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经典，就是在今天成为一个醒客，就是今天的醒客与历史上那些伟大的醒客对话。这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你并不孤独，存在着一个醒客的世界，这个世界超越于历史的变迁和人间的喧哗而长存，把一切时代的思想者联结成一个整体。
让经典成为通识
——“社科经典轻松读”系列图书总序
我一向认为，阅读经典是提高素质的最佳途径之一。天津人民出版社推出这套面向广大读者的经典导读系列图书，帮助各界人士尤其青年人走近社科经典，其用心正合我的想法，我欣然为之作序。
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前进中也暴露了诸多问题，显示了改革的艰难。分析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发现，在转型时期的中国，我们最缺少、最需要的东西，一是信仰，二是法治。事实已经证明，没有精神文化转型和社会秩序转型的配套，经济转型绝不可能孤立地成功。然而，要真正解决信仰和法治的问题，实依赖于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一个有信仰的民族，必由精神素质优良的个体组成。一个法治健全的社会，必由具备公民觉悟的成员建立和维护。因此，归根到底，中国的前途将取决于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
所谓提高素质，就是要使我们身上那些人之为人的属性——这就是“素质”的含义——得到健康生长，成为人性意义上的优秀的人。人是凭借精神属性成其为人的。按照通常的划分，精神属性可分为知、情、意三个方面，亦即理性思维、情感体验、道德实践这三种精神能力。人类的这些精神能力在极其漫长的自然进化过程中形成了其生物学的基础，而后在相当漫长的文明演进过程中展现出来并得到发展。作为人类的一员，每一个个体的人通过种族的遗传即已具备这些精神能力的生物学基础，在此意义上，我们说它们是人性中固有的禀赋。然而，它们尚处于种子的状态，唯有在人类文化的环境中，种子才会发芽，潜在的禀赋才能生长为现实的能力。
文化环境不是物理学意义上的环境，对它的理解不能局限于当下的一时一地。几千年来，人类的精神探索形成了一个伟大的传统，这个传统既包容了又超越了一切时代和民族，对于人类每一个有心提高自己精神素质的成员来说，它都是最广阔也最深刻的文化环境。那么，我们到哪里去寻找这个传统呢？我的回答是：到经典著作中去，因为经典著作正是这个传统的最重要载体。把人们引领到经典著作的宝库里，让大家了解、熟悉、领悟存在于其中的传统，受其浸染，加入到人类精神探索的伟大进程中去，在我看来，不可能有比这更有效的国民素质教育的途径了。
具体地说，与精神属性的三个方面相对应，国民素质教育也可分为智育、美育、德育三个方面，而在这三个方面，经典著作都是极好的教材。
智育的目标是培育自由、独立的头脑。在这方面，经典作家是最好的榜样。他们首先是伟大的自由思想者，不受成见束缚，勇于开拓前人未至的新领域，敢于挑战众人皆信的旧学说。尤其在社科领域，权力、利益、习俗、舆论往往据有巨大的势力，阻挠着对真理的追求和认识，而他们能够不为所动，坚定地听从理性的指引。从他们的著作中，我们学到的不只是一些社科知识，更是追求真理的勇气、智性生活的习惯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美育的目标是培育美丽、丰富的心灵。在这方面，文学艺术作品诚然是基本的教育资源，但人文和社科经典著作也能给我们以美好的熏陶。我们会发现，凡大思想家绝不是单面人和书呆子，他们从事研究的领域不同，性格各异，但大多具有鲜明的个性和丰富的内心世界，对于人类情感每每有或博大精深或微妙细致的体验。这一点也体现在文风上，许多经典作家是表达的大师，读他们的作品，只要真正读进去了，你绝不会觉得枯燥，只会感到是一次愉快的精神旅行。
