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将孩子比作小科学家，心理学家们就不断拿普通人（无论老幼）与泡在实验室中的人进行比较。这个类比至少在一点上是合理的：科学家和孩子们都需要理解世界，而且孩子们是好奇的侦察员，努力想将他们的观察转化成有效的一般性归纳。曾经有一次，我的家人和朋友们一起过夜，当我妹妹在给我小外甥女洗澡时，有个3岁大的小男孩待在边上。在安静地注视了几分钟后，他说道：“婴儿没有小鸡鸡。”这个男孩值得我们钦佩，钦佩的原因不是他结论的准确性，而是他充满科学精神的敏锐性。
然而，自然选择并没有将我们塑造为能在科学课上拿高分或能在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的人，而是将我们塑造为能够掌控所处环境的人。这就形成了问题：我们该如何区分自然的思考与学术界所需要的思考之间的差异。
心理学家迈克尔·科尔（Michael Cole）和他的同事们对一群被称为格贝列人（Kpelle）的利比里亚人群进行了多年研究。格贝列人是一群口齿伶俐的人，很喜欢探讨和辩论。但是他们绝大多数人不识字也没上过学，他们会在一些我们觉得似乎很简单的测试中表现不佳。请看下面这个对话，它展示了问题所在。
实验者：Flumo和Yakpalo总是一起喝甘蔗汁。Flumo在喝甘蔗汁。Yakpalo在喝甘蔗汁吗？
被试：Flumo和Yakpalo一起喝甘蔗汁，但Flumo在喝第一杯的时候，Yakpalo那天不在那儿。
实验者：但我告诉你Flumo和Yakpalo总是一起喝甘蔗汁。一天，Flumo在喝甘蔗汁，Yakpalo在喝甘蔗汁吗？
被试：Flumo在喝甘蔗汁的那天，Yakpalo不在那里。
实验者：理由是什么？
被试：理由是Yakpalo那天去了他的农场，而Flumo那天还待在城里。
这个例子是非常典型的；科尔的被试常说这样的话：“Yakpalo现在不在这儿；这件事你为什么不去问他？”选录这段对话的心理学家乌尔里克·耐希尔（Ulric Neisser）认为，这些回答一点儿都不愚蠢，它们只是没有回答实验者的问题而已。
你在学校时解决问题的一个基本规则是，你将推理建立在问题所提及的前提之上，同时忽略你所知道的其他任何事情。这个态度在现代学校学习中是很重要的。自文明出现的几千年来，劳动分工使得一批知识分子发展出可广泛应用的演绎方法，这些方法绝不是空洞无物的，而是可以通过书写和正规教育来传播。除法竖式可以计算每加仑汽油可行驶的公里数，它也能计算人均收入。逻辑可以告诉你，苏格拉底不会长生不死，或者如路易斯·卡洛尔的逻辑教科书中的例子，没有任何羊羔会习惯抽雪茄，所有面色苍白的人都是黏液质的，以及如果你要把一根跳绳借给一只跛脚的小狗，它不会说“谢谢你”。实验心理学的统计工具是从农学中借用的，这些工具是被发明用来测量不同的化肥对庄稼地的效果的。它们在心理学中同样有效。这些工具的效力在于它们可以被应用于任何问题——色彩视觉如何工作，怎样把人类送上月球，线粒体夏娃是不是非洲人——无论这个问题最初如何愚昧。为了掌握这种技术，学生必须佯装无知，并背负着这种无知在日后职业生涯中解决问题。一个做欧氏几何数学题的高中生拿出尺子来测量三角形，尽管这样肯定会得到正确答案，但他这样做拿不到学分。这门课的目的是为了灌输一种方法，使其日后可以应用于计算不能用尺子测量的东西，比如地球到月球的距离。
不过在学校之外，忽略你所知道的东西毫无意义。格贝列人如果问：“嘿，你是不是想知道Yakpalo是否也在喝咖啡呀？”这样就合乎情理了。这对个人所获得的知识还是种群获得的知识均是如此。没有任何生物体需要应用到没有任何内容的算法，无论这种算法有多么深奥。我们的祖先在几十万年或几百万年前遇到某些问题——识别物体、制造工具、学习当地语言、寻找配偶、预测动物活动、寻找方向；但绝不会碰到另一些问题——把一个人送到月球上，培育更好的玉米，证明费马定理。解决一种熟悉问题的知识往往与解决任何其他问题没有关系。亮度的倾斜效果对于计算形状来说很有用，但对评估未来配偶的忠诚度而言却没用。说谎的语音语调对忠诚度评估有帮助，但无益于形状判断。自然选择不关心博雅教育的理想，也不会因为建立了狭隘的推理模块而有所愧疚。托比和考斯迈德斯将我们这个物种的这种特定主体智能称为“生态理性”。
我们没有进化成真正的科学家的第二个原因是知识的成本。科学研究是昂贵的活动，这指的不仅仅是超导超级对撞机，而且还包括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归纳法中分析因果问题的基本方法。最近，我对自己以前烘烤的面包不太满意，因为它太干也太蓬松了。所以我增加了水、减少了酵母并降低了温度。迄今为止，我仍不知道这些措施中哪一个起了作用。我脑中的科学家知道，合适的程序已在一个析因设计中尝试了所有8种逻辑组合：更多的水、相同的酵母、相同的温度；更多的水、更多的酵母、相同的温度；更多的水、相同的酵母、更低的温度；等等。但这个实验会花8天的时间（如果我想每个因子测两个增量将花27天，如果想测3个增量就会花64天），而且还需要一个笔记本和计算器。我想要的是好吃的面包，而不是对人类知识总量有所贡献，所以我一次性尝试多个因素的组合就足够了。在一个有着书写系统和制度化科学的大型社会中，花在进行大量试验上的成本，将能够从由此发现的定理对人类社人带来的好处中回收。这就是为什么纳税人会愿意资助科学研究的原因。但对于个人或小群体而言，好科学的收益抵不上它所带来的麻烦。
我们只是普通的科学家的第三个原因是，我们大脑的塑造是为了适应，而非为了真理。有时真理是适应性的，但有时不是。利益冲突是人类生存环境中固有的（见第6章和第7章），我们更倾向于让自己认为的真理盛行，而不是让真理本身盛行。
例如，在所有的社会中，专门技能都是分配不均的。我们理解世界的心理装置，甚至理解简单词汇含义的心理装置，都是被设计用来在一个社会中运转的。在这个社会中，我们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咨询专家。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rnam）承认，像绝大多数人一样，他对榆树和榉树的差异一无所知。但这两个单词对他或对我们来说都不是同义的；我们都知道它们指的是不同种类的树，如果我们需要知道具体信息的话，有专家会告诉我们哪个是哪个。专家是无价之宝，往往会赢得尊重和财富。然而我们对专家们的信赖却会让他们陷于受诱惑纠缠的处境。专家可以向我们展示一个充满奇迹的世界——神秘力量、愤怒的神、神奇药剂——这对于凡人来说高深莫测，但通过专业的服务就可以有所触及。部落巫师们就是欺诈的行家，他们将自己大量的实用知识与舞台魔术、药物诱发的催眠和其他一些廉价的把戏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像奥兹国的巫师一样，他们要求助神灵以便留下祈求他们的人，而这与对真理无私的探索是相冲突的。
在一个复杂的社会里，对专家的依赖令我们更容易被江湖术士所欺骗，从狂欢节上的蛇油兜售者，到那些建议政府采纳由他们自己来执行实施项目的达官显贵们。现代科学的做法，如同行评审、竞争性资助以及开放的相互批评，都旨在尽量减少科学家们在原则上、有时也是在实践中的利益冲突。在封闭社会中，神经质权威的独断会导致科学的丧失，这在历史上并不鲜见。
不仅科学会遭受权力的控制，文明亦然。人类学家唐纳德·布朗（Donald Brown）很疑惑地发现，1000多年来，印度人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历史记载，而隔壁的中国人的史料却汗牛充栋。他怀疑，世袭种姓制度社会的统治者认识到，学者四处去考察过去的记录没什么好处，他们没准儿能找到一些证据，削弱本来源自于英雄和诸神的主张。布朗研究了25个文明，比较了那些世袭等级制度和其他制度。没有一个等级社会曾发展出对过去准确书面记录的传统；取代历史的是神话和传说。等级社会的特征还有，它们缺乏政治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生物、现实主义肖像画和统一的教育。
好的科学是学究式的、昂贵的和具有颠覆性的。它不大可能是像我们祖先那样不识字的原始人群中的一种选择压力，我们也应当将人们天然的“科学”能力与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区别开来。
分类就是推理
滑稽演员罗伯特·本切利（Robert Benchley）说，世界上有两类人：把世界上的人分作两类人的人和没有把世界上的人分作两类人的人。在第2章中，当我问到为什么心智会保持跟踪个体时，我假设心智形成了类别。然而，分类的习惯也值得商榷。人们将东西和人放到心理盒子里，给每个盒子起了名字，从而对盒子中的内容同样对待。但既然我们人类就像指纹一样，每个人都是独特的，而任何两片雪花也不一样，那为什么我们总是有着这种想要把事物分类的倾向呢？
心理学教科书通常有两种解释，但都说不太通。一种解释是，记忆容不下对我们感觉狂轰滥炸的所有事件；只有存储它们的分类，我们才能减少负荷。但大脑有成兆的突触，似乎不大缺少储存空间。如果说当这些实体是组合型的——如英语句子、国际象棋棋局、在所有位置的所有颜色和大小的形状——记忆就容纳不下了，因为组合型爆炸的数目会超过宇宙中的粒子数量，远远大于脑容量的最慷慨估测，这么说还比较合理。但相对于宇宙，人们只能存活微不足道的20亿秒，因而没有任何确定的原因知道，为什么大脑不能记录我们所体验经历的每个物体和世界。此外，我们往往既能记忆类别，也能记忆这个类别中的成员，比如月份、家庭成员、大洲和棒球队，因此类别增加了记忆负担。
另一种解释是，主张分类本来就是大脑的天性之一；没有类别，心理活动就会乱成一团糟。但出于自身的缘故，组织是没用的。我有一个强迫症朋友，他妻子告诉别人他不能接电话，因为他正在忙着将衬衫按照字母顺序摆放好。有时我会收到一些来自理论学家们冗长的手稿，他们宣称发现宇宙万物均归为3类：圣父、圣子和圣灵；质子、中子和电子；男性、女性和中性；休伊、杜威和路易[12]；诸如此类，长篇累牍。
心智需要分类的原因是，心智需要从类别中得到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推理。显然我们不可能知道关于每个物体的所有事情，但我们可以观察到它的一些特征，把它分配给一个类别，并根据这个类别推测我们所没有观察到的特征。如果Mopsy有长耳朵，它就是一只兔子；如果它是一只兔子，它就应该吃胡萝卜、蹦蹦跳跳地走、吃起东西来也像一只兔子。类别越小，推测越准确。知道Peter是一只美洲白尾灰兔，我们可以推测它会生长、呼吸、移动、母乳喂养，估计它生活在开阔的乡村或是林区的开阔处，传播兔热病以及传染黏液瘤病。如果我们只知道它是一个哺乳动物，这个清单就只包括生长、呼吸、移动和母乳喂养。如果我们只知道它是动物，上述清单就会缩小到仅包括生长、呼吸和移动。
另一方面，将Peter归类为美洲白尾灰兔要比将它归类为哺乳动物或动物难得多。要将它归类为哺乳动物，我们只需注意到它是长毛的和会动的，但要把它归类为美洲白尾灰兔，我们需要注意到它有长耳朵、短尾巴、长后腿，尾巴下侧是白色的。要识别特定的类别，我们需要检查太多的特征，以至于几乎没剩下几个可预测的特征了。绝大多数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类别处于中间地带：“兔子”，而非哺乳动物或美洲白尾灰兔；“汽车”，而非车辆或福特天霸；“椅子”，而非家具或躺椅。它们表示了在识别类别的困难程度和类别对你的益处之间的一种折中。心理学家埃莉诺·罗斯（Eleanor Rosch）将其称为基础水平的类别。它们是孩子们学习关于物体的最初词汇，通常也是我们见到这些物体时给它们分配的初始心理标签。
是什么使得像“哺乳动物”或“兔子”这样的类别就比“以H开头的公司制造的衬衫”或“用精致的驼毛笔画的动物”这样的类别更好呢？许多人类学家和哲学家认为，类别是任意性约定，它们是我们在语言中被标准化的一些文化偶然事件中学到的。人文学科中的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将这个观点推向极致。但类别只有在它们与世界运行的方式相契合时才是有用的。幸运的是，对我们来说，世界上的物体并不是以均匀且随机的方式呈现出每一种一堆堆群聚的分布状况。有着棉尾巴的生物一般也会有长耳朵，并生活在林地的开阔处；有鳍的生物一般也有鳞，并生活在水中。除了儿童书中让孩子自己拼贴的怪物之外，世上没有长着鳍的棉尾巴动物或耷拉耳朵的鱼。存在于我们心里的类别盒子之所以有用，正是因为这世上的事物本来就是以成堆的方式存在着的，而这一堆堆的事物又恰好能够被放进这些类别盒子里的缘故。
那是什么使得物以类聚？世界是根据科学和数学发现的规律来塑造和归类的。物理规律指定，比水密度大的物体会在湖底而不是在湖面被发现。自然选择和物理规律指定，迅速穿过流体的物体具有流线形状。遗传规律指定，子女与父母相似。解剖学、物理学和人类意图的规律使得椅子具有足以稳定支撑人体的形状和材质。
正如我们在第2章中看到的那样，人们会将事物分作两种形式的类别。我们把游戏和蔬菜当作具有成型规则、模糊边界和家族般相似性的类别。这种类别自然地落入模式-关联器神经网络中。我们将奇数和女性当作具有定义、非此即彼边界和贯穿其成员间共通主线的类别。这种类别自然由系统规则来计算。我们把一些东西同时放到这两种心理类别中——我们把“奶奶/姥姥”想作是头发灰白的松饼分配者；我们还把“奶奶/姥姥”想作是爸爸/妈妈的母亲。
现在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会有这两种思维方式了。模糊类别源自于观察物体和不假思索地记录它们特征之间的关系。它们的预测效力来自相似性：如果A和B有一些共同特征，它们可能还有另外一些共同特征。它们的作用体现在记录现实中的聚类。相对而言，界定清晰类别的作用体现在挖掘出聚类存在的规律。它们源自于人们对世界如何运转的最佳猜测的直觉理论。它们的预测效力来自推理：如果A包含B，且A正确，那么B也正确。
真正科学的意义在于，超越模糊感觉的相似性，抵达其背后的规律法则。鲸不是鱼；人是猿；固态物质大多是空的。尽管普通人不完全像科学家一样思考，但他们在推理世界如何工作时，也让他们的理论超越相似性。例如，下面3个事物中，哪两个是属于一组的：白头发、灰头发、黑头发？白云、灰云、黑云呢？大多数人说黑头发与其他两个不同，因为年纪大后头发先变灰然后变白，但白云与其他二者不同，因为灰云和黑云都会下雨。比方说我告诉你，我有一个3厘米的圆盘状东西，它与哪个更相似，一枚硬币还是一块比萨饼？它更可能是什么，一枚硬币还是一块比萨？大多数人说，它更类似于一枚硬币，但更可能是一块比萨饼。他们的推理是硬币的形状是标准的，而比萨饼形状会变化。在去一片未开发森林的旅途中，你发现了一条蜈蚣、一条长得像蜈蚣的毛毛虫和毛毛虫变成的蝴蝶。你共发现了几种动物，哪些是属于一类的？大多数人与生物学家一样，觉得毛毛虫和蝴蝶是相同的动物，但毛毛虫和蜈蚣不是，尽管从外观上看恰恰相反。你第一次观看篮球比赛时，你看到穿绿色运动衫的黄头发球员运着球向东边的篮筐跑，穿黄色运动衫的黑头发球员运着球向西边的篮筐跑。哨声响起，一个穿绿色运动衫的黑头发球员入场。他会向哪个篮筐跑？每个人都知道他是向东边的篮筐跑。
