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已经在御史台被关押了两个多月了，他入狱前曾和长子苏迈约定，如果案情一切尚好，给自己送饭的时候就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案情严重了，就送鱼。此前，儿子派仆人送来的都没有鱼，这多少让苏轼有些心安，甚至开始做起了很快平反昭雪的梦。可是，今天，仆人送来饭菜，苏轼打开食盒的时候，脸色一下变得惨白，手也开始颤抖——
今天送来的饭菜上面，赫然摆着一条熏鱼。
御史台衙门里有一个很大的庭院。
御史台衙门庭院中间有一株很大的树。
御史台衙门庭院的树上，有一个很大的乌鸦窝。
于是，御史台就被人们称为“乌台”。
元丰二年（1079年）七月二十八日，四十三岁的苏轼在湖州太守任上被逮捕，八月十八日送进御史台的皇家监狱，现在，他已经在这里被关押了两个多月了。和所有因触龙鳞逆圣听而身陷囹圄的官员一样，他每天都在担心着，也许，不知什么时候一个官员会毫无预兆地出现在牢门，宣布自己被判处死刑的消息。那时候，他还不知道，自己的这段经历将成为整个大宋王朝的耻辱，这个案件会被后人称为“乌台诗案”，永远载入史册。
蜀州·杭州·密州·湖州
景祐三年（1036年）十二月十九日，当苏轼在眉山降生的时候，据说当天山上的草木一夜之间都失去了绿色。有人说，这是因为初生的苏轼受到造物主得天独厚的宠爱，将天地的精华灵气都赐予了他。这固然只是一个传说，正如流传在民间的关于苏轼的其他传说一样，老百姓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这位与自己格外亲近的文人的喜爱。
苏轼的父亲苏洵据说年轻的时候游手好闲，直到二十七岁时才发愤读书，成为大器晚成的一个著名例子。但是苏洵对儿子却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他给长子起名为“轼”，轼是车上供扶手的横木，给次子起名为“辙”，就是车轮印。刘备给儿子起名为“封”“禅”，寄托了其想成为帝王的野心，苏洵给儿子起名都与车有关，似乎也可以看出一些他对儿子的期望。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苏轼、苏辙随父出川，赴京赶考，兄弟双双得中进士。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对苏轼更是赞不绝口，认为取代自己地位的必将是苏轼。（参看前章《文章太守·词家醉翁》）不久父子三人因苏轼母亲去世而回家奔丧。三年后，父子三人回到京城，苏轼和苏辙参加了选拔高级人才的“制科”考试，苏轼列为三等。这是最优秀的品级，自宋代开国以来，只有苏轼和另一个叫宋育的人得此殊荣。而苏辙也名列第四等。宋仁宗十分高兴，对皇后说：“我今天为子孙得了两个宰相。”一时间，“三苏”之名震动京师。
苏轼在家守丧期间，北宋王朝的政坛风云突变。熙宁二年（1069年），神宗起用王安石为副宰相，后又升为宰相，主持变法。王安石过于执拗的性格和他用人上的重大失误不仅为他自己树立了很多敌人，也直接影响到了新法的贯彻和实施，在很多地方，新法甚至变成了残害百姓的帮凶。（参看前章《丧钟为繁华而鸣》）苏轼与王安石在政见上颇多不合，而借新法投机的小人纷纷趁机对苏轼进行中伤，无奈之下，苏轼为了自保，请求外任，以离开这个政治漩涡。熙宁四年（1071年），在自己的一再要求下，他终于得以辞去京职，任杭州通判。
林语堂先生说，杭州几乎就是苏轼的第二故乡。刚到这座美丽的城市，苏轼就写下了“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的诗句。杭州给了生活在政治恐惧中的苏轼以躲避风雨的栖身之地，而苏轼也给这座美丽的城市增添了更多的光彩。在苏轼的笔下，水光潋滟的西湖就是美女西子，不管是淡妆还是浓抹，都是那样天姿国色，容貌不凡。虽然囿于职权之限，通判苏轼不能为杭州百姓做出更大的贡献，“但是他之身为诗人，地方人已深感满足。”（林语堂《苏东坡传》）
三年后，苏轼离开杭州，任密州太守，两年之后又任湖州太守。苏轼身到一处，总是想方设法为百姓造福。在密州时苏轼收养了几十个弃婴；在徐州时，上任刚三个月，黄河决口，苏轼带领军民日夜抗洪，四十余日过家门而不入，保住了城池。
这时候的苏轼，和宋代大多数士大夫一样，奔走于各个任所，在以后，他还会奔走于各个贬所。不过，让我们暂时停一下，把时间定格在公元1074年，空间，就定格在苏轼担任太守的密州。
回到红尘 诗意栖居
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九月，苏轼在杭州任期满了。那时，他的弟弟苏辙在山东任职，苏轼与弟弟一直兄弟情深，于是他申请到山东任职，希望能与弟弟近一些。朝廷准许了他的请求，苏轼被任命为密州太守。
可是，苏轼到密州任职之后，自己与苏辙都公事缠身，竟仍然无法相见。熙宁九年（1076年）的中秋，对着一轮圆月，苏轼醉饮达旦，写下了这首千古传诵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水调歌头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林语堂先生说，即使是在天堂杭州，“苏东坡也不能一直放声大笑纵情高歌，一直演独角丑儿戏，一直月夜泛舟湖上，因为还有一万七千囚犯，因无力还债、因贩卖私盐正待审判，有蝗灾尚待扑灭，有盐渠尚待疏浚，有饥馑尚待调查”。离开京师，苏轼本是为避祸，远离天子脚下，善良的苏轼暂时离开了自己的祸患，却看到了更多百姓的灾难。而这种灾难给诗人带来的痛苦，甚至远甚于自己承受的灾难带来的悲哀。
