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米莉·狄金森的《头脑，比天空辽阔》
头脑比天空辽阔
因为把它们放在一起
一个能包含另一个
轻易而且还能容你。
头脑比海洋更深
因为，对比它们，蓝对蓝
一个能吸引另一个
像水桶，也像海绵。
头脑与上帝相等，
因为，称一称，一磅对一磅，
他们，如果有区别，
就像音节，不同于音响。
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的《头脑，比天空辽阔》（The Brain Is Wider Than the Sky）一诗的前两段，表达了这样一种重要观点，即心智是大脑的一种活动。在这首诗以及她的其他诗篇中，狄金森用的是“头脑”这个词，而不是“灵魂”或“心智”，似乎是要提醒读者，我们的思想和体验发生的场所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器官。是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使我们把心理活动过程“还原”为一个毫无吸引力的三磅重的器官的活动。但这是怎样的一个器官啊！它拥有惊人的复杂性，巨大的组合计算能力，以及对现实世界和假想世界的无限想象能力，头脑真的是比天空还要广阔。这首诗本身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单就这首诗每段中列举的对比而言，读者想要理解其含义就必须像诗中所说的大脑那样，包容天空，容纳大海，并同等程度地把这些句子形象化。
这首诗的最后几句更是像谜一样，因为这里出现的是一种令人吃惊的上帝形象，大脑竟然可以像卷心菜一样被称重，自这首诗发表以来，这一点就一直使很多读者疑惑不解。一些读者从上帝创造宇宙的角度对它进行了解读（上帝创造了大脑），而一些人则从无神论的角度进行解读（大脑构想出了上帝）。音韵学（声音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音节是它的基本构成单位）表明了一种泛神论的观点：上帝既无所不在，又无所存在，每一个大脑都体现了有限的神圣性。“他们，如果有区别”表明了一种神秘主义（即大脑和上帝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变成了同样的事物）和一种不可知论。毫无疑问，这种含糊不清是作者有意为之的，我认为任何人都可以把自己的解释看作正确的。
我喜欢读这些段落，因为它表明人类的心智在考虑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时，在某些点上会遇到自身的局限，会遇到那些似乎属于另外一个独立、神圣领域的谜题。例如，自由意志和主体体验与我们关于因果关系的观念相抵触，它们看起来就像是我们内心深处的圣火。道德和意义看起来是独立于我们的判断而真实存在的。但这种割裂可能只是大脑的一种幻觉，因此我们只能认为道德和意义独立于我们而存在。最终我们将会无法获取知识，因为我们就等同于我们的大脑，我们无法跳出自己的大脑来对之进行检验。但如果我们由此受到大脑的束缚，那么也无法抱怨大脑对我们的束缚，因为它比天空还要辽阔，比大海还要深沉……
库尔特·冯内古特的《哈里森·伯杰隆》
像狄金森的诗歌一样，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的故事《哈里森·伯杰隆》（Harrison Bergeron）也明显地带有一些隐含的意义。它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2081年，人人平等的时代终于到来了。人们不仅仅在上帝和法律面前是平等的，而且在方方面面都平等了。没有人比别人更聪明，没有人比其他人更漂亮，没有人比其他人更加强健，比其他人拥有更敏捷的身手。所有这些平等全都源于《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211、212和213条修正案的规定，以及美国“智力管制官”麾下各位“智力管制员”的不懈努力。
