治疗方法。结果，精神病专家和临床心理学家的人数剧增，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心理动力的概念和方法。
同时，心理分析学中有关人类心灵的说法也流传开来，并通过一些作家，如安德烈·布勒东（Andre Breton）等，及超现实主义画家的努力，最终成为知识阶层的时尚话题。经过这一次心理分析几乎成为走向前卫的途径，没过多久，心理分析思想开始成为普通百姓的谈资。本杰明·斯波克（Benjamin Spock）博士的《婴儿及儿童养育手册》倡导人们以心理分析的观点对儿童进行培育。该书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至70年代，总销售量超过2400万册，成为最重要的宣传渠道，至少使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传至美国社会的角角落落。不幸的是，心理分析学观点经常被一些过分热情的人扭曲，将其视作挡箭牌，借以把自身的失败归罪于父母。
考虑到为数不多的心理分析师和接受心理分析者，心理分析学说的影响是相当惊人的。在上世纪50年代它最为红火的时候，全国只有619位医学专业的分析师及500位左右非医学专业的分析师，还有千名员工正在约20所医学分析师机构和十几所普通分析师机构里接受培训。尽管没有对接受心理分析的人数进行统计，但按大多数分析师每天工作8小时，每个病人一周门诊4～5次计算，接受治疗的病人总数应该只有10000多人，在所有精神病人中只占微不足道的比例。数量相对较少的儿童心理分析师，更是不太可能处理有钱父母之外的孩子。
加上其所需要的时间以及定期看病对正常生活的干扰，注定这种疗法无法普及。但是，障碍不止这些。懂行的人士一眼就可看出并对之大加渲染的是，它看起来更像是某种骗术，因为病人花费许多时间、金钱和努力，心理分析师却几乎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说。他们只简单地听取病人的呓语，常常将病人向他们提出的问题，用诸如“为什么这对你很重要？”“你为什么会认为我会那样看？”等言词一一挡开。
其原理在于，分析师的思想和感觉表达会对病人形成干扰，使其将童年时的某个重要人物投射到这位心理治疗者身上。心理分析培训强调，病情的转变主要依靠病人通过自由联想将潜意识变成有意识，中间需要分析师进行三个过程：梦的解析、移情和排斥。
病人在大部分时间里感觉到的是心理医生的沉默和避而不答，这一点往往使他们非常愤怒——但又无法走开。一位分析师曾谈过他如何对一位漂亮女士进行治疗：“她无情地对我大喊大骂，几乎每小时一次，骂我不成熟，庸医，性冷淡，色情狂，等等，但到结束时，她往往又对我投来深情、渴望的一瞥，然后温柔地说‘下次见’。”在《国际心理分析学杂志》中，另一位心理分析师也报告了一位女病人，她在心情不好的那一天对他一阵痛骂（略有删节）：
够了。为这事儿整整折腾了我一年——乱七八糟的一年，可悲的一年，荒废的一年。为什么呢？什么也不为。任何见鬼的东西也不为。就这几天，我不定哪天就要豁出去离开你，再也不回来。为什么要回来？你没有为我做过任何事，什么也没有做。一年又一年，你只是在那里听。你还需要多少年？你究竟认为你是谁？你怎能这样做呢？——你没有改变任何人，没有治好任何人，只是将钱骗走，然后去百慕大度周末，还不敢承认你在卖假货。我家里收垃圾的人也比你有人性。
有时，分析师甚至让无法表达他或她思想的病人整小时地躺在躺椅上，甚至躺数小时，而不帮病人突破——但时间费用照收。
这些高高凌驾于病人之上，又似乎对他们漠不关心的可怕权威究竟是些什么人呢? 他们中的一些在临床时间之外往往扮演着自认为是真我的角色：聪明，善于思想，具有洞穿一切的眼光，习惯于沉思默想，严谨，庄重，睿智，能力极强，也容易受到伤害——简短地说，他们表现得很是弗洛伊德。但实际上，心理分析师中什么样的人都有，有冰冷如铁的，有热情如火的，有苛刻的，有友好的，有强势的，有软弱的。
心理分析的诸多不利因素，外加上更简便、代价更少的治疗过程的发展，都使它的地位和受欢迎程度在20世纪60年代大大滑坡。心理分析的日暮途穷还有一层更重要的原因，它无法证明自己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到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心理分析学会的执行主席海伦·费希尔（Helen Fischer）悲哀地承认：“现如今，几乎没有一个人能进行全日制的心理分析。”心理分析学说已不再成为治疗的模式和理想方法，也不再是治疗知识和研究的前沿科学。
然而，它关于人类性格和神经疾病的核心概念却以另外的形式存活下来。新的几种疗法以更低廉的费用、更可行的治疗和更简单的方式渐渐替代了心理分析，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叫作心理分析式疗法。它直接以心理分析心理学说为基础，又叫作心理分析导向式疗法或动力心理疗法。它有很多变种，但最典型的变种是，治疗者一周只需察看病人2~3次。病人坐在那里，面对治疗师，后者就这样一天接一天地被人盯着。可以讨论，询问，提供建议，共享经历和知识，一般来说，还得更多地充当教导者，而不是纯粹的倾听者和对病人的废话的解释者。
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一批精神病医生和心理学家开始以心理分析原理发展“短期动力学疗法”。这些方法主要集中于目前给病人带来麻烦的单个问题。与心理分析师不一样的是，这些治疗师积极地面对病人，治疗师往往在第一次见面时就把关系挑明，如下面这位波士顿精神病医生彼得·西弗尼亚斯（Peter E. Sifneos）所描述的（稍加删节）：
病人：我喜欢表演，喜欢戴面罩。我给人的印象是，我与真实的自我不同。我的女友与我吹掉之前曾说，她不喜欢跟一个“假冒者”外出。在她之前的女友玛丽也说过一模一样的话，只是用词稍有不同。我最好的朋友鲍勃也这么说。我知道他们都在说些什么。有时，即使在这里，我也有一股很大的冲动，想表演一下，让你崇拜我。
治疗师：那么，这股冲动是从哪里来的呢？