李白曾有诗说：“青天有月来几时？我欲停杯一问之。”诗仙在孤独寂寞的时候举杯邀明月，但是仍然只能对影成三人。在出世与入世间徘徊，似乎是中国传统文人永恒不变的犹豫。李白不例外，苏轼也不例外。诗人举杯问月，问的是永恒的时间背后永恒存在的秘密。这个秘密求仙访道者问过，帝王将相们问过，但是，这问题却从未如今晚一样，显得如此深沉，如此凝重。陶渊明在官场失意之后，转向田园，李太白在赐金还乡后，试图求仙访道，一个采菊东篱，一个放鹿青崖。苏轼似乎也累了，如果能乘着月色，逆流而上，飞向云端，飞向月光之上，也许，永恒的存在就在那里？
可是，云卷云舒，月缺月圆，难道在那天际云端，真的能够找到永恒之所在？或者，只能如李商隐笔下的嫦娥一样，后悔盗取灵药，于是，必须承受这永恒的清冷和寂寞？高处不胜寒，何似在人间！
回来吧，还是回来吧！
从无尽的浩渺中收回自己的目光和期待，从虚妄的逃避中收回自己的激愤和怨艾，回到这尘世中。何必为生命的不完美而遗憾？何必为幸福的不长久而感慨！如果生命只有完美，那么完美必将不成其为完美；如果幸福一定永恒，那么幸福也不再是幸福了。生命的魅力，也许正在其跌宕，正在其起伏，正在其狂喜后的低沉、高歌后的落寞、喧闹后的凄凉。
于是，诗人谢绝了曼舞的飞天的邀请，谢绝了彩带和璎珞的诱惑，从虚无缥缈的空中，回到了熟悉而又坚实的大地。天地还是那片天地，但是，在月光与诗人智慧的共同洗礼下，天地也并非开初的那片天地了。觉解后的山还是山，水还是水，可是，已不是开初的那段山水了。
九百多年后，有一位诗人相信在尘世中能获得幸福，相信面朝大海，也能春暖花开。可他自己并没能做到，那在海里盛开的鲜花成了遥远的绝唱。可是，苏轼做到了。这个执着而又潇洒的诗人直面人生的悲哀和苦痛，但又拒绝逃避离去，因为他知道，在这个熟悉得陌生的红尘里，有锦帽貂裘随太守出猎的英武千骑，有夜半轩窗下梳妆的梦魂，有与他相知相伴的红颜知己，还有不管他到何处都在默默牵挂他的无数友人。还有太多的温暖和幸福，还有太多的牵挂和惦记。这牵挂和惦记并不会成为诗人生命的沉重包袱，压得他无法前行，而是成为动人的乐章，每一个音符都有着自己的重量，响在诗人的耳边，放在诗人的心上。从这个神秘的月夜开始，他的生命也变得沉甸甸。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也许是有史以来，最温馨最有人情味的一句祝福。当第一个说出这祝福的诗人已经离开我们将近一千年的时候，这祝福还在被不同的口音甚至不同的语言重复着，在以后也必将被继续不断地重复。现在，再次听到这祝福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也许，这就是真正的永恒；也许，苏轼就在那个月夜里，发现了这永恒的秘密——回到红尘，诗意栖居。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奉旨调任湖州太守。近十年的外任生涯是苏轼生命中最安逸平静的时光，可是，危险也在悄悄逼近他。
在苏轼写的谢恩奏章中，有一些对时政进行批评的句子，这引起了新党的忌恨，这些文人官僚又从苏轼以往的诗作中找出了一些认为是怨谤朝廷的句子，于是以“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将苏轼逮捕下狱。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其实，苏轼的罪名只有一个，用他弟弟苏辙的话来说，就是“独以名太高”。很多人相信干掉了熊猫自己就能成为国宝，可是即便他们把松鼠都杀光了，也无法改变自己的排名。战士终究是战士，而苍蝇始终不过是苍蝇。
让苏轼几乎魂飞魄散的“熏鱼事件”后来证实是一场误会。当时苏迈为了照顾入狱的父亲，盘缠已经花光，只好出去借贷，而把给父亲送饭的任务暂时交给了一位朋友，但是又忘记告诉朋友自己与父亲的暗号。出于对文豪的尊敬，这位朋友竭尽所能为苏轼准备饭菜，却不知这特意放进去的鱼却给苏轼带来了一场虚惊。
宋神宗根本不相信才华盖世的苏轼有造反之心，这多少使那些小人们的诬陷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十一月二十九日，皇帝下诏，将苏轼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不准擅离该地，不可签署公文。
这一年的除夕，苏轼终于走出了待了四个月又二十天的监狱。第二天，元丰三年（1080年），苏轼与苏迈收拾行囊，踏上了前去黄州的旅程。
黄州 巨星与江月一同升起
长江边上，汉口下面约六十里地，有一个穷苦的小镇，叫黄州。
苏轼被贬黄州，与其说是贬官，还不如说是作为罪犯被监管。二月初，苏轼到了黄州。经过了“乌台诗案”的死里逃生，从监牢里出来的苏轼，已经不完全是以前那个意气风发的太守了。初入仕途时，苏轼曾经豪迈地宣称：“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沁园春·孤馆灯青》）可是，一场莫名其妙的文字狱似乎让他明白，世上的很多事情，并不是由才气决定的，甚至，有些事正是由于才气太高而弄糟的。苏轼说，自己眼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这种天真和纯净是艺术家最可宝贵的品质，对政治家来说，过于奢侈，也过于危险。
苏轼在一个东面的山坡上盖了三间房子，过起了半官半隐的生活，也给自己起了一个号，叫“东坡居士”。
可是，惨痛的记忆如此切近，绝非躬耕垄亩长啸林间可以消解。苏轼到黄州的时候是二月初，大概，那弯清冷的残月就是在那时将惨淡而温柔的光辉洒在这个天真可爱的诗人的肩头的吧？那只失群独飞的孤雁就是那时飞过诗人的头顶，低头与诗人对望的吧？
卜算子
