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乐、众乐各有情趣，
不论在沉寂的阿拉斯加边陲，
还是喧嚣的纽约市中心，
若能享受独处时分，
同时与朋友、家人、社群和乐融融，
便已踏上快乐的康庄大道。
心流研究一再证实，生活的品质主要由两大因素决定：我们如何体验工作以及我们与他人的互动关系。要知道我们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最详尽的资讯来自于我们交往的人，以及我们完成工作的方式。一个人的自我就由这两者界定，正如弗洛伊德为幸福所开的处方：“爱与工作。”本章所要谈的是我们与家人、朋友的关系，并探讨人际关系如何才能成为乐趣的源泉。
有没有人做伴，对体验品质的影响甚大。我们与生俱来会把别人视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客体，而他们有能力使生活变得有趣、充实或悲惨，因此我们如何处理与他们的交往关系，对幸福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如果能学会把人际关系塑造得更贴近心流体验，生活的品质就能提升。
另一方面，我们也重视隐私，经常希望能不被人打扰。问题往往是，真正独自一人时，我们又开始觉得沮丧。孤独的人容易觉得寂寞，没有挑战，无所事事。有些人甚至因孤独而丧失某些感官能力，或罹患轻微的失调症。一个人若不能忍受孤独，甚至从中发现乐趣，就很难完成需要全神贯注的任务。因此，我们有必要学习在没有外援时，仍能控制自己的意识。
微妙的人际关系
在我们害怕的事当中，被排除在人际关系的洪流之外，不消说是最严重的一桩。我们是社会性的动物，四周一定要有人，才会觉得圆满。很多没有文字的文化，视孤独为全然不能忍受，因此无论如何也不肯独处。很多不同的社会团体—例如澳洲的原住民、美国的阿曼教农夫、西点军校的学生，都把受众人回避视为最大的惩罚，饱受忽视的人会一天天变得沮丧，不久就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还活着。
在有些社会里，遭到驱逐的最终下场就是死亡：被迫孤单度日的人渐渐发觉，自己等于是已经死了，因为别人好像再也看不见他；渐渐地，他不再在意自己的身体，终于真的从人间消失了。“活着”的拉丁文说法是“inter hominem esse”，直译是“在人群当中”；“死亡”的说法则是“inter hominem esse desinere”，意为“不在人群当中”。被放逐到城外，对古罗马公民而言，是仅次于直接处死的重刑；不论拥有多么庞大的资产，一旦被逐，不许再跟同侪接触，习惯生活在大城里的罗马人就变成了一个“隐形人”。大都市里密集的人际接触，就像是一剂清凉的润滑油；即使在工商大城，人际关系尽管可能不愉快，甚或有危险性，但一般人仍觉深受他人吸引。第五大道的人潮里或许混杂着抢匪与变态者，但仍令人觉得兴奋而信心十足。只要周遭有人，任何人都会觉得生气蓬勃。
人生而合群
社会科学调查的结论一致认为，人在有朋友、家人或任何人为伴时最快乐。如果要求一个人列举一天中最能改善情绪的活动，最常被提及的包括：“跟快乐的人共处”、“有人对我说的话感兴趣”、“跟朋友共处”、“有人觉得我性感”……沮丧或不快乐的人最主要的特征是，他们绝少提到上述的体验。支持性的社会人脉也能减轻压力：当一个人可以依赖别人情绪上的支持时，就不太容易被疾病或其他不幸的事件击倒。
人类天生就需要同类做伴，已是毫无疑问。相信行为遗传学家不久就会发现，究竟是哪一对染色体的化学作用，使我们独处时觉得浑身不对劲。在人类演化过程中，基因里添加这种功能是有原因的。凭借合作在生存竞争中超越其他物种的动物，保持在同类能互相照应的距离，存活的机会比较大。以狒狒为例，它们需要同类帮助才能避免受草原上的豹子或土狼所害，如果离群索居，活到成年的机会可说是微乎其微。人类老祖宗依赖合群为生存的法宝，想必也是同样的情况。随着人类对文化的依赖日益加深，更多需要团结一致的理由因而出现。人类求生越是依赖知识，共同分享学会的一切就越有利；这时独来独往的人就变成了“呆子”—英文中“idiot”（呆子）一词源自希腊文，原来的意思就是“独处的人”—一个不能向别人学习的人。
他人是地狱
矛盾的是，“他人是地狱”也是自古流传的至理。印度教的哲人和基督教的隐士都远离人群，追寻宁静。如果探究日常生活中最恶劣的体验，我们就会发现合群的黑暗面：最痛苦的体验也跟人际关系有关。不公正的上司、粗鲁的顾客，都造成工作上的不愉快；漠不关心的配偶、不知感恩的子女、凡事干预的姻亲，则使家庭变成痛苦的深渊。最大的快乐和最大的痛苦都是旁人所引起的，如此两极化的事实该如何调和呢？
这种表面上的矛盾其实不难理解。人际关系就跟其他事情一样，一切顺利时，我们就觉得非常愉快；挫折丛生时，我们就感到沮丧。其实人是环境中最有弹性，也最善变的因素。同样一个人，早晨可能使我们快乐无比，晚上则可能变成磨人的恶魔。我们太依赖别人的情爱与认可，以至于完全受制于他们对待我们的方式。
因此，懂得如何与他人相处，就能大幅改善生活品质。撰写或阅读诸如“如何赢取友谊与影响他人”这类书的人，都很明白这个道理。商业主管渴望实现更好的沟通，以便更有效的管理；初出茅庐的人熟读社交礼仪，为的是争取社交圈子内同侪的接纳与称许。这种态度大致反映出一种企图操纵别人的外在动机。一个人之所以重要，并不仅仅是因为他能帮助我们实现目标；只有在我们因一个人本身的优点而重视他时，他才能成为最丰富的幸福泉源。
重新制定规则
人际关系的弹性，能把不愉快的互动状况转变为可以容忍，甚或相当有趣的状况。我们对人际交往情况的定义和阐释，在人与人之间如何相互对待和因而产生的感受上，都会造成莫大的影响。下面就是马克的父母讲的马克的故事：
我的儿子马克12岁的时候，有一天下午放学，他抄捷径穿过一座荒凉的公园。在公园里迎面撞见三个来自附近贫民区人高马大的青年。其中有一个人说：“不许动，否则我会开枪打你。”他向其他人示意，他们抢走了马克身上所有的东西：一些零钱和一只旧的天美时手表。“继续向前走，不许跑，不许回头。”
