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本能”的研究进展
许多科学领域都取得了日新月异的新发现、新成果，并对研究的实质意义达成了高度的共识。然而，语言研究却不在其中，这是语言学家的不幸，却可能是《语言本能》的大幸。一本探讨人类基因或纳米技术的书在出版十几年后绝对可以丢进故纸堆；但我相信，时至今日，《语言本能》对语言科学所做的讲解依然具有参考价值。当然，语言领域并非一成不变，我的观点也是如此，下面根据1994年以来语言科学的发展进展，对本书每一章的内容做一些补充。
引言 语言是人的一种本能
这一章的两位主角如今都身处学术界的聚光灯下。达尔文的影响已经波及心理学、社会科学、哲学、医学和基因组学（尽管“智慧设计运动”[1]试图推翻其进化理论）。我在2002年出版了《白板》（The Blank Slate）一书，里面探讨了达尔文的影响所产生的某些附带成果。乔姆斯基仍然是在世的最具影响力的语言学家，他的政治论著鼓舞了新一代的左派力量。我最近还在一个路灯柱上看到一条标语，上面写着：“读读乔姆斯基”。
我在这一章中阐述了乔姆斯基对语言学发展的重大影响，许多读者由此认为我是一个“乔姆斯基主义者”。在某些观点上，我的确是，例如认为语言产生于一套专门负责符号表征计算的心理机制。但在这一章里，我也暗示了自己与乔姆斯基存在的一些分歧。在此后的几年中，我陆续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我在《白板》中解释了我为什么不赞同乔姆斯基对人性的理想化看法，以及与此相关的极端的左翼无政府主义的政治观点。在最近的一场论辩中，我和他在语法理论和语言进化的问题上各执一词，针锋相对（尤其是后一个问题）。语言学家雷·杰肯道夫是我论辩中的战友，他曾经是乔姆斯基的学生，我对语言和心智的看法和他十分接近。杰肯道夫在他的新书《语言的基础》（Foundations of Language）中对语言科学做了条分缕析的梳理，我由衷地赞同他的观点。
01 有人类存在的地方，就有语言存在
我们在这一章探讨了语言自然史中的许多现象，它们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都成了新闻热点。
● 2005年，语言学家丹尼尔·埃弗雷特（Daniel Everett）发表了对亚马孙土著部落毗拉哈人的研究结果。他指出，毗拉哈人的语言无法描述直接经验之外的抽象内容。然而，这一论断和他本人的许多观察结果自相矛盾，例如“灵魂以及灵魂世界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据了重要位置”。虽然毗拉哈语在某些方面比大家熟知的欧洲语言更为简单（例如不超过3的计数系统，时态和代词也非常简单），但在其他方面却十分复杂，例如它拥有16种不同类别的动词后缀，以及超过50 000种已被确证的词形。埃弗雷特强调说，虽然乍看起来简单粗陋，但毗拉哈语绝不是一种“原始语言”。
● 美国黑人英语在1996年成为新闻事件，不过它换了一个古怪的名字：“Ebonics”（非洲裔美国人所讲的英语方言）。当时，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教育局提出了一个议案，希望将它确定为双语教学计划的语种之一。语言学家约翰·麦克沃特（John McWhorter）和杰弗里·普勒姆对由此产生的风波做了精妙的分析。
● 安妮·森加斯在首次以尼加拉瓜手语为对象的研究项目中担任研究助理，后来她来到麻省理工学院，成为我的研究生，我建议她将这个有趣的现象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她已经发表了一批出色的论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证明了幼儿的确可以发展出以离散组合语法为特征的新语言。