这些违背相似性的猜测来自有关衰老、天气、经济交易、生物学和社会联盟的直觉理论。它们都属于更大的系统，这些系统所包含的隐含假设是关于事物种类和决定种类规律的。这些规律可以在心理上加以组合运用，从而对未看到的事件进行预测和推断。每个地方的人都有一些朴素的观点，其中包括：关于物理学的，可以预测物体如何滚动和弹跳；关于心理学的，可以预测其他人想什么和做什么；关于逻辑学的，可以根据一些真理推导另一些内容；关于算数的，可以预测累积的效应；关于生物学的，可以对有生命的东西及其力量进行推理；关于亲缘关系的，可以对相关程度和遗传性进行推理；还有各种社会和法律规则系统。本章的大部分内容探讨了这些直觉理论。但首先我们必须考虑：什么时候世界使得理论（科学的或直觉的）有效，什么时候它迫使我们退回到由相似性和成型规则界定的模糊类别中。
我们的模糊相似性聚类源于哪里呢？它们只是源自那部分我们不大了解的世界，以至于我们无从获知其背后的规律吗？还是世界真的有模糊的类别，即使我们有最好的科学理解力也是如此？这些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我们所看的是哪部分世界。数学、物理和化学运用的是遵循公理和规律的确定类别，比如三角形和电子。但在任何历史发挥作用的领域中，比如生物学，成员们随着时间漂进漂出于法定的类别，使其边界参差不齐。一些这样的类别可以界定，但另一些却真的很模糊。
绝大多数生物学家认为，物种是法定的类别：物种是在繁殖上相对隔离并适应于所处环境的生物群落。适应于恰当的栖身之所和同种内繁殖使得群落同质化，所以在一个给定时间段，物种是世界中的一个真正类别，分类学家可以用界定清楚的标准对其进行识别。但表示一个先祖物种后裔的更高分类类别就不是那么清楚了。当祖先的生物体四散分布后，它们的后代失去了联系，并定居于新的家园，最初的美丽图案已然消失而需另起炉灶重新来过。知更鸟、企鹅和鸵鸟，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比如羽毛，因为它们都是同一个适应了飞翔群落的曾曾曾孙子辈。它们各不相同是因为鸵鸟在非洲因而适应了奔跑，而企鹅在南极洲因而适应了游泳。飞翔，曾经是所有鸟类象征，而现在仅仅是它们成型规则的一部分而已。
至少对鸟类来说，有一种明确的生物类别它们都能适合：一个进化分支，即生物体谱系图的确切一枝。这一枝代表了同一祖先群落的后裔。但并非所有我们熟悉的动物类别都能限定于一个分支。有时，一个物种的后裔彼此差异如此不均，以至于它们的后代几乎都认不出来了。这些小分支需要被删减，以保持我们所知晓的类别，因而主干就由于参差不齐的残株存在而显得面目全非。这样它就变成了一个模糊类别，其界限由相似性来界定，而没有一个明晰的科学定义。
例如，鱼并不占据生命之树的一个分支，鱼的分支之一肺鱼，产生了两栖动物，两栖动物的后裔包含爬行动物，爬行动物的子孙又包括鸟类和哺乳动物。没有清晰的定义来挑选出所有的且仅仅是鱼的范畴，生命之树中没有一枝仅包括了鲑鱼和肺鱼，却不包括蜥蜴和奶牛。分类学家们激烈地争辩着如何处理像鱼类这种对小孩显而易见、却没有科学界定的类别，因为它们既不是物种也不是进化分支。有些人坚持认为，没有像鱼这样的东西；它只是普通人的一种刻板印象。另一些人试图用计算机算法来为像鱼这样的日常类别重新复原，将生物体分为具有共同特征的聚类簇。还有一些人奇怪为什么这样大惊小怪；他们把像科和目这样的类别仅仅看作事关方便和偏好——那么，哪些相似性讨论起来更重要呢？
对于枝节被删减的残株，分类尤其模糊，所谓删减的枝节，就是一个新种群不幸灭绝的先祖物种。鸟类祖先的始祖鸟化石，被一位古生物学家描述为“一个穷光蛋爬行动物，不怎么像鸟”。不合时宜、削足适履地把灭绝的动物硬塞入它们所孵育的现代类别中，是早期古生物学家的一个坏习惯，古尔德在其著作《奇妙的生命》（Wonderful Life）中对此做了饶有趣味的描述。
因此，这个世界有时给我们展示了模糊的类别，而记录它们的相似性就是我们所力所能及的。现在我们可以把问题再转过来：世界曾经给我们展示了明确的类别吗？
语言学家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在他的著作《女人、火与危险事物》（Woma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根据澳大利亚语言中一项模糊的语法类别所命名）一书中认为，原始的分类是编造的。它们是寻找定义的坏习惯所造的人工制品，这种坏习惯是我们从亚里士多德那里继承来的，而现在必须摆脱。他让他的读者去发现世界中泾渭分明的类别。转动显微镜，边界就会变得模糊不清。举一个教科书般的例子，“母亲”这个类别的定义似乎直截了当，就是“女性的父母”。哦，是吗？那代孕母亲呢？养母呢？卵子捐助者呢？或者以物种为例，一个物种应当有一个清晰的定义：通常情况下，物种是一群生物体，其成员能够通过交配来繁殖后代。但即使这个定义也经不起仔细的审查。有些四散分布的、逐渐变化的物种，其分布范围西侧的动物可以与中间的动物交配，中间的动物可以与东侧的动物交配，但西侧的动物却不能与东侧的动物交配。
这些观察都很有趣，但我认为，它们忽视了一个重要内容。规则系统是从现实的复杂方面中提炼抽象出来的理想化状态。它们在纯粹的形式上永远看不到，但绝不因此而少一丝真实。没有人曾经真正见到过一个没有厚度的三角形、一个没有摩擦的平面、一个点、一种典型气体或一个无限随机杂交的群落。这不是因为它们是无用的虚构之物，而是因为它们被世界的复杂性和有限性所掩盖，被许多层噪音干扰所屏蔽。“母亲”的概念在许多理想化的理论中界定得非常清楚。在哺乳动物遗传学中，母亲是总携带着一个X染色体的性细胞来源。在进化生物学中，她是更大配子的产出者。在哺乳动物生理学中，她是胎儿期生长和出生的场所；在系谱学中，她是直接的母系祖先；在一些法律情境中，她是孩子的监护人和孩子父亲的配偶。“母亲”的混合概念取决于对所有抽象化系统选出同一实体的抽象化：卵子贡献者养育了胚胎，生出了子女，并抚育他/她，同时嫁给了精子捐献者。就像摩擦没有驳倒牛顿一样，对遗传学、生理学和法律抽象化校准的外来干扰并没有使“母亲”在上述任何系统中变得更为模糊。我们的理论，无论是通俗的还是科学的，都能够从世界的混沌中抽象出来，揭示其背后的缘由动因。
当我们在读到人类喜欢将事物放进一个个以成型规则组织起来的小盒子时，很难不思考种族主义的悲剧。如果人们对兔子和鱼都会形成刻板印象，那么种族主义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吗？如果种族主义是与生俱来的和非理性的，那就是说，对成型规则的热爱是我们认知软件中的一个瑕疵吗？许多社会和认知心理学家会回答，是的。他们认为，种族成见还体现在对形成类别的过度热忱，以及对显示这种成见是错误的统计规律置若罔闻。一个神经网络建模者的互联网讨论组曾对哪种学习算法能最好地模拟阿齐·邦克展开辩论[13]。讨论者假定，人们当神经网络表现不佳或被剥夺好的学习例子时，他们就成为种族主义者。只要我们的网络能够使用适当的学习法则并输入足够的数据，它们就会超越错误的刻板印象，正确地记录人类平等的事实。
一些种族刻板印象确实是基于错误的统计或根本没有统计；它们是自动给外来者抹黑的阴暗心理的产物（见第7章）。其他一些成见可能是基于对不存在的人群的正确统计，比如对我们日常在电影、电视上看到的虚构人物的统计：意大利黑手党、阿拉伯恐怖分子、黑人贩毒者、亚洲武术高手、英国间谍等。
但不幸的是，一些刻板印象也可能是基于对真实人群的正确统计。目前在美国，种族族裔群体之间在学校平均表现和暴力犯罪率方面都存在着真实和显著的差异。当然，统计数字对遗传性或其他任何推定原因没有任何解释力。普通人对这些差异的估计一般是准确的，在一些情况下，与某个少数群体有更多接触的人更为悲观些，同时不幸的是，他们也更为准确地估计了负面特征，如不合法和福利依赖性。一个好的统计类别制订者会发展出对种族的成见，并以此对个体情况做出精确而合乎理性却在道德上令人唾弃的决策。这种行为也是种族主义行为，不是因为它的非理性（在统计不准确的意义上），而是因为它藐视了“用种族或族裔群体的统计数据来判断个人是错误的”这条道德原则。因此固执的争辩不是源于对理性统计分类器的设计细节，而是源于一个规则系统，在本例中是伦理的规则，这个系统告诉我们何时关闭我们的统计分类器。
信念和欲望，解读事物的最好方式
你不断地转换频道，终于找到了《洛城法律》（L.A.Law）的重播，你想知道恶妇律师罗莎琳德·夏斯为什么在证人席上哭泣。如果有人解释说她泪腺的流体量增加了，直到压力超过表面张力，以至其流泪，你会喝止这种言论。你想了解的是，她希望打赢诉她前任雇主的案子，所以挤出鳄鱼的眼泪好让陪审团相信她，公司解雇她给她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但如果你看了下一集，想知道她为什么意外地跨过那扇开着的门，跌入电梯井底，你会知道，她的动机与任何人无关，只是弗洛伊德式的疯癫。任何自由落下的物质，包括罗莎琳德·夏斯，以每秒9.8米的加速度下落。
解释一个事件有多种方式，其中一些比另一些更好。即使有一天神经科学家解开了大脑整个连线图的密码，真相估计也是人类行为需要用信念和欲望的方式来对其解释，而非用伏特和克的方式。物理学对狡诈律师的诡计给我们提供不了任何线索，甚至也不能解释我们有关生物的许多更简单的行为。正如理查德·道金斯所说：“如果你把一只死鸟扔到空中，它会划出一道优雅的抛物线，完全按照物理书上所说的，然后掉在地上待在那儿。它的行为表现就像某种物质的固态实体在风阻力中应当表现的那样。但如果你将一只活鸟扔在空中，它不会画出抛物线然后掉在地面。它会飞走，或许都不会在这个县域着陆。”我们了解鸟和植物的内部结构。为了要知道它们为什么移动和生长，我们把它们切开，一点一点放到显微镜下。而对像椅子和铁撬这样人工制品，我们需要另一种解释：对该物体功能的描述。要是为了理解为什么椅子有一个稳定的水平表面而把它们切开，一点一点放到显微镜底下，这就有些傻了。其解释是有人设计了椅子来支撑上面的一个人。
许多认知科学家相信，心智配备了固有的直觉知识理论或模块，这成为合理化认识世界的主要方式。心智配备的模块有关于物体和力的、关于生物的，关于人工制品的、关于心智的，还有关于像动物、植物和矿物这种自然种类的。别把“理论”这个习语太当真，正如我们看到的，人们并不真像科学家们那样工作。也别把“模块”这个隐喻太当真，人们能把自己理解世界的方式混杂和匹配。例如，像“扔”这样的概念将意图（直觉知识心理学）与动作（直觉知识物理学）结合在了一起。我们常常将思考的方式应用于它们本不是被设计用作的题材，比如滑稽幽默（人作为东西），万物有灵宗教（树或山有心智）以及拟人化的动物故事（动物有心智）。正如我提到的，我更愿意以解剖学的理解方式来思考，如心智系统、器官和组织，类似于免疫系统、血或皮肤。由于心智特殊的结构，它们实现了专门化的功能，却并不一定是以封装胶囊的形式包装的。我还要再补充一句，直觉知识理论、模块或理解方式的清单的确太短。认知科学家把人们当作是没有古怪耳朵的斯波克先生。一种更现实的库存清单还会包括对危险、感染、地位、统治、公平、爱、友谊、性、孩子、亲戚和自我的思考和感觉方式。我们将在稍后的章节中探讨以上内容。
不同的思考方式是固有的，这不等同于知识是固有的。很显然，我们需要学习有关飞盘、蝴蝶和律师的内容。讨论天生模块并不意味着尽量少学习，而是要去解释学习本身。学习所涉及的不只是记录经验，学习需要表述所记录的经验，以便它们以有用的方式加以一般化。VCR在记录上非常出色，但没有人会把这种现代形式的白板看作是智能的范式。当我们观察律师工作时，我们对他们的目标和价值观下结论，而不是对他们的语调和肢体运动轨迹下结论。目标和价值观是我们在心理上表达体验的一种词汇。它们不像“动量”可由质量和速度组成，或者“功率”可由能量和时间组成，可以根据我们的物理知识由更简单的概念组成。它们是原始的或不能简化的，更高阶的概念是以它们来界定的。要理解其他领域的学习，我们也需要它们的词汇术语。
由于像词汇一样的组合系统可以产生海量的组合，那么人的思维是否可以由单个系统产生呢？是否存在一个心智的通用目的世界语呢？即使是一个非常高效的组合系统也有它的局限。一个计算器能够加减乘除海量的数字，但它永远不会拼出一个句子。一个精致的文字处理器能够用所有的字母组合打出无穷的藏书，但它永远不能把它拼读出的数字加起来。现代数字计算机可以用少量的东西做大量的事情，但所谓“少量”仍包括文本、图像、逻辑和几种数字的独特且基本的词汇。当计算机被设计了人工智能推理系统程序，它们需要被初始程序赋予对世界基本类别的理解：不能同时处于两个地方的物体、存活于一段固定时间的动物、不喜欢疼痛的人等。对人类心智来说也是如此。即使是十几个固有的心理词汇——批评者认为这是一个疯狂的想法——也将会是这少量的数目组成了整个人类思想和感情，包括从《牛津英语大字典》中的50万个单词到《天方夜谭》中1001个故事。
我们生活在物质世界之中，因此，在我们生命当中第一件必须要弄明白的事，就是物体相互碰撞的方式。直到最近，所有人都以为婴儿的世界是一个感觉的万花筒，用威廉·詹姆斯著名的话来说就是“万物生长，杂乱无章”。皮亚杰认为，婴儿是感觉运动的生物，不知道物体的黏着性和一致性，也不知道世界的运转是根据外部规律而不是自身的行动来决定的。婴儿就像唯心主义哲学的那首著名打油诗中的那个人一样：
曾经有个人这样说：
“上帝一定会特困惑，
理由是因为他发现：
这树依然葱绿如昨；
院中却已无人故我。”
有观点认为，世界是一个幻象或者物体在你不看它们时就不存在，哲学家指出，这种观点无法被任何观察所驳斥。婴儿终其一生都将体会到万物生长、杂乱无章的感受，除非他被安设了一个心智装置，来把这些蓬勃生长和杂乱噪音解释为物体遵循一致的机械规律的外部符号。我们应当期望，婴儿在生命之初会显示出对物理的一定理解。
只有细致的实验室研究才能告诉我们婴儿像什么——而不是曾像什么。不幸的是，婴儿是最为困难的实验对象之一——他们甚至比老鼠和大二学生还要难对付。让他们产生条件反射不太容易，而且他们不讲话。不过由心理学家伊丽莎白·斯波尔克（Elizabeth Spelke）和瑞内·巴尔亚容（Renée Baillargeon）完善的一种巧妙的技术充分利用了婴儿擅长的一项本领：失去兴趣。当婴儿不断重复看到相同的旧东西时，他们就转看别处来表示厌倦。如果出现一个新东西，他们就抬起头来盯着看。这样，观察者心中就有了“旧东西”和“新东西”之分。通过观察什么激起了婴儿的兴趣，什么拖长了他们的厌倦，我们可猜出婴儿把什么东西看作是相同的，把什么东西看作是不同的——这就是他们如何给体验分类。特别说明问题的是，当一块幕布开始挡住婴儿的一部分视线然后移开时，我们可以试着读出婴儿是如何来思考那部分看不见的世界的。如果婴儿的目光只是暂时被吸引，然后就去看别处了，我们可以推断出，景物一直就在婴儿的心中。如果婴儿注视的时间很长，我们可以推断，景物的出现令他们感到奇怪。
3～4个月大的婴儿通常是接受测试中月龄最小的，既因为他们的行为比再小些的婴儿更好，也因为他们的立体视觉、移动感知、视觉注意和视觉敏锐度刚刚成熟。测试本身不能确定什么是天生固有的，什么不是天生固有的。3个月大的婴儿不是前一天才出生的，所以在理论上讲，他们所知道的任何事都可能是习得的。而且3个月大的婴儿仍在许多方面有待成熟之处，所以他们稍后将知道的任何事也可能是无须学习而自动出现的，就像牙齿一样。不过通过研究婴儿在这个年龄知道些什么，这一实验缩小了备选的范围。
