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有一篇标题很长的短文《冬日于龙门送从弟京兆参军令问之淮南觐省序》，文中充分流露出对自己才思之满意。这篇文章是李白给李令问送行所作，想是送行之际， 水酒喝了不少，欢情融洽，彼此愈见欣赏，其情如此：“（李令问）常醉目吾曰：‘兄心肝五脏，皆锦绣耶！不然，何开口成文，挥翰雾散？’因抚掌大笑，扬眉当之。”
这一小段话就洋溢着十分饱满的文采。借由李令问不免带些夸张意味的称赞，李白丝毫不客气地承认了他的能力，不是孜矻宿构、皓首摛文的普通作家，他仿佛有一种天生的能力。恰是《诗经·小雅·都人士》所形容的那样：“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成章。”《诗经》里面所推崇的是旧都镐京人物仪容之盛，由于怀念前代人的谈吐，而发明了“出言成章”的语词。至于心肝五脏皆锦绣，其思理之敏捷、修辞之丰瞻、用事之典雅、声韵之铿锵，犹较《诗经》所形容得更为灿烂，而李白“抚掌大笑，扬眉当之”八字之奇倔潇洒，确实当得起！
放心说自己想说的话，才能到这个境界。所以，理解“出言成章”的关键，要之在于“其容不改”。《诗经》所描述的旧都镐京之人，为什么能说出那样美好的语言呢？他们有着上国之人的自信啊！
如何加强作文能力？这是个问题吗？如果有那么一整天——只要二十四小时就好——我不需要接触这样一个话题，至少不必听到和感受到家有升学子女的父母这种奇特的焦虑，那么，我或许会觉得生活清静而愉快一些。然而想要臻于此境好像并不容易。在我们的身边，总有人认为自己的子女多多少少有表达障碍。
“文非吾家事”的焦虑似乎还带来了不少商机。近年来不少人自觉有能力帮助孩子写作文，教材一本一本地写，CD一套一套地录，似乎就把孩子们“带进”了“文学的殿堂”，或者是让“文学”丰富了“孩子的心灵”。这些帮助学子“加强作文能力”的人并不觉得为了通过升学考试而补习作文是一件多么不对劲的事——不是也有很多人补习数学吗？不是也有很多人补习英文吗？不是也有很多人补习音乐吗？如果没有一级一级的考试检核“把关”，还有谁愿意运用整篇整篇的文字去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呢？
毋宁从相对的观点来说：一旦通过了考试，学子们还愿意自动自发、写命题作文的大概很少。就像数学或英文一样，一旦在生活现实里工具性的应用机会少了或是没了， 人们当然不会纯粹以“加强能力”为目的而主动演算或是锻炼。
质言之：各级考试“诱导”考生学习作文所加强的，不是一种随身携带的能力，而是用后即丢的资格。人们通过了考试，却会更加打从心眼儿里瞧不起作文这件事：以为那不过一个跨越时费力，跨越后却可以“去不复顾”的门槛；一种猎取功名的、不得已而施之的手段。作文，若不是与一个人表达自我的热情相终始，那么，它在本质上根本是造作虚假的。
我服兵役的时候在士官级的军事学校担任文史教官，一连两年面对数百名大部分是高中联考门前的落败者。几乎所有的学生基于种种原因痛恨作文，其中一个在课堂上公然睡觉罢写的学生说得实在而有力：“教官出的题目我没话可说。”
孩子们真的没话可说吗？还是他想说的话被作文的形式给封闭了呢？我想了几天， 终于想出一招，让学生先读一篇他们自选的故事，并且用自己的语言复述一遍这故事； 我只规定：在口头复述的时候不可以用“后来”、“然后”、“结果”这些方便滑溜的连接语词（用一次就扣十分）。口述完成而能够不遗漏原故事的内容，就拿满分。
没有人在第一次拿到满分，大部分的人连六十分都够不上。但是，在和惯用连接语词展开搏斗的同时，他们开始构思、开始组句、开始谋篇，不得已而拿起笔来打草稿。很快便可以文从字顺地说明一个事件，掌握一段情节，甚至提供充分而不累赘的细节。
