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妞妞》日文版序
这本书记述的是我在十二年前的一段经历。它的中文版出版于1996年，离现在也有七年了。书出版后，我收到许多来信，其中有一些读者向我讲述了自己的类似经历。其实，我何尝不知道，父母失去孩子，中国人所说的白发人送走黑发人，这是发生在成千上万个家庭里的普通事情，意外的灾祸原是我们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我的经历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只因为我碰巧是一个有写作习惯的人，于是成了分散在人群中的那些无奈的沉默者的一个证人。
在中文版的后记中，我写了这样一段话：“如果有人问，这本书对世界有什么意义，我无言以对。在这个喧闹的时代，一个小生命的生和死，一个小家庭的喜和悲，能有什么意义呢？这本书是不问有什么意义的产物，它是给不问有什么意义的读者看的。”这是有感而发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曾经支配了我们生活的一切方面，成为意义的唯一标准，迫使最真实的个人生活长期处于失语状态。后来，中国发生了众所周知的巨大变化。在我看来，这一变化所导致的最有价值的结果之一是，随着意识形态控制的弱化，从前被扭曲的人性逐渐回复正常并且找回了属于自己的语言。当然也可能发生另一种形式的扭曲，例如经济冲动、物质享受、时尚等等被当做了新的意义标准，从而把生命引到实用和浅薄的方向上。但是，毕竟出乎我的意料，我的书迄今在中国获得了几十万“不问有什么意义”的读者，他们向我证明，书中讲述的亲情、苦难和命运的故事也和他们有着最紧密的联系，在时代表层的缤纷光色下面，人心中深藏着对生命本身的无言关切。
承蒙毛丹青先生推荐和泉京鹿小姐翻译，我的书得以在日本出版。我的专业是哲学研究，而现在我却以这样一部非常个人性的作品与日本读者见面，我觉得十分有趣。也许我可以带来一个信息，我希望日本读者看到，中国人的生活远非只是意识形态、乡土风俗加上今天的先锋和另类。人生最基本的境遇和问题是一切民族的人都会面临的，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和日本人、西方人并无根本的不同。我从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柳田邦男等日本作家的作品中知道，日本民族对生命有着异常细腻的感觉和独特的理解。现在，我把我的书呈献在这样一个民族的面前，我的心情是兴奋中夹带着些许的不安。当一个人要去见一位神交已久而未尝谋面的朋友时，他即使怀着某种信心前往，仍不免会有一种奔赴考场的感觉。不用说，我多么期望日本读者的接受和共鸣。
我写这篇序言的时候，北京正在流行SARS，昔日拥挤的街道突然变得空荡荡的。人们躲在家里，每天怀着忧虑的心情收看政府公布的最新数字，期盼患病和死亡的人数降下来。这场灾难引出了太多需要反省的问题，包括生态伦理、政治体制、信息公开、医疗卫生等等。我在本书中曾经以亲身经历描述了中国医疗机构的不良现状，现在看来，那不过是整体不良状态中的一个环节罢了。反省和改良尚须待以时日，此时此刻，我谨祈求上苍让瘟疫早日平息。我的眼前历历呈现那些已死和将死的患者，他们不得不在隔离中孤独地死去，即使最亲的亲人，即使同将死于非命，在死前也不能见上一面，那是怎样令人绝望的情景啊。呜呼！相形之下，我在书中叙述的那一个小悲剧已经显得多么微不足道。
20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