斯波尔克和菲利普·凯尔曼（Philip Kelman）想看看婴儿把什么看作是一个物体。我在第4章中提过，即使是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说出一个“物体”是什么也并非易事。一个物体可以被界定为具有光滑侧影的视域延伸，也可以被界定为一个具有同样颜色和质地的延伸，或是一个若干具有共同移动部分的集合体。依照这些定义，我们可以尝试抽出这些相同的部分，但如果做不到，表明它们确实是共同移动的。当各个组成部分共同移动时，我们把它们看作是一个物体；当组成部分各走其道时，我们把它们视为分开的物体。物体的概念是有用的，因为彼此附着在一起的物质通常是共同移动的。自行车、葡萄藤和蜗牛或许是由不同材料装配到一起的，但如果你选择了一端，另一端也会一起走。
凯尔曼和斯波尔克从一个宽幕布的顶端和下面伸出两根棍子来让婴儿厌烦。问题是，婴儿是否把小棍子看作单个物体的一部分。当幕布移走时，婴儿或者看到一根长棍子，或者看到两根中间有缝隙的短棍子。如果婴儿把它想作单个物体，那么看到一个物体会感到厌倦，两个则会让他们惊讶。如果他们以为每根棍都是一个物体，那么看到一个物体就会令其惊讶，而看两个就会觉得厌倦。控制实验测量了婴儿在事先没看任何东西的情况下，看一个物体和看两个物体分别持续多长时间，并减去基础时间。
人们估计，婴儿会把两件东西看作是两件，或者，估计他们如果在心理上把这些东西连接起来，会利用物体特征之间的所有相关来作为标准：光滑的侧影、共同的颜色、共同的质地以及共同的移动。但很显然，婴儿在生命早期就有了对物体属格的想法判断，这种判断也是成人概念的核心内容：一起移动的部分。当从幕布背后伸出的两根小棍一同来回移动时，婴儿把它们看作是一个物体；如果幕布升起后显示是两个物体，它们会感到惊讶。当它们不同时移动时，婴儿不认为它们是同一个物体，即使可见的部分有着同样的颜色和质地。当一根小棍从上边伸出，一个参差不齐的红色多边形从下边伸出，它们一同来回移动时，婴儿会以为它们是连在一起的，即使这两个东西除了共同的移动外没有其他任何共同之处。
在直觉知识物理学的其他原则中，孩子是成人的父母。第一个原则是，一个物体不能像幽灵一样穿过另一个物体。瑞内·巴亚尔容指出，当一个立方体前面的一块板设法向后跌落，平躺在地上，正好穿过立方体应当占据的空间时，4个月大的婴儿会感到奇怪。斯派尔克和同事证实，婴儿不认为一个物体会穿过一道比物体还要窄的障碍或缝隙。
第二个原则是，物体沿着连续的轨迹移动：它们不会在一个地方消失，又在另一个地方现身，就像《星际迷航之进取号》中的转运室一样。当婴儿看到一个物体从左侧幕布的左侧后面经过，然后似乎又从右侧幕布的右边重新出现，而没有穿过两块幕布之间的缝隙时，他就估计自己看到了两个物体。当他看到一个物体从左侧幕布后经过，又出现在这块幕布的另一边，穿过缝隙，然后经过右侧幕布后面，他就推测自己是在看一个物体。
第三个原则是，物体是具有内聚性的。当一只手拿起一个看上去像一个物体，但这个物体的一部分却留在后面的东西时，婴儿会感到惊讶。
第四个原则是，物体只有通过接触才会互相移动——也就是说，物体之间是不可能存在远距离的相互作用的。在不断看到一个物体从后面经过，而另一个物体弹出来后，婴儿们会期望看到像台球一样一个引发另一个的情况。当幕布显示一个球停止一小会儿后，第二个才刚升起来时，他们会感到惊讶。
所以3～4个月的婴儿能看到物体、记住它们并期望它们在移动时遵循连续、内聚和接触的法则。婴儿们不像詹姆斯、皮亚杰、弗洛伊德和其他思想家那样顽固不化。正如心理学家戴维·杰尔瑞（David Geary）所说，詹姆斯的“万物生长、杂乱无章”是对父母生活的良好描述，而不是针对婴儿生活的描述。这个发现还推翻了认为婴儿通过操控物体、绕着它们走、谈论它们或者听到人们谈论它们而让世界停止运转这样的看法。3个月大的婴儿几乎不能辨别方向、看、触摸和伸手拿东西，更不用说操控、行走、谈话和理解了。他们不可能用标准的互动、反馈和语言技巧来学习任何事情。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在聪明地理解着一个稳定和有规律的世界。
自豪的父母还没到给麻省理工学院招生办公室打电话的时候。小婴儿至多对重力有着不确定的理解。他们对“当一只手把桌子上的盒子推下去而盒子仍悬在空中”的事情，会感到惊讶；但只要用桌子边缘或指尖轻轻一触，就足以令他们觉得一切正常了。而且当幕布升起显现出一个下落的物体抗拒了重力，停在半空中时，他们也没觉得有什么异样。看到一个球滚过桌上的一个大洞而没有掉进去，他们也没有不知所措。婴儿对惯性也不大了解。例如，当看到一个球滚向一个盖住的盒子的一角，却出现在另一角时，他们没显示出多大兴趣。
但成人对于重力和惯性的掌握也不那么坚实。心理学家迈克尔·麦克劳斯基（Michael Mclloskey）、阿方索·凯拉马萨（Alfonso Garamazza）和伯特·格林（Bert Green）向大学生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当一颗球从一个弯曲的管子中弹射出去会发生什么，或者当旋转的绳球被割断了绳子会怎样。令人沮丧的是，有不少学生，包括许多曾经修过物理课的人，都猜测它会继续沿着弧线轨迹运动（牛顿第一定律断言，一个移动的物体会沿着一条直线持续运动，直到有一个力作用于它）。这些学生解释说，这个物体获得了一个“力”或者“动量”（一些学生记着的是不明其意的术语而不是概念，称其为“角动量”），这个“力”或者“动量”会推动着它沿着曲线运动，直到动量被耗尽，轨迹才变成直线。他们的信念正出自中世纪的理论：一个物体受到一种“原动力”的推动，使其保持运动，然后逐渐散逸。
这些大笑话源自有意识的理论化：它们不是人们心理有准备看到的。当人们把他们的答案用计算机动画模拟时，他们爆发出大笑，仿佛是看到大笨狼把必必鸟追赶到悬崖边，在直扑向前时停在了半空中。但认知误解远甚于此。我把一个球直扔上去，它离开我的手后，上升时，到顶峰时，下降时，都有哪些力作用于它？人们几乎不可能不认为动量带着球挣脱重力上升、到达顶峰时二力相当，然后重力越来越强并把它拉下来。正确答案是，重力是唯一自始至终作用的力。语言学家莱昂纳多·泰尔米（Leonard Talmy）指出，原动力理论灌注在我们的语言之中。当我们说“球在不停地滚，因为风在吹它”时，我们的推论是，球本身有一种固有的静止趋势。当我们说笔架把铅笔保持在桌子上，我们在暗示铅笔有着移动的倾向，更不用提对牛顿第三定律（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蔑视，而给笔架灌注了一种更大的力了。泰尔米像大多数认知科学家一样，相信概念驱动语言，而不是语言驱动概念。
当研究更为复杂的移动时，甚至连知觉也辜负了我们。心理学家丹尼斯·普洛菲特（Dennis Proffitt）和戴维·吉尔登（David Gilden）曾问过人们一些关于陀螺、滚下斜坡的轮子、碰撞的球、“阿基米德在浴缸中的位移”等简单问题。如果不允许在纸上玩弄等式，甚至连物理学教授都猜错了结果。（如果允许用纸笔计算，他们会花一刻钟算答案，然后宣称这个问题“太小儿科”。）对于这些位移，对不可能事件的视频动画看起来很自然，确实，可能的事件看上去不自然：一个倾斜而不跌倒的陀螺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一个奇妙的物件，即使对物理学家也是如此。
发现心智是非牛顿力学的，这并不令人奇怪。经典力学中理想状态的移动只有在真空中无摩擦平面上移动的弹性质点上才能看到。在现实世界中，牛顿定律被空气中、地面上和物体自身分子的摩擦所掩盖。摩擦减慢了所有东西的移动并使静止的东西保留在原地，所以人类很自然就觉得物体有着静止的固有趋势。正如科学史学家所言，要说服一位正想方设法要把陷在泥里的牛车弄出来的中世纪欧洲人，运动的物体是以不变的速度沿着一条直线持续运动的，除非受到一个外力的作用，想必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像旋转的陀螺和滚动的轮子这样复杂的运动有着双重劣势。它们依赖于有着可以忽略的摩擦，而且它们的运动是由许多变量同时相关的复杂等式所支配的。我们的直觉知识系统即使是在最好的条件下，一次也只能处理一个问题。
即使是最聪明的婴儿也有许多要学习的内容。孩子成长的世界中有沙子、尼古拉带、胶水、内尔夫塑胶球、摩擦气球、蒲公英种子、回飞飞镖、电视遥控器、还有无数的其他物体，它们的奇特性质都推翻了牛顿定律的一般预测。婴儿们在实验室中所展示的早慧并不意味着他们不需要学习关于物体的知识，而正是这种早慧才使得学习成为可能。如果孩子们不把世界刻划成物体，或者如果他们乐于相信物体会神奇地消失再出现于他处，他们就会无处依托，来证实他们对于黏着、蓬松、粘稒等特性的发现了。他们也发展不出亚里士多德理论、原动力理论、牛顿理论或是大笨狼理论中所体现的直觉知识了。总之，直觉物理学若要能适用于中观世界，它就一定得运用上物体的性质和运动的规律；而从生命的初期开始，婴儿正是通过这些观点来看待这个世界的。
这儿有一个电影情节。主人公想方设法要达到一个目标，对手则在阻挠。在一个帮手的协助下，主人公终于取得了成功。这个电影描绘的不是一个虚张声势的英雄在一个浪漫友人的帮助下挫败了卑鄙小人的故事。可以将演员们看成三个点。一个点沿着一条倾斜的线向上移动一定距离，退了下来，又上去，直到它快到顶端。另一个点突然猛撞了过去，第一个点又退了回来。第三个点温柔地和第一个点接触并一起移动直到斜线的顶端。我们把第一个点看作是试图爬上一座小山，把第二个点看作是阻挡它，把第三个点看作是帮助第一个点达到目标，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
社会心理学家弗里茨·海德尔（Fritz Heider）和M.西梅尔（M.Simmel）是影片的制作人。他们与许多发展心理学家一道得出结论，人们不是把移动作为他们直觉知识物理学中的特例（或许是当作有弹性的怪异物体），而是把它当作不同种类的实体。人们将某些物体解释为有生命的行为体。对行为体的识别是根据它们违背直觉知识物理学的能力，这种违背体现在无须外部推力的启动、停止、转弯或加速，特别是当它们持续地接近或避开另一些物体时。这些行为体被认为是具有一种内部的、可重续的能量、力、动力或魅力来源，这些行为体以其来推动自身，通常用于实现一个目标。
这些行为体就是动物，当然也包括人。科学告诉我们，这些行为体就像其他宇宙万物一样，也遵循物理学规律，只不过移动的物质中在肌肉和大脑里包含了微小的分子。但在神经生理学实验室之外，普通的思考者们则要把它们分配到一种无根由的不同类别中。
婴儿在生命早期就把世界分为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两种。3个月大的婴儿看到一张脸突然静止不动会烦躁不安，而看到一个物体突然停止移动则不会觉得异样。他们靠推东西来试图把物体拿到身前，而靠发出声音来让人们靠近自己。到6～7个月大时，婴儿就能够辨别到底是手作用于物体还是其他物体作用于物体了。他们对于什么使人移动和什么使物体移动有着相反的估计：物体彼此启动靠碰撞；人的启动和停止靠自身。到12个月大时，婴儿在解释运动点的卡通动画时，仿佛把点看作是在追寻目标。例如，一个点在去往另一个点的途中原本要跳过一个障碍，当障碍被移除时这个点就走了捷径，对此婴儿并不感到惊讶。3岁大的孩子对卡通点的描述基本上与我们的描述是相同的，他们也能够区分自己能够移动的东西（如动物）和自己不能移动的东西（如玩具娃娃、雕像和栩栩如生的动物小人像）。
对于自我推动的行为体的直觉知识与另外三个重要理解方式有所重叠。大多数行为体是动物，而动物像植物和矿物一样，是自然赋予我们感觉的类别。一些自我推动的东西，如汽车和摆动玩具小人，则是人工制品。还有许多行为体不仅接近或回避目标，其行为还出自信念和愿望；也就是说，它们有心智。下面我们来分别看看每一类。
每一个人都是一位优秀的业余生物学家。我们喜欢观察动植物，将它们归入生物学家能识别的分类，预测它们的运动和生命周期，把它们的汁水作为药物、毒药或食品添加剂。这些让我们得以适应环境的技能，来自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我们称之为民间生物学，或许“民间自然历史”是一个更恰当的术语。人们对于自然种类有着某种直觉知识——大致说，就是在自然历史博物馆中找到的那类东西，比如动物、植物和矿物——这些东西不能应用于人工制品，如咖啡壶，或是直接由规则规定的种类，比如三角形和首相。
狮子的定义是什么？你或许会说“狮子是一种生活在非洲的大型凶猛猫科动物”。但假如你了解到，10多年前狮子在非洲已被猎捕至灭绝，现仅存于美国的动物园中。假设科学家发现狮子并不是天生凶猛；它们只是在不健全的家庭中成长才会那副样子，否则就会像《绿野仙踪》中的伯特·拉尔那么善良。假设我们发现狮子甚至不属于猫科。我有一个老师认为狮子实际上属于犬科，尽管她错了，但她本来有可能是对的，就像鲸结果被发现是属于哺乳动物，而不是鱼一样。但如果这个思维实验被证明是正确的，你大概会觉得，这些“温驯的美国狗”仍旧实际上是狮子，即使上述定义中已没有一个词还存在。狮子没有定义，甚至不能根据字典中那个词定义旁边狮子的图片判断出来。一个栩栩如生的机器狮子不能算作是真狮子，而人们可以想见，一个身上裹着一条毯子的狮子看上去虽然更像老虎，但却可以是狮子。
哲学家们说，自然种类术语的含义来自对隐含特征或要素的直觉知识，这种特征或要素为种类成员所共有，其最初的例子被称为这个术语。人们不需要知道要素是什么，只需知道有个要素即可。有些人大概认为狮子的资格在于血液；另一些人可能嘀咕关于DNA的一些东西；还有另外一些人没什么想法，但会感觉到狮子都有这个要素，并将其传给后代。即使知道了一个要素，它也不是一个定义。物理学家告诉我们，金是有79号原子的物质，这是我们所期望的好要素。但如果计算错误，结果发现金是78而铂是79，我们不会以为单词“金”现在指的是铂，或是体会到我们对金的判断方式有多大变化。拿这些直觉知识与我们对于像咖啡壶这样人工制品的感觉相比较，咖啡壶是煮咖啡用的壶。所有的咖啡壶都有一个要素，且科学家有一天会发现该要素，或者我们对于咖啡壶的感觉完全错误，以及它们确实是煮咖啡的壶的可能性可以上《蒙蒂·派森的飞行马戏团》了。
如果民间物理学背后的驱动直觉知识是连续的固态物体，而生命性背后的驱动直觉知识是一种内部的、可重续的能量来源，那么自然种类背后的驱动直觉知识则是一种隐含的要素。民间生物学是本质主义的，其要素本质与驱使动物运动的能量是有共同之处的，它还被理解为给动物提供了形式、驱动着动物的成长，并协调组织进行类似呼吸和消化这样的营养过程。当然，现在我们知道，这一生命冲动实际上只是每个细胞中微小的数据带和化学工厂。
关于要素本质的直觉知识在很久以前、在很多地方都被发现了。即使在达尔文之前，专业生物学家所使用的林奈分类系统也是由一种对“不是基于相似性而是基于基本构造”的适当类别感觉所指导的。孔雀和雌孔雀被划分为相同的动物，就像毛毛虫和由它变成的蝴蝶一样。一些相似的动物——大花蝶和总督蝶，老鼠和鼩——则被划入不同的群体，因为它们的内部结构或胚胎形式有微妙差异。分类系统是层级性的：每种生物都属于一个物种，每个物种都属于一个属，以此上推还有科、纲、目、族，直到植物和动物界，所有的物种都处于生命之树当中。再拿这个系统与人工制品的分类加以比较——比方说，音像店里的录音录像带，它们可以根据题材来分类，比如正剧和音乐剧；根据时间来分类，比如新上市的和经典的；根据字母顺序分类；根据出品国家或者根据各种交叉分类标准来分类，比如国外新上市的或经典的音乐剧。没有一个完全正确的录像带之树。
