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知性之乐

牛顿把手表放进沸水里,

手上却捏着鸡蛋计算时间,

因为他已沉浸在抽象的思考当中。

迈克尔逊是第一位赢得诺贝尔奖的美国科学家,

有人问他何以花那么多时间测量光速,

他答道:“因为太好玩了!”

人生的美好事物不一定都通过感官,有些最快乐的体验发生在心里,由挑战我们思考能力的资讯所引起。400年前,培根就说过,好奇心(所有知识的种子)乃是愉悦的最纯粹形式的反映。不仅身体的每一种潜能都可以构成心流活动,心灵的每一运作也都能产生独特的心流。

身体与心灵相辅相成

在知性的追求中,阅读可谓是最常被提及的心流活动。解决心头疑惑既是一种追求乐趣的最古老的方式,也是哲学与现代科学的先驱。有些人读乐谱的技巧娴熟,甚至不需要听演奏就能领略到一首作品的乐趣,他们认为读一首交响乐的乐谱比聆听演奏更好;想象的音符在脑海中跃动,比实际演奏更接近完美。同样,花大量时间研究艺术的人,渐渐能从感情、历史、文化的层次欣赏作品,竟超越了纯粹的视觉美感。有位专业艺术工作者说:“感动我的作品背后有大量观念、政治及知性方面的信息……视觉的呈现只不过是招牌而已。它不仅是视觉元素的重组,而且是艺术家利用视觉法则,结合眼睛与认知力,创造出来的崭新的思想机器。”

这个人在画中看到的不只是画,而是融合了画家感情、希望、观念,再加上他所生存的文化与时代精神的“思想机器”。我们若细心注意,就能从运动、饮食或性这些会带来乐趣的体能活动中,发现类似的心灵空间。硬要把身体的心流活动与心灵的心流活动划分开来,其实有点儿勉强,因为所有体能活动,只要能带来乐趣,不免都要沾染心灵的成分。运动员都知道,要使自己的表现超越某个临界点,必须先锻炼心灵。他们得到的真正报酬不只是健康,他们还得到了个人成就感与自我评价的提升。同样,大多数心灵活动也依赖于体能的空间。譬如下棋,这种活动极耗脑力,但高明的棋手都借游泳或跑步来锻炼自己,因为他们知道,如果身体状况欠佳,就绝对支持不住正式棋赛中长时间的全神贯注。练瑜伽时,也是通过学习控制身体,为控制意识作准备,两者结合得天衣无缝。

因此,虽然心流总是一方面用到肌肉与神经,一方面又需要意志、思想与感觉的配合,但因为某些活动的乐趣是直接来自心灵的秩序,不需要通过对肉体感觉的思索,我们还是应该把它们另归一类。这些活动在本质上具有象征性,依赖自然语言、数学或电脑语言之类的抽象符号体系,才能达到建立心灵秩序的效果;提供一个逼真的世界,让人在其中完成一些现实世界不可能做到的动作,就这方面而言,象征体系与游戏很相似,但象征体系中的行动通常局限于心灵对观念的操纵。

要享受心灵活动的乐趣,必先具备体能活动产生乐趣的相同条件。要有象征的技巧,要有规则、目标以及取得回馈的途径。当事人必须集中精力,并且在与技巧相当的层次上随机应变。

心灵的混沌状态

在现实中,要达到如此秩序井然的心理状态,并不那么简单。正常的心理状态乃是混乱一片。在既没受过特殊训练,外在世界又没有值得注意的目标时,一般人集中思考的时间很少能超过几分钟。如果有外来的诱因引导,比如看电影或在拥挤的道路上开车,集中注意力会比较容易。阅读一本精彩的书也有助于集中注意力,但大多数读者看了几页还是会分心,必须强迫注意力回到书本上,才能继续往下读。

我们很少注意到自己对心灵的控制力竟是那么薄弱,因为习惯已奠定了精神能量的轨迹,仿佛思想会自动衔接,毫无漏洞。一夜安睡,早晨闹钟一响,意识就恢复清醒,接着就到浴室去刷牙。文化分派给我们的社会角色负责塑造我们的心灵,我们通常也任由这套既定规则操纵,直到晚间又该就寝,失去意识为止。但在独处、无须集中注意力时,心灵没有秩序的原貌就会显现。它无所事事,如脱缰野马,往往停留在令人痛苦或困扰的思绪上。除非一个人知道如何整顿自己的思想,否则注意力一定会被当时最棘手的事件所吸引:它会集中于某种真实或想象的痛苦,最近的不快或长期的挫折中。精神熵是意识的常态—一种既没有任何作用,又不能带来乐趣的状态。

为了避免沦入这种状态,一般人当然急于用任何能到手的资讯填满心灵,只要能转移注意力,不要沉溺在消极的情绪之中就好。这也说明了为何人们花大量时间看电视,尽管这么做毫无乐趣可言。比起其他的刺激—阅读、与别人交谈、发展嗜好等,电视最能提供持续且易得的资讯,帮助观众整理注意力,而所需要的精神能量又非常少。一般人看电视时,不用担心游移不定的心灵强迫他们面对私人的问题。不难想象,一个人一旦确定了克服精神熵的策略,再要求他改弦易辙就很困难了。

做个白日梦

避免意识混乱的最好办法,当然是培养能控制心灵运作过程的习惯,而不是依赖电视这样的外来刺激。养成好习惯需要多练习,还需要心流活动不可或缺的目标与规则。比方说,运用心灵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做白日梦:通过心灵意象排演一连串的事件。但即使这么简单的整顿思想的方法,很多人仍然做不到。专门研究白日梦与心灵意象,堪称这方面“泰斗”的耶鲁大学社会学家辛格指出,很多小孩不曾学会做白日梦的技巧。白日梦不但能借着想象弥补现实中的不快,创造情绪的秩序—例如一个人在想象中目击虐待自己的人受到惩罚,挫折感与攻击欲就会缓和很多—同时也能帮助孩子(还有成年人)预习想象的情况,在情况真的出现时,用最好的方式应对,并考虑各种可能的选择与出乎意料的后果,这些都有助于提升意识的复杂性。只要运用得宜,白日梦也能产生无穷乐趣。

