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所有的巴比伦人一样，我当过总督；正如所有的人一样，我当过奴隶；我有过至高无上的权力，也受过屈辱，蹲过监狱。瞧，我右手的食指已被剁掉。瞧，从我的袍子的裂口可以看到一个橙黄色刺花，那是希伯来语的第二字母“Beth”。在每个满月的夜晚，这个字母赋予我支配那些刺有“Gimel”（希伯来语的第三个字母）记号的人，但是我得听从于那些带有“Aleph”（希伯来语的第一个字母）记号的人，而他们在没有月亮的夜晚则受到有“Gimei”记号的人的支配。拂晓的时候，我在地窖的一块黑色岩石前扼杀圣牛。有一个太阴年，我被宣布为无形：我大声呼喊，却无人理睬；我偷面包，却不会被抓住砍头……
我的异乎寻常的多样性要归功于一种制度：彩票，那是别的共和国所不知道的，或者说不够完善、不公开的。
阿根廷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的小说《巴比伦彩票》（The Lottery in Babylon），或许可以算作对“文化是一系列的角色和符号，能够对那些消极的人产生不可思议的冲击力”这一思想的最好阐释了。在这部小说中，彩票最初是作为一种较为常见的游戏出现的，彩票中奖就可以获得高额的奖金。然而，为了增加悬念，游戏操纵者增加了一些号码，这些号码的彩票持有者需要缴纳一定的罚金，而不是获得奖金。后来，制度发展到拒不缴纳罚金者就会被判一定的狱刑，最终这一制度扩展至许多非货币性的奖惩方式。彩票（游戏）逐步变得更加随意、更加具有强制性和无所不能，并且越来越神秘。对此，人们开始思索：它是如何运作的，它又最终能否继续存在下去。
乍看上去，人类文化的确表现出了类似于博尔赫斯描述的彩票那样异乎寻常的多样性。现代智人会食用包括从蛆虫到牛尿甚至人肉在内的任何东西。他们对身体部位进行捆绑、刺穿、刻上疤痕和拉伸，这些方式甚至让今天许多在身体上打孔的西方青少年都望而生畏。人类会认可一些很奇怪的性行为，比如，青少年与年幼男童之间发生的日常口交行为，以及父母为他们5岁大的子女安排婚姻。人类文化呈现出的多样性，自然而然地会引发这样一种观点：文化的存在独立于大脑、基因和进化之外。反过来，这种划分又有赖于这样一种关于大脑的观念—即从生物学的角度看，大脑属于白板一块，依赖于文化对其进行塑造。既然我试图让人相信大脑不是空白的，那么现在我们就该把文化也纳入考虑范畴之中了。这样就能完成从生命科学到关于人性的科学，直至社会科学、人文和艺术学科的统一。
在本章中，我将提出不同于“文化如同彩票”的另一种观点。文化反过来可以被视为人类显型的一部分：文化是使我们能够生存、繁荣并延续血统的一种独特设计构造。人类是一种能够运用知识并相互合作的物种，文化在这种生活方式中应运而生。我们可以看一下：当人们积累了自己的发明创造并制定风俗习惯来调整劳动分工和裁决冲突时，我们称之为“文化”（culture）的现象就出现了。当处在不同时空背景中的人类群体不断积累各自不同的发明创造和风俗习惯时，我们采用复数形式（cultures）。不同的文化并非来自不同的基因，对此，博厄斯及其弟子的看法是正确的，但是文化并非处在一个与基因隔绝的世界里，或许可以将文化看成是在没有任何形状的心灵上面打下的烙印。
神经回路让文化传递成为可能
将文化与关于人性的科学衔接起来的第一步在于，我们需要认识到，文化并非像毒气那样，可以通过皮肤渗入人的身体里面。文化离不开那些负责我们学习能力的神经回路。那些回路并没有使我们成为失去辨别能力的模仿者，相反，它们通过异常精巧的活动方式使文化的传递成为可能。这也正是为何对大脑内在机制的研究并不能够取代对学习、文化和社会化研究的原因，前者只是尝试去解释后者是如何运作的。
以一个人的母语为例，这是一种习得性的最优秀的文化技能。如果将一只鹦鹉和一个儿童同时置于一定的语言情境中，两者都能够进行学习，但是只有儿童具有心智计算能力，可以从声波中提取出词语和规则，并在此基础上讲出或者理解无数的新句子。这种与生俱来的语言天赋实际上是一种学习语言的先天机制。同样，儿童在学习文化时也并非像摄像机那样只是被动地将画面和声音记录下来。他们必须具有特定的心理机制才能够将隐含在人们行为背后的有关信念和价值提取出来，只有这样，儿童才能够成为一个熟练掌握该文化的人。
即使是文化学习过程中最简单、最基础的事情，如模仿父母或者同伴的行为，实际上也远非看上去那么简单。为了弄清楚当我们毫不费力地学习他人时，我们的头脑中发生了什么。不得不想象，假如我们拥有另外一种大脑，将会出现怎样的情况。幸运的是，认知科学家们已经替我们考虑到了这一点，他们对机器人、动物以及脑损伤病人的大脑进行了探测。
人工智能研究专家罗德尼·布鲁克斯（Rodney Brooks）希望能够制造出具有模仿学习能力的机器人，但是当他想运用计算机科学中比较常见的学习技巧时，很快就面临着这样一个难题：
