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觉得如此滑稽
造物主如何设计了
每一个孩子
呱呱坠地
要么带有自由主义
要么带有保守主义
吉尔伯特和莎利文在1882年写的一段歌剧唱词非常准确地指出了这样一个道理：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政治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遗传的，尽管这种遗传不是100%的。一出生就被分开抚养的同卵双胞胎，在其成年后进行测试，可以发现他们的政治态度很相似，相关系数为0.62（相关系数的范围是-1～1）。当然，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政治态度具有遗传性，不是因为这些态度是直接由DNA合成的，而是由于它们是由每个人的不同气质自然生发出来的。例如，保守主义者往往倾向于独裁、谨慎、传统和循规蹈矩。然而，不管政治态度的直接根源是什么，它的可遗传性确实能够解释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相遇时碰撞出的一些火花。而当讨论政治态度的遗传性时，人们的反应更加迅速，更具情绪化，更不容易改变自己的观念，更容易为志趣相投的人所吸引。
当然，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不仅仅只拥有遗传方面的根源，还拥有历史和知识方面的根源。18世纪时，人们对这两种政治哲学就已经做出了清晰明确的表述，且他们所用的表述方式对今天报刊社论版的读者来说，一点儿都不陌生。这两种政治哲学的基础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古希腊人关于政治的争论。在过去的三个世纪中，许多革命起义都是围绕这两种哲学产生的，同时，这两种哲学还是民主社会选举中的主要派别。
本章要探讨的是左翼政治哲学和右翼政治哲学之间的政治分歧与有关人性的科学研究在知识层面的联系。这种联系并不是什么秘密。正如哲学家们早就注意到的，这两个阵营不仅仅属于政治信仰系统，而且还是依据不同的关于人类本性的概念建立起来的经验系统。因此，关于人性的科学研究如此具有爆炸性并不足为奇。进化心理学、行为遗传学以及一些认知神经科学方面的研究，基本上被认为属于政治右翼，而右翼这个称号在现代大学里代表的是对一件事情最糟糕的评价。在面对有关心智、大脑、基因和进化方面的争论时，如果一个人不了解这些争论与古老的政治断层线之间的对应关系，那么他将会很难理出头绪来。
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关于人性的新科学确实与历史上更接近右翼的假设发生着某些共鸣。然而在今天，这种对应关系是不可预期的。有人指责说，这些科学研究属于不可救药的保守主义。这种指控来自左极，那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在那里来看，所有的方向都向右。关于人性的信念与政治之间的联系，已经超越了自由-保守主义的维度，许多政治理论家在为左翼政策辩护时，也会援引进化论和遗传学。
什么是社会
现在，有关人性的科学研究触及的政治热点议题有两个。第一个议题是，我们如何对称之为“社会”的这一实体进行界定。政治哲学家罗杰·马斯特斯向我们揭示了社会生物学（以及其他援引进化论、遗传学和大脑科学的相关理论）如何在无意中陷入了关于社会秩序的两种古老传统之间的争论。
从社会学传统来看，一个社会就是一个有凝聚力的有机体，它的每个成员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一个人具有社会性，是由他的本质以及他作为一个庞大的超个体的组成部分所发挥的功能决定的。柏拉图、黑格尔、涂尔干、韦伯、克罗伯、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以及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后现代主义构成了这一传统。
在经济学或者社会契约传统看来，社会是由理性、自利的个体通过协商而进行的一种安排。当人们为了避免遭受行使自主权的人的劫掠而同意牺牲自己的一些自主权时，社会就出现了。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塞拉西马柯（Thrasymachus）、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卢梭、斯密和边沁构成了这一传统。20世纪中，这一传统构成了经济学和政治科学中理性行动者或称“经济人”的基础，以及公共选择理论中成本-收益分析的理论基础。
现代进化论正好与社会契约传统吻合。它强调复杂的适应过程，包括各种行为策略，是为了有益于个体（确切地说，是个体身上具有这些特性的基因），而不是为了有益于群落、种群或生态系统。对个体来说，当长期收益大于短期成本时，社会组织就会进化。达尔文受到了斯密的影响，他的许多继承者在分析社会性的进化时，也采用了来自经济学的工具，如博弈论和其他一些优化技术。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互惠利他主义，这是一个来自社会契约理论的传统概念，只不过是用生物学的术语再次阐述了一遍而已。
当然，人们从来都并非像卢梭和霍布斯曾经臆测的那样喜欢独处，当他们还在为协商特定的时间、地点而争吵不休的时候，他们是不会开始群体生活的。群体、宗族、部落及其他社会群体对人类的生存来说至关重要，自从人类成为一个种群以来就是如此。然而，那些促使我们留在群体中的心理机制，能够得以不断进化的动力就来自社会契约的逻辑。
社会安排取决于进化的发展，当群体生活的收益大于成本时，社会安排就会出现。如果我们当初所处的生态系统、进化历史稍微发生一些改变，那么人类可能就会像我们的远亲猩猩一样灭绝了，而它们几乎都是独自生活的。按照进化生物学的观点，所有社会中（不管是动物还是人类）都充斥着利益冲突，而且都是通过改变支配与合作的方式聚合在一起的。
在本书中，从头到尾我们都能看到关于人性的科学是如何与社会学传统相冲突的。社会科学信奉的教义是，社会事实有其自身的存在领域，与个体的心理分属不同的领域。在本书第4章中，我们已经了解了另外一种不同的概念，即个体间会共享彼此的发现，并就社会现实背后共同遵守的守则进行协商，从而造就了文化和社会。