马克开始往回家的方向走，那三个人则走向相反的方向。但没走几步，马克就掉头追上他们，说：“喂，我们谈谈好吗？”他们说：“滚吧!”但他跟在后面，求他们把手表还给他。他说那只手表根本不值钱，只有他会珍惜：“那是我父母在我生日时送给我的。”那三个人非常生气，最后决定投票表决要不要把表还给马克。结果两票对一票，赞成还表，于是马克扬扬得意地把表装在裤袋里回家了。但身为父母的我们可是吓得要命，久久不能安心。
以成年人的观点来看，马克为了一只旧表甘冒生命危险，实在太蠢了，不论那只表的纪念价值有多大都不值得。但这个故事说明了一项重要的原则：任何人际交往的情况都可以借着重新制定规则而改变。马克并不认可抢徒派给他的“受害者”角色，也不把拦截他的人当做“抢匪”；反之，他把他们看成肯讲理的人，会同情一个希望保留父母给的纪念品的儿子，结果把一场抢劫事件变成一次基于理性的民主投票。这个例子里，他的成功大部分靠运气—抢匪很可能喝了酒，或完全不讲理，马克就很可能受重伤。但这观念本身还是有用的：人际关系的调适性很强，运用适当的技巧就能改变它的规则。
在进一步讨论如何重塑人际关系、追求最优体验之前，必须转个话题，先谈谈独处。唯有了解孤独对心灵产生的影响，我们才能更清楚地知道，为什么友伴是幸福不可或缺的要素。一般成年人约有1/3清醒的时间是单独度过的，但我们对于占据人生这么多时间的独处，除了不喜欢，所知却极为有限。
寂寞之苦
很多人孤单而又无事可做时，会产生一种无法忍受的空虚感。青少年、成年人、老人都说，他们最不愉快的感觉发生在独处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活动都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不论在装配线上工作还是看电视，一般人都是在周遭有人时觉得更愉快振作。最令人沮丧的倒不是独自工作或独自看电视，而是独自一个人并且无事可做。我们的研究发现，独居的人，星期天早晨往往是情绪最低潮的时候，因为他们的注意力无所寄托，不知道该做什么才好。在一周其他的日子里，注意力都被外界的例行公事占据—工作、购物、看喜爱的电视节目等，但星期天吃完早餐、翻完报纸以后，还有什么事可做呢？这些无所事事的时间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种折磨。通常到中午时分，他们才会决定要去拜访亲友或看电视转播的球赛，目标感这时才又重现，注意力方可集中于下一个目标上。
独处的体验为何如此受到否定？最根本的答案是：内在维持心灵的秩序十分困难。我们往往需要外在的目标、外来的刺激、外来的回馈，帮助我们控制注意力的方向。如果缺乏外来的力量，注意力就开始游荡，思路也变得混乱—也就是第二章谈到的“精神熵”的状态。
独处的时候，一般的青少年必然会想到：“我的女朋友在做什么？我是不是长了青春痘？我来得及写完数学作业吗？昨天跟我打架的那群痞子会来报仇吗？”换言之，无所事事的时候，心灵就无法遏制消极念头的来袭。除非学会控制意识，否则成年人也会被类似的情况困扰。有关感情、健康、投资、家人及工作的烦恼，总在注意力周遭徘徊，一有机会就乘虚而入。心灵一准备要放松，虎视眈眈的难题就“咻”的一声扑上前来。
正因为如此，电视成了许多人的恩宠。虽然看电视算不得什么积极的体验—很多人说，他们看电视时觉得消极、软弱、易怒，但跳动不已的屏幕至少带给意识某种程度的秩序感。可预测的情节、熟悉的角色，甚至大量的广告，都提供一种令人安心的刺激模式。屏幕使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容易处理的小范围之内，心灵跟电视互动，暂时可以不受个人的烦虑打扰。屏幕上掠过的资讯，会把不愉快的念头逐走。但用这种方式逃避沮丧，实在是一种浪费，因为徒然投下许多注意力，却得不到什么收获。
孤独的解药
解除孤单痛苦的极端手段包括：服药或一些无法自制的行为，例如不断打扫房屋或强迫性行为等。在药物的化学作用之下，暂时卸下控制精神能量的责任—不论发生什么事，都超乎我们所能控制的范围。药物就像电视一样，可以使心灵暂时无须面对沮丧的念头。虽然酒精和其他药物也能创造最优体验，但其复杂程度却很低。
有些人并不同意以上有关药物对心灵影响的看法。过去25年来，不断有人信心十足地告诉我们，药物能扩张意识、增加创造力。但证据显示，化学物质虽然能改变意识的内涵与构造，却无法扩大或增加自我对意识的控制。然而创造却需要通过自我对意识的控制才能实现，因此，尽管迷幻药确实能提供更加多样化的心灵体验，但对于我们整理这种体验的能力却无所增益。
很多现代艺术家用迷幻药做实验，希望能像传说中吞了鸦片酊，才写出《忽必烈汗》那样传颂千古好诗的英国诗人柯勒律治一样，创造出充满神秘魅惑的作品。但他们早晚会发现，艺术创作需要的是清醒的心灵。药物作用下完成的作品，经常缺少杰作应有的复杂性—它往往显得肤浅而自我陶醉。受化学作用改变的意识，会产生不寻常的意象、思想、感觉，在艺术家恢复清醒时可以作为有用的素材。但危险的是，如果一味依赖药物建构心灵模式，很可能到头来连控制心灵的能力也一并丧失了。
性也常是用外在秩序控制思想的手段，一种逃避孤单的消磨时间的方法。因此，把看电视和性行为相提并论，也不足为怪。性虽是人类与生俱来繁衍后代的本能活动，但春宫画和夸张的性行为却使它吸引力大增，注意力因而很容易集中在这种事情上，使不受欢迎的念头无隙可入，而问题是它并没有开发意识复杂性的潜力。
类似的情况也适用于其他乍看似乎与愉悦背道而驰的活动：如自虐行为、冒险、赌博。这些一般人用来伤害或恐吓自己的方法，并不需要太多技巧，但它们能给人一种控制的快感，因为痛苦往往比茫然无依、被混沌蚕食的心灵好过。不论在肉体还是情绪上伤害自己，都可以确保注意力集中在一件虽然痛苦，但至少控制得住的事情上—因为造成痛苦的是我们自己。
人生的考验
对控制体验品质能力最大的考验就是，一个人在独处而没有外来需求帮助他组织注意力时，采取什么对策。工作、跟朋友相聚、欣赏戏剧或演奏时很容易专心，但当一切都只能依靠自己时怎么办？独自一人，灵魂的黑夜渐次降临，我们是否疯狂地企图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或者我们能找到不但充满乐趣，还能帮助自我成长的活动？