病人：很久以前，我喜欢表演一番以取悦母亲。记得有一次，我编出一整套有关学校里的故事。我告诉她，老师说了，我是她曾经教过的最好的学生。我母亲非常喜欢，但你知道，医生，这不是真的。老师的确表扬过我，但我夸大其词了，编得走了样。
治疗师：这么说，你是在取悦你母亲，你是在取悦你的女友们，还有鲍勃，包括在这里——
病人：您说还有“包括在这里”是什么意思？
治疗师：一分钟之前你说，即使在这里，你也有这样的倾向。
病人：我说过吗？
治疗师：是的，你说过。另外，为什么这一点使你惊讶呢？ 如果你喜欢对任何人表演，为什么不向我表演一番呢？
病人：我的确有这个想法，也就是说，这是有可能的，可这正是我不想做的事。我到这里来是想理解我为什么会这么做，好使我不再继续装下去。希望您能帮助我。
短期心理动力疗法仍需要6～20次每周一次的会面才能达到效果。这样的疗法，据报告可对因压抑和丧亲而引起的精神疾病产生效果。对于心理治疗师来说，动力治疗法，特别是期限更短、交互程度更高的疗法，是治疗大多数精神病和生存障碍的最有效方法。这些年来，心理学家将治疗期缩短，半数接受每周治疗一次的病人在第8次会面时，其严重症状往往能得到较大程度的缓解，不过，慢性和更深层的障碍则需要较长的时间。
1990年，在所有的心理治疗者中，约1/3基本上为心理动力学派。而最近几年里，“心理治疗整合法”——根据病人的需要而使用不同种类的治疗理论及治疗方法——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兴趣。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些较新的治疗方法。尽管它们彼此之间大不相同，但却取得差不多的成功率，从而享有一定的声誉。
第三节 作为实验动物的病人：行为疗法
1951年，康奈尔大学一位慈祥和蔼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利德尔（Howard Liddell）做了一项在行外人士看来肯定有点虐待意味的研究。他在山羊、绵羊和一头名叫泰尼的豪猪身上制造出一系列的精神病或某些类似的症状。在伊萨卡城外的农场上，他与其助手常将绵羊关在羊栏里，将一根电线接到羊腿上，而后将电灯光照进羊栏，接着即送一股电流。
开始时，绵羊仅仅蹦跳几下，但在十几次之后，它渐渐明白了灯光信号的意义，因而，当灯光扫过时，它会在圈子里胡乱冲撞，似乎要避开电击——但徒劳无功。这样，约1000次电击之后，该羊只要被领进羊栏，就会拼命扭动并冲撞。在灯光扫来时，它便磨牙齿，出粗气，眼球乱转，浑身僵硬，双眼死盯住地板。此时，即使再把它带回草地上，它也会出现异常行为，远远地离开其他羊只，因为它已形成了忧郁性精神病。
利德尔还想办法将这一过程逆转过来。将一只精神创伤十分严重的绵羊用电线绑在小围栏里，只让它看见灯光，但不给它电击。由于羊不是很聪明，这种无刺激的灯光需要照许多次才能使其忘掉该信号的含义。当然，它最终会彻底地去除条件反射。
相比较而言，猪显然聪明许多。泰尼慢慢地害怕它的食槽，因为它多次拱开槽盖时都会遭到电击，因此，即使它看见人们往里面倒食物也不敢靠近它。为使它驱散恐惧感，一名研究生开始在猪圈外面给它喂食。猪在这里感到非常安全，并渐渐地开始相信他。接着，他将它带到实验室里，将一只汁液丰实的苹果放进它的食槽里，一边摸它的背一边轻轻说话。“泰尼，出什么事了?”他说，“为什么不吃苹果呢? 去吃吧。”他指着苹果不断地与它交谈，还拍打着它的后背。泰尼哼哼几声，试探性地碰了几下食槽，并将苹果吃到嘴里，没有遭到电击。这样试过几次之后，那位研究生一到身边泰尼就去打开食槽。后来，如果有人靠近它，它就去打开食槽。最后，即使没有人在身边，它也敢去打开。它的恐惧症已得到矫治。
动物精神病的诱发显然是标准的巴甫洛夫心理学，只是利德尔走得更远一些，他试图通过研究消除条件反射来治疗精神病（“休息疗法”——在实验室外度过一段时间——起不到任何效果，因为动物虽有所改善，但一回到实验室即告复发）。利德尔坚持不断地进行着自己的实验，不断地报告着自己的发现。但在20多年里，他一直没有向任何临床治疗者暗示过，这种方法也许可以应用于人类。
现实的发展远远地快于他的预料。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一位名叫约瑟夫·沃尔普（Joseph Wolpe）的普通执业者于1947年和1948年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就读期间，曾读过巴甫洛夫的文章，印象深刻。他自己着手进行过类似利德尔的实验，但用的是猫。他将猫关在实验室的笼子里，给它喂食时电击它，使它产生恐惧型精神病。经过一段时间的电击，它即使被饿得半死，也不肯在笼子里进食。然后，沃尔普想办法将条件反射倒过来，让它在一间看起来完全不同的房间里进食。在这间屋子里它的焦虑程度显然降低，因而很快学会在这间屋子的笼子里进食。然后，沃尔普再将猫放进与实验室的房子差不多的房间，让它在那里的笼子里进食。之后他将猫放进与实验室更加相像的屋子里，最后回至原来的实验室里。
他将这个方法叫作“反向抑制”或“脱敏”。他的理论是，如果抑制焦虑的愉悦反应（如进食）在产生焦虑的刺激面前出现，则会减弱该刺激的强度。就这些猫而言，对食物的愉悦反应与笼子，且最终与实验室里的笼子产生联系，于是能够克服在这个地方所产生的焦虑。
沃尔普开始寻找一种能够用于病人的技巧。在他看来，在治疗精神病时，与动力心理疗法相比，用脱敏的办法来对人类进行重新培训，显然更加合理。
经过几年的实验和阅读，沃尔普终于找到一个他认为卓有成效的方法。他在病人身上诱发出一种近乎昏迷的状态，并通过联想式培训使他或她的愉快感受与引发恐惧的刺激联系起来，然后再克服恐惧（这一方法仅适用于精神病型的恐惧，因真实和持续的危险，如生活在可能遭到敌人轰炸的城市里等，而引起的恐惧，它便无济于事）。
进行这样的治疗时，沃尔普首先花费几个小时来记录新病人的病历，再向他或她灌输自己的理论，即精神病只是一种或多种由经验诱发出来的习惯，很容易为新的习惯所代替，根本不需要深挖某个人的潜意识或童年时期的创伤。