● 许多读者都对父母很少与小孩说话的文化感到吃惊，这些孩子都是从哥哥、姐姐等年长的同辈人那里学会说话的。但这种惊奇正是朱迪思·哈里斯（Judith Rich Harris）所揭示的“教养假设”（nurture assumption）的症状之一，即武断地认为父母主导着儿童的社会化过程。哈里斯在1998年出版了一本以此作为书名的重要著作，她在书中指出，父母对孩子最重要的影响在受孕的那一刻就已经完成，孩子是在和同龄人的交往互动中习得文化、发展个性的。语言习得的许多特点证实了这一说法，例如在语言习得过程中，父母的言语并非不可或缺，又如克里奥尔化现象和尼加拉瓜手语的出现，以及移民的孩子总是形成与同龄玩伴相似的口音，而不是父母的口音。这些现象，加上行为遗传学的一些发现，让我乐于接受哈里斯的观点，所以我为她的书写了一篇序，并在《白板》中对此做了详细阐述。
● 虽然乔姆斯基因为提出“语言先天假说”而著名于世，但他从来没有对这个观点展开过系统的科学论证，而他的主要论据——“输入贫乏理论”也远非无懈可击。借助大型在线语料库（这是语言学中最为重要的新方法），杰弗里·普勒姆和哲学家芭芭拉·肖尔茨（Barbara Scholz）揭示说，许多据称是儿童从未听过的句式，其实都可以在合理大小的英文样本中找到例子。他们并没有否认输入贫乏的可能性（我认为西蒙案例、尼加拉瓜手语以及第4章中彼得·戈登的“mice-eater”实验都是很好的例证），但他们指出，要确证这一说法，比乔姆斯基和他的追随者所设想的要难得多。
● 自本书出版以来，人类遗传学和认知神经科学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目前我们已经知道，威廉综合征是由于7号染色体部分区段的缺失引起的，这一区段包含大约20个基因，这导致威廉综合征的症状具有很高的异质性。至少其中之一，即“LIM激酶1”基因涉及空间认知的问题。正如我所强调的，相较于其他认知功能，威廉综合征患者的语言较少受到损害，但不同的患者之间仍有很大差异。克里斯蒂尔过度发达的语言能力虽然表明语言可以独立于其他认知功能，但这种现象并没有出现在所有患者身上。
● K氏家族基因缺陷的发现过程一直备受关注。首先是某个基因标记被确定下来（SPCH1），然后是导致这一缺陷的基因（FOXP2）及其变异，接着就是它的进化历史。其他哺乳动物也拥有一个类似的基因，但这一基因的排序却为人类所独有，这是20万年来自然选择的最终结果。目前，这一基因在哺乳动物的大脑发育中所承担的功能已经成为研究的焦点。我们已经知道，它是一个转录因子，负责启动其他基因。其他哺乳动物身上的FOXP2基因影响的是负责运动控制的神经回路，特别是与发声相关的回路。
● 尽管我在第9章里对K氏家族综合征的已知症状做了谨慎的描述，但我发现既有人说我声称这个基因专门涉及语法问题，也有人说我认为它只影响嘴部和面部的肌肉运动。这个家族的成员已经接受了大量检查，事实真相介于这两者之间：患病的家族成员在吐字发音和嘴部、面部的运动控制方面存在障碍，智力水平也普遍较低，但他们也存在一些特殊的语言障碍，这些障碍与其他方面的缺陷并无关系。
● 虽然目前还没有发现特定于语法的单一基因（也许永远都发现不了），但渐趋清楚的是，某些特定的基因集合与语言能力的各个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基因集合具有不同程度的特异性或者交叉功能。心理学家希瑟·凡·德尔·莱利记录了一群患有特殊语言障碍的孩子，她将这种障碍称为语法型特定语言障碍（Grammatical Specific Language Impairment）。与K氏家族不同，他们的缺陷似乎只表现在语言方面，具体地说，只表现在语法上：他们的整体智力居于正常水平，在识别复杂声音、理解单词以及在社会环境中自然使用语言等方面都与常人无异。他们的病症可能源自遗传，但他们身处的家族不够大，遗传模式不够清晰，所以无法锁定相关的基因。我以前的学生卡琳·斯特朗斯沃尔德（Karin Stromswold）从另一角度探讨了这个问题，她梳理了大量的文献，这些文献表明了语言能力的许多差异，包括语言障碍和语言发育迟缓，都具有很高的遗传率。