以需要注意力、能改进技巧，并且带动自我发展的活动填满闲暇，跟看电视消磨时间或服用药物寻求创造力截然不同。虽然后两种策略也不失为抵抗混沌、防御形而上焦虑的出路，但它们只能保护心神于不乱，不像第一种还能启发自我的成长。一个人若永远不觉厌倦，不需要靠有利的环境替他制造乐趣，就已通过了创意人生的考验。
学习运用独处的时间在童年时期就很重要。十来岁的孩子若不能忍受孤单，成年后就没有资格担负需要郑重其事准备的工作。很多青少年放学回家，丢下书，吃些点心，就立刻抓起电话跟朋友联络。如果电话没什么好聊的，他就打开音响或电视。即使看书，也不会看太久，做功课代表把注意力集中在相当困难的资讯模式上，甚至最能自律的人早晚也会丢开书本，去寻求更愉快的意念。但快乐的意念并不是呼之即来的；相反，我们的心灵更容易被阴森的梦魇所侵占。于是，青少年开始烦恼自己的外表、受人欢迎的程度及前程。为了免于遭受打扰，他们就必须把心灵填满。读书并不能发挥这种功能，因为它太难了。青少年为了逃避混沌的黑暗，几乎什么事都愿意做—只要无须消耗太多精神能量即可。听音乐、看电视或找朋友打发时间，都是最常见的解决办法。
学习独处
我们的文化对资讯科技的依赖越来越深。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必须熟悉抽象的象征语言。几代以前，一个不能读、不能写的人，还是能找得到收入不错又体面的工作。农夫、铁匠、小商人都可以借着向老师傅拜师学艺，习得一门手艺，并不需要接触象征的系统。但今天即使最简单的工作也得靠文字的指示，较复杂的工作更需要专门的知识，而且唯有靠自己摸索。
未曾学习过控制意识的青少年，很可能会长成不学无术的成年人，他们缺乏在资讯充斥的竞争环境里求生所必需的复杂技巧。更糟糕的是，他们不知道如何享受生活的乐趣；他们更没有养成寻求挑战、激发成长潜能的习惯。
不过学习独处，并不局限于青少年时期。可惜有太多成年人一满二三十岁—充其量到40岁，就自认为有资格缩进既有的窠臼，好好休息一下了。他们付出了足够的代价，学会了所有的求生伎俩，就以为从此能在人生汪洋中厘清航行方向。这些人的内在纪律并不坚固，一年年松懈下去，精神熵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事业不尽如人意，健康江河日下，人生的浮沉累积成一大堆消极的资讯，对心灵的平静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这些问题该如何解决？如果一个人不能在独处时控制注意力，就不可避免地要求助于比较简单的外在手段：诸如药物、娱乐、刺激等任何能麻痹心灵或转移注意力的东西。
这是一种退化的反应，并不能带你前进。在成长的同时享受人生，就是从人生必然会出现的精神熵现象中，创造更高的秩序形式。换言之，不要把新挑战看成需要压抑或逃避的东西，而是一个学习和改善技巧的机会。肉体的精力随年龄渐长而衰退，这代表我们应该把精力从操控外在世界的野心，转向对内心的真相作更深入的探讨；这也代表我们终于有时间读普鲁斯特的小说、学下棋、种兰花、帮助邻居—如果我们觉得这些事情值得追求的话。除非早已养成善用独处光阴的习惯，否则这些事情都是非常困难的。
这种习惯越早养成越好，而且永远不嫌太早。前几章已经谈到若干运用肉体与心灵创造心流的方法，如果一个人能随心所欲地进入心流，不受外在条件限制，就已掌握了改变生活品质的钥匙。
驯服孤独
所有的规则都有例外。虽然大多数人都怕孤独，但也有些人刻意离群索居，选择独自生活。英国哲学家培根引用一句俗语说：“喜欢独居的人，不是野兽就是神。”倒不一定是神，但一个人若能从独处中找到乐趣，必须有自己的一套心灵程序，不需要靠文明生活的支持—亦即不需要借助他人、工作、电视、剧场规划他的注意力，就能达到心流状态。
现代“梭罗”
在这种类型的人中，有个有趣的例子：一位名叫桃乐西的妇人独自住在美加边界湖泊森林区的一个孤寂的小岛上。桃乐西原本在大城市里当护士，在丈夫去世、儿女都成年离家后，搬到了旷野中居住。夏季的三个月里，捕鱼人会划船经过她的小岛，有时会停下来和她聊聊天，但漫长的冬季里，她完完全全与世隔绝。
桃乐西跟其他独居在旷野中的人一样，尽可能在环境中树立个人风格，到处都看得见她种花的花盆、点缀花园的摆设或丢弃的工具。很多树上钉有标语牌，上面写着打油诗、老掉牙的笑话或指示她住处方向的漫画。她在野性难驯的大自然里，加入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和文明。桃乐西一年到头的日程安排都很紧凑：五点起床，看母鸡有没有下蛋，挤羊奶，劈木材，做早餐，盥洗，缝纫，钓鱼等。桃乐西知道，如果要驾驭陌生的环境，就必须把自己的一套秩序加诸旷野之上。于是，漫漫长夜桃乐西都专心阅读和写作。她书架上的书包罗万象，所有你想得到的题材都有。偶尔她也会出去采购日用品；夏季则因渔夫的到访，生活有较大的变化，桃乐西似乎很喜欢人群，但她更喜欢充分掌握自己的世界。
熬过孤独唯一的方法就是设法整顿注意力，不让精神熵损害心灵。布琪以驯养纯种狗为业，曾经参加过北极圈雪橇大赛，在11天的长途奔驰竞逐中，还要躲避野麋和狼群攻击。多年前，她从马萨诸塞州搬到阿拉斯加州曼雷镇，全镇人口62人，她的小屋距最近的村落25英里。结婚前，她跟150条爱斯基摩犬生活在一起。她根本没有时间想到寂寞—打猎觅食，加上照顾狗群，就花掉她一天中的16小时，一周7天，完全没有假期。她能叫得出每只狗的名字，也清楚地记得每只狗的血统。她知道它们的个性、喜好、吃东西的习惯、目前的健康状况。布琪说，她喜欢这种生活，一点儿也不想改变。她为自己安排的时间表，使她的意识一直集中于她能处理的工作上—于是，生活就成为一股涓涓不断的心流。
甲板上的鸡蛋
