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已经到来并且过去了，电影《2001：太空漫游》（2001：A Space Odyssey）为我们提供了一次估量人类想象力的机会。阿瑟·克拉克（Arthur C.Clarke，英国著名科幻作家）于1968年出版的这部科幻经典作品勾画出了人类从热带大草原的猿人进化成超越时空和肉体的存在的必然命运，当然我们对此只是有些模糊的了解。克拉克与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对人类在第三个千年中的生活进行了大胆想象，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种想象已经成了现实。永久性的宇宙空间站正在修建，语音电子邮件和因特网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
在其他的一些方面，克拉克和库布里克倒是有些过于乐观了。我们还不能以假死的状态存活着，也没能飞到木星上去，能够读懂唇语、识别阴谋的计算机也还没有成为现实。而在某些方面，他们则完全落伍了。在他们的想象中，到了2001年，人们会用打字机来记录文字；克拉克与库布里克并没有想象到文字处理器或笔记本电脑的出现。在他们对即将到来的新千年的描述里，美国女性会成为“少女助理”：秘书、接待员和空乘服务员。
不过这些预言家并没有预料到的是，20世纪70年代会出现有关女性地位的革命，这一点直截了当地提醒人们，社会制度结构会发生多么快速的变化。就在前不久，人们还认为女性仅仅适合做家庭主妇、母亲及性伴侣；人们并不鼓励女性进入职场工作，因为她们可能会替代男性的位置；在日常生活中女性还会受到歧视，她们不得不卑躬屈膝，还要遭受性压迫。在经历了数千年的压迫之后，当前的女性解放可谓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道德功绩之一，而且我自己也深感幸运，能够亲身经历这场运动当中的一些重要盛事。
女性地位之所以发生如此之大的变化，有诸多方面的原因。道德圈不断扩展所引发的必然逻辑是其中的一条重要原因，当然，道德圈的不断扩展还导致了专制主义、奴隶制、封建主义以及种族隔离制度的废除。在启蒙运动的中期，早期的女性主义者玛丽·阿斯特尔（Mary Astell，1688—1731）曾这样写道：
如果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绝对的君主权力没有必要的话，那么为何在家庭内部需要保留它呢？或者说，如果在家庭内部能够废除君主制，那么为何不能够在国家中废除君主制呢？既然没有任何一种理由足以支持其中一种主张，那么另一种主张更是不应该得到强有力的支持。
如果所有的男人生来都是自由的，那么为何所有的女人生来就要受到奴役呢？说女性受到反复无常、不可预知而又任意断专的男性意志的控制，是最完美的奴役制度，真的必然是这样吗？
另外一个原因在于，科技和经济方面的进步使得夫妻之间在性生活以及养育孩子方面有了更多的自主性，他们不必再像过去那样承受残酷的劳动分工，为了保证孩子的成活，一个母亲更是需要牺牲她白天所有的时间。洁净的水、公共卫生以及现代医学都使得婴儿死亡率大大降低，也使人们大量生育子女的意愿有所下降。婴儿奶瓶，消毒的牛奶以及后来出现的吸乳器和制冷箱，这些都极大地便利了孩子的喂养，母亲们不必一天到晚被束缚在孩子身边。批量生产使得人们购买物品的成本远远低于亲手制作的成本，室内管道工程、电力以及机械用具的出现更是大大降低了家务劳动量。脑力劳动的经济价值逐步地超出了体力劳动，人们的寿命在增长（在人们完成了养育子女的任务之后，预期还有数十年的生命时光），受教育年限也在延长，这些都使得女性对生活的价值选择发生了变化。避孕方法、羊水诊断法（一种鉴定胎儿性别的方法）、超声波法以及生殖技术的出现，也使女性能够将其生育期推迟到适当的年龄段。
当然，女性主义运动也是女性地位获得提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政治运动、文艺运动以及学术运动将上述进展引向了更现实的政策及态度方面的变革。1848年，美国的塞尼卡·福尔斯会议（Seneca Falls Convention）确立了第一波女性主义运动的发起，从第19项宪法修正案（Nineteenth Amendment）的批准一直到1920年美国宪法修订，最终确立了女性享有选举权、陪审权，在婚姻中享有财产权、离婚权，以及受教育权。到了20世纪70年代，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达到了全盛时期，从此女性进入职场，改变了家庭劳动分工方面的隔离状态，揭示出存在于商业领域、管理领域以及其他公共机构中的性别偏见，引发社会开始关注女性在各行各业中的权益。尽管当前在女性权利方面有了很大进展，但是女性主义运动依然有存在的必要。自中世纪以来，在第三世界的多数国家和地区，女性的地位并没有获得提升，而在我们所处的社会当中，女性仍然会遭受到歧视、骚扰和暴力。
人们普遍认为，女性主义与有关人性的科学是相对立的。这其中就包括许多科学家，他们认为，从一出生开始男女两性就在心理方面存在差异。而女性主义者则指出，上述观念是被用来为女性所受到的种种不平等对待做辩护的。人们会认为，女性天生适合于养育孩子和操持家务，她们缺乏从事政治和专门职业所必需的理智。而男性则被认为怀有不可抵挡的欲望，因而他们会去折磨和强暴女性，这种观念是在为那些犯罪者提供辩护，也为父亲和丈夫们打着保护的幌子对女性实施控制提供了合法的理由。因此，看起来，最有利于女性的理论当数“白板说”（如果空空如也的大脑是与生俱来的，那么男女两性之间的差异就不可能是先天就有的）和“高贵的野蛮人”学说（如果我们没有那些不光彩的欲望，那么就可以通过改变制度来消除性剥削）。
认为女性主义需要一种“白板说”和一种“高贵的野蛮人”学说，这种观念已经成为一种传播虚假信息的强大推动力。比如，1994年《纽约时报》科学版块上面有一个新闻标题是这样的：《南部海岛上的性别平等》（Sexes Equal on South SeaIsle）。这一标题主要是依据人类学家玛丽亚·勒泊斯基（Maria Lepowsky）的研究而提出的，这位人类学家（或许是进一步拓展了玛格丽特·米德的理论精髓）认为，塔古拉岛（Vanatinai）上的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揭示出：“男性对女性的征服并不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也并非是必然的。”只是在故事的后半段我们才了解到这种所谓的“平等”意味着什么：男性必须要服婚姻劳役（bride service，指新郎在结婚后一段时间要为新娘家劳动），这样才能娶女性为妻；战争无一例外都是由男性发起的（他们对周围的岛屿发动袭击，掠夺那里的女孩为妻）；女性大部分时间都用于照料孩子和清理猪圈等事情上，而男性则将更多的时间花费在为自己博得声誉和捕猎野猪这些事情上（在男女两性看来，能够捕获到野猪的人拥有更高的威信）。
1998年，在《波士顿环球报》上发表的一篇题为《女孩和男孩在攻击性方面的差距正逐步缩小》的报道当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标题，但这与现实状况并不相符。男孩女孩间的差距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缩小了呢？按照这篇报告的说法，女孩从事谋杀活动的数量占到男孩的1/10。此外，1998年《女性杂志》的执行总监在一篇专栏文章《带着女儿去上班》中解释说，近年来发生在高中校园内的枪杀事件有力地证实了美国男孩“在其父母、其他成人以及社会文化和媒介教导下不断地去骚扰、伤害、强暴和杀害女孩”。
另一方面，一些保守主义者引用了一些含糊的性别差异理论来谴责女性的选择，这成了女性主义者最担忧的事情。在《华尔街日报》的一篇社论中，政治科学家哈维·曼斯菲尔德（Harvey Mansfield）这样说道：“男子汉所具有的保护性功能正在受到女性的威胁，因为在家庭之外女性有同样的机会获得工作职位。”卡罗琳·格拉利亚（F.Carolyn Graglia）写了一本名为《家庭稳定：反女性主义概论》（Domestic Tranquility：A Brief Against Feminism）的书，作者在这本书中提出，职业所要求的过于自信和善于分析的能力正在扭曲女性的母性本能和性本能。最近，新闻记者温迪·沙利特（Wendy Shalit）以及丹妮尔·克里腾登（Danielle Crittenden）则建议女性要趁早结婚，推迟自己的职业生涯，像传统的家庭主妇那样去照料孩子。然而，如果她们也按照自己的建议去做的话，她们的著作就不会问世了。