02 心语
在我撰写这一章的时候，沃尔夫假说已经被大部分语言学家和心理学家所抛弃，但如今钟摆又摆了回来。目前，“新沃尔夫主义”运动方兴未艾。在The Stuff of Thought一书中，我讨论了这一新的研究动向，并且指出，语言影响思维的观点并非完全错误，但语言影响思维的方式有很多，人们很容易将它们混为一谈。特别是，人们往往会将一般性的观察结果（例如一个人的话会影响另一个人的想法——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语言就没有任何用处）与一些极端的主张联系起来（例如我们是用母语进行思考，我们所说的语言决定了我们无法思考某些问题），在The Stuff of Thought这本新书中，我论证了“心语”理论的正确性——我们不是用母语思考，而是用更为抽象的思想媒介来进行思考。
03 语言机制
本章结尾部分描述的句法机制已经很难在乔姆斯基的最新理论——也就是所谓的“最简方案”（Minimalist Program）中找到踪迹。在语言学界，乔姆斯基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每隔10年就对自己的理论进行一番颠覆性改造。目前的“版本”是5.2版（当然，这取决于你如何计算），而我在这一章里描述的是3.2版的简化版，即“修正的扩充标准理论”（Revised Extended Standard Theory）。不过，对于任何一位正在研读语言学著作的人来说，本章绘制的语法图都不会显得陌生，因为我所强调的方面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而且可以很容易地转化为其他理论。在我本人的论著中，我一贯支持比乔姆斯基理论更为平实、自然的理论（更少的分枝、更少的语迹、更少的转换），它们的构架清晰可辨，一目了然，例如短语、词语项和结构。琼·布列斯南的理论就是一个例子，而这种优点也可以在雷·杰肯道夫和彼得·库里卡弗（Peter Culicover）的新书《简单句法》（Simpler Syntax）中找到。
自我撰写本章内容以来，最大的研究进展发生在2004年，也就是波士顿红袜队赢得世界职业棒球大赛冠军的那一年。
04 每个人的头脑中都装着一套构词法
我在随后的两本书中对单词世界做了更为深入的探讨。《单词与规则》（Words and Rules）考察了词形组合的丰富性及其对认知机制的影响。The Stuff of Thought考察了单词的含义以及它们的产生和传播方式。
在生动有趣的《孩子如何学习词义》（How Children Learn the Meanings of Words）一书中，保罗·布鲁姆指出，儿童没有专门用于词义学习的心理机制，他们学习单词的方式和学习其他事物一样。儿童是通过自己的“心智理论”或直觉心理学来锁定词义，并结合具体的语境来推断一个正常的说话者可能表达的意思的。雷·杰肯道夫和我认为这并非事实的全部，我们在与乔姆斯基辩论的文章中解释了其中的原因。
05 语音的奥秘
目前，语音识别技术已经取得了飞速发展，成为电话信息系统不可或缺的部分。但每位曾受困于“语音信箱监狱”（voice-mail jail）的人都知道，这一系统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否则常常会得到这样的答复：“对不起，我不明白您在说什么。”小说家理查德·鲍尔斯（Richard Powers）描述了自己使用最先进的语音识别程序的体验：“这台机器是一个误打误撞的‘专家’。就像我们有时会把《旧约》诗篇‘Surely goodness and mercy shall follow me all the days of my life’听成‘Shirley, good Mrs. Murphy, shall follow me all the days of my life’一样，我的平板电脑也会将‘book tour’听成‘back to work’，‘I truly couldn’t see’听成‘a cruelly good emcee’。”识别不同的人说出的各种单词依然是一个艰巨的设计任务。
