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景元认为，他对宣太后陵位置的确定更加证明了兵马俑坑就是秦宣太后的陪葬坑。
袁仲一教授是这个神秘大墓的勘探者之一。根据勘探结果，他并不认为这个墓和兵马俑有什么关系。他指出，如果兵马俑是为宣太后陪葬，根据以往的惯例，女性的陪葬中至少要出现一些和女性有关的东西，以宣太后高贵的身份，至少要有一些女性侍俑，女性的歌舞俑或是女性生前喜欢的东西。然而，在兵马俑坑中，除了与军队有关的东西外，其他能够体现女性特征的随葬品完全看不到。所以，袁仲一教授坚持认为，兵马俑坑和秦宣太后没有任何关系。
专家对那座神秘大墓的解释似乎让陈景元有些失望，但他又提出了一条令人意想不到的证据。
陈景元认为，兵马俑中出现的很多发髻偏于一边的陶俑，这恰恰是古代楚人特有的习俗特征。
在《淮南子·主术训》中早有记载：“楚文王好獬冠，楚国效之。”这说明楚国很流行这种歪髻，以至于全国上下纷纷效仿。
另外，陈景元认为宣太后的姓氏中也可以找出歪髻渊源。宣太后的 “芈”姓在《说文解字》中被解释成羊的鸣叫，其中，这个部分“#”被解释成羊角。陈景元认为，芈姓的楚人对羊角有一种特殊的偏爱，或许是对羊的一种图腾导致了他们对状如单只羊角的歪髻的喜爱，而兵马俑坑中那些梳着歪髻的士兵很可能就是随宣太后来到秦国的楚人。
陈景元并不同意袁仲一教授的解释，因为他觉得在兵马俑身上，他还可以拿出证据。
陈景元发现，兵马俑原本是有颜色的。在发掘的时候，很多俑的身上还残留着一些颜料。这些颜料的颜色十分鲜艳，并且从颜料的位置和颜色判断，他们的衣服是五颜六色的。
陈景元认为，在秦始皇生活的年代，金木水火土的阴阳五行说十分盛行，被统治阶级奉若神明。当时的周崇尚火德，秦始皇灭周之后认为是自己的水攻克了周的火，因此把水德作为秦国精神崇拜的对象。而在秦代，人们认为五行里面水相对应的颜色就是黑色。
陈景元指出，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正是受这种思想的影响，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强制实行，并且，文献中可以找到这样的记载：“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旌旗、节旗，皆尚黑”。
陈景元认为，秦始皇既然把“尚黑”作为一项法令颁布，那它实行起来一定是十分严格的。至少要出现以黑色为主色调的衣服颜色才算得上是执行了尚黑的法令。所以，兵马俑坑中出土的这些衣着五颜六色的兵俑如果放在秦始皇时代就很难解释得通，但如果放在宣太后的时代，那就会得到合理的解释。
但陈景元认为，从古代文献上看，秦始皇是一位具有强烈的统一天下思想的君王。秦始皇不仅规定衣服、旌旗皆尚黑，还在全国强制推行小篆，统一货币和度量衡。他把天子的符传、法冠、舆乘等所使用的数量规定为六。为发展全国水陆交通，秦始皇又实行“车同轨”，修建由咸阳通向燕齐和吴楚地区的驰道，以及由咸阳经云阳直达九原的直道；在西南地区修筑了“五尺道”，开凿沟通湘江和漓江的灵渠。
由于秦始皇信奉战国时期流行的阴阳五行的说法，认为秦国崇尚水德，水主阴，阴代表刑杀，于是秦始皇以此推行严刑酷法。陈景元认为，严酷的刑罚保证了秦始皇制定的规章制度得以很好地执行，车同轨的制度也不应例外。
然而，陈景元认为从兵马俑坑中出土的与真车等大的车辆中，车的轮距并不统一，而在俑坑边上出土的铜车马坑，按照真车大小换算过来时，两辆车的轮距都与俑坑中车辆的轮距不一致。由此，陈景元推测铜车马也不是秦始皇的随葬。
并且，陈景元还认为，在历代，数字都代表着身份贵贱的等级差别。在周早有天子驾六的记载，秦始皇自己颁布法令规定天子使用的数字为六，但铜车马所使用的马匹数是四，俑坑中车辆使用的马匹数也是四。他又怎么可能在自己的陪葬坑里使用低一级的数字呢？
而这些令人困惑的细节正好证明了兵马俑坑的主人只能是秦宣太后，而不是秦始皇。
虽然袁仲一教授针对陈景元提出的质疑进行了详尽的解释，但陈景元仍然觉得他对兵马俑的分析流于表面，缺乏直接而有力的证据。那么，面对陈景元一次又一次的质疑，袁仲一教授在想什么？他是否能最终拿出陈景元所认为的直接证据呢？这场关于兵马俑的主人的讨论到底会以怎样的方式结束呢？
袁仲一教授指出，在兵马俑1号坑中出土了很多秦代兵器，其中在一种被称作“戈”的兵器表面，明确地刻有“五年相邦吕不韦造”的铭文。
吕不韦是秦始皇的丞相，相当于今天的国家总理。跟随秦始皇近十年的时间。他的职责之一就是负责秦国的兵器生产。在吕不韦编撰的历史文献《吕氏春秋》中有“物勒工名”的记载，这是一项让器物的制造者必须把自己的名字刻在所造器物上的规定。这些文字原本是为了方便追查出残品器物的制作者，但它的存在却为今天给兵马俑判定年代提供了极为重要而且十分准确的事实依据。