机器人观察到一个人正在打开玻璃瓶。这个人走近机器人，将瓶子放在机器人旁边的桌子上。他（人）将两只手放在一起反复摩擦着，然后将瓶盖从瓶子上面取下来。他一只手握紧瓶子，另一只手握着盖子，然后开始沿逆时针方向旋松盖子。当他打开瓶子时，停下来擦了一下自己的额头，然后瞥了一眼机器人，看它正在做什么。接下来，他继续开瓶盖。机器人试图去模仿这一动作。但哪些重要的动作是需要模仿的（比如，逆时针旋转盖子），哪些又是不需要模仿的（比如，擦一下自己的额头）……机器人如何才能对它从这次经历中获得的知识进行概括，并将其运用到其他相似的情境中呢？
答案就在于：必须使机器人具备洞察被模仿者心理的能力，这样它才能够推断出人的活动目标，并判断出人是通过哪些行为表现来实现自己的目标的。认知心理学家称这种能力为直觉心理学、大众心理学或者是心智理论（“理论”在这里是指被人、动物或机器人所默认的观念，而非科学家们持有的外显观念）。而目前已开发出来的机器人还远远不具备上述能力。
人们还发现，黑猩猩的头脑也很难推断他人的目标。心理学家劳拉·佩蒂托（Laura Petitto）对一只名为宁姆·猩斯基（Nim Chimpsky）的雄性黑猩猩进行了符号语言训练，并与它在大学公寓里共同生活了一年。起初，宁姆看上去仿佛在“模仿”她洗盘子，但实质上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宁姆用洗碗布擦洗盘子之后，盘子未必会比之前更为干净。如果给它一个并不脏的盘子，宁姆仍旧会按照洗脏盘子的方式来“刷洗”。宁姆并没有掌握“刷洗”的概念，即使用液体让某种物品变得干净。它只是在模仿佩蒂托擦洗的动作，同时也很喜欢手上沾着热水的感觉。许多实验室实验均得到了相似的结果。虽然黑猩猩和其他灵长类动物都喜欢模仿（即“见样学样”），但它们模仿人类行为的能力（即复制他人的意图而不是执行他人动作的能力）并不成熟，因为它们的直觉心理学不够成熟。
即使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进行学习，一个不能识别他人信念和意图的大脑也不会采用这种传承文化的学习方式。孤独症患者进行这种学习的能力受到了损伤。他们能够掌握诸如地图和图表之类的表征客观事物的东西，却不能掌握表征心理的事物，也就是说，他们不能揣测他人的心思。尽管他们的确是在模仿，却是以一些很奇特的方式在模仿。一些人总喜欢模仿他人的言语，逐字逐句地重复着别人的发音，而不是提取出其中的语法模式，但正是这些语法模式可以帮助他们构造出他们自己的语句。
一些孤独症患者也会试着学习自己说话，却经常将“你”这个词当作自己的名字来使用，因为周围的人会用“你”来指代他，但对病人而言，他却从未意识到“你”这个词是具有相对意义的，只是在讲话者对着自己的说话对象时才会使用。如果一个家长敲击一块玻璃，并喊道：“噢，该死的！”患孤独症的儿童就可能会认为“噢，该死的”指代的是玻璃，这就驳斥了经验论者提出的理论，他们认为，随着时间的日积月累，正常孩子仅仅通过将语音和事件联结起来就可以学会语言。孤独症儿童的这些行为并非是低能造成的后果。在解决其他问题时，孤独症儿童是可以胜任的（甚至算得上是专家），其他一些未患孤独症的智障儿童，并没有表现出同样的言语和模仿能力的缺陷。孤独症属于一种先天性神经症状，具有很强的遗传性。孤独症患者以及机器人和黑猩猩的例子提示我们：文化学习是可能的，但只有神经正常的个体才具有天生的能力来完成这种学习。
人类拥有比较长的童年时期，科学家往往将其解释为一种适应方式，它使儿童在步入成年独立打拼之前能够从他们的文化中汲取大量信息。如果文化学习依赖于某种特殊的心理装置，那么我们将会看到，这种能力在儿童早期就已经表现出来了。我们也的确看到了这种情况。
有实验结果表明，1岁半的婴儿并非只是将重叠的事物不加辨别地联系在一起的联结主义者。他们属于直觉心理学家，在模仿他人的行为之前会对被模仿人的意图进行揣测。当一个成年人在一个婴儿面前说出一个词，比如，“那是toma”这句话中“toma”这个词，婴儿会记住这个词，并认为它是成年人讲话时正在看着的那个玩具的名字，而不会认为它是自己看到的那个玩具的名字。如果成年人用一个道具做出演奏小提琴的动作，并暗示这只是一种偶然事件（高声发出“哎呀”的喊叫），那么婴儿就不会刻意去模仿他的动作。如果成年人做出同样的动作，并暗示这是他有意这样做的，那么婴儿就会对其进行模仿。当成年人试图去做某件事情却失败了时，比如，试图去按门铃上的按钮或者把线缠绕在钉子上，婴儿就会模仿成年人原本想做的事情，而不是模仿成年人真正做过的事情。作为一个研究儿童如何掌握语言的研究者，我总是非常惊讶于他们如此早就“掌握”了语言逻辑，以至于在3岁时就能够掌握本国语言中的大部分口语。还有一种可能是，一旦我们的大脑发育到一定程度，有能力操纵我们的文化获得装置时，基因组就试图使这些装置尽可能早地发挥作用。
心智，天生就有揣摩他人意图和模仿他人行为的能力
