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阳明心学的分裂——左派心学洪流
1529年，王阳明在回归浙江的船上去世，享年57岁。王阳明的离世，注定使他历经千难万险创建的心学四分五裂。
王阳明提倡的“致良知”，实际上是刹那间对是非对错的判定，这和禅宗提倡的“顿悟”没有本质区别。他后来虽然补充了“事上磨练”这一心学必不可少的环节，但因为是“补充”，而不是他心学思想的核心，所以很容易被人忽视和刻意地忽略。王阳明本人凭借高绝的天赋和所遭遇的艰险，可以随心所欲地阐述和实践他的心学，但不能指望别人也能做到这点。他的弟子虽然遍布天下，但真能和他的天分与悟性相提并论的人屈指可数，而这屈指可数的弟子却又没有他经历过的那些苦难，理论有余而实践不足。尤为遗憾的是，王阳明有生之年对心学并未有深入的阐述和定型，这就使得他的弟子们在理解王阳明心学时有很大的发挥余地，所以，王阳明心学的分裂不可避免。
王阳明心学的分裂的直接现场应该是1528年阴历九月发生在浙江绍兴新建伯爵府里的“天泉证道”，也就是围绕着王阳明“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的争论。
王阳明的弟子钱德洪认为：“这是王老师说的根本定理，丝毫都不能改变，必须要按照四句教的字面意思去理解并奉行：心之体本来是无善无恶的，但因为人有习心，心发动的意中明显地存在着善恶，所以必须要用能知是非善恶的良知去辨析，达到为善去恶。”
另一位王门高足王汝中不同意：“如果心的本体是无善无恶的，它所发出的意也应该是无善无恶的，良知也是无善无恶的，你所做的任何事（物）就应该也是无善无恶的。”
钱德洪反对说：“如果都是无善无恶的，那就没有事上练的必要，但“事上练”可是王阳明心学最强调的。”
王汝中说：“那老师这个命题就含有矛盾。如果说意里有善恶，那主导它发出的心就有善恶，可老师明明说，无善无恶心之体。”
王汝中的意思是这样的：王老师的心学本来就是灵动的，而且王老师经常因材施教，同一个问题面对不同的弟子时，给出的答案也不同。王老师说的“四句教”可能是权宜之说，并非是定型的真理。学问应该靠自身去领悟，而不应该跟在别人屁股后面。
钱德洪坚持的是“四有说”，王汝中的主张是“四无说”。
王阳明后来给出的解释是，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王汝中是单刀直入，适合禀赋上等的人。钱德洪是循序渐进，适合禀赋中下等的人。
这就是著名的“天泉证道”。可惜，王阳明的这次证道，实际上是调和没有起到任何效果，钱德洪和王汝中依然坚持自己的看法，并且终其一生，都在努力传播他们的思想。
钱德洪一派尤其重视“事上练”，被称为王阳明心学右派，而王汝中则成为左派，认为人只要有良知，一切言谈举止就都是对的。他把王阳明处心积虑“要到事上去磨练良知”的教导抛到脑后，把本来就和禅宗相近的王阳明心学中存留的儒家思想全部剔除。如果说，王阳明本人还要为他的心学披上一件儒家外衣的话，那么王汝中连这件衣服都懒得披了。但他和王阳明一样，拒不承认自己思想中多少有一些禅宗意味，他固执地认为被自己曲解了的王阳明心学才是真正的王阳明心学。
王阳明说：“良知光明的心才能产生一切道理。”王汝中则说：“只要你有良知，心上就能产生道理。”王阳明说：“人须到事上去磨练内心，使得良知光明。”王汝中则说：“我内心有良知，本就很强大，不必去事上磨练。”王阳明说：“所谓‘致良知’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向内光明自己的良知，一方面是向外发挥你的良知。”王汝中则说：“良知就是现成的，只要向外发挥它就是了，不必向内光明它。”
王汝中对王阳明心学既然有这样的理解，就很容易产生下面的深刻印象：由于能分出是非善恶的良知是现成的，天理就在我心中，外在的一切规矩和束缚，尤其是作为意识形态的朱熹理学给人们订立的种种规矩都是扯淡，它们或者不存在，或者是错误的。人生在世，只凭自己的好恶（良知就是个好恶心）去生活就可以了。
王汝中为王阳明心学的左派点起了灯，而那位怪诞不羁、理学底子单薄的王艮则把左派王阳明心学推向高潮。
众所周知，王阳明心学虽然简易直接，但却是从千难万险曲折中来。以良知为例，人人都知道良知是怎么回事，但却很少有人明白王阳明运用良知时为什么那么出神入化。原因很简单，王阳明三十多年各种知识的积累和身临绝境后的体悟共同制造了使用良知的奇迹，这是其他人无法复制的。正因此，很多人在注意王阳明心学时，知道良知是怎么回事，却不能恰到好处地使用。我们对一个看上去简单的事物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不屑一顾，一种是把它看得太简单，从而只是流于表面，没有深刻理解。
王艮就是这样的人。曾有人问王艮：“你如何看待伊尹、傅说（二人都遇到了明主，功成名就）？”
王艮回答：“这两人的功勋，我做不到，但两人的思想，我不屑。”
这人问原因。王艮回答：“这两个家伙运气太好，伊尹遇到了商汤，傅说遇到了武丁，简直就是奇迹。可如果两人都认为，如果没有遇到他们的贵人，就要独善其身一辈子。孔子和我就绝不会这样。”
这段话传递出了王艮的思想：天地万物要依我，不是我要依天地万物。表面看，这和王阳明的“没有我的心，天地万物就不存在”是一个意思。实际上，王艮把王阳明这一思想极端化了：一个人注定能改变客观世界，如果适应客观世界，那就是“妾妇之道”。
王艮的这种思想，直白而言就是：唯我独尊，在良知的指引下不惜一切代价创造新世界。最能体现他这种使命感和传道观的是他的一篇文章《鳅鳝说》：
有道人在市场散步，看见一家店铺门前缸中养育的鳝。鳝鱼非常多，互相重叠，互相纠缠，互相挤压，奄奄一息的样子。忽然，一条泥鳅从鳝鱼群中穿出，忽上忽下，忽左忽右，或前或后，周流不息，变动不居，如同一条神龙。鳝鱼由于泥鳅的活动而可以转身通气，恢复了生气。能让鳝鱼转身、通气、存活，这都是泥鳅的功劳。不过，泥鳅是因为怜悯要死的鳝鱼才这样做的吗？泥鳅是因为想要鳝鱼报答它的救命之恩才这样做的吗？都不是，这是因为泥鳅的“率性”。道人为此感叹道：“我和同类并存于天地之间，不是如同泥鳅和鳝鱼一同在那缸里吗？我听说士大夫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不就应该像泥鳅那样吗？”于是准备车马，整理服装，慨然抱周游四方之志。突然一声霹雳，风雨雷电并作，泥鳅乘势跃上天空，化而为龙，腾入天河，投入大海，悠然而往，纵横自在，无限快乐。回首见缸中鳝鱼，仍然苟延残喘，于是复作雷雨，倾满大缸，鳝鱼因为得到了水，欣欣然得生意，而且很快就精神苏醒，一同游归长江大海。
王艮用这个寓言告诉人们：每个人都应该像那条泥鳅一样，凭借现成的良知去做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而这个大事业就是爱一切人和一切物（民胞物与），拯救一切人和一切物，普度一切人和一切物。王艮说，真正的圣人就是那些率性（按良知指引）去做事，“即使不被世免，但亦前进于道”的“志士”。
实际上，王艮思想和王阳明思想在大方向上没有出入。王阳明始终教导他的弟子们，人人都能成为尧舜那样的圣人；王艮也说，天下苍生都是圣人。但王阳明承认一点，虽然人人都能成为尧舜那样的圣人，可必须要下功夫致良知，只有把良知光明了，才能成为尧舜那样的圣人。因为在王阳明看来，只有良知在不被遮蔽下才有可能分清是非善恶，才能按良知的标准去做事。王艮拒绝承认光明良知的必要性，他认为不必光明良知，良知是无善无恶的，只要按良知去做就是了。
如你所知，这种“现成良知”的思想很容易被那些愚夫愚妇所接受，因为不必需要刻苦修行和苦心思辨就能得到真理。所以王艮的弟子都是社会下层人士，上层人士很少信奉他。实际上，我们前面提到过，王阳明在江西的很多徒子徒孙都是贩夫走卒，王艮只不过是登峰造极而已。