人类学家布兰特·伯林（Brent Berlin）和斯科特·艾特兰（Scott Atran）发现，世界各处的民间分类学的作用方式都像林奈分类一样。人们把所有当地的植物动物分类组成种类，对应于生物学家的“属”。因为在一处环境中通常每一属中只有一个物种，所以它们的类别往往也与生物学家的“物种”相匹配。每个民间的属都属于一种单一的“生命形式”，比如哺乳动物、鸟、蘑菇、草本植物、昆虫或爬行动物。这种生命形式要么是动物、要么是植物。人们在对生物分类时以外表形状来覆盖归纳，例如，人们把青蛙和蟾蜍放在一起。人类用类别来推理动物运作的方式，比如推论出某只特定的动物能够和哪些动物进行交配等。
达尔文对于进化的最佳论述是，它解释了为什么生物是按层级划分成群的。生命之树是家族之树。一个物种的成员似乎共有一种要素本质，因为它们是一个共同祖先传承下来的后裔。而物种之所以会属于一层层更高阶的类别，是因为它们在发展的过程中会与更早期的祖先分离得越来越远的缘故。胚胎和内部特征是比表面外形更为合理的评判标准，因为它们更好地反映了相关程度。
达尔文曾与他同时代的直觉知识本质主义相斗争，因为从极端上讲，这暗示着物种是不能变化的。爬行动物有爬行动物的要素本质，因而不能进化成鸟，就像数字7不能演变成一个偶数数字一样。到了20世纪40年代，哲学家莫蒂默·阿德勒（Mortimer Adler）认为，就像不会有三条半边的三角形一样，动物和人之间也不会有任何中间地带，所以人不可能是进化而来的。达尔文则指出，物种是成员各有差异的种群，而不是理想样板；在过去，它们可能曾逐渐变成过介乎二者之间的形式。
今天，我们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在现代学术圈中，把一个人称作是“本质论者”可以说是最糟糕的称呼了。在自然科学中，本质先于存在论，等同于创世论。在人文学科中，这个标签表示这个人认同非常愚蠢的信念，比如性别不是社会建构的，存在着普遍的人类情感，真实世界是存在的等。而在社会科学中，“本质论”已经与“简化论”“决定论”“物化论”一起成为滥用的术语，被猛掷向任何试图解释而非复述人类思想和行为的人们。我认为“本质论”成为一种标签是很不幸的，因为究其根源，它只是寻常人类的好奇心，想发现“是什么使得自然事物运转”罢了。化学、生理学和遗传学的成功背后都有着本质主义，即使今天的生物学家也在进行人类基因组计划（但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基因组）工作或打开《格氏解剖学》时，按照惯例奉行着本质主义的“异端邪说”。
本质主义思维根植得有多么深？心理学家弗兰克·凯尔（Frank Keil）、苏珊·盖尔曼（Susan Gelman）和亨利·韦尔曼（Henry Wellman）把哲学家提出有关自然类事物的假想实验来询问小朋友的意见。医生们取来一只老虎，把它的毛漂白，再缝上鬃毛。它是狮子还是老虎？7岁的孩子说，它还是老虎，但5岁的孩子说它现在是狮子。这项研究发现，从表面上看，对于动物，大一些的孩子是本质论者，但小一些的孩子则不是。无论任何年龄的孩子都不是关于人工制品的本质论者——如果你把一个咖啡壶做得像一个鸟食器，孩子们会像成人一样，说它就是一个鸟食器。
但深入发掘之后，人们发现，即使在学龄前儿童身上，也有关于生命体的本质论者直觉知识的证据。5岁大的孩子否认一个动物可以跨越深层界限被做成植物或人工制品。例如，他们说，看上去好像是仙人掌或毛刷的刺猬，事实上不是仙人掌或毛刷。学龄前儿童还认为，一个物种只有在其转变影响到动物构成的永久部分时，才能转变为另一个物种，而不是仅仅变换外形即可。例如，他们否认狮子的装束就能把老虎转变为狮子。他们称，如果你去除了狗的内脏，而外形仍不变，那么尽管它还看上去像条狗，但已经不是狗了，既不能像狗那么叫也不能吃狗食。但如果你去除了狗的外部构造，使得剩下的东西看上去一点儿也不像狗，但它仍然还是条狗，做狗能做的事情。学龄前孩子甚至对遗传性也有一个大致的感觉。告诉他们一头小猪被奶牛养育，他们知道小猪长大后仍会发出猪的哼哼声，而不是牛的哞哞叫。
孩子们不只像分类棒球卡一样给动物归类，而是用它们的类别来推理动物如何工作。在一个实验中，实验者把一只火烈鸟、一只燕八哥和一只很像燕八哥的蝙蝠图片分别展示给3岁大的孩子看。孩子们被告知，火烈鸟喂养幼鸟糊状食物，而蝙蝠给幼子哺乳，然后问他们认为燕八哥喂幼子什么。在没有其他信息的情况下，孩子们根据外形判断，说燕八哥像蝙蝠一样哺乳。但如果告知他们，火烈鸟是鸟，孩子们就认为它们会像燕八哥一样工作，尽管它们外形不同，并推测燕八哥给它们的幼子提供的也是糊状食物。
孩子们还感觉到，生物体的特性是为了其存活和帮助其发挥功能。3岁大的孩子说，玫瑰花有刺是对玫瑰花有帮助的，但却没说铁丝网有刺是为了帮助网。他们说钳子对龙虾有好处，而没说虎钳牙对老虎钳有好处。这种对适合或适应的感觉不只是心理需求和生物功能之间的混淆。心理学家波多野谊余夫（Giyoo Hatano）和稻垣加代子（Kayoko Inagaki）表明，孩子们对不自觉的身体过程有着清楚的感受。他们知道，一个男孩不能将饭消化得更快些以便给甜食腾点儿空间，也不能单凭愿望就使自己变得胖起来。
本质主义是习得的吗？生物过程太缓慢、隐含了，无法展示给厌倦的婴儿来看，但测试婴儿只是显示在缺乏经验时知识的一种形式。另一种是衡量经验本身的来源。3岁大的孩子还没上过生物课，他们没什么机会来拿动物的内部结构和遗传特征做实验。他们关于核心本质所学的任何东西都应当来自父母的。格尔曼和她的学生们对母亲向孩子谈论动物和人工制品的4000多个句子进行了分析，母亲基本上没有讲过内部结构、起源或核心要素，她们只是讲过几次人工制品的内部结构。孩子们没有经过父母帮助就是本质主义者了。
在人成为人之后，才有了人工制品。我们制造工具，而随着我们的进化，我们的工具也制造了我们。一岁大的婴儿对物体为他们所能做的事情深深好奇。他们着迷地胡乱修补物品，用小棍子推、用布和绳子拉、用支座撑起东西。孩子们在18个月左右被测试使用有关工具的能力，他们表现出一种理解力，了解工具要与它们的材料产生接触，以及工具的刚度和形状要比其颜色和装饰更为重要。一些脑损伤的病人叫不出自然物体的名称，却能叫出人工制品，或者情况相反，这说明人工制品和自然种类在脑中有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储存。
什么是人工制品？人工制品是一个适合达到某种目的的物体，而这个物体正是被人打算用来达到那个目的的。机械学与心理学的混合使得人工制品成为一种奇怪的类别。人工制品不能根据它的形状或构成来界定，而只能根据它们所能做的事情和人们在某些情况下想要它们做的事情来界定。我家所在的社区有一家商店，除了椅子外什么也不销售，但它和百货公司一样有各式各样的存货。有凳子、高背餐桌椅、躺椅、吊床、木制立方体、塑料的S形，还有发泡的橡胶圆柱体。我们把它们都叫作椅子，因为设计它们是用来支撑人体的。一个树桩或一只象脚也可以成为椅子，如果有人决定要这么用的话。大概在世界上的某处森林里，就有树的盘根错节不可思议地组装成了一把椅子。但润物细无声，直到有人决定把它当作一个椅子，它才会成为一把椅子。凯尔的小小被试们愉快地将咖啡壶变成鸟食器，他们显然明白这个观点。
一位外星人的物理学家或几何学家会对一些我们以为存在于这个世界中的人工制品感到困惑，除非他也有我们的心智。乔姆斯基指出，我们可以说，约翰正在写的书出版以后会重两公斤；“这本书”既是约翰脑袋中的思想流，又是一个有质量的物体。我谈论房子被烧毁然后再重建，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同样的房子。如果我们说，“伦敦是这么不快乐、丑陋和污染严重，它应当被摧毁，然后在100公里外再重建”，那么想想“城市”该是个什么样的物体。
当艾特兰宣称民间生物学反映了专业生物学时，他遭到了批评，因为像“蔬菜”和“宠物”这样的民间类别无法与林奈分类相匹配。他回应说，它们是人工制品。它们不仅由它们所服务的需求所界定的（美味多汁的食物；温顺的同伴），而且它们实际上就是人类的产品。几千年的选择繁殖将玉米从草中、胡萝卜从根茎中创造出来。人们只需想象一群群狮子狗在原始森林中游荡，就会认识到大多数宠物也都是人类的创造。
丹尼尔·丹尼特提出，心智在处理人工制品时采取的是“设计立场”，并辅之以对像岩石这样物体的“实体立场”和对心智的“意识立场”。在设计立场中，人把意图归因于一个真实或假设的设计者。有些物体非常适合于完成不大可能的结果，因此这种归因很容易。正如丹尼特写道：“斧头是什么，或者电话是什么没有什么疑问；我们基本不需要去查询贝尔的传记以便获得他内心想法的线索。”然而，人们对于其他像是绘画和雕塑等物品的设计动机，却可以提出许多种不同的解释。——这些东西有时候就是被故意设计成让观察者猜不透它背后的设计动机的。人工制品由于依赖人类意图，所以取决于解释和评判，就好像它们是艺术，丹尼特称之为“人工制品解释学”的一种活动。
现在我们来讨论心智解读其他心智的方式。我们都是心理学家，我们分析心智不只是为了跟随肥皂剧的情节，而是为了理解最简单的人类行为。
心理学家西蒙·巴伦-科恩（Simon Baron-Cohen）用一个故事阐述了这一点。玛丽走进卧室，走了一圈，然后走了出去。你对此怎么解释？或许你会说，玛丽在找什么她想要的东西，以为会在卧室里。或许你会说，玛丽听到卧室里有什么声响，她想看看是什么发出的声音。又或者你会说，玛丽忘了她要去哪儿，可能她实际上是想去楼下。不过你一定不会说，玛丽每天这个时间都这样做：她就是走进卧室，走一圈，然后走出去。用物理学家的语言——时间、距离和质量——来解释人类行为将会很不自然，而且也是错的。如果你明天回来检验这个假设，它一定不成立。我们的心智用信念和意愿来解释他人的行为，因为他人的行为事实上是由那些人的信念和意愿所控制的。行为主义者是错误的，每个人在直觉上都知道这一点。
心理状态是看不见的，也没有重量。哲学家们把它们定义为“一个人与一个主张的关系”。关系是一种态度，就像相信什么、想要什么、希望什么、假装什么一样。主张是信念的内容，有些像一个句子的含义——例如，“玛丽找到了钥匙”或者“钥匙在卧室里”。信念的内容与世界的事实处于不同的领域。“剑桥食堂里有独角兽在用餐”是错的，但“约翰以为剑桥食堂里有独角兽在用餐”可以是非常正确的。要把一个信念归于某人，我们不能只是以一种寻常方式产生一个想法，否则我们在自己不相信独角兽的情况下就无法得知约翰相信独角兽。我们要把一个想法，用心理引号括在一边，然后想，“这是约翰所想的”（或者想要的、希望的、猜测的）。我们所能想的任何事情，也是我们认为其他人可以想的事情（玛丽知道约翰以为有独角兽）。这种洋葱般的想法之中套想法需要一个计算架构（见第2章），另外，当我们在与他人沟通时，还需要乔姆斯基所提出的递归语法，对此我在《语言本能》中进行了解释。
身为凡人，我们不能直接读出他人的心理。但根据他们所说的，他们从字里行间透露出的言外之意，他们眉目神情所显示的，以及他们的行为表现，我们能够做出很好的猜测。这是我们这个物种最杰出的一项禀赋。读完第4章后，你可能对人们能认出一条狗感到惊讶，现在想想，在哑剧中要认出一条狗需要什么能力吧。
但孩子们却能做到。这种心智背后的技能首先是在摇篮里练习的。两个月大的婴儿盯着成人的眼睛；6个月大的婴儿知道这些目光是不是也在看他；一岁的婴儿能望向父母盯着的东西，当他们不确定父母为什么做某事时，他们会去看父母的眼睛；18个月到24个月之间，孩子们开始把他人心智的内容与他们自己的信念区分开来。他们以一种骗人的简单本事来炫耀这种能力：假装。当一个走路摇摇晃晃的小孩和妈妈玩耍时，妈妈递给他一个香蕉并告诉他电话响了，他是在区分家长假装的内容（香蕉是电话）和他自己信念的内容（香蕉是香蕉）。两岁大的孩子能使用心理动词“看”和“想要”，3岁大的孩子使用的动词则有“认为、知道和记得”。他们知道一个看某物的人一般想要他所看的东西。他们也理解“想法”的概念。例如，他们知道你不能吃苹果的记忆，以及人们只能通过向盒子里看才能说出里面有什么。
到4岁时，孩子们通过了一项了解他人心智的非常严格的测试：他们能够把他们认为错误的信念归于他人。在一项典型的实验中，孩子们打开聪明豆盒子，惊讶地发现里面有铅笔。然后实验者问孩子们，一个走进屋子的人会期望在盒中发现什么。尽管孩子们知道盒子里装的是铅笔，他们却将此知识搁置一边，从新来者的角度出发，回答“聪明豆”。3岁大的孩子要把他们的知识置于一边比较困难；他们坚持认为新来者会期望在糖果盒中发现铅笔。但要说他们缺乏对他人心智的想法则不大可能。因为当错误的答案不那么诱人或孩子被引导稍微努力些思考时，他们就也会把错误的答案归于他人。在多个国家重复这个实验时，结果都是相同的。
想到其他人的心智是如此之自然，以至于它几乎就像智能本身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我们难道能想象不去想其他人也有心智会怎样吗？心理学家艾利森·哥尼克（Alison Gopnik）的想象会是这样：
在我视野的顶端是一个鼻子的模糊边缘，前面是摇晃的手……在我周围，皮囊在椅子上悬空架着，塞着一片片的布；它们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变换和凸出……顶部附近的两个黑点不停地来回转来转去。黑点下有一个洞塞满了食物，从中发出一串串噪音……这个嘈杂的皮囊突然向你移动过去，它们的噪音越来越大，你不知道为什么……
巴伦-科恩，阿兰·莱斯利（Alan Leslie）和犹他·福里斯（Uta Frith）指出，确实有人这样想。我们称这些人患有自闭症。
1000个孩子中就有一个自闭症儿童。他们认为自己“被拉到贝壳里与世隔绝、独自生活”。当被带进一个屋子时，他们不关心人，径自奔向物体。当有人向他们伸出一只手，他们把手当作机械玩具来玩。他们对可爱的玩具娃娃和毛绒玩具没多大兴趣。他们对父母也不大注意，别人呼唤时他们也不做回应。在公众场合，他们像对待家具一样对他人触摸、闻或者无视。他们不与其他孩子玩。但一些自闭儿童的智力和知觉能力如传奇一般（特别是在达斯汀·霍夫曼在《雨人》中的出色表演之后这吸引了广泛关注。）。其中一些人能学会乘法表、拼拼图（甚至是倒着的），拆卸再重新组装器械，读出远远的车牌号，或者即刻计算出过去或将来哪个秋天中任何一个日子是那周的星期几。
像许多心理学专业的本科生一样，我学习自闭症始于精神分析学家布鲁诺·贝特尔海姆（Bruno Bettelheim）在《科学美国人》中发表一篇著名的文章《机械男孩乔伊德》。贝特尔海姆解释说，乔伊德自闭症是由于感情上疏远的父母（“冰箱母亲”成了很受青睐的术语）和早年过于严苛的大小便训练造成的。他写道：“乔伊德不幸不大可能降临在除我们自己之外的任何时间和文化中。”据贝特尔海姆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父母过于轻易就可以给孩子们提供物质享受，以至于孩子们从中得不到什么乐趣，而孩子们对于自己基本需求的满足也没有发展出一种价值感受。贝特尔海姆宣称已经治愈了乔伊德，起初是通过让他使用废纸篓而不是马桶。他承认，这种治疗“给他的治疗师们带来了一些麻烦”。
