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6月24日，我点开电子信箱，有一封信来自《南方周末》文化部。信中说，他们收到一篇来稿，是一个十五岁癌症少年对《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的评论。“媒体引起的话题争论，或令您被不情愿地牵入其中，或给您添未可知的烦扰，也属难以预测。这样的知会，我想是我们的必需，或许亦是惟一的所能。”话说得很客气，但也很明白，就是已经决定发表，只是提前告诉我一下，让我有一个心理准备。
既然出了书，别人要评论，完全正常。不过，听那口气，文章好像挺厉害。我接着读附件里的那篇文章。
标题是《让我心痛的妞妞和〈妞妞〉》，作者子尤。子尤！我吃惊了。我不是可以算认识他的吗？在他发病之前，我的好友正来就经常对我说起他，十分赞赏他的才华，正来的女儿、我的干女儿嘟儿还与他通信。他发病的当天，正来就知道了，我们两家人聚在一起，为之心痛悲伤。自他得病后，我时时惦记着他的病情，在心中为他祈祷。前不久，在正来的生日宴会上，我看见了他，瘦弱得仿佛风一吹就会倒的身躯，眉宇间却依然透着灵气。现在，这个我所欣赏和同情的少年要对我的书说些什么呢？
读了正文，我闷了，傻了。论断和语气之偏激，是我无论怎么想象也想不到的。我无法把这篇文章与我见过的那个少年联系起来。我的心情只能用震惊来概括。
按照子尤的解读，《妞妞》中的“哲学家父亲”是一个极端自私和虚伪的人，就差没有说是这个“哲学家父亲”亲手把妞妞害死的了。我不能不感觉到他对“哲学家父亲”的强烈的恨。正是“哲学家父亲”，这个在不长的篇幅中重复了二十二次的词组。我忽然想到，他的父亲也是一个“哲学家父亲”，而现在，在离异之后，只有他的单身母亲和他朝夕相守。我有些明白了：这里有一种也许是无意识的情感的移置，在相当程度上，我成了一个替身。
二
为了描绘出一个令人痛恨的“哲学家父亲”形象，子尤在引证书中内容时常常故意张冠李戴，断章取义。偏激是少年人的特权，我不能要求一个少年人持论公正，使我惊诧的是他的手法上的不公正。
妞妞是在不足满月时被发现患有双眼视网膜母细胞瘤的。当时，我们从医生和医书得到的信息都是悲观的，不能不使我们在是否动手术的问题上犹豫。我和雨儿的态度有所不同，她倾向于不动，而我总想着手术的可能性。书中有许多这方面的对话，其实未必都是原话，有一些是我根据两人态度的差异而创作的，以表达那种悖论性质的困境。这些对话成了子尤的宝贝，大量引证。可是，他是怎样引证的呢？恰恰是把我的话都删去，而把雨儿的话全安在了“哲学家父亲”的头上。其实，我和雨儿的态度差异原本并不重要，只是因为子尤的故意混淆，才有了澄清的必要。
至于断章取义地截取书中的一句话甚至半句话，歪曲其含义，这种情况比比皆是。略举几例。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认识一对夫妇，他们的十七岁的独生女儿患了癌症。开始，他们也痛不欲生。可是，时间久了，他们被拖得疲惫不堪，便盼望女儿早日死去，使他们得以解脱。我完全理解这种境况，长期伺候一个绝症病人是令人心烦的。我和妈妈也身心交瘁了。但是，我们不烦……”
在子尤的文章里，引文截取到“我完全理解这种境况”为止，这样一来，意思正好相反了，于是他可以接着议论道：“我完全不理解这种情况！也真奇怪，遍视全书，哲学家父亲从别人身上听的所有例子都对他的思想有利，像孩子得癌症家长就很厌烦，甚至弃婴而去之类。”
书中有一节，原文是我自己当法官，又自己当被告，一正一反逼问我在救治妞妞问题上无所作为的责任。其中，法官指出：“你不作选择……已经是一种选择，拖延意味着丧失手术机会，顺其自然就是听任疾病一点点发展并终于夺去妞妞的生命。”被告只好承认：“这就是说，我实质上已经作了选择：放弃手术，让妞妞在命定的时刻死去。”子尤掐掉“这就是说”及之前的话，截取后面的话，然后下断语：“这是命定的吗？这是父亲给女儿定的吧！还没等命运判死刑，他先积极主动地给女儿判了死刑。”