社会学传统和经济学传统之间的分歧，与政治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分歧是相对应的，当然这种对应只是大致的。在自由主义占主导地位的20世纪60年代，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想造就一个“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皮埃尔·特鲁多（Pierre Trudeau）想建立一个“公正社会”（Just Society）。而到了保守主义占主导地位的20世纪80年代，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则声称：“根本不存在社会这种事物。只存在作为个体的男人、女人及家庭。”
但是正如马斯特斯指出的，涂尔干和帕森斯虽然归属于社会学传统，但是他们信奉的是保守主义。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保守主义信念是如何赞同维持社会这一实体，而轻视个体欲望的。与此相反，洛克归属于社会契约传统，但他是自由主义的守护神。卢梭，这位“社会契约”概念的杜撰者，则是自由主义和革命思想家的思想源泉。社会契约与其他任何契约一样，可能会变得对一些签约方不利，因此，就有必要重新进行持续性谈判，或者是由于革命不得不重新签订契约。
因此，社会学传统和经济学传统之间的冲突，可以解释由人性方面的科学研究所激起的热点问题，但是这种冲突与政治左派和右派之间的激烈争论并不完全一致。因此，本章接下来的部分将对第二个，也是更为热门的议题进行审视。
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
左派和右派分别与一个令人惊奇的信念集合相对应，每一个集合中包含的各种信念乍看起来都无任何共通之处。例如，如果你知道一个人赞同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那么最好打赌他赞同司法克制主义而不是司法能动主义。如果一个人相信宗教的重要性，那么他很有可能赞同施行严刑酷法，赞同低税收。自由放任经济政策的鼓吹者往往会看重爱国主义和家庭，他们更有可能是老年人而不是年轻人，更有可能是实用主义者而不是理想主义者，他们会更加严厉而并非宽容，会更赞同精英主义而不是平等主义，会更倾向于渐进主义而不是革命主义，更有可能从事商业，而不是在大学或者政府机构工作。
与此相反的一些信念集合也是可信的：如果一个人赞同让犯罪分子改过自新，或赞同平权法案，或支持更为慷慨的福利项目，或对同性恋持容忍态度，那么他很有可能也是一位和平主义者、环境主义者、激进主义者、平等主义者和世俗主义者，也很有可能是一位教授或学生。
为什么能够从人们有关性的看法预测出他们对于军队规模的看法？为什么他们关于宗教的看法会与其关于税收的看法相关？人们赞同对美国宪法的严格制定与对令人震惊的艺术持轻视态度之间的联系从何而来？我们要想理解为什么关于人性的某些信念与自由主义信念或者保守主义信念相伴随，就必须先了解为什么自由主义的信念与其他自由主义的信念相伴随，而保守主义的信念与其他保守主义的信念相伴随。
自由主义指的是性行为方面的自由主义而不是商业实践中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者想要保留社区和传统，但他们也赞同破坏社区和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那些自称为“古典自由主义者”（classical liberal）的人更应该被称为保守主义者，因为他们追随的是政治正确这种左翼主义的观点。
当前，大部分的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都说不清楚自己这套信仰系统的核心是什么。自由主义者认为，保守主义者只是一些不知是非的富豪财阀，而保守主义者则认为，如果20岁之前你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你就是个无心之人；如果20岁之后你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你就是个无脑之人。这是乔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迪安·因格（Dean Inge）、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莫里斯·梅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等人的说法。战略联盟，如宗教原教旨主义者与自由市场专家政治论者结盟于右翼，或者说赞成认同政治者与公民自由主义者结盟于左翼，会使得任何试图找出结盟者在知识上的公母分母的努力都徒劳无功。而每天的政治辩论，如税率应该保持现有水平还是应该提高一点，又或者降低一点，也都不能提供任何信息。
在对这些潜在维度的探讨方面，论述最全面的当属托马斯·索维尔的《观点的冲突》（A Confict of Visions）。并不是每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都符合他的主题，但是我们可以说，在社会科学领域，他确认了一个能够解释很大一部分争论的因子。索维尔解释了两种人性观点，这两种观点分别在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29—1797），世俗保守主义者的保护神，以及威廉·戈德温（1756—1836），一位与卢梭极为相似的英国思想家那里有着最纯粹的表达。在早期，这两种观点分别指的是对人类的可完善性的不同看法。索维尔称它们为本性需受约束观点（Constrained Vision）和本性不受约束观点（Unconstrained Vision）。我在这里把它们称为悲剧观点（Tragic Vision，这是索维尔在后来的一本书中所用的词汇）和乌托邦观点（Utopian Vision）。
依照悲剧观点，人类天生就在知识、智慧和美德方面存在局限性，所有的社会安排都必须承认这些局限性。“平凡之事最适合平凡之人”，品达（Pindar）如是说；康德写道：“人性这根曲木，决然造不出任何笔直的东西。”霍布斯、伯克、斯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大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哲学家伊赛亚·柏林、卡尔·波普尔以及法学家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都赞同悲剧观点。
依据乌托邦观点，人类心理方面的局限性源于社会安排方面的人为缺陷，不应该让这些缺陷妨碍我们对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的展望。可以用“有些人看到已经发生的事情问‘为什么？’；而我梦想着没有发生过的事情问‘为什么不？’”这句话作为该派观点的教义。引用者往往认为这句话出自20世纪60年代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罗伯特·肯尼迪，但实际上它出自费边社会主义者乔治·萧伯纳的笔下。
