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我一直都在讨论，我们的精英教育系统对接受该系统的人有哪些影响。下面我们谈谈，精英教育系统对整个国家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简言之，精英教育系统在不断复制繁衍美国的阶级系统，其影响与一个世纪之前的“三驾马车”所为并无二致。具体来说，它是在扩大社会不平等，妨碍社会流动性，固化阶级特权，并创造了一个与盎格鲁-撒克逊贵族类似的与社会隔离的精英阶层——尽管该阶层本当引领社会，但实际上他们会为自己的这一特权沾沾自喜。
统计数据说明了一切。1985年，美国250所重点大学中，有46%的学生来自美国收入前25%的家庭；而到了2000年，这一比例达到了55%。到2006年（该年统计数据样本要小一些），这一比例为67%。据统计，在2006年大学入学新生中，仅有15%的学生来自收入低于中间值的家庭；稍前时候的一项研究表明，仅有3%的新生来自收入最低的1/4的家庭。学校越是显赫，它的学生构成就越是不平等。杰罗姆·卡拉贝尔（Jerome Karabel）指出，哈佛、耶鲁、普林斯顿“依然是美国主要研究性大学中，学生经济背景差异最小的”。另一方面，公立机构也好不到哪里去。2004年，美国州立重点大学里，有40%的学生来自年收入10万美元以上的家庭，而就在5年之前，该数字仅为32%。同一年的另一项研究指出，“从社会经济的角度来说，如今的美国高等教育是近30年来分化最严重的”。事实上，最近10年的情况已经变得越来越糟糕。
出现这一趋势的主要原因非常明显，越来越高的学费是一个因素，但这绝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如今培养一个有能力角逐常春藤盟校的孩子的成本越来越高。一路关卡越多，家长们在孩子身上的投入就越高。私人教师、考前辅导等只是一个方面。富裕家庭几乎从孩子生下来那一刻起，就开始往孩子身上倾注各种资源：音乐课、运动装备、国外旅行（美其名曰“荣誉项目”），等等。当然，还有一项最重要的，私立学校学费或者是顶级公立学校学区的生活成本。
SAT的本意是摸清学生们的学习能力；但实际上，它摸清的却是学生们的家庭收入。在过去30年间，高收入和低收入家庭孩子的学习成绩差距扩大了40%。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现在，高收入和低收入家庭孩子们完成大学教育的人数差距扩大了50%。来自低收入家庭的高分学生中，申请就读四年制大学的人数不到一半。先停下来，仔细想想，这一数字到底意味着什么。正如保罗·克鲁格曼所言：“穷人家的聪明孩子拿到学位的可能性要低于有钱人家的不聪明的孩子。”一位曾在一所高级私立高中就读的学生告诉我，有钱人家的孩子，包括那些最笨和最捣蛋的，如今都过得不错，他们“太有钱了，不可能失败”。
毫不奇怪的是，如今美国的收入差距甚至比大萧条之前还要大，或者说，如今美国的社会流动性比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要低。当然，这主要责任并不在大学，但毋庸置疑，大学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逆转这一趋势，甚至反而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没错，近些年来，精英学校，尤其是那些最有钱的精英学校，已经给了中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更多机会。2007年，哈佛为家庭年收入不到6万美金的学生减免了学费，为家庭年收入不到18万美金的学生减免了10%（由此你大概能猜出中产阶级的收入水平）。在许多极其挑剔的学校里，能够享受学校经济援助的孩子比例也越来越高，同时学校接受的捐赠也越来越多。但尽管如此，在哈佛之类的学校里，还是有40%的学生要支付全额学费。家庭年收入18万美元在美国只能排到收入曲线的94%，这也就意味着，哈佛有超过40%的学生来自美国最富有的6%的家庭——可能还不止于此，因为助学金的接受者不局限于收入低于18万美元的家庭。经济不平等导致教育水平不平等，从而导致申请者队伍严重向富裕家庭倾斜。