心智具有一种可以揣摩他人意图的机制，这样就可以去模仿他人试图实施的行为。然而，我们为何想要这样做呢？尽管我们想当然地认为，掌握文化是一件好事，但对文化学习这一行为本身却总是不屑一顾。“码头工人哲学家”埃里克·霍弗（Eric Hoffer）曾写道：“当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时，他们总是相互效仿。”我们可以使用动物园的隐喻来说明这一现象，人类的这一典型能力并无异于动物的行为：除了见样学样，我们还具有和猿猴、鹦鹉、绵羊、旅鼠以及牛等动物相同的心智。
社会心理学家曾有过详细的阐述，他们认为，人具有模仿周围人的强烈冲动。当主试在不知情的被试身边安插了许多假被试时（主试会付给这些假被试一定的报酬，要求他们故意做出一些很奇怪的行为），会发现大多数被试都会对假被试的行为进行附和。被试会否认自己亲眼看到的事实，并认为一条长线段是“比较短的”，或者认为一条短线段是“比较长的”；或当通风口冒出浓烟时，依然漫不经心地填写着调查问卷，或者突然莫名其妙地脱下自己的内衣（通过袖珍照相机拍摄到的）。但心理学家认为，在人为操纵的实验情境下，无论人们的从众行为看上去多么可笑，在社会生活中这些行为都具有实实在在的合理性。
信息合理性，即希望从他人的知识和判断中受益。退伍军人委员会认为，一个群体的IQ相当于群体中智商最低的那个成员的IQ除以这个群体的人数，然而，这种看法似乎显得过于悲观了。人类是一个能够使用语言、拥有直觉心理学和具有合作意愿的物种，是能够将过去和当前的各种来之不易的发明加以搜集和整理的群体，我们要比那些习惯于离群索居的民族更具智慧。狩猎采集者积累了大量有关如何制造工具、使用火种、捕捉猎物和去除植物毒性等方面的知识，即使没有任何个体能够从零开始重新创造这些知识，他们也能够利用这种集体智慧生存下去。同样，他们通过对行为的调整。比如，大家轮流驾车或在其他人去搜寻食物时轮流照看孩子，人们就可以像一个多首多足的巨兽那样行动，并取得顽固的个人主义者不可能企及的成就。众多的眼睛、耳朵和头脑之间彼此联系，远胜过带有缺陷和怪癖的单独个体。犹太人的一句话可以说是对那些不满现状者和阴谋论者做出的最现实的评价：整个世界并非处于疯狂之中。
我们称为文化的内容大部分只是积累起来的本土智慧：制造工艺品的方法，如何选择食物，如何分配意外之财，等等。一些人类学家，比如，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认为，许多看似非常随意的活动，比如彩票，事实上都可能是解决生态问题的方法。他提出，在印度，牛的确非常神圣，因为它们提供食物（牛奶和牛油），提供燃料（牛粪），还提供力量（用牛犁地），因此保护牛的习俗就避免了那些杀鸡取卵的企图。另一些文化差异或许具有繁衍的合理性，如在一些社会中，男人们生活在父系家庭中，抚养自己的妻子儿女；而在另一些社会中，男人们则生活在母系家庭中，抚养自己的姐妹、外甥和外甥女。
第二种制度常见于某些社会中，其中的男人大部分时间不待在家中，通奸现象相对而言比较普遍，因此他们不能确定妻子生的孩子是不是自己的。从生物学角度看，无论谁与谁通奸，一个男人的姐妹（即其母亲所生的女儿）生的孩子必然和他有血缘关系，因此在母系家庭中，男人更愿意抚养那些必然携带有他们部分基因的孩子。
当然，只有普罗克汝斯忒斯（Procrustes，古希腊传说中的一个强盗）才可能认为，所有的文化实践都有直接的经济或基因上的收益。从众的第二个动机是标准化，不管人们身处什么样的团体，都希望遵循团体的标准。但这也并非像旅鼠那样愚笨。许多文化实践活动从形式上看是主观任意的，但它们生成并存在的原因却并非主观任意的。没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证明，为何人们沿着公路右边行驶比在左边行驶更好，或者沿着公路左边行驶比在右边行驶更好。但人们在公路的同一侧行驶，则是有其特定原因的。因此，任意地选择在公路哪一边行驶，然后要求多数人普遍遵守这一选择标准非常重要。类似的，人类其他一些看起来主观任意却又协调一致的选择现象，被经济学家称为“合作均衡”（cooperative equilibria），它包括货币、法定休息日以及构成语言词汇的声音和意义之间的匹配等。
共同遵守那些主观任意制定的习俗有助于人们应对这样一个事实：尽管生活中许多事情的分布具有连续性，但我们做出的抉择却是二元性的。儿童并非一瞬间就可以长大成人，约会的恋人也并非立即就会成为终身配偶。一些人生大事庆典及其现代替代形式，比如，身份证和结婚证之类的证件，可以有助于第三方决定如何处理一些含糊不清的问题（如儿童和成人之间、已婚者和约会者之间的区分），而不会因为双方观点上的差异无休止地争执下去。