一位喜欢独自驾帆船长途航行的朋友讲了一个故事，说明单枪匹马的航海家为了保持心神集中，需要作多大的努力。在一趟向东横渡大西洋的航程中，当他快速接近距葡萄牙海岸约800英里的亚速尔群岛时，看见一艘小船正朝相反的方向行驶（多日以来，他连一艘船也没见过）。航海者都很乐意会晤同道，因此双方都调整航向，边靠边地在公海上会面。另一艘船上的人正在刷地，甲板上有一层又黏又臭的黄色液体。
我的朋友先开口问：“你怎么会把船搞得这么脏？”那个人耸耸肩膀说：“哦，不过是一堆烂鸡蛋罢了。”我的朋友不能理解为什么在大海中会有那么多烂鸡蛋砸在一艘船的甲板上。那个人说：“是这样的，冰箱坏了，鸡蛋也坏了，好几天没有风，我真的烦透了。所以我想，与其把鸡蛋都扔到海里，不如把它全都砸在甲板上，然后再洗掉。本来是想让它停留一段时间，会比较难洗，但是没想到会这么臭。”正常情况下，孤独的水手在船上有很多事情可做。海洋与船的状况随时会对他的生命构成威胁，必须提高警觉。注意力持续集中于可速成的目标上，是航海最大的乐趣所在。一旦厌倦来袭，临时要找别的挑战，简直就比登天还难。
借着没有必要却又十分耗力费神的事情排遣寂寞，跟经常喝药或看电视又有什么不同呢？可能有人认为，桃乐西和其他隐士就像上瘾一样，找到了逃避现实的有效方法。两种情形都是把不愉快的思想和感觉排除在心灵之外，不给精神熵可乘之机，但真正的区别在于你如何面对孤独。如果把孤独当做实现在人群中不可能实现的目标的机会，那么你不但不会觉得寂寞，反而会喜欢独处，而且从中学到新的技巧。另一方面，如果在一个人心目中，孤独根本不是什么挑战，而是必须不计代价避免的不幸下场，那么孤独当前，他就会慌乱失措，用不能助长自我复杂性的手段转移注意力。饲养长毛狗、在北极丛林里赛雪橇，比起花花公子或吸毒者的稀奇怪招，或许显得相当原始，但是从精神结构来看，前者远比后者复杂得多。一味追求逸乐的生活方式，只能跟建立在努力工作与乐趣之上的复杂文化共生。如果文化不能或不愿意再支持这批没有生产力的享乐主义者，他们就会变得无依无靠。
这并不代表一定得搬到阿拉斯加猎麋鹿才能控制意识，任何环境下都有掌握心流活动的机会。只有少数人需要住在旷野里，或者单独出海远航，大多数人都觉得置身于喧嚣忙碌的人际关系中，很有安全感。但不论在纽约市中心，还是在阿拉斯加的边陲，都会有孤独的问题，除非学会从中找到乐趣，否则你就得花大半辈子的时间逃避它的阴影。
天伦之乐
人生最强烈而有意义的体验，往往发生在家庭中。很多成功的人都同意艾柯卡的话：“我有成功的事业，但跟我的家庭比起来，事业实在是无足轻重。”
自古以来，人的一生几乎都在家族团体中度过。家庭的规模与组成有多种形式，但无论如何，亲戚之间的感情与来往总比外人密切。社会学家指出，亲族间的忠诚度跟两个人共有的基因成分呈正比：例如，兄弟姊妹有一半的基因相同，表兄弟姊妹有1/4的基因相同，因此亲手足互相帮助的热忱平均是表亲的两倍。根据这种说法，我们对亲戚的特殊感情只不过是保障同类基因存续的生物机制罢了。
亲情之所以存在，当然有很强大的生物学因素。哺乳类成长缓慢，如果没有与生俱来的机制，使成兽对幼兽有抚养的责任心，使幼兽对成兽有依赖心，就不可能生存至今。同样，人类新生儿与照顾者之间，也存在着这种密不可分的关系。不同文化与不同时代的家族实际关系，却出人意料的复杂多变。
比方说，父系氏族社会或母系氏族社会、一夫多妻制或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或诸如特殊的继承制度等较不明显的家族结构，对家庭成员的日常体验都有很大的影响。大约100年前，德国分裂成许多小公国，各国有不同的继承法，或是嫡长子继承全部家产，或是由所有儿子平分。何种继承法会被采用，似乎完全出于偶然，但在经济上却有深远的影响（嫡长子继承造成资本的集中，带来工业革命的契机；平均分配则把产业分割得支离破碎，导致工业发展落后）。回到手足关系的正题，采用嫡长子继承制度的文化，必然与将产业平分给子女的文化有本质上的差异。手足之间的感情与彼此的期望，以及相互的权利与责任，大抵由特定的家族运作形式决定。正如上面的例子显示，虽然基因可能规划我们对家族成员有一份特殊的感情，但文化对这份感情的强度与走向，也有不小的影响力。
因为家庭是我们最先接触到的单位，在很多方面也是最重要的社交环境，所以生活品质也大部分取决于我们能否从亲戚互动关系中得到乐趣。不论家人之间的生物或文化关联多么强大，一般人对亲戚的感受仍然相去甚远。有的亲人和蔼而乐于伸出援手，有的很难缠，有的无时无刻不对家中成员构成威胁，有的更是令人无法忍受。谋害至亲的人伦悲剧，发生的概率比没有亲戚关系的人还高。虐待儿童和乱伦的性骚扰，一度被认为只是难得一见的变态现象，现在则得知这种事发生频率之高远超乎一般人的想象。弗莱彻说：“我们爱的人最有能力伤害我们。”毫无疑问，家庭能带给人极大的快乐，但也可能成为一个无法承受的重担。这完全得看家人在相互关系和彼此追求的目标上投注多少精神能量，而后者更为重要。
婚姻是妥协的开始
所有人际关系都需要重新调整注意力，为目标重新定位。两个人开始以“一对儿”的姿态公开出现时，他们必须接受单身时不会有的限制：时间上要互相搭配，计划要稍作修订；连相约吃顿饭这么简单的事，都必须在时间、地点、口味上达成妥协。在某种程度上，情人或夫妻对外来刺激的情绪反应也必须类似—如果一个人爱看电影，另一个人讨厌电影，这份关系可能就维持不久。两个人决定把注意力集中到对方身上，就等于同意改变自己的习惯；自然而然，他们的意识模式也必须跟着改变。结婚无疑是把应用注意力的习惯，作一个极端而永久的调整。生育孩子以后，父母为了配合婴儿的需要，又得重作改变：睡眠的周期要变，外出的机会要减少，妻子还可能必须放弃工作，必须为孩子储蓄教育经费。
这些调整都很辛苦，也可能使人感到沮丧。如果有人不愿在一段感情关系开始时调整个人目标，那么这段感情往往会在他的意识中制造混乱，因为新的互动模式一定会跟旧的期待模式发生冲突。一个单身汉可能把开一辆拉风的跑车和每年冬季去加勒比海度假当做第一优先考虑。倘若一旦决定结婚、生子，他就会发现，后面这两个目标跟前面两个目标轧不拢。他再也买不起玛赛拉蒂跑车，岛屿度假也变得遥遥无期。除非他修订过去的目标，否则互相矛盾的目标只会让他产生挫折感，在内心造成精神熵。如果他修订目标，自我也会随之改变—自我本来就是目标的整理与总和。由此可见，感情关系必然会带来自我的转变。