袁仲一教授认为，兵马俑中“吕不韦戈”的出现已经充分说明，兵马俑是秦始皇的陪葬已然是个不争的事实，任何关于兵马俑的疑问都会因为“吕不韦戈”的出现而逐渐消退。
然而，即便是兵马俑的权威专家做出了结论性的判断，陈景元依然又提出了质疑。
陈景元指出，在兵马俑坑的考古报告中一共就提到过5个有“相邦吕不韦”字样的戈，其它的兵器都没有明确的年代标志。比如，兵马俑坑中还出土了一些被称作“铍”的秦代兵器，在这些兵器上只注明了“十七年”“十八年”的字样，没有其它标志朝代年份的信息，所以，这样的铭文很难判断这些兵器应属于哪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监管兵器生产的秦国丞相吕不韦在任不过十年的时间，并且，在秦始皇十二年的时侯吕不韦就死了。所以，陈景元认为，标有“十六年”铭文的铜铍肯定不是指“吕不韦十六年”，由此推断，除了5个刻有“相邦吕不韦”铭文的戈的兵器外，其他没有明确纪年的兵器应该都不是秦始皇时代所造。
对于陈景元的推断，兵马俑博物馆的专家马上进行了反驳。
袁仲一教授指出，在很多兵器上都可以看到刻有“寺工”字样的铭文。寺工是秦始皇设立的专门负责制造兵器和车马器的一个国家机构。所以，兵器上“寺工”的字样也能明确兵马俑坑是秦始皇时期所建，而俑坑的主人就是秦始皇。
并且，专家们还认为晚期的文物是绝对不会出现在早期的墓葬中的，所以，兵马俑坑的年代还是要以在俑坑中出土的有明确纪年的“吕不韦戈”的年代作为判定依据。
陈景元认为，兵马俑博物馆的专家提到的是考古界的一般规则，但这个规则并不适用于兵马俑坑，因为，兵马俑坑在秦朝末年曾经遭到过农民起义军的破坏和焚毁。这就说明，在兵马俑坑中很有可能遗留下起义军携带进来，但有可能因后来起火，慌乱之中没有带出去的这5件吕不韦戈。
但陈景元并不同意袁仲一的解释，而且，他还拿出一张照片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照片泄露了“吕不韦戈”出土时的一个小秘密——它不是在俑坑的地砖上出土，而是在离地砖有一定距离的淤泥层上被发现的。
陈景元提出疑问：如果“吕不韦戈”要是和俑坑同处于一个年代，它为什么不出现在俑坑的地砖上，而是跑到距离地砖29厘米到250厘米的淤泥层上了呢?
一层层的淤泥，无疑就是一种最真实的时间年轮。从历史上临潼大暴雨的频率及旱涝交替的规律特点看，形成这么厚的淤泥的时间，至少在40多年以上。再加上俑坑修建的时间，陈景元推断，俑坑的实际年代应该比淤泥层上出土的“吕不韦戈”的年代早50到60年。
文献中记载，宣太后死于秦昭王42年，秦始皇死于秦始皇37年，这两个年代之间差了55年，所以，陈景元认为，俑坑如果从吕不韦戈所处的年代往前推50到60年，正好就推到宣太后去世的年份了。由此，陈景元推断，在兵马俑1号坑中出现的5个“吕不韦戈”应该是秦末农民起义军在焚毁俑坑之前带入俑坑，后来又不慎遗失在里面的。所以，在他看来，俑坑的真正主人只能是比秦始皇早逝55年的秦宣太后。
似乎所有的人都没有料想到这场关于谁是兵马俑的主人的讨论会变得这样复杂，陈景元不断地提出疑问和自己的观点，兵马俑的研究专家们根据现场勘探和多年的一线发掘掌握的材料进行解答和更正。那么，对于陈景元提出的秦始皇时代的5件吕不韦戈为什么会出现在淤泥层上的说法兵马俑的研究专家又是怎样看的呢？
专家指出，戈是一种固定在长的木柄顶端来使用的古代兵器，在俑坑中最初应该是由站立的兵俑拿在手中，戈处在一个高于兵俑头顶的、悬空的位置。那么，将近2000年的漫长时间里，俑坑可能会因为地面渗水和洪水等自然原因涌入大量的水流而形成淤泥层，木柄也可能在这个时期逐渐地腐烂掉，终有一天，当固定铜戈的木柄完全腐烂，难以支撑铜戈的重量时，悬空的铜戈就会因为失去载体，掉到积累了一定厚度的淤泥层上。
兵马俑的研究专家对陈景元提出的“吕不韦戈”为什么会出现在淤泥层之上的问题做出了近乎完美的解释。有关谁是兵马俑的主人的讨论似乎也有了一个明确的结果。
专家认为，兵马俑属于秦始皇的陪葬已然是个不争的事实，从1975年考古队进入西杨村进行考古发掘至今，不断有出土的文物和实地勘探报告可以证明这一点。
虽然，兵马俑坑的考古工作至今还没结束，但相信，随着秦始皇陵周边的考古勘探工作不断推进，考古专家的深入研究，笼罩在秦始皇陵上面的迷雾将逐渐淡去，呈现在大家眼前的将是一段真实的秦国历史，一个恢宏的地下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