在《单词与规则》中，我更为详尽地讨论了英语的发音模式以及这种变幻不定的拼写方式背后的逻辑性，包括乔姆斯基和莫里斯·哈利的独到见解：英语的拼写“几近于最理想的拼写系统”。
社会上还爆发了一场与语言有关的激烈辩论，这在《语言本能》中没有提及，即“阅读大战”（reading wars）。这场辩论的焦点是：在读书识字的问题上，儿童是否应该接受明确的教导来掌握如何从单词的字母拼写中分析出单词的读音（也就是“字母读音法”），还是可以在丰富的阅读环境中本能地发展出读写能力（即所谓的“整体语言法”）。我在这一章中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语言是一种本能，但阅读却不是。和多数心理语言学家一样（但和许多教育人士不同），我认为应该有意识地教导孩子认识语音，并了解它们在字母串中的编码方式，这对孩子来说至关重要。在这方面，黛安·麦吉尼斯（Diane McGuinness）的《我们的孩子为什么不会阅读》（Why Our Children Can’t Read）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这一书名出自出版商的营销噱头，麦吉尼斯最初将这本书命名为《阅读革命》，因为它不但探讨了阅读研究的科学革命，也追溯了人类历史中给我们带来字母拼写体系的革命性事件。
事实证明，山梨正明对克林顿的评论简直是未卜先知。
06 会说话的大脑
无论是谁，只要他曾经用过某种号称“懂得英语”的搜索引擎进行网络检索，就一定可以站出来证明：对自然语言的理解仍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工程问题。同样，语言翻译软件也是如此。洛伯纳大奖赛（被错误地形容为“图灵测试”）的参赛软件依然是靠着预设的回复来赢得大奖，它们根本无法理解语言。
语用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它研究的是特定社会背景下的语言运用，以及敬语、暗指和言外之意等语言现象。在这一章中，我只用了两三页的篇幅简单地梳理了一下。我在The Stuff of Thought中对语用学作了更加深入的讨论，并从社会心理学和进化心理学的角度解释了这些语言现象。
07 为什么地球上会存在那么多不同的语言
语言学家丹尼尔·埃弗雷特对亚马孙土著语言毗拉哈语进行了研究，他声称这种语言与霍盖特所总结的语言共性形成冲突，因为它无法讨论直接经验之外的事物，而且不存在递归性的嵌入机制，即一个单词或短语可以嵌入一个相同类型的单词或短语之中。但正如我前面所说，埃弗雷特的第一个说法与大量有关毗拉哈人生活方式的观察结果不符，而他的第二个说法也同样站不住脚。借助动词后缀和将名词转化为动词，毗拉哈语可以实现一定程度的语义嵌入，因此可以表达“我说某某打算离开”这种嵌套两层语义的想法。此外，毗拉哈语也可以用一个句子来陈述一个命题，比如“我们吃许多鱼，但有些鱼我们是不吃的”。语言学家安德鲁·内文斯（Andrew Nevins）、大卫·佩塞斯基（David Pesetsky）和赛琳·罗德里格斯（Cilene Rodrigues）对毗拉哈语进行了细致研究，他们驳斥了毗拉哈语不存在句法嵌入的观点。
普遍语法仍然是一个备受争议的概念，但这些争议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已。那位来自火星的科学家依然会认为，与人们所能想到的无数种声音交流方式相比，人类的语言其实都大同小异。在《语言的原子》（The Atoms of Language）一书中，语言学家马克·贝克（Mark Baker）采用实证的方法，清晰地描绘出普遍语法的基本结构以及将各种语言区分开来的一小批参数。