这一节出自书中《无可选择》一章。这一章是我的悔恨之章，我把自己判为向妞妞收紧罗网的死亡阴谋的“同谋犯”，并写道：“你注定要遗恨终生。”子尤为了证明我悔恨得不够，常略去我的悔恨之言，代之以他的指控。例如，我已悔恨自己对残疾的偏见，检讨是妞妞“以她的失明使我睁开了眼睛，看到了我以往的浅薄和自负”，他对这些内容皆视而不见，仍用许多篇幅声讨“哲学家父亲对残疾的敌视”。他毕竟无法回避这一章中明显的悔恨之情，可是，在摘出“既然我得不到‘全’，那么就让她‘无’！更有甚者：让她‘无’，以成‘全’我！结果，我活着，妞妞却死了”等句子后，竟然挖苦道：“既然他都悔恨成这样了，把我批评他的话都先拿来主动批评自己了，我还有什么可写的？”老天，我写这些句子的时候，“我批评他的话”在哪里，怎么能叫做“都先拿来主动批评自己了”！我吃惊：胀满他胸中的怒气从何而来？
三
子尤还有另一种移情。他把自己称做“另一个故事版本中的妞妞”，理由是他与妞妞同年同月生，且同患癌症。这个视角赢得了他周围的大人们的喝彩，也被媒体视为他的文章的最大看点。
看啊，现在有了两个妞妞，一个活着的妞妞出来现身说法，告诉人们一个最简单的逻辑：我妈妈不放弃，我还活着，所以我妈妈是真爱我，是高尚的；他们放弃了，妞妞死了，所以他们不是真爱妞妞，是卑鄙的。黑白分明，铁证如山！
我理解子尤的心情。不用说一个十五岁少年，即使一个成人，患了绝症也会害怕被放弃。但是，我仍想告诉他，他不该自比妞妞，那些大人更不该用这个似是而非的类比来煽情。
同为患癌症，生命的境遇千差万别，不是用患癌症就可以划一的。一个简单的事实：妞妞不到满月就被诊断出了癌症，子尤则健康地活到了十四岁才发病。这是重大的差异，必使患者的父母有很不同的感受，而这种不同是不能够用道德来评判的。就说说被子尤揪住不放的放弃手术吧。子尤引以自豪的是，他母亲迅速决定给他动手术。他动的是什么手术？摘除胸纵膈里的一个肿瘤。妞妞要动的是什么手术？摘除眼球。刚满月的妞妞，虽已被查出癌症，眼睛仍然明亮美丽，叫我们如何下得了手！任何家长，在子尤的情况下都不会犹豫，在妞妞的情况下都会犹豫。我们不忍心挖去妞妞的眼睛，但决不肯放弃妞妞，只好病急乱投医，包括找了许多气功师。奇迹没有出现。十五年后，当子尤居高临下地嘲笑“哲学家父亲”在给女儿治病方面“不仅不高明反而愚昧”时，我无言自辩。
回想救治妞妞的过程，我常想起昆德拉的一句话：“人在雾中行走。”我承认我是盲目的，每一步都可能走错。走了几步，回头看看，那里的雾似乎消散了，发现自己走错了路，后悔莫及。其实我仍在雾中，真走了另一条路，未必不是后悔。在子尤眼里，当年我们的路上没有雾，一目了然，他只看见我们一步步把妞妞送向了死亡。我无法否认这个事实：妞妞死了，他活着。当然，他和他的母亲是英雄，我们不是。我不反对以成败论英雄，但我祝愿有一天他会懂得，至少不该以成败论善恶。他们母子全力与死神搏斗的勇气令人敬佩，我不希望看到的是，这种勇气转化成了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和审判他人的权力。
四
我把《南方周末》发来的子尤文章转发给了正来和雨儿。正来先后给子尤和他的母亲写信，雨儿给我写信，表达了同一个观点，即应该尊重对生命的不同态度。
正来在给子尤的信中写道：“在上帝那里，也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和对生命的态度的渊源中，生命和对生命的态度，有的只是不同，而不存在道德上的优劣。”正来是在子尤之后不久也被发现患有癌症并动了手术的，他向小病友谈自己的体验：“生命，一如死亡，于我都只是一种上帝所赐的经历：死亡的出现才真正意味着生命的存在……对死、对生，在我这里是一样的，都出自于上帝（或者我心中的佛）的规定。因此，在生的过程中，我所能做的便是所谓的行善……而不是去赞美或拒绝任何一种不同的生命或对生命的态度……”最后他恳切地说：“我绝不想改变你的任何看法，只是以一种对朋友的严肃责任，真诚地告诉你我的看法，一种不同于你的看法，一种其他人不会向你表达的看法——我之所以能够这样，因为我与你一样都是癌症患者。”
雨儿在给我的信中坦言：对于当年不主张动手术，“我也反思自己，可能在众多的理由之中，隐藏着这样的真实：懦弱的生命在回避太残酷的现实。即便真如此，那也是人之常情。我还假设了，假如残疾的妞妞活下来长大了（暂不考虑她的想法），或许我们会转变想法，拼死不放弃，不过，那也与英雄主义无关，只是血肉相连、长相厮守的爱让我们实在不忍，撒不了手了而已。”她还指出：“对待类似妞妞那种境遇的生命争取还是放弃？争取就值得赞美，放弃就该被谴责（尽管事实是我们也争取了）？对这种问题一直就有不同的看法。”