为情感而厮守
数十年前，一家人还倾向于住在一起，父母子女都基于外在的理由，不得不维持共同居住的关系。过去的人很少离婚，倒不是因为那时候夫妻的情爱比较深厚，而是因为丈夫需要人替他做饭和打扫房屋，妻子需要人负担家计，孩子也需要父母供给吃住，帮助他们进入这个世界。老一辈的人费尽苦心灌输给年轻一代的“家庭价值观”，无非就是反映这种简单的需求，只不过多披上一层宗教和道德的外衣罢了。
当然，一旦“家庭价值观”的重要性建立，一般人就会把它奉为金科玉律，而它也确实维系了家庭的完整。但这套道德规范常被视为外来的压迫，在它的压力之下，夫妇儿女敢怒而不敢言。它所造成的完整家庭只是一种假象，内在却充满了矛盾与仇恨。现在常见的家庭瓦解，其实是维持婚姻状态的外在因素逐渐消失的结果。妇女就业机会增加、省时省力的家电用品普及，对离婚率的影响远比爱心和道德衰微更大。
维持婚姻生活，与家人同住，并非只因为外在的理由。很多享受乐趣和成长的机会，只有在家庭生活中才体验得到，这些内在的回报现在也没有减少；事实上，现在可能比以前还容易得到。如果传统家庭为方便而厮守在一起的现象已逐渐减少，为共处的乐趣而齐聚一堂的家庭就可能不断增加。当然，因为外在力量还是比内在力量强大，两者消长的结果会使家庭瓦解的趋势再持续一段时间；但能支持下去的家庭，将会比那些违背个人意志、勉强守在一起的家庭，更能帮助成员培养充实的自我。
环境决定婚姻制度
人的本性究竟属于一夫多妻还是一夫一妻，一夫一妻制到底是不是文化演进的最高形式，一直是众说纷纭的话题。我们知道，这样的问题谈的只是塑造婚姻关系的外在条件。就这个观点而言，最重要的似乎是，哪一种形式能最有效地保障物种的生存。同一物种的生物，甚至也会因环境而改变交配模式。以沼泽中的长喙鹪鹩为例，这种鸟在华盛顿州是一夫多妻的，因为那一带沼泽的生活品质迥异，占据富庶领域的少数雄性，较能吸引雌性，运气差的雄鸟只好注定打一辈子“光棍”。同一种鹪鹩在佐治亚州却奉行一夫一妻制，倒不是受这一州宗教信仰特别虔诚的影响，而是因为这儿的沼泽能提供的食物和栖息地都差不多，雄鸟的条件也都差不多，都能吸引到一只雌鸟比翼双飞。
人类家庭的形式，同样是出于环境压力的影响。如果只谈外在因素，我们现在实行一夫一妻制乃是因为科技社会建立在货币经济上，时间已证明这种婚姻制度最方便。但个人的问题，不在于人类是否天生适合一夫一妻制，而在于我们自己要不要遵守一夫一妻制。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先衡量各种选择的后果。
忠于最初的承诺
有些人习惯把婚姻视为自由的终结，也有人把家庭称做“枷锁”；家庭生活则令人联想到干预个人目标、阻挠行动自由的限制与责任—这固然是事实，尤其当结婚是为了方便时更是如此。但我们往往忘记，这些规范与义务，原则上与游戏规则没有两样。它们跟所有规则一样，都是为了缩小范围，帮助我们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若干特别的选择上。
古罗马雄辩家西塞罗曾说，要得到完全的自由，必须先臣服在一套法律之下。换言之，接受限制就能得到解放。例如，决定把精神能量全部投注在一夫一妻制的婚姻之中，不论发生什么问题、障碍，或有更好的人选出现，都不会变心，就不会再有追求最大感情回馈的压力。既然已决定信守旧式婚约的承诺，而且不受传统所迫，完全发乎本心，当事人就不必担心自己是否作了正确的抉择，别人的配偶是否比自己的更好，结果就省下不少精力应付生活需要，不必再花无谓的力气，思索该过什么样的日子。
如果一个人决心选择传统式的家庭，一夫一妻制的婚姻，跟儿女、亲戚、社区都保持密切的联系，就必须先考虑清楚，家庭生活如何能转变为心流活动。因为若非如此，厌倦和挫折感不久就会入侵，除非靠异常有力的外在因素维系，否则人际关系就会被破坏无遗。
家庭要能提供心流，必须先有存在的目标。光有外在的理由还不够，“人家都结婚了”、“该生孩子了”、“两个人吃饭也不过多一双筷子”的想法或许是成家的诱因，也可能足以使一个人把结婚的念头付诸实施，但它们并不能使家庭生活变得有乐趣。要先有积极的目标，才能使父母子女集中精神能量，携手努力。
以上的目标可能很广泛，而且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实现，例如计划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建一幢理想的住宅、让孩子尽可能接受最好的教育，或在现代的世俗社会中奉行某种宗教理想而生活。家庭若要使这些目标变成助长家族成员复杂性的互动关系，必须通过独特化与整合的过程。所谓独特化，就是鼓励家庭中每个人发展自己的特质，发挥最高的技巧，并建立个人的目标。整合则正好相反，它确保一个人身上发生的变化也能影响到其他人。如果孩子以自己在学校的表现为自豪，家中其他人也会表示关切，并以他为荣；如果母亲觉得疲倦沮丧，家人会试着鼓舞她。在一个整合良好的家庭里，每个人都把彼此的目标放在心上。
共享目标
除了长期的目标，源源不断的短期目标也是不可或缺的。这可能包括买一套新沙发，去野餐、度假，星期天下午一块儿玩拼字游戏等简单的活动。除非全家人愿意分享一个目标，否则要大家共聚一堂几乎不可能，更不要说从活动中得到乐趣了。独特性和多样性的整合在此还是很重要：共同的目标必须尽可能反映各个成员的目标。如果瑞克想去看越野机车赛，艾莉却想参观水族馆，那就不妨安排一个周末去看赛车，下个周末再去水族馆。这种安排的好处是艾莉可能会觉得赛车很有趣，而瑞克也会喜欢观赏水中游鱼。如果两人各走各的，他们的收获就只局限于个人偏见的一隅。
家庭活动正如其他心流活动一样，也要提供清楚的回馈。在此指的是保持沟通渠道畅通，就这么简单。丈夫若不知道妻子为什么烦恼，或妻子对丈夫的心事一无所悉，双方就没有机会化解可能发生的紧张情势。我特别要强调，精神熵是团体生活基本的状况，除非人际关系中每一个人都投入精神能量，否则因为每个人的目标都多少跟别人有点儿不同，冲突一定会发生的。没有良好的沟通渠道，误会就会加深，直到关系因而破裂为止。
发掘新挑战