萧伯纳还曾经写道；“只要尽早被赋予工作，那么人性就能比其他任何事物得到更彻底的改造。”卢梭、戈德温、孔多塞（Condorcet）、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大法官厄尔·沃伦、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以及（从宽泛意义上来说）政治哲学家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都赞同乌托邦观点。
而且，按照悲剧观点，人类的本性从来没有变化过。像宗教、家庭、社会习俗、与性相关的规范及政治制度等传统事物，都是一些经过时间检验的技术精华，使得我们能够避开人性原有的缺陷。即便今天没有人能够讲清楚这些技术性原理，但它们对当代人的适用性与它们刚被开发出来时对人类的适用性并无二致。不管社会如何不完美，我们都应该将它与真实的残酷贫穷的过去相对比，而不是将它与假想的和谐、富足的未来相比较。我们很幸运，能够生活在一个多少还能运行的社会，我们的第一要务不是推翻它——因为人类的天性总是使得我们处在野蛮的边缘。
而且，由于没有人能够聪明到可以预测单个个体行为的地步，更不用说预测数百万个个体在社会中的互动会带来什么结果，因此我们不应相信任何自上而下变革社会的方案，因为它极有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可能会比它本来打算解决的问题还要糟糕。我们能期待的最好办法就是渐进式的变革，依据它带来的好处和坏处不断进行调整。这还意味着我们不应试图去解决像犯罪和贫穷这样的社会问题，因为在一个由存在竞争关系的个体构成的世界里，一个人得到的很有可能就是另一个人失去的。我们能采取的最好的方法是在两个成本之中进行权衡取舍。伯克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写过一段非常有名的话：
一个人看待这个国家的缺陷应该像看待一位父亲的伤口一样，带着虔诚、敬畏与深深的挂念。这种看似明智的偏见试图教育我们，让我们带着骄傲来看待这个国家的孩子们，在他人的怂恿之下他们轻率地将年迈的父亲撕成碎片，将之放在巫师的药罐中，希望借助于巫师的毒草、狂野的咒语能够使这位父亲的身体构造重生，生命得以恢复。
按照乌托邦观点的看法，人类的本性会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传统的制度并没有什么内在的价值。此一时，彼一时。传统是过去的流毒，是死人统治活人。必须要弄明白这些传统，我们才能对它们的合理性进行详细的审查，对它们的道德地位进行评估。许多传统都经不起这种检验，比如将妇女限定在家庭中，对宗教的迷信，种族隔离的不公，像“不管对不对，祖国就是祖国”这样的偏激口号所表露出危险的爱国主义。像君主专制政体、奴隶制、战争、家长制这样一些曾经被认为无法避免的事情，经过制度变革，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消失不见或者减少了，而这些制度曾经被认为植根于人类的本性之中。
此外，苦难和不公的存在，使我们担当起不容否认的道德责任来。只有经过尝试，才能知道我们能取得什么样的结果，而面对这些罪恶，我们却认为世界本来就如此，是一种昧良心的做法。在罗伯特·肯尼迪的葬礼上，他的弟弟爱德华引述了肯尼迪新近演讲中的一部分内容：
我们所有人最终都将接受上帝的审判。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毫无疑问要审视自己，审视自己为建立一个新世界所付出的努力，以及我们的理念、目标在多大程度上引导着我们的努力。
未来不属于那些对今天感到满足、面对我们共同的问题无动于衷的人，他们的同伴也将和他们一样，面对新观念和勇敢的计划时感到害怕胆怯。相反，未来属于这些人：他们将自己的愿景、理智和勇气融入对理想和美国社会的伟大事业的奉献中。
我们的未来可能会超出我们当前的眼界，但它不会完全超出我们的控制。塑造美国的冲动不是命运、天性，也不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而是我们自己进行的工作，再加上理智和原则，这些将会决定我们的命运。虽然有点自大，但我们为此而自豪，这也会为我们带来经验和真理。不管怎样，这是我们存活的唯一道路。
信奉悲剧观点的人们，并不会被使用第一人称复数形式（we、our、us）的高调声明所打动。他们更喜欢使用代词，就像漫画袋貂“波哥”（Pogo）所说的那样：“我们遇上了敌人，他就是我们自己。”我们都属于有缺陷的同一物种。将我们的道德观付诸实践意味着将我们的意志施加于他者。人们渴求权力和尊重，与之相伴的问题是，人类容易自欺欺人、自以为是，这往往会带来灾难，最为糟糕的是，利用权力来实现根除人类的自利性这种堂吉诃德式的目标。正如保守主义哲学家迈克尔·奥克肖特（Michael Oakshott）所说的：“去做一件根本不可能做成的事情，从来都是一件容易让人迷醉的事情。”
因此，这两种观点在许多问题上都处于相反的立场，似乎没有任何共通之处。乌托邦观点寻求的是弄清社会问题，设计出直接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向贫穷开战以解决经济上的不平等，通过环境规制来解决污染问题，通过种族优先政策改变种族间的不平等，通过禁止食品添加剂来消除致癌物质。悲剧观点强调的是，执行这些政策的人的动机依然是自利的，即扩大他们所在的官僚机构的控制范围，而且这些人也无法很好地预测上述政策的各种后果，尤其是当这些政策的目标与数百万追求自我利益的人们发生冲突的时候。因此，持悲剧观点者认为，持乌托邦观点者未能预见到福利可能会使人们产生依赖，限用某种污染物可能会促使人们改用另一种污染物。
相反，悲剧观点的着眼点是能够产生出符合我们目标的系统，即便这个系统中没有一个成员特别聪明或特别善良。按照这种观点，市场经济已经实现了这种目标：想想斯密笔下出于自利而不是仁慈目的为我们提供晚餐的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没有任何幕后行动者会为了预期什么人什么时候在哪里需要什么，而去理解构成一个经济体制的产品和服务的错综复杂的流动。财产所有权促使人们产生了工作和生产的动机，契约使得人们能够从交易中获利。价格传递着稀缺性以及生产商和顾客需求方面的信息，因此，他们只需遵守几个简单的规则即可——有利可图的就多生产一些，价格昂贵的就少购买一些——剩下的事情交给“看不见的手”即可。这个系统的智慧分布在成千上万但并不必然很有智慧的生产商和消费者身上，而无法归于某个特定的个体。