德育的目标是培育善良、高贵的灵魂。在这方面，经典作家尤能给我们良多启示。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和社会，在这个领域中，起支配作用的不只是理性思考和实证观察，更是价值定向和理想愿景。每一位思想家都心怀提升人类向更好状态发展的愿望，一切思考最终都指向最基本的价值问题：怎样的人生是好的人生？怎样的社会是好的社会？虽然价值观正是最充满争议的领域，但是，通过阅读经典，自觉地思考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确立自己的人生坐标，做一个有道德、有信仰的人。
国民素质的提高，人人有责。精神财富的享用，人人有份。可是，即使用严格的标准挑选，社科经典的绝对数量也是非常大的，叫一个普通读者如何下手？怎样才能把经典中的理念变成社会多数成员的通识和基本教养？我认为，为了解决这个困难，本系列图书是一个有益的尝试，若能确保质量，乃是一项真正造福国人的事业。根据计划，该丛书将选收古今中外社科人文类的经典名著分批推出，其中每一种图书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原著精彩篇章的摘录，二是专家的导读。出版社为该丛书预定的特点是：绝对经典，轻松好读。按照我的理解，“绝对经典”就是要求选目精当，不够格的绝不选入，最够格的绝不遗漏，同时应适合于普通读者的接受能力。“轻松好读”则是要求选人得当，专家也必须是够格的，对于相关的著作确有研究，融会贯通，从而能够把导读做得既准确又深入浅出。这是很高的要求，愿我们共同努力。
2009.3
幸福的醒客
“醒客悦读文库”从西方人文经典译著中选择比较轻松易读的文本，按照作者分册出版。这套丛书的宗旨是“经典文本，轻松阅读”，颇合我读书的旨趣，我曾为之作序。现在，第一批18种已出，第二批也即出，我很乐意做进一步的推荐。
丛书名“醒客悦读”的英文是Thinker Readings，把Thinker（思想者）译作“醒客”，是音义两恰的妙译。听说最早把Thinker译为“醒客”的是我的朋友萧瀚，万圣书屋还用作了咖啡座的名称。我尝戏言：我来给你们写一篇《醒客宣言》，号召“全世界醒客联合起来”。当然，这只是戏言。思想者是安静的，何至于闹这么大的动静。思想者也寻求同道，但不是靠呐喊。在庄严的图书馆里，在夜读者的灯光下，在超越时空的灵魂相遇中，醒客的联合一直在进行着，未尝有过间断。
中国的屈原、希腊的赫拉克利特，都早已把思想者喻为醒着的人，而把不思想的人喻为昏睡或烂醉之徒。众人皆醉，唯我独醒，这诚然是痛苦的。但是，做一个醒客，自有其清醒中的幸福。英国哲学家约翰·穆勒有言：幸福与满足是两回事，不满足的人比满足的猪幸福，不满足的苏格拉底比满足的傻瓜幸福。人和猪的区别就在于，人有灵魂，猪没有灵魂。苏格拉底和傻瓜的区别就在于，苏格拉底的灵魂醒着，傻瓜的灵魂昏睡着。灵魂生活开始于不满足。不满足什么？不满足于像动物那样活着。正是在这不满足之中，人展开了对意义的寻求，创造了丰富的精神世界。那么，何以见得不满足的人比满足的猪幸福呢？穆勒说，因为前者的快乐品质更高，内容更丰富，但唯有兼知两者的人才能做出判断。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一头满足的猪，跟你说了也白说。我不是骂任何人，因为我相信，每个人身上都藏着一个不满足的苏格拉底。
人为万物之灵，灵就灵在人能思想。在上天赋予人的诸般能力中，最特别、最宝贵的就是思想的能力。赫拉克利特说：“思想是最大的优点。”这其实是绝大多数哲学家的共识。在巴门尼德笔下，太阳车载着思想者行进在光明大道上，而不思想者则始终停留在黑暗之中。亚里士多德视沉思活动为完美的幸福，因为它最为自足，不依赖于外部条件，就此而论最接近神的活动。帕斯卡尔把人比作一根会思想的芦苇，人纵然是脆弱的生命，却因思想而区别于其他一切生命。笛卡尔干脆说：“我思故我在。”我们或许可以引申说，一个人唯有充分运用了上天赋予的思想能力，才是真正作为人而存在。爱因斯坦把独立思考的能力称作“大自然不可多得的恩赐”，人因此而获得了内在的自由，能够不受权力、社会偏见以及未经审视的常规和习惯的支配。质言之，思想是人之为人的高级属性，思想的快乐是享受人的高级属性的快乐。一个人一旦深尝到这种快乐，再也改不掉思想的习惯，他就成了一个思想者，从此以后，他自己身上就有了一个永不枯竭的快乐源泉。