王艮把心学思想全力地向社会下层传播，声称“百姓日用即是道”，无论他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产生了下面的影响：中国古代，知识、思想是牢牢控制在知识分子手中的，知识和思想就是他们身份和展现权威的武器。可王艮却把思想传播到下层人士手中，这一武器就从知识分子手中滑到了普通大众手里。知识分子，尤其是在官场中的士大夫们当然七窍生烟，攻击和围剿王阳明心学势所难免。另外，王艮的心学思想激进到这一步，一个社会问题注定要产生。比如，一个社会闲散人员如果听过王艮的这套言论，他就会自信心大增，认为自己是不世出的人物。但没有平台给他施展“民胞物与”，可他觉得自己的良知告诉他，自己可以创造平台，于是，他想到了造反。
本来，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朱熹理学在道德教化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在国家的支持下建立了一系列道德法规，旨在让人安分守己，不要做刁民。可王艮的思想告诉人们，外在的一切规矩和法律都是扯淡，真正的规矩在我们心中。所以，你想到什么就去做，只要是你良知认为对的，就是你良知的旨意，那就符合天理。
这是一种侠客的“快意恩仇”，是一种最容易被统治者厌恶的“我行我素”，王艮开了这一先河，近一个世纪里，王阳明心学左派的门徒如滚雪球般增长，其中多有徒手能缚龙蛇之辈。这恐怕是王阳明永远都不曾想到的。
王艮之后的王阳明心学左派门徒们变本加厉地升级“现成良知”。王栋是王艮的堂弟，继承了家传绝学，王艮的儿子王襞，颇有乃父遗风，二人在继承和发展王艮思想方面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那个曾在王阳明去广西剿匪的路上从贵州长途跋涉来见王阳明的徐樾，王阳明去世后，跟随王艮修行，对王艮的思想忠贞不贰。王艮曾对老婆说：“那五个儿子（王艮的五个儿子）是你生的，这个（徐樾）是我生的。”这说明徐樾得到了王艮的真传。
徐樾的弟子颜钧是个轰轰烈烈的传道者。颜钧完全符合王艮提倡的圣人标志：狂傲不羁，我行我素，不管不顾。他曾在家乡聚集全族人口，向他们传授王艮心学，把家族的人心搞得颠倒沸腾。后来他跑到南昌，对正在准备进行乡试的士子们大谈王艮心学，他指出，天下国家是末，身才是本。所以他劝告那些读书人，不要把天下国家看得那么重，人生在世最应该重视的就是自己。他还说，百姓受苦受难，就是因为有些心存不良的人搞的，这些人当然指的是帝国的皇帝和政府官员。他对士子们说，朱熹理学束缚天赋予我们的人性和权力，应该把它扫进垃圾里，那些礼制只能把人变成木偶，不能让人成为真正的人。至于皇帝和其政府，颜钧大呼：你们不能什么都管，让百姓自己管理自己，你们越管就会越乱。
颜钧这种激进的思想，即使是智商最低的统治者也不爱听，所以，政府注意上了他。但当时掌管政府的人是信奉王阳明心学的徐阶，徐阶对颜钧的思想大为称赞，还曾两次邀请他到北京讲学。
颜钧不仅是个思想家，和王阳明一样，他还是个军事家。正如后来梁启超说的那样，言心学者必能成大事。1556年，正在浙江对付倭寇的总督胡宗宪邀请他到前线，颜钧欣然前往。不久，颜钧担任一支剿匪部队的指挥官，在舟山之役中杀死一千多名倭寇，创造了当时中国军队消灭倭寇数量的最高纪录。
十年后，颜钧已成为王阳明心学左派最光辉的人物，他的言论风行天下，已势不可挡。政府终于决心对付他。一个在南京主管教育的叫耿定向的人假装派人去请他到安徽马鞍山讲学，颜钧带上干粮就上路，想不到他在马鞍山才讲学一天，就被逮捕。
在南京监狱，他受到严刑拷打，要他承认自己有大逆行为，颜钧拒不承认，但他还是被关押起来，直到三年后，才在众弟子用钱财的营救下被释放。才出狱，颜钧就跑到当时两广总兵俞大猷帐下担任军师。五个月后，俞大猷用他的计策在海上把倭寇打得屁滚尿流。后来俞大猷又在广西古田剿匪，颜钧屡出奇计，俞大猷第一次感觉剿匪原来这么容易。
在军营，曾有人问颜钧：“你是一书生，怎么会有这么多军事奇计，从何而来？”
颜钧回答：“王阳明也是书生，创建的功勋光照日月。我的奇计全从良知而来。”
颜钧94岁临终时，给他的弟子们留下遗言：凭良知去做事，不要怕。
颜钧的弟子罗汝芳更是个传奇人物，据说他年轻时刻苦攻读朱熹理学，无论如何都搞不通，最后病倒在床，家里请了无数名医，都无法使他痊愈。后来他老爹给了他一本《传习录》，结果他看了几页，马上生龙活虎。但他已不可能去向死了的王阳明学习，只好寻找王阳明心学的真正传人，于是他找到了颜钧。
颜钧把自己对王阳明心学的认识告诉他：人的天赋道德观念是永生不灭的，人只要发扬这种道德观念就可以了。所以，人们的道德修养根本不必从“去人欲”入手，这就是致良知。
罗汝芳听后，欢喜得手舞足蹈，在长期的修行和参悟中，他渐渐得出了自己的心学思想：人的目视、耳听、饮茶、吃饭、早起、夜寐、相对、问答，以至眼珠的转动、肌肤的痛感，无一不是“良知”的作用和表现。由于人人都有良知，只要具备了一个肉体的形躯，就有了做圣人的条件。不用学不用虑，就可以造就“良知良能”。
这也就是说，朱熹规定的，甚至是王阳明规定那些“省、察、克、治”的“去人欲”的手法实属多余，再向大了说，国家那些控制人思想和行为的一些毫无人性的法律也是多余，甚至大错特错，应该取消。
罗汝芳鼓吹这些思想时，恰好是张居正初当首辅准备进行改革之时。显然，罗汝芳的思想不适合张居正的改革大业，自然触怒了张居正，他被迫辞官归里。张居正虽然能让罗汝芳闭嘴，却不能让王阳明心学左派消失。几十年的时间里，王阳明心学左派在王艮门徒和其传人矢志不移的努力下，于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汹涌的洪流，尤其是社会底层人士，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尊，挑战权威，向往自由。由此引起了被称为“阳明学洪流”“心学横流”的现象。这种现象到了心学左派门徒何心隐和李贽时，更成惊涛骇浪，神鬼皆惊。
二、光辉的断头台——何心隐
何心隐本不叫何心隐，而叫梁汝元，江西吉安人。何心隐早慧，十几岁就把儒释道三家经典烂熟于胸。然而他不肯专注八股文，所以直到三十岁才中乡试。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和颜钧见面，二人促膝相谈，何心隐扔掉朱熹理学，虔诚修行王阳明心学。此后的十二年里，何心隐在家乡践履心学思想，成为名震一方的心学大师。他最有力地实践心学的一件事就是在家乡组织了集约合作化的共同体“聚合堂”。这是一个王阳明心学的理想世界，王阳明只把它停留在《拔本塞源论》中，王艮、颜钧都是如此，只有何心隐把它落到了实处。
实际上，“聚合堂”是一个社会改造计划。政治上，何心隐把分散从事经营生产的小农户组合起来，由“聚合堂”出面统一与地方政府打交道、交纳赋税钱粮，统一协调对付各级官员剥削农民的种种不法行为，统一保护农民的集体利益。经济上，何心隐在“聚合堂”中设立征粮、催粮、管粮、分粮的管理干部，实行精细分工、严密组织、公平分配的管理制度，这是一个惊雷，因为他把千百年来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第一次通过合作化的方式组织了起来，初步实现了农村的合作化生产经营模式。教育上，何心隐主张人人平等，无论你是穷人还是贵族，都有享受教育的权利，他创办学院，集中所有的学生食宿在校，搞军事化管理。课程的设置可谓五花八门，除了王阳明心学外，还有农业、经济、原始物理、原始化学，甚至是烹饪。经过一系列的改造，何心隐把他的家乡变成了一个“人人平等”的乐园。
依何心隐的见解，“聚合堂”不过是对农村改造、改革、改良的试验室，可君主专制的明帝国政府注意到，即使生活在今天的我们也能注意到，“聚合堂”正在搞自治。“自治”就是分裂，就是要独立自主，就是要游离到政府之外，不承认政府的存在，这是任何一个独裁者都不允许的。