莱昂·卡斯毅然开始教导年轻女性，让她们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了这种现象，即数以万计的成熟女性在她们20多岁的时候，也就是她们生育能力最强的时候，既不生活在娘家，也不生活在丈夫家里；她们过着孤苦无依的生活，这与她们的天性极不协调。一部分女性主动接受这种情感状态，而大部分的女性则不愿意接受。”
事实上，从心理方面来讲，男女两性之间可能并非完全等同的，这样一种可能性与女性主义的准则之间并不存在不可调和性。需要重述的是：平等并不是像那种经验式的说法那样，不管来自任何群体的人们之间都是可以相互替换的；平等只是一种道德原则，不应该依照个体所在群体的平均特性对其进行评判或使其受到限制。就性别这一问题而言，几乎无懈可击的《平等权利修正案》简明扼要地回答了这个问题：“美国或者其他任何国家不应该由于性别的原因而否认或者剥夺个体在法律范围内的平等权。”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一条原则，就没有人会提出一些荒诞的说法，如认为男女两性之间的差异不能区分，并以此来证明平等是正当的。也没有人再需要借用性别差异来证明带有歧视倾向的政策的正当性，或是迫使女性去从事那些她们不愿意做的事情。
关于男女两性，无论我们了解到了些怎样的内容，都不会去提倡任何可能会惩罚或者强迫他们的行为。就平均水平而言，许多与共同领域有关的心理特质，比如一般智力，男女两性之间并不存在差异。事实上，无论是男性之间还是女性之间，在所有的心理特质方面都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别。目前尚未发现能够将每一个男性和每一个女性加以区分的性别差异，因而针对单一性别的一般性特征对于许多个体来说往往是不符合的。同时，那些类似于“本来的任务”或者“天生的位置”之类的观念则毫无科学意义，无法为任何限制人自由的做法提供支持。
尽管持有上述原则，但许多女性主义者还是向那些关于性征和性别差异的研究发起了猛烈攻击。在当代知识界，人们对于进化论、遗传学以及神经科学在人类心智研究领域的应用产生了强烈的抵制情绪，原因在于性别政治。同其他人群划分方法不同的是，在对种群或种族等的划分中，其在生物学方面的差异非常微小，也引不起科学研究者的兴趣，而性别则不可能在人类科学领域中受到忽略。性别就如同复杂的生命一样古老，它属于进化生物学、遗传学以及行为生态学研究领域的一个主要议题。如果忽略人类生活中的性别问题，我们将会更加难以理解人类在宇宙中处于怎样的位置。当然，男女两性之间的差异会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母亲和父亲，都会钟情于某个异性（或注意到那些与我们截然不同的人们），而且时常会注意到我们的兄弟姐妹、子女及朋友的性别。如果忽略性别问题，那将会忽略构成人类生活状况的重要部分。
本章的主要目的在于澄清人性的生物学基础与当前关于两性争议之间的关系，目前关于两性之间的争议包括两个最具有煽动力的问题，即性别差距和性暴力。在这两个敏感性问题上，我要对传统智慧提出质疑，传统智慧的信奉者声称，他们是站在女性主义的立场上讲话的。这可能会给人一种错觉，即这些争论大体上是违背女性主义的，甚至是违背女性利益的。但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接下来我将证明为何如此。
平等女性主义VS性别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内部一些少数过激派的言论，如认为所有性交都属于强奸，所有的女性都应该成为同性恋者，男性只应该占人口总数的10%。女性主义常常因此而受到嘲讽。女性主义者回应说，维护女性权利的声音不可能只有一种，而且女性主义思潮中也包含了许多不同的观点，需要对这些观点分别进行评价。实际情况的确如此，但这种说法有些模棱两可。批判女性主义者的某一项提议并非是对女性主义的全盘抨击。
凡是对学术界比较熟悉的人都明白，接受教条主义，对来自外界的所有批评都持抵制态度会滋生意识形态方面的顶礼膜拜。许多女性认为，当前的女性主义思想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哲学家克里斯蒂娜·霍夫·萨默斯在其著作《谁窃取了女性主义》（Who Stole Feminism）中对这两种思潮作了很好的区分。平等女性主义（equity feminism）反对性别歧视以及其他各种对女性的不公正对待。平等女性主义属于古典自由主义和人文主义传统的一部分，起源于启蒙运动，它引导了第一波女性主义运动，并发起了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
性别女性主义（gender feminism）认为，在男性统治的制度之下，女性会继续受到束缚，而在这样的性别制度下，“一个雌雄同体的婴儿会被塑造成为具有男性特质或者女性特质的个体，在前一种情况下，他注定成为控制者，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她注定要成为服从者。”这种观点遭到了古典自由主义传统的强烈反对，但它却与后现代主义、社会建构主义以及激进科学主义结成了同盟。当前，它已经成了某些女性研究项目、女性主义组织以及女性运动代言人的信条。
平等女性主义属于一种关乎平等待遇的道德学说，它并不热衷于关注心理学或生物学领域中的开放式的经验性问题。性别女性主义属于一种经验主义学说，它主要关注的是关于人性的三种主张。第一种主张认为，男女两性之间的差异完全是社会建构的结果，与生物学毫无关系。第二种主张认为，权力动机是人类所拥有的唯一的社会性动机，只有从人们行使权力的方式出发，我们才能够更好地理解人类生活。第三种主张认为，人际交往活动并不是源自于人们作为单独的个体而具有的交往动机，相反，它是源自于群体和群体之间的交往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女性就会受到男性的支配）。
由于信奉这些学说，性别女性主义者正在将女性主义引向一条火车正迎面开来的危险轨道上。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神经科学、遗传学、心理学以及民族志领域的研究表明，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性别差异源自于人类生物学。进化心理学的研究证明，我们之所以会与同性或异性之间产生诸多利益方面的冲突或一致性，是因为我们受到一系列动机的驱使，比如，获得爱情、性欲、家庭和美貌，而不是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支配动机的驱使。性别女性主义者希望要么是迫使火车出轨，要么就让其他女性也加入到她们的苦难当中，然而其他女性并不配合。尽管其本身具有很大吸引力，但性别女性主义者并不代表所有的女性主义者，就更不用说代表所有的女性了。
对性别差异的生物学基础进行研究是由女性发起的。由于这类研究常常被认为是为了镇压女性而设计的一种阴谋，因此我不得不提到这些人的名字。对性别差异的生物学进行研究的学者主要涉及神经科学家拉奎尔·古尔（Raquel Gur）、梅丽莎·海因斯（Melissa Hines）、多琳·木村（Doreen Kimura）、杰尔·利维（Jerre Levy）、玛莎·麦克林托克（Martha McClintock）、萨利·施威茨（Sally Shaywitz）、桑德拉·维特森（Sandra Witelson），以及心理学家卡米尔·本博（Camilla Benbow）、琳达·古特佛里森（Linda Gottfredson）、黛安娜·哈尔彭，朱迪思·克莱因菲尔德（Judith Kleinfeld），黛安娜·麦吉尼斯（Diane McGuinness）。
社会生物学以及进化心理学往往被认为是“带有性别歧视的学科”，事实上，在我最熟悉的这个学术领域里，它们可以算得上是最兼顾两性差异的学科了。这一领域内主要的代表人物有：劳拉·贝齐格（Laura Betzig）、伊丽莎白·卡什丹（Elizabeth Cashdan）、勒达·考莫斯迈德、海伦娜·克罗宁（Helena Cronin）、米尔德里德·狄克曼（Mildred Dickeman）、海伦·费希尔（Helen Fisher）、帕特丽夏·高瓦堤（Patricia Gowaty）、克里斯汀·霍克斯（Kristen Hawkes）、莎拉·布莱弗·赫尔迪、玛格达莱纳·乌尔塔多（Magdalena Hurtado）、鲍比·洛（Bobbie Low）、琳达·米利、费利西娅·普拉图（Felicia Pratto）、马尼·赖斯、凯瑟琳·萨蒙（Catherine Salmon）、琼·西尔克（Joan Silk）、梅瑞狄斯·斯莫尔（Meredith Small）、芭芭拉·斯马茨（Barbara Smuts）、南希·维尔姆森·桑希尔（Nancy Wilmsen Thornhill）、马戈·威尔逊。