持乌托邦观点的人指出，如果盲目相信自由市场，就会出现市场失灵的情况。他们还提醒人们要注意自由市场往往会导致财富分配不公。持悲剧观点的反对者认为，公正的概念只有在法律框架下运用于人类的决策方面才有意义，而非将之用到抽象的“社会”中。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写道：“必须承认，在很多情况下，是由市场机制来分配收益和成本的，如果结果是收益和成本被故意分配给了某个特定的人，那么这是非常不公正的。”但他认为，这种对社会公正的关注混淆了一件事，因为“一种自发形成的秩序的具体细节，不能被认定为是公正或者是不公正的。”
当今左派和右派之间的一些斗争已经不再纠结于这样一些不同的哲学观念：大政府还是小政府，高税收还是低税收，贸易保护主义还是自由贸易主义，施行以减少我们不想要的结果（贫穷、不公、种族失衡）为目标的政策还是仅仅施行让各方在同一层面竞争并强化游戏规则的政策。左派和右派的其他一些斗争，背后暗含着关于人类潜能的对立观点。悲剧观点强调受信责任，即便遵守受信责任的人们看不到它的直接价值也应如此，因为受信责任使得人类这种无法让人相信他的美德或远见的不完美生物能够经受得起测试系统的检验。乌托邦观点强调的是社会责任，这种责任让人们把自己的行为保持在一个较高的道德水准上。在劳伦斯·科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著名的道德发展理论中，个体为了抽象的原则而忽视规则的意愿被认为是道德发展的“更高阶段”。很明显，也许对大部分人来说都很难达到这一层面。
最明显的例子是以从严解释论和司法克制主义为代表的一方与追求社会正义的司法能动主义为代表的一方之间的争论。厄尔·沃伦，1954—1969年任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他是典型的司法能动主义者，在他的领导下，最高法院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扩大了被告的权利。他还在辩论中间打断律师问道，“这对不对，好不好”，在这一点上他相当有名。
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表达了相反的观点，他认为，前者的工作是“看游戏是否在按照我喜欢的方式进行。”霍姆斯承认：“改善生活条件和种族状况是最重要的事情”，不过他强调：“但是我怎么才能知道我正在做的没有在某些方面使得这个事情变得更糟呢？”赞同悲剧观点的人认为，司法能动主义会带来唯我主义和反复无常，对那些按照公开宣传的规则行事的人来说不公平。而赞同乌托邦观点的人们认为，司法克制主义只会因袭没有任何道理的不公，正如狄更斯笔下的邦布尔先生说的那样：“法律就是扯淡。”一个臭名昭著的判例是1856年的德雷德·斯科特（Dred Scott）案，美国最高法院依据狭义的法律原则认为，一个自由的奴隶不能就他的自由提起官方诉讼，美国国会也不能在国内各州禁止奴隶制。
激进的政治改革就像激进的法律改革一样，它对个人的吸引力大小取决于个人对人类智慧的信心。按照乌托邦观点，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唾手可得。1967年，当谈及是什么因素造就了暴力时，林登·约翰逊说：“我们都知道，这些因素无外乎愚昧、歧视、贫民窟、贫穷、疾病、稀缺的工作岗位。”好像我们早已知道各种解决方案，我们需要做的就是选择这些方案并实施，而这只需要真诚和奉献。依照同样的逻辑，任何反对这些方案的人，必然是愚昧、虚伪和麻木不仁的。而赞同悲剧观点的人则认为，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很难做出的。人们彼此之间在利益方面的固有冲突，使得我们基本没有选择的余地，而且这些选择都是不完美的。反对激进改革的人士则对人类的傲慢表露出明智的不信任。
大学里的政治导向是关于人类潜能的观点冲突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悲剧观点的赞同者并不相信那些明确表达的知识及经过证明的命题，他们认为这是学者、专家和政策分析者的常用伎俩。相反，他们相信的是分散在系统（比如市场经济和社会风俗）中的知识，这种知识是由许许多多一般的行动者借助来自外部世界的反馈不断进行调整从而达到和谐一致的。这里可以回想一下认知神经科学家关于符号性表述与分布式神经网络的区分，这并不是巧合：哈耶克，最早提出社会中分布式知识的人，是一位早期的神经网络模型的构建者。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政治保守主义都具有反知识分子的倾向，直到保守主义决定奋起直追，参与到争夺人心的斗争之中，并资助智囊机构来平衡大学的力量。
最后一点，关于犯罪和战争的不同观点与关于人类本性相互矛盾的观点并不一致。战争是一种明显的残忍、浪费行为，持乌托邦观点的人认为这是源于误解、短视、非理性激情的一种病变。他们认为公开表达和平主义的情感，促进敌对方之间更好的沟通，减少叫嚣战争的话语，减少武器生产和军事同盟，弱化爱国主义的重要性，通过谈判防止不计任何代价的战争，都可以防止战争的发生。而悲剧观点的赞同者中，由于他们对人类本性的悲观看法，都认为对于那些认为自己能够为自己的民族赢得某些东西的人来说，战争是一种理性的、很有诱惑力的战略。
支持战争的想法在任何情形之下都是错的，在道德上也是可悲的，因为它没有考虑到失败者的苦难，但是它并不是病态的或者非理性的。从这一点来看，确保和平的唯一途径就是提高潜在的战争发动者的成本，这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实现：发展军备、强调爱国主义、奖励勇敢行为、炫耀自身的实力和决心，靠实力来谈判以防止敲诈。
同样的争论也发生在对犯罪的不同看法上。那些持乌托邦观点的人认为，犯罪本质上是一种非理性行为，应试图通过确认犯罪根源的方式来制止它。而那些持悲剧观点的人认为犯罪本质上是一种理性行为，犯罪的根源也很明显：人们之所以抢银行是因为那里有钱。他们认为，防止犯罪最有效的方法是直接触及其理性的动机层面。比如，惩罚会令人感到不快，如果受到惩罚的可能性较高的话，就会提高犯罪的预期成本。公开强调个人责任将有助于强化堵住法律漏洞的动机。
无辜的威尔逊
威尔逊无辜地被卷入了这场战争之中。他那些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进化生物学和行为遗传学的观点，对于信奉乌托邦观点的人来说是一种侮辱。毕竟，这派观点的依据就是“白板说”（不存在恒久不变的人性）、“高贵的野蛮人”（不存在自私和邪恶的天性）以及“机器中的幽灵”（不受束缚的“我们”能够选择更好的社会安排）。而科学家却在此大谈特谈自私的基因，竟然认为适应不是为了种族的利益，而是为了个体以及他们亲属的利益（似在为撒切尔“不存在社会这种事物”的观点进行辩护）。