在醒客的快乐中，一项莫大的快乐是阅读人文经典。人类精神始终在追求某些永恒的价值，这种追求已经形成为一个伟大的传统，而人文经典则是这个传统的主要载体。人文经典是一座圣殿，它就在我们身边，一切时代的思想者正在那里聚会，我们只要走进去，就能聆听到他们的嘉言隽语。就最深层的精神生活而言，时代的区别并不重要，无论是两千年前的先贤，还是近百年来的今贤，都同样古老，也都同样年轻。每一部经典作品都扎根在人类精神生活的至深土壤之中，正因为如此，所以能够在不同时代的个人的心灵中抽出新芽。卡尔维诺列举经典作品的特征，有两点最为精辟：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即使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的书。阅读经典之妙趣，正在于发现和重温的双重喜悦。
思想离不开传统。置身于传统之外，没有人能够成为思想者。做一个思想者，意味着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到人类精神传统中去，成为其中积极的一员。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这个传统一开始是外在于他的，他必须去把它“占为己有”，而阅读经典便是“占为己有”的最基本的途径。
这么说来，阅读经典是成为一个真正的醒客的必由之路了。不过，走在这条路上，未必总是艰难跋涉，也完全可以轻松漫步。林语堂曾经戏言：大师带学生往往不是在课堂上，而是在沙龙里，抽着大烟斗闲聊，烟雾缭绕中就把学生熏陶出来了。现在这套丛书正像是一个沙龙，让你听大师们聊天，并且逐渐加入他们的聊天，在快乐阅读中成为一个幸福的醒客。
阅读经典，就是在今天成为一个醒客，就是今天的醒客与历史上那些伟大的醒客对话。这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你并不孤独，存在着一个醒客的世界，这个世界超越于历史的变迁和人间的喧哗而长存，把一切时代的思想者联结成一个整体。我祝愿你走进这个世界，与伟大的醒客们为伍，尽兴品尝思想的快乐。
2007.11
我的好书观
我心目中的好书有以下特点：
一、读了以后，会使我产生强烈的冲动，自己也想写点什么，哪怕所写的东西表面上与这本书似乎毫无关系。它给我的是一种氛围、一种心境，使我仿佛置身于一种合宜的气候里，心中潜藏的种子因此发芽破土了。
二、一本好书会唤醒我的血缘本能，使我辨认出我的家族渊源。书籍世界里是存在亲族谱系的，同谱系中的佼佼者既让我引以自豪，也刺激起了我的竞争欲望，使我也想为家族争光。
三、遥远谱系中的好书不会使我产生仿效和竞争的欲望，但会使我感到欣赏的愉悦，就像欣赏一种陌生的异国风光。
四、有分量的好书往往使人的精神发生变化，在多数情况下是继续生长，变得茁壮和丰盈，在少数情况下是摧毁然后重建。
五、卡尔维诺列举经典作品的特征，有两点最为精辟：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即使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的书。可以用这两个尺度来鉴定那些最好的书，即伟大的书。
2007.12
真文学是非职业的
——在2010年文学走进大学校园活动启动仪式上的发言
今天，2010年文学走进大学校园活动在清华大学举行启动仪式，让我作为作家代表发言。其实，和许多作家相比，我是最没有资格做这个代表的。因为第一，我加入作协的时间非常短，承蒙铁凝主席和我的朋友史铁生介绍，我在几个月前才成为作协会员。第二，我的专业不是文学创作，而是哲学研究，因此我只能算一个业余作家。可是，正因为如此，我与文学的关系就和校园里的文学爱好者们的情况非常接近，我们都是业余的，比较容易沟通，这也许是让我来发言的一个理由吧。