在所有的分类问题中，最含糊不清的当属对他人的意图和目的进行分类了。他是忠实于联盟的一员（我希望能够与这样的人并肩作战），还是一个在处境艰难的情况下可能叛变的卖国贼？他的心是偏向于他父亲这一派还是偏向于他岳父这一派？她是一个可疑的风流寡妇，还是会坚守自己的贞节呢？他是讨厌我，还是只是一时着急呢？成人礼、部落勋章、哀悼日和演讲的各种仪式，或许都不能确切地回答这些问题，但它们可以消除萦绕在人们头脑中的疑云。
当风俗习惯一旦在较广的范围内确立下来，就会成为一种现实，尽管它们只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之中。哲学家约翰·塞尔（John Searle）在他的著作《社会实在的建构》（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ality）中指出，某些特定的事实之所以是客观真实的，仅仅是因为人们以它们是真实的前提去行事的。比如，乔治·布什是第43任美国总统，辛普森并没有被证明犯了谋杀罪，波士顿凯尔特人队在1986年获得了NBA总冠军，一个巨无霸汉堡售价为2.62美元，它们都属于真实的存在，而非某种判断。然而，尽管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它们并不像镉的原子数目或者像鲸鱼可以被划为哺乳动物那样，属于物理世界中的真实存在。它们存在于某个群体大多数成员的记忆里，通常是对一些人准许（或否认）权力和地位的协议。
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生活被建构在社会现实之上，最明显的例证是金钱和法规。然而，一种社会现实全然取决于人们是否愿意将其作为事实来看待。它只存在于特定的群体中，当人们都拒绝使用外币交易或者不认同那种自封为领导者的权力时，我们就能明白这点。而且，它可能会随着集体心理的改变而走向终结，正如当恶性的通货膨胀出现后货币就会变成废纸，或者由于全体人民一致反抗警察和军队会导致一个政权的土崩瓦解。虽然社会现实只存在于群体之中，然而它依赖于每一个体当前的认知能力：对授予权力和地位的公共协议的理解力，以及在他人支持公共协议时自己也表示赞同。
某些心理事件，如发明创造、矫饰物以及以何种方式与某种类型的人打交道的决策等，是如何转化成一种社会文化现实的（如一种传统、一种习俗、一种精神气质或一种生活方式）？依据认知人类学家丹·斯佩贝尔（Dan Sperber）的看法，我们应该将文化理解成像流行病一样蔓延的心理表征：观念以及实践活动在人群之中的传播。当前有许多科学家运用流行病学（疾病是如何传播的）或者种群生物学（基因和有机体是如何蔓延开的）的数学工具来模拟文化的进化过程。他们的研究表明，人们乐于接受来自他人的创新，这一倾向性会产生一系列结果，而我们往往会使用诸如流行病、野火、雪球和引爆点这样的隐喻来理解这些结果。如此一来，个体心理便转化成了一种集体文化。
文化是人们为了生活而积累起来的全部技术创新和社会创新
文化就是人们为了自己的生活而积累起来的技术工具和社会创新，而不是他们将偶然碰到的角色和符号随意地收集在一起。这一观点有助于解释“什么导致了文化之间的相似和不同”这一问题。当某一分裂出来的小群体离开自己的部落，并被海洋、山脉或非军事化区域隔离时，在隔离区域一端产生的发明创造就绝不可能传播到隔离区域的另一端。正如每一群体都会对其积累的发明和习俗进行修正一样，这些积淀也会发生变异，这就导致群体之间拥有不同的文化。即使两个群体之间近在咫尺，如果他们存在激烈的矛盾纠纷，那么他们也会运用行动式的身份象征，表明自己站在哪一方立场上，并将两者之间的任何差异进一步扩大。这种分歧和差异在语言的演化上是显而易见的，语言或许可以算得上是关于文化演化的一个最为清晰的例子了。正如达尔文指出的那样，物种的起源是具有近似平行性的，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一个族群分裂成两个小群体，且他们各自的后代分别朝着不同的方向演化。与语言和物种一样，新近时期才出现分裂的各个文化之间会具有更多的相似性。例如，与毛利文化和夏威夷文化相比，意大利和法兰西的传统文化之间具有更多的相似性。
文化的心理根源也同样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一部分文化发生了变化，而另一部分文化则保持不变。一些集体文化习俗具有极强的惯性，因为它们会使得那些试图率先改变这些习俗的个体付出极高的成本。由沿着公路左侧行驶转变为沿着公路右侧行驶，这不可能是由某些敢于打破陈规者或某场草根运动发起的，而更可能是自上而下强制推行的（这正是1967年9月3日，星期日早上5时发生在瑞典的那场运动）。其他的例子包括：当全副武装的敌对邻邦来犯时，放下你的武器投降；不再使用QWERTY式键盘；指出皇帝身上并没有穿任何衣物；等等。