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真正的孤独是难以与人言说的。那是一种痛彻心扉但是表面上又淡定从容的镇静，如巨江大河的江面，表面上往往波澜不惊，水面下却有万千气象。学生时代听柴可夫斯基《第六交响曲》，很奇怪这首听起来平静甚至有些地方似乎还有些愉悦的曲子为什么被人们叫作“悲怆”。后来才明白，让人一眼看出的只是悲哀，而让人无法一眼看穿的，才是悲怆。
缺月清冷，孤桐岑寂，幽人悄然踟蹰，孤鸿无语高飞，谁能参透这孤独的夜，谁能参透这孤独的心？没有大难临头时的哭号，没有絮絮叨叨的诉说，只有沉静又沉寂的月光，清冷地挂在同样沉寂的天空。
古代文人遭遇贬谪之变的有很多，但是大多数人在遭遇之后，选择的是愤懑和牢骚，似乎总是想为自己不公平的待遇找到一个发泄的窗口，这倒是为有些后人寻找前代的黑暗来证明现世的光明提供了很好的素材。而苏轼却不然，他选择了孤独的沉思。
孤独者终究属于孤独，正如智慧者终究属于智慧。
还有谁跟自己一起孤独吗？在这空无一人的天地间，承受这无言的痛和寂寞？人生的境遇与苦楚，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这是无法与人分享的，更无法与人分担。从汴州到杭州，从杭州到密州，从密州到湖州，命运之神此时跟苏轼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像被一个顽童扔一件破旧的玩具一样，“啪”的一声被扔到了黄州，扔到了这清冷的月光和孤寂的梧桐下，扔到了这被月色映得惨白的沙洲上。
好在，还有几个朋友。
苏轼在黄州的时候，结识了潘酒监、郭药师、庞大夫等几个朋友，他的同乡，眉山的巢谷也不远千里前来探问。这位巢谷先生，后来在苏轼被贬海南的时候，更是不辞艰辛，以七十三岁高龄，不远万里要去探问苏轼，结果行囊被窃，困死在路上。这在古往今来的友谊史上，应该算是最令人景仰和唏嘘的一幕了。
可是，朋友散去之后呢？
临江仙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生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陶渊明曾经感叹“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苏轼酷爱陶渊明，对这句话应该是十分熟悉的。人在穷途时经常会反问自己，为何要这样东奔西走，人生的真正意义究竟何在？面对人世红尘的熙熙攘攘，自然一如亿万年以来一样的沉默，这种沉默往往让人感到羞愧汗颜。面对这个永恒的维度，任何沉浮胜败都显得那样的滑稽与可笑。出身儒生的苏轼对释道两家一直颇有心得，这使他在进取时充满了致君尧舜的豪气，而在低沉时又开始用哲学家的眼光来观照人生观照自然。
诗人似乎明白了什么，原来，世事的无常也许只是一个可笑的梦境，唯有长驻的山水才是伫立的永恒。与其在世间苟且营营，不如驾一叶扁舟，忘情湖海，只有在那里，才能找到自己真正的归宿。
据说，此词写出之后，曾经让郡守虚惊一场。词末的“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苏轼已经驾小舟而去，或者是投水自尽。而郡守接受朝廷命令，要求对苏轼严加看管，他不见了，自己肯定难辞其咎。于是忙不迭去苏轼家里看个究竟，结果“子瞻鼻鼾如雷，犹未兴也”。郡守并不知道，此时的苏轼，正如蛹化蝶，以痛苦和思索为养料，进行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脱胎换骨。而这次转变，不仅将在中国文学史上塑造出一个崭新的苏轼，更要在以后无限的岁月里泽溉无数的后人，让人们循着他思索的路径去探求生命最本原的秘密。
就在黄州，苏轼的侍妾，后来也成为苏轼最著名的红颜知己的朝云为他生下了幼子苏遁，在为孩子“洗三”的时候，苏轼作了一首调侃的诗：
洗儿戏作
人皆养子盼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孤独得让人心疼的苏轼正在从悲凉中苏醒，在痛苦的反思之后，一个幽默、善于自嘲、让人喜爱的苏轼开始露出本相。与此同时，梧桐树梢上的那弯缺月正在慢慢变圆，江上的清风开始从远古的洪荒吹拂而来，造物主用山与水细心地疗治了苏轼的创伤之后，又让他与一轮明月、一场暴雨不期而遇，最终完成这场艰难但是伟大的蜕变。
通透 从一笑开始
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黄州附近的长江岸边，有一块俯视江面的高崖，叫赤壁矶。有人说，其实应该叫赤鼻矶，以免将其与周瑜火攻曹操的赤壁混淆。这种担心似乎并不是没有理由，因为至少从苏轼的时代开始，就有人将二者弄混了。到了现代，更有很多学者站出来为苏轼鸣不平，说苏轼没有弄混，因为据他们的考证，这里就是有名的赤壁之战发生的地方。
今人争论这些，多半是与当地的旅游发展有关，据说就连牛郎织女的故里都已经被专家们考证出来了，这不得不让人佩服这些学者们有比胡适先生还严重的“考据癖”。不过，在九百年前的苏轼眼里，赤壁的真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死里逃生伤痕累累的诗人，迫切需要一个地方，一个能将自己与无尽的时间和空间联系起来的地方。这样，诗人才能将过往的历史斟入酒中，细细品味；才能将自己的生命放在历史的大幕前，用逝去的岁月来寻找自己人生的价值。
于是，上苍给苏轼安排了黄州赤壁，或者说，为赤壁安排了苏轼。因为人与自然总是互相成就的。
宋词史上公认的第一首豪放词是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那时苏轼虽然避祸外放，但是还算是一地的行政长官，虽有民生令诗人蹙额，但总的来说心情还是舒放的，因此有“老夫聊发少年狂”之句也属自然。但是黄州的苏轼却是在戴罪监管之中。按照常理，这时候写出的诗词都应该是“缺月挂疏桐”这样的凄凉。可是这首词的第一句却如一声发自丛林深处的长啸，越过无尽的空间，穿过漫漫的时间，排空而来，在这江岸之上，惊涛之顶久久回荡。