接着，雨儿打电话给正来，托他转告子尤母子，她极其尊重他们对生命的信念，但她自己仍持当年的看法，因此，请他们把雨儿的话归还给雨儿，不要笼统地扣在“哲学家父亲”头上。正来给子尤的母亲写信，转达了这一请求，并表示：“希望你们能够理解和尊重她对生命的看法”，“真的要感谢雨儿，感谢她能够这样真诚地为自己的对生命的看法和做法担当。相信你们也会受感动的，因为这是一种对生命的勇气。”信的结尾是：“想子尤好，想子尤有更多的从容和平静，在热爱和执著生命的同时，也能够博大地宽容其他对生命的看法和经验。”
我赞同正来和雨儿的见解。在各种复杂的情境中，生命的尊严既可表现为与死神搏斗，也可表现为与死神和解。
五
我知道我无法阻止《南方周末》发表子尤的文章，但我应该表明自己的立场。在给该报的回信中，我清楚地表达了上文所述看法，并指出：“子尤和她的母亲是在苦难中，妞妞、我和雨儿当时也是在苦难中，可是你们不在苦难中，你们无权用一个家庭的苦难来审判另一个家庭的苦难。”我请他们“不要做出残忍的事”。对于他们希望我回应的要求，我断然拒绝。我的理由是：第一，子尤的母亲一直在发布子尤病危的消息，我不能与一个正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孩子辩论；第二，媒体需要制造事件和话题，我不想予以配合。
文章于7月7日发表，作了少许修改，包括把“哲学家父亲”皆改为“父亲”，尾注中说明：“为了简略，本文以写札记的‘父亲’代指妞妞的家长，即父亲和母亲。”
在那以后，有两个情况值得记录。
其一，子尤周围的那些大人立刻把文章贴到网站上，在那里掀起了一小股谩骂的浪潮，欢呼子尤“活剥了周国平的皮”，诅咒“这个王八蛋根本不配做父亲”，是“虚伪的让人恶心的父亲”，“让周国平这样的人做父亲是对这个伟大词语的侮辱”，不一而足。
其二，不多天后，子尤的书《谁的青春有我狂》出版，母子俩到上海书市亮相，举行首发仪式和签名售书，子尤周围的那些大人纷纷走上前台，撰文庆贺，十分热闹。子尤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之中，“阳光少年”、“金子般的少年”、“青春得没边的少年”之类的赞美声不绝于耳，与周国平之遭诟骂适成对照。
原来是一场预先策划好的戏。我曾经困惑，为什么我会被无端地踩一脚，现在我懂了。这一脚值，能让一个天才少年跃上舞台，我认了。替他呐喊的媒体说得明白：《妞妞》“成为子尤生活里的一次事件”，“让他第一次引起公众关注”。这就是了，需要“一次事件”来“引起公众关注”。当然，子尤只是写了文章，“事件”是大人们的杰作。使我感到意外的是，这些大人中有二三位当年曾亲见妞妞和我们的苦难，对《妞妞》一书说过许多好话，现在他们的观点何以发生了如此大的转折？不对，也许他们现在根本没有观点也不在乎观点，只是在为一个他们看好的产品尽自己作为策划人和出版人的责任而已。应该承认，他们十分敬业。
据报道，子尤新书的扉页上印着他自己的一句话：“二十世纪出生的天才作家里，女的只有一个，张爱玲；男的就是我，子尤。”子尤周围的大人们对这句话津津乐道，阐释出了诚实、内向、宽容等美德。我同情被这些大人包围的子尤。子尤不是“另一个故事版本中的妞妞”，如果妞妞长大，也不会是另一个故事版本中的子尤，因为在她的周围有不同的大人。
子尤的故事本来可以很纯粹，可惜遭到了媒体时代的歪曲。对于子尤的偏激，我有许多理由给以谅解，其中两个理由是青春的狂妄和病患的恐惧。我相信，以他的资质，随着疾病的解除，阅历的增长，他自能拓宽思考问题的角度。我愿等待。现在我记下了这个“事件”的经过，但不是为了与任何人争论。我只是觉得，上帝让我遭遇此事，一定也是要给我补课，我当珍惜。十二岁的嘟儿读了子尤的文章，随后又读了《妞妞》，撰写《生死与宽容》一文，设身处地体察妞妞和子尤两个故事中每个主人公的处境和心情，最后得出了应该互相宽容的结论。我欣赏她的思路，愿以她的文章的结语来结束本文：“我相信上帝是希望我们从这件事中学会如何想问题，如何做事情，如何宽容别人。”
20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