首先是地方官找麻烦，加重赋税。何心隐不可能和官府明目张胆地对抗，虽然他有一张能把死人说活的嘴，也有心学的强大力量作为心理支撑，但在拥有权力的政府面前，他只能认栽。其次是地方乡绅的反对，如果人人都平等，人人都能享受教育，那乡绅在地方的影响力就会大打折扣，他们千方百计阻挠何心隐乐园的前进。最后的结果则是，在各方势力的围剿下，何心隐的财政发生困难，“聚合堂”在敲锣打鼓中开张，很快就偃旗息鼓了。
这一剧烈的打击并未让何心隐心灰意懒，相反，困难和逆境让他快速地成长。他谨遵王阳明早期提倡的“知行合一”，把心学思想毫无保留地投入到现实中去。
42岁时，何心隐家乡的地方官强征“皇木”税，何心隐认为地方官是在滥收税，于是写信不阴不阳地臭骂了地方官一顿。地方官暴跳如雷，把何心隐捉到监狱，准备判他一个无期徒刑，幸好他一位同道认识当时在浙江大权在握的总督胡宗宪。在胡宗宪的帮助下，何心隐才重见青天。
在政府官员们的认识中，何心隐独来独往，我行我素，永不安分。政府说“是”，他绝对说“非”；政府说“非”，他肯定说“是”。他在家乡受到严厉的监视，行动受阻，出狱两年后，他北上到达北京。
在北京，他以心学家的身份受到了北京底层民众的热烈欢迎。有那么一段时间，在心学信奉者御史耿定向的帮助下，何心隐讲学、著书、辩论，忙了个四脚朝天。就在这万般忙碌中，有一天他见到了未来的首辅、手腕强硬的张居正。当时张居正正在国立大学（国子监）担任二把手，没有政治权力，却有文化权力。
那天二人相会的情况是这样的：何心隐正在耿定向家和其聊天，忽然张居正来了。何心隐马上躲了起来。张居正早就听说大名鼎鼎的何心隐在这里，于是要求见一面。耿定向按何心隐的叮嘱说何心隐病了，不能见客。张居正走后，耿定向问何心隐，为何不肯见他？
何心隐神秘地说：“这个人将来会掌握天下权柄。”
耿定向半信半疑，说：“如果真是如此，你更应该见他，如果能和他搭上关系，将来王阳明心学可能会成为显学。”
何心隐叹息道：“严嵩（当时的首辅）想消灭道学而办不到，徐阶（大学士）想扶持道学也不成，能兴灭道学的只有这个人。你记住：这个人一定会杀我！”
耿定向仍然不太相信，因为他不太了解何心隐，正如他不了解张居正一样。
张居正在那时就已抱定了一有机会必要对国家实行改革的决心。但他的改革手法是自上而下的，通过掌握国家权力对体制进行改革。而何心隐的改革思路则是从下到上，也就是说，先从普通民众的觉醒、自治、独立、自主开始。二人都想把国家拉到繁荣富强的轨道上，可在张居正看来，何心隐的思路是大逆不道，从底层开始的改革即使侥幸成功，江山社稷也必会受到动摇，因为底层一旦成功了，力量就会壮大，动摇上层是水到渠成的事。
何心隐说张居正将来必杀他，不仅仅是杀他本人，还要杀掉蛊惑人心的王阳明心学。
这件事告诉我们，何心隐和张居正没有见面。而另外一个故事则告诉我们，两人见面了，而且有一段充满杀机的对话。
何心隐问张居正：“您可知道王阳明心学吗？”
张居正点头说：“知道一点，本来是好东西，却被一些烂人给弄坏了。”
何心隐说：“恐怕是被一些顽梗分子给误解坏了。”
张居正阴冷地看向何心隐说：“你们总想着要飞起来，我看你们永远都飞不起来！”（“尔时时欲飞，欲飞不起也！”）
何心隐方寸乱了，后来他对耿定向说：“张居正这小子肯定要杀我。”
“尔时时欲飞”大概是心学家们给张居正的深刻印象，这些人总是一副救世主的模样上蹿下跳，永不安分。
张居正对那些心学家何以有这样的印象？黄宗羲的分析一针见血：心学家们坐在利欲胶漆盆中，时常向人推销“人人平等”的思想，所以能获取民心；心学家们大都是聪明极致的人，是出色的实用心理学家，而且王阳明心学本身就是让人顿时可以“明心见性”的学说，经过他们些许的努力，就会获得很多人的亲睐；尤其重要的是，心学家们永不言败，认准了目标矢志不移，从没有一时一刻“放下”的时候；最后，王阳明心学本身就有打破传统、挑战权威的思想。黄宗羲说，这些人随时会把传统和政府尊崇的圣人与礼仪掀翻在地，从不客气，从不愧疚。
何心隐和张居正见面后的第二年，又做了件让人瞠目结舌的事，即谋划除去严嵩。
严嵩当时以内阁首辅的身份臭名远扬，何心隐和耿定向一直想把他除掉。耿定向认为应该联合政府官员们的力量共同对严嵩进行弹劾，何心隐冷笑，说耿定向对王阳明心学的造诣太浅。他说，你那种办法是以卵击石，事倍功半。当今天下谁不知严嵩最受皇帝宠爱？向皇帝控诉严嵩和向老虎申诉小老虎的恶迹有什么区别？耿定向问何心隐有何妙计，何心隐说：“不能靠常规方法，该用阴招时就必须要用。王阳明在江西剿匪全用阴谋，何曾用过阳谋？”
何心隐的阴招就是：积极拉拢朱厚熜最信任的道士蓝道行，并且获得成功。有一天，何心隐得知严嵩有奏疏奉上，立即让蓝道行在朱厚熜面前占卜，得了一卦：今日当有一奸臣言事。
朱厚熜正在纳闷，严嵩乐颠颠地来了，说有事上告。朱厚熜为此开始警觉严嵩，据说，正是因此，严嵩后来迅速垮台。
不过那是以后的事，当严嵩得知自己中了何心隐的奸计后，马上准备对何心隐下手。何心隐没有力量和严嵩对抗，于是将梁汝元的本名改为何心隐，逃之夭夭。
王阳明心学训导出的心学家大都有何心隐的特质：从不与对手正面对抗，也从不做不必要的牺牲。一切在良知的指引下，该出手就出手，该逃跑就逃跑。
何心隐后来的岁月可谓东跑西颠，李贽后来评价他“独来独往”大概是迫不得已。他在福建大概待了十年，直到严嵩垮台后，他的危机才有所缓和，跑到重庆做了重庆知府程学博的参谋。前面我们说过，心学家大都是出色的军事家，何心隐发挥了这一心学家的长处，在他的帮助下，程学博把重庆的白莲教起义轻而易举地镇压了下去。史书说，何心隐每出奇计，计计得逞，白莲教徒众成了何心隐手中的木偶。
心学家何心隐的军事才能并未仅仅体现在重庆，他在流亡福建的十年中，曾到当地少数民族地区传授神乎其神的军事常识，后来，这些少数民族兵团靠着何心隐的军事思想和政府作对，搞得政府头痛不已。
1573年，朱翊钧（明神宗）继位，张居正独揽大权，发动改革。改革的其中一条则是毁掉天下书院，何心隐七窍生烟，宣称要到采取任何手段把张居正搞掉。张居正也大发雷霆，把“妖人”“逆犯”“盗犯”“奸犯”的帽子统统扣到了何心隐脑袋上，命令各地政府全力缉拿他。何心隐没有别的办法，只好东躲西藏。
1579年，62岁的何心隐被捕，在被逮捕他的地方官处决之前，何心隐说：“就凭你能杀的我了吗？杀我的不是你，而是某人。”
这个“某人”就是张居正。
何心隐在武昌被处决时，武昌底层人民号啕大哭，对何心隐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悲痛不已，这足以说明，心学家在当时有多得人心。
何心隐对王阳明心学左派理论上并没有突破性的贡献，与其称他为心学理论家，不如称他为心学实践家。终其一生，他始终在努力实践心学思想勾画出的理想蓝图，屡败屡战，直到最后彻底失败。
他对心学的实践更能让社会底层快速而彻底地觉醒，他反对君主专制，认为人们应该拥有自己的自由空间，他反对政府打着为民谋福利的幌子横征暴敛，他认为应该在地方，尤其是行政单位最小的乡村实行完全的自治，让所有人都受到最完美的教育（这个教育当然是心学教育）。显然，这在君主独裁国家必然行不通。所以，何心隐心学的处境非常尴尬：他口口声声宣传的世界上最美好的心学却没有实践的机会！
和大多数心学家一样，何心隐同样强调作为单个人的重要性。他说，人是天地的心，如果一个人不能支配自己，那天地就不存在。天地不存在，天下国家从何而来？所以，想要天下国家在正轨上，首先要做的就是每个人可以支配自己。但这在明代，几乎是痴心妄想。
何心隐之后的王阳明心学左派宗师级人物除了李贽外，还有一个人必须要说。此人就是焦竑，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全才人物。焦竑是出色的史学家、金石文字学家、考据学家、文献目录学家、印刷出版家、哲学家、佛学家，其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藏书，他的家就是个中型图书馆，几乎在国家图书馆找不到的书，在他这里总能如愿以偿。