但这并不是说，来自低收入家庭的申请者人数就很少。精英学校绝对不会让本校学生的经济背景与整个社会的阶层分布完全一致。它们也无法承受这么做，而且我甚至怀疑，它们根本不想这么做。这些学校需要吸收大批能承担全额学费的学生，它们要照顾捐款人，还要考虑最主要的生源群体，这些人主要来自美国（或者说全世界）的上流或中上游阶层，它们的校友主要来自这一阶层，它们的管理者属于这一阶层，它们的学生毕业后也都会进入这一阶层。一项研究表明，在美国100所高中，大约占美国高中总量的0.3%的毕业生要占到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全部学生的22%。在这100所高中当中，只有6所不是私立高中。“输送”系统不仅依然存在，而且生机勃勃。
精英学校不仅无力逆转这个越来越不平等的社会，它们甚至在雪上加霜。种种迹象表明，重点学校选拔生源时，不会给低收入家庭学生任何优惠，但同时却会更加照顾其他群体，尤其是高收入家庭的学生。在《入学的代价：美国统治阶级是如何花钱进入精英学校的》（The Price of Admission：How America’s Ruling Class Buys Its Way into Elite Colleges）一书中，作者丹尼尔·古登（Daniel Golden）详细描述了精英学校录取学生时，会给予特殊照顾的三类人：捐款人、潜在捐款人，以及名人子女；教工子弟；运动员和校友子女（人数最多）。每一类人所占的比例大约从10%到25%不等。
校友子女享受的特殊照顾约为24%，也就是说，当其他条件都相同时，校友子女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比例会高于普通学生24个百分点，而运动员则比普通学生高出48个百分点。从定义上就可以看出，照顾校友子女这种做法本质上就是在复制特权阶层，当然，给予运动员特殊关照绝不是为了抵消这一做法。精英学校通常会组建几十支运动队，总的来说，在这些学校里，如壁球、击剑、高尔夫、皮划艇、帆船、滑雪、网球、马球之类的贵族运动要比橄榄球和篮球之类的运动更为流行。
古登指出，美国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12颁布以来，各种体育运动已经成为富家子女的必选。“精英大学里至少有1/3的学生，在博雅教育大学里至少1/2的学生都会要求在申请过程中受到特殊对待。”别忘了，即便不考虑这一点，这些富家子弟在学习方面本来也已经享有巨大优势了。
如果一定要把哈佛这样的大学说成“特权堡垒”，有钱人把自己的孩子送到那里，让他们学会像有钱人那样走路、说话，像有钱人那样思考，以确保他们以后也会继续当个有钱人，这种说法可能感觉有些可笑。但难道这不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吗？这些学校并不是凭空被称为精英学校的。但另一方面，我们偏偏要假装事情不是这样的。别忘了，我们如今生活在一个精英治理的社会里。难道不应该人人机会均等吗？