我建议有关语系的争论可以请“一位出色的统计学家花一个下午的空闲”来解决，如今已经有一批生物统计学家在这样做了，当然这花了他们不止一个下午的时间。在某些项目中，为生物学而设计的计算机程序被运用于语系的研究中，这些程序原本是用来分析各类物种的基因，从而构建出物种进化的谱系图的，如今它们被用于分析不同语言的单词，以便描绘出语言的家谱。研究者首先用毫无争议的语系（例如印欧语系）对这些程序进行检测，以验证它们是否能够还原出已知的谱系，然后再将它们用于隐晦不明的语系，以计算出其中的谱系和各种原始语言从它们的祖语中分离出来的相关时间。近来有关印欧语系的分析表明，说原始印欧语的人生活于8 000~10 000年前，这正符合最近兴起的“走出安纳托利亚”（Out of Anatolia）理论。根据这个理论，他们是欧洲的第一批农夫。更多的语言学家对此表示怀疑，因为这个时间和“语言古生物学”的研究结果相抵触，例如原始印欧语中有“车轮”一词，但车轮是在5 500年前才发明出来的。原始印欧人到底是早期的农夫还是晚期的牧人，这个争论还在继续。也许两种说法都是对的，他们可能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至于更为古老的超级语系，例如诺斯特拉语系、印第安语系、欧亚语系（更不用说原世界语），它们仍然不被多数语言学家所认可。同样，人类遗传学家路卡·卡瓦利-斯福扎所提出的观点，即基因族谱和语言谱系的重叠性，也遭受了学界的冷落。对于庞大的种群和族群来说，这个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例如使用闪语、班图语和欧洲语言的非洲人。但通常情况下，它与事实并不相符。其中的原因是，语言和基因不同，它并不总是由父到子、至上而下地纵向传承，而是常常会发生横向传递：从征服者传向被征服者，从本地人传向外来者，从上等人传向下等人。
2004年，遗传学家亚历克·奈特（Alec Knight）和乔安娜·马恩特恩（Joanna Mountain）发表了一个有关原世界语的惊人论断：第一批现代人所说的母语是一种吸气语（click language）。虽然大多数语言学家对此不以为然，但他们的观点也并非胡乱猜测，而是基于以下四个观察结果：第一，非洲两大主要吸气语（坦桑尼亚的哈德扎人和卡拉哈里沙漠的桑人所使用的语言）在语言上没有亲缘关系，也就是说，这两种语言早在10 000年前就已经分道扬镳。第二，哈德扎人和桑人在基因上也相隔遥远。第三，哈德扎人和桑人都拥有一定水平的遗传多样性，这表明他们是人类始祖的两支直系后裔。第四，语言学家发现，拥有吸气音的语言常常会丢失吸气音，而没有吸气音的语言却绝不会产生出吸气音。因此一个简单的解释是，大约生活于10万年前的第一批现代人说的是带有吸气音的语言，这些吸气音在哈德扎人和桑人的语言中保留了下来，而在其他后裔的语言中都逐渐遗失了。
当然，语言的消亡仍然是语言学界的一大忧虑。目前有两个组织专门负责支持和保存濒危语言，它们是濒危语言基金会（Foundation for Endangered Languages，网址www.ogmios.org/home.htm）和濒危语言基金（Endangered Language Fund，网址www.endangeredlanguagefund.org）。
08 孩子天生会说话
心理学家罗伯特·格林科夫（Roberta Golinkoff）和凯西·赫什-帕塞克（Kathy Hirsh-Pasek）的《婴儿如何说话》（How Babies Talk）一书对婴儿如何开口说话做了很好的介绍。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有关年轻人的大脑在语言学习和创造上比老年人的大脑更为优越的证据可谓层出不穷。而且有证据表明，掌握口音的能力在两岁之后就开始逐渐衰退。根据神经影像学的研究结果，在第二语言的习得上，儿童大脑的处理方式与成人大脑不同。前者处理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的区域完全重叠，而后者则是由两个相邻区域分别处理。