在判断家庭目标是否已经实现时，回馈也具有决定性作用。我太太跟我一直以为，每隔几个月，趁星期天带孩子去动物园一趟是极富教育意义的活动，大家都能从中得到乐趣。我们最大的孩子满10岁的时候，开始对动物被关在狭小的空间里感到非常不快乐，我们就不再带他去动物园。人生的现实就是，早晚孩子会有自己的意见，认为全家一起从事的某些活动“很傻”，这时硬逼着他们一块儿做某事，反而会适得其反。很多父母干脆就放弃，让孩子去追逐他自己的同侪文化。但找一种仍能使全家人共同参与的新活动，虽不容易，收获却更多。
从社交关系（尤其是家庭生活）中得到乐趣，心流活动中挑战与技巧平衡的因素极为重要。男女相互吸引的最初，行动的机会通常很明显。自古以来，好逑的男子最基本的挑战就是：“我能把她追到手吗？”女方的想法则是：“我能钓到他吗？”通常除了双方的技巧水准之外，还涉及一连串更复杂的挑战：了解对方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她喜欢什么样的电影，他对时事有什么看法，这段缘分能否发展成一段有意义的关系。接下来，他们可以一块做一些好玩的事情，去一些地方，参加派对，事后评头论足等等。
渐渐地，两人了解越来越深，显而易见的挑战都发掘完了。一般的花招都已尝试，对方的反应也都可以预测，至此性追逐已失去了最初的魅力。这时感情就面临着沦为无聊例行公务式的危机，它或许还可以靠方便的需求维持，但已经不可能提供进一步的乐趣或激起复杂性的新成长。使感情重回心流唯一的方法就是从中找到新挑战。
这可能只需要改变一下吃、睡、购物的习惯，但也可能需要谈谈新的话题，结交新的朋友。最重要的是，他们必须多注意伴侣本身的复杂性，从更深的层次了解对方，对岁月造成的无情改变表示同情与宽容，并给予支持。复杂的关系早晚会面临一个重要的问题：双方是否准备许下终身的承诺？这一刻会有新的挑战涌现—共同组织、经营一个家，在孩子成年后参与更广泛的社会事务，共同工作。当然，这些事都需要付出大量精力和时间，但体验品质上的收获也往往远超过付出的代价。
青少年问题多多
父母跟子女的关系也需要不断增加挑战与技巧。婴幼儿期，父母只要目睹孩子的成长就觉得乐趣无穷—第一个微笑、第一句话、第一次迈开脚步、第一次涂鸦，都能令他们开心不已。孩子在这些技能上的突飞猛进，每一次都是充满乐趣的新挑战，而父母的反应则给孩子更多的行动机会。从摇篮、游戏间到幼儿园的运动场，父母不断矫正孩子与环境之间挑战与技巧的平衡。进入青春期以后，很多青少年变得不再那么好控制，于是大多数父母选择视若无睹，假装一切都正常，明知无望，却仍抱着情况会好转的希望。
青少年在生理上与成年人无异，已成熟到可以生育下一代；大多数社会（我们的社会100年前也如此）都认为他们已经可以接受成年人的责任，得到社会的认同。但现代社会并没有为青少年安排与他们技巧相称的挑战，他们必须在成年人许可的范围以外，寻求挑战的机会。通常他们的发泄渠道就是破坏公物、吸毒和性游戏。在既有的条件下，父母很难弥补文化中机会的欠缺。就这一点而言，市郊高级住宅的富人和贫民窟居民并没有太大差别。一个身体强壮、精力充沛、头脑灵活的15岁少年，在你家附近有什么事可做？仔细思考这个问题，你很可能会发现，目前的一切不是太人工化、太简单，就是不足以掌握一个青少年的想象力。
然而，家庭还是可以采取一些措施，稍微缓和这种机会贫乏的现象。从前，年轻男子会离开家一段时间，去当学徒或到远方旅行，接触新挑战。今天也有类似的机会—到外地上大学，不过12~17岁左右大约5年的青春期仍然是个问题。这个年龄的人能找到什么有意义的挑战？如果父母在家里安排一些容易了解、颇具复杂性的活动，情况就好多了。如果父母喜欢玩乐器、烹饪、阅读、园艺、木工或修汽车引擎，他们的子女就有可能从类似的活动中发现挑战，投入足够的注意力，开始从一些有助于他们成长的事情上找到乐趣。如果父母多谈谈他们的理想与梦想—即使没能实现—也可能会激励孩子的野心，突破目前的自满状态。再不然，拿工作或时事当话题，把孩子当做小大人或朋友看待，也能把他们训练成有思考能力的成年人。但如果父亲一有空就捧着酒杯，坐在电视机前不动，孩子当然就会推论，成年人都是一些不知乐趣为何物的无聊家伙，他们会转向平辈寻求乐趣。
在比较贫穷的社区，年轻人常会加入帮派，借由械斗、耀武扬威及飙车，体验挑战的刺激；然而在比较小康的社区，这些机会通常不存在。包括教育、休闲、工作等活动，几乎都在成人的掌握之中，年轻人很少有参与的机会。也由于缺乏可以表现技巧、创意的机会，他们只得转向通宵达旦地逸乐、嚼舌根、吸毒及自恋式的反省，证明自己的存在。不管是不是有意的，许多年轻女孩都认为，唯有怀孕才能证明自己已长大成人，尽管这种想法可能导致危险而不愉快的后果。如何使环境变得富有挑战，无疑是青少年的家长面临的重要课题。然而光是对迷失的青少年耳提面命，灌输他们该做何事，并没有用；只有活生生的范例及具体的机会才能奏效。倘若没有这些条件，一味怪罪青少年是不对的。
家是感情的避风港
如果家庭能给青少年接纳感、控制感和自信心，青春期的压力就会稍微缓和些。在具备这些要素的家庭中，成员相互信赖、相互接纳，他们不需要时时担心是否讨人喜欢，人缘好不好，有没有满足别人的期望。常言说得好，“爱不必说抱歉”，“家是一个永远欢迎你的地方”。确信自己在亲人眼中价值不凡，能给人尝试的勇气。过分墨守成规，往往是源于害怕遭受否定的心态。如果一个人知道，不论发生什么事，家永远是感情的避风港，他就更有勇气去开发自己的潜能。
无条件地接纳对儿童尤其重要，如果父母威胁孩子，不能实现要求就收回对他的爱，孩子游戏的天性就会逐渐被长期焦虑所取代。但如果孩子知道父母无条件地为他的幸福奉献，他就能无所畏惧地去探索这个世界；否则他就只好抽出一部分精神能量来保护自己，这样他能自由运用的精神能量就少了。早期精神上的安全感，很可能是养成儿童自得其乐性格的一大要素，少了它，就很难长时间放松自我，真正体会心流。
当然，无条件的爱并不是指人际关系不需要任何标准，犯规也不会受罚。如果触犯规定不需要冒任何风险，规则就变得没有意义了；任何活动若缺乏有意义的规则，就不可能产生乐趣。孩子必须知道，父母对他们有某些期望，不听话就要面对特定的后果。但他们也该知道，不论发生什么事，父母对他们的关怀都不会改变。