然后，他便让病人进行深度的肌肉放松，先使前额的肌肉丛松弛，然后再放松面部肌肉，一直放松至脚趾，直到完全放松，进入某种半昏迷的状态。等病人能够熟练地放松自己时，沃尔普会让病人在完全放松时想象自己最软弱时的情景。只要它不再引起任何不快，他们就会着手解决下一个问题。病人会越来越多地被解除条件反射，一直解除至最后和最厉害的刺激，使它们与放松的状态联系起来，最终变得无害。
在一个典型病案的报告中，沃尔普讲到约翰内斯堡的一位52岁家庭妇女C.W.夫人，她极度害怕疾病、死亡，并害怕遭到遗弃，这些感觉使其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感，因而前来找他看病。沃尔普将她的每一种恐惧分析、转化为一种层次关系。身体症状分成9项，最轻的是左手疼痛（旧伤引起的），最重的是不规则的心跳。在她进行第18次脱敏时，他已去除了她的全部其他症状，只剩下单子上3个最严重的症状。于是，他开始对最严重症状中的第三个——左肩疼痛，展开攻击。首先，他让她深度放松，集中精力想一些愉快的事情。然后，他按下述方法进行进攻：
如果碰巧有场景前来干扰你，你就举起左手指明。首先，我们要让你看看自己在这些治疗中已经熟悉的东西——你左肩的疼痛（在以前的诊疗中，她说过自己在想象这一点时曾受到干扰）。你将非常清晰地想象此处的疼痛，且一点也不会受到干扰……不要再想这个疼痛了，集中精力放松自己……再想象你左肩上的疼痛……不要想了，集中精力放松自己……（再进行第三轮）如果你感到第三轮场景中的疼痛干扰最少，请举起你的左手（手没有举起）。（病人后来报告说，第一次想象到疼痛时稍有干扰，第三次想到时一点干扰也没有了。）
通过这种方法，沃尔普宣称，他不仅能完全治疗恐惧症，且能治愈多种精神病，且通常只需心理分析诊疗次数的1/20。他的许多病案比C.W.夫人的更具戏剧性，从极度害怕驾车到恐惧撒尿（一位年轻人，曾尿过床）。一位27岁的妇女前来找他治疗婚后生活中的性冷淡（沃尔普的话）和其他严重障碍。沃尔普并没有追究深层的害怕控制的心理原因，而是问她一些问题，之后得出结论说，她的焦虑感来自于此前曾看见或触摸过阴茎的情形，因为她总是感到这种情景难以承受。接着，他和她建立起一个层次关系，在这层对她来说最不易引起害怕心理的关系里，她可以想象自己看到公园里30英尺远的一个裸体男性雕塑。等她完全克服了想象中这一情景的焦虑之后，他引导她一步一步地靠近这个雕塑，直到她可以想象自己用手握住石头所做的阴茎。他再转入一系列的情景之中，让她想象自己站在卧室的一侧，看见15英尺外她的丈夫的阴茎。通过脱敏，她被引导着走向更近的距离，直到自己可以想象出如何轻触这根阴茎，然后抚摸较长的时间。约第20次诊疗时，她报告说，她已品尝到与丈夫在一起的性快感，且做爱中半数可以达到性高潮。
按照沃尔普的说法，这类系统的脱敏法对70%的病人来说是最佳选择。对于其余的30%，他也想出了其他的办法。自此之后，对行为疗法的研究及有关行为疗法的出版物开始呈几何级增长。到20世纪70年代，它已成为主导性的治疗办法，直至今天依然如此，尽管它从未排除动力学的疗法。一些心理治疗师只用这种方法治疗，更多的人将它与其他认知疗法（我们马上就要谈到）并用，有人有时也用行为疗法治疗一些特殊的恐惧症，如驾车恐惧、飞行恐惧、怕猫或怕人多的地方。
脱敏技巧的最知名用途可能是对性功能紊乱的治疗，尤其是治疗性功能障碍和女性性高潮缺失。脱敏法一直是行为疗法中最常用的技巧，但在某些条件下，由沃尔普和其他人研究出来的其他办法往往更为有效。这些疗法包括：
厌恶培养：该技巧旨在消除迫不得已的行为，如嗜酒、吸毒或性变态。按照行为主义学说，在对刺激的反应与疼痛或惩罚有关时，该反应会受到削弱或抑制。作为一种疗法，它往往需要病人在做或想到他或她所希望戒除的行为时，引起某种不舒服感觉。
在对住院的嗜酒者进行厌恶培养的早期，病人通常会喝一些带厌恶药剂的酒液。喝完之后，病人往往感到恶心并产生呕吐的感觉。做过几次之后，病人可能在看到酒或想到酒时产生呕吐感。
此后，对刻意嗜酒者、烟瘾较重者、进食过度者、深受强迫性和迷恋型琐屑行为困扰者和性变态者的治疗，往往使用电击方法。比如，一位前来就诊的33岁男子总是喜欢女人的内衣，且在与女人性交时总是阳痿。他常买女人内衣，或从晾衣绳上偷，然后自己穿上，而后手淫。治疗时，他往往一直看着一条女性内裤或女内裤的照片，或想象一条女人的内裤。此时，治疗师往往给他来一次轻微但能引起痛苦的电击。经过14周41次治疗和492次电击之后，病人认为，女内裤再也无法引起他的性冲动了。除掉这道障碍之后，治疗师有的是办法来治疗他的性无能。
总体来说，厌恶疗法如今很少使用。不仅是因为它危及健康，同时也引起了人们道德方面的担心。此外，病人的抵触情绪以及公众对此持有的负面态度都会引起可怕的后果。公众和社会批评家均觉得厌恶疗法令人难以接受，且似乎具有虐待的意味，不近人道。另外，它的好处也没有得到长效的印证，只是用某些变换的行为方式来代替受到禁止的方法而已。
果断培训：它不是某种独立的技巧，而是数种技巧的合并使用，旨在帮助病人克服社会性焦虑和禁忌，并在其此前一直感到害羞和被动的情形下采取更为果断的行动。治疗先从教育开始，治疗师和病人讨论一些令病人感到害怕的情形，再分辨出合适的反应。接着，病人会受到鼓励，在带有轻度挑战性的情形中将这些行为表演出来。最后，等他感到完全有把握以后，再一步一步地推向更为严重的挑战形势。
果断培训中最重要的部分是“行为预习”。病人在挑战性的情形下扮演自己的角色，治疗师则扮演造成威胁的人（老板、配偶、邻居）。病人有机会练习他或她在现实生活中需要说的话和需要做的事，治疗师往往发出反馈，并给予指导，直到病人在这个角色里已工于技巧，且对新行为感到舒适为止。此后，他便能以新的眼光来看待自己。
示范法：斯坦福大学的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研究了一种新的方法，其理论基础是，大多数人的行为来自于认同或模仿对其十分重要的人物。该疗法的中心是，病人要以特别的方式观察治疗者的行为，通过模仿学会他人的方法，再据此修正他或她自己的行为方式。班杜拉指出，通过这个方法，在主持人俱乐部观看和学习他人的几百万人均克服了不敢在公共场所讲话的毛病。
