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伟丰
我国有许多出类拔萃的翻译家，但在翻译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都可以独树一帜的翻译大师却屈指可数，著名法国文学翻译家傅雷先生可以说是其中之一。
“重神似不重形似”
傅雷论翻译的文章只有《翻译经验点滴》和《〈高老头〉重译本序》两篇。另外，他在致友人的两封信里也阐述过对翻译的见解。特别是致罗新璋的信，篇幅不大，却言简意赅，相当精彩。其中“重神似不重形似；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一句，似可看作傅译的座右铭。
傅雷对“神似”作了如下注脚：“领悟为一事，用中文表达为又一事。况东方人与西方人之思想方式有基本分歧，东方人重综合，重归纳，重暗示，重含蓄；西方人则重分析，细微曲折，挖掘唯恐不尽，描写唯恐不周；此两种mentalite殊难彼此融洽交流。”“两国文字词类的不同，句法构造的不同，文法与习惯的不同，修辞格律的不同，俗语的不同，即反映民族思想方式的不同，感觉深浅的不同，观点角度的不同，表现方法的不同，以甲国文字传达乙国文字所包涵的那些特点，必须像伯乐相马，要‘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译文是让中国人看的，故必须是“纯粹之中文”。当中文不足以传达原著的信息时，傅雷主张在翻译中“采用西洋长句”，“创造中国语言，加多句法变化”。现代汉语里出现了许多新的句式及修辞法，其中许多是受外语影响的结果。
“行文流畅，用字丰富，色彩变化”
从文字上说，傅雷力求达到“行文流畅，用字丰富，色彩变化”。（法文略）
因此，查理带了巴黎最漂亮的猎枪，……他也带了全套最新奇的背心……。还有当时风行的各式硬领与领带，名裁缝蒲伊松做的两套服装……。一套华丽的纯金梳妆用具也随身带了。凡是花花公子的玩艺儿，都已带全，……。（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
这一节，巴尔扎克连用六个emporta作艺术渲染。此种修辞法能强调、突出文章某一内容。原文中的修辞手段，如果直译，在译文中也能收到同样的修辞效果，翻译时当尽量照搬。要是直译收不到同样效果，甚至使译文糟糕得读来不顺口了，就得改换译法。巴尔扎克这段文字直译成中文，看来行不通。傅雷另辟蹊径，略去了四个人称代词“il”（他）；“emporta”（带来了）也多用不同译法，其中有一个干脆不译，与上文“还有风行的各式硬领……最讲究的内衣”一句一气呵成，把原著的神韵再现了出来。
“字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鲁迅语），是说翻译不能没字典，不能望文生义。但是，不顾作者遣词造句的用意，不顾文章的风格结构，光拣字典里现成的译法往译文里填塞，也不能解决问题。魏文帝曹丕说：“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词为卫。”翻译也是如此。“意”即内容，意思；“气”即语气连贯、文字流畅、结构严密。译文不能舍本逐末，只偏重形式不注意内容，而应该主次分明，“以意为主”，用字遣词一定要顺理成章，照顾左邻右舍。请看傅译两例：
A cette nouvelle,il （Zadig）tomba sans conscience；sa douleur le mit au bord du tombeau．
一听这消息，查弟格当场昏倒，痛苦得死去活来。
—Etes-vous sujet a cette cruelle maladie?—Elle me met quelquefois au bord du tombeau，...