令许多女性主义者感到厌恶的不仅仅是性别女性主义与科学之间的冲突。如同其他的内部意识形态一样，性别女性主义也衍生出了一些奇怪的产物，如我们知道的一个叫作差异女性主义（difference feminism）的分支。卡罗尔·吉利根已经成了性别女性主义的代表，她认为，针对男女两性的道德推理是根据不同的原则进行的：男性考虑的是权利和公正；而女性则充满着怜悯、母性以及和平友好等各种情感。如果真的如此，那将会取消女性作为宪政律师、最高法院法官和伦理学家的资格，因为从事这些职业的个体需要对权利和公正进行思考。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许多研究者对吉利根的假设进行了检验，最终发现，在道德推理方面男女两性之间的差异很小，甚至不存在任何差异。因此差异女性主义将女性置于一个两面夹击的境地：他们的主张很容易引来诽谤，同时也得不到来自科学方面的支持。
同样，性别女性主义者的经典著作《女性的认知方式》（Women’s Ways ofKnowing）声称，女性的推理方式不同于男性。男性看重的是在知识领域内的出类拔萃和统治地位，男性会依照逻辑和证据对各种意见做出批判性评价；而女性则重视精神生活、人际关系，具有包容和轻信他人的特点。有了这样的姐妹，谁还需要大男子主义呢？
近年来，性别女性主义对于严密的分析以及古典自由主义信条的鄙视态度遭到了平等女性主义者的批判，这些平等女性主义者主要包括吉恩·贝思克·埃尔施坦（Jean Bethke Elshtain）、伊丽莎白·福克斯-吉诺维斯（Elizabeth Fox-Genovese）、温迪·卡米纳（Wendy Kaminer）、诺里塔·柯特菊（Noretta Koertge）、唐娜·拉弗朗布瓦兹（Donna Laframboise）、玛丽·莱夫科维茨（Mary Lefkowitz）、温迪·麦克罗伊（Wendy McElroy）、卡米尔·帕利亚（Camille Paglia）、达芙妮·帕泰（Daphne Patai）、弗吉尼亚·波斯特莱尔（Virginia Postrel）、爱丽丝·罗西（Alice Rossi）、萨利·萨特尔（Sally Satel）、克里斯蒂娜·霍夫·萨默斯、纳丁·史托森（Nadine Strossen）、琼·肯尼迪·泰勒（Joan Kennedy Taylor）、凯茜·杨（Cathy Young）。
而在此之前，一些著名的女性作家则对性别女性主义者的意识形态提出了质疑，这些作家包括琼·狄第恩（Joan Didion）、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艾里斯·默多克（Iris Murdoch）、辛西娅·欧芝克（Cynthia Ozick）、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同时，对于这场女性主义运动来说，一个不祥之兆就是：性别女性主义者声称，爱情、美貌、调情、性欲、艺术以及异性之爱都属于毁灭性的社会建构，而年轻一代人则对这种观点持抵制态度。《谁背叛了女性主义：一名年轻女性对旧女性主义的挑战》（The New Victorians：A Young Woman’s Challenge to the Old Feminist Order）这本书的标题就刻画出了包括雷内·登费尔德（Rene Denfeld）、卡伦·莱尔曼（Karen Lehrman）、凯蒂·伊菲（Katie Roiphe）、丽贝卡·沃克（Rebecca Walker）在内的作家们以及包括被称作第三次浪潮（Third Wave）、暴女运动（Riot Girl Movement）、专业性的女性主义（Pro-sex Feminism）、女同性恋者（Lipstick Lesbians）、女孩权力（Girl Power）、要求言论自由的女性主义者（Feminists for Free Expression）在内的社会运动对性别女性主义的反叛。
性别女性主义和平等女性主义之间的差异解释了常常被提及的悖谬，即多数女性虽然并不认为自己是女性主义者（这个比例从十几年前的60%攀升到1997年的70%），但她们都同意女性主义所有的重要观点。其理由很简单：“女性主义”这个词语往往与性别女性主义相关联，但选举过程中的那些主张则属于平等女性主义。面对这种支持率下滑的迹象，性别女性主义者坚持认为，只有她们才是女性权利的真正倡导者。
例如，1992年格洛里亚·斯泰纳姆这样评价帕利亚（Paglia）：“她自称是女性主义者，这就好比纳粹分子声称自己并不抵制犹太人一样。”而且她们还发明了一个别称词库，对这些词汇的理解在其他领域可能会出现分歧，如“强烈抵制”（backlash）、“理解不了”（not getting it）、“保持沉默的女性”（silencing women）、“学术骚扰”（intellectual harassment）。
我们下面的讨论就是在上述这样一个基本背景之下进行的。认为男女两性的大脑不能够相互替换，或认为除了权力之外，人们还拥有各种欲望，再或者认为属于个体拥有的动机并不一定代表他（她）所属的性别群体，这些说法并不是对女性主义的攻击，也不会危害到女性的权益，尽管人们存在这样一些误解，认为性别女性主义代表的是她们自己的利益。在本章中，接下来我将提及的所有论断都是在女性的大力推动下才取得的进展。
两性心理特性的不同
男女两性在心理活动的各个方面都不一样，这种观点为何会让人们感到如此恐惧呢？如果每一个人都像《周六夜现场》中的那个雌雄同体的小人物帕特那样的话，我们的境况会不会要比现在好很多呢？当然，这种担忧的核心在于，不同就意味着不平等，也就是说，两性之间无论在哪个方面存在差异，男性都会占据有利条件，他们或处于支配地位，或享受着所有的快活。
任何事物都摆脱不了生物学的思考方式。特里弗斯间接地提到了“人际关系的对称性”，这其中也包括了“两性在基因方面的等同性”。从基因的观点来看，某种基因存在于男性身体里或存在于女性身体里，都同样属于好的策略，至少在平均水平上如此（无论属于哪种情况，环境都会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其向前发展）。因而，自然选择往往在男女两性身上的投入是同等的：男女两性无论是在人数上还是在身体和大脑的复杂性方面都是等同的，就连在那些有利于生存的构造方面都是等同的。或者是拥有像雄性狒狒那样的体型，同时还长着15厘米长的利牙，或者是拥有像雌性狒狒那样的体型，同时也不具有足够长的牙齿，这两种情形究竟哪一种更有益呢？单单提出这个问题是毫无意义的。一名生物学家可能会说，最好的情况是，利用雄性的适应机制来解决雄性所面临的问题，利用雌性的适应机制来解决雌性所面对的问题。
因此，男人并非来自火星，女人也并非来自金星。男人和女人都来自非洲，那里是人类进化的发源地，男女两性作为同一个种族，在非洲经历了同样的进化过程。除了极少的Y染色体不同之外，男女两性拥有的基因完全相同，他们的大脑也非常相似，只有明察秋毫的神经解剖学家才能够发现两者之间的细微差别。根据最权威的心理测量结果来看，就平均水平而言，男女两性的一般智力大体相同，同时他们使用语言以及思考物理世界和生活环境的方式也是大体相同的。男女两性体验到的基本情绪情感也是相同的，他们都喜欢享受性的乐趣，都希望寻找那些智慧和善良的人作为自己的婚姻伴侣，都会产生嫉妒之心，都会为了子女而做出牺牲，都会为了地位和配偶而展开竞争，并且还会不时地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去侵犯他人。
当然，男女两性在心理活动方面也并非完全相同的，近来关于两性差异的评论主要集中在那些可信的差异方面。在某些情况下，两性差异确实较大，体现在正态分布曲线上只有少部分的重叠。男性往往会更强烈地希望与多个或不知姓名的伴侣发生一夜情，正如我们了解的那样，嫖娼或色情表演的主要消费群体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男性。相对于女性来说，男性更有可能围绕着各种各样的利害关系而展开暴力甚至是致命的竞争（就好比最近发生的一个例子，一名外科医生和一名麻醉师在手术室里相互殴打起来，而病人此刻还正躺在手术台上等待医生为其切除胆囊）。就儿童来说，男孩子往往会投入更多的时间去参与暴力冲突活动，而心理学家则文雅地将这些暴力冲突形式称作“追逐打闹”。男女两性在头脑中对三维物体和空间进行操作的能力方面也表现出极大的性别差异，相较于女性而言，男性在这方面更胜一筹。
就平均水平而言，两性之间在某些特征方面的差异是比较小的，然而从极端值来看，两性之间的差异就非常大了。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两个原因。在两个正态分布曲线发生部分重叠的情况下，分值朝尾端方向延伸得越远，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差异就越大。比如，男性在平均身高方面要超出女性，而这两个群体中大多数极端值之间的差异更大。在178厘米的高度上，男性和女性在人数上的比例是30:1；在182厘米的高度上，男女两性在人数上的比例就变成了2 000:1。而且，较女性而言，男性在许多特征方面所呈现出来的正态分布曲线都比较扁平，这一点正好验证了进化心理学上的预测。