这种方法最初被用以改变儿童的行为习惯，但人们很快发现，它对克服成人的恐惧感也大有用处。典型地说，治疗包括下列步骤：先让病人观察示范者在相对不那么可怕的情形中接触令人害怕的东西，然后，再在越来越可怕的情形下重复这种接触。比如，在治疗人们对蛇的恐惧时，示范者先摸蛇，然后抓住它，最后让它在自己的身上爬。治疗师鼓励病人经历同样的系列活动过程，甚至引导病人，表扬他所做出的努力。渐渐地，治疗师减少演示、保护和引导的程度，直至病人独自在没有帮助的情形下面对其所害怕的事物。
操作制约：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一项非常成功的实验是，许多住院病人的行为往往可以通过奖励而得到修正。之后，许多精神病院也炮制出类似的基于操作制约的治疗项目。护士和精神病专家接受培训，将一些象征物（扑克牌、卡片或假币）奖励给病人，以表彰其所做的好事，如自我清洁，保持房间卫生、整齐，对其他病人的正常行为担负起责任等。这些象征物可换成电影、特别食物、私人房间或周末等。这种方法往往能收到积极的疗效，尤其在一些长期自我封闭的病人之中。“象征经济”活动，他们这样认为，对痴呆症患者、少年罪犯和受到惊吓的学龄儿童特别有效。
第四节 全在脑海里：认知疗法
认知疗法的发起人之一是艾伯特·埃利斯（Albert Ellis），他仅用一句话便总结出该疗法的基本原则，而这一句话几乎就是爱比克泰德名言的现代翻译版：“你在很大程度上感受的是你的思想，如果你能改变思想，你就可以改变感受。”
认知心理疗法常被称为“认知-行为疗法”，因为它包括行为疗法的一些成分。尽管两种形式互有重叠，但其焦点并不一样。行为疗法常像对待羊或猪一样对待病人，其行为和反应的生成主要通过脱敏等其他形式的条件形成；认知疗法则有所不同，主要是通过修正病人的有意识思想来修正病人的感觉和行为。
艾伯特·埃利斯深受罗特等人作品的“刺激”，1955年开始实践和促进自己的“理性情绪法”（RET），从而成为“第一位主要的认知行为治疗师” “RET之父及认知行为疗法的鼻祖”。（从1993年起，这种疗法有时也被称为“理性情感行为疗法”，或REBT。）
确切地说，这些称呼算不上谦虚，但埃利斯本就不是一个谦虚的人。他曾大言不惭地写道，他是“‘师范大学’里最杰出的校友之一”，也是“最出名的临床心理学家之一，更是美国及全世界最出名的性学专家之一”。他最近还说：“我的‘老年’，即80年代，是我职业生涯上最引人注目的时期，也是理性情绪法和认知行为疗法稳步前进的时期 。”他说：“如果我不干一点大的、向前推进的、富有创造力的事业，（我）就会索然寡味 。”他还承认自己是个工作狂——从早晨8点开始，一直工作至第二天凌晨1点。毫不奇怪的是，他非常清瘦，甚至有点皮包骨头，长脸经常阴沉着，但会突然间爆发出恶魔般的狞笑。如果给他安上一对翘起来的黑胡子，他看上去便与靡非斯特（《浮士德》里的魔鬼）相差无几。
即使人们不喜欢这种夸张，考虑到他起步时的可怜处境，埃利斯所取得的成就和能力也的确超凡脱俗。他将父亲描写成一个吝啬鬼，且非常不负责任，没有给过他一点父爱，而其母亲将大量的时间花在桥牌、麻将及其他嗜好上。年轻的埃利斯在布隆科斯长大，5～8岁期间因肾炎住过8次院，因而不能进行剧烈运动，遇到此类活动时，他往往表现得像个女孩，而且非常害羞、内向，不敢在公众面前讲话。他说，所有这些都有助于他成为一个“固执而决断的解决问题者”：
我对自己说，如果人生充满着这样的粗野和争斗，我怎能活得快乐与成功呢？不久我就找到答案了：开动脑筋！因此，我马上就设计出如何在我木头木脑的母亲面前卖乖，如何与一天到晚喧闹着的兄妹相处，如何在不失害羞的情况下尽量过得快活一些。
在其青少年时代，埃利斯的理想是成为一个作家，但是并不成功。他后来想做个临床心理学家，1947年才获得博士学位，时年34岁。对于正常人来说，如此晚才涉足这一领域意味着他将一事无成。但对他来说，却不是。他在新泽西精神病院工作过，同时接受了4年的心理分析培训，1948年起开始自己接待病人。1952年，他在曼哈顿行医，并开始写大量讨论性学及相关内容的学术著作和大众读物，其激进的观点和粗俗用语使他恶名在外，而他也似乎乐于充当这样一个恶人。
1953年和1955年之间，埃利斯开始对心理分析进行反叛。他觉得心理分析的过程太慢，也太被动（在分析师这边），根本不适合他。因此，他开始变成一个折中主义治疗师，在治疗中一边训导，一边劝导，主动地加以指导。
按照符合自己口味的技术实验了两年之后，他编了一整套理性情感疗法。1955年，他开始实践这一疗法，就此开始著书立说。书面上不太容易传达出RET疗法的本质，也不太可能看出埃利斯使用这一办法的场景。他富于召唤性、挑战性的治疗方式只能依靠人们的想象力。下面这一例子（稍加节略）或许可以捕捉他的一部分方式和过程。该段文字选自他与一位26岁美工的早期谈话。该美工有一个固定的女友，也与她定期性交，但总是害怕成为同性恋者。
治疗师：使你心烦的主要是什么？
客户：我害怕成为同性恋者，非常害怕！
治疗师：是因为“如果我成为同性恋者——”会发生什么吗？
客户：不知道。不过我真的烦透了。它使我每天都在怀疑，我的确怀疑一切。
治疗师：嗯。我们还是回到前面——请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成为同性恋，我会怎样呢？”
客户：（暂停）我不知道。
治疗师：不，你知道！好吧，我可以把答案告诉你。但我们还是来看看你自己是否能答出来。
客户：（暂停）不再是个完人？
治疗师：嗯。显然，你说的是：“我糟透了。但是，如果我成为同性恋，那可真的是糟透了！……”你为什么糟透了呢？
客户：（暂停）
治疗师：说不出来吧。你为什么认为自己糟透了呢？即使在100个男人中99个都能与女人做爱，你自己是唯一不能做爱的，你为什么就一定感觉糟透了呢？（埃利斯这里是用病人自己报告的数字进行辩驳——每百个男人中出现同性恋的数字当然要大于此数。他还在私下的场合里说过，他并没有同意病人的看法，认为同性恋非常可耻，只是向他说明，认为这件事情不好并不会使其真的不好。）
客户：（半晌不出声）
治疗师：你还没向我说明哩！为什么感到糟透了呢？没有价值吗？
客户：（半晌不出声）因为我不属于。
治疗师：不属于什么？
客户：我不属于那99个人。
治疗师：“我不属于，因此我应——”
客户：我应该属于。
治疗师：为什么呢？如果你真的是同性恋者，你就是个同性恋者。现在，如果你真的是个同性恋者，为什么一定要做一个非同性恋者呢？这听上去不对。