似乎是为了掩饰当前系统所宣称的公平，或者说，要与之前的做法“决裂”，我们打着“多样性”的幌子制订了一套又一套所谓的制度。这种“多样性”的意义丝毫不亚于一场社会革命。举个例子，普林斯顿直到1961年才承认自己有了第一位女性毕业生——该年度只有一位黑人学生被这所大学录取（确实很孤独），时至今日，普林斯顿有一半学生是女性，而且只有一半白人。但这种性别和种族的多样性其实只是个幌子，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托词。它所掩盖的，是当前社会经济日趋分化的现实。精英学校依然在享用自己20世纪60年代积累的道德资本（当时这些学校确实迈出了勇敢的一步，打破了之前的盎格鲁-撒克逊贵族机制）。
事实上，所谓的精英治理，其实一直都只局限在一定范围内。记得我们之前说过，金曼·布鲁斯特在耶鲁的改革刚一出台，就立刻遭到该校校友的反对，他们明确要求布鲁斯特要学会尊重运动员和校友子弟，并指出捐款人的孩子无疑应当享有最高程度的关照。但如今，即便是一个人的学术潜力可以通过SAT成绩和其他标准明确的考试显示出来，也已成为一种复制特权的工具。虽然表面上我们已进入一个多种族、男女平等的精英治理模式，但这种模式本身又会形成新的特权阶层，而我们的教育系统也在向这个方向发展。
这就是当前的“多样性”所产生的真实影响。到这个伟大国度的任何一所精英学校看看，你会看到一些“着实令人激动的画面”：白人精英人士的孩子，比如说商界人士和专业人士，与黑人、亚裔、拉丁裔商界人士或专业人士的孩子混在一起，一起学习，一起玩耍。这画面的确温馨，不是吗？对于在像斯坦福这样的大学里就读的孩子们来说，如果有位同学来自密苏里，另一位同学来自巴基斯坦，或者有同学会拉大提琴，有同学擅长曲棍球——哦，当然，他们的父母都是医生或银行家——这就是绝对的“多样性”了。他们其实并不是像自己所说的那样，与“各种各样的人”在一起，事实上，他们的同学都是一样的人，只不过碰巧来自不同的地方罢了。
当然，也会有一些例外。之所以如此，部分是因为这些大学知道，要为获得免税特权装装样子，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精英阶层也要补充新鲜血液，仅此而已。在现行的录取政策下，最没有优势的群体是蓝领阶层和农业家庭的子女，在这一点上，他们甚至比不上亚裔学生，所以你在那些精英学校里几乎很少看到他们的影子。
或许有人会说，我们的教育系统是仿照欧洲模式设立的，其目的就是为了缓和不平等现象。换句话说，我们的学校提供的是机会，而不是“救济品”。没错，在很久很久以前，事情的确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十年中，公立高等教育史无前例地扩张，各种私立学校前所未有地敞开大门，为美国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一个新的上流和上中流阶层。但如今，这套系统不仅没有消灭不平等，它甚至已经成为不平等的帮凶。
米歇尔·L.史蒂文在《创造一个阶层》一书中写道，这些学校的录取流程“复杂、繁琐而且昂贵，已经成为当代美国社会特权的主要方式”。在我看来，这本书仅凭书名就应该获得一个奖项，更何况作者还在书中深度讲述了一所重点博雅教育大学的招生过程。虽然申请大学确实会让一些中上层阶层子弟有些焦虑，但这个漫长的过程“本质上只是走走形式”。真正重要的并不是你是怎么做的，而是你已经被允许参与进来了。可能最后有的人会去布朗大学，有的人会去布兰迪斯大学13，但别忘了，绝大多数孩子根本就没有机会申请这些大学，他们最终只能选择那些经费明显不足的州立大学，或者预算总是吃紧的社区学院，或者干脆不读大学。
沃特·本恩·迈克尔斯（Walter Benn Michaels）在《多样性的麻烦》（The Trouble with Diversity）一书中指出，类似平权法案或奖学金之类的项目，其目的只不过是为了装点门面，让那些无缘进名校的孩子们无话可说而已。“哈佛之所以也会招一些穷人家的孩子（数量极少），其用意在于激励那些富家子弟（为数众多），告诉他们，你不能只用钱买到进入哈佛的资格。”迈克尔斯指出，美国的大学其实只不过是阶层结构的“宣传机器”罢了。