事实上，在大学校园里，文学一直是存在着的。我不但是指许许多多的文学社团和文学爱好者，而且是指更多的不以为自己从事文学却在不断写作的人，他们在日记里、在给亲友的信中、在个人博客上写下自己的欢乐和苦恼、经历和感受、观察和思考。什么是文学？在我看来，文学是心灵生活的一种方式。一个人认真地倾听自己灵魂中的声音，为它寻找语言的表达，这就已经是文学了。本真意义上的文学是非职业的，属于每一个热爱生命的人。青年天然地热爱生命，年轻的心是文学的天然沃土。谁在青春期没有写过诗？谁在大学时代没有自己的抽屉文学？文学是无数青年的秘密情人或公开情人，在一定意义上，秘密情人比公开情人更甜蜜也更忠贞。有一些青年后来和这个情人结婚了，成了专业作家。不过，众所周知，婚姻中有太多的利益考虑和规定动作，往往不如爱情那样纯粹和率真，甚至有可能成为爱情的坟墓。
托尔斯泰说：“写作的职业化是文学堕落的主要原因。”我经常用这句话警示自己，虽然我自认为是一个业余作家，但是，写作事实上已经成为我的收入的主要来源，因而不可避免地变得不那么纯粹了，我无法否认我的作品有退步的趋势。法国作家列那尔在相同的意义上说：“我把那些还没有以文学为职业的人称作经典作家。”正因为这个意义上的经典作家一代又一代不断涌现，文学才得以永葆青春。同学们，你们就是今天的经典作家，所以，我想，文学走进校园，首先是为了来感谢你们的。
谢谢你们！谢谢大家！我的话讲完了。
2010.6
文学新人：“这一个”，而不是“下一个”
——在“THE NEXT-文学之新”全国新人选拔赛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
应邀做这个文学新人选拔赛的评审，感到光荣，更感到惶恐。我自己觉得，我是不够资格的。为什么？号称“中国青春文学第一刊”的《最小说》，我以前没有看过，只知道卖得特火，最近翻了翻，发现自己竟然看不大懂，也看不大下去，觉得里面所写的小男生小女生那种真真假假的情感纠葛离我很远，离今天中学生的真实生活好像也很远。当然，这说明我对今天青春文学的新潮流太陌生了。所以，我说我不够资格。好在这次是海选，不用我投票，不会因为我的无知而耽误哪个选手。我的理解是，评审就好比特邀观众，坐在头排，幕间休息可以到后台转转，能够清楚地观看这场大戏的全过程。非常感谢给我这个机会，就当是补课，我会满怀兴趣地观看。
顺便说一说我的一点希望。鉴于大赛以《最小说》为平台，郭敬明本人担任执行评委，这个大赛难免会带有郭敬明色彩，但最好这种色彩不要太浓。我的意思是，通过大赛，我们得到的不只是“下一个郭敬明”，还应该有“下一个韩寒”，不只是下一个郭敬明和韩寒，下一个某某知名作家，更应该是不能用现有作家来定义、无法归入现有模式的新秀，他们不是“下一个”，而是“这一个”、“第一个”。大赛的宗旨是选拔文学新人，新人的“新”，应该包含这一层意思。
谢谢大家。
2008.6
写作上的从小见大
世界文学宝库中，有许多名篇是通过描叙日常小事阐明大道理的。即使那些宏大叙事的巨著，比如曹雪芹的《红楼梦》、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占据大量篇幅的也是日常生活中的细节。人在一生中也许会遭遇大事，但遭遇最多的还是日常小事，不论伟大平凡，概莫例外。因此，对于写作者来说，从小见大是一项重要的功夫。
怎样做到从小见大？我的回答是，第一在平时练就“见”的眼力，第二在写作时如实写出所“见”。
大道理往往寓于小事之中，小事中却未必都蕴含大道理，因此首先就有一个选材的问题。硬从鸡零狗碎中开发出高论大言，牵强附会，这样的文章最讨人嫌。那么，怎样才能捕捉住真正值得“小题大做”的小事，并且做得恰到好处呢？“功夫在诗外。”陆游此言说出了写作的普遍真理。意义只向有心人敞开，你唯有平时就勤于思考宇宙、社会、人生的大道理，又敏于感受日常生活中的细小事物，才会有一副从小见大的好眼力。泰戈尔从一朵野花看到了造物主创造的耐心，敬畏之心油然而生，如此写道：“我的主，你的世纪，一个接着一个，来完成一朵小小的野花。”同样的一朵野花，一个对宇宙和生命的真理毫无思考的人看见了，是什么感想也不会有的。