在这个故事中，智力管制官通过一些方法去压制任何遗传性的（个人不应具有的）聪明才智，以确保平等的实现。政府在聪明人的耳朵里安装耳机，以接受政府的一个信号传送器每20秒钟发送一次的尖锐噪音，就像牛奶瓶被圆头锤敲碎时发出的声音，以防止他们利用自己智力上的优势从而造成不公正。芭蕾舞女演员身上挂着一袋袋铅弹，脸上蒙着面具，这样一来，就没有人会因为看见别人比自己更漂亮、更优雅而感到难过。播音员则因为他们的口吃而被选中。此外，故事中的英雄人物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少年，政府勒令他戴着耳机以及一副高度扭曲的眼镜，还让他随时背负着140千克重的碎铁块，用黑色牙套来套住自己的半边牙齿。整个故事讲述的就是这个少年是如何反抗自己的不幸命运的。
冯内古特的这个故事一点儿也不深奥，《哈里森·伯杰隆》用小说的形式诙谐地表现了一种常见的谬误。政治平等观念并不能保证人们先天的平等。这种政策在法律、教育、政治等特定领域是依据个人品性而不是其所属群体的任何特征来对待个人的。这种政策是基于人是有感情的生物这一事实来赋予所有个体权利的。主张在结果上人人都应平等的政策，会使得那些天赋异禀者（任何生命体都存在这样的情况）的利益受到损害。从定义上来看，天分是稀缺的，而且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才能得以完全展现出来，相对通过提升天分较低者的水平来实现平等，通过压制天资较高的人（由此剥夺每个人的天分）来实现强制的平等更为简易。冯内古特描述的在2081年的美国发生的情景，在对结果平等的渴望中最终演变成了一场闹剧，但是在20世纪，它却常常导致危害人类的罪行发生，在当前社会中，这也是一个禁忌话题。
冯内古特是一个深受读者爱戴的作家，从来没有被看作种族主义者、大男子主义者、精英主义者或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想象一下，如果他是以宣言式的话语而不是以讽刺小说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那么将会引发怎样的反应呢？每一代人都有他们自己认可的诙谐者，从莎士比亚笔下的傻瓜到伦尼·布鲁斯（Lenny Bruce）[30]，这些人都讲出了在文明社会中不宜被提及的真理。今天，像冯内古特这样玩票性质的幽默家以及理查德·普赖尔、戴夫·巴里和讽刺报纸《洋葱》的作者等一些全职的幽默家，正在延续这样的传统。
乔治·奥威尔的《1984》
冯内古特的反乌托邦狂想曲是以短篇讽刺小说形式展现的，而最著名的此类狂想曲是一部长篇小说。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生动地描述了这样的情节：如果社会和政府的压制行为在未来继续延伸的话，生活将会是怎样的情形。这部小说出版后的半个世纪里，许多新事物因为与奥威尔描绘的世界有所关联而受到谴责：如政府的委婉用语、国民身份证、监控摄像机、互联网上的个人信息，甚至苹果公司的麦金塔电脑、IBM的个人计算机所做的电视商业广告也被认为与之相关。还没有哪一部虚构作品能够对人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观点产生如此大的影响。
《1984》是一部令人难忘的文学作品，不仅仅是因为它树立了一个政治样板，也因为奥威尔构思的那个世界得以运行的种种细节。这场噩梦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与其他部分紧密相连，从而构成了一个庞大可信的总体：无所不在的政府控制、对各种不断变换的敌人进行的持续性战争、对媒体和私人生活的极权控制、新语言以及个人时刻面临的被出卖的危险。