然而传统文化也是会发生改变的，其变化的剧烈程度可能会超出大多数人的想象。如今保存文化多样性被认为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但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并不总是这么认为。人们有着各种各样的欲望和需求，当不同的文化发生碰撞时，如果某一种文化能够更好地满足这些欲望和需求，它肯定会被处于另一文化背景下的人注意到。历史告诉我们，当他们注意到这些时，就会选择放下颜面，从对方的文化中借鉴更好的事物。
文化绝不是能够保护自我形态的一块铁板，相反，它是很容易被渗透的，总是处于变迁之中，语言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虽然纯粹主义者和语言研究者一直在哀叹，但是没有哪种语言的表达方式与一个世纪前完全相同。我们只需要将当前的英语与莎士比亚时期的英语进行对比，或者将莎士比亚时期的英语与乔叟时期的英语进行对比就能明白这一点。还有很多“传统的”文化活动实际上都是最近才出现的。犹太教哈希德派的先驱们在黎凡特的沙漠中生活时，并不是穿黑衣戴毛线帽的，平原印第安人在欧洲人到达美洲大陆之前并不骑马。同样，许多国家的烹调的历史也并不久远。爱尔兰的土豆、匈牙利的胡椒、意大利的西红柿、印度和中国的红辣椒以及非洲的木薯都是来自美洲大陆的作物，它们都是在哥伦布到达美洲后的几个世纪中被带到它们的“传统”国度的。
文化是一种生存工具，这一观点甚至可以解释这一问题：最早是怎样的事实促使博厄斯提出了这样相反的论断？该论断认为，文化是一个由多种观念构成的自主系统。地球上各种文化之间最明显的差异在于，就物质层面而言，一些文化比另一些文化更加成功。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来自欧洲和亚洲的文化大肆毁灭着非洲、美洲、大洋洲和太平洋沿岸的文化。甚至在欧洲和亚洲内部，文化的命运也各不相同，一些不断发展扩张的文明在艺术、科学和技术方面取得了极大成就，而另一些则陷入贫穷之中，无法抵御外来者的征服。是什么使得一小群西班牙人跨过大西洋打败了庞大的印加帝国和阿兹特克帝国，而不是相反的结果呢？为什么不是非洲部族将欧洲变成了殖民地，而恰恰与之相反呢？直接的答案是：富裕的征服者拥有更好的技术，更加复杂的政治和经济组织。但这只是回到了“为什么一些文化发展出了更复杂的生活方式，而另一些文化则没有”这一老问题上。
博厄斯的观点有助于推翻19世纪那种糟糕的种族科学，种族科学将不同文化间的不一致归结为种族间进化上的差异。博厄斯的继承者们认为，人类行为是由文化决定的，而文化是独立于生物学的。遗憾的是，这并没有解释不同文化间生动有趣的差异是如何形成的，好像这些差异如同巴比伦的彩票游戏结果一样，只是随机生成的。事实上，这些差异并不是无法解释的，只是人们觉得它不宜被提及，这完全是出于这样一种担忧：一些文化在技术层面上比另一些文化更加复杂，这种现象可能会让人错误地从道德层面将其解释为先进社会比原始社会更好。但所有人都会注意到，某些文化能比其他文化更好地为人类提供他们向往的事物（比如健康和舒适）。认为文化的变化不可预料的观点，并不能驳斥很多人私下所持的看法，即认为一些种族注定会发展科学、技术和政府治理，而其他一些种族则不会。
但最近有两名学者分别通过各自的研究得出了明确的结论，他们认为，不需要用种族这个概念来解释文化上的差异。他们都是在放弃了标准社会科学模型（Standard Social Science Model）的情况下得出这种结论的。标准社会科学模型认为，文化是主观的符号系统，不依赖于个体的心理活动而存在。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在他的《种族与文化》（Race and Culture）、《移民与文化》（Migrations and Cultures）、《征服与文化》（Conquests and Cultures）三部曲中，解释了他在分析文化差异时的出发点：
文化并不是符号模式，也不能够像琥珀中的蝴蝶那样被保存下来。文化不存在于博物馆之中，而是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实践活动中，它在各种互相冲突的目标和其他存在竞争关系的文化压力之下不断演化。文化不是以静止的“有差别”的方式存在的，而是作为一种更好的或更糟的处理事物的方式，通过与其他文化的竞争而存在的—它是更好的还是更糟的，不取决于旁观者的看法，而是来自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看法，因为是他们在应对着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坎坷。
