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宋王朝的诸多大臣中，大概很少有人像王安石这样备受争议。与王安石同时的御史中丞吕诲就曾经上书弹劾王安石，说他“大奸似忠，大佞似信”，“罔上欺下，文言饰非，误天下苍生”。苏洵还专门写了一篇《辨奸论》，影射王安石，说他嘴上讲仁义道德，似乎做着伯夷叔齐一样的事情，为人却不近人情，穿着囚犯的衣服，吃着猪狗的饭食，把自己弄得像个囚犯，还得意扬扬高谈阔论：“诵孔老之书，身履夷齐之行，……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这些言论已经近乎人身攻击了。而清朝梁启超则对王安石评价极高，说“三代以下求完人，惟公庶当之矣”。而列宁更称王安石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这些动辄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的评论的产生，都源于十一世纪那场短命的改革。
敢为圣朝除弊事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临川人。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自幼好读书，勤学不倦。庆历二年（1042年）中进士，先后担任过几任地方官。治平四年（1067年），宋神宗即位，诏王安石任江宁知府，不久转为翰林学士。
由赵匡胤奠下基础的宋代政治制度比较成功地消除了武将专权等唐五代积弊，使皇帝手中的权力大大增强，但是这是以牺牲军事实力为代价的，“这使宋朝在处理他们与富于进攻性的蛮族邻居的关系时，处于不利地位。”（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因此宋朝在与西夏、辽等政权的战争中频频失利，损失惨重，即使是范仲淹这样的名臣，也只能做到坚城固守而已。而北宋盛行的奢靡风气更是使社会财富逐渐减少，国家财政日见吃紧。人口逐渐增长，军队日益庞大，官僚机构越来越臃肿，宗教越来越兴盛，这都使各项行政费用比立国时增加了数倍。“承平既久，户口岁增。兵籍益广，吏员益众。佛老外国，耗蠹中土。县官之费，数倍于昔”，于是，“上下始困于财矣”（《宋史·食货志》）。
早在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就上书仁宗，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国家日渐明显的颓势。他的建议虽然没有被皇帝采纳，但是却在官员中间激起了巨大的反响。很多忧国忧民的士大夫都把挽回国家局面的希望寄托在了王安石身上，期待着他早日执掌权柄。
熙宁初年（1068年），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份，同年轻的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皇帝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即副宰相，次年，又升任宰相，被后人称为“熙宁变法”的改革拉开了帷幕。
马克斯·韦伯说：“儒教乐观主义的最后的结论是：希望完全通过个人自身的伦理力量和有秩序的行政力量来实现纯粹个人间的完美。”（《儒教与道教·中国传统与异端伦理的传统主义性质》）王安石就是这样的乐观主义者：
他之所求，不是太平繁荣的国家，而是富强具有威力的国家，向南向北，都要开拓疆土。他相信天意要使宋朝扩张发展，一如汉唐两代，而他王安石就是上应天命成此大业之人。
——林语堂《苏东坡传》
而王安石更是一个自信得近乎偏执的政治家，他坚信：“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林语堂先生调侃王安石的固执时说：“王安石很可能记得学生时代曾听见的一则平常的格言，说‘决心’为成功的秘诀，自己却把固执当作那种美德了。”（同上）
但是，王安石激进的态度激怒了传统的士大夫，他执拗的性格更是为他树立了不少敌人，苏东坡就嘲笑他是“拗相公”。在新法执行期间，他用人不善为变法失败的直接原因之一。他重用的吕惠卿、李定、蔡卞、章谆等人，很多人人品低下，早为士人不齿，而新法遇到阻碍之后，其中有些人更是率先出卖王安石；那些反对新法的，如汤因比所说，“包括一些真正杰出的人”，如司马光、韩琦、富弼、欧阳修、苏东坡、范仲淹等，连林语堂先生都说：“此一极不平衡的阵容，既令人悲，又令人笑。一看此表，令人不禁纳闷王安石化友为敌的才气，以及神宗宠用王安石所付代价之大。”（同上）
熙宁七年（1074年），王安石第一次罢相，不久重返宰相之位，继续进行变法。两年后，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宋神宗去世后，宋哲宗即位，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所有新法被废除，“熙宁变法”宣告彻底失败。
新法被废除的消息传来时，王安石正闲居在江宁府，当他听说连免役法也被废除时，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不久郁郁而终。
