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其他

（一）诗与词有什么不同？

诗与词都是世代文学中属于韵文的文学形式。要说明它们有什么不同，应当从几个方面来区别。而最主要的是应当从它们的作用来看。诗是运用语言文字的美妙结构，供人们吟咏的；词是运用语言文字的美妙结构，还要能配合音乐，作为某一乐曲的歌词，供人们歌唱的。简而言之，诗和音乐没有关系，而词是依附于音乐曲调的。

但是，我们说：“诗和音乐没有关系” ，这句话只适用于唐宋以后。在唐代还不能这样说。因为诗这个字的涵义，在文学史的各个时代，都不很相同。

诗，最早是指《诗经》中那些作品。这些作品，大部分是周代的士大夫和民间的诗歌，形式一般是四言一句，四句一章，三章或四章为一篇。这些诗歌成为古代文学的经典著作，列为六经之一。秦汉时代的人，提到诗，就意味着这部古代的诗选集，因此，在这时期，诗的涵义是《诗》。例如说：“诗三百” ，意思就是：《诗经》中的三百〇五篇作品。这许多诗，在当时都是可以配合音乐，用来歌唱的。从语言文字的角度讲，叫做诗，从音乐性的角度讲，叫做歌。诗都是可歌的，歌唱的都是诗。因此，在《诗经》时代，不能说诗和音乐没有关系。

到西汉时代，诗还是专指《诗经》的作品。不过在这个时期，已经没有人歌唱这些作品，它们的曲谱也早已失传。在汉代人的观念中，诗和音乐的关系，逐渐消失了。

屈原、宋玉等楚国诗人，写了《离骚》、《九歌》、《招魂》等楚国风格的诗歌，到了汉代，这些诗歌被称为“楚辞” 。意思是楚国歌曲的唱辞。从汉高祖到汉武帝都喜欢楚歌。汉武帝又设置了一个中央音乐机构，名为乐府。从这个乐府中制定了不少曲谱和歌辞，颁布到民间传唱。于是从西汉后期起，诗这个字的涵义变了。它只指四言、五言、或七言的文学形式，只能吟哦，而不能配合乐曲，以供歌唱。同时，因为有了“乐府歌辞” 这个名称，这个“辞” 字便被理解为可以配合乐曲歌唱的文学形式。而它的形式，必须配合乐曲的音节，以决定文字的句式，它不像诗一样，可以全篇是四言、五言或七言的句式。

魏晋以后，诗和歌辞是两种不同的韵文文学形式。诗和音乐没有关系，它不是乐曲的歌辞。歌辞是可唱的，它依附于乐曲，其形式也被决定于乐曲的节奏。

到了唐代，汉魏以来的乐府歌辞已经失传了它们的乐谱，只剩一个曲调名，例如“饮马长城窟” 、“东门行” 之类。文人所作，都是摹仿古人，并不真有曲谱可以依照。这种作品，虽然仍用汉魏乐府曲调名为标题，其实已不是歌辞。这种作品，后世称为“乐府诗” 。把它们划归诗的一类，就说明它们已不能入乐了。

杜甫、李白有许多作品，都用乐府旧题，或自制新的乐府题，如“兵车行” 、“新安吏” 、“蜀道难” 之类。这些诗也并不配入音乐，成为当时的新曲子。因此，它们也是乐府诗。

但是，唐代有许多从西域流传来的歌曲，如《凉州》、《伊州》、《摩多楼子》、《绿要》等，从玄宗皇帝设置的音乐机构“教坊” 中制定乐谱，颁布流行之后，这些新曲子在民间传唱，常常请诗人们配撰歌辞。于是唐诗中出现了大量的以“凉州词” 、“伊州歌” 、“乐世词” 之类的诗题。而这些诗最初几乎都是七言绝句。这些作品，从形式看，是唐代的律诗。从题目看，从它们的作用看，是新的乐府歌辞。这样，又不能说诗和音乐没有关系了。

现在，我们要注意，汉魏时期用“楚辞” 、“歌辞” 的“辞” 字，在沈约《宋书》中，大多已被简化为“词” 字。唐代的“凉州词” ，实在就是凉州曲的歌辞，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唱词。这是音乐题目，不是诗题。而这个词字，就成为“诗词” 的“词” 字的起源。

中唐以后，诗人为乐曲配歌词，不再用单调的绝句诗，而稍稍照应到乐曲的节奏，改用三、五、七言混合的诗体。这种诗称为“歌诗” ，意为可歌唱的诗。这个名词，反映出当时已认为诗本来是不可歌唱的，现在出现了一种新的诗体，它可以作为唱词了，故名之曰“歌诗” 。但是，歌诗的形式，和五、七言诗的形式还相去不远。例如李贺的诗集名为《李贺歌诗编》，他的诗和李益的诗在当时都曾谱入歌曲，流行于歌坛。但他的诗的形式与音节，还没有离开古体或律体诗。同时另外有些诗人，完全依照曲调的节奏来造句配词，例如白居易、刘禹锡的《望江南》，温庭筠的《菩萨蛮》，这些作品，当时还称为“长短句” 。这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名词。从形式来讲，它们不是句法一致的作品，而是句法不一致的作品。它们已不像是诗，故不说它们是诗。但它们还属于诗的新品种。