打消我们日常口语中毫无意义的口头禅，有如清理思考的芜蔓，掌握感受的本质，这种工作不需要花钱补习、买讲义、背诵范文和修辞条例，它原本就是我们自有自成的能力。担心孩子作文写不好的父母倘若实在焦虑得很，请听我一言：找一篇有头有尾的故事，让你的孩子读熟了，再请他用我所要求的方式口述一遍。
我的老朋友胡金铨导演一向以风趣冷隽著称，他编剧本、写小说、也作杂文，总出之以干净俐落的口语，我听他说故事、讲笑话，只消一遍，就印象深刻，铭志不忘—— 这不是因为我有多么强大的记忆力，却是他“开口成文，挥翰雾散”的本事。口语简洁，文句清通，周转叙述的角度有如调度一个个节奏明快的短拍镜头，就能够让聆听者（读者）畅然领会。《胡金铨说笑》是为了纪念这位妙趣横溢的长者而作，行文之时， 也刻意模仿了胡导演精悍的语气。
也许父母们自己应该先试一试：你能够干净俐落地说话吗？
例1
口头禅四训
一
我们台湾人普遍重视自己在他人眼中的模样，却似乎很不在意他人耳中听到了我们说的什么、或者是怎么说。人人都懂得若干塑身美白养颜健体的门道，但是一旦讲究起说话的品质，就会招致异样的、质疑的眼神：你要参加演讲比赛吗？
在我上中小学的那个时代，几乎没有人不对装腔作势的国语演讲比赛发自内心地反感，然而比赛的优胜者通常就是那些装腔作势的同学。这种反感多少也带有某些政治意识，仿佛字正腔圆者演而讲之的内容特别虚情假意，或者是趋炎附势。连带地，在生活中字正腔圆地说话的人，反而成了不受欢迎的异类。
语言的使用在于使用者对语言认识的程度与坚持的态度。中国古代讲究言谈的人也是在一定的阶级和文化圈之中。在某一些特定的历史进程里，一群又一群主导社会发展的中坚分子不约而同地讲究谈吐，使言说之趣蔚为风尚，甚至启蒙了思想。不过，一旦占居大多数的庶民都在潜意识或无意识的状态之中排斥“准确地讲话”，则言谈就无所谓优雅风趣，甚至连清楚明白都谈不上了。
现在的人也不是不爱说话，大部分说着话的人都把说话视为天生而能，便不加琢磨锻炼，也没有人会劳神分辨谈吐之高下深浅，甚至多以经常有机会公开说话者为“名嘴”，而误以为“名嘴”之“什么都能说”、“什么都敢说”就是会说话，“如何造就说话的典范”是一个已经不存在的美学问题。大众既然看多了电视，也就朗朗然跟名嘴们学会了种种口头禅。这是近年来常民社会言语品质益发低落的原因。
我对人们不自觉而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有独到的敏感，总是会追问：“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么说话的？”我有一个朋友开口闭口就是：“说句不好听的……”当他说完了整个句子之后，我忍不住问道：“你这话没什么不好听的啊？还记得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么说话的？”他乍听我这反应，愣了一下，也并不觉得他的话有什么不好听， 可是当对话继续下去，他又来了：“说句不好听的……”我还是一样地问：“你这话没什么不好听的啊？还记得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么说话的？”如是者三，最后他终于忍不住，脸红脖子粗了好一会儿，迸出一句：“说句不好听的，你这样我很难说话呀！”
“基本上”三字也流行过很长一段时间。据我的观察，是从八〇年代的文化界开始，始作俑者是一批留洋后返台任事的学者，他们这口头禅是从“basically”翻来的，无论语意可以解做“根本地”、“本来地”、“本质地”、“实际上”、“直截了当地说”……翻成中文的口头禅则一律出之以“基本上”；也没有人会追究“那么基本以下是什么？”。我的朋友某教授在我一小时长的电台访谈节目里可以说上五十八次，所说的内容未必真的很“基本”。
到了二十一世纪，“基本上”有了分身。有的人显然不安于陈腔滥调，却改不了， 只好改说“原则上”。大约就在此际，“事实上”也加入了这一“失义语汇”的行列。TVBS某主播兼政论节目主持人堪称大宗使用此语之翘楚。就其上下文来说，所言之物未必尽属事实层次，比方说这个句子：“事实上谁也不能证明是谁作假。”