现在我们知道，自闭症在任何国家和社会阶层都有可能出现，它会持续一生（尽管有时状况会有些改善），我们也不能为此而责怪母亲。自闭症几乎一定是由于神经病理和遗传方面的原因，尽管具体原因还没有被确定。巴伦-科恩、福里斯和莱斯利表示，自闭症孩子是不理解心智的：他们将心智归于他人的模块损坏了。自闭症孩子几乎从不假装，不能解释苹果和对苹果的记忆的差异，不能区分有人向盒子里看和有人触摸盒子的差异，他们知道一张卡通脸在向哪儿看，却猜不出它想要看的东西，他们也通不过聪明豆（错误信念）测试。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通过了一项测试，这是一项逻辑上与错误信念任务相同却不是关于心智的。实验者将橡皮鸭子从浴缸出取出来，把它放到床上，照一张快照，再把它放回浴缸。正常的3岁大的孩子会莫名其妙地认为照片上会显示鸭子在浴缸中。自闭症儿童则知道它不会。
心智盲不是由真正的眼盲造成的，也不是由像唐氏综合征这样的智障造成的。这是一个生动的提醒，说明世界的内容不只是在那儿供了解的，而是需要用合适的心智设备来掌握的。在某种意义上，自闭的孩子是正确的：宇宙就是运动的物质，而不是其他。一个卵子和一股精液可以产生一个思考和感觉的场所，而一个血块或一枚金属弹头则可以终结它，我的“正常”心智设备令我长期以来对此目瞪口呆。它给了我幻想，让我以为伦敦、椅子和蔬菜都属于世界物体的存货清单，甚至物体自身也是一种幻想。巴克敏斯特·福勒（Buckminster Fuller）曾写道：“你所学过的每一件事……随着你开始研究宇宙，‘显然’越来越不显然。例如，宇宙中没有固体，甚至没有一个物体的暗示。宇宙中没有绝对的连续体，没有表面，也没有直线。”
当然，在另一种意义上，世界确实有表面，有椅子，有兔子，也有心智。它们是物质和能量的节点、模式和蜗旋，遵循着它们自己的规律，像涟漪一样传过我们芸芸众生身处其中的空间与时间。它们不是社会建构，但对于一个未装备的心智，它们也可能根本就不存在。正如心理学家乔治·米勒（George Miller）所言，“大脑登峰造极的智力成就是现实世界……我们体验的现实世界的所有基础方面就是对真正物理世界的适应性解释”。
3个好工具：逻辑、算术和概率
中世纪的课程设置包含有7项人文学科，分作低阶的三艺（语法、逻辑和修辞）和高阶的四艺（几何、天文、算术和音乐）。三艺最初是指三条路，后来意为交叉道路，再后来意为寻常事物（因为普通人都在交叉路口闲逛），最后是不足道的或琐碎的事物。在某种意义上，这个词源是恰当的：除了天文，没有人文学科是关于任何事情的。它们不解释植物、动物、岩石或人；相反，它们是可以应用于任何领域的智力工具。就像学生抱怨代数从来不会在现实世界中有所帮助一样，人们也可能会有疑问，自然选择把这些抽象工具灌输到我们脑中是否有用。我们来看看修改后的三艺：逻辑、算术和概率。
从技术上说，逻辑指的不是一般范畴上的理性，而是从一些陈述的事实推出另一个陈述的事实，基于的仅仅是它们的形式，而不是它们的内容。当我做如下推理时，我在运用逻辑。P是真的，P包含Q，所以Q是真的。P和Q是真的，所以P是真的。P或Q是真的，P是假的，所以Q是真的。P包含Q, Q是假的，所以P是假的。我可以推导出所有这些事实，而无须知道P是否意为“花园里有一只独角兽”“马里兰州生长大豆”或者“我的汽车被老鼠咬了”。
大脑做这种逻辑推理吗？大学生在逻辑问题上的表现不容乐观。例如，房间里有一些考古学家、生物学家和国际象棋棋手。没有考古学家是生物学家。所有的生物学家都是国际象棋棋手。根据这三点，你能得出什么结论？一大部分学生得出结论，没有考古学家是国际象棋棋手，而这是个无效的结论。没有一个人得出“一些国际象棋棋手不是考古学家”这个有效结论。事实上，有15%的学生称这些前提条件得不出有效的推论。
斯波克总是说，人类是没有逻辑的。但正如心理学家约翰·迈克纳马拉（John Macnamara）所争辩的，这个观点本身就不合乎逻辑。逻辑规则最初被视为是思想规律的形式化。这有些过誉，逻辑事实是真实的，无论人们怎么想。但如果一个物种的大脑在找到逻辑事实时没有给它一种确定的感觉，我们很难想象它会发现逻辑。对于“P、P包含Q、所以Q”，有一些特别引人注目、甚至是不可抗拒的东西。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心，我们就会发现为什么我们自己的逻辑错误是不正确的。我们对于“哪些事实是必要的”彼此达成一致。我们教授他人不是通过权威的强迫，而是苏格拉底式的，让学生们用自己的标准来识别事实。
人们当然确实用一些逻辑进行思考。所有的语言都有逻辑术语，比如“不、和、相同、等同和相反”。孩子们在不到3岁的时候就已经恰当地使用“和、不、或者和如果”了，不仅在英语中如此，在6种所研究的其他语言中也是如此。逻辑推断在人类思维中无处不在，特别是当我们理解语言时。这儿有一个心理学家马丁·布雷恩（Martin Braine）列举的简单例子：
约翰去吃午饭。菜单上标明有一个特价汤和沙拉，还送免费啤酒或咖啡。另外，如果你点牛排会附送一杯红酒。约翰选了特价汤、沙拉和咖啡，还有另外一些饮料。
（a）约翰得到免费啤酒了吗？（是的，没有，说不出）
（b）约翰得到免费红酒了吗？（是的，没有，说不出）
实际上，所有人都推出（a）的回答是“没有”。我们对于餐馆菜单的知识告诉我们，“免费啤酒或咖啡”中的“或”的意思是“不是两者都”——你只能免费得到其中之一；如果你想要另一个，你得花钱买。进一步推导，我们知道约翰选了咖啡。从前提“不是啤酒和咖啡两者都免费”和“免费咖啡”，根据逻辑我们推断出“不是免费啤酒”。（b）的回答也是“没有”。我们对餐馆的知识提醒我们，食物和饮料不是免费的，除非菜单上明确那么讲。所以我们增加了“如果不是牛排，就没有免费红酒”这个条件。约翰选择了汤和沙拉，这表示他没选牛排；所以我们用逻辑得出结论，他没有得到一杯免费红酒。
在根据通过语言从他人那里获知的零碎事实和某人自己的综合归纳，从而推导出关于世界的真实事件中，逻辑是不可或缺的。那么为什么在考古学家、生物学家和国际象棋棋手的问题中，人们似乎无视逻辑呢？
一个原因是，在英语这样的日常语言中，逻辑词汇是含糊的，却往往表示一些正式的逻辑概念。英语单词“或”有时可以表示逻辑连接词“或”（A或B或两者都），有时可以表示逻辑连接词“排他的或”（A或B但不是两者都）。语境往往会表示清楚讲话者想用的是哪个，但若是以意想不到的形式出难题，读者可能会猜错。
另一个原因是，逻辑推断不可能是随意推出的。任何真实的陈述都能衍生出无数个真实却没用的新陈述。从“马里兰州生长大豆”中，我们可以推导出“马里兰州生长大豆，或者奶牛跳到了月亮上”，“马里兰州生长大豆和要么奶牛跳到了月亮上要么没有”，如此类推，以至无穷（这是第1章中介绍的“框架问题”的例子）。除非有完全足够多的时间，否则即使是最好的逻辑推断者也只能猜测应该探索哪个含义，以及哪些含义可能是死胡同。有一些规则必须被抑制，因此，有效的推断将无可避免地会缺失。猜测本身不可能源于逻辑；一般来说，它来自假设讲话者是一位传递相关信息的合作性谈话伙伴，而不是一位恶意的律师或是一位判分严格、试图给人挑错的逻辑学教授。
或许最重要的阻碍是，心智逻辑不是一个掌上计算器，乐于接受任何A、B和C这样的输入。心智与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系统是交织在一起的。心智逻辑的特定步骤一旦启动，就不依赖于世界知识，但它的输入和输出直接传递着知识。例如，在餐馆的故事中，推断的联系在关于菜单的知识和逻辑应用之间交替进行。
一些区域的知识有它们自己的推断规则，可以强化逻辑规则，或者与逻辑规则跨用途应用。一个著名的例子来自心理学家彼得·沃森（Peter Wason）。沃森受到哲学家卡尔·波普（Karl Popper）的科学推理理想的启发。即如果对一个假说的证伪都失败了，那么这个假说就是可接受的。沃森想看看普通人是如何来证伪的。他告诉被试一套卡片的一面有字母，另一面有数字，然后请他们检验“如果一张卡片在一面有一个D，它在另一面就有个3”这个法则，这是一个简单的P包含Q的陈述。实验者给被试们看4张卡片，然后问他们，如果法则成立，那么他们应当翻开哪张卡片。试试这个：
大多数人要么选择D卡片，要么选择D卡片和3卡片。正确答案是D和7。只有“当P是正确的和Q是错误的”时，“P包含Q”才是错误的。3卡片是无关的；法则说D卡片有3，而不是3卡片有D。7卡片很关键；如果它的另一面有D，法则就错了。只有5%～10%接受测试的人选中了正确的卡片。甚至上过逻辑课的人也选错了。顺便说一句，不是人们把“如果D那么3”解释为“如果D那么3，反之亦然”。如果他们确实那样解释，但在其他方面却表现得像个逻辑学家的话，他们会翻看所有4张卡片。从这个实验中，可以看出有非常可怕的延伸含义。民众们没有理性、不讲科学、总是去证实他们的偏见，而不是寻求证据来证伪偏见。
但当这些枯燥的数字和字母现实世界的事件所取代时，有时——尽管只是有时——人们变成了逻辑学家。你是酒吧的一名保镖，在执行“如果一个人在喝啤酒，他必须是18岁以上”这条规则。你可以检查人们喝什么或者他们多大岁数。下面什么是你必须检查的：一名喝啤酒者、一名喝可乐者、一名25岁的人和一个16岁的人。大多数人正确选择了喝啤酒者和16岁的人。但仅有具体性是不够的。规则“如果一个人吃红辣椒，那么他喝冷啤酒”并不比D和3更容易被证伪。
考斯迈德斯发现，当规则是一项契约、一种利益交换时，人们会得出正确答案。在那些情况下，展示规则是错误的等同于纠出欺骗者。契约的含义是指“如果你从中获益，你必须符合一定的要求”；欺骗者没有符合要求而从中获益。酒吧的啤酒就是人们通过证明自己已经成年而获得的收益，而欺骗者则是不到年龄的饮用者。吃了红辣椒再喝啤酒只是因与果，所以饮用可乐（在逻辑上必须确认）似乎并不相关。考斯迈德斯表明，当人们把P与Q解释为收益和成本时，人们就是在做合乎逻辑的事情，即使这些事件很奇特，像吃小羚羊肉或发现鸵鸟蛋壳一样。不是一个逻辑模块被开启了，而是人们在使用不同分组的规则。这些规则适用于检测欺骗者，有时与逻辑规则相吻合，有时不吻合。当翻到成本和收益术语时，就像在“如果一个人付20美元，他就收到一块表”中，人们仍旧选择欺骗者卡片（他收到那块表，他没有付20美元）——在逻辑上既不正确，也不是毫无意义的卡片造成的典型错误的选择。事实上，同样的故事可以引出合乎逻辑或者不合逻辑的选择，这取决于读者对于谁是欺骗者的解释（如果有欺骗者的话）。“如果员工得到养老金，他已经工作了10年。谁违背了规则？”如果人们站在员工的角度，他们寻找工作了12年而没有养老金的工人；如果他们站在雇主的角度，他们寻找工作了8年就持有养老金的工人。这一基本研究发现已经在施威阿尔人（厄瓜多尔的原始部落）中得到了印证。
心智似乎有一个具有自己逻辑的欺骗者监测器。当标准逻辑和欺骗者监测器逻辑相符时，人们的行为像逻辑学家一样；当它们有分歧时，人们在寻找欺骗者。是什么给了考斯迈德斯寻找这个心理机制的想法？是对利他主义的进化分析（见第6章和第7章）。自然选择没有选择公德心；自私的突变很快会繁殖，超过它的利他竞争对手们。自然界中任何无私的行为都需要一个特殊的解释。一个解释是交换报答：一个生物可以给予帮助以期换取未来的帮助。但恩惠交易对欺骗者来说总是脆弱的。为了进化成这样，它必须辅之以一个认知装置，用来记住谁已经接受帮助并确保他们给予回报。进化生物学家罗伯特·特利弗斯（Robert Trivers）预测人类——动物王国中最著名的利他主义者，应当已经进化出一个复杂的欺骗者监测器算法。考斯迈德斯似乎已经找到了它。
所以在逻辑学家的意义上，心智符合逻辑吗？有时符合，有时不符合。一个更好的问题是，在生物学家的意义上，心智是良好设计的吗？这里“是”的含义要更强些。逻辑本身可能分拆琐碎的事实，却错过重要的事实。心智似乎确实使用逻辑规则，但它们根据语言理解过程来吸收、混合以世界知识，辅之或代之以适合内容的特殊推断规则。
数学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一部分能力。出生刚一星期的婴儿看到物体从两个变成3个（或相反的情况）时都会活跃起来。婴儿在10个月大时就能注意到摆放着多少个物品（不超过4个），而且无论这些东西是同质的还是异质的，捆在一起的还是散开的，甚至无论是物体还是声音。根据心理学家凯伦·韦恩（Karen Wynn）的实验，5个月大的婴儿甚至可以做简单的算术。实验者给他们看米奇老鼠，然后用幕布盖住，把第二只米奇放进去。婴儿们在幕布拉开时会期待看到两只米奇，如果只显示一只的话，他们会感到惊讶。给其他婴儿看两只米奇，然后把一只移到幕布后面。这些婴儿会期待看到一只米奇，当发现有两只时会感到奇怪。到18个月大时，孩子们知道了数字不但不同，而且有顺序，例如，可以教孩子们选择图片。在一些动物身上实验也发现了类似的能力，或者这些能力也可以学习。
婴儿和动物真的能数数吗？这问题听起来可能很荒谬，因为这些生物没有语言。但记下数量并不依赖于语言。想象一下，每次当你听到一次敲鼓声都打开水龙头一秒钟，那么玻璃杯中水的数量将代表着敲鼓的次数。大脑或许有着相似的机制，它积聚的不是水，而是神经冲动或者激活的神经元数量。婴儿和许多动物都似乎具备了这种简单的数数能力。这会有许多潜在的选择优势，这些优势取决于动物所处的环境，它们包括从估计在不同地方觅食的回报率，到解决诸如“三只熊走进山洞；两只出来了。我该进去吗？”这样的问题。
成年人使用不同的方式来表征数量。一个是相似体——对“多少”的感觉——它可以被解释为像一个数字线图像的心理意象。但我们还给数量分配了数字单词，并用这些单词和概念来度量、更准确地数数、加和减较大的数。所有的文化都有表示数字的词，尽管有时只是“一”“二”和“许多”。在你窃笑之前，记住数字的概念与数字的词汇量无关。无论人们是否知道表示大数的词（像“4”或者“1000的6次幂”）。他们都会知道，如果两个集合是相同的，你给其中一个集合增加1，那这一集合就会更大些。无论这两个集合是有4项还是有1000的6次幂项，上述论断都成立。人们知道他们可以通过把两个集合中各项逐个配对来看看剩余多少，这样比较两集合的大小；甚至数学家们在对无限集合的相对大小做奇怪论断时，也不得不使用这一技术。没有表示大数的词的文化往往采用一些手法，比如像举起手指，按顺序指向身体的部位，或者两三个一组抓住或排列开物体，来达成计数的目的。
两岁大的孩子喜欢数数、排列集合和进行数字感引导下的活动。学龄前儿童数较小的集合，即使是在他们必须把各种物体混在一起，或是必须把物体、行动和声音混在一起时也在数。在他们真正掌握数数和度量之前，它们已理解了许多其中的逻辑。例如，他们会试着切开一支热狗，把它平均分配，给每人两块（尽管每块可能大小不同）；当一个数数的木偶数漏一项或重复计数时，他们会冲着它大喊大叫，尽管他们自己数时也总是犯相同的错误。
正规的数学是我们数学直觉的延伸。算术显然源自于我们对数字的感觉，几何则源自于我们对形状和空间的感觉。著名数学家桑德斯·迈克·莱恩（Sannders Mac Lane）推测，基本的人类活动是每个数学分支的启发来源：
数数→算术和数论
度量→实数，微积分，分析
形状→几何，拓扑学
构形（如建筑中的）→对称，群论
估计→概率，测度论，统计学
移动→机械学，微积分，动力学
计算→代数，数值分析
证明→逻辑
猜谜→组合学，数论
分组→集合论，组合学