常常被人遗忘的是，这个政权有着自己的一套清晰明确的哲学。这套哲学正是当时温斯顿·史密斯（Winston Smith）被绑在一个桌子上，政府官员奥布莱恩（O’Brein）对他进行拷打和训诫时解释给他听的。奥布莱恩解释说，这个政权的哲学是彻底的后现代主义（当然他没有使用这个词汇）。当温斯顿认为党不能实现它的口号“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时，奥布莱恩回答道：
你认为现实是某种客观的、外在的、独立存在的事物。你还认为现实的性质是不证自明的。当你欺骗自己，认为自己看到了什么东西时，你就假定其他人也都看到了同一个东西。但是我告诉你，温斯顿，现实不是外在的。现实存在于人的头脑中，而不存在于其他任何地方。现实也不存在于个人的头脑中，因为个人的头脑可能会犯错误，而且个人头脑中的东西很快会消失。现实只存在于党的头脑中，而党的头脑是集体的，是不朽的。
奥布莱恩承认，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如为了能够在海上航行，我们可以假定地球在围绕太阳转，在遥远的银河系存在着一些星星，这很有必要。但是，他接着说，党也可以使用另外一套天文学，认为太阳绕着地球转，而星星只是几公里外的一些火花。虽然奥布莱恩在这里没有解释新语的问题，但新语是彻底的“语言囚室”，是一种“关于如何思考人类及其‘世界’的语言”。
奥布莱恩的训诫应该可以让后现代主义的鼓吹者们稍稍“消停”一下了。一种以解构权力为傲的哲学，却由于自己否认存在客观的、可以用来对强权者施展的种种诡计进行批评的基准，进而信奉相对主义，导致自己无法向权力发出挑战，这实在太有讽刺意味了。基于同样的原因，那些激进科学家所秉持的观点可以休矣，他们认为，即其他科学家所渴望的探索客观现实的理论（包括人性论在内）只是一些用来保留占统治地位的阶层、性别和种族利益的武器。缺乏一个存在客观真理的观念，知识界就会坠入一场争斗之中，看谁能够有效地运用原始的力量以“控制过去”。
党的哲学的第二项原则是超个体学说：
你不明白吗？温斯顿，难道个体只是一个细胞吗？细胞的衰老正是有机体的活力。当你剪掉手指甲时，你会死吗？
我们现在已经摧毁了革命前遗留下来的思想习惯。我们切断了子女与父母、男人与男人、男人与女人之间的联系；没有人再敢相信自己的妻子、儿女和朋友。而且将来也不会再有妻子和朋友。孩子一生下来就得从母亲身边抱走，就好像鸡蛋一生下来就从母鸡身边取走一样。性的本能要消除掉……美与丑将不再有区别。
当读到这些段落时，很难使人不想到当前那些狂热的观点：开明的政府高官为了建设一个更美好的社会，会对儿童培养、艺术和两性关系进行重新塑造。
当然，反乌托邦小说充满了各种怪诞的夸张。即使是那些合乎情理的观念，也能被描绘成恐怖的形象，从而传达出辛辣的讽刺。我并非是说，关注社会总体利益或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向极权主义靠拢。但讽刺文学表明，主流意识形态可能会忘记自身的弊病，在这种情况下，它将会忘记这一点，即认为语言、思想、情感都属于社会传统的观念将会给试图改革语言、思想、情感的社会工程师大开方便之门。一旦我们关注这些弊病，就不用再把这些意识形态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戒律准则，而所有的事实发现也不必完全遵从于它了。
最后我们来看看党的哲学的核心思想。奥布莱恩驳倒了温斯顿的每一条论点，摧毁了他的每一个希望。他告诉温斯顿：“如果你想要知道未来的景象，想象一下一只靴子踩在一张人脸上的景象就行——永远都是这样的。”在谈话快结束时，奥布莱恩揭示了这个梦魇般的社会之所以可能存在的原因（我们或许也会认为，这个社会固有的缺陷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现实）：