另一个不择时不择地不择人皆可出的口头禅是“其实”。我考之于不少语言学家、社会学家、文化人类学家，为什么无论在什么样的上下文语境里，人们总是那么喜欢说：“其实……”
我当然可以把“其实”当成“呃”、“well,”甚至等同于清嗓子的一声咳嗽，不必深究其义。不过，世上没有不具备意义的语言；仔细想来，在对话中能够被说者和听者同时“充耳不闻”的语词很可能正涵藏了人们共同的、不可明言的设想。人们为什么会说“其实”呢？“其实”有个不被道出的假设，隐藏在这个语词的前面，即是“你已经知道的是不实的”，有了这一假设，才需要我来告诉你“你应该知道的”。换言之，总是说“其实”、“其实”的人潜意识已经假设：听者是无知的。
试举一例以明其本源：由于在电视谈话节目中人人争锋，最好能在他人语句之间钻缝拦截，是以具有拦截力的简短发语词最容易达阵，如“其实”、如“事实上”。按照修辞的惯例，此二、三字一出，必定表示拦截发言者一定有什么不同于前一位发言者的高明意见，殊不知拦截则拦截矣，抢话说的人经常是这么往下说的：“其实——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
泛滥的电视言谈非但不能保障谈吐教养之提升，反而保证了修辞品质之匮乏。我还可以举一个例子——近年我的香港朋友来访，会不约而同地问我：台北人为什么不再像过去几年那样谈书、谈电影、谈艺术，甚至谈政治经济……“大家都在谈吃！”而且谈来谈去，用的都是“好吃”、“好好吃”、“好吃得不得了”以及“感觉好舒服”、“很有质感”、“口感很特别”、“感觉对了”这一些彻底缺乏感受能力的话。为什么？我的答案也很乏味，千篇一律就是电视新闻，新闻电视。
趣味的浅薄、题材的贫瘠、修辞的枯乏，都还不算什么。你还会愈来愈熟悉下面这样的语言，电视剧演员都这么说话：
“你造吗？有兽，伟直在想，神兽，伟像间酱紫，古琼气对饮缩，其实，伟直都宣你，宣你痕脚阿——做我女票吧！”
简单翻译成我少年时听过的、不算字正腔圆的普通国语，这段话应该是这样说的：
“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一直在想，什么时候，我会像今天这个样子，鼓起勇气对你说：其实，我一直都喜欢你，喜欢你很久了——做我的女朋友吧！”
二
有些话，无论如何，就是改不了、免不了要那样说，有人随俗，称之为口头禅；有人尚古，称之为发语词。有人说无伤大雅，忽之略之可也。有人说这些都是转接语，不拘泥于字面之义而误会就好，何须望文生事？也有人直斥为无意义的废话——既然没意义，干嘛一定要分析出内涵来呢？
它们无意义吗？还是具现了某些被吾人集体或个别隐藏起来的情感与思维面向？善于听人说话的人会注意这样的问题，让我们听得更传神。比方说：“你懂我意思？”“你懂我意思？”根本上就是“夹带着”“我看你是听不太懂我的意思”的意思。
说的人也许未必真那么想，也未必真要那么没礼貌，但是出口如连珠，往往每三句话就夹一个“你懂我意思？”特别显著促迫。听见这样的话，我通常立刻回答“不懂”。对方也怪，经常根本不在乎我懂或不懂，只是继续说下去。所以这种“你懂我意思？”往往蕴含着“我不太确定我说了些什么，拜托你！请你说‘懂’，好让我能继续说下去”的意思。
有了点儿资历的外务员、推销员、直销会员、保险公司营业员经常说这样的话。此话看似对自己所言信心满满，然而却正是深刻地缺乏信心的掩饰。正如我前文说过的： 常不自觉地把“其实”挂在嘴边的人多半有几个特质：一是不相信听者会立刻同意他的看法，二是不认为听者懂得他所说的内容，三是自己对所说的话的确凿性、真实性并无实际的把握，必须用这个发语词来强调、以说服听者或者自己。甚至第四他明明是在说假话。
如果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就那么两三个魔咒，我觉得常民文化真是单调得可以了！