本章讨论有助于建立心灵秩序的条件时,首先要谈到记忆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接着是如何用语言文字来制造心流体验。然后,我们要介绍三种象征体系:历史、科学与哲学。了解它们的规则以后,这三套体系都能够提供很大的乐趣。虽然还有很多其他学科值得一提,但这三者可作为很好的范例。只要用心,每个人都可以体会到这些“心灵游戏”的趣味。

记忆:科学之母

希腊神话把记忆拟人化,取名为摩涅莫辛涅,她是缪斯女神的母亲,所有艺术与科学都由她孕育而生。把记忆视为最古老的心灵技巧以及所有心灵技巧的基础,理由十分充足,因为倘若没有记忆,其他心灵运作的规则就会随之消失得无影无踪,逻辑与诗歌也不可能存在,每一代都必须重新发现科学的基本原则。记忆的重要性可以借人类历史加以证明。在书写记事体系发达之前,所有学习得来的资讯都只能靠记忆,由一个人传递给另一个人。个人的历史也是一样,无法记忆的人,就丧失了以往累积的知识,无法建立意识的模式,也无从整顿心灵的秩序。正如布努埃尔所说:“生命没有记忆,就不能算是生命……记忆是我们的凝聚、理性、感情,甚至也是我们的行动。少了它,我们什么也不是。”

任何心灵的心流都直接或间接地与记忆息息相关。历史显示,组织资讯最古老的方法是运用祖宗谱系,而谱系决定一个人在部落或家族中的地位。《圣经·旧约》(尤其是开头几卷)以大篇幅记载谱系,绝对事出有因。知道一个人的出身来历,跟哪些人有亲戚关系,乃是在缺乏其他秩序基础的时代,创造社会秩序的最主要的方法。在没有文字记史的文化里,背诵祖宗的名字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即使今天,能记得家谱的人仍然以此为乐。记忆的乐趣在于它有助于实现目标,并且建构意识的秩序。想起自己把钥匙忘在什么地方时,心中泛起的快乐,相信每个人都体验过。记住好几个时代前一长串长辈的名字,更因为它能满足一个人在绵延不断的生命之流中,寻找一个定点的需求,带来的乐趣尤其充实。缅怀祖先使人立足于回顾过去与展望未来的交接点,即使在谱系已失去重要性的西方文化中,“根”的追索与谈论仍为人们带来莫大的乐趣。

我们的老祖宗不但要背自己的家世,还要把所有与控制环境有关的资讯都记在脑海里。可食用的药草水果名单、保健要诀、行为规范、继承权、法律、地理知识、基本工艺、至理名言……全都变成容易记诵的俗语或韵文形式。

猜谜游戏

伟大的荷兰文化史学家赫伊津哈指出,在系统知识的前身当中,首推猜谜游戏。在大多数古老文化中,部落长老会互相挑战,由一个人唱一段隐藏许多线索的歌谣,再由另一个人破解歌中的秘密,社群中最令人兴奋的大事就是谜语高手的比赛。谜语的形式可谓是逻辑规则的前身,谜语的内容则用于传递老祖宗希望保存的实用知识。有的谜语十分容易,例如,下面这首格斯特夫人翻译的古威尔士吟游诗人的歌曲:

各位猜猜看,

诺亚洪水来临前,

忽有强兽生世间;

无肉也无骨,

无血无脉管……

无头无手无躯干,

田野丛林任驰骋,

充塞天地间,

不由父母生,

凡人不能见……

答案是“风”。

德鲁伊教徒和吟游诗人编的其他记事谜语,更长也更复杂,智巧的歌谣中藏有重要的特殊知识。爱尔兰作家格雷夫斯认为,早年爱尔兰与威尔士的智者,就把知识藏在易于记忆的诗中。他们用的密码往往极为复杂,例如用一种树名代表一个字母,以一连串的树名拼出要说的字句。古威尔士吟游诗人唱的一首长诗《树木之战》中,第67~70行如下:

前排的赤杨木

开始骚动。

柳树与山梨树

仍排得整整齐齐。

其中赤杨木在德鲁伊密码中,代表字母F、柳树代表S、山梨树代表L。用这种方式,少数懂得如何应用字母的德鲁伊教士,在唱一首描写树林中不同树木争战的叙事歌时,就把只有圈内人才懂的信息传递出去了。当然,解谜不完全靠记忆,专门的知识、丰富的想象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都必须具备。但如果缺少良好的记忆力,就注定不可能成为谜语大师,也不可能精通其他的心灵技巧。

记忆有用论

人类自有历史以来,记忆力一直被视为最珍贵的心灵天赋。我的祖父在70岁时,仍能用希腊文背诵他高中时所学的3 000行《伊利亚特》史诗。每次表演这一招,他都满脸自豪,老花眼瞪着遥远的地平线,铿锵的音节带领他重返少年时光,每字每句都令他回忆起初次学习这些篇章时的往事;背诗对他而言,就像是时光旅行。他那一辈的人仍把记忆视为知识的同义词,直到近100年,文字记录变得廉价而容易取得之后,记忆的重要性才快速衰退。现在良好的记忆力用途已不大,充其量在参加电视趣味问答时,或许能帮你多赢些奖金。

一个人倘若没什么值得记忆的事,人生就会变得贫乏。20世纪初的教育改革家就完全忽略了这回事,他们研究证明,“机械性的背诵”不是储存与搜集资讯的有效方法。在他们的努力争取下,背诵式学习被排除在学校之外。如果记忆只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这一派教育改革家的论证或许很正确;但如果我们把控制意识看得跟完成工作同样重要,那么把复杂的资讯模式牢记在心中,绝不能说是一种浪费。稳定的内涵能使心灵更丰富。所谓创造力与记诵式学习不兼容,其实是一项错误的假设。多位最具创意的科学家,都以能记忆大量音乐、诗歌及历史资讯而著称。

