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条大河，都起源于上流那一滴水滴；每一座高山，都奠基于最初的那粒石子。可是，没人能淘尽三千弱水，找出那最初的水滴，更无法搬去巍峨高山，寻出那为高山奠基的石子。于是，我决定，从河流上游那条已经初具规模的小溪出发，泛舟而下，开始我的宋词之旅。
前面已经介绍过，词起源于唐，初唐、盛唐时期，就有很多诗人写作过词，清代张宗橚编的《词林纪事》就收录有唐玄宗李隆基、沈佺期、张说等人的作品。第一首词是什么样的，正如河流开始的第一滴水，山脉开始的第一粒石子，我没能查考，只找到了宋词的河流上游的一条小溪，宋词的山脉边缘的一段山麓，并从这里，开始我的宋词之旅。这条小溪，这段山麓，就是李白的《忆秦娥·箫声咽》。
忆秦娥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
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关于这首词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这并非李白所作。的确，我们很难想象，高歌“黄河之水天上来”、“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谪仙人居然会有这样的儿女柔情。其实，细想之下也很自然，每个人都有慷慨豪迈的一面，同时也有低首徘徊的一刻。李白有“会须一饮三百杯”的豪放之外，也有“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温情，更有《长干行》“妾发初覆额，折枝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的柔情。《词林纪事》引《湘山野录》说：这首词最早被题在鼎州沧水驿站，不知道是谁写的，魏道辅很喜欢这首词。后来到长沙，在内翰曾子宣家里看到一本古风集，上面写着这首词是李白所作。虽然到现在还有人争论，但是大多数人还是认为李白就是作者。
《列仙传》记载：春秋时萧史善于吹箫，秦穆公把女儿弄玉嫁给了萧史。一天晚上，夫妇俩在楼头吹箫，引来了凤凰，载二人飞去。可是，今天的箫声，为何哽咽难以卒听？物换星移，那秦楼的残月，见证了多少悲欢离合，生离死别？汉代的乐游原曾经盛极一时，可是现在，已经成为伤别之地；通往咸阳的古道曾经车水马龙，而现在已经没有行人了。残阳如血，西风渐紧，破败的汉阙魏碑，倾圮在岁月的风霜之下。
叶嘉莹先生用符号学解说古诗词，观点十分精到。她引用俄国符号学家洛特曼的观点说：
语言文字的符号的社会文化背景是重要的，每一个语言符号，在一个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形成了一定的效果。
——叶嘉莹《唐宋词十七讲》
叶先生将这种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能引起人一定联想的文字符号称为“语码”（Code），她说：
而当一个语言符号，在一个国家、在一个社会里边有了这样普遍联想的作用的时候，它就是一个语码了。就说等于你一按这个钮，就有一串联想出现了。（同上）
而这首词里，就有几个很重要的语码。
首先是灞陵。灞陵是汉唐两代长安的人们送别之所，后人也多以灞陵来指代送别。可见这首词应该与送别有关，可是纵观上下阙，词人却丝毫未提到送别的是何人，难道不是很奇怪吗？因此我们继续看下面的语码：咸阳。
咸阳是秦代的首都，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也是一个建立在武力之上的王朝。秦始皇统一六国自不待说，在秦朝建立之后，为了防备北方匈奴的侵袭，“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贾谊《过秦论》）武功可谓赫赫，而今安在哉？