也就是说，在极端值上，男性数量是成比例增多的。在正态分布曲线的左尾部分，我们会发现，有更多的男孩子可能表现出阅读困难、学习成绩不佳、注意力缺失、精神异常、智力发育迟缓等症状（至少是某些类型的发育迟缓）。在正态分布曲线的右尾部分，我们会发现，在一个天才学生样本当中（这些学生在学术水平测验考试，即美国高中生进入美国大学的标准入学考试当中，数学部分得分在700分以上，满分为800），男生的人数远远超出了女生，男女比例为13:1，虽然在曲线下面的大部分区域内，男女生在得分上非常接近。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心理特性，从平均值来看两性之间的差异不是很大，并且在不同的特性方面，性别差异的方向也是不同的。在关于物体和地图的心理转换能力方面男性要胜于女性，而在记忆地理标识和物体位置方面女性则更为擅长。男性更擅长投掷运动，而女性更具灵活性。男性擅长解决数学中的应用题，而女性更擅长解决数学运算问题。女性对于声音和气味更加敏感，具有较强的深度知觉能力，能够更快地完成图像匹配任务，更善于识别人的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女性更擅长拼写任务，能够更加顺畅地完成词语提取任务，对于文字材料有着更好的记忆能力。
也许除了愤怒之外，女性对基本情绪的体验往往会更加深刻。女性拥有更为亲密的社会关系，并且非常看重这些社会关系，在对待朋友时也更具同理心，但在对待陌生人的时候却并非如此。人们通常认为，女性在对待所有人时都具有同理心，而事实上这种看法从进化的角度来看不太可能，也不真实。无论是目光接触还是微笑，或者是开心大笑，女性的使用频率都要远远高于男性。男性之间更有可能为了获取一定的地位而诉诸于暴力或通过获取工作成就等方式来进行竞争，而女性则更倾向于使用诋毁或其他言语攻击的方式来获取。
男性对疼痛有更高的容忍性，他们也更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去获取地位、社会关注以及其他不确定的回报。“达尔文奖”（The Darwin Awards）每年会颁发给那些“为了保证人类的长久繁衍而以一种高尚且愚蠢的方式把自己从人类基因库中彻底移除的人”，这一奖项的得主几乎全是清一色的男性。在最近的几位受誉者当中，有一个人仅为了获得一罐免费饮料而将可乐饮料机器向前推，结果将自己硬塞在了机器下面；还有三个人进行了一场看谁能够踩踏在最猛烈的用于对抗坦克车的地雷上面的比赛；另外有一个想成为飞行员的人将气象气球系在躺椅上，在向空中飞行了两公里之后飘落到了大海里（他仅仅获得了荣誉奖，因为他最终被直升机营救了）。
虽然男女两性对于极度痛苦的哭叫声有着同样的反应，但女性对自己孩子日常的哭声却更为敏感，她们往往还会对子女表现出更多的牵挂。女孩往往会更多地参与模仿父母以及各种社会角色的游戏，而男孩则更多地参与各种打闹、追逐以及摆弄物品的游戏。而且，男女两性在性嫉妒的表现方式、对配偶的选择方式以及挑逗异性的动机方面也存在很大差别。
当然，许多性别方面的差异与生物学之间并无关系。随着时代或者文化背景的变迁，人们的发型和服饰也会有很大的改变。而在近几十年间，在大学入学、就业以及运动等方面也已经开始发生转变，由男性占据多数转变为男女比例1:1，甚至女性开始占据多数名额。众所周知，当前的一些性别差异或许只是暂时存在的。然而，性别女性主义者却主张，除了解剖学上的性别差异之外，所有的性别差异都源自于父母、玩伴以及社会的期望。安妮·福斯托·斯特林（Anne Fausto Sterling），一位激进的科学家曾经这样写道：
最为关键的一个生物学事实是，男孩和女孩有着不同的生殖器官，正是这一生物学差异使得成人采用不同的方式去对待不同性别的婴儿，为了方便起见，我们通常会用粉色或者蓝色来标识婴儿的性别，这样就不必为了获取婴儿的性别信息而去翻看他们的尿布。
然而这种粉色-蓝色理论已经越来越不能令人信服了。这里有各种类型的证据，它们都揭示出男女两性之间的差异远不止表现在生殖器方面。
● 在西方文化中，性别差异并非就像人们选择沿着道路左侧或沿着右侧驾驶那样属于一种非常随意的特征。在所有的人类文化当中，人们都认为男女两性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在所有的文化背景下，劳动都是按照性别进行分工的，女性要更多地承担养育子女的职责，男性则更多地拥有公共领域和政治领域中的控制权。即使是在以色列基布兹（以色列的合作农场）这样的文化环境下，这种劳动分工方式也是存在的，虽然那里的所有人都致力于消除这种性别差异。在所有文化中，男性们往往更加富于攻击性，更可能去偷窃，更可能会成为杀人犯（包括战争在内），也更可能会出于性欲目的而追逐或者诱惑异性并对其施以恩惠。此外，在所有文化背景下，强奸以及禁止强奸的行为都是并存的。
● 即使一位进化生物学家仅仅了解两性之间的生理差异，他也能够对两性之间的许多心理差异加以预测。在整个动物王国里面，雌性动物必须为每一个子女的出生付出更多的精力和风险（如哺乳动物处于孕期和哺乳时），与此同时，它还要在孩子出生之后投入更多的精力来养育它，虽然用一个雌性来换取一个孩子，其代价要远远高于用一个雄性来换取一个孩子。在亲代投资方面存在着性别差异的同时，在获取交配的机会方面雌性动物也要面临更多的竞争，因为对于雄性来说，与多个伴侣进行交配意味着其繁殖更多后代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雌性。当雄性数量远多于雌性时（对于男人和女人也是如此），就预示着这样一种进化史将会出现：雄性为了获取交配机会会发起更为激烈的暴力性竞争。男性的其他一些生理特性，比如青春期开始时间晚于女性，成年时比女性拥有更强大的力气，寿命一般比女性短，同样也证明了充满高风险竞争的自然选择史的存在。
● 许多两性差异在其他灵长类动物身上也广泛存在着。事实上，在所有哺乳动物类身上都是如此。雄性之间往往会发生更具攻击性的竞争，它们也更可能拥有多个配偶；而雌性往往会在养育后代方面投入更多。对于许多哺乳类动物来说，其在拥有更多领土范围的同时，还会增强其运用几何学知识进行空间设计进而进行操控的能力（而不是去记忆单个的地理标识）。占据更大领土范围的往往是男性居多，对于人类中的狩猎-采摘者来说也是如此。男性更擅长运用心理地图和进行三维心理旋转，这一特征的出现可能并非偶然。
● 遗传学家发现，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其线粒体当中DNA（男女两性都是从其母亲那里遗传而来的）的差异要远远大于Y染色体当中DNA（男性是从其父亲那里遗传而来的）的差异。这表明，成千上万的男性在成功繁殖方面的变异要远远大于女性。一部分男性会拥有相当数量的后代，而另一些男性则可能没有一个后代（由此只给今天的人类留下了数目较少的、独特的Y染色体），而对于大多数女性来说，她们所拥有的后代数量在分布上更加均匀（这就使得今天的人类拥有了数量较大的、独特的线粒体基因组）。上述这些情况也正是导致性选择的前提条件，在性选择的过程中，男性为了获得交配的机会而进行竞争，女性则从诸多男性中选择最优秀的与之交配。
● 人类身体当中拥有这样一种机制，它可以促使男孩和女孩的大脑在发育过程中产生差异。Y染色体能够促使男性胎儿的睾丸进行发育，而睾丸能够分泌雄性激素，也就是代表男性性征的性激素（包括睾丸激素在内）。在胎儿的发育及出生后的数月内，直至青春期，雄性激素都会对大脑产生持久的作用，此外，在某些时间还会产生一些短暂的影响。雌性激素，也就是代表女性性征的性激素，同样也会对大脑产生毕生的影响。研究者们在大脑边缘系统当中的下丘脑、海马、杏仁体以及大脑皮层当中均发现了性激素的受体。
● 男性大脑和女性大脑之间有几处显而易见的不同。男性大脑体积更大，神经细胞数量也更多（甚至还应该包括身材在内），但女性大脑当中的灰质含量更高。由于男女两性在智力方面大体相当，因此这一差异究竟意味着什么，目前我们还不清楚。男性前丘脑当中的间隙核以及同样位于丘脑当中的终纹床核里面的一个细胞核也要比女性的更大一些；它们主要与性行为和攻击性有关系。而女性左右大脑半球相连的部位看起来要比男性左右大脑半球相连的部位大。学习和社会化也能够影响到人类大脑的微观结构及功能，当然，它们或许并不会影响到大脑当中那些显而易见的解剖结构的大小。
● 对于不同的男性或同一个男性在不同季节或一天中的不同时间点而言，睾丸激素水平的变异量主要与力比多（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中的精神动力，实际上就是性本能）、自信心以及支配动机有关。暴力犯罪分子的睾丸激素水平往往会高于非暴力犯罪分子的睾丸激素；法庭辩护律师的睾丸激素水平往往会高于从事文书工作的人。这种关系事实上非常复杂，而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从一系列的评估数据来看，血液当中睾丸激素的浓度并不是最重要的。有一些特质，比如空间能力，其峰值往往处在一个适度的水平上，而不是处于一个很高的水平上。睾丸激素的作用如何，还要取决于这些分子受体的数量及分布情况，而不仅仅是它的浓度高低。一个人的心理状态也会影响到睾丸激素的水平，反过来也是如此。不仅如此，两者之间还存在着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也比较复杂。