客户：（半晌不出声）
治疗师：看出你的烦恼在哪里了吗？
客户：嗯。
治疗师：你在说的是一句正常的话，“如果我是同性恋者，成为异性恋者是我所渴望的” ，并将其译成“因此，我应该是（异性恋者）”。是这样吗？
客户：是这样。
治疗师：可这说得通吗？说不通嘛！
还有与另一客户的一段对话：
治疗师：全是废话！一直是同样的废话！现在，请你来看看这句废话——不要说“啊，我有多蠢！他恨我！我想我会自杀的”——你马上会好一些。
客户：你一直在偷听吧？（大笑）
治疗师：偷听什么？
客户：（大笑）我心里说的话，跟这一样，我是这么说的。
治疗师：那当然！而且，根据我的理论，如果不对自己说这些废话，人们一般不会生闷气……如果我认为你是我见过的最可鄙的人，这就是我的想法。我做的就是这一行。即使我这么想，能把你真的变成一个最可鄙的人吗？
客户：当然不能。
治疗师：什么东西能使你成为一个最可鄙的人呢？
客户：自认为是。
治疗师：这就对了！你认为自己是，你就是，这是唯一能使你变成这种人的东西。懂了没？你控制着你自己的思想，我控制着我的思想——我对你的看法。你完全不必受我的影响。你总在控制你自己的思想。
埃利斯认为，这种面对面的RET治疗法要远远好于非面对面的RET法。埃利斯将自己的想法编成《RET疗法的ABC理论》。病人生活中激活（A）的现象与其对这些现象的看法（B）混合在一起，而这些看法导致接下来的后果（C）——情绪及行为上的混乱。最近几年，他又详细描述了ABC之间存在的多重性影响和反馈。比如，C的状况不好——情绪反应——会反馈至信仰系统，并增强B（对某种经历的思想，然后又反过来影响感觉系统如何实际地对经历A进行评估）。RET旨在使客户产生“深刻的、基本的和哲学的变化……要观察，要屈服，要停止重构其核心的必要性，因为这些必要性处于其不能正常发挥功能的哲学假定的最底层”。总体来说，理性思维是精神及情绪健康的源泉。
听上去过于简单化，但事实证明它具有极大的感召力。这种疗法开始时发展缓慢，但在埃利斯本人持之以恒的宣传下，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很快地发展起来。埃利斯的生意越来越忙，最终得以在60年代开设一家理性情绪疗法研究所，并在曼哈顿东65大街买下一栋房子作为研究所的工作场所。自此之后，这栋大楼从早到晚充满了客户、学生和员工。
在20世纪70年代，尽管埃利斯、他的学生和他的方法在一些专业杂志上经常遭受攻击，但RET研究所仍在其他城市和欧洲各地落下脚来。1982年，一项针对800位临床及咨询心理学家的调查在美国心理学学会的会刊《美国心理学家》上发表，在心理治疗大师的排行榜上，埃利斯名列第二。三家咨询杂志的参考资料显示，埃利斯是20世纪80年代受到引用最多的作者。1985年，美国心理学学会给埃利斯颁发“杰出职业贡献奖”。
不幸的是，没过几年，埃利斯和学院的董事会之间在管理问题上发生了矛盾，最终，于2005年带着一颗受伤的心被迫离开。然而，他并没有就此倒下，而是在纽约市的其他地方继续他的REBT。两年后，他离开了人世。尽管如此，他是最后的获胜者，因为他的基本方法（REBT）成了各路心理治疗专家的利剑。
还有一位治疗专家，他对认知疗法的发展起了关键作用，这就是艾伦·贝克（Aaron Beck），一个在当代心理疗法领域备受尊重的名字。
就在埃利斯发表第一篇论述RET的文章时，艾伦·贝克也在类似的一条路上迈开了坚实的步伐。他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精神病学系的教师，精神病学者。这位朝气蓬勃、中等个子的年轻人，一头浓发，满脸堆笑，一心埋头于心理分析之中。在自己的生活中，他也曾试过行为疗法和理性技巧，以克服两种较为严重的恐惧感。孩子时，他曾经历一系列的手术，自此后见不得血，一见头就晕。十几岁时，他决定战胜这种恐惧。“我之所以学医，其中的部分原因就是面对自己的恐惧心理”， 他说。
在上医学院的第一年里，他逼着自己站在远处观看手术。第二年，他主动要求当外科助手。他迫使自己将血视作自然现象，从而渐渐消除了害怕心理。
贝克在30多岁时才相信并利用心理分析法治疗病人，他对压抑感有着浓厚的兴趣。按照心理动力学的理论——他自己的解释——压抑是人们自己封闭自己的结果，可被解释为“受苦的需要”。受压抑者为满足这一需要，往往挑起人们反对自己，或不赞成自己。后来证明这一想法是正确的。
为寻找新的信仰，贝克重新捡起了他对一位压抑病人的梦幻的研究，从中发现了一套全新的理论。贝克发现：
当集中精力于病人的自我描述和体验时，我注意到，他连续不断地构架自己的负面形象，只看到自己生活经历中不好的一面。这些构架——与他梦中的形象非常一致——似乎是现实的扭曲。
通过一系列的测试，贝克发现，病人“对自己、对外部世界、对未来，总体上持消极的看法，这一点显而易见地表现在广泛的消极认知扭曲之中”。
既然如此，他推断，应有可能“通过逻辑和证据规则的应用来纠正这些扭曲，将他的信息处理过程调入现实之中”。也许，通过这种疗法，不仅这位病人，而且大部分病人都可治好。贝克引用人文主义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的话说：“神经病并不是情绪上的疾病——而是认知上的错误。”
这个概念奠定了贝克发展出来的对压抑的认知疗法的基础。他在1963年至1964年间写成的专业论文及1967年出版的《压抑：临床、实验和理论探微》一书中分别表达了这些思想。后来，通过数年的周会制度与精神病学系的同事进行个案讨论，他将认知疗法的用途延伸至其他神经症状中，并于最近对其进行调整，使其能够处理配偶关系中所出现的问题。
认知疗法并非是从贝克的大脑里一下子跳出来的。他本人也说，他的理论部分归因于心理学界早已进行的认知革命，也得益于行为主义运动，因为行为主义疗法需要病人思考所获取变化的心理步骤，因此，部分来说它也属于认知型。贝克最早想到认知疗法的时候，并不知道埃利斯的RET疗法，但他的确说过，埃利斯的工作在认知-行为疗法的形成中起过很大的作用。
尽管贝克的方法与埃利斯的系统有许多异曲同工之处，但贝克在个人风格上显得更端庄得体一些，并就神经症疾病提出了更为详尽的认知理论。比如，在讨论压抑时，他分辨并标示出三种起因：
