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青少年的担心很容易被媒体煽动。大量的研究表明，大多数人对自己成为犯罪受害人的危险性估计大约是真实情况的10倍。毫无疑问，这是因为看了太多与犯罪有关的电视剧和电影。当涉及我们的青少年时，这种高估甚至更加离谱。例如，一个会让孩子被陌生人抢走的幽灵，触及到了大多数父母内心最深层的担心。尽管在夜间的电视剧中很常见，但是这在真实生活中很少出现。每年，陌生人绑架孩子的真实概率小于1/40000，这几乎只是出现在夜间的电视上。
期望保护孩子免于遭受大千世界的各种危险与让孩子们为适应社会做好准备是对立的。如果我们的担心不是基于这个基本的问题，那么它只是一个反复出现的刺激。为了避免真实的、极端的危险，我们会引发更多像巴雷特这样俗套而又令人衰弱的问题。
例如，自1999年在科隆比纳高中发生的可怕悲剧以来，父母们从来都没有感到送孩子上学是这样的恐怖。这种焦虑对学校的管理者来说更加难以承受，他们担负着整个社区成千上万孩子的安全。然而，仔细观察一下现实就会发现，这种担忧被夸大了。
在哥伦比亚枪击案后不久，我应邀与当地学校的管理者访谈，当时他们正在考虑各种可以采取的安全措施。金属探测器、访客卡在几个小时后奇迹般地脱销了，结果导致没有人愿意出售或者将其送给别人。学生出入楼门时必须持有身份证，就像过去一样。这些都是昂贵的，入侵的方式难免需要以其他几乎不需要财政资源的方式进行抗争。“然而，难道我们不应该采取各种手段来防止哥伦比亚枪击案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吗？”一个校长曾经问我，“尽管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这里，我们该怎么办呢？”
医生和医学伦理学家很多年前就已经知道了答案，在一个资源有限的世界里，我们必须决定哪些是最需要防范的危险。我以简单提问的形式向学校的管理者呈现了这个困境。依据过去10年我们国家那些非常艰难的经历，如果不采取新的行动，当地学校发生枪击案的可能性有多大？更具体一点，仅一个学生有50%的可能在学校被杀，这种概率多少年出现一次？5年，20年，还是50年？管理者的回答相差很大。
事实上，答案是2000年。
然而我们不想减少这种风险吗？当然，但代价是什么呢？考虑到是2000年，再次使用国家基准率，当地的学校系统将不仅失去一个学生，而是有300个学生自杀，更不用说数十万人会永远辍学、怀孕或者沉迷于毒品。将我们的青少年放到一个类似关闭着的病房而不是开放的学校，这其中的代价是什么呢？他们会感觉受到了保护，还是会觉得成人的世界比他们意识到的更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