如果一所精英大学邀请我去发表新生入学演讲，我会告诉这些年轻人：你们或许确实很聪明，也很努力，但你们能来到这里，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你们很走运。你们或许的确通过竞争打败了自己的同龄对手，但事实上，你们的对手中，有90%在比赛开始之前就已经出局了。
但事实上，在这样的场合，演讲者说的话大都与我刚刚描述的完全相反。安德鲁·德尔班克指出，所有的大学校长都会用某个版本的标准致辞来告诉新生，“在所有跨进这所学校大门的学生中，你们是最棒的”。这绝不是夸张。一位已经毕业的学生几年前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我敢打赌，耶鲁2012级绝大多数学生都能说出当年的录取百分比……
他们没有理由不知道。我记得所有人，从校长到新生辅导员，都曾在新生培训周反复提到这个数字：9.9%。当时这可是一项新纪录。这个数字背后的含义很明显：你们是耶鲁有史以来最棒的学生！
这种情况绝不仅只发生在本科生身上，也不仅只局限于美国。我曾听到过肯尼迪学校、沃顿、普林斯顿、多伦多大学（加拿大顶级高校之一）以及智利天主教宗座大学玛雅圭兹分校14的学生们都这么说过。一位本科生甚至在《哈佛深红报》（The Harvard Crimson）中写道：
这些学生们甚至还没翻开课本上第一堂课，就被强行戴上了无数顶高帽，甚至多到让他们手足无措……让人郁闷的是，这种人人习以为常的赞誉几乎无处不在，从入学仪式到毕业典礼，它们一直悄无声息地渗透进每一间教室……就在这个星期，新学期刚开学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一位教授就在一个人数众多的课堂上表示，全世界懂得这个领域的人当中，99.9%都在这所学校，而你们就属于这99.9%。
事情并非一直如此。在盎格鲁-撒克逊贵族时代，学生们听到的开学演讲则完全不同。我之前一位比较年长的同事曾经告诉我：
以前的耶鲁可不是现在这样，那时老师们会对新生的资质持怀疑态度。
记得在1957年9月的前几个星期，耶鲁学院的院长曾经在一些公开场合告诫我们：“今年的申请人数太多了，即便我们最后录取的是其他人，相信他们也会跟你们一样优秀。”他还说，在接下来的四年里，你们有责任通过努力证明耶鲁录取你们是正确的选择。1969年，我作为教师回到耶鲁，当时情况已经发生变化。院长们开始告诉新生，你们是耶鲁有史以来最棒的学生，你们能选择耶鲁，实在让耶鲁感到荣幸。
当然，之所以出现这种变化，原因在于精英治理时代的来临。学校开始拼命讨好学生，这样做有很多原因。它会让客户（学生）开心。只要客户开心，捐款自然就会源源不断。除了各种增强归属感的仪式，比如新生入学仪式和毕业典礼，学校还会用各种印有大学标志的T恤和贴纸，有助于增强帮派凝聚力的体育比赛，各种校友会来培养学生对学校的忠诚度，以此来丰富学生们的生活。但总的来说，它们之所以这么做，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它们相信这种手段能成功。
这种恭维本质上是一种自我恭维，我们伟大，所以你才伟大。我的一位学生曾经把这种心态描述为“耶鲁需要没完没了的自我庆祝”。毕竟，学校和教授们本身就是精英治理的产品，他们能跻身这样一所精英机构，这本身就足以让他们窃喜一辈子。他们对于世界、对于社会、对于公正的认同感与学生们的心态并无二致：这里可不是谁都能混进来的，能在这里站稳脚跟，说明你是最棒的！
当然，这种思维本身就是一种精英心态。它就像是一个契约，当你学会用分数来评判自己时，你就已经在这张契约上签了字。没错，这种评判方式并不完美。但问题并不在于此。问题在于，在这种心态的主导下，学生们会坚信，分数就是一切。你在学校里表现越好，你就越优秀，无论是从道德上还是从思想上，甚至从各个层面上都更优秀。