莱恩认为，“数学起始于各种人类活动，用来解决许多一般性而不是任意的概念，然后将这些概念及其各方面的互动关系加以形式化”。数学的力量在于形式的规则系统可以“将各种初始人类活动的深刻和微妙特性加以编码”。所有人——甚至蹒跚学步的幼童——都本能地知道从A径直到B然后再到C的路程距离要长于从A径直到C的距离。所有人还都能视觉想象出一条线如何界定一个正方形的边缘，以及形状如何能邻接一起组成更大的形状。但需要一个数学家来证明三角形斜边的平方等于另外两边的平方之和，这样人们就能计算AC捷径所节约的路程，而无须亲历跋涉。
有人认为，学校数学源自于直觉数学，这并不是说它来得很轻松。戴维·吉里认为，自然选择赋予了孩子们一些基本的数学能力：确定小集合的数量，理解“多于”“少于”和较小数字的排序，加减小集合，以及用数字词汇来简单地数数、度量和算术。但也就到此为止。他认为，孩子们在生物上并没有被设计能够运用大数字词汇、大集合、基于10的系统、分数、多列加减法、进位、借位、乘法、除法、根和指数。这些技能发展得非常缓慢、不均衡或者根本没有。
在进化基础上，如果孩子们在心理禀赋上具备了学习数学的技能，那才会令人惊讶。这些工具只是在较晚近的历史和少数几个文化中才被发明，要是贴上人类基因组的标签，这在时间上太晚、地域上也太局部了。最初孕育这些发明的是农业文明中农产品剩余的记载和交易。由于有了正规的学校教育和书写语言（其本身也是一项最近的、非本能的发明），这些发明可以经过几千年的积累，简单的数学运算可以组成越来越复杂的运算。书写符号可以作为计算的媒介来克服短期记忆的局限，就像今天的硅芯片一样。
人们怎么能用他们石器时代的心智来运用高技术的数学仪器呢？第一种方式是，让心智模块能够作用在与当初设计不同的物体身上。通常，线条和形状这样的信号输入是由我们负责空间感觉的意象和心智组块来分析的，而大量的东西则是由我们的数字机能来分析的。但为了实现莱恩解决从狭隘中提炼通用的理想（例如，从一堆石头的数目这样的狭隘概念中，清理出数量的通用概念），人们可能需要将他们的数字感觉应用到一个起初觉得好像不属于适当种类的物体。例如，人们在分析一条沙地中的线时，可能并不需要连续扫描和切换的习惯性意象运作，而是要从一端到另一端来报数虚拟线段。
第二种方式是，练习。这种方式类似于获得在卡耐基音乐厅表演机会的方式。数学概念来自于把旧的概念以一种有用的新方式组合在一起。而那些旧的概念也是更旧的一些概念的组合物。每种组合、子组合都是由被称为组块和自动化的心理铆钉连接在一起的：通过大量的练习，概念黏合成更大的概念，步骤顺序被组合为单个一步。自行车是由框架和轮子组成，而不是由管子和辐条组合而成；食谱讲怎样做调味汁，而不是讲怎样拿勺子开启罐子。就像它们一样，数学学习是将已经大量学习的惯例结合在一起。微积分老师哀叹学生们觉得这门课难，不是因为导数和积分是深奥的概念——它们不过是比率和累积而已——因为你无法做微积分，除非你的代数运算已经是第二天性了，而绝大多数学生上这门课时，代数的掌握程度还是不行，因此需要在此集中耗费他们大量的心理能量。数学是残酷的累积性学科，向前一直追溯到从一数到十。
进化心理学对于儿童教育学颇有启示，这在数学教学方面尤为明确。美国儿童在数学才能测试方面处于工业化发达国家中表现最差的行列。他们并非天生蠢才，问题在于，教育的设置忽视了进化因素。在美国，数学教育的主导哲学是建构主义，混合了反文化和后现代意识形态的皮亚杰式心理学。孩子们必须在一个社会性环境中主动积极地为自己构建数学知识，而这种环境的内驱力中则对概念的含义没有达成一致。老师提供了材料和社会性氛围，但不做讲授或引导讨论。演练和练习，通向自动化的途径，被称为是“机械论”和不利于理解的。正如一位儿童教育者明白地解释道：“对于具体数学概念的可能建构范畴是由孩子们对此概念所做的可能修改决定的，或者是作为数学学习环境中互动沟通的一个结果。”这种结果，另一位教育者宣称：“有可能让学生来为自己建构，历史上花费了几千年才进化而来的数学知识。”
正如吉尔瑞所指出的，建构主义对于自然发自于所有孩子的小数字和简单算术直觉来说是有价值的。但它忽略了我们先天具有的设备与人类文明在后天加装在我们身上的辅助工具之间的差异。将我们的心智模块设置为针对并非设计所用范围的材料而工作，这非常困难。孩子们不能自发地把一串珠子看作是一个集合中的元素，或是把一条线看作一些数字。如果你给他们一堆积木，让他们将这些积木一起用来做些什么，他们会用积木来练习他们的直觉物理学和直觉心理学，但不一定练习他们的直觉数字感。更好的教学安排是，明确指出各种理解方式之间的联系。可以告诉孩子们来用三种不同方式做每一道算术题：数数、画图和把各部分摆成一条数字线。如果没有练习过把暂停的序列步骤加入一个心智反射中，学习者就总是会从最小的螺母螺栓起构建数学结构，就像从未分组块装配过表的制表匠每次因接电话而停下来手中的活计后，都不得不重新从零开始工作一样。
精通数学会有丰厚的回报，但这种回报是辛勤工作换来的，而辛勤工作本身并不总令人愉快。不像在其他文化中常见的，努力赢得的数学技能会受到尊重，在美国的文化中，对数学的掌握不大可能兴旺繁荣。令人悲哀的是，同样的事情正在美国的阅读指导教育方面重演。其称为“整体语言”的主导技术中，语言是自然发展的人类本能这一洞见已经被断章取义为这样一种论断，阅读是自然发展的人类本能这样在进化上不可能的。旧式的将字母与发音建立联系的练习，被专注于丰富文本的社会环境所取代，而孩子们则没有学习阅读。如果不了解心智在我们进化的环境中被设计所做的事情，所谓正规教育这样的非自然活动就不大可能取得成功。
“我永远也不会相信上帝在和这个世界掷骰子。”这是爱因斯坦的一句名言。无论爱因斯坦关于量子力学和宇宙的说法是否正确，他对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游戏规则的声明都一定是错误的。生命不是国际象棋而是西洋双陆棋，每一轮都要掷骰子。结果就是，很难做出预测，特别是对未来的预测（正如约吉·贝拉所宣称的那样）。但在一个由所有规律构成的宇宙中，根据过去所做的决策要比随意做出的决策更好些。这一直是对的，所以我们估计有机体，特别是像人类这样偏好信息的物种，会进化出关于概率的敏锐直觉。概率论的创始者们，像逻辑学的创始者们一样，想象他们只是在将常识感觉形式化了而已。
但为什么用马西莫·皮亚泰里·帕尔马里尼（Massimo Piattelli-Palmarini）的话来说，人们似乎常常是“概率盲”呢？许多数学家和科学家总是悲叹，普通人在对风险推理时表现出数学盲。心理学家阿莫斯·特沃斯基和丹尼尔·卡尼曼积累了大量巧妙的事例，来展示人们对机遇的直觉把握似乎蔑视了概率理论的基本规则。这里有一些著名的例子：
人们怀着赌博的心态购买州政府彩券，有时被称为“愚蠢税”。但既然赌博场馆必须盈利，赌徒一般而言，就必定会输。
人们对飞机的恐惧更甚于汽车，特别是在看（听）到一条残酷的飞机失事新闻之后，尽管统计数字表明，乘飞机要比坐汽车安全得多。人们害怕核能，尽管更多的人因煤炭而残疾或丧命。每年有1000名美国人死于意外触电，但摇滚明星们没有发起活动来降低家居电压。人们鼓噪着要禁止杀虫剂残余和食品添加剂，尽管它们与植物为了阻止虫子吃掉自己而进化出的数千种自然致癌物相比，致癌的风险微乎其微。
人们觉得如果轮盘在一排中黑的那里已经停下过6次，它就该在红的那里停了，尽管轮子没有记忆，每次旋转也都是独立的。一大批自封的预言家形成一个产业，在股票市场的随机游走中产生幻觉倾向。篮球迷们相信篮球运动员在“手热”的时候，投篮命中率如有神助，尽管他们空心入框和打板弹出的接连顺序其实与掷硬币也没什么两样。
下面这个问题是提给哈佛大学医学院的60名学生和员工的：“如果对一种发生率为1/1000的疾病检验呈现阳性的错误率为5%，一个人被发现有阳性结果而事实上也罹患这种疾病的概率是多少，假定你对这个人的症状一无所知的话？”最常见的回答是0.95。回答的平均值是0.56。正确答案是0.02，只有18%的专家猜对了这个答案。根据贝叶斯定理，这个答案可以用发生率或基本率（1/1000）乘以检验的敏感性或击中率（检验呈阳性的患者比例，假定为1），再除以阳性检验结果的整体发生率（检验结果呈阳性的情况下，分别相对于病人和健康人患该病机会加总的百分比——也就是说，检验呈阳性的患病者1/1000×1和检验呈阳性的健康人999/1000×0.05之和）。这个问题的令人头痛之处在于，许多人把“错误的阳性比率”误解为健康人中呈阳性结果的比例，而没有解释为呈阳性检验结果的健康人比例。但最大的问题是人们忽视了基本率（1/1000），这个比率本应当提醒他们这种疾病非常罕见，因此对于某个患者而言，即使检验结果呈阳性，也不大可能患有该病。他们很显然犯了“因为斑马有马蹄声，所以马蹄声暗示着斑马”这样的谬误。调查显示，当病人对于一种罕见疾病的测试呈阳性时，许多医生常会无必要地吓唬这些病人。
来试试这个问题：“琳达31岁，单身，为人坦率，非常聪明。她的专业是哲学。作为一名学生，她非常关注歧视和社会公正方面的问题，她还参与了反核武器的示威活动。琳达是一名银行出纳员的概率是多少？琳达是一名银行出纳员而且积极参与女权主义活动的概率是多少？”人们有时把“她是一名女权主义银行出纳员”的概率比“她是一名银行出纳员”的概率估计得还要高。但“A且B”比单独“A”的概率还要高，这是不可能的。
当我在课堂上讲授这些研究发现时，一个学生大声说：“我真为我所属的物种而感到丢脸！”其他人也感到了这种羞愧，如果不是为他们自己的话，那就是为街上的路人。特沃斯基、卡尼曼、古尔德、皮亚泰里·帕尔马里尼，还有许多社会心理学家都得出结论，认为心智并没有被设计为掌握概率法则，尽管这些法则和规律支配着宇宙。大脑能够处理有限量的信息，所以它没有来计算定理，而是使用粗略的经验法则。
一个法则是：一个事件越令人记忆深刻，它就越可能发生（我能记得最近一次恐怖的飞机失事，所以飞机不安全）。另一个是：一个人越类似于一种刻板印象，他就越可能属于那种类别（比较我对于银行出纳员心理意象的符合程度，琳达更符合我对于女权主义银行出纳员的心理意象，所以她就更可能是女权主义银行出纳员）。有着渲染性标题的畅销书籍对坏消息的传播更加推波助澜：《非理性：内心中的敌人》《注定的幻觉：理性的错误如何控制我们的心理》《我们如何知道不是如此：日常生活中人类理性的谬误》。我们作为直觉统计学家的不称职解释了人类愚蠢和偏见的沮丧历史。
特沃斯基和卡尼曼的论证是心理学中最发人深省的研究之一，这项研究还使人注意到我们对社会和个人风险的公共讨论，其知识水平之低下令人沮丧。但在一个概率的世界中，人类心智真的对概率这么不在意吗？对于人们常会搞砸的问题，其解决方法可以在一个廉价计算器上敲几个键就算得出来。许多动物，甚至蜜蜂，在它们觅食时都能计算精确的概率。这些计算真的超过了有数以兆计突触的人脑的信息处理能力了吗？这难以让人相信，人们也不必相信它。人们的理性不像它最初看起来的那么傻。
首先，许多风险选择不过就是选择，这毋庸置疑。以赌徒、飞机恐惧者和化学物质远离者为例，他们真的不理性吗？有些人在等待那些能彻底改善他们生活的事件结果时，感到很愉快。有些人不喜欢被困在一个筒里，然后脑子里不断充斥着一种令人恐惧的死亡方式的念头。有些人不喜欢吃蓄意掺和了毒药的食物（就像有些人大概不会选择去吃添加了无害虫子肉的汉堡包一样）。上述这些选择比起在香草冰激凌和巧克力冰激凌中选择前者来说，一点儿也没有更不理性。
心理学家格尔德·吉仁泽（Gerd Gigerenzer）、考斯迈德斯和托比指出，即使当人们对于概率的判断远离事实时，他们的推理也可能是有逻辑的。任何心理能力都不是万能的。颜色视觉被钠汽路灯所愚弄，但并不意味着它的设计就很差。它的设计很好，在记录不断变化照明中恒常的颜色方面远超过任何照相机（见第4章）。但在这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上，它对于这个世界默认的假设还有待改进。当这个假设在一个人造的世界里不再成立的时候，颜色视觉就失灵了。对于我们的概率估计器来说，情况也是如此。
以著名的“赌徒谬误”为例：期望硬币正面的连续出现会增加硬币反面出现的机会，仿佛硬币有记忆而且希望公平一样。我还记得自己十几岁时在一次全家度假时一回丢脸的经历。我父亲说，已经连续下了几天雨使我们不能尽兴，好天气该到了，然后我纠正他，说他犯了赌徒谬误。但受困几日的爸爸是对的，是他无所不知的儿子错了。冷锋没有在一天结束时掠过地球，第二天早晨又来新的冷锋。云的覆盖一定有一般的大小、速度和方向，如果一周的多云天气确实预示着云层后缘的临近和即将到来的拨云见日，这并不让（现在的）我感到惊讶，就像一列行进的火车中第100节车厢比第3节车厢更可能预示着车尾的临近。
许多事件都像这件事一样。它们有着一段有生命的历史，一个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变化着的概率，统计学家们称之为风险函数。一个精明的观察者应当犯赌徒谬误，并尝试根据事件现有的历史来预测它下一次的发生，这种统计被称为时间序列分析。有一个例外：被设计用来导致事件独立于其历史而发生的设备。哪种设备会这样做？我们把它们称之为赌博机器。它们存在的原因就是为了挫败喜欢将模式转化为预测的观察者。如果我们对模式的热爱是拙劣的，因为随机性随处可见，那么赌博机器会很容易建造，赌徒们也很容易被欺骗。事实上，轮盘赌、老虎机、骰子、扑克和硬币都是精密的仪器；它们对制造的要求很高，但也易于被击败。在二十一点中犯“赌徒谬误”的算牌者记住发的牌，并赌它们不会很快再次出现，他们是在拉斯维加斯不受欢迎的人。
所以在除了赌场之外的任何世界，赌徒谬误都几乎不是一个谬误。如果只是因为我们无法赢过赌博机器，就把我们对事物直觉式的预测能力称作谬误，这显然是一种因果倒置的说法。赌博机根据定义就是设计来击败我们直觉预测的。这就像说，我们的手设计不佳是因为它们难于脱开手铐。对于“手热”错觉和体育迷们的其他谬误也是同样道理。如果篮球投篮易于预测的话，我们也就不再把篮球称为一项运动了。有效率的股票市场是另一项被设计用来击败人类模式监测的发明。它的设立是为了让交易员迅速根据随机游走的偏差来利用资本，从而也就消除了这种偏差。
其他所谓的谬误可能也是由欺骗我们概率计算器的进化玩意儿所引发的，而不是由天生的设计缺陷所导致的。“概率”有许多含义。一个是长期的相对频率。“一分硬币面朝上停下来的概率是0.5”的意思是，扔100次硬币，50次会是面朝上。另一个意思是对于单个事件结果的主观置信。从这个方面讲，“一分硬币面朝上停下来的概率是0.5”的意思是指在0到1的刻度上，你对扔下一次面朝上的置信是在确定它会发生和确定它不会发生的中间值。
表示单个事件概率的数字只是作为主观置信的估计才有意义，这在现在很常见：明天下雨的概率有30%；加拿大人队今晚击败悍鸭队的概率是5:3。但心智或许进化成将概率认为是长期的相对频率，而不是对单个事件置信的数字表示。概率数学的发明只是17世纪的事情，用比例或百分比来表示则出现得更晚。百分率是在法国大革命后同其余的计量系统一起出现的，最初是用作利率和税率。输入公式算概率则是更晚近的事了：群体收集数据、书写记录、检查误差、积累档案以及刻度计算得出数字。我们祖先最接近概率的含义是对未知有效性的传闻，再加上像“很可能”这样的粗糙标签。我们祖先可用的概率一定来自他们自身的体验，其意思是指频率：多年以来，长紫斑的人中8个有5个第二天就死掉了。