人们的利他行为之所以很少，是因为他们很容易受到欺骗。在国家诞生之前的社会里，即便吃喝不愁，男人也会去进行战斗，因为身份、地位和女人是永恒的达尔文式的动机。道德感因为偏见而漏洞百出，包括自欺欺人的倾向。基因利益方面的冲突是社会性动物所固有的，正因为如此，人类永远处于悲剧状态中。看起来好像是科学家在对悲剧观点的赞同者说：“哎你们是对的，他们是错的。”
信奉乌托邦观点的人，尤其是那些参与到激进科学运动中的人回应说，目前有研究发现，人类的智力活动与其动机之间不存在相关性。它们只是表明当今社会我们取得了哪些成就，而不能告诉我们将来会取得哪些成就。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决定要去改变社会安排的话，就一定能改变它。因此，任何宣称人性有局限性的科学家都必然是想让压迫和不公正继续存在着。
我个人认为，关于人性的新科学的确证实了悲剧观点的一些看法，也确实削弱了一直到目前都还占据着知识界主流的乌托邦观点。当然，对于与特定右翼和左翼立场相关的价值观方面的差异（如失业和环境保护之间、多样性和经济效率之间、个人自由和集体凝聚力之间的权衡），这些新科学并没有涉及。对于建立在关于世界的复杂假设基础之上的政策，这些科学也没有直接涉及。但这些新科学确实涉及了一些关于大脑如何运作的观点。这些观点就像任何实证假设一样，需要接受事实的检验。那些乌托邦观点的信奉者认为，在遥远的将来，人性在一些假想的社会中可以发生急剧改变，当然这种观点无法被证伪。但我认为，从前面章节中提到的一些研究结果中可以发现，这种改变不可能发生。我对这些研究发现进行了如下概括：
● 在所有人类社会中，家庭纽带都占据首要地位，以及由此产生了裙带关系和家族遗传的影响力。
● 人类群体中共同分享范围的有限性，利益互惠精神的普遍性，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性懈怠，而且当无法实施互惠互利时，公共产品分配就会失效。
● 在各种人类社会（包括被认为是和平的猎人-采集者社会在内）中统治和暴力的普遍性，以及这背后的基因和神经机制的存在。
● 本族中心主义的普遍性以及其他形式的群体间仇视的普遍性，这样一些仇视在我们自己的社会中也很容易被激发起来。
● 智力、责任心和反社会倾向具有部分的遗传性，这意味着即便是在完全公平的经济系统中，也会出现一定程度上的不公平现象，因此，我们必须要在平等和自由之间进行权衡。
● 自我防御机制、自利性偏差以及认知失调弱化这三者是普遍存在的，它们使得人们在对自身的自主性、智慧和正直诚实性进行判断时，往往会出现偏差。
● 人类在道德感方面存在的偏见包括：偏爱亲人和朋友，易受禁忌心理的影响，容易把道德同服从、阶级、圣洁、美貌混淆在一起。
不仅传统的科学数据告诉了我们，心灵并非具有无限可塑性，民主政体已经过时，革命是人心所向，警察和军队可有可无，社会能够进行自上而下的设计改造，这些信念在20世纪60年代的知识界非常常见，不过在今天已经销声匿迹了，我认为这并非偶然。由悲剧观点和乌托邦观点激发的历史事件，今天对其所作的解释要比几十年前清晰得多。这些事件可以作为附加数据来检验这两种观点对人类心理的看法。
这两种观点在它们引发的政治革命中冲突最为激烈。第一场带有乌托邦观点的革命是法国大革命，想一想华兹华斯对那个时代的描述，以及他的诗句“仿佛人性在世间诞生”。这场革命的发动者推翻了古老的政权，试图以自由、平等、博爱为起点，建立一个新社会，试图将权力赋予一位道德高尚的领导者。但这场革命也将一个又一个领导者送上了断头台，因为每一位领导者都未能达到篡位者的标准，只有那些篡位者才会宣称自己拥有智慧和美德。这样的人事更迭并没有留下什么政治结构，反倒是留下了真空，而拿破仑将会填补这一空缺。俄国革命也是受到乌托邦观点的激发而产生的，它也使得一系列革命领导人落马。人类本性所固有的局限性证明，仅仅建立在革命者的道德抱负基础之上的政治革命是徒劳无功的。用“谁人”乐队歌曲中的唱词来说就是：迎接新老板，他却与前任老板无二致。
美国宪法与人性论
民主的现代概念出现于17、18世纪的英格兰，在围绕着美国独立运动而出现的狂热的理论化过程中，这一概念也得到了进一步的精炼。社会契约理论的主要理论家，如霍布斯、洛克和休谟，同时也是主要的不切实际的心理学家，这并非巧合。正如麦迪逊所写的那样：“除了集中反映出人类本性以外，政府还能是什么？”
美国革命（有时候人们用一个矛盾修饰词“保守主义革命”来形容它）背后的思想者们继承了悲剧观点思想家，如霍布斯和休谟的观点。很明显，开国元勋们根本没有受到卢梭的影响，认为他们从易洛魁联邦（Iroquois Federation）获得了民主观念的流行看法，只不过是20世纪60年代的格兰若拉麦片。法律学者约翰·麦金尼斯（John McGinnis）认为，开国元勋们关于人类本性的看法就像是从现代进化心理学中学来的一样。美国革命承认个体追求利益的想法，即它承认个体拥有不可让渡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而政府这种制度是用来保护这些权利的，这种共识成了美国政府诞生的初衷，而不是说美国政府是一个自治的超个体的化身。
之所以要保护各种权利，是因为当人们居住在一起时，他们不同的才能和环境会使得一些人拥有别人想要拥有的事物。麦迪逊指出：“在获取财产方面，人们拥有的能力是不同的，也是不平等的。”从别人那里获得你想要的事物，可以采用两种方法：偷窃或是交易。前一种方法涉及支配心理，后一种方法则涉及互利主义心理。一个和平、繁荣的社会，其目标是将对支配的使用降到最低（因为支配会带来暴力和浪费），将互利的使用扩展到最大（因为通过交易会使所有人的境况都得到改善）。
麦金尼斯认为，美国宪法被设计出来就是旨在实现这些目标的。它通过商务条款来鼓励互惠性交易，因为该法案赋予了国会清除各州设立的贸易壁垒的权力。它通过合同条款保护人们免受骗子的欺诈，因为该条款严禁各州妨碍协议的执行。它还通过征用条款来阻止统治者没收那些更有生产力的公民的劳动成果，因为该条款禁止政府不做出补偿就征用私人财产。
人类本性给美国宪法的制定者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支配和尊重的动机，他们担心这两种动机可能会把各类政体都推向危险的境地。必须要授权给一些人，由他们做出决策，执行法律。但人生性就容易产生腐败，如何预估和限制这种腐败，成了困扰宪法制定者们的一个难题。约翰·亚当斯写道：“渴望获得别人的尊重，这种需求就像饥饿一样自然真实。政府的首要目的就是对这种热望加以规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写道：“追逐名望成了最高贵的头脑中压倒一切的激情。”詹姆斯·麦迪逊这样写道：“如果人们都是天使，那么政府将没有存在的必要。如果由天使来管理人们，那么政府既不需要外部控制也不需要内部控制。”因此，政府需要内外部的双重控制。
