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希望吉姆的例子仅仅是一个例外。然而遗憾的是，对青少年工作的系统性研究表明，吉姆的经历要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典型。我们的同事拉里·斯坦伯格（Larry Steinberg）在这一领域已经做了大量开创性的研究，并对那些在高中阶段有不同工作时间的青少年做了追踪。时间较少的工作相对无害，但是，一旦青少年在一学年内每周带薪工作达到15个小时，他们的工作经验会在许多方面产生消极的影响。
如果大量的工作时间代替了学习时间，那么出现学习成绩差、辍学概率增高等问题可能就不会令人感到惊奇了。那么，更为严重的酗酒和物质滥用问题呢？答案是肯定的，这与青少年较长时间的工作相关，同时也与对工作和工作中行为（如职场内的盗窃行为）的更加愤世嫉俗的态度有关。在吉姆从他的经理那里学到的东西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影响。我们也能发现，青少年承担的工作越多，父母就会感到在家里对青少年的控制力越弱。我们再想一想工作所提供的虚假经济独立，这也就没什么可令人惊讶的了。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工作所带来的报酬，其作用就像喝酒和吸烟一样，它能够提供成熟的表象，却没有真正的成年人责任——没有账单要支付，没有租金要交，没有汽车要修理。青少年回到家后感觉自己像成年人一样，并且期待享受成年人的特权。这些工作本身往往是为了最低限度地交税，因此为真正的成年人工作提供了一个不良的模式。所有这些影响，使我们在打算让青少年通过工作的方式进入成年期时，不得不提出第二个原则来加以提醒。冒着不受那些在高中不喜欢数学的学生待见的风险，我们以一个简单的方程式来表达我们的观点：
高经济回报+低需求≠成年人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