一个能记住故事、诗词歌赋、球赛统计数字、化学方程式、数学运算、历史日期、《圣经》章节、名人格言的人,比不懂得培养这种能力的人占了更大的便宜。前者的意识不受环境产生的秩序限制,他总有办法自娱,从自己的心灵内涵中寻求意义。尽管别人都需要外来刺激—电视、阅读、谈话或药物—才能保持心灵不陷于混沌,但记忆中储存足够资讯的人却是独立自足的。除此之外,一般人也喜欢跟这种人做伴,因为他们会与人分享心灵的资讯,帮助互动的对象,建立意识的秩序。

如何使记忆更有价值?最自然的做法,就是从选择自己真正感兴趣的题材入手—诗歌、烹饪、棒球等,然后开始注意与这个题材相关的重要素材。只要充分掌握题材,一项资讯值不值得记忆就显而易见了。在此应该认清一件事,你不需要吸收一连串事实,也不会有什么必须记忆的事项的清单。只要你决定自己想记住某个资讯,它就会接受你的控制,记忆学习的过程就成为一项愉快的工作,不再是外来的要求。一个美国南北战争迷不需要人要求,就能把大小战役的日期背得滚瓜烂熟;如果他对炮战特别感兴趣,他大可只注意炮兵发挥重要作用的战役。有些人随身携带抄有诗句或名言的小纸条,每逢厌倦或情绪欠佳时就取出来欣赏。心爱的故事或诗词随手可得,能为人带来踏实的自信。若把它直接储存在记忆里,这种拥有的感觉,或更恰当地说,与记忆的事物密切相连的感觉会变得更强烈。

当然,专精于某个领域的人若运用不当,也可能过分自大而惹人讨厌。我们都认识喜欢炫耀记忆力的人,但这种人往往只是为了引人注意才下工夫强记一些事。如果一个人有内在的诱因,对一件事真正感兴趣,希望控制的是自己的意识而非环境,就不太可能引人反感了。

心灵游戏

塑造心灵活动所需的工具不仅仅是记忆。记住一些事实,若不能把它们归纳成某种模式,建构它们之间的相似性与规律性,仍然没有用。最简单的秩序体系就是为每个事物取名字,我们发明的字眼,便把独立事件纳入宇宙通用的类别。文字的力量无比广大,《圣经·创世纪》第一章,上帝就为日、月、天、地、海及所有他创造的万事万物取了名字,这才完成创世的程序。

《圣经·约翰福音》开宗明义地说:“太初有道……”这里所谓的“道”就是文字。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现在几乎全部散失的著作,一开始也说:“道来自永恒,但人对它的认识比起过去并无长进……”这里的“道”同样也是指文字。这些例子都指出,文字在控制体验上的重要性。文字是建造象征体系的“积木”,使抽象思考成为可能,并扩大了心灵储存刺激因素的空间。若缺少整理资讯的体系,即使最清晰的记忆也不能阻止意识陷入混沌。

有了名字之后,还需要数字与观念,然后是用一套可预测的方法,将之综合在一起的规则。公元前6世纪,毕达哥拉斯和他的学生们展开了一项庞大的建构秩序工作,企图把天文、几何、音乐、数字,用一套共同的法则结合在一起。因此,他们的工作与宗教发生混淆是可想而知的,因为两者的目标几乎重叠:找出一种能呈现宇宙构造原理的方法。2 000年后,天文学家开普勒与物理学家牛顿也相继踏上了相同的追寻之路。

思考带来愉悦

理论的思考从未完全摆脱古老谜语般充满意象与谜团的特质。以公元前4世纪意大利南部城邦塔朗多的哲学家兼军事长官阿契塔为例,他借自我诘问证明宇宙没有边界。他问:“如果我站在宇宙的边界上,向外抛出一根棍子,会产生什么结果?”阿契塔认为,棍子会丢进宇宙外面的空间,但这么一来,宇宙的边界之外就还有空间,以此推论,宇宙应该没有边界才对。阿契塔的推理虽然很原始,但爱因斯坦在思索相对论时提出,在行进的火车上看钟,钟走的速度会随火车的速度变化,也不外乎同一类型的思考实验。

除了故事与谜语,所有文明都逐渐发展出用几何方法与形式证据,综合资讯的系统化规则。这套法则使人类能够描述星球的运动,准确预测季节的循环,绘制精密的地图,成为一切抽象知识与现代实验科学的源头。

在此必须强调一个经常被人忽略的事实:哲学与科学的兴盛与发展,只因思考带给人愉悦。如果思想家不能从逻辑或数字创造的意识秩序中找到乐趣,我们现在就不会有数学或物理等学科了。

这个观点跟目前大多数讨论文化发展的理论都有冲突。满脑子决定论的历史学家坚称,一般人的思想都由赖以维生的工作塑造成型。例如,算术与几何学的发展,乃是由于需要正确的天文知识,大河流域(包括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印度河、长江、尼罗河等)的“水利文明”,生存所赖以不可或缺的灌溉技术,也以这两门学问为基础。这些历史学家把每一种创造都解释为外来力量的产物,不论这种力量是战争、人口压力、领土扩张、野心、市场状况、科技需求,还是阶级斗争。

外来力量决定在众多新观念中拣选何者,确有其重要性,但这并不足以说明观念是如何产生的。举个例子,美国、英国与德国的生死之争,当然大幅加速了原子弹的发展与应用,但构成核分裂理论基础的科学,跟战争几乎毫无关系,它是太平时期知识积累的结果—例如哥本哈根一家啤酒厂提供一间酒馆给后来得了诺贝尔物理奖的波尔和他的同事使用,一群欧洲科学家就此有了个据点,得以长年累月在此交换意见。