在给那些准备做变性手术的女性注射雄性激素之后，她们心理旋转测试的成绩都有所提高，但关于言语流畅性的测试结果却有所下降。新闻记者安德鲁·莎利文（Andrew Sullivan）由于身体状况出了问题，导致其睾丸激素水平明显下降，关于注射雄性激素的作用，他是这样描述的：“注射雄性激素所带来的快感与第一次去赴约的快感或在听众面前演讲的快感是可以相媲美的。我感到精神振奋。在一次注射之后，我几乎是遭遇了平生第一次的公然争吵。每一次注射后都会伴随着最强的性欲——每一次都是在我无意识的情况下出现的。”
虽然男性和女性体内的睾丸激素水平并没有发生交迭，但睾丸激素水平的变化却对男女两性均有着相似的作用。睾丸激素含量较高的女性往往很少微笑，更可能遭遇婚外情，她们会有着更强的社会存在感，甚至连握手都更为强劲有力。
● 女性认知能力的强弱会随着其月经周期的变化而不同。当体内雌性激素水平较高时，女性会在那些她们原本就比男性更擅长的任务上（比如言语流畅性任务）表现得更加出色。当体内的雌性激素水平较低的时候，女性会在那些男性原本更擅长的任务上（比如心理旋转任务）表现得更加出色。此外，一系列与性有关的动机（包括对男性的喜好在内）也会随着月经周期的变化而变化。
● 雄性激素会对大脑的发育产生持久性影响，而并非只是对成人的大脑产生暂时性影响。患有先天性肾上腺增生的女孩体内会产生过量的雄烯二酮，正是超级棒球手马克·麦奎尔（Mark McGwire）才使得雄性荷尔蒙闻名于世。尽管在出生之后，她们的荷尔蒙水平很快就降至正常水平，但这些女孩子将会成为“假小子”，会更多地参与激烈的打斗性游戏，会对汽车感兴趣，对布娃娃却不太感兴趣，她们的空间能力更为突出，而且当她们长大的时候会产生更多的性幻想，更可能会对其他女孩子产生吸引力。那些在儿童时期才接受荷尔蒙治疗的女性会在其步入成年的时候表现出男性的性行为模式，比如，其性欲能够迅速被色情图片唤起，产生专注于生殖器刺激的自发的性驱力，会出现与梦遗相类似的体验。
● 为了将生物学和社会化加以区分，可以设想进行这样一个极端的实验：选取一名男婴，对他进行变性手术，然后让他的父母将其作为女孩来养育，其他人也将其视为女孩来对待。如果性别是由社会建构的，那么这个孩子的心理特征就应该像其他正常女孩一样；而如果性别是由产前的性激素水平决定的，那么这个孩子就会感觉到自己只是一个有着女儿身的男孩子。引人注意的是，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实验确实存在——当然，其出发点并非是为了满足科学家的好奇心，而是由疾病和意外事故导致的。
● 有一项著名的案例研究，其中记录了一位只有8个月大的男孩，他在接受一项蹩脚的包皮环切手术中失去了阴茎（不是被割礼执行人割下的，而是被一个笨拙的医生割下的，这令我得到稍许的宽心）。他的父母咨询了著名的性别研究者约翰·莫尼（John Money）。这位研究者声称：“本性只不过是那些致力于维护性别差异现状的人的一种政治策略。”他建议其父母让医生为孩子进行阉割手术，并为其移植了人造阴道，然后将这个孩子当作女孩来抚养。他的父母也没有把发生的一切告诉孩子。我知道这一个案例的时候是在20世纪70年代，那时我还在读大学本科，当时这个案例被用来证明儿童生来是中性的，其性别特征是由抚养方式决定的。当时，《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文章报道说，布兰达“已经很顺利地度过了她的童年时代，成了一个真正的女孩”。
事实真相一直被隐瞒着，直到1997年人们才发现，布兰达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觉得自己是个男孩，只是被女孩的身体和性别角色所禁锢着。她将那些带荷叶边的裙子撕碎，喜欢玩枪支之类的玩具，讨厌玩布娃娃，喜欢与男孩一起玩耍，甚至还坚持站着小便。到了14岁的时候，她感到非常痛苦，于是她决定，要么以一个男性的身份活着，要么结束自己的生命，后来她的父亲将真相告诉了她。她又进行了一系列的手术，最终以一个男性的身份生活。时至今日，他已经和一位女性步入了幸福的婚姻殿堂。
● 从遗传上来讲，患有特纳氏综合征的孩子都属于中性人。他们只具有单个的X染色体，这是从其母亲或父亲那里遗传而来的，而不像通常的女孩那样拥有两条X染色体（一条来自母亲，一条来自父亲），也不像通常的男孩那样拥有一条X染色体和一条Y染色体（X染色体来自母亲，Y染色体来自父亲）。在哺乳动物当中，雌性的身体构造属于系统默认状态，因此这些特殊孩子的外貌以及行为举止看上去都像女孩。遗传学家研究发现，父母的身体能够在分子水平上对X染色体当中的基因产生影响，因此在孩子的身体和大脑发育当中，X染色体的作用可能会出现上升或者下降的情况。
对于一名患有特纳氏综合征的女孩来说，如果她的X染色体来自她的父亲，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她拥有的基因对于女孩而言可能是最优的（因为从父亲那里获得的X染色体往往会在女儿那里终结）。如果一名患有特纳氏综合征的女孩是从她母亲那里获得X染色体的，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她拥有的基因对于男孩而言可能是最优的（因为来自母亲的X染色体虽然可能会在儿子也可能会在女儿那里终结，但其效果只有在儿子身上才会不受影响，因为儿子微弱的Y染色体当中不可能存在与X染色体上的基因相匹配的基因）。事实上，患特纳氏综合征的女孩之间在心理特征方面的差异，主要取决于她们自身的X染色体是来自父亲还是母亲。如果某些女孩的X染色体来自父亲（这条染色体注定是属于女孩的），那么，与那些从母亲那里获得X染色体（这条染色体只有在男孩身上才能够充分地发挥作用）的女孩相比，这些女孩在解读肢体语言、理解情绪、识别面孔、处理文字以及人际关系方面将会更胜一筹。
● 与流行观点正好相反的是，美国当代的父母们在对待儿子和女儿的方式上并没有明显的区别。最近研究者们对172项研究中涉及的28 000个儿童进行了评估测量，结果表明，男孩和女孩所得到的鼓励、关爱、培养、约束、惩罚以及明确的沟通交流等方面是等同的。唯一的实质性差别在于，其中大约有2/3的男孩曾经受到成人尤其是其父亲的劝阻，被禁止去玩布娃娃，主要是因为担心他们将来会成为同性恋者。确实有很多对女孩玩具情有独钟的男孩子最后都成了同性恋者，但禁止男孩子玩布娃娃并不能改变他们成为同性恋的结果。
男孩和女孩之间的差异既不取决于他们从其父亲身上观察到的那些男性化的行为特征，也不取决于他们从其母亲身上观察到的那些女性化的行为特征。尽管猎人（Hunter，漫画《猎人》中的主人公）有两个妈妈，他的行为方式却如同一个父母双全的男孩一样。
一些理论认为，男孩和女孩在出生时除了生殖器不同之外，其他方面都完全一样，他们后来表现出的其他一切差异都是由于社会对待他们的不同方式造成的，然而事实并不如此。因为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这将会是一个惊人的巧合：在每个社会中，用类似于掷硬币的随机方式为男女两性赋予一系列的性别角色，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或者像人类社会早期采用的那种占卜的方法一样，如果没有经历几十万年的沧桑巨变的影响，这种古老的方法应该会依然延续着）。
令人感到惊奇的是，社会的随意分配一次又一次地与这些预言相吻合：火星上的生物学家将会根据我们的解剖构造以及基因分布情况来接近人类。很奇怪的是，荷尔蒙这一决定我们成为男性或者女性的初始因素，也同时在调控着典型化的男性化和女性化的心理特征，这种影响在早期大脑发育过程中最为关键，在人的毕生发展过程中其作用会稍稍有所下降。更加令人惊奇的是，用于区别两性的第二种遗传机制（基因组印记，即配子发生过程中基因的选择性差异表达）同样也在决定着属于男性或者女性的典型天赋。社会建构理论的两个主要假设（即被当作女孩来抚养的男孩会逐渐形成女性心理特征，以及男孩和女孩之间的差别可追溯到父母教养方式方面的差异）最终将会化为灰烬。
当然，许多两性方面的差异都根源于生物学方面的差异，这并不意味着某一个性别就更加高级，或者是生活在任何环境下的人们都会存在这些差异，或者因为性别而歧视某人就是合理的，又或者意味着可以强迫人们去从事通常意义上符合其性别的行为。但两性之间的这些差异也并非没有意义。
两性各有优势
时至今日，很多人都在津津乐道地谈论着那些在若干年前的上流公司里不能讨论的事情：男性和女性的心智不可互换。关于在这一争论方面的转向，甚至报纸的连环画当中也对此进行了评论，正如我们在喜欢自由联想和垃圾食品的Zippy和漫画家的另一个自我Griffy之间的对话当中看到的那样：
©Bill Griffith.Reprinted with special permission of King Feafures Syndicate.