为自己的高智商或学术成就感到自豪并没有什么不对。可是问题在于，从精英学校给学生发出一沓厚厚的录取资料那一刻开始，它们就在不遗余力地给学生们灌输一种自大和自喜的观念。这种优越感会通过各种方式传递出来：讲话的语音语调、举手投足之间、校报上的文章、各种学校传统，等等。校方要传达的信息非常明确：恭喜你！你成功了！欢迎加入精英俱乐部！由此得出的推论也非常明确：因为你能来到这里，所以你值得拥有随之而来的一切荣耀和特权。
很多人都发现，精英学校的学生大都有一种优越感：因为他们的SAT分数比普通人高，因此他们自然就应该享有一些他人享受不到的特权。而事实上，真正的逻辑应该是：你的SAT分数之所以比别人高，是因为你本来得到的就比别人多。
当我刚开始分析精英教育的劣势时，我曾经写过一个水管工的故事。那是我35岁那年发生的事情，我第一次作为房主找人来维修水管。当水管工站在厨房里，准备钻到下水道去工作时，我突然发现，我不知道该跟他说什么。我从未接触过水管工，也不清楚他的价值观是什么，他用的很多字眼对我来说都很神秘，我根本不知道该跟他聊什么。就这样，受过14年高等教育的我，傻愣愣地站在那儿，手足无措，大脑一片空白，我自己都被自己的傻气惊呆了。我可以轻松与来自其他国家的人，用其他国家的语言，聊上半天，却不知道该与一个来到我家的人说些什么。
很多读者都不认为这是精英教育的问题，不认为无法跟与自己完全不同的人交流有什么问题——因为你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人。他们觉得自己根本没必要跟水管工说什么。没错，或许他们说得对，也可能我确实在这方面比较愚笨，这是我的个人问题。
我自由生活在美国郊区的上层中产阶层社区，在一个正统的犹太教社区长大，小时候大多上的都是教会学校。但我也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一点，当遇到类似的问题时，人们可能会有些看不清楚，可能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阶层地位，意识不到自己脱离了周围的世界。你或许觉得自己了解普通大众，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
而且我还很清楚一点：抛开宗教因素不说，我的生长路径，如今正变得越来越普遍。整个社会在使用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日趋分化，但实际上，导致分化的根源在于收入水平。如今的美国社会结构僵化，有钱人变得更有钱，他们的孩子会进入私立学校或近似于私立学校的公立学校，这一切都使得上层阶层从一出生就开始脱离其他社会阶层，而不是从大学起才开始脱离。当初我所经历的受到庇护的狭隘抚养方式如今已经成为普遍模式，特别是对那些自小就进入私立学校的孩子们来说更是如此。当然，他们也不会遇到“水管工”这样的人。
但问题不仅仅在于“脱离”社会。精英教育不仅不会教给你如何与“水管工”们交谈，它甚至还会告诉你，你根本不要去操心这种事。别管什么阶层不阶层的。你根本没必要在一个没上过名牌大学的人身上浪费时间——不管他属于什么阶层。你是天之骄子，是“最优秀最聪明的人之一”，其他人根本没法和你比，他们没你优秀，没你聪明，因此无论如何，他们都应该生活在你之下。“我一位朋友曾说过自己坐火车去波士顿的经历，”一位哈佛学生在给我的信中说道，“他说自己看着其他乘客，感觉这些人永远不可能像自己一样聪明，所以他们也根本不可能像其他哈佛人一样生存。”