写作不是写作时才发生的事情，平时的积累最重要。心灵始终保持一种活泼的状态，如同一条浪花四溅的溪流，所谓好文章不过是被抓到手的其中一朵浪花罢了。长期以来，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在生活中每遇到触动我的心灵的事，不论悲喜苦乐，随时记录下来，包括由之产生的思考。越是使我快乐或痛苦、感动或愤怒的事，我越不轻易放过，但也不沉溺其中，而是把它们当作认识人生和人性的宝贵材料。这样做的结果是，久而久之，我感到小与大之间的道路是畅通的，从小见大就不是什么难事了。
当然，具体写作时，是要有技巧的，但技巧并不复杂，我认为主要是两条。第一，对于所写的这件小事，要抓住它真正使你被触动的情境和细节，这实际上是小和大之间的关联点，着重加以描述，尽可能写得准确、细致、具体、生动，让读者感到，你被触动是多么自然的事情，他们在此情境中同样会被触动。在这样的描述中，已经隐含大道理了。因此，第二，对于从小事中体悟到的大道理，只需做画龙点睛的表述，语言要简洁，切忌长篇大论，要质朴，切忌豪言壮语，最好还要独特，切忌老生常谈。最佳的效果是，读者从你所描述的小中已经隐约见出了大，而在读到你的点睛之句时，仿佛刹那间被点破，发出了会心的微笑。
2008.8
做学问与做人
——《人间学术》序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三十年集”系列丛书，专收改革开放初入学的本科生、研究生的个人著述选本，邀我加盟，我欣然从命。
所约定的体例是，三十年里，基本上一年选一篇，最多两篇。我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约定，使我得以逐年重温自己的作品，像自己做评委一样把它们评审了一番。因为是一套学者的丛书，我就注意选比较有学术含量的作品，如果当年没有，就退而求其次，算是准学术作品吧。选定以后看，二者差不多半分天下，足以证明我最多是半个学者，另一半就难逃不务正业之讥了。
我不是没有自我解嘲的理由。我的理由是，从事人文研究是可以有不同的方式的。比如说，其一，学者的方式，严格地做学问，讲究规范和方法，注重材料的发现、整理和解释；其二，才子的方式，潇洒地玩学问，讲究趣味和风格，用文字展露机智和才情；其三，思想者的方式，通过学问求真理或信仰，注重精神上的关切。我的感觉是，学者的方式可信，才子的方式可爱，思想者的方式可敬。这三种方式，我们在以往学者中都可以找到其代表人物，而我眼中最好的学者则兼具三者，我对他们是既信服，又喜爱，同时还尊敬的。
当然，我绝非这样的最好的学者，但我愿意学他们的精神。他们的精神是什么？就是智、情、魂兼修，把真、美、善打通，努力做一个头脑认真、情感丰富、灵魂高贵的人。人的天赋有高低，而这个目标都是可以追求的。说到底，做学问也是在做人，与做人脱节的学问为我所不取。我曾写过一段有冷嘲之嫌的话：“当我们围绕某一个主题读书和写作时，我们便称之为学术。我们的主题越是固定不变，以至于不再读与这个主题无关的书和不再写与这个主题无关的文章，我们就越是纯粹的学者。”我做不了这种纯粹的学者，实在是天性使然。
我于1978年9月入读研究生，从那之后，三十年来，研究的方向从苏联哲学、马克思哲学转到尼采哲学，然后写起了所谓哲理散文，重在思考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人生困惑和精神生活问题，近些年又关注信仰和法治的建立，批评中国教育和学术的腐败，所选文章大致反映了这样一个脉络。这些东西算学术吗？我不知道，无以名之，就美其名曰“人间学术”吧。
2010.11
痛苦与文化
——迈克尔·坦纳《尼采》中译本序
尼采在现代西方哲学史和思想史上的重要性毋庸赘言，但是，要对尼采哲学做一个简明的解说却是一件难事。别的哲学家，尤其别的德国哲学家，都有意识地构筑体系，仿佛已经亲自把展厅布置好，导游只需带游客循序参观就可以了，能否看懂则另当别论。尼采相反，他拒绝体系，他的多数著作是格言的荟萃，其风格又是充满反讽、跳跃、矛盾，这里没有现成的展厅，无论谁当导游都必须自己动手布展，凭自己的眼光把纷繁的展品整理出一个秩序来。