像往常一样，这番话又说得温斯顿无力反驳。而且他也害怕如果他继续反驳奥布莱恩的观点，后者又会开动仪表。然而他又不能缄默不言。他又虚弱地进行了回击，但他没有有力的论点，除了对奥布莱恩的话有着说不清的恐惧之外，没有什么动力可以支撑他进行反驳。
我不知道，我也不关心。不管怎样，你们都会失败。你们肯定会失败的，生活将会使你们遭受失败。
我们已经控制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温斯顿。你幻想着有一种叫人性的东西将会因我们的所作所为而被激怒，从而奋起反抗。但我们创造人性。人具有着无限的可塑性。
现实主义作品对人性的深刻洞察
上面所讨论的三部作品都带有说教的性质，不存在于现有的任何时空之中。下文将要讨论的两部作品则与它们不同。这两部作品都扎根于某种现实的文化、场所和时代。两部作品都赋予了它们的人物独特的语言、场景和生活哲学。这两本书的作者都告诫读者不要从他们的故事中总结出一般性结论来。两位作者也都以他们对人性的深刻洞察而著称，因此我认为，从他们的作品中摘录一些段落来从人性的角度进行探讨，并非是对他们的冒犯。
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
把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作为本书部分内容的来源可能非常冒险，因为在这本书的开头，作者发出了这样的告诫：“任何妄图从本书叙事中找到写作动机的人都将会被起诉，任何妄图从本书找到道德寓意的人都将会被流放，任何妄图从本书找到故事情节的人都将会被枪决。”但这样的告诫并没有妨碍一个世纪以来文学评论家对这本书所具有的双重力量的关注。《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描绘的是哈克和吉姆两个孩子在密西西河上的流浪生活，通过这两个“高贵的野蛮人”的眼睛，作者不仅向我们展示了南北战争之前美国南方人的性格缺陷，也向我们展示了人性的弱点。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对人类的许多缺陷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描写，这些缺陷中最可笑而又最可悲的可能是起源于荣誉文化的暴力行为。荣誉文化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关于荣誉的心理状态：这是对家族忠诚、对复仇的饥渴，是包括维护坚韧和追求勇敢声誉在内的诸多情感的集合。当这种情感受到人类的其他罪恶，如妒忌、贪欲、自欺欺人等激发时，它就成了暴力行为无休止循环下去的助推剂，因为每一方都发现无法放弃针对另外一方的复仇。这种恶性循环在某些地方可能会进一步扩大，这其中就包括美国南部地区。
哈克在两个场景中接二连三地感受到了这种荣誉文化。第一个场景发生在哈克偷偷搭乘的由一群“粗野”的人操控的驳船上。当其中一人准备高唱那一种粗俗的歌曲时，另外两个人则因鸡毛蒜皮的事情开始争吵，并且拉开架势准备大打出手。
（鲍勃，船上的一个大块头）又往空中跳起来，把鞋后跟碰得卡啦卡啦作响，大声地嚷道：“呼——喔！我是阿肯色野地里来的，铁牙巴、镶铜边、铜肚皮的老牌魔王，专要人的命！瞧瞧我！人家叫作‘讨命鬼’和‘大凶神’的就是我！暴风是我的爹，地震是我的娘，霍乱是我的隔山兄弟，天花是我外婆家的表亲！瞧瞧我呀！我身体健壮的时候，要吃19条鳄鱼和一桶威士忌酒当早餐，即使生了病也要吃一大堆响尾蛇和一个死人。我对那万世不变的岩石瞪一眼，就能叫它开缝，我一张嘴说话，就能叫响雷哑口无声！呼——喔！让开点，让我有地方施展我的力气！我天生就是拿血来解渴的，临死之人的哀号，在我听起来就是音乐。把眼睛望着我吧，诸位！大家趴下来，憋住气，因为我马上就要撒手干起来了！”