“这种痛苦的病，你可是常发的？” “有时候几乎把我命都送掉；……”（伏尔泰：《查弟格》）
Mettre qqn. au bord du tombeau直译为“将某人置于坟墓的边缘”。上面两句直译便是：“他的痛苦将其置于坟墓的边缘”，“它有时候将我置于坟墓的边缘”。在规范化汉语中，这样的句子读起来不通顺，会使译文欧化；原文流畅、自然的风格会荡然无存。傅雷并不拘泥于个别字眼，这里将同一词组还作了不同的译法，所以他的译笔文从字顺，前后衔接得天衣无缝。
鲁迅说：“高尔基很惊服巴尔扎克小说里对话的巧妙，以为并不描写人物的模样，都能使读者看了对话，便好像目睹了说话的那些人。”因此，译者在汉语方面得有很高的造诣。汉语是很难学的，不说别的，单是语气助词就不少：“啊、呵、噢、呀、呐、哪、喔、哟、哇、……”使用要贴切，与法语要对应。下面我们引一段《高老头》中的对话：（法文略）
一霎时，波尔多斟遍了，饭桌上大家提足精神，越来越开心。粗野疯狂的笑声夹着各种野兽的叫声。博物院管事学巴黎街上的一种叫卖声，活像猫儿叫春。立刻八个声音同时嚷起来：
“磨刀哇！磨刀哇！”
“鸟栗子呕！”
“卷饼 ，太太们，卷饼 ！”
“修锅子，补锅子！”
“船上来的鲜鱼呕！鲜鱼呕！”
“有旧衣服，旧金线，旧帽子卖 ？”
“甜樱桃啊甜樱桃！”
最妙的是皮安训用鼻音哼的“修阳伞哇”！
几分钟之内，哗哩哗啦，沸沸扬扬，把人脑袋都胀破了。你一句，我一句，无非是瞎说八道，像一出大杂耍。
一幕闹剧，跃然纸上。傅译已达到相当高的艺术境界。这段对话中，个别语气助词是沪语，因为傅雷是上海人，上海小商贩的吆喝声使傅译有生气。倘能代之以北京小商贩的吆喝声就更精彩，因为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的。诚然，傅雷的译作还有不足之处，比如对话中个别句子过于书面化。我想，这与他倡导的要多“读旧小说”不无关系，况且傅雷译的巴尔扎克多在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成书，以当时文坛情况而论，傅译的文笔可算是非常通俗、非常通畅、非常大众化了。再者，巴尔扎克使用的词汇量极大，个别词又较冷僻，要贴切地译出并非易事。傅雷自己也说：“文字总难一劳永逸，完美无疵，当时自认为满意者，事后仍会发见不妥。”翻译家在艺术上精益求精的精神溢于言表。再想想傅雷1951年、1963年两次重译1944年初译的《高老头》一事，不能不使人对这位孜孜不倦、不断探索的翻译大师肃然起敬。
巴尔扎克写作的速度极快，稿子修改得也不多，风格冗长而滞重。傅译巴尔扎克小说却是脉理清晰、层次清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傅译本超出了原著的语言水平。这类事，翻译史上常有发生。如歌德认为纳梵尔所译《浮士德》法文本比自己的德文原作来得清楚；叶君健所译安徒生童话之于中国儿童，比原文之于丹麦儿童更明白易懂。对这样的做法，也许会有反对意见，但我的看法是，翻译家在文字上如能既“传神”，又超过原作，这真是原文作者和译本读者求之不得的大好事呢！一个作家找到一个高明的译者，就像一个编剧找到了一个好导演一样地有福气；如找到一个很糟糕的译者，就是天生倒霉的了。有了傅雷，巴尔扎克算得上是有福气的了。巴尔扎克之所以在中国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傅雷先生是立下了大功的。
对待伏尔泰的著作，又何尝不是如此。傅雷说：“伏尔泰原文修辞造句最讲究，译者当时亦煞费苦心……”我们来看一段《老实人》的译文：
Pangloss enseignait la metaphysico-thelologo-cosmolo-nigologie.ll prouvait admirablement quil ny a point deffect sans cvause,...