和别的哲学家的另一大区别是，尼采的哲学与他的内在精神历程有着最紧密的联系，倘若对这个历程没有切身的感应和同情的理解，任何解说都只能是隔靴搔痒。也就是说，要对尼采哲学做出中肯的解说，解说者必须调动和带入自己的主观精神体验，不应该是所谓纯学术的客观研究。
因为上述原因，尼采哲学的确给不同的解释留下了巨大空间。但是，这绝不意味着解释者可以任意发挥，而是必须把握好文本和解释者之间的“视界融合”的分寸。我对尼采哲学的一本好的入门书的基本要求是，能够抓准尼采所思考的主要问题和解决方向，以此为基本线索阐明其哲学的演变和发展。英国学者迈克尔·坦纳的《尼采：一个简明导论》（中译名《尼采》）就是这样的一本入门书。
作者认为，尼采一生的根本关注是痛苦与文化的关系，其立足点不是回避或消除痛苦，而是为了肯定人生而肯定人生必有的痛苦，据此对文化的价值进行评估和分级，并寻求一种真正能够肯定痛苦的有内在力量的文化。我不是引用原话，而是做了某种归纳和补充，并且需要强调一点：尼采主要关注的是人生的根本性痛苦，即生命意义之缺失，这既是折磨他自己的最大个人问题，也是他后来定义为虚无主义的最大时代问题，而他寻求的则是一种能够为生命创造意义的文化，或者退而求其次，一种勇于担当生命之无意义的文化。
依据痛苦与文化的关系这个线索，作者对尼采生前发表的正式著作进行了梳理，试图标示出尼采解决这个问题的走向。下面我简要地描述一下这个走向，应该说明的是，在描述中仍然必然会加进我自己的认识。
处女作《悲剧的诞生》是一个清晰的起点，尼采在其中想要解决的正是怎样肯定人生包括肯定人生必含的痛苦和毁灭的问题。他在希腊的酒神精神和悲剧文化中找到了答案，相信唯有艺术能够拯救人生，并把希望寄托在悲剧文化通过德国音乐的复兴上。但是，这个希望很快就落空了。
在从《曙光》到较晚期的《论道德的谱系》一系列著作中，尼采致力于分析历来道德对抗痛苦的各种方式。其中，有两种基本方式最值得注意：一是同情，即企图通过剥夺个人在痛苦面前的尊严来消除痛苦；二是禁欲主义，即企图通过扼杀生命的本能来消除痛苦。
尼采关心的是伟大而不是善，二者的区别在于，伟大包含着对痛苦的肯定和有效利用，善则一味企图消除痛苦。在《快乐的科学》（作者视为“尼采最令人振奋的一本书”）中，他描绘了他心目中的伟大，便是“赋予个性一种风格”，艺术地规划自己天性中的长处和弱点，甚至使弱点也悦人眼目。另一种表达是，“要成为生活的诗人——尤其是成为最琐细、最日常的生活的诗人”。这实际上是提出了一种新的道德，就是要做一个能够自我支配的强者，包括支配人性的弱点和人生的痛苦，以此来使生活变得美好。也许仍然可以把这看作一种审美人生观，但显然已经脱尽了《悲剧的诞生》中那种生硬的形而上学逻辑。
但是，究竟如何面对人生最根本的痛苦即生命的无意义呢？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有三个概念是人们在提及尼采哲学时谈论得最多的，也是理解得最有歧义的，便是超人、永恒轮回和权力意志。其实，这三个概念正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按照永恒轮回说，在宇宙的永恒流变中，每个人生命中的每个瞬间都将无止境地重复回归。这与其说是一个假说，不如说是一个考验性的提问，尼采仿佛如此问：即使生命毫无意义，你愿意它无限次地重复吗？作者正确地指出，尼采在很大程度上是用永恒轮回来定义超人的，超人就是那个通过欢欣地拥护这个信条而对今生今世的一切都说“是”的人。而一个人能否如此全盘肯定人生，则取决于内在生命力是否足够强大，尼采大多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权力意志概念的。
