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作文章，就是说话让人听。设问则不然，此体要让读者不单是听者，还处于一个发问的地位。屈原《渔父》、枚乘《七发》皆如此。
由于经常要答复一些社群媒体上的来函，或者是演讲场合里的提问，脑海之中，不免会漂浮或激荡出自己原先想过以及没想过的问题，也由于是答客之问，就跟自己读书、阅世、处人之际所思所虑者又有不同，其间参差，正好成为启动文章的关键。
而应对客问时必须转出一个“体察他者之所需”、而非“提供一己之所能”的考虑，是以并非每一个议论题目都能这样写。有些时候，提问比答复更要紧，我就常常被问得猝不及防，发现提问者求知之心比我更加迫切，而他们也往往心有定见，只是找我印证一番，甚或只是想借我的嘴说出他想听的话而已。
一般而言，设问都是虚拟出来的，作者假借有一角色“做球”，令作者便于立题，规范了议论的战场；此设问之“设”的用意所在。写作文的时候，不妨变用这个方式，既可以化身成追问的人，再设计一个答问的人；也可以化身成答问的人，而设计另一人提问。善用此法之旷世高手就是庄子。在他的书里，提问与被问者千变万化，层出不穷，有老子、有孔子，也有历史上知名的帝王、隐者，也有神话里出没的神仙、术士，还有他自己发明创造出来的角色，将议论一波一波推叠升高，让道理一重一重揭橥明朗，而一问一答的隐性冲突也会让说理这件事有了戏剧性的起伏。
以设问立体之文不常见，原因可能有相当隐晦的层次，比方说：我们并没有、也不大鼓励像庄子那样大胆诘难或推倒学术权威的性格气质——这里面还包含了些许乱以他语、满不在乎的性格，并非正统或主流教育所欲推广。近百年来，国人中小学语文和文学教育之触手独不亲近、追摹庄子之学，恐怕也就源于他那漫衍变化、踪迹难寻的诸般质疑设问，确乎令方正规矩之士穷于应付罢？
以下有两篇例文。
第一篇，就是寻常的答客问，所谓“Q＆A”。一般而言，“Q＆A”若是即席提问、当场作答，受访者的意见任人处置，也就无从施展作手。但是，电子沟通工具的出现，改变了这种情势。很多时候，访问者根据自己的需要，一次提出五个、十个，甚至更多的问题，受访者如自有作意，是可以打造出文章意思的。
由于“Q＆A”看来未必有完整的逻辑，我在回答《作文十问》的时候尽量想办法让前一个问题的答案跟后一个问题像是接卡榫一样地卯在一起，以便读者能够顺畅、流利地串接起我对作文这件事的整体主张。
第二篇例文虽然没有往复辩难，但是刻意用一种看来答非所问的手段，将我关心的意见反套在提问者的疑惑之上，改变了说理的路径。在我看来，设问文章真正的核心技巧，是答问者转移了提问者关心的主旨。
另一方面，我选取了两个不同来源的提问，两个提问者所关心的事不一样，所期待的答案也不同，然而我把他们编成一股，借由一个问题，带出另一个问题，这也是一种摸索推进的技巧，最后，让一句话贯串起两种“对写作抱持的遥远憧憬”。
例1
作文十问
一、考作文应该吗？
答：“应该”是一个武断的词。某甲之视为应然者，某乙不一定视为应然。以考试的功能性来说，凡是对升学或生存竞争有利者，人们多半不会反对。考作文的应然与否，在这个前提之下就转化成考题之平易、活泼、切近生活和锻炼语文能力之精进与否了。我在念高中的时代，见识过一个大学联考的作文试题：《风俗之厚薄，系乎一二人心之所向》。此语源出曾国藩，考后舆论大致认为“略见难度，但是十分具有鉴别学生程度的能力”。
还有一个外交人员特考的作文题：《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原文出自《论语·子路》，意思是说人的才学贵在能致用，题文也切合外交专业的志业所需，并不冷僻。试问，这样的题目要是在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之中考出来，出题试官岂不要丢饭碗？
一个能虚心累积的文化不怕考任何东西，只有急功近利到不能好奇求知的地步，才会问：“为什么要考这个？”“为什么要考那个？”对于考作文有焦虑的人或许应该反向思考：其所焦虑者或许不是写作的形式，而是“说话”，只有丧失了语言表达能力的人才不能面对写作文这件事。考，不是问题。字句的组织才是问题。
二、认字的多寡对作文有差别吗？