长短句发展到五代时期，从《花间集》叙文中，我们知道它们称为“曲子词” 。到了北宋，这种文学形式，已经和诗完全脱离关系而独立了，但它们还被称为“长短句” 、“曲子词” ，或“乐府歌词” ，到南宋时期它们才被定名为“词” 。这个词字，从此成为一种新兴的文学形式的名称，它与诗分开了。

从此以后，诗与词的第一个不同处是：诗只能吟哦，不能作为乐曲的歌词。而词是依靠乐曲来决定其形式的。

诗与词的主要的不同点既已明白，词字的来历也已弄清楚，接下去要说明的二者之间的不同之处，都是小事情了。例如，关于形式，唐代以后，直到今天，诗的形式没有变。不外乎五、七言古体、律体二种。词则每一个曲调有它自己的句式，各各不同，只能以长短句这个名词来概括。从唐五代到北宋初期，词都是篇幅较短的小令，每首不过几十个字。从北宋中期以后，发展成为慢词，每篇有长到一百多字的。

词最初只用于酒楼歌席上妓女的歌唱，歌词的内容只限于伤离、怨别、春感、秋悲之类，因此，除了标明曲调名之外，别无题目。从苏东坡起，扩大了词的内容，需要有一个题目来概括词意。于是，词有两个题目，第一个题目是词调名，第二个题目是词题。例如《忆旧游·寓毘陵有怀澄江旧友》，这是张炎的词。《忆旧游》是词调名，“寓毘陵有怀澄江旧友” 是词题。第一个题目等于汉魏以来乐府歌辞或乐府诗的题目。但当时并不需要有另一个说明内容的题目，因为曲调名本身说明了内容。例如“从军行” ，是曲调名，而这首歌辞的内容也必然是与从军有关的。早期的词，也是如此，调名和歌词内容是一致的，后来歌词内容离开了调名的含义，就有另加一个题目的需要了。

在用字的声韵方面，诗与词也大有不同。诗的调和声音，要求分清平仄。凡是应当用仄声字的地方，可以用去声、上声或入声字。词的声音要求更严。它不但要分清平仄，还要分清四，声。有些词调，该用仄声的字，还要区别去声和上声。该用去声的地方，不得用上声。不能因为去上同属仄声而混用。

至于押韵，词也比诗的韵法繁复。一首七言绝句诗，二十八字，只用一个韵。但一首小令词，例如《荷叶杯》，只有二十三字，却有三个韵。韵法的变化，各个词调都不同。

（二）何谓词牌？何谓小令与慢词？何谓单调、双调、三叠、四叠？

这里是七个词学名词，除了小令与慢词之外，其余五个名词都是元明以后词家所用，在宋代的词学书中都没有见过。

词牌就是词调名。如《西江月》、《踏莎行》之类。《西江月》词，就是依《西江月》这个调子的音节配合的唱词。宋代的词，和金元的曲，都是民间艺人卖唱的文本。民间的卖小唱或作杂剧的团体每到一个地方作场（即公演），必须挂出牌子，写明某人唱什么曲子或演什么杂剧、戏文。这就称为曲牌。到后来，曲牌这个名词的意义，便等于曲名。明代人又因曲牌而创造了词牌这个名词，其意义便等于词调名。在宋代，可能已有词牌这个物件，但还没有用这个名词作为词调名的同义词。

词起源于唐代。最初是酒筵歌席上妓女唱的小曲。这种小曲，当时称为令曲。令曲最多不过五六十个字。北宋中期，柳永、周邦彦等人创造了长篇的词调，每首词多至一百数十字。这种词，称为慢词。从令词发展到慢词，中间还经过引、近的阶段。例如《清波引》，《祝英台近》、《临江仙》、《风入松》之类，它们字数比令曲多，比慢词少，平均每首为七八十字。宋代人把词分为令、慢两类，引、近属于令曲。明代的张分为三类：令词曰小令，引、近曰中调，慢词曰长调。而且他规定了五十六字以下为小令。五十六字至九十字为中调，九十字以上为长调。从此以后，明清两代的词选集，差不多都依此分卷。

最初的令词是很简单的，例如《望江南》，唐宋人所作，全文只有二十七字，句法是三五七七五。到明代，有人重复一首，作为下半篇，题作《双调望江南》，于是出现了“双调” 这个名词。因为有了“双调” ，于是又有了“单调” 这个名词。多数词都是分为上下二段的。像二十七字的《望江南》，只有一段，称为单调的词，有上下二段的，称为双调的词。但这两个名词是明代词家开始用的，宋代词家没有用过。宋人称词的上下段为上片，下片，或称上阕，下阕，或称上下叠。单调、双调这个名词是不适当的。不管是二十七字的《望江南》，或五十四字的《望江南》，曲调还是一个，怎么能分单双呢？明代人概念不明确，不思考“调” 字的意义，就创造了这两个不适当的名词。“双调” 本来是一个宫调名词，被明代人误用之后，就常常混淆了。

慢词有分为三段、四段的，每一段可以称为一叠。第三段可以称为三叠，第四段可以称为四叠。但只有两段的词，一般只称上叠、下叠，而不说第一叠，第二叠。因为从叠字的本义来讲，只有词的第二段才可以称为叠，因为它是第一段的重叠。所谓三叠，实际上应当是一首词的第四段。而一般却把分为三段的词称为三叠。这种用法，在宋人书中也还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