我们终于来到了尼采的晚年。在神志清醒的最后一年，他突然又频繁地谈论酒神。在《偶像的黄昏》中，他如此宣告：“这样一个解放了的精灵带着快乐而信赖的宿命论置身于万物之中，心怀一种信仰：唯有个体被抛弃，在整体之中万物得到拯救和肯定——他不再否定……然而一个这样的信仰是一切可能的信仰中最高的：我用酒神的名字来命名它。”（译文据尼采原著）在转了一大圈之后，尼采似乎回到了青年时代的酒神信仰。但是，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酒神是无限肯定之神，而肯定的语境已经迥然不同，因此所需的肯定的类型也和《悲剧的诞生》几无相同之处。最大的区别也许在于，青年尼采孜孜于要为肯定寻找某种理由，晚年尼采只是肯定，他不屑于寻找理由，似乎也不再需要理由了。难以判断的是，他这样做是出于无比的自信，还是出于彻底的绝望，抑或二者都是，是从绝望中产生的自信。
在以上的粗略描述中，我不得不舍弃作者的许多有趣见解。事实上，作者在阐述过程中经常是议论风生的，包括对尼采提出质疑。例如，他对尼采最广为传颂的作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评价颇低，责备其戏仿《圣经》的预言式文体，背离了一向具有的嘲弄与试探的风格，并导致了后来者的可笑模仿和狂热崇拜。他最推崇的尼采作品是《论道德的谱系》，赞赏其用对学术程式的嘲弄式模仿的笔法论述极为严肃的内容，辩证性逆转运用之娴熟已臻完美。作者显然是一个有自己的独特眼光和明确趣味的解说者，因此我相信，他一定希望读者在听他的解说时也坚持独立思考。
最后我想指出，尼采在认识论领域有重大建树，启迪了现代哲学中反本质主义和语言哲学的潮流，而本书对这方面的内容甚少涉及。作为一本尼采哲学的入门书，这或许是一个不足吧。
2010.12
文津图书奖感言
对于国家图书馆设立的文津图书奖，我怀有深深的敬意，以当它的评委为荣。这个奖有两个特点：一是纯粹，二是干净。
文津图书奖是纯粹的。现在有各种图书奖和图书排行榜，多为两种情形，或由官方举办，意识形态色彩浓，或由媒体举办，商业炒作色彩浓。文津图书奖没有这两种色彩，真正以图书为本位，看重的是图书本身的品质。它心目中的对象是那些到图书馆来寻求精神食粮的普通读者，要向他们推荐值得一读的好书。这样的价值取向，体现了国家图书馆应有的独立的立场。
文津图书奖是干净的。现在的许多评奖，一到评审时节，幕后活动热闹非凡，暗箱操作高深莫测。文津图书奖没有这些现象，基本上做到了公开、公平、公正。国家图书馆的态度非常明确，为了防止对评审过程和结果的干扰，这个奖绝不接受任何赞助。像走后门、拉选票这类勾当，即使有谁想搞，也几乎无从下手。事实上，所有获奖者都是在得到通知时才知道自己获奖了，并且有一个共同感觉，就是觉得很突然、很意外。是啊，没有申请，更没有公关，怎么就得了这么一个由国家图书馆颁发的层次很高的奖？这种得奖的感觉多么美妙！
2007.12
讲坛文化的兴起
——《广州讲坛演讲录》第三辑序
近两三年来，国民生活中的一个新现象是讲坛文化的兴起。全国许多省市，讲坛遍地开花，听讲座成了人们的一种日常生活。讲坛有不同种类。一类是大学里的讲坛，由校方、院系或学生社团主办，是校园文化的组成部分。另一类是企业、单位、部门内部的讲坛，目的是培训骨干和员工。还有一类是向社会开放的公益讲坛，大多由地方党政部门主办，它实际上已经成为当今讲坛文化的主体，在我看来也是讲坛文化中最有意味的现象。我本人曾应邀在不同种类的讲坛上做演讲，其中政府办的越来越居多，这个经历使我获得了亲身感受，并推动我思考其意义。现在，借为本书作序的机会，我谈一谈自己的体会。
众所周知，在中国进入社会转型时期以后，如何开展政治思想工作成了困扰党政干部的一个难题。以前那种单纯意识形态灌输的模式越来越行不通了，社会现实和人们的接受心态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治思想工作也必须与时俱进，在目标、内容、方法上皆有所转变。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可以把党政部门主办公益讲坛看作政治思想工作的一种创新，是社会转型时期政治思想工作本身的转型，是在实践中形成和普及的新形势下开展政治思想工作的好方式之一。