答：有的。不过不只如此；认字的深浅更切切关乎作文的能力。我们的教育体系一向订有识字程度的量化标准，小学低、中、高年级乃至于初中、高中学生应该认得多少个字，似乎各有定量。然而，几乎没有任何正式教材辅助学生理解字源、语汇、形音义构造变迁的种种原理。
换言之，学生从一翻开书、拿起笔，就是死写死记，到头来，异禀者胜，熟练者佳。但是人们终其一生根本不能认得几个字本身之所以构其形、得其音、成其义的故事。也正因为识字浅薄，用语俗滥，写起文章来，当然不免人云亦云了。看来能写得出几千个字者，在日常层次上能够不写别字、不读讹音、不会错意，已属难能而可贵，但是，这样究竟能不能算是识字呢？很难说。
三、作文里多用成语会比较好吗？
答：成语的沿习，不应该以多用少用为标准，而是以当用不当用为标准。如果是为了“精简文字”、“渲染典雅”、“类比故事”甚至刻意“游戏谐仿”，这都是有动机、有目标地使用成语，自无不可。使用成语的诀窍就是“常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用得勉强，一如东施效颦，反而弄巧成拙。
四、您个人几岁开始写作文的“启蒙”？
答：小学二年级给《国语日报》写《我最喜欢的水果》。那是一个经由发表来刺激写作动机的活动，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五、听说您小学到中学都持续参加征文活动，请问参加征文真的有益作文吗？
答：这是一个值得演绎回应的问题。请容我把“征文”两字扩大来发挥。据说：征文，是为了鼓励创作。一般的假设是：得到鼓励的人会更加有兴趣。但是得不到鼓励的人（数量更多）会不会因而退缩而厌恶写作文呢？这是要多想想的。
征文乃是为限量发表而设计的活动，不是直接为普及作文教育而设计的活动。我的体会是：学校、社区或者地方教育行政单位以及关心语文养成教育的媒体应该把“征文”拆解成更多样的发表活动。
以丹麦、北德地区的戏剧学校为例：他们每年举办大型的巡回戏剧节，学生参与、包办一切节内活动（甚至包括饮食、园艺、环境管理）。把“发表”的意义扩散到全面的语文沟通、创意分享和公共服务之中，学生经由长期的浸润，经由表演活动的各个语文接触层面，不只是学会了“写一种作文”，而是学会了几十种功能不同的书面写作，其中当然包括了情节天马行空的虚构的故事、节目单上的广告文案、招徕观众参与活动的逗趣笑话，以迄于社区公园场地申请书。作文不只是制式的说明文、抒情文、叙事文、议论文等寥寥数端，而是更广泛的语言活动。
六、孩子写作文前可以给他们什么练习？
答：说话。父母跟孩子们说话是天经地义的事。我建议看到这一个题目的父母：回想一下自己过往跟孩子们说话时经常论及的主题、经常使用的词汇以及经常遂行的思维逻辑。由于言人人殊，没有可资比长较短的标准；但是总地说来，如果父母想要帮助孩子、使他们在写作文的时候少些痛苦、多些愉悦，而且从很小的时候就能体会“准确表达思维、感受”的重要性，就不得不经常地跟孩子们进行广泛的对话。让他们尽可能不要暴露在恶质谈话内容的环境之中（如观看电视政论与八卦节目），总之，父母要为孩子打造丰富而深刻的语言环境。
七、对您个人而言，对写作文最有帮助的事情是什么？
答：选择性地阅读以及造句练习。名家名作似乎是人人有机会接触的，毋须我多费唇舌介绍。造句练习则是很值得有心的父母带着孩子一起从事的游戏。父母可以让孩子把一句话铺衍成三句话、五句话、八句话，也可以请孩子将一大段话浓缩成几句话甚至一句话来表达。老师更可以在作文课上要求孩子用五十个字、一百个字甚或三百个字来发挥一个题目，也可以将现成的一篇名家名作缩写成几十个字、甚至几句话。能够长短自如地操控语言，才能够掌握精炼的文字；而操控语言的核心课题是思考，是明白自己的意思。
八、对您个人而言，对写作文最有伤害的事情是什么？
答：不经思索地说话，以及经常听那些不经思索而发表的谈话。
九、写作文最痛苦的是构思，请问您有什么建议？