焦竑师从何心隐，不过何心隐并未在理论上为心学做出贡献，所以焦竑也只是学到了心学“挑战权威”的精髓。他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学道者当扫尽古人刍狗（刍狗指木偶，暗指那些被理学家所恭维的死圣人），从自己胸中辟出一片天地。”
焦竑大概是才华横溢到极致的缘故，所以想引佛入儒，把王阳明心学左派变成彻底的禅宗。虽然这件事已被他们的鼻祖王汝中在理论上完成了，可很多心学家还是认为王阳明心学是儒学，而不是邪门歪道的佛学。焦竑不得不失败，后来，他大致对王阳明心学左派思想做了一个总结，这个总结是王阳明心学左派的思想主旨。
第一，现成良知：“致良知”不是应当实现的未来的课题，而是现实具备于自己心中原理的实行，也就是说，人人都不必去向内致良知，只向外发散良知，而且这种发散不是你有意为之，而是良知的自我运行。
第二，“四无”说：心的本体是无善无恶，心的活动也是无善无恶的。
第三，“童心”说：所有人都具备了赤子之心，这一赤子之心是天理至纯的典型。
第四，“满街圣人”：所有人都原封不动地是圣人。
第五，摆脱思想束缚：轻视经书和圣人，将客观的社会性课题直接作为主观的自己内心的课题。一切外在规范的评判标注都在我心上，我心就是上帝，我自然就是上帝。
如果把这些思想和王阳明心学思想相对照，则会发现，二者恐怕没有本质上的不同。王阳明虽然没有说“现成良知”，可他始终承认人人的确有良知，一些人看上去没有良知，只是因为他们不能知行合一。至于“四无说”，王阳明没有否认过。而童心说，则是王阳明经常提到的人应该拥有一颗赤子之心。赤子之心就是童心，心学家并不是让你像小孩子那样不懂事，而是希望你应该像孩子那样什么私欲都不想，长此以往，就能锻造出良知的威力。
至于“满街圣人”说，在王阳明的《传习录》中有此论述。而摆脱思想束缚，是王阳明一直提倡的，不要被任何的经典和圣人吓倒，一个人如果成为思想和圣人的奴隶，那就不可能独立自主，拥有自尊。
焦竑不过是王阳明心学左派的一个帐幕，拉起它，目的是为了帐幕后的顶级光辉人物——李贽。
三、心学巨子李贽
王阳明“天泉证道”的1527年，李贽在福建泉州出生。这位多年以后的心学巨子从一出生就注定了他的前途。
李贽曾有段自我评价，非常忠实：“我从小性格倔强，难以驯化。不信道家学说，不信儒家学说，不信神仙鬼怪，讨厌道士，特别讨厌的是只知一心读八股文、考科举的书呆子。”他甚至是咬牙切齿道：“平生最不爱被人管。”
李贽的传记作者指出，李贽是个性格急躁，不讲情面，常常当面指责别人过错的人。而且直率任性，说话办事不计后果。他不是个随和的人，喜欢争辩。但这种争辩只是和特别投机的朋友，对于他不喜欢的人，他连一句话都不肯说。
李贽小时候的性格就异常叛逆，喜欢标新立异，有这样一件事可作证明。
《论语》中，孔子的学生樊迟问孔子如何种菜种粮。孔子回答：“种粮，我不如粮农；种菜，我不如菜农。”孔子后来对人说：“樊迟真是个小人。”
李贽的父亲要他以此主题写一篇文章。李贽这样写道：“樊迟问孔子怎样种粮种菜，孔子不能回答，说自己在这方面不如农民。而孔子之所以要在背后骂樊迟为‘小人’，就是因为樊迟明知孔子对种粮种菜一窍不通，还要提问，孔老头大跌面子，怎能容忍？”
这种议论简直是惊天之语，自孔子被尊为圣人后，没有人敢说孔子的坏话，而李贽却把孔子说成了一个虚荣心十足的老头，这种胆量和这种分析能力在那个时代实在是少有。
由此可知，他后来成为道学家们眼中十恶不赦的“异端”，也就不足为奇了。
李贽能有后来的名声，全拜劫难所赐。二十六岁时，他参加乡试。别人都对这件事诚惶诚恐，兢兢业业地学习，而他则报以玩世不恭的态度。临考前，才找来前辈们做的八股文几十篇，背诵一遍，后来居然过关。李贽仰天狂笑：“这就是游戏，东拼西凑就能过关，看来，那些考官对圣学也是狗屁不通。”
按理，李贽中乡试后应该到北京参加会试。可他没有去，理由是北京太远。他只想在老家附近找个小官做，可他的性格使他处处碰壁。直到三年后，他才被任命为河南共城县的儒学教师。这是个尴尬的职务，地位低，收入少，只能维持自己不被饿死。
在河南共城做了三年儒学教师后，李贽又获得了另外一个职务：南京国子监教官。正当他要贡献能力时，他的父亲去世，按儒家传统，他必须回家守孝。1562年，36岁的李贽守孝完毕，全家搬迁到北京，希望能在北京找到晋身的阶梯。遗憾的是，在北京谋一份官职更难，而且李贽的性格又要求他不许主动求人，所以他只好以开馆教学为生。1565年，李贽获得了北京国子监教官的职务，他还没有来得及庆祝，二儿子就夭折，任职三个月后，祖父又去世，李贽不得不离开北京，回家守孝。
到此为止，李贽的运气太差了，但离尽头还远着呢。
他回家没有太多的钱埋葬祖父和之前死掉的父亲，还有停棺多年的曾祖父。他只好把妻子和三个女儿留在共城，买了一块地，让他们维持生计。而一年后，河南大旱，他的两个女儿没有撑下去，活活饿死。三年后，李贽从老家回到共城，只见到了精神已不大正常的妻子和唯一的骨瘦如柴的女儿。李贽悲恸万分，要死要活。
他不相信命运对他如此不公，1566年他回到北京，被分派到礼部担任小官职，这也是个只能吃饱肚子的工作。1571年，他又被调到南京刑部担任下级官员，这仍然是个只能吃饱肚子的工作。这一年，李贽已经四十四岁，几乎很少有人像他命运多舛到这个地步。在南京刑部工作的六年后，李贽的春天看似来了。张居正推行改革，破格用人，李贽很赞同张居正的改革方案，于是被任命为云南姚安知府。可是这迟来的春天已经温暖不了李贽多年来坎坷冷冻的心，勉强任职三年后，李贽挥一挥衣袖，离开姚安，来到了他朋友耿定理家中。耿定理的兄弟正是那位用诡计捉拿颜钧的耿定向，这位忠实的朱熹理学卫道士当然不会允许兄弟引狼入室。李贽当时虽然没有彻底地成为心学门徒，但他的种种思想已和王阳明心学的提倡不谋而合。耿定理是心学家，当然和李贽谈得来，而且还让李贽做了家族少年们的老师。可耿定理不久就去世了，耿定向驱逐了李贽，理由是：怕你教坏了小孩。
李贽留下一封信，强烈反驳耿定向。李贽说，他教不坏小孩，教坏小孩的是现行教育。耿定向懒得理他，李贽放眼四望，已没有地方可以容身，除了老家。
1585年，李贽回到泉州老家，他的家族所有人都询问他的成就。如你所知，李贽拿不出来。他越是不回答，家族的追问就越激烈。他的妻子成了精神病，每天都折磨他，李贽一气之下，跑到湖北省东北部的麻城，住进了他朋友主持的维摩庵。李贽和家人彻底决裂，三年后，他和尘世决裂：到麻城三十里的龙潭芝佛院落发为僧。这一年，李贽六十二岁，身体虽然衰老，但心却依然年轻。他开始参悟王阳明心学，并且心有灵犀地一看就懂，他的“异类”和“异端”形象逐渐树立起来了。
李贽先在举止上疯狂：他经常下馆子吃肉喝酒，每次都把自己喝得醉醺醺，满脸通红，连光光的头皮也泛着红光，走在街上摇摇晃晃，嘴里时常说出疯疯癫癫的酒话。他声名大振，很多人慕名而来向他请教道学。在这时，李贽就故意把眉头一皱，袖子一甩，训斥道：“大好时光，在这里读死书，还不如找几个歌女、喝点小酒、唱个小曲有意思！”几个调皮的读书人就真的找来几个歌女，李贽大笑，称赞道：“这样好！这样好！比和道学（理学）先生在一起强多了！”
举止上的疯狂只是骨肉，必须要有灵魂，这个灵魂就是李贽在思想上的“大逆不道”。
道学家们说：“天不生仲尼（孔子），万古如长夜。”
李贽说：“我呸！难道孔子没有出世之前，人们一天到晚点着蜡烛走路？”
道学家们还说：“孔子乃万世师表。”
李贽说：“我还呸！一个人来到人间，自有他发挥作用的地方，不可能等着从孔子那里得到传授，然后才有谋生的本领。假如一定要等着从孔子那里学得点什么才能生存，那么，孔子没有降生之前的几千年，人们就不过日子了吗？”
我们今天来看这两个反驳，不足为奇。但在明代，这可是极端的思想反动。孔子是所有读书人心目中的上帝，即使是皇帝，也要对孔子毕恭毕敬。道学家们说，凡是孔子说的都是对的，凡是说孔子不对的都是异端。孔子的是非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是非，可李贽却怀疑孔子，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这是王阳明心学中典型的“轻视权威”思想，“心即理”的直观展现。李贽对这个国家崇拜孔子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说：“我从小就读孔子的书，却不了解儒家学说。从小尊崇孔子却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值得尊敬。我觉得自己像一个站在人丛中看戏的小矮人，除了前面人的后背，什么都看不见。人家说戏唱得好，我也跟着说好，随声附和。在未学王阳明心学前，我就像一条哈巴狗。前面狗看见生人叫起来，后面的狗听见叫声也跟着叫，其实连半个人影也没有看见。”