智者德谟克利特

伟大的思想家着重的是思考的乐趣,物质报酬反而在其次。古希腊哲学宗师德谟克利特深受同胞敬重,但他们并不了解他。看见他一连好几天坐着思考,动也不动,他们认为他举止反常,可能是病了,就请名医希波克拉底前来诊治。希波克拉底不但医术高明,也是一位智者,他跟德谟克利特大谈人生的荒谬,随后就向市民保证,他们的哲学家唯一的毛病就是头脑太清醒了。他没有发疯—他其实只是迷失在思考的心流中。

德谟克利特流传下来的残篇断简,说明他极为肯定思考的收获:“思考美的事物或新观念,真有如天神”;“力量与金钱不能带来幸福,幸福存在于正确与多样性之中”;“发现一个真理,胜于拥有波斯王国”。难怪与德谟克利特同时代的哲人都说他天性乐观,“他认为快乐与自信能使人心无恐惧,因此是最高的善”。换言之,他热爱生命,因为他已学会了如何控制自己的意识。

德谟克利特当然不是绝无仅有的迷失在心流中的思想家。一般常说哲学家“心不在焉”,也就是说他们不时会脱离日常生活的现实,沉浸在自己心爱的知识领域中,与象征形式为伍。牛顿把手表放进沸水里,手上却捏着鸡蛋计算时间;他全部的精神能量可能都用于协调抽象思考上,不留一点儿注意力应付现实世界偶发的需要。

值得注意的是,观念游戏的乐趣无穷。哲学、新科学观念的出现,也是源于找到新方法描述现实的乐趣。每个人都能取得促成思想心流的工具;在任何学校或图书馆也都有书介绍相关的知识。一个熟知诗歌韵律或微积分原理的人,就可以不受外来刺激控制,无视外界发生的一切,自行创造一连串有秩序的观念。当一个人学会一套象征体系,并且有能力加以运用时,他就在心灵之中建造了一个随时与他同在、自给自足的世界。

冰岛诗人的救赎

有时,控制这么一个内化的象征体系足以拯救一个人。例如,冰岛号称是全世界诗人比例最高的国家,因为冰岛人对朗诵传统史诗习以为常,以期在极度不适于人居住的环境里,维系意识的秩序。千百年来,冰岛人不仅把记载祖先言行的史诗保存在记忆中,还添加了新的章节。在与世隔绝的寒夜里,他们躲在摇摇欲坠的茅舍中,围火吟诗,忘却室外还有北极寒风怒号不息。如果冰岛人必须默默听着风声度过这些夜晚,他们的心灵一定很快就会被恐惧和绝望占领。但他们借着诗的平仄与韵律,用文字意象表现自己生活中的事件,成功地控制了体验。史诗对冰岛人有多大帮助?没有史诗,他们是否能生存至今?我们无法确切回答这些问题,但谁敢尝试剥夺他们的史诗呢?

当一个人突然落入与文明隔绝,像前面谈到的关进集中营,或到极地探险那样极端的情况,也唯有这么因应。外在世界残酷不仁,内在的象征体系就成为唯一的救赎。心灵自有一套法则的人这时就占有很大的优势,在极度困窘之中,诗人、数学家、音乐家、历史学家,还有熟读《圣经》的专家,都能在汹涌波涛中,找到清醒的小岛。在某种程度上,熟知田地的农夫或熟悉森林的樵夫,也有一套类似的支援体系,但因他们的知识并不那么抽象,需要跟现实有较多的互动关系,才能保持控制。

但愿大家都不需借助象征技巧,就能撑过集中营或极带困厄的折磨。心灵若能自成一套规则,对正常生活也大有好处。缺少内化的象征体系的人,很容易被媒体宰割。他们容易被宣传家操纵,被演艺人员安抚,被推销员蒙骗。我们会依赖电视、药物或政治、宗教的救赎,主要是因为我们自身没什么可以仗恃的东西,内心无力抗拒那些自称握有解答者的谎言。不能为自己提供资讯的心灵,只能在混乱中随波逐流。

文字的游戏

要精通一种象征体系该从何着手?当然,这得看你对哪个领域的思想有兴趣。我们已讨论过运用文字是最古老,也可能是最基本的一套规则。时至今日,文字仍然提供很多机会,可以进入不同复杂层次的心流。虽然有人觉得填字游戏只是雕虫小技,但这却是一个极具启发性的例子。这种颇受欢迎的刹那间游戏,其实优点不少,题目出得高明,就跟古代的猜谜竞赛类似。它价格低廉又容易携带,可以自由设定难度,新手和专家都可以玩,解决后会产生愉快的感受,使玩者觉得满足而有成就感。它为苦坐机场候机、搭火车通勤,或只是星期天早晨无事可干的人,提供一个体验轻度心流的机会。

一个人若局限于纯粹解决填字游戏的题目,仍然得依赖外来的刺激—报纸的副刊或游戏杂志所提出的挑战。取得这个领域自主权的更好的方法是自行设计填字谜题,如此一来,就不需要外界供应模式,你就完全自由了,乐趣会更大。创作填字谜题并不难,我认得一个8岁的小孩,在试做了几次《纽约时报》周日版的填字游戏后,就开始创作自己的谜题,效果还真不错。不过,这也像所有值得培养的技巧一样,从一开始就需要投入精神能量。

谈话的艺术

以文字改善生活,还有一个更实际的方法,就是谈话。谈话的艺术已经失传,200年来实用主义的意识形态使一般人以为,谈话的目的只是传递有用的资讯,以至于现代人只重视沟通过程中是否包含有实用的资讯,要求越简洁越好,不切题的话都视为浪费时间。这导致一般人只会谈论眼前的利害与自己的专长,几乎再也没有人理解伊斯兰教国王阿里的话:“含蓄巧妙的对话,使人犹如置身伊甸园。”这实在很可惜,因为谈话最主要的功能不是办妥一些事情,而是改善体验的品质。