除了前面乐游原与汉朝有关之外，这首词词尾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句子：汉家陵阙。在防御外侮方面，汉代可谓是中国人最扬眉吐气的时代。汉武帝多次派卫青、霍去病出击匈奴，深入大漠，覆军杀将；东汉时，朝廷又派窦固、窦宪攻打匈奴，最后终于打得北匈奴远窜大漠，南匈奴款塞入朝。这一切的荣耀和伟大，现在却在岁月的洗刷下漫漶湮灭，剩下的只有西风残照。
而在中国文化中，西风与残阳本身象征的也是萧瑟与凄凉。这一点与西方文化也似有不同。雪莱《西风颂》中说：
西风啊，
请你吹响预言的号角，
唤醒沉睡的人类，
冬天已经来了，
春天还会远吗？
在这里，西风象征的是“秋之生命的呼吸”。而在中国，大抵是东风浩荡，南风和煦，北风凄厉，而西风萧瑟。所以王实甫《西厢记》里有“西风紧，北雁南飞”的句子。东西方“西风”引发联想的不同，似乎也可作为语码必须植根于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才能产生作用的一个证明。
再回到这首词，不难看出，上阕作者言离别，到底别的是什么？不是亲朋，也不是好友，而是一个时代，一个以秦汉为代表的国力强盛、不畏外侮的时代。作者一直对这个时代寄予了莫大的期望，希望能在这个时代里展示自己的才华，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可是，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当开元天宝的盛世被渔阳动地的鼙鼓击得粉碎的时候，诗人的梦想也被敲碎了。“年年柳色，灞陵伤别”，永远告别的，其实是个曾寄托着诗人梦想和豪情的时代。诗人不愿直接面对这满目的疮痍，只愿飞升天际，从渺茫的太空俯瞰：“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李白《古风之十九》）可是，飞升天际，只能是诗人的梦想，无法做到，于是，他只好登上残破的宫垣，在萧瑟的西风中，吟唱出这盛世的哀歌：“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很多人认为这首词主旨是借乐游原的昔盛今衰来寄托对江河日下的大唐帝国的哀叹。清代刘熙载在《艺概》中说，这首词大概是作于“安史之乱”中唐玄宗逃奔蜀地之后。（“想其情境，殆作于明皇西幸后乎？”）清代黄苏在《蓼园词评》里也说：“此乃太白于君臣之际，难以显言，因托兴以抒幽思耳。……叹古道之不复，或亦为天宝之乱而言乎？然思深而托兴远矣。”
这种感觉就像歌德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说的，当维特有一天终于明白自己对绿蒂的爱情已经化为泡影时，他写道：好像是一个老贵族，一直想把家乡的一座祖传的城堡作为遗产留给自己的儿子。可是，当他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他突然发现，那座被他寄予无限希望的城堡，现在已经成了一座废墟。
古人说：“词为艳科。”且不说在词刚诞生的唐代，即使在词盛行一时的五代，它似乎都只能负担起吟咏花前月下儿女私情的任务。可是，这首词却一反常态，上阕柔婉，下阕雄浑，结句八个字如一声低吟，又如一声吼叫，这低吟吼叫容纳了太多的愤怒，太多的伤感，诗人有形的生命已经无法再容纳，于是，借着这八个字，由诗人胸腔中徐徐吐出。一千多年后的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说：“‘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之口。”
后人评说，李白的这首《忆秦娥·箫声咽》和他另一首《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可称“百代词宗”。（《词林纪事》评注引桃花庵语）这话一点不错，因为从这时开始，词的小溪已经在潺潺流淌，在经历了盛唐的倾颓之后，它将流过梦想复兴的中唐、萧瑟的晚唐，将流过干戈四起的五代。在这旅程中，它的水面将越来越宽阔，水流将越来越湍急，直到抵达中国历史上另一个文化的高峰——宋代。
菩萨蛮
李白
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