同时，目前还很难证明语言习得存在一个专门的“关键期”。语言学家大卫·伯德桑（David Birdsong）认为，人们只是因为年纪越大而变得越糟：30岁的成年人比不过20岁的小伙子，20岁的小伙子比不过十几岁的青少年，十几岁的青少年比不过五六岁的小孩子。伯德桑认同本章里提到的一个假设：年龄对语言的影响是衰老过程的一部分。这个问题并不容易解决，因为人们学习第二语言的背景、动机有着很大差异，它们会对语言学习的年龄变化曲线造成各种干扰。
另一个问题是，年龄对第一语言的影响可能比第二语言更加明显。心理学家早就怀疑，借助第一语言这根拐杖，成人可以更好地掌握第二语言，因为他们可以将二者进行对照，了解其中的区别。瑞秋·梅伯里（Rachel Mayberry）对此做了精巧的研究，并证明了这个观点，只是她的研究公布得稍晚了一些，我没能把它写进这本书。她发现，在美国手语的学习上，将它作为第一语言的先天成年失聪者，比将它作为第二语言的成年失聪者（因为事故或疾病而丧失听力）要差得多。当然，从小就学习美国手语的先天成年失聪者的表现是最优异的。这表明，成人在语言习得上比儿童要差很多，但这种差异被一个事实所掩盖：大多数成人所学的都是第二语言，而非第一语言。
年龄对语言习得的影响牵扯到美国教育政策的一场大争论，这场争论可能比“阅读大战”还要激烈。直到最近，美国的许多州都在实施一种古怪的双语教育：移民的孩子接受的都是母语（通常是西班牙语）教育，而英语只是逐步引入课堂，而且要等到孩子进入青春期时才全面介入。许多学者支持这种教育体系（部分是因为他们隐约觉得这样是在支持少数族裔和移民），尽管许多移民父母对此表示反对，而且缺少足够数据显示这一教育体系对孩子有所帮助。此外，这一体系的基本假设是年纪大的孩子在语言习得上要强于年纪小的孩子。罗恩·恩兹（Ron Unz）是主张废除这一教育体系的急先锋，他指出，这种教育理念就像是“让石头从下往上，掉落天空”。
09 语言器官和语法基因
除了基因革命外，和语言关系最大的科学发展表现在大脑的影像分析，特别是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和脑磁图上。尽管语言区域的总体景观变得更加复杂，但经典的语言区域通常都可以借助这些手段清晰地找到。一个比较接近全貌的例子就是下页这张大脑语言区影像图，它是我和我以前的学生奈德·沙辛（Ned Sahin）在实验中所获得的扫描影像。在实验中，我们让被试观看屏幕上的单词，并要求他们默念这些单词，或者在心中将这些单词转换成复数形式或者过去时态。
计算机对这张左脑图像进行了“膨胀”处理，因此脑沟（大脑沟裂）看上去就像一片片暗灰色的斑块。图像上的亮点表示血流量增加的部位。你可以看到，这些发亮的部位和我在本章中基于当时数据（依靠解剖和断层扫描）所绘制的语言区域图十分吻合。在大脑的底部后端（图片右下角），你可以看到初级视觉皮层。位于它左侧的是一个新发现的区域，名为“视觉词形区”，它负责检测单词的形状。它的附近就是韦尼克区，也就是负责识别单词的区域。额叶中部的那片光亮区（图片左侧）包括布洛卡区（负责语法计算）和某些控制嘴部运动的区域。在这片光亮区中，有一部分向下延伸到额叶之下的大型脑沟（即脑岛）中，它可能与发音设计有关（即便我们的研究对象并没有开口说话，因为头部运动有可能会对大脑的语言图像形成干扰）。在大脑后部的顶叶上方（图片右侧上方），我们可以看到一片发亮的活跃区域，它正好位于一条横向延伸的脑沟之上，这片区域反映的是人们对光学显示的注意。