李贽的意思是说，那些尊崇孔子的人只是人丛中的“矮子”，是“哈巴狗”。他说，他决定不再做哈巴狗，而做一个人，一个完全按内心良知去做事的人。
对于孔子，李贽颇多微词。他说：“《论语》记载孔子吃东西非常挑剔，颜色不好的不吃，味道不香的不吃，做得不好不吃，菜不新鲜不吃。这种人，简直就是矫情，哪里有圣人的一点模样？”
对于《论语》中记载的孔子对一位老者又打又骂“老而不死是为贼”的情景，李贽戏谑道：“孔子真是大慈大悲。”
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在李贽的思想中，根本就没有什么圣人：尧舜和路人甲是一样的，因为王阳明说过，我们拥有良知的心是评价一切客观事物的最后依据，所以，李贽说，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圣人，如果真有圣人，那大家都是圣人，如果没有，那大家全是俗人。
李贽的第二个“大逆不道”就是肯定正当的人欲，反对理学家们虚伪的禁欲主义。他把天理和百姓的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说：“穿衣吃饭，就是人伦物理；除了穿衣吃饭，还有什么人伦物理？世上一切都是衣和饭而已，所以只要是与衣和饭有关的，就是天理。一切与衣和饭没有关系的，就不是天理。”
理学家说要灭掉人的私心，彰显公心。李贽反驳说：“私心就是人心。人必有私，而后才能见心。如果没有私心，那就没有心了。比如种地的，肯定有个秋天收获的私心，才肯下功夫努力种田。读书人肯定有个进取的私心，然后才肯下功夫学习。所以说，你要是不给别人报酬，没有人会为你工作。那些血战沙场的将士必有封爵的心，才肯奋力杀敌。”李贽重点指出，大家都说孔子是圣人，其实孔子私心更重，他为什么那么卖力地推销自己的思想，还不是因为有“沽名钓誉”的私心？
这种把人的行为动力归根到个人利益、个人欲望的行为，恰好和理学家们提出的“人必须要忽视个人利益，祛除欲望”的思想针锋相对，李贽可谓是吃了熊心豹子胆。
在那些礼教维护者看来，李贽对圣人的怀疑和对他们的攻击只是隔靴搔痒，但李贽第三个“大逆不道”的行径就让他们无法忍受了，这就是李贽对道学家们的直接攻击。
他说：“道学家全是伪君子。当有利可图时，他们就说，为天地立心，为万民请命，削尖脑袋向上爬；当国家和民族遭遇危机时，他们躲藏起来说，圣人教导我们要明哲保身。”李贽评价说：“这些家伙可真是机灵鬼。”
对于这些机灵鬼，李贽有着超绝的看法：他们为什么要学理学呢？很简单，因为他们要靠理学发家致富。很多人不学理学而能发家致富，是因为他们有才华。而理学家一点才华都没有，所以必须要学习理学，理学是国家意识形态，所以谁学了它谁就容易获取荣华富贵。他们只是把理学当成发家致富的踏脚板，一旦得偿所愿，就不可能再深究，于是，我们见到的很多理学家都是无能之辈。平居无事，只知道打躬作揖，终日正襟危坐，和泥塑差不多，以为杂念不起，超凡入圣。可一旦有警，则面面相觑，绝无人色，甚至互相推诿，以为是明哲保身。国家所以总是缺乏人才，就是因为这样的人充斥着政府。理学家们不但能力差劲，道德素质也成问题。所以李贽说，这些家伙是满口仁义道德，肚里却是男盗女娼。
李贽最引人注目的“大逆不道”应该是对儒家规定的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的颠倒，他说，只有朋友伦理才是真伦理，其他都是扯淡。李贽一生中朋友很少，但都是知心朋友，他一生颠沛流离，都是朋友帮他渡过的难关，这大概是他的感同身受。李贽一生仕途波折，所以没有君臣伦理的概念，他父亲、祖父、曾祖父的去世为他增添了仕途的阻碍（他要回家守孝）和金钱（他要花钱）上的麻烦，所以很厌恶父子伦理。至于兄弟和夫妇，更为李贽所反对。他质问，做弟弟的凭什么就要对哥哥毕恭毕敬，做妻子的凭什么就要对丈夫举案齐眉？所以他认为，五伦中只有“朋友”的诚信之理才是真正的伦理。
李贽似乎和道学有不共戴天之仇，道学赞同的他必然反对，而道学反对的他肯定赞同。秦始皇在儒家知识分子那里从来就没有好印象，可李贽却称秦始皇为“千古一帝”；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私奔被理学家称为淫荡之举，可李贽却说，司马相如和卓文君都是善择佳偶的人，应该赞颂；理学家说武则天是个恶女人，李贽却说，武则天有爱人才之心，是千古帝王群中难得的一位，尤其她还是个女人，就更可贵了；陈胜是个造反家，李贽却说他是千古第一人。
恐怕只有一种主张，李贽才和士大夫们极不情愿地站在了一起，那就是对民变的看法。李贽认为，民变就是百姓良知丧失的后果，所以对于民变，李贽深恶痛绝。
但在这一点上，李贽又是矛盾的。这从他评点《水浒传》上就能看得出来。一方面，他赞赏宋江投降后征讨方腊的大义，可另一方面，他对一百单八条好汉又倾注了浓重的感情。他认为，官逼民反，民如果还不反，那也是良知丧失的标志。也就是说，他认可农民的造反，正如他认可陈胜造反一样，可有个前提，必须是官逼了，民才反。
理学家们只记住了他认可《水浒传》中的造反，却刻意忘记了他对现实中民变的攻击，因为所有的理学家都知道，如果不铲除这个“异端”，那他们就对不起天上的圣人们。
1602年，礼部的一位官员向当时的万历皇帝朱翊钧控诉李贽，首先是他大逆不道的言论，然后就是李贽不检点的私生活。据这位官员说，李贽在寺庙中招收女弟子，经常和这些女弟子裸泳。
李贽有女弟子不假，可真不至于达到裸泳的地步。朱翊钧暴怒，下令缉拿李贽。李贽意料之中地被捕，下锦衣卫狱。审讯官要他交代大逆不道的罪行。李贽冷笑道：“我写的书很多，而且在民间流传，这些书的内容对国家，对真正的儒教有益无损，你们可去查。”
审讯官也冷笑，说：“和尚，你还不知你已大难临头？”
李贽望着阴森森的监狱，笑了笑，说：“今年不死，明年不死，年年等死。”
审讯官发现了他的顽固，以后就拒绝审问了。而李贽在监狱中有足够的时间开始思考他的“天下第一好死”。
在狱中三月后的某一天，李贽要守卫给他拿来剃刀，他要剃头。剃刀拿来，李贽趁看守不防备，一把夺过其手中的剃刀，用尽浑身力气向喉管上切了进去，然后猛地拔出，一股鲜血喷射而出，黑暗的监狱中出现一道鲜红的彩虹。
李贽倚着墙慢慢地坐了下去，鲜血染红了他的前胸，开始向牢房的低洼处缓缓地流淌。看守目瞪口呆许久才反应过来，要跑出去找医生，李贽拉住他，艰难地摇了摇头。
看守小声问：“和尚，痛不痛？”
李贽用手指蘸血写了两个字：“不痛。”
看守再问：“为何要自杀？”
李贽再蘸血艰难地写道：“七十老翁何所求？”
此后，牢房里再无声息，只有血水在地上流淌。李贽去世，享年75岁。
李贽的去世，使生机勃勃的王阳明心学左派戛然而止。李贽之后虽有“东林党”党徒信奉心学，但在李贽和他前辈们创造的辉煌面前，微若萤火，不值一提。我们注意到一个很明显的事实：自王阳明去世后，心学左派从迅速崛起到李贽之死的销声匿迹，明帝国政府对心学左派的态度并不强硬。心学左派唯一遭受的打击就是张居正废天下书院，但随着张居正的去世，书院重开，左派心学家们重新回归。何心隐的死和李贽的死只是政府处理的个案，政府从来未对心学左派进行过全面打击。
李贽是把王阳明心学推到极致的第一人，也是最后一人。他对当时的道学家掌管天下思想的肮脏丑态进行了激烈的批驳，他希望国家和政府应该像大海一样“不留死尸”，像龙门一样“不点破额”（皆为裁汰冗员之意），如此，才能“一代比一代高”。王阳明在发现个人价值时主张“我”时还有些扭扭捏捏，但李贽主张“我”时就是毫无顾忌的赤裸裸，他就是上帝，就是人类的最终裁判，“颠倒了千万世之是非”。