但对于许多职业女性来说，性别差异的存在仍然会让她们感到不安。正如一个同事跟我说的那样：“瞧，我就晓得男人和女人之间不是完全相同的。从我的孩子身上，从我自己身上，我就能够了解这些研究的情况。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但当我看到那些关于性别差异的主张时，就会气得火冒三丈。”贝蒂·弗里丹，一位全国妇女组织的创办人，曾经在1963年出版了她的著作《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她最近写的一篇社论正好反映了我这位同事为何如此焦躁不安的主要原因：
尽管女性运动已经使女性在许多经济和政治举措方面享有了平等的权利，然而这些只是局部性的胜利。例如，可以举出两个最为简单明了的指标：男性每收入1美元，女性只能收入72美分；在商务、管理以及其他职业领域的高层决策方面，男女两性还远远未能实现公平。
许多人都像弗里丹一样认为，报酬方面的两性差距以及玻璃天花板问题（即女性在工作中升迁时遇到的一种无形障碍）是当今西方社会女性面临的两个最主要的不公正对待，它们阻碍了女性进入到权力最高层。1999年，克林顿在美国国情咨文中指出：“我们可以为这一进步而感到自豪，然而，75美分对比1美元，只能表明在两性平等的道路上我们只走了3/4，美国人民并不会因此感到满意，除非我们完全实现了两性平等。”性别差距以及玻璃天花板问题促使人们开始起诉一些公司，原因是这些公司高级职位上的女性人数太少了，他们还强迫政府对薪酬制度进行调整，确保男女两性能够根据“同工同酬”的原则来获取工作报酬，同时还提出了一些具有革新性的策略，比如通过设定每年的带女儿上班日（Take Our Daughters to Work Day）来改变女性的职业态度。
科学家和工程师们面临的问题就如同“泄露的管道”。尽管在大学生中女性人数达到了60%之多，这其中大约有一半的人在各个科学领域内进行专业的学习，然而从本科、研究生到博士后、讲师，再到终身教授，每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女性的比例都在不断地下降。而在科学、工程学以及技术开发领域，女性研究人员的比例还不到20%，在工程学领域，女性研究人员的比例只占了9%。《科学》和《自然》两大顶级刊物的读者们在20年间总是能够看到这样的标题：《多样化：知易行难》，以及《努力推进多样性面临的持续性问题》。为了调查这些问题也设立了许多国家委员会，对此，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评论是这样的：“正像专家们所说的，这些活动旨在解决的问题是，人们在小学阶段获得的负面信息，会一直持续到本科和研究生阶段，这些负面信息几乎为所有的人都设置了壁垒（包括财政、学术以及文化方面），除了那些最优秀的人，这些壁垒在职场当中仍在延续着。”在2001年召开的九所美国精英大学的校长会议上，人们提议需要进行“重大变革”，例如，为女性教员设置奖项并予以资助，在校园里为她们设置最好的停车位置，确保女性教员的比例与女学生的比例相等同。
然而，关于这些负面信息、隐形壁垒以及性别偏见的种种说法当中却有一些令匪夷所思的事情。科学的方法就是要把每一种有可能对现象做出解释的假设都罗列出来，然后再去伪存真。科学家们十分看重从各种角度加以解释的能力，而且对于那些即使最不可能成立的假设，也需要它的提出者进行反驳。尽管如此，在对科学领域中“泄露的管道”的讨论中却很少提及关于壁垒和偏见理论的其他解释。一个绝无仅有的例外就是，对《科学》杂志2000年发表的一则案例进行的补充说明，其中引用了社会科学家帕蒂·豪斯曼（Patti Hausman）在美国国家工程院会议上的发言：
为何很少有女性在择业时愿意选择工程师呢？该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因为她们不愿意从事这一职业。无论在什么地方，你都会发现，与男性相比，女性很少会将欧姆、汽化器、夸克当成令人着迷的事物。即便是重新设置课程，也不能让我对研究洗碗机的工作原理感兴趣。
听众当中立刻就有一位杰出的女工程师指责她的这番分析是“伪科学”。然而，研究职业偏好的一位专家琳达·古特佛里森却支持豪斯曼的主张：“一般而言，女性更喜欢与人打交道，男性则更喜欢与东西打交道。”同时职业测试结果还表明，男孩会对“现实型”“理论型”“调查型”的职业更感兴趣，而女孩则会对“艺术型”“社会型”的职业更感兴趣。
但豪斯曼和古特佛里森只是少数派，因为关于性别差距，人们一直是按照以下方式来分析的。男女两性之间在职业或收入方面的任何不均衡都属于性别偏见的直接证据——如果这些性别偏见不是以公然歧视的形式出现，那么就会以劝阻性信息或者隐形壁垒的形式出现。男女两性之间可能存在着一些差异，并且这些差异可能会影响到他们工作的性质和薪酬的多少，然而这一可能性却从未被公然提及，因为那将可能对工作场所中的两性平等进程带来阻碍，进而损害女性的利益。正是对此深信不疑，弗里丹和克林顿才会声称，只有当男女两性在职业当中的收入和代表性（人数比例）完全相同时，我们才算真正实现性别平等。
在1998年的一个电视访谈节目中，格洛里亚·斯泰纳姆以及国会女议员贝拉·阿普斯（Bella Abzug）声称，性别差异这一概念本身就是“废话”，是一种“反美的疯狂思想（anti-American crazy thinking）”，当有人问她性别平等是否意味着男女两性在各个领域当中人数都相同时，阿普斯回答说：“当然是1:1。”这种关于两性差距的分析也在大学里面成了一种官方立场。美国精英大学的校长们总是随意地指责他们的同仁带有可耻的偏见，而对其他的解释根本不予考虑，无论这些解释是否会被接受。由此可见，这种思想禁忌是多么地根深蒂固。
这种分析方法的问题在于，结果的不平等并不能证明机会的不平等，除非进行比较的群体成员之间在所有心理特质方面都完全相同，但这种可能性只有在我们所有人的大脑都是一块白板的前提下才会成立。不过，那种认为性别差距可能源于，或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两性之间的性别差异的提议则可能会成为挑衅性的话语。任何人只要提出这样的观点，都会被指责是“企图让女性安于现状”，或者是“为两性差距的现实做辩护”。这就等同于说，一个研究为何女性寿命要比男性长的科学家的目的就是“希望年老的男性都死去”。
而且，对玻璃天花板理论的缺陷进行披露，并非是那些自私自利的男人们的小伎俩，相反，这些披露大都源自于女性，她们是豪斯曼、古特佛里森、朱迪斯·克莱因菲尔德、卡伦·莱尔曼、凯茜·杨、卡米尔·本博、经济学家珍妮佛·罗巴克（Jennifer Roback）、费利斯·施瓦兹（Felice Schwartz）、黛安娜·弗奇戈特-罗思（Diana Furchtgott-Roth）、克里丝汀·斯塔贝（Christine Stolba）以及法律学者詹妮弗·布拉塞拉斯（Jennifer Braceras），更为严格地讲，还包括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和法律学者苏珊·艾斯瑞奇（Susan Estrich）。
我认为，与标准的性别分析相比，这些研究者们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两性间的差距，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她们的理论分析并不回避两性之间存在差异这一可能性，因此我们也不用被迫在有关人性的科学研究发现和公正对待女性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这种理论分析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洞察导致两性差距的原因，这一点正好与我们目前最顶级的社会科学是一致的。这种理论分析以更加尊重的眼光来看待女性以及她们所做出的选择。从根本上来讲，这种理论分析还提供了更加人道、更为有效的补救措施来改变职场中的性别不平等问题。
在介绍平等女性主义者关于两性差距的最新理论分析之前，我想重申三点，关于这三点目前并不存在争议。第一，不赞成女性去追求自己的理想，并因为性别而歧视她们是不公正的，不管在哪里，这种行为都应该被制止。
第二，毫无疑问，女性在过去一直遭受着形形色色的歧视，即使在今天，她们依然面临着某些方面的歧视。关于这一点，并不能用男性收入比女性高或者男女比例并没有达到1:1来证明，但在其他情境下又确实存在着。实验者通过这种方法来验证人们对待男女两性的方式是否有所不同：他们投递虚假简历或者提案，除了应聘者的性别不同之外，这些简历或提案都完全一样。经济学家对个体的胜任力与兴趣进行了测量，并使这些因素在统计上保持恒定，然后通过回归分析的方法来确定男女两性是否在收入或者升迁的速度方面存在差异。除非个体之间在其他特质上完全等同，否则结果方面的差别并不能证明歧视的存在，这一点是社会科学中的小儿科（更不用说这是常识了），而且所有的经济学家在搜集工资歧视证据并进行有关数据分析时都承认这一点。