随后开头惹祸的那个人……跳起来碰了三次鞋后跟又落了下来……他这么大声嚷着：“呼——喔！弯下脖子，趴在地上吧！因为大祸就要临头了！把我按在地下吧，因为我觉得浑身的劲头全都冒上来了！……我伸手遮住太阳的脸，地上就变成黑夜；我把月亮咬掉一块，就能叫季节变得快起来；我把身子摇一摇，就能把大山震得粉碎！用皮子蒙上眼睛瞧我吧——千万别用肉眼！我是个铁石心肠的人，肚皮就像一个铁锅炉！屠杀孤孤单单的村庄里的人是我闲着没事时候的消遣，摧毁整个民族是我一生的正经事业！广阔无边的美国大沙漠是我圈定的私产，我要把杀死的人埋在我自己的园地里！呼——喔！弯下脖子，趴在地上吧，因为灾难的宝贝儿子就要来了！”
他们盯着彼此团团转，把对方的帽子打落在地，直到鲍勃说话，就像哈克描述的那样：
……不要紧，这事情不能就这样了结，因为他这个人决不会忘记，也决不会饶人，他叫灾难之子最好多加小心，因为总有一天，他得叫他把身上的血流个痛快作为赔罪，决不含糊。灾难之子说，谁也没有他那么希望这个日子的到来，现在他就要警告鲍勃，不许他再从他跟前走过，因为他若不从他的血上踩过就决不甘休，这是他的天性，尽管现在为了可怜他家里的人，可以暂时饶他一回，要是他还有个家的话。
然后一个“个头不高、留着黑胡子的人”把他们两个人都打倒在地。两个鼻青脸肿的人才互相握了握手，互相声称一直对对方心存敬意，而且约定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
在后面的章节中，哈克游上了岸，蹒跚着来到一户人家的木屋前。凶恶的看门狗吓得他一动不动，直到从窗户里飘出一个声音让他慢慢走进屋去。哈克打开了房门，却发现三支枪口对着他。当这家人看到哈克确实不是他们家的世仇——谢泼德森家的人时，他们热情地邀请他住下来。哈克为这个家族的上流生活而着迷：漂亮的家具、优雅的装束、得体的举止、尤其是这个家庭的家长格兰杰福特上校的言谈举止。“他是一个浑身都散发着绅士气息的人，他的家人也是如此。他含着金汤匙出生，俗话说的好，好马劣马看出生，人亦如此。”
格兰杰福特家六个儿子中有三个死于谢泼德森家族的报复，幸存下来的最小的孩子叫巴克，巴克与哈克一见如故并成了朋友。当两个孩子出去散步时，巴克向谢泼德森家的一个男孩开枪射击，哈克问他，为何想要杀死一个与他无冤无仇的人。巴克向他解释了世仇的含义：
“嗯，”巴克说，“世仇是这样的：一个人与另外一个人发生了争吵，然后杀了对方；那人的哥哥或弟弟随后又出于报复杀了这个人；然后两边的兄弟都会找对方报复；两边的堂兄弟也会卷入其中——慢慢的，两边所有的人都会被杀掉，世仇也就不存在了。但这个过程很漫长。”
“你们两家的世仇也有些年头了吧，巴克？”
“嗯，我算算。30年前结下的仇吧，差不多就是那时候。两家因某事起了争端，然后就诉诸法律，判决自然会对一方不利，败诉的一方接受不了，就开枪打死了判决获胜的一方——他这么做再正常不过了。换了谁都会这么做的。”
“是因为什么起的争端呢，巴克？因为土地？”
“我想有可能吧——我也不太清楚。”
“嗯，那么是哪家的人最先开的枪？你家还是谢泼德森家？”
“老天，我怎么会知道呢？年头太久了！”
“就没有人知道么？”
“哦，有啊，我想爸爸是知道的，其他几个上年纪的人也知道，但他们也不知道最开始是因为什么起的争端。”
巴克补充说，这种世仇因两个家族的荣誉感而延续了下去：“谢泼德森家族没有一个懦夫，一个也没有。我们格兰杰福特家族也是如此。”看到这里，读者自然会推断出麻烦要来了，的确，麻烦很快就来了，而且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格兰杰福特家的一个姑娘与谢泼德森家的一个小伙子私奔，格兰杰福特家的男丁们急忙去拦截，但却中了对方的埋伏而全部殒命。“我不会把这里发生的一切都讲出来，”哈克说，“如果我讲的话，就会让我再次感到难受。我希望自己从来没有在那天晚上游上岸来，那样就不会看见这些事情了”。
哈克在这本书中遇到了美国南方的这种荣誉文化的两个实例。对粗俗的人来说，这种文化意味着对别人进行虚假的恫吓，而且他们以一种戏谑的方式展示了这种文化；而对上流阶层来说，这种文化导致了两个家族的毁灭，促成了悲剧的发生。我想马克·吐温想要揭示的是：暴力行为背后被扭曲的逻辑，以及这种文化如何超越了我们关于上流阶层和下流阶层人们如何行事的刻板印象。事实上，这种道德评判不仅仅超越了阶层，而且还颠覆了阶层：粗俗之人通过说些挽回脸面的大话来解决彼此之间无意义的争论；上流社会的绅士们为了解决他们之间同样无意义的争论，却导致了可怕的结局。