其实苏轼并非不知道此地可能不是曹操赤壁，因此在上阕还是小心翼翼地加了句“人道是”，似乎生怕别人说自己找错了地方抒错了情。也许，是刚刚过去不久的文字狱让苏轼心有余悸；也许，是学者固有的严谨和细致使苏轼在写诗时也没忘记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不过，这时候的苏轼，还是学者，还不是一位诗人。
但是，当深埋于心底的岩浆终于随着惊涛骇浪一起奔突的时候，博学多才的苏轼竟然什么都顾不得了。周瑜在赤壁之战时，与小乔结婚已十余年，早不是什么宴尔新婚柔情蜜意，但是苏轼却不顾史实将两件相距甚远的事情安排在一起，公然“篡改历史”。为何上阕要专门指出此地“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而下阕竟不管不顾，出现这么大的“硬伤”？一些评论家的观点以为这里是苏轼故意为之，甚至给这位才子的任何作品都附会上微言大义。我并不这样认为。也许，苏轼就是搞错了，但是，这里的错，不是因为他的疏忽，而是因为，他已经离开了上阕学者的境界，进入了诗人的境界，那个无拘无束、恣意妄为的境界。
年少的英雄，如花的美人，惊世的功业，属于前人的幸运，在经过了历史的浓缩之后，集中得刺眼，集中得让后人汗颜。刚从监牢里死里逃生的苏轼，别说和周瑜，就是与一般人庸常的命运都无法相比，哪里能找到这样如巅峰深渊一样的反差？前人越辉煌，愈显出自己的黯淡；前人越美好，愈显出自己的坎坷；前人越成功，愈显出自己的失败；前人越年少，愈显出自己的龙钟。有谁到此，能不一哭？
可是，“多情应笑我”，苏轼竟然笑了！
这一笑，将古往今来所有怀古伤今、临风洒泪的悲凉硬生生止住，仿佛是一个演技高超却喜欢捉弄人的演员，用尽浑身解数将观众弄得汪然出涕时突然停止了表演，带着嘲笑的眼光，故作无辜地看着观众问：“你们哭什么呢？”
这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怪招，常人看来，诗人无疑是在自废武功，将自己辛辛苦苦营造起来的诗境用一个字破坏殆尽！这还能叫诗人吗？
苏轼此时已经不是诗人了，就在刚才，他刚由学者转变为诗人；就在我们还没来得及习惯他的角色转换之时，他又从诗人，转换成了哲人。
世尊在灵山拈花，众人皆莫名所以，唯有迦叶长老破颜微笑，于是得正法眼藏，传之后世。微笑的菩萨，用这最朴素的表情揭穿了世间无数幸福苦难、甜蜜苦涩、相聚离别的秘密，并将这无法用语言表述的秘密传与后人。如弥勒佛楹联所说：凡事都可付诸一笑。跳出三界之外，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其实皆可一笑了之。
可是，在危机四伏的凡尘，笑是危险的。对于小人们来说，最痛恨的不是受难者的金刚怒目，而是他们不屑一顾的笑。这笑能剥去小人们身上的衮衮蟒袍，让他们赤裸裸地站在阳光之下，无地自容，然后更恼羞成怒。
那么，就让我们从自嘲开始吧。
中国人是很缺乏自嘲精神的，甚至连别人笑一下，都会引起他们的无限警惕：是否是在嘲笑我？我的一位朋友说：“自嘲是胸怀宽广的人所享有的奢侈品，没有足够的自信，人购买不到这个东西。”自嘲是幽默的起点，没有强大的自信和宽广胸怀的人，是不配享有自嘲的。适当的自嘲不仅可以舒缓人生的紧张，甚至能消解人生的苦难，走入哲学的通透。
在翻阅苏轼的资料时，我发觉一个有趣的现象，苏轼大概是中国古代文人中“笑话”最多的，这些笑话有他捉弄别人的，如以下这两则：
苏轼一次去拜访宰相吕大防，正值吕在午睡。苏轼等候良久他才出来。苏轼指着吕大防客厅水缸里养的一只绿毛乌龟说：“你这只乌龟没有什么珍贵的，最珍贵的当属一种六只眼睛的龟。”吕大防惊讶地说：“有这样的乌龟吗？不是你杜撰的吧？”苏轼一本正经地说：“唐中宗时，有人进献六眼乌龟给皇帝。皇帝问：‘这乌龟有什么奇特之处？’进献者回答：‘这乌龟有三对眼睛，因此它睡一觉抵别的乌龟睡三觉。’”
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携自己的诗文去请教苏轼，充满激情地朗诵完之后，满心期待地问苏轼：
“您觉得我的诗文可以打多少分？”
苏轼回答：“百分。”
此人大喜过望：“为何？”
苏轼回答：
“诵读之美七十分，诗文之美三十分。”
而流传于民间的很多苏轼的笑话是关于苏轼与佛印斗嘴的，这些故事大多是以苏轼落败为结局：
一天，苏轼和佛印乘船游览瘦西湖，苏轼笑指着河岸上正有在啃骨头的狗，吟道：“狗啃河上（和尚）骨！”佛印大师突然拿出一把题有东坡居士诗词的扇子，扔到河里，并大声道：“水流东坡诗（尸）！”
苏轼斗嘴甚至会败在小沙弥手下：
闲来无事，苏轼去金山寺拜访佛印大师，没料到大师不在，一个小沙弥来开门。苏轼傲声道：“秃驴何在？！”小沙弥淡定地一指远方，答道：“东坡吃草！”
不仅道行高深的佛印大师可以调侃苏轼，甚至一些地位低下的贩夫走卒都能与苏轼开玩笑：
苏轼在黄州时爱读杜牧的《阿房宫赋》，常至夜深不寐。当时有两个老兵被派来服侍苏轼，深苦于此。一夜天寒地冻，苏轼还在高声朗读，一个老兵抱怨说：“也不知道他读的书有什么好！夜深了也不睡觉！”另外一个人说：“也有一句很好的。”抱怨的老兵大怒说：“你懂得什么！”回答：“就那句‘不敢言而敢怒’很好。”
关于苏轼的玩笑，甚至开到了他自己的生死上：
苏轼临终时，子孙在床侧伺候。苏轼问：“你们说生好还是死好？”一个儿子回答说：“当然是死好。”苏轼问为何，儿子说：“你看这么多人死了都没回来，要是死不好，他们肯定早就回来了。”