一家人拥有共同的目标和开放的沟通渠道，就能在信任的氛围中，逐渐扩充行动的机会，使家庭生活成为乐趣洋溢的心流活动。家人自然而然地把注意力投注在团体关系中，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把个人的自我与目标置之度外，以便在一个结合不同意识、追求统一目标的复杂体系中，享受心流的乐趣。
我们这个时代最根本的一个错觉就是，以为家庭生活可以自给自足，处理家庭生活最好的策略就是听任其自由发展。男人尤其喜欢用这个念头自我安慰。他们知道工作要有成就是多么困难，要为事业付出多少努力。回到家，他们只想松口气，而且觉得家人无权再向他们提出重大的要求，他们同时迷信家庭的完整。只有当一切都已太迟—妻子开始酗酒，孩子变成冷漠的陌生人—很多男人才醒悟，原来家庭跟“合资企业”一样，必须不断投注精神能量，才能保障它的生存。
“业精于勤，荒于嬉。”小喇叭手要吹奏得好，绝不能荒废时日不练习；运动员若不定期锻炼，体能就会退步，再也不能享受跑步的乐趣；所有经理人都知道，只要他一分心，公司就会出问题。这些例子都说明，不集中注意力，复杂的活动就会陷入混沌。家庭又怎么可能幸免？家庭成员之间的完全信赖、无条件接纳，只有在毫不吝惜投入注意力时才有意义，否则它不过是空洞的姿态与做作罢了。
朋党之乐
培根写道：“最可怕的孤独就是没有真诚的友谊。”跟家庭关系比起来，从友谊中找到乐趣要容易许多。我们可以根据共同的兴趣或人生目标选择朋友。朋友绝少会试图改变我们的自我，只会帮我们加强自我。家庭中有很多烦人却不得不接受的事，诸如倒垃圾、打扫卫生等，但是跟朋友在一起，我们只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好玩的事情上就够了。
我们在研究日常体验时一再发现，一般人心情最好的时候，往往是跟朋友在一起。尤其是年轻人，他们觉得跟朋友在一起的快乐，甚至超过跟自己的配偶共处。连退休者都承认，朋友比配偶或家人更能带给他们快乐。
由于友谊通常都涉及共同的目标与共同的活动，所以自然而然能产生乐趣。跟所有其他活动一样，友谊有很多形式，从破坏性到高度复杂都有可能。如果友谊只是消除自我不安全感的手段，那么它虽然还是能给人快乐，却不具有乐趣的作用，也无法帮助成长。例如，酒肉朋友在全世界的小社区中都很常见，成年男性聚在一起嘻嘻哈哈，在酒店、小酒馆、餐厅、茶艺馆、咖啡厅、啤酒屋的欢乐气氛下，借打牌、掷飞镖、下棋消磨时间，或一边拌嘴、互相嘲弄。每个人都对别人的观念和癖好付出注意力，并由此互相肯定自我存在的价值。这种互动使孤独而漫无组织的状态，无从入侵消极的心灵，但它并不能刺激成长。就像集体看电视，虽然它需要的参与程度比较复杂一点儿，但其中的动作与语汇大多已经固定，很容易预测。
这种社交方式只是模拟友谊，并不能提供真正的友谊。每个人偶尔花一天嚼舌根，都会觉得有趣，但很多人却变得极端依赖每天肤浅的接触。耐不住孤独，在家里又得不到感情支持的人，尤其是如此。
寻求同侪认同
与家庭联系不够密切的青少年，可能会因为非常依赖同侪团体，为加入不惜做任何事。大约20年前，亚利桑那州图森城有一所规模很大的高中，有个年纪较大的退学的学生杀了好几个高三的学生，把他们的尸体埋在沙漠里。被害人的同学全都知道这回事，但他们跟凶手是“朋友”，好几个月都没有人泄密，最后还是警方偶然发现这场令人发指的谋杀案的真相，才揭发全案。
这些学生都来自环境不错的郊区中产阶级家庭，他们说自己是因为害怕被朋友排斥，所以才不敢走漏消息。如果这些青少年有比较温暖的家庭，或跟社区中其他成年人有比较密切的联系，遭同侪放逐或许就不至于那么无法忍受了。很明显，他们跟孤独之间的唯一屏障就是同侪团体。很不幸，这种现象并不罕见，类似的故事经常出现在媒体上。
如果年轻人在家里觉得被接纳、被照顾，对团体的依赖程度就会减轻，青少年也能学习控制与同伴相处的关系。克里斯15岁时还相当害羞，沉默寡言，戴眼镜，没什么朋友，但他跟父母很亲近。他告诉父母，他受够了被排除在学校团体之外，决心要广结善缘。克里斯为此还精心设计了一套策略：他要配隐形眼镜，穿比较时髦的服饰，学习最新的流行音乐和青少年时尚，并且把头发染成金黄色。他说：“我要试试能不能改变我的人格。”他花了很多天在镜子前面练习满不在乎的酷模样。
这套策略在他父母的支持之下，进行得很顺利。一年之后，他被邀请加入最好的社团。翌年，他在学校筹办的歌剧中得到一个重要的角色。他扮演摇滚歌星柏蒂十分传神，风靡全校，女生们甚至把他的照片贴在储物箱门上。毕业纪念册上，还刊登了他参加各式各样活动大放异彩的照片，包括赢得“性感美腿”比赛。他的确成功地改变了人格的外观，并且控制了同伴对他的看法。同时，他自我的内在结构却没有改变：他仍是个敏感、慷慨的年轻人，不会因为自己有办法左右同伴的意见就轻视他们，也不过分高估自己而志得意满。
克里斯能赢得众人爱戴，最与众不同的一点就是，他秉持运动员看待足球队或科学家看待实验那种超然的自律，不为自己的目标而患得患失。他不在期待中迷失自己，并选择自己能应付的实际挑战。换言之，他把“人缘”这头令人望而生畏、难以捉摸的妖魔鬼怪，变成可应付的心流活动，不仅从中得到乐趣，而且也为自己找到了自尊和自重。
与同侪为伴的经验跟所有其他活动一样，可分成不同的层次：最低的层次最简单，但只是暂时摒除混沌、制造快乐的一种方法；最高层次则能带来高度的乐趣与成长。
真友谊
最强烈的体验也是在亲密友谊之中产生的。亚里士多德曾说：“纵使拥有世上所有的宝物，如果没有友谊，也没有人能活得下去。”指的就是这样的关系。从一对一的友谊中得到乐趣，需要心流活动的全部条件。不但要有共同的目标、相互的回馈（这些在一般酒吧或鸡尾酒会上的互动也能提供），更需要从共处中发掘新的挑战。这也许只是一天比一天更了解朋友，发现他与众不同的地方，同时也渐渐崭露自己的独特之处。跟另一个人分享自己的秘密和思想，可谓是人间至乐。这些条件虽然乍看很普通，事实上却需要大量的注意力、开放的态度和敏锐的感觉。现实生活中，在友谊上投注这么多精神能量的实例却少得可怜，因为很少有人愿意付出这么多精力和时间。