格兰杰福特家族和谢泼德森家族之间的世仇虽然有悖常理，但仍属于彻头彻尾的美国南方式的心理，而且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历史记载中都能见到同样的场景。尤其是哈克介绍的格兰杰福特家族的情况，在人类学家拿破仑·查冈的著作中得到了奇妙的再现，当查冈在进行田野调查工作时，误入了一个与外村镇结下世仇的雅诺马马人的村镇，发现自己不仅被一群大狗包围，而且还被毒箭瞄准着。这种暴力行为的恶性循环今天依然在帮派、民兵组织、种族以及大量的单一民族国家之间延续着，我们对此并不陌生。这种地域性的暴力行为起源于让人误入歧途的荣誉心理，在我看来事情是这样的，马克·吐温对这些暴力的描述将历久弥新，将会成为关于暴力行为的起源及如何矫正的最时尚的理论。
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的《敌人：一个爱情故事》
我想再次强调的最后一个主题是，人类的悲剧源于一切人际关系中固有的局部利益冲突。我想我能够用任意一部伟大的小说来阐释这一点。乔治·斯坦纳在《安提戈涅》中写道：“所有重大冲突的持续发生都只存在于人类社会。”约翰·厄普代克写道：“常人看书时在其中感受到的冲突也正是作者写作时的兴奋点所在。”然而，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的小说《敌人：一个爱情故事》（Enemies, A Love Story）之所以激起我的兴趣，是由于题目本身就表明了小说想要表达的思想。
像马克·吐温一样，辛格强烈反对读者从他所展示的生活片段中得出道德寓意。辛格写道：“虽然我没有经历过希特勒的大屠杀，但我在纽约曾与那些大屠杀的幸存者共同生活过很多年。因此，我不得不说，这部小说决不是一部关于避难者以及表现他们的生活与抗争的小说，书中的人物不仅仅是纳粹罪行的受害者，也是他们自身个性和命运的受害者。”在文学中，意外是创造的准则，但只有在意识到意外源于规则之后才能这么说。辛格由于他对人性的敏锐观察而受到了交口称赞，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是，他刻画了普通人在被命运置于特殊困境时的表现。这是他的著作背后隐藏的思想。1989年这本书改编后被搬上了荧幕，由保罗·马佐斯基（Paul Mazursky）导演，安杰利卡·休斯顿（Anjelica Huston）和罗恩·西尔弗（Ron Silver）主演，也同样极好地展示了这一思想。
1949年，赫尔曼·布鲁德（Herman Broder）与他的第二位妻子雅德维嘉（Yadwiga，一个农村女孩）居住在布鲁克林，这个女孩之前是布鲁德父母在波兰时的仆人。10年前，他的第一任妻子塔玛拉（Tamara）带着他们的两个孩子回了娘家。在他们分开的这段时间里，纳粹侵入了波兰。塔玛拉和两个孩子被开枪打死了，赫尔曼则逃过一劫，因为雅德维嘉把他藏在她家的干草棚中。在战争快结束的时候，赫尔曼得知了他的妻子和孩子遇难的消息，于是与雅德维嘉结了婚，并去了纽约。
在难民营时，赫尔曼爱上了玛莎（Masha），而到了纽约后他们再次相遇了，赫尔曼对玛莎的情感再次爆发（在这本书中，后来他们也结了婚）。雅德维嘉和玛莎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男人的两种幻想：前者纯洁而天真，后者令人销魂但太过于情绪化。赫尔曼的良心让他不能离开雅德维嘉；而他的激情又使得他无法离开玛莎。这两种情感交织造成了很多的痛苦，但辛格并没有让我们对赫尔曼深恶痛绝，因为我们看到了大屠杀不可预知的恐怖是怎样把赫尔曼一步一步变成了一个宿命论者，使得他没法相信自己能决定自己的生活。而且，赫尔曼也因为他的表里不一过着异常焦虑、备受煎熬的生活。按照辛格的描述，这种生活充满了滑稽，有时甚至还带有残酷的意味。