如我那位朋友所说：“自嘲是一面缩小镜，缩小了自己，彼此身上的刺就不容易扎到对方，人际关系回旋的余地也就更大。”有人说，那些苏轼落败的故事肯定是佛印编造出来的，我倒不以为然，一个善于自嘲的人，是不会在乎这些小故事里的成败的。而正因为苏轼的自嘲与幽默，人们也愿意将一些明显看起来是编造的故事附会到他身上，为了加强这些故事的戏剧性，甚至还为苏轼捏造出了一个美丽聪明、时常与苏轼斗智斗勇的妹妹。于是，这个从来便缺乏幽默感的民族，终于有了一个纳斯雷丁、阿凡提式的人物，他属于所有的阶层，如苏轼自己所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田院乞儿。”这个睿智的学者、诗人、哲学家，用微笑消解了自己生命的苦楚，也一直在为我们消解生命的苦楚。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说：
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瘾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可是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我若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
于是，周瑜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苏轼微笑间，小人、冤案、坎坷、痛苦皆随风而去。天地通透了，宇宙澄澈了，回首前尘往事，苏轼发现——
也无风雨也无晴
定风波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每次看到这首词的时候，鲍勃·迪伦那苍凉而又温暖的歌声总是会在我的耳边响起：
一个人要走多少路才能配称大丈夫？
一只白鸽要飞越多少片海洋才能安息在沙滩上？
炮弹要飞多少次才能永远被禁止？
我的朋友，答案在随风飘荡。
答案在随风飘荡。
一座山要生存多少年才能被冲入大海？
人们要等待多久才能获得自由？
一个人要几度回首才能视而不见？
我的朋友，答案在随风飘荡。
答案在随风飘荡。
一个人要仰望多少次才能看见苍穹？
一个人多么善听才能听见他人的呐喊？
多少生命的陨落才知道那已故的众生？
我的朋友，答案在随风飘荡。
答案在随风飘荡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答案在随风飘荡》）
男人要走过很多路，才能被称作男人，那么，那些没有把路走完的人呢？也许，有的人中途跌倒，有的人畏惧山高水长，中途退缩。于是，很多男性即使已经成家立业，甚至有了所谓的成就，也仍然不是男人。
而苏轼应该是一个男人中的男人吧？苏轼可以说是中国所有知识分子的偶像，甚至还是百姓心中的最爱。林语堂先生说，中国百姓在遇到艰难和挫折的时候就会想起苏轼，然后，嘴角就浮现出一丝会心的微笑。而中国人崇拜苏轼，应该不仅仅是他“上能给玉皇大帝盖瓦，下能给阎王小鬼挖煤”的通达，更重要的是他在历经磨难之后，仍然能保持一种潇洒和豁达、从容与天真。于是，在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度，苏轼的经历和潇洒总是能给遭遇同样不幸的人们以安慰和动力，使他们也能够对磨难报以一丝微笑。
幸运女神总是一只手拿着诱人的金苹果，一只手拿着寒光闪闪的利剑，这意味着想得到金苹果就必须先经过光剑的洗礼。所以天才的产生通常都是以天大的磨难为前提的，诸如李白之被逐、杜甫之漂泊；诸如易安之丧夫、稼轩之失意。而当历史终于选定苏轼作为宋词乃至整个中国知识分子艺术的代言人的时候，也就同时选定了他将成为命运的波澜的承当者。
这首《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于苏轼被贬的第三年。当诗人经历了人生的风雨之后，再来观照现实中的风雨，他终于明白了，正如我们不能为每一次幸福都准备好心情一样，我们不可能为每一次风雨都准备好雨具。面对波折甚至磨难，勇敢和坚强就是我们的雨具。与其在磨难中自怨自艾，还不如在狼狈和失意中寻找一份淡定和从容，在慌乱和迷茫中保存一份潇洒。因为，正如所有的幸福都不是永恒的，挫折也不可能是永远。
这种境界并非是庸人的自我安慰，更不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而是一种智者觉解之后的智慧和通达。庄子说，当凤凰飞过树梢的时候，一只正想以腐烂的老鼠为美餐的猫头鹰以为凤凰会来抢自己的食物，其实它哪里知道，“非甘泉不饮，非竹实不食”的凤凰眼中的美餐与自己的差异实在太大。当名利和地位在诗人眼里已经成为腐鼠的时候，那么，通常意义上的失意和波折在诗人心中还会有什么影响呢？
庄子又说，有两个世代结有深仇的国家，一个叫触氏，一个叫蛮氏，每次打仗，则流血遍野，而这两个国家，一个在蜗牛的左边触角上，一个在蜗牛的右边触角上。英国作家斯威夫特在他著名的小说《小人国》里面说，两个小人国世代不共戴天，经常发生惨烈的战争，而他们的分歧就在于一个国家认为早餐吃煮鸡蛋的时候应该先敲大的一头，而另一个国家认为应该先敲小的一头……
苏轼在他那篇流传千古的《前赤壁赋》中说：“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穷也。”这绝不是诗人的自我安慰，因为当他发现，当权者高唱的诸如荣誉、责任、义务之类的高调，去掉了权力依附在上面的光环之后，其实只是触蛮氏的无聊争斗，或者是小人国关于鸡蛋问题的无聊口角的时候，诗人终于领悟到，有些所谓的宏大叙事只是梦游者的呓语，有些所谓的信念只是欺骗者的筹码。于是，世界通透了，单纯了，诗人变成孩子，天真而单纯，眼中的山仍然是山，水仍然是水，但是却也不是最初的山，最初的水。于是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