心理学家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既是一位进化心理学的先驱，也是一位寻求科学和人文学科，尤其是与历史学科相融合的前辈。在《枪炮、病菌与钢铁》（Guns, Germs, and Steel）这本经典著作中，戴蒙德放弃了那种通常认为历史只是一些琐碎事件集合的观点，试图将人类上万年的历史更替放在人类进化和生态学的背景下进行解释。索维尔和戴蒙德非常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人类社会的命运既不是因为偶然也不是来自种族，而是来自人类吸收他人创新的动力，以及来自地理环境和生态环境的变迁。
戴蒙德以人类文明的起源作为出发点来展开自己的研究。在人类进化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都过着狩猎-采集的生活。文明的陷阱（定居、城市、劳动分工、政府、职业化军队、写作、冶金技术）是近代才发展起来的，而农耕则是在10 000年前左右发展起来的。农耕依赖于植物和被驯化的能够利用的动物，而只有极少的几个物种是适合的。它们碰巧都集中在世界上的几个区域中，包括新月沃地、中国、中美洲和南美洲。人类的第一批文明就出现在这些地区。
从那时起，文明的地域分布就有了定数。戴蒙德和索维尔指出，欧亚大陆—世界上最大的陆地，是一个巨大的各种地方性创新的聚集地。商人、旅居者和征服者将这些创新收集了起来并将它们传播到了各地，而那些居住在交通要道的人会更容易将这些创新集中起来。此外，欧亚大陆是呈东西方向分布的，而非洲和美洲则是按照南北方向分布的。在欧亚地区，在一个区域被驯化的庄稼和动物，能够很容易扩展到同一纬度的其他地域，因为同一纬度的区域气候很相似，但扩展到同一经度的其他区域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因为在同一经度上如果相差几百公里的距离，气候就可能从温带变为热带。例如，在西伯利亚大草原被驯化的马匹，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在西至欧洲、东至中国的范围内看到它们的身影，但在安第斯山脉被驯化的美洲驼和羊驼则很难在墨西哥出现，因此，在玛雅文明和阿兹特克文明中并没有可以用来运输东西的驮兽。直到近代，远距离的笨重货物只能依靠水路运输，而贸易商人和他们的观念的传播也是如此。欧洲和亚洲的部分地区具有先天优势，它们有着锯齿状的地形，因此形成了许多天然的港湾和航运河流，而非洲和澳大利亚则没有这样的便利条件。
欧亚大陆的居民之所以能够征服世界，不是因为他们更聪明，而是因为他们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众人拾柴火焰高”这一原理。事实上，欧洲任何一个征服过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的“文化”，都最大程度地集合了数千公里之外的以及数千年来的发明创造。例如不列颠文化，它集合了包括来自中东的谷物和字母拼写方式，中国的火药和纸张，乌克兰的驯马以及许多其他事物。但由于其与世隔绝，因此澳大利亚、非洲和美洲地区的人们不得不使用本土发展起来的技术，结果是，他们无法与那些“兼容并蓄”的征服者相抗衡。即便是在欧亚大陆内部和（后来的）美洲大陆内部，那些被高山隔绝的文化与周遭那些拥有巨大的交流网络的人们相比，也要落后数个世纪，例如阿巴拉契亚地区、巴尔干半岛和苏格兰高地地区的文化。
戴蒙德指出，最极端的案例是塔斯马尼亚岛。塔斯马尼亚人是有历史记载以来技术水平最为原始的族群，在19世纪几乎被欧洲人灭绝了。与澳大利亚大陆上的土著居民不同，塔斯马尼亚人不会生火，不会制造回旋镖或梭镖，没有特制的石器，没有带柄的斧子，没有独木舟，没有缝纫用的针，也不会捕鱼。令人惊讶的是，有考古发现，塔斯马尼亚人的祖先来自澳大利亚大陆，而且是带着上述技术在10 000年前来到那里的。但是随后，连接塔斯马尼亚和澳大利亚大陆的陆桥沉了下去，这个岛屿便由此与世界隔绝了。戴蒙德推断，某一文化的任何技术都可能在其历史的某个时代被遗失。也许是因为原材料变得紧缺，于是人们不再制造依赖这种原材料的产品；也许是因为所有熟练的手工艺人都没有躲过某次暴风雨的袭击；也许是因为某些史前的勒德分子或者是阿亚图拉基于某个空洞的理由禁止了某些行为。当上述这些事件发生在一个与其他文化有来往的文化中时，遗失的技术最终会重新为人们所掌握，因为他们希望自己像周边文化中的人那样过上更好的生活。但是，在与世隔绝的塔斯马尼亚，每次那些公认的能促进历史前进的技术遗失后，他们就不得不再次重新发明它们，因此，塔斯马尼亚人的生活水准在不断下滑。
对标准社会科学模型最彻底的批评是，它无法实现它最初被提出时所设定的目标：无须借助种族的概念就能解释人类社会的不同命运。今天，对这一问题的最佳解释完全是基于文化角度的，但这种解释将文化看作了人类愿望的产物，而不是将文化看作人类愿望的塑造者。