“基本上”现在已经为许多人自觉糗蛋，而改用“大体上”、“大致上”、“原则上”，不论怎么用，“上”字是跑不掉啦——套句纪晓岚跟公公说过的话：下面就没有了。
小说家阿城极擅谈吐，也不免有口头之禅，他的惯用语亦非独有，而是很多北京人都会说的一句：“完了呢——”相当于吾人的“然后”。听人说一件事儿，有时间性，前一时到后一时之间，我们似乎总用“然后”带过。我儿子年幼时的“然后”说得很浮滥，如：“我想吃草莓吐司，然后呢，也可以吃蓝莓吐司。”你千万不要撑他两种吐司，他的意思是草莓或蓝莓吐司都可以的。阿城不说“然后”，他说“完了呢”，即使没有时序性的叙述也免不了。如：“当年洋人那些个银子都是打墨西哥炼的，完了呢，中国的瓷器就换了墨西哥的银子。”
“说老实话”、“说句老实话”也是一绝。当年有一烟友，开口就是：“说句老实话。”我登时悄悄替他算了起来，一根烟，二十一句老实话，不可谓不是老实人了。这句话的确可以有反面的指涉，意思是：“我经常动些不老实的念头，但是我不会说出来；因为要在脑子里过滤过滤，所以说的时候，我把那些个不老实的玩意儿都留着不说了，单说这老实的。”
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常说“结果后来”，说得很快，听着像是“就来”。
有一天我家老爷子听不下去了，跟我说：“你舅舅今天不会来。”我当然听不懂，老爷子很耐心地再问我：“你镇天价说的‘就来’、‘舅来’，又是什么意思？”
我一字一字说：“很简单哪，就是‘结果后来’呀！”老爷子接着问我一段话，教我至今难忘：“结果是结果，后来是后来；‘后来’还不算‘结果’呢，有了‘结果’，还有‘后来’吗？”从那一天、那一刻起，我硬是“戒”掉了“结果后来”这个台词。
戒掉废话，就是把想说的什么想清楚的开始。
三
“戒掉废话”，如果说成“戒掉废话的部分”似乎也可以，至少在今天大部分常民语言环境之中，这么说并不干犯谁。
我和家人坐在餐厅的一角，赞叹着此地装潢优雅，用具精洁，侍者服饰美观大方，应该是在完整规划、训练了一大套know how 之后才输入开发的日式料理。的确，坊市间家常的闲话不是没有道理：经营者的用心，顾客一眼就看得到。就在这一刻，耳边传来服务生的轻声细语：“现在为您介绍菜单的部分喔。”
这只是“部分”的开始。“接下来为您上前菜的部分喔”、“现在为您上主菜的部分喔”、“现在为您补充酱料的部分喔”、“为您加开水的部分喔”……
我于是侧耳倾听邻桌动静，发现每一位服务生都是这么说话的——他们总在为客人作部分的服务。或者应该这么说：在每一次将要实施特定的服务项目之时，服务生都会提醒他们的客人：这是整个流程中间的某一个部分。
不，不只是这一家餐厅，还有旁的许多餐厅；也不只是餐厅，还有旁的许多服务行业，几乎所到之处，你都能听到人们告诉你：这是“某某的一部分”。任何能发声的传播媒体也是这么来的：“现在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国际新闻的部分……”“现在为您报导听障奥运的部分……”“把话题拉回到黑心鲍鱼的部分……”
有些人不说“的部分”，他们说“的区块”；意思却没有什么不同，听来更有修饰性，好像“区块”比起“部分”来不那么笼统，所指涉者也较为深入。是的，“block ”听起来是要比“part”更具备定位的效果，比方说：“目前在版面上放置的广告区块共有五家”似乎并没有什么不正确的，但是“我对煮咖啡这个区块比较熟习”就令人有喝到渣子的感觉。
“区块”也许拗口，所以不少人简述之为“块”。我时时刻刻会听到影音媒体访问来宾，不论言及哪一个领域、哪一个专业，都会出现这样的“一块又一块”，“在流行时尚这一块，您可以称得上是达人了……”“个人理财这一块真是相当复杂的……”，甚至“说到台湾政坛地方派系这一块，真是无奇不有”。就我印象所及，只有蛋糕、披萨、牛排之属是可以块论的。至于牛排，无论是tenderloin、T＆#173;bone、porterhouse、strip、rib＆#173;eye、club、sirloin、flank等，我会称之为“部位”，可是股市名嘴会告诉你：“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部位还不是很好，投资人应该谨慎。”