德高望重的现象社会学家伯格与卢克曼写过,我们得靠谈话维系自身存在的感觉。早晨遇见熟人,我道声:“天气不错啊!”这并不是为了传递气象信息,而是为了实现许多未经直接说出的目标。例如,我跟他打招呼,表示我认知他的存在,对他友善。其次,我肯定我们文化中一条基本的人际交往原则,亦即与人接触时,谈天气是最安全的策略。最后,借着强调天气不错,显示我们共同的价值观都把“不错”视为值得追求的优点。这么一句不经意的寒暄,就能帮助我的朋友维系心中习以为常的秩序。他回答:“是啊,太棒了,不是吗?”这样也能帮助我维系内心的秩序。伯格与卢克曼说,若非这样一再重申显而易见的事实,很多人就会开始怀疑,自己生存的世界是否真实。寒暄时说的套话,以及收音机与电视中无谓的插科打诨,都向我们保证,一切都没问题,生活照常无误地进行。

遗憾的是,很多谈话到此就打住了。选字得当、善加组合的谈话,能带给听者极大的满足。字汇宽广、遣词造句灵活,之所以成为企业主管成功的要素,并不单单是因为实用的理由;口才能使人际交往更觉充实,也是一种人人学得会的技巧。

让小孩儿培养文字潜力的一个方法是从小教他们玩文字游戏。在心智成熟的成年人眼中,双关语可能是一种低级趣味,但用于训练小孩儿控制语言,却是很好的工具。我们只需要在跟孩子谈话时多加注意,一有机会—也就是当一个字或一种说法可以作其他的解释时,就转换话题,假装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理解某个字或词。

小孩儿第一次发现“找外婆来吃”可以解释成跟外婆一起吃,或把外婆当做可以吃的食物时,或听见“声音像砂纸”这种说法时,多半会觉得很困惑。事实上,打破词义的秩序,一开始往往容易造成混乱,但孩子很快就能迎头赶上,而且学会把对话歪曲得像根“麻花”。他们借着这么做,享受控制文字的乐趣,成年以后,这批孩子或许能重振没落的谈话艺术,也未可知晓呢!

开启一扇心灵的窗

前面提过好几次,语言最主要的创造作用在于诗歌。韵文能帮助心灵用浓缩多变的形式保存经验,所以用于塑造意识也很理想。每晚读诗对心灵的作用,就跟每天用健身器材锻炼身体的效用相同。你不一定要读伟大的诗,至少一开始不需要如此,也不一定要读完一整首诗。重要的是至少要找到能打动你的心的一段或一句;有时甚至一个字就能开启一扇新的窗,给你一个观看世界的新角度,让心灵开始一场新的内在历险。

同样,你没有理由只做一个消极的消费者。只要付出一点儿努力与耐心,每个人都能学会把个人的体验整理成诗。诗人兼社会改革家柯赫已证明,即使是贫民窟的孩童或养老院里半文盲的老妇人,只要受过起码的训练,都能写出美丽动人的诗句。把写诗的技巧运用自如,毫无疑问提升了他们的生活品质,他们不仅从写诗的体验中找到乐趣,在这个过程中自信心也大大提高。

写散文也有同样的好处,虽然散文缺乏诗的平仄与韵律那样显而易见的秩序,但技巧上也因此比较容易。不过,写伟大的散文与写伟大的诗,难度可能不相上下。

创造一个文字世界

今天,人们逐渐抛弃了书写的习惯,它的地位已经被其他的传播媒体所取代。电话、录音机、电脑与传真机,在传送消息上都更有效率。如果书写的唯一目标就是传递资讯,那么它就已注定了被时间淘汰的命运;但书写的主要功能乃是创造资讯,传递反倒在其次。过去,有学问的人用日记和私人信件把感受诉诸文字,给自己一个反省一天生活的机会。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有大量内容翔实的书信作品,可视为从纷乱的事务中厘清秩序的范例。我们写在日记或信件中的材料,在写下来以前都不存在。若非通过书写时思想缓慢而有机的成长过程,观念根本不可能出现。

不久前,业余的诗人或散文家还能得到认可;而现在如果做一件事得不到报酬(即使少得可怜也好),就被认为是浪费时间。年满20岁的人专心致志写诗,除非能因此赚一笔钱,否则就会遭人轻蔑。事实上,也只有少数才华洋溢的人才能靠写作名利双收。为写作而写作,不能说是浪费时间,最重要的是,它提供给心灵一种表达途径,让一个人用方便记忆的方式,记录事件与感受,以便在日后重温。它也是一种分析与了解体验的方法,—种建立体验秩序的自我沟通。

近年来有很多人指出,诗人与剧作家往往是一群严重沮丧或情绪失调的人,或许他们投身写作这一行,就是因为他们的意识受精神熵干扰的程度远超一般人;写作是在情绪紊乱中塑造秩序的一种治疗法。作家体验心流的唯一方法,很可能就是创造一个可以全心投入的文字世界,把现实的烦恼从心灵中抹去。写作跟其他心流活动一样,可能会上瘾,也可能构成危险:它强迫作者投入一个有限的体验范畴,抹杀了采用其他方式处理事件的可能性。不过,如果把写作运用于控制体验,不让它控制心灵,仍是一件妙用无穷的法宝。

挖掘历史宝藏

记忆是文化之母,她的长女是希腊神话中的历史之神克利欧,她负责井然有序地记录过去的事件。虽然历史缺乏像逻辑、诗歌、数学那么明白,也可成为乐趣泉源的规则,但它有一套清楚的架构,建立在事件无法更改的时间顺序上。观察、记录、保存生活中大小事件的记忆,乃是整顿意识秩序最古老的方法。

在某种意义上,每个人都是他个人生命的历史学家。童年记忆的情绪力量,对于我们长大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心灵如何运作,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心理分析大致上就是帮助病人整理错乱歪曲的童年历史。从往昔中寻找意义的工作,到晚年再次变得很重要。心理学家埃里克森认为,人生周期在最后阶段追求“整合”,也就是把一生中完成的与未完成的事,整理成一则有意义而专属于自己的故事。卡莱尔写道:“历史就是不计其数的个人传记的精髓。”