我试以本书为例略做分析。广州讲坛是广州市委宣传部主办的开放的公益讲坛，迄今已开办四年多，演讲的结集也出到了第三辑，是同类讲坛中比较成熟的范例。我们看到，一方面，讲坛所邀请的主讲人是各界有影响的专家、学者和学者型官员，演讲的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哲学、宗教、历史、教育、法律、文化、卫生等广泛领域；另一方面，讲坛向广大市民开放，自愿参加，听众是对知识、思想以及相关讲题感兴趣的各界人士和普通百姓。作为主办者的党政部门在这里主要起组织、宣传和引导的作用，为精英与公众之间的交流搭建有效的平台。与传统的政治思想工作模式相比，这是重大的转变。一个关键的转变是，目标不再是培养驯服工具，而是切实地提高公民素质，在精神层面上建设好现代文明社会。党政部门的水平不是表现在向人们提供不容置疑的真理，而是表现在提供最好的服务，为人们追求真理创造良好的条件。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党政宣传队伍自身的素质也在发生可喜的变化。
有意思的是，正是在经济转型开始得比较早、市场经济发展得比较成熟的地方，例如广东和浙江，这个类型的讲坛文化也兴起得比较早，发展得比较成熟。究其原因，大约是因为，在民众这方面，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普遍的提高，从而感觉到了对精神生活的迫切需要；在政府这方面，经济转型有力地促进了其观念和职能的转变，加强了服务意识，包括在满足精神需要方面为民众服务。广州讲坛便是如此，自创办以来，围绕“高、优、新、活”下功夫，努力向广州市民提供高端优质的讲座服务，已成为广受欢迎和美誉的讲座品牌。从邀请的主讲人名单看，组织者对当今国内思想前沿的情况相当了解，对讲题类别的安排比较全面，从讲座前的预告、讲座时的会场组织和网上直播、讲座后的媒体报道和电视播放以及演讲集的适时出版看，每一个环节都做得认真细致，说明讲坛团队具备了较高的专业化水平。
一次讲座的效果之好坏，取决于主讲人、组织者和听众三方的水平。主讲人的水平，不论是学识和思想水平，还是口头表达水平，其实是基本确定了的，区别在即席发挥得好不好。凭我的亲身经验，我发现，发挥得好不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对会场氛围的感受。而这个氛围，主要是由组织者和听众造就的，即组织者是否让真正想听你的讲座的人来了，对讲座环节的设计是否合理和活泼，听众对你所讲的内容是否真正感兴趣并且有所思考。我是去年5月做客广州讲坛的，讲座在艺博院礼堂举行，三百多个座位满座，听众聚精会神，我能感觉到台上台下的无声交流，互动时提问十分踊跃，会场气氛始终很好。这是一次愉快的经历，为此我衷心感谢广州讲坛的组织者和听众。
最后，我要说，讲坛文化的受益者不但是听演讲的公众，也包括演讲者自己。尤其像我这样以前只在书斋里生活的人，演讲的需要促使我更加关注社会现实，思考公众关心的重大问题，也促使我锻炼口才，学习用公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同时，听众的即时反馈也帮助我及早发现自己思想中的欠缺、谬误和模糊之处，对相关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其实，在哲学的故乡古希腊，哲学家大多是演讲和言谈的高手，雅典街头到处是哲学家与民众互动的讲坛。就此而言，今天的讲坛文化是向哲学原生态的一个相当初步的回归。比哲学家更突出的是，当时的政治家一定是演讲家，是靠演讲影响公众和贯彻政见的，而这个传统已经成为西方社会民主生活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此，我十分赞赏中国今天的政治家们登上公众讲坛，相信这对于政治家和公众双方都是一种良好的民主训练和实践。
20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