一千多年后，林语堂评价王安石时说：
此等上应天命的人，无一不动人几分感伤——永远是个困于雄。已而不能自拔的人，成为自己梦想的牺牲者，自己的美梦发展扩张，而后破裂成了浮光泡影，消失于虚无缥渺之中。
——《苏东坡传》
丧钟为繁华而鸣
王安石曾在他的《孤桐》诗中写道：“天质自森森，孤高几百寻。凌霄不屈己，得地本虚心。”这也是他人格的写照。他固执得近乎偏执的性格，固然不是陶陶然醉心于中庸之道的士大夫们所欣赏的，但是，这种不合流俗，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倔强性格和人生态度，也许正是这个过于早熟以至于变得功利油滑的民族最缺乏的。即使到了晚年，两次罢相，变法的希望已经变得越来越渺茫时，他仍然激励自己“岁老根弥壮，阳骄叶更阴”，更是一直盼望着有朝一日能重返政坛，继续自己未竟的事业，正所谓“明时思解愠，愿斫五弦琴”。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安石知道，自己对于大宋的朝廷，对于这个繁华的社会，已经成了过去式。虽然他口头上极不愿意承认，但是现实却一次次无情地告诉他：他的强国梦，已经破灭了。
在一个深秋的傍晚，词人登上了六朝古都——金陵（今南京）的一座高楼。秋高气爽，繁花似锦，在盛世的秋风吹拂下，帝国的子民们都沉浸在这超越了大唐帝国的富庶和繁盛之中，除了这位孤独而忧虑的词人：
桂枝香金陵怀古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在婉约宋词的一片莺莺燕燕之中，词人如诗人一样登上高楼，立足之高，胸襟之广，吟咏花间者无法望其项背。词人极目望远：多美的一片大好河山！晚秋的江南，虽没有二月的枝头红杏，没有三月的草长莺飞，但却有另一番雄浑而不失妩媚的境界：秦淮河柔波漫步，如一条白练蜿蜒而去，两岸黛青的山峰负势竞上，直指高远的蓝天。江上征帆点点，岸边酒旗飘飘，在江南暖风的熏醉下，人人脸上都带着满足的笑容，在娱乐至死的引领下，每个人都在忙碌地享受着这史上从未有过的繁华富庶。王勃所说的“闾阎仆地，钟鸣鼎食之家，舸舰迷津，青雀黄龙之舳”，也不过如此吧？画舫在江中游弋，星辰在江中映出倒影，白鹭从水中展翅飞起，如此的美景，如此的繁盛，即使用图画，也无法道其万一！
可是，词人并不是盛世的吹鼓手，也不是和谐的唱诗班，而是一个充满忧患意识的政治家，一个孤独的沉思者。是那个在别人家庆祝孩子出生的宴会上，据实说出“这孩子今后是要死”的话的宾客。这样的宾客，在送出一片廉价祝福的宾客们看来，是愚蠢不识时务的；在满怀欣喜接受祝贺的主人看来，是可恼而煞风景的。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正因为他的“煞风景”，这风景才有了不同于以往的价值，才被赋予了不同于流俗的厚重。
于是，这一片深秋的美景，被词人想起的六朝兴衰的故事“煞”了。那些王朝们，那些皇帝们，哪个不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哪朝哪代又不曾有过这样的富庶和兴旺？江南从来形胜，钱塘自古繁华。一个朝代的兴起，往往就是另一个朝代的覆灭，这频繁的兴衰如流水一样，从未间断。而那些刚上台的雄心勃勃的帝王们，哪一个又不是期望自己的帝国能传之万世而不朽？可是，没有多久，他们也和自己的前任一样，不可避免地走上了衰亡之路。陈朝的末代皇帝陈叔宝直到隋朝大将韩擒虎已经兵临城下，还在和宠妃张丽华在楼头欣赏曼舞轻歌，咏唱着《玉树后庭花》的亡国之音，还在富庶繁华中做着万世为王的梦。而用金戈铁马一统天下的隋朝，不也是在短短的三十七年之后就烟消云散了吗？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曾经的功业已经如折戟沉沙，无人再去理会，而更让人触目惊心的是，宋王朝这辆庞大的战车，正在循着前朝走向衰亡的轨迹，义无反顾地走向深渊。沉湎酒色的世风，缺乏大志的君王，醉生梦死的臣子，享乐至上的民众，都是坐在这车上不断扬鞭的驭手，却不知末日已在眼前。“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是君主和大臣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可惜，真正理解这话的人，实在太少。“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不是普通的警告，而是一声丧钟。这丧钟在一片歌舞升平中极不和谐地敲响，如巴比伦夜宴中神秘之手写在墙上的字，预言了王国覆灭之日的到来。
汤因比说：“王安石的改革措施是及时的。它们由于私人间的恩怨而被废除，但不到四十年这一弊政就得到了报应。”公元1086年，王安石在变法失败的悲愤中离开人世。在之后不到四十年，也就是1126年，金兵攻克宋朝首都开封，俘虏了宋徽宗和宋钦宗，北宋灭亡。汤因比假设说：“如果王安石的改革能假以时日并开花结果，灾祸是能够避免的。”可是历史不可假设，四十年前王安石敲响的丧钟，终于在“靖康之变”中被残酷地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