回到过去

记住过去不仅是创造与保存自我认知的唯一工具,也能成为乐趣的泉源。一般人写日记、照相留念、拍摄幻灯片与家庭录像带,或搜集大大小小的纪念品堆在家里,与建立一座家庭生活博物馆无异,尽管外人到访时,不一定能看得出其中的历史含意。他或许不知道,客厅墙上那幅画,是主人赴墨西哥度蜜月时所买的,所以意义非常重大;走廊里铺的地毯是一位深受敬爱的长辈所赠,也成了全家的宝贝;书房里的破沙发舍不得丢,因为孩子小的时候,妈妈就坐在这儿喂他们奶。

拥有过去的记录,对提升生活品质极有帮助。它把我们从“现在”这个暴君的魔掌下解救出来,使意识能再度造访过去。它让我们挑选、保存特别愉快而有意义的回忆,从而创造一个能帮助我们面对未来的过去。这样的过去或许不完全符合事实,但记忆中的过去本来就不可能百分之百地与事实相符:它不断被改编,问题是我们对编辑过程是否握有创造性的控制权。

大多数人都不以业余历史学家自居,但一旦发现身为有意识的生物,就难免要整顿事件的时间顺序,而且只有这份工作还相当有趣时,我们才能把它做得更好。历史的心流活动有好几种不同的层次,最私人的层次就是记日记,其次是写家族编年史,能写到越早的年代越好。可做的事还很多,有人甚至把兴趣扩展到自己的种族上,他们付出额外的努力,记录自己对过去的印象,成为真正的业余历史学家。

也有人对自己居住的社区(有时只是一个小区域,有时是整个国家)的历史产生兴趣,他们会看书、参观博物馆、加入历史协会。他们也可能把焦点放在过去某个特殊点上,例如,有位住在加拿大西部旷野的朋友,对那一带早期工业建筑深深着迷,于是就扩充这方面的知识,走访偏僻的锯木厂、铸铁厂、废弃的铁路仓库,并从中得到很大的乐趣。他的知识使他能够从在别人眼中看来杂草丛生的垃圾堆里,找到评估与鉴赏的线索。

我们往往只把历史视为一连串非背不可的日期,或古代历史学家兴之所至搞出来的一套编年记录。我们容忍它,但并不喜欢它;为了拿文凭,不得不学它,但学得心不甘情不愿。若是如此,历史便无法改善生活品质,由外界控制的知识也不能带来乐趣。但如果一个人认定过去的某些特点有吸引力,决心去追求,把注意力集中在对他别具意义的资料与细节上,并用个人的风格记录下来,读历史就变成如假包换的心流体验了。

科学的兴味

读完前一节,或许你还不是很信服每个人都能成为业余历史学家的观点。如果我们再从另一个领域来看这个问题,一个外行人有没有可能成为业余的科学家呢?毕竟我们听说过,20世纪的科学已成为一种高度制度化的活动,主要活动都由大机构一手包办。它需要设备昂贵的实验室、巨额预算,还要大队研究人马,才能在生物学、化学、物理学的前线开疆辟土。确实,如果科学的目标是赢得诺贝尔奖,或在特定领域的白热化竞争中取得同行的敬佩,专业化和大投资或许就都不可避免。但事实上,这种根据工业装配线模式建立的资金集中形态,并没有正确呈现专业的科学成功的要素。

尽管科技官僚希望我们相信,科学的突破完全是由在非常狭隘的领域里受过训练的研究者所完成的,而且测试新观念一定要用最精密、最先进的仪器,但事实并非如此。伟大的发现不一定是奖助与资金最充裕的研究中心的专利。良好的条件或许有助于测试新理论,但与创意是否先进并没有直接关系。仍然有人跟坐在市场里发呆的德谟克利特一样,不断有新发现;喜欢跟观念玩游戏的人,不时会迷失,进入未知的领域,发现自己在没有地图的地方探索,找到了新宝藏。

即使是“正规”(与革命和创造相左)科学,如果科学家不能从中得到乐趣,也不可能有什么发现可言。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若干科学引人入胜的理由。首先,“理论的模式把注意力集中在范围相当狭窄的神秘问题上,迫使科学家深入探讨自然界令人难以想象的层面”。同时,注意力必须通过“规范合理答案和解答步骤的原则”才能集中。库恩说,研究正规科学的科学家,并不期望造成知识的大转变、发现真理,或改善生活条件;相反,“他一直相信,只要技巧足够好,就能解决在他之前无人能解,或无法解答得像他那么好的问题”。他又说:“正规研究模式的迷人之处就在于,它的结果虽然可以预测,但获得结果的过程却仍无法确定。成功者证明自己是个解谜高手,解谜的挑战就是他不断前进的主要动力。”无怪乎科学家常与狄拉克有同感,这位物理学家把20世纪20年代量子力学的发展描述为:“一场游戏,一场非常有趣的游戏。”库恩笔下的科学魅力显然与我们报告中猜谜、攀岩、下棋或任何心流活动的吸引人之处十分相似。

科学怪才成天才

如果工作中遭遇的知性挑战构成正规科学家的奋斗动机,那么“革命”科学家(勇于打破既有理论模式并创新的科学家)追求的则以乐趣为主。一生充满传奇色彩的天文物理学家钱德拉塞卡是个非常好的例子。1933年,他正值青春年少,搭船由加尔各答前往英国,他完成的一套星球演化模式后来成为黑洞理论的基础。由于他的观念太奇怪,很长一段时间都得不到科学界的接纳,最后好不容易在芝加哥大学找到工作,继续默默无闻地作研究。