——认知三联症：压抑者对自己、对世界和对未来的扭曲看法（“我不行” “我的生活让人失望……” “将来也好不到哪里去”）；
——沉默的假定：没有表达出来的想法，它们将对情绪和认知反应产生负面影响（“如果别人非常生气，可能就是我的错。”“如果大家都不喜欢我，我便一无所值。”）；
——逻辑谬误：概括过度（将个案误认为是全部）；选择性注意（注意一些细节，忽略另一些细节）；随意推论（所得出的结论不合乎逻辑或缺乏证据支持）；其他。
他还提出一些类似的分析，以解释引起一系列神经症，甚至精神疾病的认知扭曲。
指出病人的认知扭曲远非贝克认知疗法所涉及的全部。让病人认识到认知扭曲的重要一步是在治疗师与病人之间建立一种关系。贝克非常重视给病人以温暖，他使用了许多认知及行为疗法的技巧，其中有角色扮演、果断训练和行为预演等。病人在各疗程之间要观察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努力改变它们，并执行一些具体的任务。这种做法不仅可以克服病人的惯性和动机缺乏，而且还能得出实际的成就感，有利于纠正病人所固有的一事无成思想。为达此目的，贝克还常请病人写出周报（每周报告），将他或她一周内的活动记载下来，并将每种活动所带来的满足程度描述下来。
然而，这种疗法的关键部分，却是在办公室进行诊疗的过程中对病人思想的检查，同时纠正其认知扭曲度。比如，一位极度压抑的妇女对贝克说：“我的家人不喜欢我。”“没有人喜欢我，他们认为我就是这样的。”她的证据是，她的几个已长成少年的孩子不再喜欢与她一起做事了。下面是贝克如何引导她检查现实与她的思想之间的差别的：
病人：我儿子再也不喜欢跟我一起去看戏或看电影了。
治疗师：你怎么知道他不想跟你一起去？
病人：十几岁的孩子实际上并不喜欢与父母一起去。
治疗师：你真的请他们与你一起去过吗？
病人：没有。实际上，他倒是问过我几次，问我需不需要跟他一起去……可我觉得，他不是真的想带我去。
治疗师：试一试，让他直接回答你的问题，怎么样？
病人：我想可以。
治疗师：重要的是，不是他跟不跟你去，而是你是否在替他做出决定，而不是让他自己直接告诉你。
病人：我想你是对的，可他看上去的确不太体贴人。比如，他总是不按时回家吃饭。
治疗师：总是这样吗？
病人：呃，有一两次……我想也算不上总是迟到。
治疗师：他很晚回家吃饭是因为他不体贴人吗？
病人：真要说起来，他的确说过那两天他学习得较晚。还有，他在其他方面还是知道冷暖的。
这位病人后来发现，事实上她的儿子非常愿意跟她一起去看电影。
如本例所示，贝克风格认知疗法的关键是他的苏格拉底式启发，即通过提问让病人说出一些与他的假设或结论正好相反的情况，从而纠正这些认知错误。这个技巧的作用可在他的另一份报告中看得更加明显。下面这个段落是他与一位25岁的妇女所进行的谈话。她想自杀，因为丈夫对她不忠，她认为自己再活下去“没有什么意思”：
治疗师：你为什么想自杀？
病人：没有雷蒙，我一钱不值……没有雷蒙我快活不起来。但我无法挽救这个婚姻。
治疗师：你们的婚姻一向如何？
病人：一开始就糟透了。雷蒙一直对我不忠，过去5年来我很难见到他的人影。
治疗师：你说没有雷蒙你就快活不起来。你跟雷蒙在一起时真的感到快活吗？
病人：没有，我们总在打架，我的感觉非常差。
治疗师：那么，你为什么觉得雷蒙对你不可缺少呢？
病人：我猜，可能是因为，没有雷蒙我就一钱不值。
治疗师：在遇到雷蒙之前，你感觉过自己“一钱不值”吗？
病人：没有。我认为自己非常出色。
治疗师：如果在认识雷蒙之前自我感觉不错，为什么现在必须有他才能感觉不错呢？
病人：（感到迷惑）呃……
治疗师：婚后没有人对你感兴趣吗？
病人：好多人给我丢眼色，可我没有理睬他们。
治疗师：除雷蒙之外，你觉得世界上没有跟他一样好的人？
病人：我觉得很多人都比雷蒙好，因为雷蒙不爱我。
治疗师：你是否有机会跟他重归于好？
病人：没有……他另外有个女人。他不需要我。
治疗师：那么，如果离婚，你在实际上会失去什么呢？
病人：我不知道（哭起来）。我想，只有彻底断开了。
治疗师：你觉得只有彻底断开才能与另一个男人相好吗？
病人：以前我也曾爱过其他男人的。
经过这次诊疗之后，这位病人觉得完全没有必要非自杀不可。她开始对自己“除非有人爱我，否则我就一钱不值”这个想法产生怀疑。将贝克提出的问题想过几遍之后，她决定正式离婚。她离了婚，开始过上了正常的生活。
到20世纪80年代，认知心理疗法已经成为主流的重要部分。今天，有约1/3的心理疗法医师宣称自己属于认知-行为疗法，这种疗法已得到相当广泛的认可，尤其适宜于压抑和失去自信的病例。现已满头白发、态度温和的贝克仍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积极地推行此种疗法，他也得到美国心理学学会的奖励，1989年该学会授予他“心理学应用杰出科学奖”，其中的部分奖词是：
他在压抑治疗上所进行的开创性研究深刻地改变了人们对这种疾病的认识。他的影响深远的著作《抑郁症：病因及治疗》是一部引用甚广、在该课题上起决定性影响的文本。他对诸如焦虑和恐惧症、性格偏差和婚姻失谐等多种病症的疗法，经推广证明，其模式既有综合效应，又具实证性。
1989年贝克获得美国心理学学会奖的时候，认知疗法和认知行为疗法都处于上升阶段。此后，两种疗法均得到了业内人士的追捧。几十年来，尤其是近10年来，贝克、他的同事以及其他认知疗法专家都不断地对认知疗法进行修正，从而使其可以应用到其他领域。
第五节 疗法种种
我们已考察过三个家族的治疗方法——动力学、行为主义和认知疗法——它们目前是这些努力中的最主要形式。但人们仍在尝试其他许多方法，且发现者均宣称他们的办法是更有效、更便宜、更快捷、也更科学的。1950年之前约有十几种心理疗法，但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已达到130种。而到1988年，匹兹堡大学医学院的阿兰·卡茨丁（Alan Kazdin）对外宣称，“相当保守的估计是，有230余种不同形式的心理社会疗法”。而且，目前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疗法研究中心主任保罗·克里茨·克里斯托弗（Paul Critz Christoph）说，最新估计600多种。