李贽让平民阶层觉醒的速度加快，质量提高，甚至影响到了高级知识分子阶层。最被我们所知的明末“东林党”已过分地强调自己，而和国家针锋相对。这正是心学左派的思想：身为本，天下国家为末。万历中期的首辅王锡爵曾质问过东林党领导人顾宪成：“为什么朝廷说是，民间（在野的东林党）就必说非。”顾宪成反问：“为什么民间说是，朝廷就必说非？”
朝廷和民间在思想上已形成尖锐的对立，明帝国的覆亡指日可待了。
从王阳明去世的1529年到李贽去世的1602年，73年时间是王阳明心学左派的璀璨时代，之后，随着明帝国的灭亡，满清统治中国，王阳明心学被彻底扫荡和镇压，从此销声匿迹了好久好久。
然而，人人都知道，王阳明心学思想是压制不住的，它必然卷土重来。
四、心学在清朝
1644年，清帝国继承了明帝国的遗产，统治中国。有些人在总结明朝灭亡的教训时发现，明帝国政府在统一思想上做得很差劲，对百姓的思想控制太宽松。所以明帝国后期层出不穷的民变，除了天灾外，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王阳明心学的泛滥，也就是心学洪流让底层民众过分觉醒，让他们有理由去争取独立和平等。清朝统治者认为，王阳明心学是洪水猛兽，必须严厉禁止；朱熹理学最适合治国，必须高调提倡。
当然，清朝统治者们禁止的是王阳明心学左派，对于已经趋向于朱熹理学的右派，他们不太禁止但也不支持。这似乎给了王阳明心学满血复活的机会，一批心学大师站到了清朝思想圣坛上。他们是孙奇逢、李颙、毛奇龄。确切地说，他们是王阳明心学的修正主义者。
孙奇逢在明帝国就是名声大振的人物，他曾营救过被权监魏忠贤陷害的忠义之士，也曾带领全族抵抗过清军，明亡后，他带领弟子隐居深山，讲学不辍。清政府多次请他出山，都被他以“逃跑”的形式拒绝，后来在河南辉县的苏门山终老，他活得几乎过了头，享年九十二。
孙奇逢原本是王阳明心学忠实门徒，认为“天理”两个字是自己体贴出来的，不是那些好为人师的人制定出来的。他说，王阳明的“良知”说，是王阳明自得而来，和孟子的良知无关。他认为王阳明提出的“心即理”很有道理，不过，王阳明心学中禅的成分太大，导致了心学左派的洪流在民间沸腾，人人都能成为圣人，人人就都可以自以为是，我行我素。而在庙堂上，心学左派产生的畸形“东林党”，往往空谈，意气用事，才导致了国家的覆灭。他认为这样很不好，于是倾向于朱熹理学的“慎独”，也就是说，还是需要通过外在的种种规矩来修行才可以真切地体贴到“良知”的效用。
不过，虽然用朱熹理学来矫正王阳明心学，可孙奇逢还是坚持王阳明心学中的“知行合一”。他说，必须要付诸实践，从眼前一言一行做起，不要浪费掉一天甚至一时。
我们都知道，王阳明提倡“知行合一”的根本目的是让人矫正自己的意识，孙奇逢提“知行合一”就特别重视“行”，这是王阳明心学的一个悄悄的转变：王阳明心学变成了崇实经世的思想。
这其实也是王阳明最大的心愿，心学本来就是要拿来用的，而不是用来讲的。孙奇逢被后人称为学术界的“泰山北斗”，可能正是他把王阳明心学和朱熹理学做了调和，虽然成绩微小，但他毕竟做了努力，而且开了修正王阳明心学的先河。
李颙在单亲家庭中长大，性格孤僻，但好学，全靠自学读通了经史诸子以及佛、道典籍。成年后，明朝灭亡，他南下讲学，影响极大。满清政府要他出来做官，他宁死不为。有一次，地方官亲自到他家中，他躺在床上六天六夜，绝食六天六夜，最后，他居然要拔刀自杀，地方官见这人简直变态，急忙逃走，再也没有来请过他。李颙晚年反锁房门，过起了置身坟墓般的生活，直到1705年去世，他活的时间也很长，享年78岁。
李颙虽然博学，但学术思想的源泉却是王阳明心学。他指导他们的弟子说：“做学术先要看陆九渊、杨简（陆九渊心学慈湖学派创始人）、陈白沙，尤其是王阳明，阐明心性，直指本源。把他们的思想搞通了，就能见到大道。”
他也强调“知行合一”，认为“上口不上身”的口耳记诵之学不值一提。在他晚年，他提出了“明体适用”的思想。所谓“体”就是王阳明心学，而“用”则指的是经世致用的一类实学。这是他对王阳明心学的修正，王阳明心学发展到后来，逐渐流入枯禅虚空中，李颙希望用“实学”来补充它，从而矫正它。
我们可以从李颙开的一个书单中明白他这一思想。在“明体”类的书籍中，他选了陆九渊、王阳明、王汝中、王艮、陈白沙等心学大师的著作，还有朱熹、二程、吴与弼、薛瑄等理学大师的著作。
在“适用”类书籍中，他选了诸如《武备志》《资治通鉴纲目大全》《大明会典》《历代名臣奏议》《水利全书》《地理险要》等有关国计民生的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书籍作为弟子们的必读书。
李颙和从前的心学家们一样，激烈反对八股文。他说：“八股文就是洪水猛兽，束缚人心的最大枷锁。洪水猛兽虽然危害人类，但只造成对人身体的侵害。而八股文的泛滥，使一代学人醉生梦死，浑然不觉，祸患无穷。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可怕的：人心陷溺之深，终会昏死过去。”
他主张应该自由讲学，自由讲学应该讲实学，人人都可以成为某个领域才华横溢的人，如此才能让国家的人才越来越多，而清初的八股取士，只能取到如李贽所谓的白痴人才。
孙奇逢和李颙对王阳明心学的理解和修正还停留在王阳明心学本身的思想洞窟中，毛奇龄已经开始观察和修正王阳明心学中的“事功”思想。
明帝国灭亡的前一年（1643年），毛奇龄出生于浙江萧山，成年后，他曾参加过抗击清政府的义军，失败后在江淮东躲西藏达三十年之久。这三十年他并未浪费，全身心地钻研王阳明心学，成绩不俗。
与孙奇逢和李颙不同的是，毛奇龄做过清朝的官，而且还是国家人才储备库翰林院的学士。这大概缘于两点：第一，毛奇龄出生在明帝国灭亡前夕，对明帝国的感情并不深；第二，受到王阳明心学提倡建立“事功”的思想，他认为应该到政府的大平台中去寻找机会创建事功。
毛奇龄在钻研王阳明心学的同时也探究朱熹理学。朱熹理学把“圣学”和“圣功”割裂开来，王阳明心学则把二者合二为一，毛奇龄认为王阳明说得对，并且侧重于“圣功”。他说，一个人修身的目的就是为了治国平天下，“事功”应该成为每个人人生中唯一要追寻的东西。他反对空言说经，认为讲学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讲实学，学生听完后就可以去实践中用的。
毛奇龄还有个突破性的思想，就是认为中国传统政治中“重农抑商”的思想是大错特错，因为商人创造的“事功”更显眼，更有分量，国家应该支持，而不应该打压。
无论是孙奇逢、李颙还是毛奇龄，他们和清初的那些心学家诸如黄宗羲、张履祥、颜元一样，给人的感觉是，他们在心学圣坛上的身份模模糊糊。一方面，他们声称自己的思想来源于王阳明，而另一方面，他们又用理学给王阳明心学增加了许多成分，在他们身上，我们发现王阳明心学有点四不像了。甚至张履祥和颜元，从伏首王阳明掉头又批判王阳明，可他们批判的武器中，仍然有王阳明心学的思想。
这种遮遮掩掩，甚至是反戈相击大概是迫不得已。清朝统治者对王阳明心学一点好感都没有，作为生存在极权下的思想家们，也只能遮遮掩掩。虽然如此，王阳明心学在清朝却不绝如缕，一遇国家民族危急时刻，王阳明心学就如沉寂待发的火山一样，冲天而起，火光骇人。
1840年，清政府和英国政府的军队正式在海上面对面，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清政府惨败，从此开始了它屈辱悲惨的晚清史。实际上就在鸦片战争的很多年前，清王朝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乃至思想危机已露苗头。政治腐败是罪魁祸首，直接导致官员道德素质的下滑，社会风气的颓废，思想世界的单调乏味更加重了这些危机。