有个故事能充分说明他对工作投入的态度:1950年,钱德拉塞卡住在威斯康星州威廉湾校区的天文台,距总校区约80英里。那年冬天,他原定开一门天文物理学的高等讨论课,由于只有两个学生选修,所以大家以为他会干脆取消这门课,省却舟车劳顿之苦。但他没有这么做,反而每周开车穿过偏僻的乡下,进城授课。几年后,这两个学生先后获得了诺贝尔奖。过去大家一提到这个故事就扼腕叹息,认为教授自己没得到诺贝尔奖实在太可惜了。不过,从1983年开始,外界的同情就没有必要了,因为钱德拉塞卡终于也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往往就是在这么不起眼的条件下,专注于独特理论的人带动了人类思考的大突破。超导体理论是近年来最引人注目的发现,两位主要研究者亚历克斯·穆勒与乔治·毕诺兹在IBM的苏黎世实验室完成了全套理论与第一次实验—那地方虽然不能说是科学的落后地区,但至少也不是什么热门地段。多年来,他们一直对自己的工作内容秘而不宣,倒不是怕别人剽窃,而是怕别人讥笑他们的观念太疯狂。他们终于在1987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同年获得诺贝尔生物学奖的利根川进,则被妻子描述成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他喜欢摔跤,因为这种运动胜败在于个人努力,不需要团队合作,跟他的工作很类似。显然,先进的研究设备与庞大的研究队伍的重要性都被过度夸大,科学突破仍依赖个人心灵的才智。

但这儿要谈的不是专业科学领域,“科学大业”在核分裂引起举世轰动后,就一直拥有大量支持,持续发展应无问题;我们要谈的是业余科学,也就是一般人如何从观察和记录自然现象的法则中找到快乐。我们应该知道,数百年来,伟大的科学家一直把工作当做爱好,他们对自己发明的方法深深着迷,并没有把它当做工作,至于多得花不完的公家补助费,更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列。

意外的科学成就

天文学家哥白尼在波兰的劳恩堡教堂任牧师时,完成了星球运动理论。天文学对他的神职事业毫无帮助,他大半生获得的主要报酬是美学上的;他提出的模式有简单之美,远超过托勒密那套繁琐复杂的旧模式。伽利略原本学医,投身越来越危险的实验,无非是因为诸如固体重心位置的推算使他觉得乐在其中。牛顿在取得学士学位后不久,就完成了他的主要发现,因为1665年他自剑桥大学毕业时,正值瘟疫盛行,学校被迫关闭,牛顿下乡暂避,过了两年无聊的生活,只好专心研究万有引力的理论打发时间。

拉瓦锡被公认为“现代化学之父”。法国大革命前,他在税务机关工作,参与农业改革和社会计划,但那些已成为化学经典的巧妙实验才是他的最爱。伽伐尼从肌肉与神经如何导电的基本实验中悟出电池的原理,他一辈子行医,至死方已。孟德尔从事神职,他为遗传学奠定基础的实验,其实是源于对园艺的爱好。迈克尔逊是第一位赢得诺贝尔奖的美国科学家,在他去世前不久,有人问他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测量光速,他答道:“因为太好玩了。”还有,我们别忘了,爱因斯坦最重要的论文是他在瑞士专利局当小职员时完成的。以上不过是从众多伟大的科学家当中信手拈来的几个例子,他们并不因为自己不是专业人才,没有大量经费撑腰,就让思路受阻,他们只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罢了。

今天的情况真的大不相同了吗?一个没有博士学位、不在大的研究中心工作的人,真的就没有机会促成科学的进步了吗?或许这不过是所有成功机构都有意无意助长的神话,这些问题很难回答,一部分也因为科学的定义把持在那些从垄断中得到最大利益的机构手中。

你也可以成为科学家

毫无疑问,外行人对耗资数十亿美元的超级对撞机或核磁共振光谱学所能作的贡献很少,但这些领域并不代表科学的全部。使科学成为一种乐趣的心灵架构,每个人都能拥有。只要有好奇心、细心观察、持之以恒地作记录,并设法从数据中找出规则,谦逊地从前辈的研究成果中学习,再加上怀疑的态度,对于缺乏事实佐证的信念保持开放的胸襟即可。

根据这么宽广的定义,业余科学家的人数可能远比我们想象得多。有人把兴趣集中于保健,试图搜集某种对自己或家人构成威胁的疾病的所有资料。也有人追随孟德尔的脚步,学习为家畜配种,或培植新品种花卉。有人在后院搭起望远镜,重复以前天文学家的观察过程。另外,也有无师自通的地质学者到旷野中搜寻矿石;有仙人掌搜集者翻遍沙漠中的台地,找寻新品种;还有成千上万的人为了解科学的真理,使尽浑身解数。

这些人如果不能在技巧上持续精进,应该怪他们以为自己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专业科学家,因此不必把爱好看得太严重。其实从事科学研究的最好理由,就是因为它能为研究者建立心灵的秩序。如果用心流而不用成功、名望来评估科学的价值,它对生活品质的贡献之大,可说超乎我们的想象。

爱智之学

“哲学”一词有“爱智慧”的含义,一般人就为此奉献一生,而现代专业的哲学家对如此天真烂漫的解释却很可能觉得尴尬。今天一个哲学家若非解构主义或逻辑实证主义的专家,就是早期康德或晚期黑格尔的专家;再不然,他就精通认识论或存在主义,但千万别拿“智慧”去烦他。很多一开始为解决某些人类共通问题而设的机构,经过许多时代以后,机构本身的重要性往往凌驾于原来的目标之上。例如,现代国家为了抵抗外侮而建立军队,但不久军队就有了自己的需求与策略,到头来,最成功的军人往往不见得是最能保卫国家的人,而是最擅长争取军事经费的人。

业余哲学家不像那些关在大学校园里的专业哲学家,他们不必关心各家学说互较优劣的历史斗争、各期刊之间的倾轧或同行之间的妒忌心态,他们可以把心思完全放在基本问题上。业余哲学家的第一项工作是决定什么是基本问题,他对过去最杰出的哲学家提出的“存在”观念是否感兴趣?或者他对“善”与“美”的本质兴趣更浓厚?