邦葛罗斯教的是一种包罗玄学、神学、宇宙学的学问。他很巧妙的证明天下事有果必有因，……
（1）“La métaphysico-théologo-cosmolo-nigologie”译成是“一种包罗……的学问”，精彩极了。特别是那个冠词“la”译成“一种”，如稍加玩味，便能悟出它的妙处。可惜“nigologie”没译出。这个词在词典中找不到，要凭想象。法语中“nigaud”意为“傻瓜”，“logie”是表示“学”的后缀，合在一起，即成“nigologie”（“傻瓜学”）。伏尔泰运用文字进行讽刺的本领由此可见一斑。再说，玄学、神学、宇宙学，都是些令人敬畏的学问，现在却与傻瓜学为伍，真叫人啼笑皆非了。所以傅雷所添加的“包罗”二字，实在令人拍案叫绝。
（2）Il ny a point deffet sans cause，沿用汉语习惯讲法“有果必有因”，并不因为法语是否定式，中文也来个否定式。译文的效果也是值得肯定的。
“以艺术修养为根本”
傅雷说：“译事……要以艺术修养为根本：无敏感之心灵，无热烈之同情，无适当之鉴赏能力，无相当之社会经验，无充分之常识（杂学），势难彻底理解原作，即或理解，亦未必能深切领悟。”傅雷译过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和《约翰·克利斯朵夫》这两部作品。罗曼·罗兰是巴黎大学音乐艺术史教授、贝多芬研究的权威。《贝多芬传》在傅雷以前有三种中文译本，但傅译本出版后便一锤定音，再无重译本了。在译本后面，傅雷还专文介绍贝多芬的主要作品。《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以贝多芬的一生为蓝本的一部传记体小说，具有交响乐一般的宏伟气魄、结构和色彩，小说穿插对音乐作品和音乐家的评论，带领读者漫游欧洲古典音乐王国，使读者陶醉在乐曲的享受之中。作品文字朴实，有如清澈见底的流水。一个在音乐方面完全外行的译者显然不能胜任这部作品的翻译。据说，傅雷是边听音乐，边研究音乐史，边译小说的：罗兰讲海顿就听海顿的交响乐，讲勃拉姆斯就欣赏勃拉姆斯，有一次听贝多芬竟听得哭了起来。译者感情的波澜随着书中的人物情节起伏，终于译完了全书。《约翰·克利斯朵夫》是罗曼·罗兰教授音乐史的副产品。傅雷的翻译也有副产品，如《文艺报》上刊登的他的文章《独一无二的艺术家莫扎特》。
的确，译者应尽可能多方面涉猎各类学问、各门学科，因为文艺作品的题材是多样的，反映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譬如，巴尔扎克在环境描写上是不惜笔墨的，对他那个时代的建筑、室内陈设、人物服饰都作了极其细腻的描写。事过境迁，相隔一个世纪，一个东方人来翻译这些西方的古董确实不易。傅雷在译这方面的段落时，俨然就是个考古学家。
“化为我有”
翻译要忠于原文（包括原文的内容、风格、句式、词汇、音调、节律、语层……），不能越俎代庖，翻译家对于作者真可谓亦步亦趋。他还得在本国语言中找到最贴切的形式来表达原著，为本国读者着想，对本国读者负责，对本国语言的纯洁性负责。傅雷力倡在 译之前“将原作（连同思想，感情，气氛，情调等等）化为我有”，就是为了尽可能忠实于原作。从傅雷的译文看，我认为他“直译”、“意译”兼而用之，有好些地方是采取意译的。傅译好就好在理解正确，误解甚少、译文忠实、贴切，又不拘一格。我也不曾发现他对原著随意篡改。译文基本上做到原文的内容、意思句句落实，字字落实。有人说，意译读起来不费劲，像读本国小说，仿佛有置身中国社会的感觉。我们读傅译却并无置身中国社会的感觉，但是像读本国小说的感觉是的确存在的。那正是傅译的成功之处，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经过翻译似的。傅雷呕心沥血的目标就是使“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难道非把译文一概欧化，读来“洋腔十足”，生硬如洋人讲中国话，才算反映客观实际，称得上异国情调吗？刻意求“形似”，一味采用僵直的译法，结果一定会“貌合神离”，机械呆板。翻译绝非“照猫画虎”，“照猫画虎”的结果难免“画虎不成反类犬”。理想的译文当然须神形兼备，达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但当内容和形式发生矛盾时咱．然应先顾及内容，牺牲原来的形式，以内容为主，以形式为次，“重神似不重形似”。“LE PERE GORIOT”译成“高老头”，译得多好，这是意译。我至今未曾听说过对此有非议，主张一定要直译成“高里奥爸爸”才心满意足的。何况，高老头的形象决不是一个什么姓高的中国老汉，他在读者眼里始终是一个法国19世纪落魄的面粉商。
有一种极不负责任的说法，说傅雷的译文油腔滑调。估计讲这话的人没有对照原文看傅译就随便发表意见。原著“油滑”，译文亦“油滑”，谓之“忠实原文”。伏尔泰得心应手的战斗武器是“讽刺”，他的描绘近似漫画，在他嬉笑、揶榆、嘲讽的笔下，作品呈现了一种滑稽的基调。傅译伏尔泰保持了原作冷嘲热讽、嬉笑怒骂的泼辣风格，是很“传神”的。
原载《翻译通讯》198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