江苏扬州人焦循首倡王阳明的“致良知”，他提出最应该先致良知的就是皇帝，皇帝治理天下应该用良知来让百姓富裕起来，不能总是对百姓空讲义而不讲利。他巧妙地将“义利”结合起来，要人摒弃理学家的义利水火不容的观点。他说，一个政府的良知就是要满足人们正当的欲望。和王阳明以及门徒一样，焦循试图创造一个乌托邦，这个乌托邦和王阳明“拔本塞源论”的思想一模一样。
不过，焦循并非是个傻呵呵的乐观主义者，他看到了当时社会的重重矛盾，所以提出了“变通”。“变通”是王阳明心学的一个大题目，王阳明曾说过，《易》就是变，变则通，心学就是一门随时变通的学问。焦循对这一思想变本加厉：一切政令措施，应该审时度势，因时制宜，社会变革势在必行，谁都阻挡不住！
焦循所谓的“变通”可不是让农民起义，他是站在统治者立场来说话的。“暴力革命”是焦循强烈反对的，他说这些人只有破坏性根本没有建设性。他警告统治者，如果你不主动变革，那自有些“小人”先变革，到那时，天下大乱，就很难收拾了。他焦虑地问统治者：你能做到的事为何要等别人拿着刀来逼你做呢？
焦循的心学思想也只能是口号，没有统治者意识到和有能力做变革，哪怕是“致”那么一点点良知，满足百姓的欲望，都无法做到。
焦循是江湖心学者，林则徐则是庙堂心学家。
林则徐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虎门销烟”，他从低级官员一直做到总督，可谓仕途畅通。他的为政总结就是：尽心。
林则徐是不折不扣的王阳明门徒，王阳明心学思想深入骨髓。林则徐所处的中国，闭关锁国，死气沉沉，而世界风暴已经开始刮起，林则徐发挥王阳明提倡的人的主体精神，要人睁眼看世界，认为人只有面对现实，勇敢地学习先进技术和思想，才能抵抗强敌的挑战。
林则徐有一股王阳明的劲头：遇事必尽心尽力，哪怕是不可为的事，但良知认为应该去做，他就义无反顾地去做。在广东虎门焚烧西洋人的鸦片烟时，所有人都反对，因为这样会给他本人引来麻烦，但林则徐却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以避之。”坚决销毁鸦片。后来的事情正如别人所预料的那样，英国人把军舰开到中国大门口，中国政府打不过人家，只好把林则徐当成替罪羊，发配边疆。
林则徐是那个时代最合格的官员，官事无巨细，必亲自参与谋划，待人温和、诚恳，严以律己，用良知来对待一切人和事。
他是心学践履者，而他最后的命运却告诉我们，王阳明心学在那时显然已无法再在中国成长。
和林则徐同岁的嘉庆年间的进士姚莹同样是心学践履者，崇拜王阳明达到难以理解的程度。当有人质疑王阳明时，他愤怒地说：“王阳明岂是你这样的人可以评说的，给我闭嘴！”
和林则徐一样，姚莹同样强调王阳明所强调的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心力的巨大作用。姚莹说：“人就应该有一股无所畏惧的精神，认准了是良知许可的，就去做，这才是阳明的忠实弟子。”
同时，姚莹也主张要变通，不能死守着传统不放，祖宗那点东西如果有用当然好，如果没有用，留着只能是累赘。
鸦片战争期间，他曾提出仿造外国军舰和大炮的主张，后来他激进的思想害了他，他被贬到西藏，却毫不消沉，收集当时出版的关于“外夷”的书籍，制定了“制驭”的方略。他说：“应该派人到夷人那里，探查其虚实，学其长处，反过来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固我国家。”
姚莹的这种心学思想也只能停留在理论上，终其一生，他都没有机会让自己的理想变成现实。其实，从清朝开国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的两百年间，心学家们所创建的“事功”寥寥无几。他们只能偶尔迸发出思想的星星火光，但这就足够了，因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五、心学改变中国
使一个国家改变，无外乎两个思路，一是自上而下的和平改良，一是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前面我们说过，王阳明心学在这两方面都是一把锋利的武器。
满清政府统治的中国自鸦片战争后开始向下坡路飞奔，太平天国运动险些撬开了它灭亡的坟墓，它虽然侥幸躲过这一劫，但也是奄奄一息，再加上西方列强和东方日本持续的攻击，清政府下的中国已是危如累卵。人人都知道必须改变，但人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变，心学门徒们因此挺身而出。
晚清三杰中的曾国藩和左宗棠是王阳明心学的推重者，曾国藩后来虽然头脑发热反驳王阳明，但连他自己都无法否认，他在平定太平天国叛乱中执行的团练政策是从王阳明那里偷来的，他在给他家人的书信中，屡次提到要以良知为人生信条，不能越雷池半步。如果说曾国藩属于三心二意的心学门徒，那左宗棠则把王阳明当成一生的偶像，推崇之，效仿之。左宗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业绩和他从王阳明心学中吸取的精神力量关系密切。
左宗棠虽然年轻时受到的是朱熹理学教育，但却侧重于“经世致用”，而朱熹理学对这一块的涉及非常少，所以左宗棠就抛开朱熹理学去读实用类的书籍。他后来始终不能考中进士，和他对朱熹理学的漠然有直接关系。虽然不是进士，但左宗棠凭借聪明的头脑始终充当当时许多顶级大员的参谋。太平天国之乱时，左宗棠担任曾国藩的参谋，曾国藩大为赏识，命他自行组织军队直接和太平军作战。从此，左宗棠如蛟龙入海，平定太平天国之乱，搞定陕、甘回民的叛乱，收复了此前失去的西藏，毫无疑问地成为晚清的三根巨柱之一。
他对王阳明的崇敬几乎到了痴醉的程度，王阳明曾说“去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他几乎是生吞活剥了这句话：天下之盗贼易去，人心之盗贼难除。
他认为，只要祛除私欲物欲，把个人生死利害荣辱抛到脑后，只问是否利于天下国家，这就是致良知，就可以做到“修齐治平”。
左宗棠把王阳明提倡的人的主体精神大加发挥，他说，一个人只要能够克制自己，就必能克制敌人。一个人必须先自强，才能战胜敌人。自强的方法不必拘泥传统，应该向西方列强学习，毕竟他们比我们强。而我们向他们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战胜他们。他到处兴办近代工业企业，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自强”运动中去，直到他的暮年，他还坚信一点：只要人人都坚持本心（良知），自强自立，就必能让国家强大，战胜外敌。
左宗棠属于掌握权力的王阳明心学门徒，而康有为与他的战友梁启超先是属于没有掌握权力的心学门徒，后来则成了掌握权力的心学门徒，所以他们的故事就异常精彩。
康有为1858年生于广东南海，自幼读书就很有主见，而且从古典理学中找不到乐趣，所以搜索百家，如饥似渴地大量阅读。这产生了一个弊端：样样通则样样松。所以后来有些严肃的学者评价康有为的思想理论时，说他是野路子出生。康有为学习王阳明心学不知是什么时候的事，1888年，他就无所畏惧地向皇帝上书请求变法图强，但当时慈禧太后掌握权力，所以他的上书石沉大海。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中国惨败，康有为恰好在北京准备进行会试，他倡导举子们联合起来反对中国和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并同时要求政府能进行变法。年轻的皇帝被康有为一干人等的热血所激励，突破慈禧太后的重重阻挠，终于在1898年开始变法，这场变法进行了三个多月就以流血收场，史称“百日维新”。
康有为非常赞赏王阳明心学，排斥朱熹理学，他说只要真切地致良知，就能使人具有确乎不拔、独立不惧的精神，做到大难临头时“不动心”，不退缩。
他还提到了王阳明的“万物一体”，说他目睹天下残破如此，实在不忍心，必须站出来为天下为国家为百姓贡献精力和智慧。