业余、专精存乎一心

正如其他学问,一旦决定追求的目标以后,就应该了解别人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借着选择性地阅读、交谈及聆听,我们就会对这个领域的“最高境界”有个概念。在这里要特别强调,从一开始就亲自控制学习的方向,至为重要。如果一个人觉得被迫读一本书,因为“应该”而走上某条路,学习的过程就变得格格不入。但如果学习是发自肺腑的感觉,非但毫不费力,还能带来乐趣。

对于哲学的偏爱很明显时,即使业余者也可以进入专精的门槛。对真实的基本特性感兴趣的人,可能会选择“本体论”,阅读沃尔夫、康德、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等人的学说。沉浸于是非之辩的人,会挑中“伦理学”,研究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斯宾诺莎与尼采。追求美的人可以比较鲍姆嘉通、克罗齐、桑塔耶纳和柯林伍德的美学理论。虽然专门化是培养任何复杂思考模式所必需的,但专门化只是为了帮助思考,它本身并非目标。不幸的是,很多严肃的思想家把全副精力用于做一个著名的学者,却把当初投身学术研究的目标忘得一干二净。

钻研哲学跟其他学问一样,到某个阶段,一个人就会从消极的“消费者”转变为积极的“生产者”。把个人的洞见记下来,希望有朝一日,后世子孙读到这些东西时会衷心佩服,这种自命不凡的心态曾经惹出不少纷争。但如果业余哲学家面对重大的问题,为了清晰地表达这些问题,回应自我挑战,记录下一些观念,并且尝试勾画出若干解答,赋予经验一些意义,那么他就学会了如何从生命中最艰困,也最值得的工作当中找到乐趣。

业余与专业

有些人喜欢把所有精力投注在一种活动上,追求专业水准的表现,他们往往瞧不起那些技巧和热忱都不如他们的人。其他人则什么活动都想试试,尽可能享受其中的乐趣,却不一定要成为专家。

有两个词最能表达我们从事体能或心灵活动时不同的投入程度,那就是“业余者”和“爱好者”。现在这两个词都有些微的轻蔑意味,不论业余者还是爱好者,似乎都表示:落在水准之下,不必把他们当真,他们的表现够不上职业水准。但“业余者”一词源自拉丁文动词“amare”(爱),指一个人喜爱他所做的事;而同样,“爱好者”源自拉丁文动词“delectare”(在……之中找到愉快),也就是一个能从特定活动中找到乐趣的人。这些字眼最早的意义,着重的都是体验,而非成就;它们描述的是一个人做某些事得到的主观报酬,而不是他获得多大成就。

谈到我们对体验价值态度的改变,没有比这两个词经历的变迁更清楚的例证了。业余诗人或业余科学爱好者一度很受人尊重,因为从事这样的活动可以改善生活的品质。但行为的重要性日渐超乎主观感受;一般重视的是成功、成就和表现的水准,体验品质则不在考虑之列。结果就变成:尽管爱好者的收获才是最重要的,但大家还是觉得,从行动中享受乐趣是个见不得人的头衔。

把持分际

没有错,我们所鼓励的爱好者式学问,在目标与动机丧失时,远不及专业学者的学问牢靠。更有甚者,别有企图的外行人有时会借助“伪科学”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的所作所为往往跟追求内心目标的业余者没什么区别。

比方说,对民族起源史的兴趣,很容易就能转换成证明自己的种族比其他种族优越的手段。德国的纳粹运动借助人类学、历史、解剖学、语言学、生物学与哲学,发展出一套亚利安人种最优秀的理论。虽然也有专业学者卷入这场阴谋,但主要还是业余者出的点子,而它的“游戏规则”属于政治的范畴,而不是科学。

前苏联的生物学在官方决定无视实验结果,用意识形态种植玉米时,倒退了一个世纪。当时的专家李森科认为,寒冷气候中生长的谷物会比较强韧,能产生更强韧的后代。这种论调在外行人听来十分有理。但不幸的是,政治跟玉米的生长有所不同,李森科的努力最后造成数十年的饥荒。

“业余者”和“爱好者”两个词这些年来声名狼藉,主要该怪内在目标与外在目标的分际变得模糊不清。业余者假装懂得的跟专业者一样多,可能是个错误,会造成一些问题。一个业余科学家,并非为了要跟专业科学家竞争,而是用象征的训练手法扩充心灵的技巧,在意识中创造秩序。在这个层次上,业余学术研究也能自成一家,甚至比专业者还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一旦业余者忘了这个目标,用知识来支撑自大,或取得物质利益,就变成了学者的拙劣模仿。外行人若缺乏怀疑与互相批评的基本科学训练,怀着偏见,闯入知识领域,可能会变得比腐败的学者更无情、更偏激。

活到老,学到老

本章主要讨论心灵活动制造乐趣的途径。我们看到,心灵提供的行动机会在量与质上都不逊于肉体。不论性别、种族、教育程度、社会阶层,人人都有运用四肢与感官的能力;同样,所有希望控制心灵的人,也都能自由运用记忆、语言、逻辑、因果律。

很多人一离开校门就不再学习,因为一二十年受外界强迫的学生生涯留下了许多不愉快的回忆。他们长期受老师和教科书操纵,毕业的那天就是他们的自由之日。

但放弃运用象征技巧的人永远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他的思考会受邻居、报纸社论、电视节目所左右,他会被专家学者牵着鼻子走。在理想状况下,强迫教育的结束应该就是自动自发追求更高教育的开始。这时,学习的目标不再是分数、文凭或找份好工作,而是了解周遭的事物,从个人经验中发掘意义,建构价值观,思考者会从这里面找到深邃的乐趣。正如柏拉图在《斐里布篇》中提及苏格拉底一个门徒的经验:

初次畅饮这泉水的青年,快乐得好像发现了智慧的宝藏,欣喜若狂。他会任选一个论证,把所有的观念凑拢,综合在一起,然后又把它们一一拆开,分析解剖。他会诘问自己,然后又去诘问别人,他身旁的人不分老少都被他诘问不休,连他的父母也不能幸免,凡是肯听他说话的人都在劫难逃……

这段话写于2 400年前,但直到今天,对于一个初尝心灵心流之美的人的兴奋反应,我们还是找不到比这更生动、更贴切的描述。

《当下的幸福:我们并非不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