这种现象看上去似乎使人茫然不知所措，但归根结底，所有的疗法在实际上均可归入相对较小的范畴。我们已读到三种，还有其他一些目前在其他书籍中很少涉及的，我们在此也不能一笔掠过。
人文主义疗法
在20世纪50年代，人文主义心理学是“人类潜力运动”——主要代言人为马斯洛——的核心。它是作为可选择的“第三种力”出现的，第一种是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第二种是行为主义心理学。
相比较而言，人文主义者更具有哲学意味，而少一些科学含义。他们认为，行为不应该用所谓的客观、科学的标准，而应该用个人自己的参考框架加以评判。如果个人认为轻松、非竞争性的生活是其理想，那么，这就是他或她的有价值的生活，而不应被视为性格缺陷。宁愿单身而不去婚娶也是这样，性自由不应只局限于一夫一妻制，其他与社会常理不一样的东西亦如此。人文主义心理学因此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特别是对于生活在个人主义和反叛的20世纪60年代的年轻人来说。
从这种心理学中又冒出一大批疗法。尽管这些疗法互有不同，但大都基于这样的立场：治疗的目的不是改变客户，而是使客户更好地利用这些资源。比如，认为自我形象或感觉较差等，治疗师的任务是帮助客户更好地发展自我。如今，约有6%的临床心理学家和同样比例的其他心理治疗师将自己列为人文主义流派。
以客户为中心的治疗法：人文主义疗法中最重要的一种由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首创。根据这种疗法，治疗师只是回应客户——罗杰斯拒绝使用“病人”一词——所说过的话。他认为，这种做法应能传递某种对客户的尊敬感，并对他“处理自己的心理情景及掌握自己的能力表达出充分的信任或信仰”。下例是他与一位感到压抑的20岁女子的谈话过程（有删节）：
客户：有时，即使上街我也觉得费劲。这令人可恼，真的。
治疗师：即使小事情——微不足道的小事，也会让你烦恼。
客户：呃，是的，我似乎没办法克服它。我的意思是说，它——每天似乎总是这些周而复始的琐事。
治疗师：这样的话，你非但无法取得进展，（而且发现）事情真的不会好到哪儿去。
客户：我多少有点跟自己过不去——有点总是在责怪自己。
治疗师：这么一来——你就责怪自己，根本不为自己着想，情况于是越来越糟了。
客户：是啊。我甚至连试试也没有想过，我认为自己将会一事无成。
治疗师：你感到事情还没开始呢，自己先气馁了。
罗杰斯认为，他的方法可营造出“协助性的气氛，（客户）可在这个氛围里探索她自己所希望的方式，然后向实现这一目标靠近”。到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以客户为中心的治疗法得到广泛采纳，此后，它的影响又渐渐消退。
格式塔疗法：该疗法由精神病学家弗雷德里克·佩尔斯（Frederick Perls）首创，他称其为格式塔疗法。不过，它与格式塔心理学没有任何瓜葛。佩尔斯的目的是让病人意识到他们自己已经舍弃的一些感觉、欲望和冲动是他们自己的一部分；他还让病人认识到，他们认为那些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实际上都是借来的，或是从别人那里接受的。
佩尔斯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是严格意义上的面对面接触，有时甚至非常生硬，包括多种实验、游戏、小花招，目的是挑起、刺激并逼迫病人承认他或她的真实感觉。在记录的诊疗片断里，佩尔斯有时似乎是虐待狂，但就某些病人而言，他的方式往往非常有效。格式塔心理疗法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流行于人文主义圈子之内，今天，在心理疗法中它已降至次要地位了。
交往分析
交往分析流行于20世纪60年代，以动力学原理为基础，主要关心人际行为，在“理性的”基础上处理神经问题。它的治疗作用主要是通过治疗师的解释，即对三种自我状态中哪一种应对病人的某一特定行为负责进行解释。
这些自我状态或自我，是病人在他或她的“交往”中所发生的行为。在任何既定的交往（社会交往的基本单元）中，每个人都以儿童（即儿童自我，很大程度上是情绪化的，始终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父母（一套知觉对象和想法——“应该”和“不应该”——我们从儿童期开始已对父母的感知进行内化）或成年人（认知的自我，成熟和理性的自我）的方式来对待别人。
尽管三种自我状态都以无意识感觉为基础，但在交往疗法中，治疗师是在有意识的层面上处理这些自我的。治疗师能指出各种游戏——将真实交往意义隐藏起来的别有用心的交往——病人往往以不合适的角色玩这些游戏。病人学会辨识其在与人（包括与治疗师）交往时究竟处于哪一种自我之中，与其交往的人又处于哪一种自我状态之中。在治疗师的指导下，他们能够学会利用自己的“儿童”自我进行玩乐，再利用“成人”自我负责严肃的行为。
人际关系心理治疗（个性疗法）
这个短期的（心理动力）治疗方法在治疗抑郁症方面尤为有效。它关注患者与同伴（同辈、同龄人）之间、与家庭成员之间现有的关系，旨在发现这种关系与患者情绪之间的关系。目的是通过改善他们之间的关系，进而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治疗师帮助患者认识到人际关系所带来的后果，纠正自己的行为，促进患者与他人之间进行开诚布公的交流，改善人际关系等。所有这一切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消除患者自身的这些症状。
群体、配偶和家庭疗法
这些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治疗方法，而是一些“形式”。形式就是根据治疗的单元分类的治疗类型（个体、配偶、家庭或群体）。