最后再回到刚才说的那首歌，一个男人，要走过很多路，才能被别人称作男人，于是我想，这样的男人应该是什么样的？应该是包容的、从容的、潇洒的、淡定的，更重要的是，在历经磨难之后，还仍然保存着对自己和人生的一份最可宝贵的幽默感。
此刻，没有人注意到，江声浩荡，自屋后升起的圆月的光辉照耀大地，在大江之上，天幕之下，与圆月一同升起的，是一颗从未有过的巨星。
一肚皮不合时宜
元丰五年（1082年）三月，苏轼因患病求医，与名医庞安结为好友。两人结伴游览蕲水清泉寺，苏轼写下了著名的《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其中有这样两句：“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虽遭贬谪之祸，天性豁达乐观的苏轼并不认为这就是自己人生的终结，他相信，只要勇往直前，流水都能向西流去，人生哪里不能回到青年时光呢？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三月，苏轼命运的拐点出现了。他接到诏令，由黄州团练副使转为汝州团练副使。虽然官阶并无改变，但是汝州离京师较近，生活也较为舒适，这其实是朝廷想要重新任用他的信号。
苏轼从黄州启程前去赴任，到达常州时，突然传来神宗驾崩的消息。当时的皇太子哲宗刚十岁，于是由宣仁太后垂帘听政，旧党领袖司马光被任命为宰相（门下侍郎），王安石的新党遭到重大打击，而因反对王安石而被贬官的苏轼也由此得以骤迁。
苏轼的这次升迁让人眼花缭乱：先是担任登州知府，四个月后又以礼部郎中召还京师，迁起居舍人，次年，迁中书舍人，寻除翰林学士知制诰，即掌管皇帝诏命。
苏轼在短短八个月内被擢升三次，由七品到六品，再跳过五品到达四品，最后到达翰林学士知制诰（三品），这个官职永远是由名气最高的学者担任，往往是担任宰相的前奏。在宋代，最高品衔一品几乎从未颁授过，宰相是二品，此时的苏轼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只有一步之遥。
可是，苏轼却并未能像当权者希望的那样“顺应潮流，响应时变”。
司马光上台之后，对王安石变法的措施主张无论好坏一律废除，而苏轼在贬谪经历中，看到了新法某些措施给百姓带来的好处，因此主张有选择地“较量利害，参用所长”。王安石因其个性执拗而被称为“拗相公”，而司马光的执拗一点也不亚于王安石。苏轼与司马光私交甚好，但是在与之争辩“免役法”的兴废时，双方意见不一，气得苏轼回家痛骂“司马牛！司马牛！”乃至于司马光“忿然”要驱逐苏轼。以反对变法而被贬谪的苏轼，在新法失败之后，又遭到了自己同党的嫉恨。
苏轼并不明白，在很多人眼里，政治就是一笔笔股票投机交易。与股票唯一的一点不同是，股票投机是低价时买进，高价时抛出，而政治投机则是低价时抛弃，高价时趋附，不折不扣的追涨杀跌。政坛上永远不缺少这种见风使舵趋炎附势者，新党专权的时候，他们大唱赞歌，旧党执政的时候，他们又马上改头换面。为了博得新主子的喜爱和信任，献媚和告密就是他们最重要的晋身之阶。因此，当苏轼与司马光的矛盾公开化之后，一群“希合光意，以求进用”的投机分子看到了机会，纷纷上疏对苏轼进行诬陷和攻击。苏轼难以在京师立足，无奈之下，多次上疏“补外”。
元祐四年（1089年）三月，苏轼奉命以龙图阁学士担任杭州知府，这是苏轼第二次到杭州任职。对他来说，如同十八年前离开京师到杭州任通判一样，能离开京师那个是非之地是他最大的愿望。
但是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苏轼担任的是杭州的最高行政长官，手中权力更大，因此他有更好的条件为百姓做些实事了。苏轼到任不久，适逢大旱，饥荒瘟疫并作。苏轼上表朝廷要求减免赋税，又施舍灾民，建造病坊，配置良药，为百姓治病。饥荒过后，苏轼勘查西湖，发现湖中蔓草横生，于是设计开河浚湖，兴修水利。四个月后，工程竣工，但是如何处理堆积如山的蔓草和淤泥？苏轼计上心来，用这些废物建造了一座长堤，从此游人们可漫步长堤，往来南北，堤上遍种花木，这就是有名的“苏堤”。
政治斗争中失势的苏轼在百姓中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对自己在政治上的“弱智”，苏轼是十分明白的。据说，有一次苏轼退朝回家，摸着大肚子对侍女们说：“你们看我肚子里是什么？”有人说都是文章，有人说都是见识，苏轼都不以为然，只有朝云笑道：“学士满肚子都是不合时宜。”苏轼捧腹大笑，为之绝倒。
在这个天真可爱的诗人眼里，真正的时宜只是自己的良心、百姓的冷暖，而不是潮起潮落的权力变更，更不是随着权力变更而改变的自己的操守。于是，苏轼在纷纷扰扰的权力集团之外，独立为一棵树，一棵不随着风向摇摆的树。但是，独立的代价，必定是排挤和陷害。在“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政坛，他这种坚守无异于自寻死路。
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一直在暗中支持苏轼的太皇太后高氏去世，哲宗亲政，起用章惇为相。章惇在历史上以两点闻名，第一：他是苏轼年轻时的好友；第二：他是宋代最奸诈卑鄙的小人之一。因此，他注定成为苏轼后半生的仇敌，并以这种方式把自己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日啖荔枝三百颗 不辞长作岭南人