麦迪逊说，“羊皮纸屏障”是不够充分的，相反，“必须用雄心来对抗雄心”。三权分立的制度化使得任何力量过于强大的群体都会受到束缚。这些原则包括，在联邦和州政府之间进行分权，行政、立法和执法三部门权力分立，以及将立法部门分为参议院、众议院两院。
麦迪逊尤其坚持认为，美国宪法要束缚人类本性之中好战的那部分情感。他认为，这种情感不是对流血的原始渴望，而是一种更高形式的对尊重的渴望：
事实上，战争是行政部门扩张的真正源泉。战争需要人们付出体力，是政府部门的意志在指引着人们的体力付出。战争中需要投入大量公共财富，对这些财富进行分配的正是政府部门。在战争中，政府部门的荣耀和报酬将会倍增，政府是战争的支撑者，所以它才能享受这些。战争之后的论功行赏，奖励都颁给了政府。人类内心当中最强烈的激情和最危险的弱点——野心、贪婪、对声誉的珍视甚至是稍微有点罪过的热爱——会协同作用，使我们对和平的渴望和责任受到压制。
这种观念导致了战争权力相关条款的颁布，条款中赋予了国会而不是总统宣战的权力。在与越南发生冲突的那些年里，约翰逊和尼克松从来没有正式对越宣战，他们绕过了该条款，这使得他们声名狼藉。
麦金尼斯注意到，甚至是演讲、集会和出版的自由也是由于考虑到人类本性的一些特点而赋予一般公众的。宪法的构建者们把这些自由看作防止专制的工具：一群能够自由沟通的公民构成的群体能够对抗政府官员的强权。正如我们现在说的，他们能够“对权力说真话”。这些权利所保障的这种权力分享机制，可能在进化历史上很早就出现了。灵长类动物研究专家弗朗斯·德瓦尔、罗宾·邓巴（Robin Dunbar）、克里斯托弗·贝姆（Christopher Boehm）的研究表明了，在灵长类动物中，由等级较低者构成的联盟是如何罢黜一个雄性首领的。像麦金尼斯一样，他们认为这可能是政治民主的一种粗略的雏形。
当然，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美国宪法就能够带来一个幸福的、道德化的社会。当时的道德圈子要小得多，而美国宪法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下制定出来的，因此，它未能阻止对土著居民的大屠杀，未能阻止奴隶制、对非洲裔美国人的种族隔离以及对妇女选举权的剥夺。宪法中基本没有涉及如何处理外国事物，因此美国的对外关系（除了战略联盟）受到的是悲观权力政治原则的指导。针对第一个问题，人们已经采取了一些明确的措施来扩展法律的适用范围，比如，《法律的平等保护：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第一款研究》（the Equal Protection clause of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第二个问题尚未解决，可能也无法解决，因为其他国家必然处于美国划定的国土范围之外。美国宪法也缺乏对精英社会底层人士的原则上的同情，它假定机会的平等是财富分配的唯一机制，它也未能规定一套价值观和风俗，而这些显然都是一个民主社会正常运作所必需的。
承认宪政民主的相对成功并不需要一个人成为狂热的爱国者。但它确实意味着美国宪法制定者关于人类本性的理论观点中有一些是对的。
进化心理学，左派右派的同好
彼得·辛格，《达尔文主义左派》（1999）
左派需要一个新范式。
拉里·安哈特（Larry Arnhart），“保守主义、设计和达尔文”（2000）
保守派需要查尔斯·达尔文。
这是怎么回事？当前的左派和右派在经历了数十年的骂战之后都呼吁要采纳进化心理学。这表明了两件事情，第一件是，生物学方面的事实正在不断压缩貌似可信的政治哲学的生存空间。左派信奉的人类本性可以随意改变的观点，以及右派信奉的道德建立在上帝赋予我们的灵魂的基础之上的观点，在科学的巨大威力面前，只能做着徒劳无功的抵抗。20世纪90年代，有一个非常流行的汽车保险杠贴纸是这样鼓励人们的：挑战权威。另一个汽车保险杠贴纸则做出了这样的回应：挑战地心引力。所有的政治哲学都必须决定他们的观点何时去挑战地心引力。
第二件事情是，承认人类本性并不必然与政治右派联系在一起。一旦乌托邦观点被埋葬，政治立场这个领域就是完全开放的。毕竟，悲剧观点并不仅仅只有最极端的形式。不管多么自私，人类的心灵之中还存在着道德感，道德感的应用范围在不断扩大，而且还有可能持续扩大，因为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地方变得相互依赖。尽管存在局限性，然而人类认知是一个开放式的联合系统。大体来看，这个系统能够增强对人类事务的掌控，就像它增强了对物理世界和生活世界的掌控一样。
传统，不仅是为了适应人类本性，也是为了适应一定技术条件和经济交换情境下的人类本性。一些传统制度，像家庭和法规，适应的是人类心理中那些永恒的特点。而另一些传统制度，如长子继承制，则是为了适应封建制度对家庭土地完整性的要求，而当经济体系在随后的工业化过程中发生改变后，这种制度就过时了。最近，女性主义可以看作对极大改进的生产技术以及服务经济转向的部分回应。社会传统适应的并不仅仅是人类本性，因此，对人类本性的尊重并不必然意味着需要保留所有的社会传统。
基于这些理由，我认为政治信仰将会很快跨越存在了数个世纪的悲剧观点和乌托邦观点的鸿沟。政治信仰方面的分歧将会是由于援引人类本性的侧重点的不同，或者是赋予相互冲突的目标的权重不同，或者是对某一特定行动方针可能带来的后果的估计不同引起的。
在本章的最后，我将会对一些左翼思想家的观点进行评述，他们正试图打破人类与右翼的传统联盟。《达尔文主义左派》这本书正如它的标题所显示的那样，尝试系统地在人类本性和左翼之间建立起新联盟。辛格写道：“我们是进化而来的动物，遗传的痕迹不仅存在于我们的解剖结构和DNA中，还存在于我们的行为中，因此对左派来说，是时候严肃对待这些事实了。”
对辛格来说，这意味着承认人类本性的局限性，这将使得人类的臻于完美成为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这意味着承认人类本性的具体的构成要素。这些要素包括自利（它意味着竞争性的经济系统要比国家垄断更好一些，寻求支配地位的渴望会使得强大的政府极易变成自负的独裁者）；本族中心主义（这会使得民族主义运动有犯下种族歧视和种族灭绝罪行的危险）；两性差异（这将会调和各行各业中僵化的两性平等的措施）。
一个观察家可能会问，这样的左派“左”在哪里呢？辛格的回答是这样的：“如果面对弱者、穷人和正在受剥削或只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能力过上体面生活的人，我们袖手旁观的话，我们就不属于左派。如果我们说世界就是这样运行的，它将一直是这样运行，我们对此无能为力，那么我们就不属于左派。面对这些情况，左派想尽一份微薄之力。”辛格的左派观点，是通过与失败主义者的悲剧观点对比而得出的。但是它的目标——“尽微薄之力”——相对于罗伯特·肯尼迪在20世纪60年代所提出的目标，即“建立一个新社会”来说，已经大大缩小了。
