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和柳宗元命运相似，都是因为参加永贞革新而遭到迫害，柳宗元初贬邵州刺史，十一月加贬永州司马，并规定“终身不得量移”。（量移：唐朝官制，指官员到一定年限根据政绩升官——笔者注）。刘禹锡、韦执谊、韩泰、陈谏、韩晔、凌准、程异亦同时被贬为远州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
元和十年（815年），命运好像终于对永贞革新的罪臣们睁开了久闭的双眼，逐臣们的转机似乎到来。他们接到诏书，让他们回京。这帮在蛮荒偏远之地待了十一年的罪人们毫不怀疑这将是他们改变命运的绝佳机会，柳宗元在回京路上就兴致勃勃地写下了“诏书许逐阳和至，驿路开花处处新”的诗句。可是，满怀希望回京的罪臣们再次被贬，柳宗元被贬为柳州刺史，刘禹锡被贬为播州刺史。
此时，柳宗元想到，刘禹锡的母亲年事已高，不可能跟着刘禹锡远窜遐荒，如果刘禹锡真的被贬播州，母子很可能面临永别。于是，柳宗元向朝廷上书说：
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
在现在看来，侠肝义胆的柳宗元无疑是把可能生的希望留给了好友刘禹锡，而把危机四伏的荒蛮之地留给了自己。这样经过生死考验的友谊，怎能不让人钦佩！柳宗元的奏章上去之后，就连他们的政敌都为之感动，最后，刘禹锡终于被改贬连州。
柳宗元后来死在贬所。刘禹锡知道之后，主动为朋友操持丧事，并抚养柳宗元遗孀和孩子。不仅如此，刘禹锡还为好友刻印了文集，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刘禹锡，中国的文学史上很可能就不会有《黔之驴》，不会有《小石潭记》，不会有《捕蛇者说》这些流芳千古的文字，这对中国文学，对中国文化，该是多大的损失！
柳宗元死后，韩愈在为他写的墓志铭中感慨万端：
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
的确，这样的友谊，怎能不让人敬重感慨呢？
汉代的翟公曾经说：“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现。”此话可为真诚友谊的最佳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