友谊是我们表现平时少有机会崭露的部分自我的良机。要说明一般人所用的技巧，最好先把它分成两类：实用性和表达性。实用性技巧适用于有效地适应环境，它是基本的求生工具，读书、写字以及科技社会的专业知识都属于此类。不懂得如何达到心流的人，通常都把实用性的事务当做一种外在的体验—因为这种事不能反映他们自己的抉择，而是外界强加给他们的要求。表达性技巧指的是，试图把主观体验呈现在外的行动，例如唱一首能表达心情的歌曲，把情绪转变成舞蹈，画成一幅画，或说一则喜欢的笑话，打几局保龄球等。表达性的活动使我们觉得触及真正的自我。一个只活在实用性行动之中，不能体验表达性心流的人，最后就变得跟科幻小说里只会模仿人类行为的外星机器人一样呆板。
在正常生活的过程中，我们很少有机会体验完整表达的感觉。工作时必须遵守角色的要求，做一个胜任的技工、严肃的法官、唯命是从的侍者。在家里要扮演慈祥的母亲或孝顺的儿子，搭巴士或地铁通勤时，又得戴上另一副无动于衷的面具。只有跟朋友在一起时，一般人才觉得可以轻松一下，做真正的自己。因为我们选择的朋友都是拥有相同终极目标的人，可以一块儿唱歌、跳舞、说笑话、打保龄球。面对这样的朋友，我们可以清楚地体会到自由的感觉，了解真正的自我。现代婚姻的理想是把配偶当做朋友，过去的婚姻安排则以家人的方便为主。前述理想曾被视为不可能实现，但现在很多人都说，他们最好的朋友就是自己的配偶。
我们必须先接受友谊在表达上的挑战，才能享受到它的乐趣。如果一个人交了一大堆只会肯定他的朋友，也从不追究他的梦想与欲望，从不强迫他尝试新的生活方式，他就错失了友谊真正能提供的成长机会。真正的朋友偶尔会陪我们疯狂一下，但他们不会期望我们一味任性到底；他们能与我们分享实现自我的目标，也愿意分担提升复杂性的风险。
神秘的冒险
家庭提供以情绪为主的保护，友谊却是神秘的冒险。被问到最温馨的回忆，很多人记得的都是跟亲人共度的假日或旅游。提起朋友，他们较常想到的则是刺激、发现与冒险。
遗憾的是，现代人的友谊很少能维系到成年以后。我们的职业流动性太大，太过专业化和狭隘，无法培养长期的人际关系。能维持一个完整的家庭就算是运气不错，朋友圈子就更不用提了。听成功的成年人（尤其是男人—大公司的经理、杰出的律师、医生等）谈到他们的生活变得如何如何孤独时，总令人不免感到意外。他们含着眼泪追忆初中、高中或大学时代的好朋友，但这些朋友都已成过去，即使现在还见得到面，大家的共同点已很少，往往就只剩甜蜜与苦涩交杂的回忆。
很多人以为朋友跟家庭关系一样都是自然发生的，如果这些关系失败，除了自怜就没有别的法子可想。青少年总有一大堆兴趣跟别人分享，可以挥霍在朋友身上的时间又那么多，交朋友看来真的完全发乎自然。但人生到了后期，友谊就很少出于偶然：它跟工作或家庭一样，必须努力培养。
胸怀大我
一个人只有把精神能量投注在与别人共同拥有的目标上，才能成为家庭或友谊的一分子。同样，一个人若认同一个社会群体、一个种族团体、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就能隶属于这个更广大的人际系统。像甘地或特蕾莎修女，则把全部精神能量投注在他们心目中的全人类的共同目标上。
在古希腊人的观念中，“政治”一词指的是一切与人有关而又超越个人与家庭之上的事务。在这么广泛的定义下，政治可能是个人所能参与的最有乐趣和最复杂的一种活动，因为一个人投入的社会竞技场越大，挑战也越大。一个人独处时除了处理非常复杂的问题，还会把注意力分给朋友和家人。但要把一群不相干的人的目标发挥到极致，涉及的复杂程度就大得多了。
不幸的是，很多涉及公共事务领域的人，行为复杂程度的层次并不高。政客要的是权，慈善家要的是名，自命圣人者只想证明自己是多么正确。如果投入足够的精力，这些目标并不难实现，但更大的挑战是，在满足个人心愿之外，同时还要帮助别人。这么做困难度会增加，但成就感也更高，如此一来，政客可以真正改善社会状况，慈善家能真正救助匮乏的人，圣人也能为其他人树立生活的典范。
如果只考虑物质的收获，我们或许会认为，一味为自己争权夺利的政客很精明。但如果承认人生真正的价值在于最优体验，我们就必须说，为众人谋福利的政治家才是聪明绝顶的，因为他们接受了更高的挑战，更有机会体验真正的乐趣。
众人事，无人间？
公共事务领域潜藏着很多乐趣，但必须通过心流的架构才能找得到。不论从参加童子军、古典名著读书会，还是从保护环境或声援地方工会着手，重要的是确立一个目标，集中精神能量，注意回馈，确定挑战与自己的技巧水准相称。早晚这样的互动会发生作用，心流体验就随之出现。
当然，精神能量有一定的极限，我们不能期望每个人都对公共目标感兴趣。有些人光是在充满敌意的环境里求生，就已经耗尽了全部的注意力；其他人则全心投入特定的挑战（例如艺术或数学），不能有丝毫分心。倘若没有人乐于把精神能量投注在公共事务上，并且在社会体系中创造同舟共济的情操，人生就太无情趣了。
心流的观念不仅能帮助个人改善生活品质，也指出了公共行动的方向。或许心流理论对公共事务最大的效用，就是提供一幅改革既有制度的蓝图，使它更有助于产生最优体验。过去几个世纪以来，经济发展太顺利，以至于我们已经习惯用金钱来计算所有人类努力的成绩。但纯粹从经济的角度来看生活极不合理，价值的计算还得包含体验的品质与复杂性。一个社群之所以好，不是因为它科技先进、物质富庶，而必须提供尽可能从生活各个方面享受乐趣的机会，同时让人在追求越来越大的挑战中，发挥个人的潜能，才称得上是好。同样，学校的价值与它的名声或对学生应付生活需求的训练无关，而系于它能传授多少终身学习不辍的乐趣。一家好工厂不见得是最赚钱的工厂，而是最能改善工人与顾客生活品质者。政治的真正作用也不是使人民更富有、更安全、更有权力，而是尽可能让人从越来越复杂的生活中发现乐趣。
个人意识必须先改变，社会改革才会产生。一个年轻人问历史学家卡莱尔，他将如何改变这世界，卡莱尔答道：“改变你自己，这样世上就少了一个恶棍。”他的忠告至今仍然适用。企图改善所有人的生活，却不先学习控制自己生活的人，到头来往往把世界搞得更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