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心理学，是历史与文化的基础
这样一来，历史和文化就能够以心理学为基础进行研究了，而心理学又是以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遗传学和进化论为基础的。但这种说法让许多非科学界人士非常担忧。他们担心，科学与人文学科的融合只是一群穿白大褂的门外汉试图接管人文学科、艺术和社会科学时放出的烟雾弹而已，主观事物的丰富多样性将会消失在神经元、基因、进化的冲动等一些空洞苍白的词汇之中。这一学说通常被称为“还原论”（reductionism），我将通过对本章的总结来说明，为什么科学与人文学科的融合并不会导致上述担忧的出现。
“还原论”与胆固醇一样，有好也有坏。坏的“还原论”，也被称为“贪婪还原论”或者“破坏性还原论”（它在解释一种现象时，试图用这一现象最小或者最简单的构成要素来进行说明）。“贪婪还原论”并不是一种虚假的存在。我知道有几位科学家就相信（或者最起码是赞成），通过对神经细胞膜的生物物理学研究或者对神经突触分子结构的研究，我们就能够在教育、平息冲突和其他社会焦点问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但是“贪婪还原论”并不是主流的观点，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到它错在什么地方。正如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指出的那样，即便是像方榫头不能楔进圆孔洞这样简单的事实，也无法用分子和原子来进行解释，而应从更高的层面，如从硬度（不管是什么构成了方榫头的硬度）和几何学的角度进行解释。如果有人真的相信社会学、文学或者历史学能够被生物学取代，那么他的思路为什么要停在那里呢？生物学是以化学为基础的，而化学又是以物理学为基础的，如此一来，人们就不得不从电子、夸克的层面来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即第一次世界大战什么都不是，只是由无数夸克构成的极其复杂的运动模式，但按照这种方式来描述并不能为我们提供任何见解。
好的“还原论”，也被称为“分层还原论”，它不仅是用一个领域的知识替换另一领域的知识，而且还将这两个领域有机联系起来或者统一起来。一个知识领域的基石在另一个知识领域成了被放在显微镜下进行研究的对象。正如黑箱被打开了，股票成了现金。一位地理学家可能会指出，非洲大陆和美洲大陆曾经连接在一起，但由于它们分别位于朝着相反方向运动的不同板块之上，因此两个大陆虽然分开了，但是它们的海岸线仍能够契合在一起。板块为什么移动的问题要由地质学家来回答，地质学家会指出，地球内部岩浆的上涌造成了板块的分裂。至于岩浆的温度为什么这么高，这需要物理学家从地核和地幔之间的互动来解释。所有这些科学家都是不可或缺的。如果仅有地理学家的话，他会认为是某种神秘力量造成了陆地的移动，而如果仅有物理学家的话，他便无法预测到南美洲的形状。
因此，要想在生物学和文化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也需要这么做。那些研究人性科学的伟大思想家们的观念不可动摇，他们认为，人类的心智活动必须从几个不同的层面去理解，而不能仅从最低端的层面去理解。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计算神经科学家大卫·马尔（David Marr）、动物学家尼克·丁伯根（Niko Tinbergen）也分别指出了在研究大脑功能时所需的一系列分析层次，这些层次包括：大脑的功能（从最根本的进化意义上来看，它能够实现什么功能）、大脑的实时运行（它在这一刻到下一刻的过程中是如何运行的）、大脑活动在神经组织这个层面的实现方式、个体大脑的发育以及整个人类大脑的演化。
例如，语言以一套组合语法为基础，通过这套语法，人们才能沟通无限的思想。人们通过记忆搜索和规则运用之间的互动才能使用语言。语言的生成是由位于大脑左半球中心部分的神经网络区域实现的，因为这个区域能够将记忆、计划、词汇意义和语言整合起来。语言能力是在个体生命的前三年中形成的，先是咿呀乱语，然后是单词，最后是词组，这其中也包括了乱用语法规则产生的错误。语言通过发声器官和大脑神经回路（这些在人类进化的早期有其他用途）的变化而不断演进，这些器官的变化有助于我们的祖先建立起各种各样的社会联系，积累丰富的知识，从而促进人类的繁荣。这其中的任何一个分析层面都不能为其他分析层面所取代，如果将某层面单独割裂开来，我们就无法获得全面的理解。