生活继续跟赫尔曼开着残酷的玩笑——他的好事又多了一件。他的第一任妻子在纳粹的子弹下幸存下来，逃到了俄国。后来她移居纽约，与姨夫和姨妈生活在一起。战后的每个犹太人都能明白因大屠杀而失散的家庭成员再次团圆时的激动。但一个原以为妻子已经去世的丈夫再次结婚了，当他和他之前的这位妻子再次重逢时，充满了不可思议的辛酸。赫尔曼走进了亚伯拉罕先生（Reb Abraham）的住处：
亚伯拉罕：告诉你一个奇迹，布鲁德，一个奇迹……你的妻子回来了。
（亚伯拉罕说完离开了，塔玛拉走了进来。）
塔玛拉：你好，赫尔曼。
赫尔曼：我不知道你还活着。
塔玛拉：你怎么也想象不到发生了什么。
赫尔曼：这就像你死而复生了。
塔玛拉：我们被扔进一个深坑里。他们以为我们都死了。我从死人堆里爬出来，趁着夜色逃出生天。我姨夫为什么不知道你在哪里住呢？我们在报上登过寻人启事的呀？
赫尔曼：我没有自己的住所，我和别人住在一起。
塔玛拉：你现在做什么？在哪住？
赫尔曼：我不知道你还活着，我，我……
塔玛拉（笑了）：那个替代我的幸运女人是谁？
赫尔曼（愣了一下说）：她是我们的仆人，你认识的……雅德维嘉。
塔玛拉（快要大笑起来了）：天哪，你和她结婚了？恕我直言，她可是个笨手笨脚的女人啊！她甚至不知道如何穿袜子。我记得你母亲告诉我，她竟然想把左脚的袜子穿在右脚上。如果给她钱去买东西，她会把钱弄丢的。
赫尔曼：她救了我的命。
塔玛拉：难道就没有其他的报恩方法了吗？我最好还是不问了，你和她有没有孩子？
赫尔曼：没有。
塔玛拉：你们就是有孩子了我也不会意外。我想，你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就曾上过她的床。
赫尔曼：胡说什么啊。我从来没有和她上过床。
塔玛拉：哦，是啊，从来没有。我们从来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婚姻。我们有的只是争吵。你从来没有尊重过我和我的想法。
赫尔曼：不是这样的，你知道的。
亚伯拉罕（走了进来，招呼赫尔曼）：留下来和我们一起住吧，找到地方再搬走。热情待人也是一种美德，而且你还是亲戚。正如《圣经》上说的那样——不要不见你的亲人。
塔玛拉（打断了他的话）：姨夫，他有了另外一个女人。
是的，在短暂神奇的重逢后，他们便开始斗嘴，他们10年前分开时没有再提及的话题被再次翻出。这幕场景中表现的心理活动多么丰富啊。男人的一夫多妻倾向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挫折感；女人敏锐的社会性智力，她们更喜欢用口头攻击的方式对待自己的情敌，而不是进行身体上的攻击；还有他们多年未变的性格。当某个特定情景引出社会性的行为方式时，尤其是这种特定情境是某个人时，这两个人不管何时在一起时都会表现出相同的行为模式。
虽然这是一个相当让人伤感的场景，但它又带有恶作剧式的幽默，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可怜的灵魂不但没有享受他们那绝无仅有的好运带来的好时光，还陷入了无关紧要的争吵之中。这也是辛格对我们开的一个最大的玩笑。那种相信宇宙间存在着正义、公平的传统戏剧观念，让我们期待苦难将会使这些人物变得更加高贵，我们希望看到戏剧性场面，看到让人悲怆的情景。然而，作家向我们展示了人类一直以来本应该能够看到的：充满着各种荒唐事的真正人世。这段情节并不是旨在展示玩世不恭或愤世嫉俗：后来当赫尔曼和塔玛拉重新分享爱的时光，恢复理智的塔玛拉即使将会给赫尔曼唯一的一次赎罪机会时，我们也不应感到惊讶。
这个场景展示了人类的声音：这就是我们称之为人性的事物，它有时令人狂怒，有时令人惊喜，有时神秘莫测，有时又可预测，总而言之，它永远令人着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