我不只一次地提到常民语言的暧昧、胼赘与含糊，总希望有读者在这种千把字的小文章里看到现代人说话用字的修辞惯性之中埋伏了多少“不思维”的情境。说话不经由思维，就只能人云亦云地使用惯性发语词、连接词和虚字，在我这一代人来看是不可思议的事。
但是这样说话的人却很可能自以为是很谨慎的，站在我面前的餐厅服务生继续说： “先生，现在为您收回菜单的部分喔！”
“你还是全部都收回去吧。”我说。
他一脸茫然，却仍然非常有礼貌地说：“为您收回菜单的部分有什么不对吗？”
不不不，是我不对，我一定有哪一个部分出了问题！
四
曾经，四位导演和我在聚会闲谈或节目访问中都提及了台湾社会的语言环境败坏的问题。作为电影导演，不能不考虑作为整体表演重要环节的语言能力该如何巩固和培养，但是每每看着绮年玉貌的明日之星，脱口而出的居然都是童子语甚至娃娃语，语言内容之浅薄贫乏固无足论，就连正确、坚定的语气都无从掌握。关于国语语境的崩溃、沦丧，陈可辛摇头表示震惊；王家卫说他只能感觉到那是一种“懒音”——从字面上说，就是“懒得发出声音”的说话；冯小刚则认为现在这种说起话来软溜溜、黏乎乎、不清不楚的调调儿连大陆年轻人都学上了，蔚为时尚流风；侯孝贤说得更明白：台湾演员根本上已经“不会说话”了。
坏语言不容易被察觉，乃是因为大家都使用这种语言。人们长期浸泡在不准确的发音环境里无甚讲究，总以为“听得懂意思就好”。一旦想到“发音字正腔圆、声调抑扬顿挫”就不免想到小学生演讲比赛，以为那是装腔作势。的确，我自己打从小学开始听人比赛演讲就浑身起鸡皮疙瘩，那显然是一种类似刑罚的处境。然而在夸饰的演说和准确的言词之间，还是有很明显的差别，只不过我们大多数的人宁可不讲究。
常民语言之败坏总可以归咎于大众传媒。我昨晚看电视新闻，当TVBS 某女记者在一所医院里说出下面这两句话的时候，我立刻关掉了电视机：“目前还没有查出车祸受伤的老阿伯是什么人，老阿伯还处于一个无名氏的状态。”看起来没什么谬误的语言之所以会令我不安，是因为我很怕自己不知不觉受其蛊惑，堕入冗赘、支离、繁琐且逻辑错乱的文法之中，难以自拔。一如：“前第一夫人吴淑珍此刻正前往台北看守所对陈水扁总统进行一个探视的动作。”一如：“李老板终于在所谓的金融海啸之中，凭借自己所谓的毅力和所谓的发明，开创了一片所谓的自己的天空。”也不只是主播、记者满口胼词赘语，不论餐厅里做的是什么菜，吃得满脸油光接受访问的民众似乎只会这两句：“口感满顺的，对啊。汤头也超赞的，对啊。绝对物超所值，对啊——耶！”你知道他脑袋里的词汇不够用，所以最后只能用手指笔画两个“V ”字对着镜头“耶”一下，表示努力助兴了。
人们总愿意在瘦身、减重、美白、化妆和服饰上尽量让自己显得美好，却很少花时间反省自己的语言是不是平顺或准确，人们一点儿也不希望、不追求自己是个能流利运用字句的人，所以在日常生活之中，总是任由自己完全接受大众媒体惯用词藻和语气的操控，随波逐流。我们在彩妆和名牌手提包似乎很强调个性，但是说起话来千篇一律， 众口一声，而浑然不觉得“丧失了自我”。这不是很荒谬错乱的心态吗？
我长期观察吾人所生活的语境，在它最败坏的期间养儿育女，忽然略有所悟：原来这样的常民语言和我八岁左右的孩子也就是正在逐渐脱离儿语的年纪相当接近。换言之：大部分你我身边五十岁以下的成人平日交谈的状态，从未离开过自己八岁左右的情境。孩子们在这个阶段，依然备受呵护，不大挨得起严厉的指责，一旦吵闹过度而受到训斥的时候，还时时以嗫嚅支吾之态，表达天真烂漫之情，企图免责。
说穿了，成年的男女耍幼稚、混含糊，本质上是一种力图以“可爱”为遮掩、为修饰的伪装；当这种“扮小免责”之情普及于整个成人社会，就不要谈什么品质、品味了。我跟十足忧心这个“语言返童现象”的冯小刚说：“这叫‘可爱文化’，如果连对岸的成人也这么说话，一切没治！”冯小刚的脸垮了下来，他一定在担心，也许观众根本看不懂“非诚勿扰”四个字。