当然，这种心态与所谓的“奉献意识”或者伴随精英心态而来的不安全感并不矛盾。事实上，在诸如“为美国而教”这样的精英组织所宣扬的“奉献意识”，在骨子里是一种屈尊俯就，是一种傲慢。当这些组织中的精英人士在为他人——为那些不幸的穷人——做某些事时，他们是在告诉那些接受帮助的人，这些事情我能做，但你们做不到。于是，他们主动降低自己的身份，弯下腰来，用自己惊人的智慧和美德拯救别人。没错，他们客观上确实能帮助别人，但却是用一种能够保持自己优越感的方式去帮助——实际上，是强化这种优越感。
至于不安全感，这也是精英心态的一个组成部分。爱丽丝·米勒在《天才儿童的闹剧》一书中指出，轻视这种心态，实际上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自卑感。
只要我们对他人采取轻视态度，同时夸大自己的成就（我能做的事，他做不到），我们就不用担心别人会因为我们不够成功而不爱我们。但是，如果我们总是一味逃避，那么，我们就很容易自卑，因为我们会时刻留意自己身上那些不够出色、不够聪明的东西。
还记得虎妈吗？“失败者”对她的心理平衡是多么重要！“失败者”代表的是自我中那些被拒绝的部分，是内心深处最深沉的噩梦。“失败者”的存在，哪怕只存在于想象中，都是一种药膏，一种心理资源，它可以帮助你重新找到那种脆弱却又对你无比珍贵的自尊。这就是为什么精英阶层的那种“理所应得感”与之前老派的贵族阶层身上那种真正的自信相去甚远的原因。权力感总是伴随着一种焦躁和自私，拥有权力感的人总是被笼罩在对失败的恐惧之中。
几年前，社会科学家让·阿尼翁（Jean Anyon）发表过一篇名为《社会阶层和看不见的工作课程》（Social Class and the Hidden Curriculum of Work）的文章。在调查了新泽西州5所小学之后，阿尼翁得出结论：学生们在校的学习方式，甚至包括他们在校所接触的学习之外的东西，都会影响他们未来所处的阶层位置。工薪阶层的孩子们会学习如何严格遵守纪律，所受的教育也都比较机械，大都是死记硬背的；职业人士的子女们则会学习如何创造，如何表达自我；而商业阶层的孩子们则会学习掌握权力、统治和自我掌控等内容。
大学也是一样。精英教育不仅会带你进入上层社会，它还会帮助你为上层社会的生活做好准备。“当耶鲁在为学生提供奖学金，帮助他们去中国学习或去纽约看一场百老汇表演时，”一位学生写道，“当校方出钱为学生提供一些比较奢侈的教育，比如说如何拓展思维宽度或如何更有教养时，他们其实是在教你如何成为有钱人。”
直到我把自己的经历甚至我学生的经历，与我的一位在克利夫兰州立大学读书的朋友进行比较时，我才意识到这位学生所说的其实都是真相。我的这位朋友一直都是全A学生，但是有一次，她在期末考试中得了D，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她要在餐厅打工，结果论文晚交了一个小时。
你可能会觉得我举的这个例子有些极端，但这样的事情在耶鲁绝对不会发生。没错，精英学校也有日期和出勤率的要求，但学生们根本不会把这些当回事。只要他们提出申请，什么事情都可以延期；虽然校方也会规定，上课缺勤会影响成绩，但这样的规定很少得到执行。换句话说，那些在名牌学校就读的孩子，永远都有第二次机会。
而且同样不可思议的是，我这位朋友竟然无处申诉。在克利夫兰州立大学这样的学校里，无论是辅导老师还是系主任都根本不会为学生开脱，不会给予他们任何额外的帮助，甚至不会在学生们摔倒时扶上一把。他们受到的教育都是由漠不关心的校方“批发”给他们的，在这样的学校里，学生们根本不会得到任何精心的照顾。他们几乎不可能有机会像精英学校的学生一样去跟来校访问的政治掮客们一起同窗就读，或者跟来自外国的名人一起共进晚餐。这样的学校也很少会发放任何特殊经费，而在精英学校里，各种特殊经费唾手可得：旅行津贴、研究经费以及各种奖学金等。在我之前任教的部门里，每年都会发放几十种现金奖项，上到高年级学生的学术专著，下到一年级新生的优秀论文，都可以申请各种奖励。2009年，这些奖金累计总额竟然高达10万美金——而且这只是一个系的情况！