吉仁泽、考斯迈德斯、托比和心理学家克劳斯·费尔德勒（Klans Fiedler）注意到，医疗决策问题和琳达问题询问的是单个事件概率：这个病人患病的可能性有多大，琳达是银行出纳员的可能性有多大。习惯于相对频率的概率本能会觉得这种问题超过它的势力范围了。只有一个琳达，她要么是银行出纳员，她要么不是。“她是银行出纳员的概率”是不可计算的。所以他们交给人们这个难解的问题，但表述方式确是以频率的方式，不是单个事件概率。1000个美国人中有一个患这种疾病；1000个健康人中有50个检验呈阳性；我们收集了1000个美国人；有多少个检验呈阳性的人们患有这种疾病？100个人符合对琳达的描述，有多少人是银行出纳员？有多少是女权主义银行出纳员？现在大多数人——多达92%——表现得像个好统计学家了。
这种认知疗法有着巨大的实际意义。许多艾滋病毒检验呈阳性的人估计也劫数难逃。一些人甚至采取了极端性措施，包括自杀，尽管他们既知道大多数人没有患艾滋病（特别是不属于众所周知的风险群体的人），也知道没有任何测试是十全十美的。但医生和病人们很难使用这些知识来校准他们被感染的概率，即使他们都知道这些概率。例如，最近几年在不属于艾滋病高风险群体的德国男人中，艾滋病毒呈阳性的占0.01%，典型艾滋病毒测试的敏感度（击中率）为99.99%，错误阳性率大约为0.01%。测试呈阳性病人的前景听起来似乎不太妙。但假设医生这样给病人解释：“想想10000名像你这样的男人，我们预计有一名感染了这种病毒，他基本上确定检验结果呈阳性。在9999名没有感染的男人中，还有另外一人检验呈阳性。这样我们有两个检验呈阳性的，但只有其中一个真正感染上了这种病毒。目前我们所有知道的就是你的检验呈阳性。所以你实际感染这种病毒的概率是五五开。”吉仁泽发现当概率以这种方式（像频率一样）表述时，人们（包括专门医师）在预测医疗测试后患病的概率方面准确性有极大的改善。对于其他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比如刑事审判中的犯罪认定，情况也是如此。
吉仁泽认为，人们将概率等同于频率的直觉认识不仅使他们计算起来像统计学家，还使他们在思考概率概念本身（一个相当含糊和矛盾的概念）像统计学家。单个事件的概率到底是什么意思？出版商们愿意捏造一些无法审核的数字，比如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和拉托亚·杰克逊（LaToya Jackson）是同一个人的概率是500:1；或者玉米地里的圆圈发自缶波斯（火星的一个卫星）的概率是1000:1。这些陈述正确吗？错误吗？基本正确吗？我们怎么知道呢？一个同事告诉我，我讲话时他会来的可能性是95%。可他没有来，他撒谎了吗？
你可能会想：假定单个事件概率就只是主观置信，用相对频率来校准置信难道不是理性的吗？如果日常生活中人们不那么做，难道他们就不理性了？呵，不过，是什么的相对频率？要数频率，你得确定要数的一组事件，而单个事件属于无限多数的组。理查德·冯·米塞斯（Richard von Mises）是概率理论的一位倡导者，给出了一个例子。
在一组35～50岁的美国妇女的样本中，4%的人在一年内患上乳腺癌。因此史密斯夫人，一位49岁的美国妇女，在下一年患上乳腺癌的可能性为4%吗？没有答案。假定在一个从45～90岁妇女的样本中——史密斯夫人也属于这个集合——11%的人在一年中患上乳腺癌。史密斯夫人的患病概率是4%，还是11%？假定她母亲患有乳腺癌，而45～90岁且母亲患有乳腺癌的妇女中，22%的人会患上该病。她的概率是4%，11%还是22%？她还吸烟，住在加州，在25岁前和40岁后各生了一个孩子，是希腊人的后裔……我们应该拿她来比较哪个群体，才能发现“真实的”概率？你可能会想，所属集合越具体，就越好——但所属集合越具体，它的容量就越小，频率也就越不可靠。如果世界上只有两个人特别像史密斯夫人，其中一个人患有乳腺癌，有人会说史密斯夫人的患病概率是50%吗？极端地讲，真正同史密斯夫人在所有细节上都可比的集合就只包含史密斯夫人自己。但在一个只有一个元素的集合中，“相对频数”没有任何意义。
这些关于概率含义的哲学问题不是学术性的；它们影响到我们所做的每个决策。当一个吸烟者理性化地认为，他90岁的父母几十年来每天都抽一包烟，所以全国范围的概率不适用于他，他可能非常正确。在1996年总统选举中，高龄的共和党候选人成为一个问题。《新共和》杂志刊登了如下信件：
致编辑：
在贵刊题为《多尔太老了吗？》的社论（4月1日）中，你们的保险统计信息是误导人的。平均72岁的白人男性在5年内有27%的死亡危险，但健康和性别之外的因素还必须考虑到。那些还在工作中的人，就像参议员鲍勃·多尔那样，有着长得多的寿命。此外，统计数字显示良好的健康状况与更长的寿命相关。将这些特征考虑在内后，平均73岁（多尔如果任职总统，他当时的年龄即73岁）的人在未来4年内将死亡的概率是12.7%。
是的，那么平均73岁，富有而且在工作，出生于堪萨斯，不吸烟，在炮弹下仍幸免于难的白人男性的概率又是多少？一个更具戏剧性的差异出现于1995年O.J.辛普森谋杀案的审判中。律师阿兰·德肖维茨在探讨此案的辩护时在电视上说，在虐待妻子的男性中，只有1/1000的人会进一步谋杀他们的妻子。在给《自然》杂志的一封信中，一位统计学家指出，在虐待妻子而之后他们的妻子被谋杀的男性当中，有一半多的人就是谋杀的凶手。
许多概率理论家下结论说，单个事件的概率无法计算，这个过程都是毫无意义的。一位数学家曾经说，单个事件概率是“完全无意义的话”。另一位数学家也语带讥讽，说这些计算应该被交由“精神分析，而不是概率理论”来处理。这不是说人们能够相信他们对单个事件想要的任何事情。说我和迈克·泰森打一架，我输的可能性要大于赢的可能性，或者说我今天晚上不大可能被外星人绑架，这样的陈述并不是毫无意义。但它们不是数学上精确的真或假的陈述，质疑它们的人们也没有犯基本谬误。关于单个事件的陈述无法用一个计算器来决定；它们需要通过权衡证据、评估论证的说服力、改造陈述使其易于评估，以及所有凡夫俗子对不可知的未来进行推断猜测时容易犯错的其他过程，这样才能确定结果。
所以根据许多数学家所说的，即使是人类蠢行中最明显的错误——说琳达更可能是一个女权主义银行出纳员而不是银行出纳员——也不是一个谬误。既然单个事件概率在数学上是无意义的，人们就不得不尽可能地将这个问题合理化。吉仁泽认为，因为频数是有讨论余地的，而人们在直觉上没有给单个事件赋予数字，它们有可能转换到第三种，非数学的概率定义，“由刚刚提供的信息确保的信念程度”。这个定义在很多字典中都找得到，还用于法庭上，对应于比如合理的根据、证据的重要程度，以及合理怀疑这样的概念。如果关于单个事件概率的问题促使人们进入这个定义——如果被试们非常合理地推测认为，实验者已经出于某种原因涵盖了琳达的概略，那么这就是他们所做的自然解释——他们会把问题阐释为，在多大程度上，根据琳达所提供的信息能够确保得出结论说，她是一个银行出纳员吗？一个合理的回答是，不太大。
概率概念最后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是一种认为世界是呈现稳定状态的信念。概率的推导是基于昨天搜集的频率而在今天做出的预测。但那是那时，这是现在。你怎么知道世界在这间歇中没有变化？在一个变化的世界中是否有任何概率的信念是真正理性的，概率哲学家对此进行着辩论。精算师和保险公司担心得甚至更多——一个当前事件或生活方式的变化使得保险公司的表格过时，这会令这些公司破产。社会心理学家关注一些倒霉蛋，他们拒绝购买具有很好维修记录统计的汽车，只是因为听说一个邻居的同款式汽车昨天出了故障。吉仁泽提出了一个相似的例子，一个人不让他的孩子在一条从未出过事的河里玩耍，因为他听说一个邻居的孩子那天早晨在那儿遭到鳄鱼的攻击。两个情形的差异（除了后果的程度不同之外）在于我们判断汽车的世界是稳定的，因此旧的统计数据可以适用；而河流的世界是变化的，所以旧的统计数据就值得商榷。街上的路人更看重一件最近的逸闻，而不是一沓统计数据，这并不一定就是不理性。
当然，人们有时推理确实存在谬误，特别是在今天数据泛滥的情况下，但是每个人也都应当学习概率和统计。但一个没有概率本能的物种是学不会这门课程的，更不用说发明它了。当人们得到的信息格式与他们自然思考概率的方式相吻合时，他们可以做到惊人的准确。宣称我们的物种是概率盲的论断，正如他们所说的，是不大可能真实的。
“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
我们几乎就要能反驳华莱士认为原始人心智会算微积分的悖论了。我们看到，人类心智没有配备进化的复杂机能来学习运用科学、数学、国际象棋或其他内容。它配备的技能是洞悉所处环境，并在智力上超过在同一环境中的其他生物。人们构建概念，并在世界相关部分中发现集合。他们有几种知晓的方式或直觉理论，适应于人类经历中主要的实物种类：物体、能动的东西、自然的种类、人工制品、心智，还有我们后两章中将要探讨的社会约束和社会力量。这些推理工具支配着像逻辑元素、算术和概率这样的内容。现在我们想知道的是，这些能力来自什么地方，它们是如何被应用到现代智力挑战中去的。
这里有一个观点，它是从语言学中的一个发现得到启发的。瑞·杰肯铎夫（Ray Jackendoff）提出下面这样的句子：
The messenger went from Paris to Istanbul.（信使从巴黎去伊斯坦布尔。）
The inheritance finally went to Fred.（遗产最终给了弗雷德。）
The light went from green to red.（灯光从绿色变为红色。）
The meeting went from 3：00 to 4：00.（会议从3点开到4点。）
第一句的意思简单明了：有人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但在其他三句中，东西是原地不动的。当宣读遗嘱时，弗雷德可能会变成百万富翁，即使没有现金易手，而只是银行账户划转而已。交通信号灯设在便道上，不能移动，会议甚至都不是能动的东西。我们在用空间和位移作为更抽象观点的隐喻。在弗雷德那句中，拥有物是物体，所有者是地点，给予就是移动。而对于交通信号灯，可变化的东西是物体，它所表示的（红和绿）是地点，变化就是移动。对于会议，时间是一条线，现在是一个移动点，事件是旅程，开始和结束是始发地和目的地。
空间隐喻不仅在关于变化的交谈中可以被发现，而且在关于不变状态的交谈中也能被找到。对“所有物、事物带有某种特性以及日程安排”的分析，仿佛它们就是位于一个地方的界标：
The messenger is in Istanbul.（信使在伊斯坦布尔。）
The money is Fred's.（钱属于弗雷德。）
The light is red.（信号灯是红色的。）
The meeting is at 3：00.（会议安排在3点。）
这种隐喻在“使得某事/其物保持一种状态时”仍然起作用：
The gang kept the messenger in Istanbul.（团伙把信使留在伊斯坦布尔。）
Fred kept the money.（弗雷德保留了这些钱。）
The cop kept the light red.（警察使红灯一直亮着。）
Emilio kept the meeting on Monday.（艾米莉欧按照计划参加了周一的会议。）
我们为什么会使用这些类比呢？我们不只是为了接纳词汇，而且是为了接纳它们的推理机制。一些应用于位移和空间的推论也很好地适用于拥有、环境和时间。这将空间推理机制被借用于对其他具有类似性质物体的推理。例如，如果我们知道X去向Y，我们可以推出X之前不在Y，现在在Y了。通过类比，如果我们知道一个所有物去向一个人，我能够推出这个人之前不拥有这个东西，但现在拥有了。这个类比非常接近，尽管永远不会完全一致：在信使移动时，他从巴黎到伊斯坦布尔占据了一系列地理位置，但当弗雷德继承遗产时，钱则不是随着遗嘱的宣读，而逐渐地归他所有的，其转移是瞬间进行的。所以地点位置的概念不可能与拥有、环境条件和时间的概念完全融合，但它可以借用它们的一些推导规则。这种共享使得地理位置和其他概念之间的类比对某些事情有好处，而不只是吸引我们眼球的相似之处而已。
心智用具体的形式来表达抽象的概念。不只是将词汇借用为隐喻，而且还借用了整个语法规则。双宾语结构——米妮把大理石送给玛丽——是专门用于关于给予的句子的。但这种结构还可用于表示谈论沟通问题：
Minnie told Mary a story.（米妮告诉玛丽一个故事。）
Alex asked Annie a question.（阿历克斯问安妮一个问题。）
Carol wrote Connie a letter.（卡萝尔写给康妮一封信。）
在这里，想法是礼物，问题是给予，讲话者是发送人，听者是接收人，知晓是拥有。
空间位置是语言中两个基本隐喻之一，它可以用于数千个含义。另一个基本隐喻是力量、动作和因果。莱昂纳德·泰尔米（Leonard Talmy）指出，下面每一对句子中，两句话指的都是相同的事件，但两种表述方式却能带给我们不同的感受：
The ball was rolling along the grass.（球沿着草滚动。）
The ball kept on rolling along the grass.（球不停地沿着草滚动。）
John doesn't go out of the house.（约翰没走出屋子。）
John can't go out of the house.（约翰不能走出屋子。）
Larry didn't close the door.（拉里没关上门。）
Larry refrained from closing the door.（拉里抑制住不关上门。）
Shirley is polite to him.（舍莉对他很有礼貌。）
Shirley is civil to him.（舍莉对他很文明。）
Margie's got to go to the park.（玛姬得去公园。）
Margie gets to go to the park.（玛姬可以去公园了。）
不同之处在于第二句使我们想到一个动作者施加力量，想到克服阻力或想到超过另外一种力量。在球在草中那句话中，第二句的力量实际是物理上的力。但约翰那句，第二句力量则是一种愿望：一种被限制的想出去的愿望。类似地，第二句中的拉里似乎具有一种驱使他去关门的内心力量和另一种超越了这种力量的力。对于舍莉来说，这些心理动力就是通过选择使用“文明”这个形容词来传递的。在第一个玛姬句子中，她被一种外力驱使去公园，尽管有内部的阻力存在。第二句中，她被一种克服了外部阻力的内部力量所驱使。
驱力和阻力的隐喻在下面组句子中甚至更为明显：
Fran forced the door to open.（弗兰让门开着。）
Fran forced Sally to go.（弗兰强迫萨莉离开。）
Fran forced herself to go.（弗兰迫使自己离开。）
同一个单词“force”可以在字面意义上使用，也可以隐喻地使用，都有着一个我们易于理解的共同含义。关于运动的句子和关于愿望的句子都暗示着桌球式的动力学，主动机有个内在的倾向要移动或休息，并受到一个弱一些或强一些的对抗机的反抗，使得一方或双方都停止或运动。这是我在本章前面部分曾讨论过的原动力理论——人们直觉物理理论的核心。