玉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
李白早年经道士吴筠推荐，曾在玄宗朝廷做过一段时间的翰林供奉。不过诗人散淡浪漫的性格与政府部门森严的等级制度实在不合拍，因此他后来被赐金还乡。之后漫长的时间里，除了“安史之乱”爆发后他糊里糊涂被卷入永王李璘幕府，还差点丢了性命之外，基本上没与官场有太多的交集。这似乎也是大多数中国文人共同的道路：春风得意之时锐意仕进，仕途失意之后放情山水。跟李白差不多同时的张志和走的也是这条路。
《词林纪事》说，张志和原名张龟龄，估计他的父母希望他能健康长寿，后来他自己改名志和。他参加唐朝的明经考试被录取，唐肃宗让他待诏翰林院（跟李白是一个单位的）。可是不久他不知道因犯了什么罪而被贬官，一气之下，他辞官不做，从此“居江湖，自称烟波钓徒，又号元真子”。（《词林纪事》卷一）世上的事情有时候就是如此吊诡，张志和当官的时候默默无闻，当隐士之后反而名满天下，成了所谓的“著名隐士”。他成天乘船钓鱼，船坏了就去找颜真卿，要他给自己换一艘，颜真卿当然乐于从命。甚至皇帝唐肃宗也开始钦佩张志和了，唐肃宗赐他一个奴仆，取名渔童，专门帮他撑船、收拾钓具；又赐给他一个婢女，取名樵青，帮他做饭烧茶之类。之所以给他如此的恩宠，唐肃宗多半也是读了他这首《渔歌子》。
渔歌子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做个恶意揣测：如果张志和隐居不是钓鱼而是去烧炭会怎么样？答案是：他很可能就成不了一个隐士了，只能当卖炭翁。因为隐士必须是雅的，至少在文化已经十分发达的唐代是如此。雅俗之辨，多在做事情是否有实利上。比如家里有一陶盆，用来栽花是雅的，种小葱就俗了；院子里种几竿竹子那是雅到极致，要是种的青菜萝卜那就俗不可耐。如鲁迅先生所说：
“雅”要地位，也要钱，古今并不两样的，但古代的买雅，自然比现在便宜；办法也并不两样，书要摆在书架上，或者抛几本在地板上，酒杯要摆在桌子上，但算盘却要收在抽屉里，或者最好是在肚子里。
此之谓“空灵”。
——鲁迅《病后杂谈》
可是，钓鱼也会有实利的收获又如何解释？原因就在于，渔翁、钓叟在中国文化里也是一个特殊的语码。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最后钓到了周文王，并辅佐周武王灭商，建立了一番千秋伟业，从那时候起，“钓叟”就成了身怀安邦定国大才，却从不招摇的高人的代名词。李白的《行路难》里就说“闲来垂钓碧溪上”，意思也是希望能像姜子牙一样，遇到赏识自己的明君。而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说：“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这里钓鱼的人又成了身居高位、志得意满的官员的代称。至于柳宗元《江雪》里描写的那个在大雪天钓鱼的渔翁，更多是被打击排挤迫害的他自己的写照。所以，钓叟这个形象在中国文化里就具有了相当特殊的含义。
而这首小词将垂钓者安放在大自然清新美丽的环境中：山清水秀，白鹭高飞，粉红的桃花映衬在碧绿的水中。而垂钓者的衣着也与环境十分合拍：青绿的斗笠与蓑衣，绿色而环保，人与自然和谐一体，莫可分离，这也与中国传统哲学对自然的尊崇与喜爱是完全一致的。在这样美丽的风景中做这般雅致的事情，当然乐而忘返了。
张志和还有个哥哥叫张松龄，担任浦阳县尉这样一个小官。张志和隐居之后，觉得其乐无穷，因此写了上面这首词来邀请哥哥一起隐居。他哥哥也写了一首《渔父》作为回应：
渔父
乐在风波钓是闲，草堂松桧已胜攀。
太湖水，洞庭山，狂风浪起且须还。
看来这两兄弟的确是志趣不同，弟弟劝哥哥隐居，哥哥希望弟弟回家。不过，他们似乎都各安所依，找到了自己生命的出海口。出仕也好，隐居也好，属于自己的欢乐，往往是很难与人言说的，更多的则是“欲辩已忘言”。不过，出仕的精进与壮志，似乎用言志载道的诗来表达更为合适；而隐居的闲适与逍遥，可能用“要眇宜修”的词（王国维《人间词话》：词之为体要眇宜修）来传递更为合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