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已经五十九岁了。刚刚上台的新党把苏轼过去的诗文翻出来寻章摘句，“乌台诗案”的故伎重演，诬陷苏轼“语涉讥讪”、“讥斥先朝”，先撤去学士职，贬为英州（今广东英德）知府。苏轼还在上任途中，诏书又多次改变，最后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
惠州地处岭南，在宋代还属于蛮夷之地，未开化之邦。苏轼自认为生还无望，便把家小安顿在阳羡（今江苏宜兴），独自携幼子南下。临行时，家中姬妾纷纷散去，唯有朝云苦苦相随。
朝云是杭州人，原先是苏轼的妻子买来当侍女的，后来被苏轼收为侍妾。在京师的时候，苏轼的第二任妻子王闰之便去世了。于是，朝云就成了苏轼的妻子。众所周知，朝云是苏轼最喜爱的知己，面对这个大自己二十六岁，却天真得像个孩子的男人，朝云反倒更像一位大姐姐，甚至像一位母亲，用自己女性温柔的光辉，护佑着苏轼多灾多难的人生。
蝶恋花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词林纪事》卷五引《林下词谈》说：苏轼被贬到惠州，一天和朝云闲坐，那时刚到秋季，天地萧瑟，苏轼要朝云拿出大酒杯，唱这首《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朝云正想唱，却泪满衣襟，苏轼询问原因，朝云说：“我感到难受的，是‘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这一句。”苏轼笑着说：“我正悲秋呢，谁知道你又在伤春了！”于是也就算了。关于“天涯何处无芳草”，似乎可能有多种解释：天涯处处都有芳草，所以大丈夫四海皆可为家；春日已逝，春花凋零，芳草萋萋遍布天涯；芳草即美人，天涯处处皆有。
天涯似乎是男人永远的梦，不管是自愿的逃离，还是被迫的放逐，那条地平线都在男人眼中具有无比的诱惑力。于是，同样是流浪，男人是因为诱惑而流浪，女人是因为爱而流浪，准确地说，是跟着自己爱的男人而流浪。于是，我们在历史的幕前，看到的是男人的无尽漂流，却经常忽视了在岁月的幕后，女人在暗自神伤。
有时候我也在想：朝云为什么哭？也许，是感伤春天已逝，年华不再？或者，感伤漂沦憔悴，不知路在何方？要不，就是为自己心爱的男人而愤懑，抱不平？《林下词谈》没有给我再多的提示信息，只是给我一种感觉：男人眼中的潇洒，在女人的眼中，却是悲凉甚至危险的。
尽管悲凉，尽管危险，朝云却还是无怨无悔地跟着苏东坡远谪天涯，如影随形。苏东坡总是称朝云为“天女维摩”（表示纯洁不染之意）。她就像是佛经中散花的天女，为命途多舛的苏轼撒下漫天的飞花，让这个可爱男人灰色的生命多少有些颜色，有些温度。
可是，命运似乎注定了要苏轼承受这如许常人无法承受的痛苦吧，到惠州不到半年，他人生最后的一抹女性的光辉就黯然消退了。朝云因为水土不服，在惠州去世。临终的时候，她念着《金刚经》上的偈语：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按照朝云的遗愿，苏轼将亡妻葬于惠州西湖孤山南麓栖禅寺大圣塔下的松林中，并在墓边建亭，命名为“六如亭”。苏轼为亭子撰写楹联：
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
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
朝云去世以后，苏轼一直鳏居，未再婚娶，并终身不复听《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词。
朝云的离去，使苏轼陷入更悲凉的孤独，但也许，他也应该为朝云感到庆幸吧？林语堂先生说：
他把她比做天女维摩的敬拜佛祖。她抛却长袖的舞衫，而今专心念经礼佛，不离丹灶。一旦仙丹炼就，她将向他告辞，进入仙山。那时她不会再如巫山神女那样为尘缘所羁绊了。
朝云埋葬三天之后，夜里，狂风暴雨大作。次日清晨，农人看见墓旁有巨人足迹，他们相信，朝云是被佛接往西天乐土去了。她离开了这个混乱污浊的世间，在天上，用悲悯的目光继续注视着这个她深爱的男人，用自己女性的光辉，一如既往地护佑着他。
海明威说，男人可以被消灭，却不会被打败。如果说谪居黄州是苏轼的第一次人生顿悟的话，这次贬谪惠州便是他达到天地精神境界的第二次人生顿悟了。（朱靖华《苏轼论》）苏轼在惠州时，曾在嘉佑寺暂居，一次在亭子中歇息，苦思良久，突然想到：
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由是心若挂钩之鱼，忽得解脱。人若悟此，当恁么时也不妨歇歇。
智慧的圣光照耀着这个远窜天涯的书生，这圣光与他自身的才华融合，形成一道在中国文人身上极少见的光芒，这光芒中闪烁的是达观、开朗、幽默和调侃。苏轼写信给朋友说，就假设我就是惠州的一个书生，多次考科举，但是一直没考中，又有什么不可呢？
天地通透了，如诗人的心，了无尘滓。南国以其固有的热情和友善接纳了这个困穷中的诗人。苏轼惊奇于“岭南万户皆春色”，更感动于当地人的热情好客，他说，到不了多久，连鸡犬都认识自己了。朝廷的名利之争，仕途的坎坷之苦，甚至人生的丧偶之痛，都被这智慧的豁达和乐观消解了。东坡似乎忘记了自己过去的煊赫一时，忘记了曾经拥有过的高官厚禄。抛却名缰利锁，回归自然的苏轼，欣然吟道：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此时的诗人，已超越政坛的排挤和迫害之上，到达了与天地比寿、与日月齐光的更高境界。此时，即使遭遇更大的迫害，也不过是为苏轼伟大的人生再加上一个注脚而已，哪怕是把他贬到天涯海角。
问汝平生功业 黄州惠州儋州
对一个远谪蛮荒、历尽艰辛的人来说，苦中作乐是他唯一的选择。但是，这种可怜的“乐”往往也会成为小人们的在背芒刺，欲除之而后快。苏轼在惠州时，一天在病中写了一首小诗：