达尔文主义左派，其范围涉及从价值观的含糊表达到专家们的政策倡议。含糊表达价值观的左派理论家，在前面章节中提及过两位。乔姆斯基自20世纪50年代提出先天的语言习得机制，打破行为主义者一统天下的局面以来，一直强烈地坚持认为人类拥有先天的认知能力。他也是一位对美国社会持强烈批评态度的左派，最近这些年成了新一代校园激进主义者的思想源泉（正如我们在他对愤怒的机器乐队的访谈中所看到的那样）。乔姆斯基坚持认为，他的科学和他的政治信条之间的联系虽然微弱却很真实：
关于未来社会秩序的愿景……需要建立在对人性的界定之上。如果事实是，人具有无限的可塑性，没有先天的心理结构，没有对文化性格或社会性格的本能需求，那么他会是国家权力机关、公司高管、技术专家或中央委员会“行为塑造”的合适对象。而那些对人类这种生物抱有一些信心的人将会希望事实不是这样，他们会尽力去确定一些人类固有的特性，这些特性为人类的智力发展、道德感生成、文化建树及参与自由共同体提供了组织架构。
他将自己的政治观点描述为“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anarcho-syndicalist），这种无政府主义者强调的是自发合作（与之相对的是无政府资本主义，强调的是个人主义）。他认为这种观点属于笛卡尔传统，包括“卢梭对专制、压迫和既有权威的反对……康德对自由的捍卫，洪堡（Humboldt）的前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以及该理论对人类具有在自愿联合条件下进行自由创造这一基本需求的强调，还有对异化的、碎片化劳动的批判，这种劳动将人变成机器，剥夺了人的‘自由意识行为’这一‘物种特性’，剥夺了人与同伴联合进行的‘生产性生活’。”如此一来，乔姆斯基的政治观点就与他的科学观点产生了共鸣，即人类天生就有参与共同体的需求，天生就有创造性自由表达的需求，语言就是这样一个范例。这就坚持了这样一种希望：社会是按照合作和自然生产率组织起来的，而不是按照层级控制及盈利动机组织起来的。
乔姆斯基关于人类本性的理论，虽然强有力地支持了天赋说，但该理论明显缺乏对现代进化生物学的了解，尤其是在后者已经证明了基因利益冲突普遍性的前提下。这些冲突会导致对人类本性更为悲观的看法，而这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让怀揣无政府主义梦想的人无比头疼的问题。但首先提出基因利益冲突观点的思想家罗伯特·特里弗斯，也是一位左翼的激进主义者，他还是为数不多的白人黑豹党党员。
正如我们在第6章看到的，特里弗斯将社会生物学看作一门颠覆性的学科。对利益冲突的敏感，使我们会关注受压迫者的利益，比如妇女和更年轻的一代，而且它还能揭示出精英们论证自己统治地位时的欺骗手段和自欺欺人。从这点来讲，社会生物学延续了洛克的自由主义传统，即借助于科学和理性来揭穿统治者对自身地位的合理化。在洛克的时代，理性被用来质疑国王神圣的权力，在我们这个时代，理性则可以被用之来质疑当前政治制度安排服务于每个人的利益的托词。
虽然一开始让很多人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但智力测验的使用及智力方面存在先天差异的观点，能够支持（在过去也确实支持了）左派的政治目标。专栏作家艾德里安·伍尔德里奇（Adrian Wooldridge）在他的文章《自由主义的钟形曲线》（Bell Curve Liberals）中指出，智力测验受到了英国左派的欢迎，他们将之视为推翻近亲结婚的上流傻瓜阶层统治下的种族社会最有力的颠覆力量。与其他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一起，西德尼·韦伯和比阿特丽斯·韦伯夫妇希望将教育制度转化为一台“能力获取机器”，它能够“将有才华的穷人从小商店、铁犁旁挽救回来”，指导他们变成统治精英。
他们的观点受到了艾略特（T.S.Eliot）这样的保守主义者的反对，艾略特担心，一个按照才能来对人们进行分类的制度，将会在社会阶层的两端打破阶层和传统的联系，从而使社会陷入混乱。在底层，它将会使工人阶层的共同体碎片化，将他们依据不同的才能分离开来。在高层，它将会免除上流阶层所必须具备的高尚伦理，上流阶层必须要“争取”成功，而不是通过继承来获得这种成功，他们不用对任何人负责，同时又必须承担帮助不幸者的义务。伍尔德里奇认为，“左派几乎无法忽视智力测验，虽然这种测试有各种不足，但不管是在内城区还是在豪华住宅区，它依然是确认才能的最佳方法，它也是确保依照能力进行合适的教育分级和赋予工作机会的最好方法。”
《钟形曲线》一书的两位作者理查德·赫恩斯坦和查尔斯·默里认为，智力的遗传性会使得左派更加信奉罗尔斯式的社会正义。如果智力是学习得来的，那么提倡机会平等的政策将足以保证财富和权力的公平分配。但如果某些人很不幸，生下来的时候就智力偏低，那么即便是在一个完全公平的经济竞争系统中，他们也会因自身之外的问题变成穷人。如果社会正义也包括关注那些弱势群体的福利的话，那么认识到遗传上的差异，将会促使社会对财富进行积极有效的再分配。
事实上，尽管赫恩斯坦是一个保守主义者，默里是一个思想右倾的自由主义者，但是他们并不反对一些简单的再分配措施，如对最低工资收入者实施最低收入补贴，这将给那些奉公守法但依然无法维持生计的人提供一些帮助。默里的自由主义使得他反对比这些措施更为激进的政府项目，但是他和赫恩斯坦提示说，信奉遗传论的左派，是一个尚待有心人进入的领域。
对保守主义政治理论的一个重大挑战来自像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和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这样的行为经济学家，他们受到了赫伯特·西蒙、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格尔德·吉仁泽（Gerd Gigerenzer）、保罗·斯洛维奇等人的进化认知心理学的影响。这些心理学家认为，人类的思考和决策行为是生物适应而不是纯粹理性运行的结果。当这些心理系统运行的时候，只运用了非常有限的信息，而且必须在有限时间内做出决策，最终服务于像地位和安全这样一些进化目标。保守主义者一直以来都在用人类理性的有限性来批驳那种托词，即认为我们可以充分地理解社会行为，从而对社会进行再造。但是这些局限性也消解了被古典经济学和世俗保守主义者奉为理论根基的理性自利假设。
自亚当·斯密以来，古典经济学家一直认为，在不受外界干扰的情况下，个体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做出的决策，对他们自己及社会来说是最好的决策。但如果人们并不总是去计算对他们来说什么是最好的，那么在存在税收和规制的情况下，他们会生活得更好，尽管税收和规制在古典经济学家看来是如此荒谬。