空间和力在语言中无处不在。许多认知科学家（包括我）根据对语言的研究得出结论，少数一些关于地点、路径、位移、动作和因果的概念，成为数万个词汇和建构的字面含义和延伸含义的基础，这不仅在英语中，而且在每一种曾被研究过的其他语言中均是如此。句子“米妮把房子给了玛丽”背后的想法大抵是“米妮使得房子在所有权上从米妮那里转移到玛丽那里”这些概念和关系看上去似乎是心语（思想的语言）的词汇和句法。因为思想语言是组合性的，这些基本的概念可以组合为越来越多的复杂想法。对心语词汇和句法部分的发现，是对莱布尼茨“卓越思想”观点的证明：“一种人类思想的字母表是能够得出来的，任何事物都可以通过比较这个字母表的字母和分析字母构成的词汇，来发现并加以评判。”心语元素的发现是以空间和推动力为基础的，这对于思想语言来自何方，以及我们在现代生活中如何加以运用都有着重要意义。
其他的灵长目动物或许不考虑故事、遗产继承、会议和交通信号灯，但它们确实考虑石头、棍子和洞穴。进化的变化发展往往是通过复制身体部件，再修补这些复制品的方式进行的。例如，昆虫的嘴部是修正后的腿。类似的过程可能也赋予了我们思想语言。假设对空间和力进行推理的祖先回路被复制，那么复制品到眼睛和肌肉的连接就得以实现，对实体世界的参照也得到过滤。这些回路可以像一个台架一样，槽内填满了更为抽象问题的表征符号，比如状态、所有权、观点和愿望。这些回路会保留它们的计算能力，继续推测某一时间、某一状态中的存在体，从一个状态转到另一状态，克服具有相反效价的存在体。当新的、抽象的范畴有一个反映移动着的物体的逻辑结构时——交通信号灯一次有一种颜色，但在两种颜色之间跳转；竞争的社会互动关系是由两个意愿中更强烈的一个决定的——旧的回路可以做有效的推导工作。它们通过隐喻的运用（一种退化的认知工具），泄露了它们作为空间和驱力模拟器的世系。
我们有任何理由可以相信这就是我们的思想语言如何进化的吗？有几种理由。黑猩猩，估计还有它们与我们物种共同的祖先，都是好奇的物体操控者。当训练它们使用符号或姿势后，它们能够令这些符号或姿势表示去一个地方或者把一个物体放在一个位置。心理学家戴维·普利迈克（David Premack）指出，黑猩猩能够将原因分离出来。交给它们一对事前和事后的图片，比如一个苹果和一对半个苹果或者一张乱写的纸和一张白纸，它们能挑选出导致变化的物体，前例中是刀子，后例中是橡皮。由此看来，黑猩猩不但具有能在真实世界里自由行动的能力，还能够对相关的事件拥有独立自主的思维。也许当躲藏在黑猩猩这些思维背后的回路机制被传递给我们的时候，它们被转变成了一种能让我们对更抽象的因果关系进行思考的能力。
我们怎么知道现代人类心智真的理解相似类比呢？比方说社会和物质压力之间或者空间和时间之间的？我们怎么知道人们不是在莫名其妙地使用着已经废弃的隐喻，就像我们在谈论breakfast（早餐）时不会把它想成打破一次禁食（breaking a fast）呢？首先，空间和驱力的隐喻已经在全世界几十种语系中出现，且被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发明。更具启发性的证据来自我自己的主要研究领域——儿童语言习得。心理学家梅丽莎·鲍尔曼（Melissa Bowerman）发现，学龄前儿童自发地新创他们自己的隐喻，其中空间和位移代表着所有权、环境条件、时间和因果关系：
You put me just bread and butter.（你给我面包和黄油。）
Mother takes ball away from boy and puts it to girl.（妈妈从男孩那儿把球拿走，把它放到女孩那里。）
I'm taking these cracks bigger[while shelling a peanut].（我在把这些裂缝弄大[在剥一个花生]。）
I putted part of the sleeve blue so I crossed it out with red[while coloring].（我把袖子部分弄蓝，这样我用红色来混合[在涂色]。）
Can I have any reading behind the dinner?（我能在晚饭后看会儿书吗？）
Today we'll be packing because tomorrow there won't be enough space to pack.（今天我们要打包，因为明天就不会有足够的时间了。）
Friday is covering Saturday and Sunday so I can't have Saturday and Sunday if I don't go through Friday.（星期五盖住了星期六和星期日，所以如果我不过星期五，我就没有星期六和星期日。）
My dolly is scrunched from someone……but not from me.（我的娃娃在被人嘎吱嘎吱……但不是被我。）
They had to stop from a red light.（他们得停在红灯那儿。）
孩子们不可能是从先前的讲话者那里继承隐喻，将空间等同于抽象想法是自然地来到他们脑中的。
空间和驱力对于语言非常基本，以至于它们几乎都不是什么隐喻了，至少不是在诗歌和散文中使用的修辞意义上的隐喻。在日常交谈中要谈论所有权、环境和时间，不可能不使用像going（去），keeping（保持）和being at（在）这样的词。当我们面对一个修辞时，我们都会知道。正如杰肯铎夫指出的，人们很自然地会说，“当然，世界并不真的是一个舞台；但如果是的话，你可以说婴儿期是第一幕”。但如果下面这样说就很古怪，“当然，会议并不真的是移动的点；但如果是的话，你可以说这个点是从3：00去4：00”。空间和驱力的模式作用起来并不像修辞一样，旨在传递新的洞见；它们似乎更接近于思想媒介本身。我猜测，我们心理装置中供时间、生命体、心智和社会关系的那部分是我们在进化过程中，从我们与黑猩猩共有的直觉物理模块那儿复制和修正得来的。
隐喻可以构建出隐喻，当我们把观点和词汇延伸、涵盖新的范畴时，我们会不断地借鉴具体的思想。在英语中，空间和时间的基本建构与莎士比亚的伟作之间，存在着大量的日常隐喻，它们表示着我们丰富的生活体验。乔治·拉科夫（George Lakoff）和语言学家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收集了一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清单——它包含数十种表述的心理等式：
辩论是战争：
Your claims are indefensible.（你的主张是难以捍卫的。）
He attacked every weak point in my argument.（他攻击了我论证中的每一个弱点。）
Her criticisms were right on target.（他的批评正中靶心。）
I've never won an argument with him.（我同他辩论从来没赢过。）
美德至上：
He is high-minded.（他心性高洁。）
She is an upstanding citizen.（她是一位正直的公民。）
That was a low trick.（那是一个下作的把戏。）
Don't be underhanded.（不要那么卑劣。）
I wouldn't stoop to that；it is beneath me.（我不会屈尊将就；它与我不相称。）
爱是一个病人：
This is a sick relationship.（这是一种病态的关系。）
They have a healthy marriage.（他们有一个健康的婚姻。）
This marriage is dead-it can't be revived.（这个婚姻死掉了——它不可能再复活。）
It's a tired affair.（这是一场让人疲惫的恋爱。）
想法是食物：
What he said left a bad taste in my mouth.（他所说的让我感觉不是滋味。）
All this paper has are half-baked ideas and theories.（这篇文章所讲的是半生不熟的观点和陈腐过时的理论。）
I can't swallow that claim.（我无法接受那个论断。）
That's food for thought.（那是思想的养料。）
一旦你开始注意到这样平凡的诗歌，你会发现它随处即是。想法不只是食物，还是建筑、人、植物、产物、商品、钱、工具和时尚。爱是一种力、疯癫、魔术和战争。视域是一个容器，自尊是一个易碎的物体，时间是金钱，生命是一场概率游戏。
无处不在的隐喻使我们更加接近华莱士悖论的一个解析。对于问题“为什么人类的心智会演化出能对任意的抽象概念进行思考的能力？”的答案是，它真的没有这样。不像计算机和数学逻辑规则，我们不是用F和x y来思考的。我们已经继承了一套表格形式，来抓住物体和力中遇到的关键特征，以及人类环境其他主题（诸如战斗、食物和健康）的特征。通过抹去内容并用新的符号来填写空白，我们能够让我们继承的表格去适应更加深奥的范畴。这其中一些修订可能发生在我们的进化当中，从最初为直觉物理学设计的表格形式中赋予了我们基本的心理类别，比如所有权、时间和意愿。其他的修订发生在我们生活的过程中和在新知识领域探索的时候。
即使是最深奥的科学推导也是心智隐喻的集合。我们想尽方法使我们的机能与它们起初被设计运行的范畴脱离开来，用它们的装备合理运用于与旧范畴相似的、抽象的新范畴。我们借以思考的隐喻运行不仅来自像移动和碰撞这样的基本情形，而且源于整体理解模式。要做学术生物学，我们运用我们理解人工制品的方式，将其应用于有机体。要做化学，我们把自然分类的精髓看作是细微、有弹力和黏性物体的集合。要做心理学，我们把心智视为一种自然分类。
数学推理既从心智的其他部分借鉴，也为它们做贡献。我们灵长目借助图表，用我们的眼睛和心智之眼来掌握数学。函数是形状（线形、扁平、陡峭、交叉、光滑），其操作就是在心理意象（旋转、外推、填充、追溯）中胡涂乱抹。作为回报，数学思维提供了理解世界的新方式。伽利略写道：“自然之卷是用数学语言书写的；没有它的帮助，连一个词都理解不了。”
伽利略的名言不仅出现在物理系写满等式的黑板上，也应用于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基本事实上。心理学家卡萝尔·史密斯（Carol Smith）和苏珊·凯莉（Susan Carey）发现，孩子们对于物质有着奇怪的信念。孩子们知道一堆大米有一定重量，却说一粒大米没有重量。当被问及想象一片钢被不断地切割成两半，他们说最后那片会小得根本没占空间或者里面没有任何钢。孩子的心智并不是不合理。每个物理事件都有一个阈限，在此之下，没有人或仪器能够检测到它。不断分割一个物体会导致物体小得检测不到；但小得在阈限之下的物体汇聚在一起就可以被检测到。史密斯和凯莉指出，我们觉得孩子们的观点很傻，因为我们能用我们的数字概念来分析事物。只有在数学领域，不断地分割一个正的数量才总是产生正的数量，不断地叠加零则总还是得出零。我们对于物理世界的理解比孩子们的理解更为复杂，因为我们已经把对物体的直觉和对数字的直觉融合在一起了。
因此，视觉是为数学思考服务的，它帮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受教育的理解是一个巨大的部分里面嵌套入部分的设计。每个部分都是由基础的心智模型或是被复制的理解方式构建而成的，也违背了它们初始的内容，与其他模型相连接，并打包成更大部分，再到还要大的部分，如此往复，以至无穷。因为人类思想是组合性的（简单部分组合一起），也是循环递归的（部分里面可以嵌套部分），所以人类可以用有限的心智工具来对爆炸性扩展的知识进行探索。
天才的奥秘
那么天才呢？自然选择如何解释莎士比亚、莫扎特、爱因斯坦、“天钩”贾巴尔、简·奥斯汀、梵高和塞隆尼斯·蒙克呢？他们这些人是如何在更新世大草原上赢得一席之地的呢？
我们都是有创造性的。每次当我们在摇晃的桌腿底垫个东西，或是想出一个办法哄骗孩子穿上睡衣时，我们都是在创造。但创造性天才的杰出之处不仅在于他们出色的工作，而且在于他们心智的出色运作方式；他们不应当思考得如同你我。他们崭露头角，就像非凡奇才、桀骜不驯的孩子或激进分子一样。他们聆听自己的默想，蔑视传统的贤哲。他们在才思激荡时工作，并收获洞见，而我们其余的人则沿着已经成形的路径亦步亦趋、奋力跟随。他们将一个问题搁在一边，让它在无意识中自由孵化；然后，毫无警示地，灯泡就亮了，一个构思完善的方案就自动浮现了出来。啊哈！天才给我们留下杰作，这是对无意识创造性未加压抑的传奇。伍迪·艾伦在“如果印象派画家曾是牙医”的故事中抓住了这一精髓。在他虚构的梵高写给弟弟的一封信中，梵高充满了苦闷和绝望。“索尔·施威默夫人控告我，说我任由感觉制作她的牙桥，并不适合她荒谬的嘴巴！说得没错！我不能像一个普通工匠一样根据订单工作！我认为她的牙桥应当是巨大而翻出的，野性的、爆发的牙齿如火一般朝每一个方向张开！现在她觉得不痛快，因为这不适合她的嘴！……我试图把人造假牙床塞进去，但它仍凸出来像一个吊灯一样。不过，我仍觉得很漂亮。”
这种意象源自200年前的浪漫主义运动，现在它们已占据了坚实的阵地。创造力咨询师们从大公司那里赚去了数百万美元，召开呆伯特式的研讨会进行头脑风暴、横向思考以及发动右脑，保证把每个工程师都变成爱迪生。他们还建立了精致的理论来解释梦幻无意识的神秘问题解决力量。像华莱士一样，有些人下结论说，不可能有任何自然解释。莫扎特的手稿据说从没修改过。那些乐曲一定来自上帝的心智，上帝选择通过莫扎特来表达他的声音。
不幸的是，创造性的人最具创造性的时候是在他们写自传的时候。历史学家仔细检查了他们的日记、笔记本、手稿和通信，来寻找那些定期被无意识之矢射中的、性情暴躁的先知征兆。哎呀！历史学家发现创造性的天才更像是萨列埃里（传因嫉妒而毒害莫扎特），而不是莫扎特。
天才都是勤奋工作的人。典型的天才在做出任何具有传世价值的作品之前，都付出了至少10年的努力（莫扎特8岁作交响曲，但作的曲子并不很好；他的第一部杰做出现在他音乐生涯的第12个年头）。在学徒期间，天才们将自己沉浸在他们的作品中。他们吸取了数万个问题和解答，所以没有任何难题对他们来说是全新的，他们可以利用大量的要点和策略。他们关注竞争和形势走向，在选择问题时要么有鉴别力，要么比较幸运。运气不佳的人，无论多么有天赋，也不会成为天才。天才很在意别人的尊重和自己在历史中的地位。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写了两本书描述他多么才华横溢、恃才傲物和备受推崇，其中一本他起名为《你管别人怎么想》（What Do You Care What Other People Think）。天才夜以继日地工作，留给我们许多非天才的作品。华莱士在职业生涯的晚期，试图与亡者交流沟通。天才远离问题的间歇很有帮助，不是因为问题在潜意识中激荡，而是因为他们已精疲力竭，需要休息（可能这样会使他们避免走入死胡同）。他们不压抑问题，而是进行“创造性的担忧”，顿悟不是神来之笔，而是先前努力的结果。天才无休止地修正，逐渐接近他们的理想。
当然，天才或许是天生就有一副好牌。但他们不是心智与我们完全不一样的怪人，他们的心智与我们想象的没什么不同，也是由进化而来的。天才能创造好的想法，而我们都能创造好的想法。这是我们组合性的适应心智当初被设计时旨在达成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