不幸的是，在过去10年里，有关语言的神经影像数据只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份粗糙、笼统的地图，而没有绘制出一幅清晰明确的区域分布图，指明每个部位所负责的具体工作。不过，还是有人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尝试，试图厘清这混乱的局面。彼特·哈古特（Peter Hagoort）认为，左脑下额叶（图片左侧的大片光亮区，包含布洛卡区在内）负责将各种语言知识（单词、规则、声音、结构）联结起来，由此形成一个清晰连贯、语义明确的句子。哈古特指出，在这片区域中，前部下端主要负责意义的处理，后部上端主要负责语音和发音，中部则主要负责处理语法。大卫·坡佩尔（David Poeppel）和格雷格·希科克（Greg Hickok）提出了另一种见解，不过他们关注的是语义理解。他们认为，单词的理解开始于韦尼克区的周围区域，然后兵分两路，一路向前下方延伸，进入颞叶（图片底部的长形叶片），与意义连接；另一路向上延伸，然后向前进入额叶，与发音连接。
在这一章里，我完全是用假设的方式描述大脑神经回路在子宫内的发育情况，而在过去10年的生物学研究中，这一领域同样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我以前的学生盖瑞·马库斯（Gary Marcus）写了一本可读性很强的书：《心智的诞生》（The Birth of the Mind）。他在书中解释了胚胎大脑发育的基本科学知识，并对基因和早期神经活动究竟如何铺设语言和认知回路进行了推测。
10 人类语言的起源
在我撰写《语言本能》的时候，语言进化还没有形成一个研究领域，而现在它已经成为许多著作、会议和研究项目的中心议题。最近有一部论文集出版，书名是《语言进化：最新研究进展》（Language Evolution: States of the Art）。该论文集收录的都是一些重要学者的评论文章，其中也包括我的一篇文章。我在文章中指出（就像我在这一章中所表达的观点），语言是对“认识生境”（cognitive niche）的一种适应。在这个生境中，人们通过语言来协商合作，分享知识。这一蓬勃发展的领域甚至成为一部最新出版的科普书籍的主题，它的作者是新闻记者克莉丝汀·肯尼利（Christine Kenneally）。
在这个领域中，最激动人心的新进展来自基因革命。一批和语言相关的基因或基因座已经被识别出来，这证明语言是一种复杂的基因现象，而非源自某次幸运的基因突变。更值得关注的是，有些新技术可以对遗传变异进行分析，将那些基于自然选择的基因变化和随机发生的基因变化区分开来。其中一个方法是看影响蛋白生成（对自然选择来说是可见的）的核苷酸变化是否比没有用处的变化要多，否则就是随机的进化噪音；另一个方法是看一个基因在同一物种内的差异是否比它在不同物种之间的差异要小。结果证明，不但基因FOXP2带有自然选择的印记，其他一些基因也是如此，这些基因牵涉到人类（但在黑猩猩身上没有体现）的听觉处理，这很可能是为了满足理解语言的需要而产生的变化。
另一个重要的发展是，计算机进化语言学不再是单枪匹马的事业。我的同事马丁·诺瓦克（Martin Nowak）已经开发出一些数学模型，并由此证明了人们的一个直觉判断：语言的一些基本设计特征能够为拥有智慧的社会个体提供选择有利性。这些特征包括能够表达复杂意义的句法规则，以及所谓的模式二重性，即由音素构成单词，由单词构成句子。
1995年，我参加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举办的一个研讨会。在会议上，休·萨维奇·伦堡宣称自己相信“坎齐”（她所训练的倭黑猩猩）有朝一日会登台发表演讲。我们仍然在等待这一天的到来。虽然我认为与撰写《语言本能》之时比起来，“坎齐”和其他倭黑猩猩在理解和使用单词方面有了不小的进步，但它们组织单词的能力仍然处于低级水平。事实上，反倒是一些在亲缘关系上距离我们更加遥远的动物在交流沟通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在所有动物中，鹦鹉最善于学习带有句法和语义的人工语言，八哥最善于发出具有递归结构的信号，鸟类和海豚是最好的语音模仿者，而在理解人类意图方面，黑猩猩又比不过人类最好的朋友：家犬。这种情形印证了我的观点：在“动物”中寻找语言是一种错误的做法，就仿佛进化是一个分成不同等级的梯形平台，人类位于平台的顶端，而黑猩猩位居其次。实际上，各种动物都散居于进化之树的不同位置，它们为了适应自身的生态环境而进化出各种有用的认知能力和交流能力。人类仍然是唯一进化出语言的物种，这种带有组合性句法和语义的交流系统完全符合我们独特的认知生境。