例如，理性的行为者会依据利率和平均预期寿命计算出一个最优比率，将相应比例的工资存入银行，从而保证在晚年的时候能过上舒适的生活。这样一来，社会保险和强制性储蓄计划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事实上，它们的存在可能是有害的，因为它们剥夺了理性行为者的选择权，也就是说，在现在消费和为未来储蓄之间进行最佳平衡的机会被剥夺了。
经济学家们一再发现，人们在花钱时就像喝醉的水手一样。他们的行为似乎表明，他们认为自己在未来几年内就将会死去，或者好像他们的未来完全无法预测，这可能更接近于我们那些正处于进化过程中的老祖先的生活而不是今天。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让人们自己管理自己的储蓄，例如让他们拿到他们应得所有的薪水，让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进行消费，就可能会损害他们自己的利益。就像奥德修斯接近女妖所在的海岛时，人们从理性上可能会赞同让他们的雇主或者政府将他们绑在强制储蓄的桅杆上。
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借助于进化心理学在地位方面的研究，指出了理性行动者理论及更广泛的公平竞争经济学的其他缺点。理性行动者不仅不需要强制性的退休储蓄，而且其他看起来是在保护他们的政策，如强制性的健康福利金、工作场所安全监控、失业保险、工会会费等，也都是不需要的。所有这些需要花钱，而这些钱本来是应该进入工人自己腰包的，而且工人能够自己决定是进入一家奉行温和政策的公司接受较低工资，还是承受更高的工作风险，拿更高的工资待遇。由于需要争取到最好的工人，因此，公司应该在工人所需的工资和风险之间寻求平衡。
弗兰克指出，问题在于人们天生就有对身份的渴望。他们最强烈的念头是钱要花在能让他们超过邻居的地方，如房子、汽车、衣服、名校教育等，而不是花在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如健康护理、工作安全、退休储蓄等。不幸的是，身份是一个零和博弈，因而当每一个人都在汽车和房子上花了更多的钱，换了更大更好的汽车和房子时，他们却不如以前快乐了。就像冰球运动员一样，他们只有在有规则强制对手也佩戴的情况下，才会佩戴防护面罩。人们可能会赞同强制每个人为像健康护理这样的隐性利益进行投入，因为从长期来看这些利益能够使每个人更幸福，即便这种强制会造成个人在可支配收入上的损失也依然如此。基于同样的道理，弗兰克认为，如果我们实施累进程度更大的累进消费税，取代当前的收入累进税，我们可能会过得更好。消费税将会浇灭人们围绕更豪华的汽车、房子、手表而展开的徒劳无益的狂热竞赛，将会补偿给人们明显能够带来更多幸福的资源，如休闲时间、更安全的街道以及更愉快的沟通、更舒心的工作环境等。
最后，达尔文主义左派分子正在检验经济不平等的进化心理。经济学家塞缪尔·鲍尔斯（Samuel Bowles）和赫伯特·金迪斯（Herbert Gintis）等达尔文主义者，对民族志学和行为经济学领域的文献进行了回顾。他们认为人既不是像蚂蚁一样的利他主义者，也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吝啬鬼。正如我们在第14章看到的，人们与他们认为具有分享意愿的人分享，惩罚那些不愿与自己共享的人。金迪斯称这为“强互惠”，它有点类似于互利主义或者“弱互惠”，但是它针对的是其他人贡献公共产品的意愿，而不是一物换一物的交换。这种心理使得人们反对不加区分的福利和昂贵的社会项目，但并不是因为这些人铁石心肠或贪婪无比，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项目会奖励懒惰，惩罚勤奋。
鲍尔斯和金迪斯指出，民意调查显示，即便是在今天这种反对福利的政治气候中，大部分人还是愿意为某些类型的全民社会保险支付更高的税款。他们愿意为基本的需求保障，如食品、避难所和健康护理支付税款，愿意帮助那些运气不好的人，愿意帮助那些穷困潦倒的人实现自给自足。换句话说，人们之所以反对一个覆盖方方面面的福利国家，并非出于贪婪之心，而是出于维护公平的心理。他们认为，一个不改变公众意识、对应该得到帮助和不应该得到帮助的穷人进行区分的福利系统，才是完全符合人性的。
针对经济不平等而采取的政策，最终要取决于经济自由和经济平等之间的权衡取舍。虽然科学家不能规定如何权衡这些迫切的需要，但他们可以帮助评估道德方面的相关成本，使我们能够在有丰富信息的情况下做出决策。有关身份和支配的心理又一次在评估中扮演着一定的角色。从绝对意义上来讲，今天的穷人在物质享用方面比一个世纪前的贵族还要好。他们的寿命更长，吃得更好，还可以享受到以前无法想象的东西，如中央供暖、冰箱、电话、电视机和收音机中从早到晚的娱乐节目。保守主义者认为，这样一来，很难说低收入者的境况是一种道德上的耻辱，我们应该不惜任何代价去补偿他们。
但如果人们对于自身福利的看法源于他们对自己社会地位的估计，而社会地位又是相对的，那么极度的不平等会使处于底层的人们觉得很有挫败感，即便他们的生活比历史上的大部分人类都要好。还不仅仅是感情受到伤害这么简单：当前社会地位较低的人们往往健康状况较差，死亡年龄较早，而不平等程度高的社会，人们的健康状况更糟，平均预期寿命也要更短。医学研究者理查德·威尔金森（Richard Wilkinson），这些模式的提出者认为，社会地位低会触发一种古老的应激反应，即以牺牲组织修复和免疫功能为代价，换取即时的战逃反应。
威尔金森与马丁·戴利、马戈·威尔逊共同指出，经济不平等会带来另一项可测量的成本。财富更为不平等的地方（即便是控制了财富的绝对水平后也依然如此）犯罪率会更高，其中部分原因是因为长期的身份低下会使人对社会地位着魔，会使人因为微不足道的侮辱而彼此仇杀。威尔金森认为，减少经济不平等才能使数百万人活得更幸福、更安全，也更长寿。
即便在几个世纪以来，人性一直是右派的领地，我们也不应该对这种内涵扎实的左派天赋论者的出现感到惊讶。达尔文主义左派密切关注科学和历史，他们放弃了引发众多意想不到的灾难的乌托邦观点。这种非乌托邦的左派真的与当前的世俗右派存在着差异吗？它的政策主张带来的好处能超过其成本吗？不过这些不是我们要在这里讨论的话题。
我想说的是，传统的政治联盟应该进行一些改变，因为我们对人类有了更多的了解。在达尔文、门德尔以及任何了解基因、神经元或荷尔蒙是什么的人提出他们的观点以前，左派和右派的意识形态就已经成形了。每一个学习政治科学的学生都知道，政治意识形态是建立在不同的人性论之上的。但这些意识形态为什么要建立在早在300年前就已经过时的人性论的基础之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