第三，关于女性能否“胜任”科学家、CEO、国家领导人或其他任何被认定为杰出人士职位的问题，答案是毫无疑问的。早在数年前这一问题就有了明确的答案：一些女性能够胜任，而另一些女性则不能胜任，而这正如一些男性能胜任而另一些男性则不能胜任一样。唯一的问题在于：能够胜任这些职位的男女两性的人数比例是否一定要完全相同？
正如与人性有关的其他议题一样，人们不愿意按照统计学的方式来考虑问题，由此导致了大量错误的二分法。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不必在“女性不能胜任”和“绝对的1:1”之间，或者在“根本不存在歧视”和“仅仅只有歧视”之间做出选择的话，男女两性在职务上的人数分布情况又该如何看待呢？
在一个自由、公正的劳动市场中，人们在受雇用之后，会依据自身的特质与工作需求之间的匹配程度来获得报酬。对于一个既定的工作而言，不但需要个体某些认知方面的才能（如数学或言语方面的技能），还需要个体某些方面的人格特征（如冒险精神或合作精神），此外还需要个体能够承受特定的生活方式的要求（如严格的上班时间、变换工作岗位、更新工作技能等）。相应地，一个既定的工作也会给一个人带来多方面的报酬：人、器材、思想、家庭之外的活动或精湛的手艺。此外，待遇的多少还受到供给和需求的影响：有多少人想谋求这一份工作？又有多少人能够胜任？雇主愿意花多少钱去雇人来做这份差事？对于那些很容易胜任的工作来说，其报酬可能不会很高；而那些难度较高的工作则可能会提供较多的报酬。
在与职业有关的个人特质上，个体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大多数人都能够进行逻辑思考，与他人合作，容忍冲突或令人不快的环境，等等，但就程度而言，个体之间并非完全相同。每一个人都有其独特的能力和兴趣爱好。考虑到所有的两性差异（有些属于生理方面的，有些属于文化方面的，有些则两者兼有）方面的证据，男女两性在这些能力和兴趣方面的统计学分布情况也不可能完全相同。如果现在有人将男性和女性的特征分布情况与经济领域中的工作要求的分布进行匹配的话，可能会发现，即使不存在任何的壁垒和歧视，每个职业领域中男女两性所占的人数比例完全相同，或男女两性所获得的报酬完全一样的可能性也几乎为零。
上述这些并不意味着，女性最终肯定会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一切要取决于既定的社会提供的机会选项有哪些。如果高报酬的工作更强调个体具有典型的男性优势（如愿意承担身体上的风险或对机器感兴趣），那么男性往往会表现得更为出色；如果高报酬的工作更强调典型的女性优势（如擅长语言或对人感兴趣），那么女性通常就会表现得更为出色。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两种性质的工作中男性和女性都会有，只不过是两者的人数不同而已。
举一个我所在研究领域当中的例子，即在研究儿童语言发展的职业中，女性在人数上远远超出了男性。在其著作《第一性：女性的天赋及其对世界的改造》（The First Sex：The Natural Talents of Women and How They Are Changing the World）中，人类学家海伦·费希尔提出了这样的推断：我们所处的知识驱动、全球性的经济体系中，企业文化将很快会青睐女性。因为女性更擅长语言表达与合作，也不会痴迷于各类头衔，而且她们能够更出色地达成双赢的谈判结果。她预测说，到了新世纪，各行各业会对女性的这些才能越来越重视，女性也会在地位和收入方面超过男性。
当然，当今社会中性别差距仍然是有利于男性的。其中一些性别差距是由性别歧视导致的。用人单位可能会低估女性的技能，或认为行业中聘用清一色的男性员工将会更加高效，或担心男性员工会对他们的女性主管心怀怨恨，又或者会担心那些怀有性别偏见的顾客或客户会产生抵制情绪。然而，证据表明，并非所有职业方面的性别差异都是由这些壁垒所致。例如，不大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在数学家的专业领域中会明显存在对女性的偏见，发展语言心理学家明显存在对男性的偏见，而进化心理学家则压根儿不存在任何性别偏见。
在一些职业领域内，能力上的差异可能是导致性别差距的重要原因。较女性而言，有更多的男性会在数学推理以及对三维物体的心理操作方面具有非凡的能力，这一情况足以解释为何在工程师、物理学家、有机化学家、数学家的某些分支当中性别比远远偏离了1:1（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女性的比例就应该接近零）。
在多数专业领域内，性别差距与两性能力方面的平均差异之间并不相关，然而，兴趣爱好方面的平均差异可能会使男女两性走上不同的发展方向。例如，最为有名的例子便是戴维·鲁宾斯基（David Lubinski）及卡米尔·本博，他们对全国范围内选拔出的七年级数学天才青少年进行了分析。这些青少年出生的时候正值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期间，父母鼓励他们去发展自己的才能（这些孩子都曾经被送到暑期数学与科学培训班），他们对自己的潜力有着非常清晰的认识。但那些有天赋的女孩子告诉研究者说，她们其实对人，对具有社会价值、人道主义和利他主义的目标更感兴趣；而那些有天赋的男孩子却告诉研究者说，他们对事物、对具有理论价值和比较抽象的智力性探索感兴趣。在大学里面，这些年轻女孩子们选修的课程范围广泛涉及人文、艺术和科学，而男孩子们则坚持选择了数学和科学方面的课程。而且，非常确定的是，年轻女孩当中只有不到1%的人会选择继续攻读数学、物理科学、工程学方面的博士，而男孩子当中则有8%的人选择继续攻读这些领域的博士。而女孩子们大都进入了医学、法律、人文以及生物学等领域。
在关于工作价值观与职业选择的大规模调查研究中发现，这种不对称性是显而易见的，而在这类研究中，研究者要求男性和女性自己阐述他们的真实需求，而不是由那些激进主义分子代替他们发言。通常来说，男性的自尊心往往更多地与地位、薪水、财富等因素有关，因此作为性伴侣和婚姻伴侣而言，他们的吸引力也与上述因素有关，这一点也在关于人们看重异性的哪些因素的研究中得到了证实。毫不奇怪的是，男性声称他们更愿意长时间投入工作并牺牲其他的生活乐趣（当他们进行工作调动时，他们会选择一个缺乏吸引力的城市或者远离朋友和家人），以获取公司的高位或自己所在领域的声望。
一般而言，男性还比女性更愿意选择从事一些艰苦的体力工作或危险性工作，因此在一些诸如工厂机械修理、石油钻探、清理油罐舱之类条件艰苦但报酬可观的行业中，男性工人居多。而女性更可能会选择一些行政类的，在有空调的环境中工作的职业，待遇也就相对会低一些。即使在两性能力相同的情况下，男性在职业选择方面也更愿意冒险一些。男性更愿意选择在公司工作，而女性则更愿意选择在政府机构或非营利性组织工作。男医生往往更愿意成为专科医师并发展私人营业，而女医生则更愿意成为全科医师，甘愿在医院或门诊部领薪水。男性更可能成为工厂的管理者，而女性则更可能成为人力资源部门或企业沟通部门的主管。
与父亲相比，母亲往往会在孩子身上投入更多的精力。就这一点而言，在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环境下都是如此，而且很可能在大约两亿年前第一只哺乳动物进化出来时就是这样了。正如苏珊·艾斯瑞奇指出的那样：“期望性别与抚养后代之间的关系被打破，就如同期望戈多（Godot）[17]的出现一样。”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社会当中的女性都对工作不感兴趣；在采集狩猎的部落当中，特别是工作中需要使用渔网而不是石块和刀叉的时候，女性担负起了大部分的采集工作和部分狩猎工作。此外，这也并非意味着，任何社会当中的男性对其子女都是漠然处之的；雄性的亲代投资属于现代智人的显著特征，而且从动物学意义上来讲，这也是一种不寻常的特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男女两性能够在下述这种生物学上具有普遍性的权衡过程中找到不同的平衡点：在一个孩子身上进行投资与为了发达而去工作（最后又转化成为对其他孩子的投资）之间的权衡。女性不仅仅与承担照料工作有关，而且女性还对其幼小子女的健康舒适状况更为敏感，此外，从调查情况来看，女性认为在孩子身上花费时间更有价值。
因而，即使是男女两性都重视工作，也重视孩子，但是不同的权重或许会促使女性在进行职业选择时更多考虑自己能否有时间来陪伴孩子（工作时间较短或比较机动灵活，工作变动较少，工作技能不会很快过时），相应地，她们获得的报酬或声望也比较低。正如经济学家珍妮佛·罗巴克指出的那样：“一旦我们认识到，人们可能为了某些令人愉悦的事情而牺牲自己的工作收入，那么我们就不能够通过比较两个人的收入来进行推断。”