2002年，乔姆斯基和比较心理学家马克·豪泽（Marc Hauser）、特库姆塞·菲奇（Tecumseh Fitch）合著了一篇论文，这是一次不太常见的合作。这篇论文试图打破语言学和动物行为研究之间的藩篱。作者将语言官能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语言官能是指与说话和理解相关的所有能力（包括概念、记忆、听力、计划和发声），狭义的语言官能则为人类语言所独有。他们认为，广义语言官能中的许多能力是人和动物共有的，而狭义语言官能则专指句法的递归性。我已经说过，我和雷·杰肯道夫对此深表怀疑，并在《认知》杂志上和他们展开了一场辩论，表达了我们的观点。
11 语言专家
迄今为止，这一章是本书中引起最大关注的部分。许多读者认为我全然反对提倡标准语法和良好文风，有些人则把我看成是20世纪60年代“我行我素”（doing your own thing）精神的拥护者、追求随心所欲，放纵不羁的生活方式。我甚至以一个极端的语言放任者的形象，出现在大卫·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的小说《无尽的玩笑》（Infinite Jest）中。事实上，我在这一章里只是将任何一位英语史研究者很容易发现的问题公之于众：许多规定性规则纯粹是无稽之谈，与逻辑、文风、清晰度或文学先例毫无关系，尽管它们常常被当作金科玉律供奉起来。
为了让行文诙谐起来，我在书中对理查德·莱德勒和威廉·萨菲尔这两位睿智的作家多有冒犯，对此我很是过意不去，尤其是《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杂志摘录了这一章的内容，并附加了一个标题和采访，其中暗含了对萨菲尔的无端嘲讽。一年后，我遇见了萨菲尔，他对此表现得十分大度，此后他还偶尔就他的专栏文章向我征求意见。但约翰·西蒙（John Simon）却截然相反，他在《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杂志上说我是在为自己缺少教养的父母所说的拙劣语法进行辩护。
我在这一章里呼吁语言专家应该像语言学家那样思考问题，这一呼吁得到了简·弗里曼（Jan Freeman）的响应。她在《波士顿环球报》上开辟了一个名为《说词解字》的专栏，里面的文章见解深刻，洞见迭出。另外我还呼吁语言学家走出象牙塔，向普通大众介绍文法和语用知识，这一呼吁也得到了杰弗里·普勒姆和马克·利伯曼（Mark Liberman）的响应，他们在网上开了一个颇受欢迎的博客，名为“语言日志”。杰弗里·纳恩伯格、约翰·麦克沃特和其他一些语言学家有时也会在上面撰写文章。
结语 语言，洞悉人性的一扇窗
我将这一章的内容扩展成了两本书：一本是《心智探奇》（How the Mind Works），它探讨了构成人类本性的其他认知本能和情感本能；另一本是《白板》，它分析了人类本性的观念，以及这种观念在政治、道德和情感上的各种表现。
[1] “智慧设计运动”（Intelligent Design movement）是在基督教智囊团体“发现研究院”的指导下，有组织的新创造论运动，目的是推动宗教日程，呼吁在美国的公共领域进行广泛的社会、学术和政治变革。这个运动的总体目标是，“击败以进化论为代表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令科学与基督教和神学信仰和谐共处。——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