群体疗法：至少存在或存在过100种这样的疗法。每年都有新花样出台，但大多为昙花一现。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为迎合时代精神和集体生活的理想，“邂逅集体”之类概念如雨后春笋般冒出。集体活动可包括的范围很广，从讨论彼此的问题到角色扮演，从集体支持某一受难者到集体处罚某个行为不为接受的成员，等等。在大多数小组中，治疗师往往将彼此间的交往引入某种状态，然后积极地干预事态，以防止小组以毁灭性的办法来攻击某个成员。
小组的人数多少不一，但大多数治疗师认为8人为理想选择。他们通常每周会面一次，花费只有单个儿会面的几分之一，时间长度从8周到几年不等，主要取决于他们的目标和治疗师的取向。此前小组治疗法只是美国的一个专业，现在已流行于许多国家。
配偶疗法：配偶疗法的前身是婚姻咨询，但今天它所涉及的内容已远远超过了配偶，已转向将要结婚的伴侣和同性恋者，因为他们大都或多或少地出现类似的关系障碍。
治疗师在配偶中的作用有点类似于杂技中的吊绳：如果他让夫妻中的任何一个看出他偏向另一方，该疗法便告流产。因此，治疗师必须得寻找办法以避免在客户中的任何一方产生偏移，他必须充当解释者、顾问和教师，向其强调真正有麻烦的关系不是任何人，而是客户自己。
治疗师恳请客户讲出实情，然后进行解释；教会其运用交流技巧解决问题；将彼此尽量避免的敏感话题挑起来，但又将其置于治疗师控制的范围内；然后给他们分配家庭任务，让他们知道什么才是新的和更加令人满意的行为方式。配偶疗法通常每周一次，且大多数问题都能在一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得到解决。
家庭疗法：家庭疗法于20世纪50年代几乎在美国各地同时开展起来，最著名的在帕罗阿尔托和纽约。它的基本假定是，心理症状和各种障碍皆来自家庭内部关系处理不当，而非来自个人内部机制（尽管这一点无法排除）。
尽管家庭里可能会找出“问题”成员——某个假设有问题的成员，全家人可将家里所有的麻烦推在他身上——治疗师仍将整个家庭视作病人，生病的是该家庭中的相互来往、规定和角色关系。所有这些均组成“家庭系统”，家庭疗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充分利用从生物学中借来的该系统的理论。按照此种理论，家庭成员也许彼此干涉过多，也许交往不足；也许过严的家规使成员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或反过来说，也许因完全没有家庭概念从而失去家庭感；等等。
美国婚姻及家庭治疗协会有约23000名成员，他们来自不同的学科，并且符合该协会的要求，即为婚姻及家庭治疗师，且具有两年以上指导研究生的经验。此外还有数千名心理治疗师，他们经过或没有经过婚姻及家庭治疗培训，但宣称自己为婚姻及家庭治疗师（该词的使用在许多州尚没有法律约束），也就是说，他们可以治疗一般的病人，也可以治疗配偶和家庭的障碍。
五花八门
除上述几种之外，我们还可选出多种其他疗法，至少在美国各大城市，特别是在加利福尼亚。有些疗法非常奇怪，但都建立在科学心理学的基础之上；另一些疗法更加奇怪，而且以伪科学或神秘观念为基础。总之，它们在精神健康治疗方面都贡献不大。
下面是随机抽取的例子：
原始疗法：如上所述，它要求客户进行长时间的吼叫，以释放婴儿期的愤怒。如果需要的话，还要求客户在家里自己练习。
森田疗法：日本疗法，以禅宗原理为基础，卧床4～7天，与外界隔绝，去除感官感受。此后，病人要接受自己的感觉和症状，积极地生活在现世，将思想从自己身上转移至周围的世界。
苦刑法：病人要完成非常困难的任务，时常要处于比目前更糟的环境，比如半夜起床，夜夜如此。
矛盾指令：用以打破顽固的反抗行为，让病人坚持自己有问题的行为，甚或加速错误行为，允许病人做一些不允许做的事情以缓解其情绪，去除里面的倒错因素。此做法常常带来突破性进展。
积极心理学：前面提到的积极心理学是一种治疗方法的涵盖性术语。尽管它没有忽视人们所承受的困苦和遇到的障碍，但是，它却强调积极的情绪、积极的人格特征、高峰体验以及对幸福的理解等。尽管其创始人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在极力推广，然而，接受该种心理治疗的病人却寥寥无几。
催眠：催眠，准确地说，应叫催眠后暗示，有时帮助患者控制吸烟或者暴饮暴食，克服怯场，临时纠正其他一些令人不快的行为。
EMDR （眼部脱敏信息再加工技术）：经过前期的准备工作，患者把注意力放在引起障碍原因的意象上。患者随着治疗师的手指运动自己的眼球，每次20~30秒，并不断重复这一动作，目的是消除引起障碍原因的意象。
EST疗法（艾哈德定期培训）：风行于20世纪70年代，在舞场待两个周末（花费250美元），除正式的休息时间外不准使用淋浴间的设施，参加者整天接受主持人不停的辱骂（“你们全他妈是些没用的屁眼……你们他妈的什么也不是，一台机器”）。如果客户感到精疲力竭，大受羞辱，生活的秘密也就显现出来：你的确什么也不是，就是一台机器，但能安于现状，知足常乐。
特别目的车间：持续半天或一天，有时需要整个周末，只能出去进食、上厕所和睡觉。在这里，讲座、集体治疗、敏感培训等其他活动，均可用以解决参加者由某问题，如儿时受虐待、乱伦、虐待配偶、害怕暴露等，所引起的感觉和情绪症状。
其他：怎么给其他疗法取名字呢？好吧，我们先不管它们叫什么名字，只简单地扫它们一眼吧：宇宙活力疗法（病人坐在一只特制的大箱子里，据说可在里面收集某种有治病作用的、弥漫于整个宇宙的能量）、舞蹈疗法、前生疗法、奇迹疗法、幻视疗法……该停住了。我们已经超越了科学的界限，尽管许多人认为，这些边缘活动也是基于心理学的心理疗法。
面对多种多样的疗法，我们最关心的问题莫过于：它们真的有效吗？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对某些疾病来说，某些治疗办法要比其他疗法具有更好的疗效。
这些疗效研究的新形式将比过去的疗效研究更具体地显示：究竟是什么在心理治疗中产生疗效，又究竟对哪些病人起作用。心理疗法的确能起作用这一点毋庸置疑。假设冯特能够知道的话，他的灵魂也许会一展愁容，点头赞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