答：一个题目出现在眼前，它的每一个字与另一个字有着各式各样的关联。我们往往会从题目中的关键字着眼。比方说前文提到的《风俗之厚薄，系乎一二人心之所向》——风俗明明是长时间里多数人形成的共识，为什么会维系于“一二人”的心态或意志呢？那么，这“一二人”想必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力的人。应题作文者自然得举出他所见所闻、所知所识之人，来印证这个论述。以“一二人”而能形成长时间多数人的共识，那又会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呢？再或者，当大多数人长时间都服膺于“一二人”心之所向，这会不会是一个百花齐放、诸子争鸣的时代呢？又或者，当“一二人”对于长时间大多数人的共识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力的时候，这“一二人”是不是应该比大多数人更加临渊履薄、戒慎恐惧呢？更或者，“一二人”心之所向，会不会也是由于更古老悠久的风俗所影响而形成的呢？所谓“构思”不是发明，而是根据已有的寥寥数语，铺垫出写文章的人自己的感情和见识。
十、如果面对一个害怕作文的人，您会给他什么建议？
答：不怕、不怕！没有人能检查你的思想，因为你本来就可以胡说八道！
例2
我辈的虚荣
前月赴上海参加一场讲座，听众之中有一对夫妻，带着他们十一岁的女儿，当场问了我几个问题。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那父亲指着女儿、无限怜惜地说：“她看很多文学方面的书，很喜欢写作，而且很希望能走上这一行，你能给这孩子一些有用的建议吗？”
我迟疑了片刻，当下想起一桩往事。整整两年以前，在我目前已经关闭的博客里，接到过一则留言。由于留言者并没有引述我早先说过什么话，而引发了他的感慨，是以我只能猜测：在过往不知几何的岁月里，我曾经不大温柔敦厚地劝人——尤其是比我年轻的人——不要再荒废生命于追求“写作事业之成功”。这位留言者大约是以“尚未出书”与“已经出书”作为分野，似乎极有感触。当我为了关闭博客而整理了八百多篇应答文字的时候，在这里停了下来。留言如此：
对于已经进入出版世界的人，也许一切成功都是应然，或者想起几十年前的第一次，都是喜悦与“就是该我”的回忆。对于无法出版的外行者，那些始终尝试，还对此领域保持希望的无运者，是否应该更温柔敦厚，正如你的启发者对你呢？
我当时的回答是：你所谓的“始终尝试，对此领域（文学创作以及出版）保持希望的无运者”是将所有未获机会出版以及出版后市场反应不佳的人都归之于“无运”吗？
我的看法很简单：写作是和陌生人沟通的事业，不能在市场上立足，固然不能就此断然指责作者之能力、思想和技巧；但是一个“始终尝试”的人若始终失败，不能单归咎于运气，还得想想自己是否错抱了希望。及早对自己的能力和渴望作务实的评估，就不至于贻误自己的青春和生活。这样建议，有什么不够温柔敦厚的呢？
我看不少在公开讲座或者开班授徒的知名作者不时以咻咻之口，谆谆之言，吆喝青年们把笔写作，似乎人人皆可为此业之豪杰。但是，高悬名利双收之胡萝卜，而所敷设者多属梦幻泡影，不过是膨脝了这个行业的虚荣。更何况出版了几部书之后，才发现自己入错了行的作者也所在多有，岂能概谓“进入出版世界”即算成功？又假设这“成功”竟是“应然”？
我反而宁可随时提醒自己和我的同行：是否还有比写作更值得追求的人生？写作的目的之一恐怕也正是如此。请容许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对我在这一行里最有用的启发，就是不断质疑我作为一个作家的能力和动机。
站在讲台上、面对充满期待的父母的那一刻，我说不出这么不“温柔敦厚”的大道理，也着实找不出任何一组像样的语词来勉励一个十一岁的陌生女孩——我的直觉是： 容或她根本不需要任何鼓励和劝勉呢！
我迟疑了，忘记所有曾经受之于本行前辈的伟大教训，读书、生活、感受、同情……我战战兢兢地回到写作的起点：当我还在念小学的时候，用毛笔写了一篇篇幅很长的、自由命题的作文。老师当堂读给班上的同学听，同学一致鼓掌说我将来会当作家。年少的我很乐，年长的我想起了那份乐来，也想起两年前答复博客来客质问的两句话：“梦幻泡影，不过是膨脝了这个行业的虚荣。”
“请孩子留心这行业所带来的虚荣。”我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