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唐读：
卫鞅欲变法，秦人不悦。卫鞅言于秦孝公曰：“夫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甘龙曰：“不然。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卫鞅曰：“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资治通鉴卷二》，显王十年，公元前三五九年)
冯唐译：
卫鞅变法，秦人不爽。卫鞅对秦孝公说：“庸众不懂虑始，只会坐享其成。讲大德一定不能照搬时俗，成大功一定别和庸众唠叨。圣人为了强国，不能固守旧规。”甘龙说：“错。按老规矩办，官员驾轻，庸众就熟。噪音小，风险小，烦恼少。”卫鞅说：“常人墨守成规，公知不知创新，你们这些庸众，老实呆着可以，不能共商变革。聪明人立法，傻人遵从。贤人变法，怂人不作为。”孝公说：“好。”让卫鞅当左庶长，最后下决心变法。
冯唐评：
在管理实践中，常常会遇到一个似乎不该常常遇到的问题：“战略是想出来的还是做出来的？”
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往往是前线领军人物，他们指挥千军，实操成功，回头想想他们的成功经验，往往发现，运气的成分居多，或被逼到绝路，或者没太多其他选择，埋头苦干十来年年，茹毛饮血，一抬头，世界五百强了。这其中，没有多少战略规划的成分。
战略的确不是一切，有一个好战略不等于一定成功，没有一个好战略不等于一定失败。但是，不能否认，战略重要。“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一个好的战略能大大提升成功的机率。
战略制定易学难精。每个有基本智商和一定岁数的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律，对于天地间所有的事儿几乎都能有自己的看法，出现看法有差异的时候，真心觉得自己和其他人相比，正确的时候远远多于不正确的时候。但是有天赋能被训练成战略家的少而又少，绝大多数人避免不了一辈子盲人摸象，完全做不到跳出来看问题，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这些有战略天赋的人能通过一系列工具学习、项目实操、导师手把手辅导之后成为战略家的，更加稀少。这些稀有之物中，能秉着公心制定战略而不是屁股指挥脑袋的，又少了很大一部分。一百个能在前线领军的人物中或许只有二十个有战略思维，这二十个当中或许只有两个能成为战略家，只有一个能先公后私。人如果不擅长一个事物，潜意识中往往容易低估这个事物的重要性，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为什么常常有人问战略是想出来的还是做出来的。
所以，卫鞅在变法前坚持：不和你们这帮庸众商量，“我定，你们执行，没商量。”
卫鞅的问题出在完全没有沟通。或许是卫鞅太追求效率，或许是他耐心太少，或许是他精英意识太强，他走了一条最快的捷径：战略家定好方向，争取到君王认同，其他人无条件执行。
卫鞅之后被车裂的事实也说明，最快成事的捷径也常常是成事者最快倒霉的路。
所以，甘龙们也没错。
传说，李鸿章说过，做官第一要义是不做怪。我第一次听说时，三十出头，满腔驴血，热乎乎的，觉得李鸿章太世故，难怪大清国要完。四十不惑，再想李鸿章的这句话，体会到他的无奈。想做事，难免要协调、要求人，想做大事，难免要突破、要得罪人。如果总体环境不允许，一个人拼命要做大事，就仿佛一个人在雪天推一个雪球上山，雪球越推越大，精力越推越竭，周围都是风言风语、幸灾乐祸，努力推到山顶，北风如万古刀，各种原因推不到山顶，悬崖底下一声嚎，半途中，一问“我这是图啥啊”，一放手，一闪身，雪球便欢快地“咕噜噜”地滑到山下，粉碎、瓦解、消融，似乎什么都没发生过。所以，似乎不做怪是最佳选择，但是，一点怪都不做，要你们干嘛呢？你们自己有啥意思呢？的确有一些做怪的卫鞅们被车裂了，但是多过无数倍的不做怪的甘龙们湮没无闻，像蝼蚁一样生死如尘埃。卫鞅的确最后被车裂了，但是那是在他主政二十年之后的事儿了。而且，现如今，车裂早就不存在了，怕啥？
还有传说，毛泽东评李鸿章，“水浅舟大”。我想，他充分理解李鸿章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