像在克利夫兰州立大学这样的学校里，学生们得A-都不那么容易。精英学校和普通学校里的打分标准相差甚大。在20世纪50年代，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平均GPA大致相同，都是2.5分左右。然后情况开始变化。到2007年，公立学校的平均GPA大约为3.01分，而私立学校的平均GPA则为3.30分，在那些顶级的私立学校里，这一数字甚至达到了3.43分。只有在常春藤盟校之类的地方，老师们才会把A-当成默认分数，当成优秀生和普通生的分水岭。在这样的学校里，与其说A-是个分数，倒不如说是一种隐喻，一种特权的象征。事实上，校方是在告诉自己的学生，别担心，我们会罩着你！
在像克利夫兰州立大学这样的地方，学生们接受的教育就是如何成为中产阶级，或者在各种官僚机构里供职。我也跟一些类似大学的学生们沟通过我的观察，他们觉得我的观察很有代表性，他们以后的生活跟大学里差不多，凡事都没有第二次机会，不可以延期，几乎得不到什么支持，面临的机会也非常有限——总而言之，他们未来的生活就是服从、被管理和被控制，始终要在截止日期前完成任务，同时又得不到任何指导。
而对于那些在名校就读的学生来说，情况则完全相反，他们的生活充满人脉、机会、免费品、特权以及各种上升通道。此外，他们还会享有一项特权：豁免权。精英治理不仅绝不完美，它还有很大的局限性。精英的门槛确实很高，但一旦跨过门槛，你就几乎不可能被踢出去。哪怕是你成绩很差，哪怕是你犯有严重的抄袭，或者甚至是对你的同学造成人身伤害——这三种情况我都听说过——这都没关系，你都不会因此被开除。一旦你获准进入精英俱乐部，你似乎就有了一种上帝赋予的特权，它让你可以永远留在那里。
如今这种保护不仅适用于男性，还适用于女性。事实上，情况比我描述的还要糟糕。我的一位1957年进入耶鲁的前同事曾经这样写道：
校方会根据一套公正的评分系统来决定对我们的态度。一旦某门课不及格，你就会得类似于F的成绩，如果你有多门功课都得F，那你就得出局。在我们那个时代，每一级都有大约10%～15%的学生拿不到学位。情况虽然可能并不像“看看你左边，再看看你右边，四年之后，你们只有两个人能留在这儿”那么残酷，但确实有这种意思。简单来说，当时的耶鲁是一个特权与责任共存的世界。我觉得这种方式是对的，你不能一味鼓励一个18岁的孩子，让他认为自己已经大功告成，根本不需要再奋斗了。
但那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情况。那位在哈佛研究自我效能的学生与我说过她在学校经历过的“yes文化”：哈佛会让它的学生感觉自己无所不能，因为哈佛几乎会对你想要的一切都说“yes”。打个比方，如果你想去中国学习一年，它会立刻给你准备好钱——你只需举手示意就行了。我没跟她说，这可能与宽松的评分标准有关，但我告诉她，她所说的多多少少反映了名校学生那种“理所应得”心理。她立刻表示反对：没什么是理所应得的，我们只是比别人更努力罢了。
没错，我说，你们确实很努力，但只努力是不够的，因为奖赏只应给予那些有成就的人，而不是勤奋或有欲望的人。她对此不以为然，她说虽然罗德奖学金要求GPA至少3.9分，但她一位GPA只有3.6分的朋友还是可以申请罗德奖学金，她认为这是好事。我告诉她，一个GPA只有3.6分的孩子是不应该得到罗德奖学金的。她认为这就是精英主义，一个GPA只有3.6分的人，只要她有足够强烈的需要，就应该可以申请罗德奖学金。换句话说，这世界不应该对精英人士设限。