纵 笔
白发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为报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这首诗传到京城，章惇看到之后，冷笑着说：“苏子尚尔快活邪？”于是将苏轼贬谪到了当时的版图和小人们的想象力能够达到的最远的地方：儋州。
儋州位于现在海南西北角，比起惠州，这里更是蛮荒之地，“非人所居”。据说，章惇把苏轼流放到这里竟然是一个残忍的儿戏，陆游《老学庵笔记》说：“苏子瞻儋州，子由雷州，刘莘老新州，皆戏其字偏旁也。”拿大臣们的名字的偏旁作为贬官的依据，这无论如何也是一种创举。其欲置苏轼于死地之心昭然若揭。
苏轼也认为自己此行必死，起程之时，“子孙痛哭于江边，已为死别。”（《至昌化军谢表》）在苏轼离开雷州时，雷州太守久仰苏轼大名，送来酒食，为苏轼饯别，次年，太守即遭弹劾丢官。到儋州之后，县令张中仰慕苏轼，让他住在官舍，结果也遭弹劾被撤职。苏轼也被从官舍中逐出，被迫栖身于城南污池畔的桄榔林下。在当地学子和百姓的帮助下，苏轼盖了几间茅屋，命名为“桄榔庵”。这一年，苏轼已是六十三岁的老人了。
不知道将苏轼贬到儋州之后，章惇、吕惠卿之流是怎样弹冠相庆，自以为得计的。我们现在只知道，经过了世事接二连三折磨的诗人，已经超越了这滚滚红尘，在天地境界里自由翱翔了。
苏轼在《在儋耳书》中这样写道：
我刚到海南的时候，环视天水之际，凄然神伤，对自己说：“我什么时候才能走出这个岛呢？”但是又想到，天地就是在水中的，九州就是在大海中的，中国也在这个海中，那么，所有的陆地不都是岛吗？
此时诗人已经如庄子笔下的大鹏，扶摇直上九万里，在无垠的空间和时间里俯视芸芸众生，豁然开朗，神与天通。个人的得失，人世的忧虑，怎能不显得如此渺小，如此可笑？
苏轼讲了一个故事：
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蚁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济。
少焉水涸，蚁即径去，见其类，出涕曰：“几不复与子相见，岂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
桄榔庵落成之后，苏轼写了一篇《桄榔庵铭》，大意说：天下九州就像一个居室，只要形神俱往，哪里都是我的居处。我苏东坡坚强地安居在这大屋的四个角落里，以不变应万变，观照着我心灵的自由。
《本事词》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王定国被贬遇赦，从岭南回来。苏轼去拜访，宾主宴饮。王定国的家妓柔奴侍宴。苏轼问柔奴：“岭南的生活想必十分艰苦吧？”柔奴回答：“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苏轼大为赞赏，为赋《定风波》云：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教分付点酥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好一个“微笑”！好一个“此心安处是吾乡”！这潇洒而狂傲的微笑将皇帝的昏庸、宵小们的谗言、仕途的曲折、人世的苦痛一股脑儿抛到脑后，心灵和生命的力量茁壮生发，人格之翼排云而上，如秋日之鹤，诗情直上碧霄。
苏轼在年轻时曾写道：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和子由渑池怀旧》
苏轼终于舍弃了尘世的桎梏，获得了心灵精神的完全自由。在海南，他与当地黎族人交上了朋友，他描写自己寻访黎族朋友时的情形：“东行策杖寻黎老，打狗惊鸡似病疯。”（《访黎子云》）六十多岁的老人，跟孩子们也是亲密无间：“寂寂东坡一病翁，白头萧散满霜风。小儿娱喜朱颜在，一笑哪知是酒红。”（《纵笔》）
苏轼一次在路上碰见了一位老婆婆，问曰：“世事如何？”婆婆回答说：“世事只如春梦耳。”东坡又问：“何如？”婆婆回答说：“翰林昔日富贵，一场春梦耳？”东坡大笑曰：“然。”于是把老婆婆称为“春梦婆”。
苦难在这位伟大的诗人面前黯然失色，苏轼没有逆来顺受，也不是随遇而安，而是用超然的态度，将自己的精神提升到天地之上、云霄之间，苦难只能使他更加豁达乐观。即便被贬到天涯海角，诗人居然还能引以为自豪：“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元符三年（1100年），六十五岁的苏轼获赦北还，结束了七年的岭南生涯。次年五月，苏轼为自己的画像题了一首诗：
心如死灰之木，身似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用被贬的三个地名概括自己的“平生功业”，很难说这是示威还是自嘲，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苏轼没有被打倒，没有被击败。从海南回来的苏轼一路上受到了意料之外的欢迎，很多地方的官员百姓听说苏轼回来了，自发到路边等待，欲一睹诗人风采。到常州附近时，成千上万人在运河边争先恐后地等待苏轼。苏轼开玩笑说：“这样要把我看杀！”
就在这一年七月二十八日，饱受鞍马劳顿之苦的苏轼在常州与世长辞，吴越之民，无论士庶，相与哭于市，四方无论贤愚皆为之出涕。
请允许我用林语堂先生《苏东坡传》的最后一段话作为这章的结尾吧：
在读《苏东坡传》时，我们一直在追随观察一个具有伟大思想、伟大心灵的伟人生活，这种思想与心灵，不过在这个人间世上偶然呈形，昙花一现而已。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