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认为，即使最初在这方面的性别差异非常细微，婚姻也可能会加剧性别差异的这种影响，原因就在于经济学家所谓的比较优势定律。对于一对夫妻而言，可能丈夫的收入会略高于妻子，然而作为父母，妻子可能要比丈夫更加称职，这样他们就可能会做出合理的推断：虽然妻子工作上的投入比丈夫少，但他们同样都很出色。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所有上述情况并非意味着性别歧视已经完全消除了，或者性别歧视的存在可以被证明是合理的。关键在于，性别差距本身并不能证明任何的性别歧视，除非男女两性的大脑都是一块白板，事实上男女两性的大脑都并非白板。要证明性别歧视存在，唯一的方法就是，在对工作或者工资进行比较时，要确保男女两性的选择机会或个人条件是等同的。事实上，最近一项来自全国青年纵向调查（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 of Youth）的研究资料表明，年龄在27～33岁之间且没有子女的女性，她们的收入相当于男性的98%。即便是对那些对美国的用人单位冷嘲热讽的人来说，这种情况也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无论是什么公司，如果不明智地对女性的胜任力视而不见，却去重用不合格的男性，他们最终会被那些用人唯贤的竞争对手打败。
如果一个民主政府认为男女两性同工同酬政策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目标，那么在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领域中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止这项政策的实施。上述研究发现无非是想证明，这些政策有利又有弊。很显然，结果平等政策带来的好处在于，它们可以消除残存的针对女性的歧视。然而，如果男性和女性之间是不可以相互替换的，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考虑这一政策的代价了。
其中一些代价将由男性或两性共同去承受。这些代价当中，最突出的两点表现在：一是可能会反过来形成对男性的歧视，二是在雇用和薪水问题上有决策权的男性或女性可能会得出关于性别主义的错误假定。另一类由男女两性共同承担的代价在于，如果不是依据工作需求与个人特质之间的最佳匹配，而是依据性别因素做出雇用决策，那么将会导致工作效率的下降。
结果平等政策带来的弊端更多的还将由女性来承担。许多女性科学家极力反对科学领域中严重的性别偏好，比如为女性设置特定的岗位，或者是在联邦研究经费的分配政策方面，按照相同的男女人数比例分配给申请者。这些善意的政策可能会导致这样的问题：在人们的头脑中撒下疑惑的种子，即怀疑受益者是否真的具有出色的才能。正如天文学家琳恩·希伦布兰德（Lynne Hillenbrand）所言：“如果一个人是因为自己的女性身份而获得某个机会，那么这并不会对当事人产生任何益处。它只会让人质疑：为什么这个机会给了你？”
当然，在女性的发展道路上确实存在制度性壁垒。人类属于哺乳类动物，生育和照料孩子的责任主要由女性负责，而且她们还过多地承担着抚养孩子的义务，我们应该考虑这一事实所具有的伦理含义。人们不应该想当然地认为，想逃避责任的就一定是男人，或者认为孩子就是自我放纵或一夜风流等越轨行为的产物。因而，性别差异也可以起到维护而不是危害一些女性友善政策的作用，这些政策包括休产假、有偿的孩子护理、灵活机动的工作时间、职位试用期的停工（stoppages of tenure clock）、取消所有任职等。这一可能性是由生物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校长雪莉·蒂尔曼（Shirley Tilghman）最近提出的。
当然，就如同世界上从来就不存在免费午餐一样，这些政策同时也成了惩罚那些没有子女、子女已经成年，或者是选择在家带孩子的男性或女性的决定（或许是理所应当的）。然而，即便是对这些利害加以权衡，但对人性的考虑仍可能会带来新的、深层次的问题。这些问题最终可能会改善众多女性的境况。是哪些苛刻的工作要求阻碍了女性对经济效率的贡献？又是哪些障碍影响了男性对社会地位的获取？在对职场当中的公平问题进行思考时，我们是应该把人作为单独的个体来看待，还是应该把人作为家庭成员来看待？后者考虑到人们可能会在人生的某一时间段生儿育女，也可能会在生命的另一时间段内去照料年迈的父母。如果在所有的工作领域中，我们都以牺牲经济效率的代价来获取更为舒适的工作状况的话，那么我们的幸福水平是否就会有所提升？答案我不清楚，但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承认两性差异可能要比否认两性差异更具人性化，这其中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经历命运起起落落的是男人和女人本身，而不是男性或女性这一性别，正是男性和女性的大脑（或许男女两性的大脑并不完全一样）赋予了他们价值和选择的能力。对他们所做的选择，应该予以重视。在有关人类生活方式的记录中，一个典型的特征是关于女性的描述：这些女性往往会以在家相夫教子感到羞耻。正如这些女性常说的那样：“我认为女性主义实质上就是选择的问题。”这一说法同样也适用于这样一些女性，她们确实选择了去工作，但同时她们还要在工作收入方面做出牺牲，目的是为了“生活”（对于那些做出同样选择的男性而言，这种说法也是同样适用的）。
很显然，那种认为在一所律师事务所中男女职员不仅要在人数上一样多，而且还要同样每周工作80小时，或者男女同样一次性外出数月，在冰冷的石油平台上的钢管之间闪转腾挪的主张并不能算得上一种进步。此外，对更多年轻女性“进行条件反射训练，让她们选择从事工程师职业”，就好像把她们视作斯金纳箱子里面的小老鼠一样，这种要求也是荒唐至极的（正如性别等同的倡导者在《科学》杂志当中说的那样）。
古特佛里森曾经指出：“如果坚持用性别等同作为社会公正的衡量标准，那么这将意味着，你会把许多男性和女性排斥在他们自己最感兴趣的职业之外，并把他们推入其不感兴趣的职业领域内。”在科学领域“泄露的管道”问题上，她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克莱因菲尔德的回应：“如果女性选择做教师而不是数学家，或是选择做新闻记者而不是物理学家，或是选择做律师而不是工程师，我们不应该向她们传递这样的信息，即认为她们是没有价值的人，她们对我们的文明没有太大的价值，她们很迟钝或者是地位卑微。”
这种担忧并不是主观猜测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最近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与男性相比，有相当多的女性提出，她们之所以会选择科学、数学或者工程学专业，完全是出于教师或家庭成员的压力，而不是为了追求自己的抱负——正因为如此，许多女孩最终都从事其他职业去了。尽管玛格丽特·米德在其早期生涯中关于性别可塑性的看法是错误的，但是我还是要给她投上支持的一票，因为她的下述说法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如果我们想要获得一个更为多样性的文化，使得各种对立的价值观可以并存，那么我们就必须认识到人类所有的潜能，并因此构建一个相对不那么专断的社会架构，人类每一种独特的才能都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适合的位置。”
尽管现代人围绕着性别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争论，但他们的共同立场也很多。没有人会接受性别歧视的存在。即便可以做到，也没有人想让时光倒流，让女性远离大学和工作岗位。任何理智的人都不会否认，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女性在自由方面取得的进步对改善人类生活状况有着无可估量的作用。
让理性发生偏移的不是那些能够激起强烈情感反应的不相干问题，而是道德方面的不相干问题。将这些不相干问题与真正重要的目标区分开来，有关人性的科学研究才能够促进女性的利益。女性主义作为一场追求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的运动非常重要，但它关于人性的看法是稀奇古怪的，因此，作为一个学术团体它毫不重要。消除对女性的歧视很重要，但认为男女两性在先天心智方面毫无差别，则是不值一提的观点。选择的自由是重要的，但确保女性在各个工作岗位上都刚好占据50%的比例则是毫无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