乔姆斯基对上述这些层面（他本人很少使用分析层面，而其他语言学家却常常引用）进行了区分。我刚才提到的观点的优势在于，它将语言看作了一种内在的、为个体所拥有的事物，如我脑海中拥有的关于加拿大英语的知识。但语言也可以被看成一种外在实体：“英语”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有着1 500年历史，在全球范围内有着数不清的英语方言以及混杂了其他语言而形成的新的变种，《牛津英语词典》共列出了50万个单词。对生活在不同时空下的数千万人拥有的内在语言进行抽象，便形成了某种外在语言。它不能脱离人们大脑中的用以进行交谈的内部语言而存在，但也不能还原成任何个人拥有的内在语言。例如，即便是在“任意一个讲英语的人的词汇量都比任意一个说日语的人词汇量要小”的情况下，“英语词汇比日语词汇多”这个论断也仍然可以是真实的。
英语的形成受到了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影响，这些事件并不存在于个体的头脑之中。这些事件包括：斯堪的纳维亚人和诺曼人在中世纪对英国的入侵，它们使英语中增加了非盎格鲁-撒克逊语词汇；15世纪的元音大推移，使长元音的发音变得混乱，也使英语的拼写发生了不规则变化；大英帝国的扩张，使得一系列英语的变种开始出现（如美国英语、澳大利亚英语和新加坡英语）；随着全球化电子媒体的出现，可能会使得英语变得更加同质化，因为我们所有人看的都是同样的网页和同样的电视节目。
与此同时，对这些力量的理解，也离不开将有血有肉的个体思想过程纳入到我们的思考范畴。这些个体包括了那些将法语单词吸收进英语中并对其进行重新分解的英国人；那些记不住动词不规则过去式（如writhe-wrothe, crow-crew），从而将它们按照规则形式处理的孩子们；那些通过烦琐的发音将自己与底层人民区分开来的贵族们；那些说话含糊不清，发不出来一些辅音的人给我们留下了made和had（这两个词最初的形式是maked和haved）这样的单词；而那些首先将“I had the house built”（我建造了房子）改成了“I had built the house”的人使得英语有了完美的时态。每一代人都对语言进行了再创造，因为它必然要经由那些使用者的大脑而得以传递。
当然，作为一种文化的极佳范例，外在语言也是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们感兴趣的研究领域。我们可以按照大脑、进化、个体认知过程及巨型文化系统的顺序对语言进行研究，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理解文化和生物学之间是如何建立联系的。在人类其他知识领域也存在着很多可能的联系，这本书将为你一一呈现。道德感能够说明法律规则和伦理戒律。侵略心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战争和冲突的本质。亲缘心理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社会政治规则的形成过程，性别差异与两性间的政治斗争密切相关。人类的审美感和情感有助于加深我们对艺术的理解。
将社会和文化层面的分析与心理学和生物学层面的分析联系起来，会有什么样的收获呢？我们将会收获许多激动人心的发现，如美的普适性、语言的逻辑性以及道德感的构成要素，而这是单个学科无法实现的。我们将会从其他科学的融合中获得令人满意的独特见解：将肌肉看成是由细小的有磁性的棘轮构成的，将花朵看成是吸引昆虫授粉的工具，将彩虹看成由光波波长的发散而形成的独特现象，而在通常情况下，这些波长混合起来形成的是白光。我们将会体会到邮票收集和侦探工作的差异，将会明白唬人的行话和真正洞见之间的差异；将会明白描述事物是什么和解释事物为什么按照这种方式而非其他方式构成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在一场以蒙蒂·皮东（Monty Python）的《飞行的马戏团》（Flying Circus）为母本举行的搞怪模仿秀中，一位研究恐龙的专家大声宣讲了她在雷龙研究方面的新理论：“所有雷龙的身体的一端都比较细小，然后越往中间变得越厚重，而在另一端又开始慢慢变细。”这句话逗得我们哄堂大笑，因为她没有对其研究对象做出深度解释，也就是说，她没有很好地对它进行“还原”。而“理解”（understand）这个词从字面上看是“站在下边”（stand under），意思是要进行更深入地分析。
只有将活生生的肉体看成是由分子构成的精密组织，而不是由震颤的细胞质构成的事物；只有从物理学定律的角度来探讨鸟类的飞行，而不是认为它是对物理学定律的违背，我们对生命的理解才能更为透彻。同样，只有将大脑看成由负责思考、感知和学习等活动的复杂神经回路构成的事物，而不是将其看成白板、柔软而形状不确定的块状物或神秘的幽灵，我们对自身及文化的理解才能更为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