我们不是理所应得，我们只是足够努力——我们经常会听到这种说法。没错，你可能确实比你身边的孩子学习更努力，但那些你没看到的孩子呢？你真的以为他们没有一个人在努力吗？还有那些在临近小镇上公立学校的孩子们，他们每个星期都花跟你一样的时间学习，但最终却只有少部人上了好大学，这是怎么回事呢？在很多时候，能够得到公平对待本身就是一种特权。大多数很努力的美国人最终都没能得到自己应有的回报。事实上，这就是今天的社会不平等。
我认识一位从海军退役、上过社区大学、后来又进入斯坦福的学生，他这样描述名校学生周围的泡沫：
我认为斯坦福（以及美国和世界上其他类似斯坦福的学校）的学生都是长在花园里的鲜花。他们会得到很多人的照顾，包括他们的父母、辅导员、考试辅导专家、老师、教授、朋友等等。只有在这些人的精心培育下，它们才能盛开。这些花朵虽然美丽，但却很脆弱，而且必须远离风霜雨雪。真要感谢那些辛勤的园丁了！
我就像是这个花园里的一棵杂草，只是假装自己是朵花罢了。当园丁跟花朵们讲述外面世界的故事时，我根本听不下去，因为我所见到的世界不是那样的，我见到的比他们任何一个人见到的都要多得多。事实上，我的心已经变得粗糙，无法享受他们那些有机食谱、自以为是的志愿工作、以及孕育出众多年轻的自由世界领袖的枕边谈话了。我的根或许生长得很慢，过程也很痛苦，但它深深地植根于真实世界的硬土上。
我并不是要大家都体验一下我之前的生活，我只是说，经历过风霜雨雪的植物要比花园里的植物更强壮。但对于一般人来说，为什么要离开色彩斑斓、五彩缤纷、单纯美丽的花园，去投入茫然、甚至有些危险的外部世界呢？在这里，人生的模式非常清晰：只要做到A，你至少能得到B。但如果这个世界没有那么简单，如果即使你做到了A，也得不到B，这些可怜的花朵又该怎么办呢？
很多年轻人写信问我，有什么办法能避免成为与世隔绝、自以为是的小混蛋呢？我也不知道，我最多只能建议他们去公立大学看看。要想真正懂得与自己背景不同的人，你只能实际进入他们的世界：不是去进行所谓的“奉献”，更不是请人喝杯咖啡，带着屈尊俯就的态度去向“下层人民”嘘寒问暖一番。你要做的，是真正把对方当成与你平等的人。
与其抱着“奉献”的心态去屈尊俯就，不如真正去体验一下他们的生活。只有这样，你才能真正体会到社会大众的艰难——不只是体力上的，还包括心理上的。我知道，很多人都夸你很聪明，但其实你并没有那么聪明；你只是在某些地方比别人聪明一点儿，而且只是比你周围的那群人聪明一点儿而已。名校之外还有很多聪明人，他们之所以没进名校，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阶层地位。很多不“聪明”的人其实很聪明。
你肯定听说过“人有不同形式的智商”吧。现在你可以自己去亲身体验一下。一位毕业后前往社区大学就职的学生这样描述那里的情况：“每个学生的情况都各不相同，有的学生明显需要帮助，有的则让我感觉自己很年轻、粗糙而且愚蠢。”只有在非常狭隘的意义上，“优秀”与“聪明”才是同义词。
我知道，一个享有特权的年轻人是很难接受这些说法的。刚开始听到这些时，我也很难接受。没错，你出生在大富之家，从小受到优待，但这不是你的错。不过现在你需要负起责任了。首先，你要明白，不管别人怎么夸赞你，你都并不比别人更重要。你的痛苦并不比别人的痛苦更值得同情。你的灵魂也并不比别人高尚。如果非要用宗教的说法，我会说，上帝并没有更爱你。正如约翰·拉斯金告诉一位精英人士的那样：“用大脑去尽力抢占一切并不比用拳头抢占更高尚。没错，这个社会总是要有分工的，有人要干活，有人要管理，但管理者并不应该拿走所有利益。”
但这就是当前的现状，过去80年的情况都没有这么糟糕过：我们的“领袖们”——精英阶层正在享受别人的劳动果实，正在通过剥削别人来让自己更富有，并堂而皇之地宣称这一切都是正常的，因为自己“更优秀”。真正的问题是，当前的环境让我们很难做出其他选择。事实上，真正的问题在于精英治理本身。那么你会问，该如何改变这个系统呢？这就是我在最后一章将要讨论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