例2
胡金铨说笑
天底下做戏的人都是一个样。他们看上了一个什么玩意儿——哪怕只是一张脸孔、一片景色、一段生活琐碎、一个无足为奇的故事，都会像着了魔似的受了莫大的感动，要把它写下来、演起来、拍出来。
从前有个电影导演叫张彻，很是博闻杂学，一度迷上了“杭城地藏王”、“杭河藏王帮”的题材，原本想要让他的弟子陈观泰领衔演出一部名为《杭城风云》的电影，到处请人打听“地藏王”在宗教、神话和民间传说里的各种细节。消息传出，来了个自称是“杭城藏王钵嫡传弟子”的人物，宣称此事甚秘，非单独约见导演不可，但是要一万块钱港纸“填钵儿”（化缘）才肯说。张导演答应了，和对方约在半岛酒店的一个房间里晤谈。
彼人生得是形容猥琐、样貌丑怪，浑身还散发着一股鱼腥泥臭，一见面就要钱。张导演立刻如数掏出——只不过是大致上相当一万港元的美金，都是百元钞，而且只有多、没有少。对方前前后后翻来覆去点了好几遍，硬说少一张百元钞，张导演拿回去再数，果然少一张，只好给补上。那“藏王”又算一遍，赫然还是少一张。张导演依样将所有的钞票抓回手里再数一遍，果然还是少了。如是者一连十二次。
张导演在第三次以后就知道来者耍了手法，但是他想亲眼看破对方的机关，就算被当成肉头也无所谓。一路这么数下去，总不信邪——虽然他肚子里明白：身上就只剩一百块钱了，却还是准备豁出去再数一遍；孰料那“藏王”干脆伸手道：“你口袋里还有一百，掏出来就是了。”张导演依言掏了钱，交给“藏王”。“藏王”随即一抬屁股，朝房间的大面窗户大步走去，道：“让你看了十三回都看不出，还当导演呢！我看你根本是个骗子！”说时人已经钻进窗玻璃里去了。
张导演大惊，起座开窗一看，外面是空的，临街俯首，不过是几十公尺峭壁也似的楼面，那“藏王”不见鬼影，而自己身上连一个镚子儿都不剩了。那一部《杭城风云》毕竟没拍成，直到好几年之后，张彻也才敢把这件事向几个较为亲近的朋友坦白说出， 我则是在陪同胡导演赴杉林溪看景的路上听来的。
杉林溪当地有一小瀑布，岩壁陡峭，而水势不甚湍急，瀑底水帘，后面的拱形石洞可数丈深，颇似传统剧场，纯出天然；旅人可以从一旁的小径绕到水帘后方伫足，隔水看山，别有情味。可惜的是就在一片平坦的巨石当央，晾着一泡屎。我正想口吐脏字咒骂几声，却见胡导演低头看看秽物、复抬头看看风光，笑着说：“拉屎的这位老兄还挺知道风雅。”
与胡导演一同工作，完全是基于这些乐子。即使肮脏不堪、即使受骗上当、即使明明虚妄不可信，都会出现一个带着无比趣味的好奇角度，而且听一遍就忘不了。
一九九七年一月中，胡导演心脏手术失败，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他生前的朋友聚在一道说起来，每个人都会想起一部他发愿而未能成就的作品。有人说他的《华工血泪》没能拍成，最属遗憾。有人说他还想拍《徐光启传》……也有人说他晚年钟情于动画片，策划《刘海戏金蟾》，光是原画手稿就有近千张，却苦于没有资金，连脚本都出不来，才是赍志以殁。
我跟胡导演合作过两个计划，一个是香港徐克的《笑傲江湖》，一个是台制鲁稚子的《将邪神剑》。前者拍不到几场戏，徐克收回去自己导了，本子作废。后者还没开拍，胡导演便因一再要求追加预算而遭到撤换，本子给接手的丁善玺改得体无完肤、不成面目，从历史宫廷剧变成了武打色情剧。可我先前领过稿费，拿人手短，没有申覆的权利。倒是胡导演给我打了个越洋电话，劈头就问我：“对吴三桂有没有兴趣？”
“聊的兴趣很大，写的兴趣没有。”我说，“我不想写一个小人的故事。”我在电话里对胡导演说。
胡导演哈哈大笑起来，道：“满世界都是小人；不写小人，你还能写什么呢？”他的笑，昂扬奋发，听来一点儿也没有鄙夷小人的意思，最教人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