我们注意到，作为当时还未进入仕途掌握权力的康有为，他没有使用暴力手段推翻国家，而是采用了相对温和的改良主义，一部分原因是康有为毕竟还是个知识分子，长期受儒家忠君爱国的教育，另一方面则是他对王阳明保卫国家的钦慕，使他不可能做出违背王阳明心愿的事情来。
不过，当百日维新开始后，康有为的思想开始变化了。他教唆光绪皇帝向慈禧太后夺权，结果计划失败，康有为走上了流亡的道路。从开始的温和改良思想到后来的动用暴力手段铲除慈禧太后，康有为恰好符合了心学家的一贯思路：一旦手中有权，必走上集权道路。正如王阳明在江西剿匪时，向王琼要到了所有大权一样。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畅通无阻地推行他们的理想，这是良知告诉他们的，并非是野心家所能感悟到的。
康有为的失败，不是王阳明心学的失败，而是那个时代形势所造成的，因为当时没有人可以撼动慈禧太后的力量，当然，这是历史的问题，在此不须深究。
维新派的二号人物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得意弟子，同样也是王阳明心学最忠实的门徒。不过，在对待心学的态度上，梁启超要远比康有为简易明快。
梁启超拥有超人的智慧，四岁即能读《四书》，特别喜欢谈豪杰哲人的嘉言懿行，七岁读透中国历史，九岁可以写出千字的文章，十七岁中举人后开始跟随康有为。虽然他被称为康有为的助手和弟子，但在思想上，尤其是王阳明心学思想上，他远胜于老师。
梁启超热情维护王阳明心学，有人说王阳明心学是枯禅，梁启超反驳说：“孔子自得之学在从心所欲，孟子自得之学在不动心。后人一谈到王阳明心学，就诬为逃禅，实在是不懂装懂。”梁启超解释说，王阳明心学是孔子之学和孟子之学的结晶，既能让我们不动心，又能让我们可以从心所欲，达到这一境界的就是王阳明所提倡的“练心”“养心”。
养心到底有多重要，梁启超危言道：“每个人眼前都有富贵利益、耳目声色、游玩嗜好来夺我们的志向。这正如八十岁的老头过危桥，稍不小心，一落千丈，粉身碎骨。还有利害毁誉、苦乐生死来侵袭我们，如果没有坚定的心力，一经小胜就骄傲，一经挫折就气馁，临事失措，身败名裂，这就是古今能成大事的人少之又少的缘故。”
如何养心呢？梁启超的方法仍然是王阳明的：静坐。先消除杂虑，然后到事上去磨练内心。他说：“静坐养心于是分两种，一种是收敛其心（静坐），收视返听，万念不起，使清明在身，志气如神；另外一种是纵心（事上磨练），遍览天地之大，万物之理，或者可以模拟一件困难在眼前，如何来克服它，最好想象一下当你面对生死存亡关头时该如何行事，日日思之，熟能生巧，将来有事就可以把模拟放到现实，必能渡过难关。”
这两种练心的方式是王阳明心学独有的，它不是让我们胡思乱想，而是要把胡思乱想先祛除，然后严肃地模拟困难的来临和解决困难的方法，这些方法当然很简单，那就致良知。
梁启超谨遵王阳明的教诲，用王阳明的“万物一体之仁”、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树立为天下国家献身的志向。他激烈地斥责数千年来充斥着中国每一个角落的“看客”们，他大骂这些人是没有责任心和恻隐之心的无脑动物。这些人只计较自己的利害，对于群体的利害和国家的危亡始终采取看客的态度。
不做看客，就必须要做到“至诚”，只要人人都做到“至诚”——对自己的心中贼诚实地祛除，对客观世界的现状真诚地对待——这个国家就会有希望。
王阳明心学始终提倡豪杰主义，梁启超也说，每个人都应该学习王阳明心学中无所畏惧的圣人、超人的精神。如何做超人，梁启超给出了答案，那就是祛除心中的奴隶。
首先是不要做古人的奴隶，特别是那些死掉的圣人的奴隶，不能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他激烈地发挥王阳明“学贵自得”的观点说，心是我的，听一句话，受一句教，只有我用心，才能有这句话，有这句教。可我思考后有两个结果：一是，那句话是错的；二是，那句话是对的，我该如何？尤其是当那句话是古圣人说的时。梁启超的答案是：相信自己心的判断！
第二，不可做世俗的奴隶。也就是说，要有独立思想和独立意识，不可人云亦云，尤其是那些俯仰随人、随波逐流的人，正是王阳明最鄙视的人。梁启超认为，任何人来到世上就必有用处，人人都有当顶天立地大丈夫的潜质，所以不必借助他人的扶助和庇护。
第三，不可做境遇的奴隶。人生在世，有顺境就必有逆境，顺境时，不可消磨志气，逆境时不能放弃心中的梦想，每个人应该发挥自信、自尊的固有价值，和逆境做生死斗争，才有机会成为胜利者，屹立于世。如果不敢斗争，那就会成为境遇的奴隶。他扩大到国家说，一个国家如果安于现状，跟着境遇走，那不但会成为境遇的奴隶，还会成为别国的奴隶。他认为中国人应该抛掉传统中的保守思想，要做个冒险家。他强烈批判老子思想，认为“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是懦弱无能的表现，正是这种思想的深入人心，所以才消灭了中国人本应该具有的冒险精神，随遇而安，必将失败。人们必须要自信、敢想敢干，要像初生的牛犊一样敢冲敢闯，以绝大的气魄和绝大的胆量，为改造中国而拼尽全力。
最后，无论何时，都不要丧失信心。梁启超说，哀莫大于心死，一个人如果心死了，那就成了行尸走肉。所以必须要“正本”“养心”“致良知”。他说，世界上那些能够做出惊天动地事业的人都是内心强大、自信满满的人。没有一颗自信的心，就不可能有未来。
梁启超博学百家思想，但其核心思想却是王阳明心学的“独立自主”，过度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比如他非常强调自信心，并武断地说，人只要有自信心，就能战胜逆境，就能创建大功。与其说他的思想是心学思想，不如说是心灵鸡汤。他的《少年中国说》处处充斥着这种鸡汤味，的确能鼓舞人心，除了这些，就没有别的了。
康有为和梁启超用王阳明心学作为武器发动的“百日维新”最终以慈禧太后的反击而失败，不过他们让当时已成古老僵尸的中国闻到了一股新气息，实际上这一气息还是王阳明心学的气息。人人都认为，康有为和梁启超试图改造中国的失败不是王阳明心学的失败，而是他们本身的问题，比如先是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没有权力的光绪皇帝身上，后来又头脑发热准备向慈禧太后夺权。
于是，另外一批王阳明心学的斗士们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一次，王阳明心学好像可以呼风唤雨了。
康有为和梁启超是温和的改良，孙中山、汪精卫、宋教仁、章炳麟则主张暴力革命。先来看伟大人物、王阳明的门徒孙中山先生。
孙中山年轻时受的是西方式的近代教育，后来主攻医学，但他从小就崇拜太平天国的革命思想，眼见中国残破，于是弃医从武，决定反清。他秘密组织了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为会旨，开始踏上了他反清革命的征途。他在南中国各地发动小规模的“起义”，这种“起义”有个很大的特点：直接针对当地政府高级官员进行恐怖袭击。他屡败屡战，从不言退。他四处流亡，那颗反清的心却从未黯淡过。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的革命事业获得的丰厚的回报。王阳明心学在他的革命人生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呢？
首先是对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加强，他提出了“知难行易”论，但他的目的是强调人的信仰，也就是强调“知”，认为只要将信仰问题解决了，一切事情就都好办了。也就是说，只要那些抱着炸药包向清政府官员猛冲的革命党人接受他的思想，统一认识，协调斗争，就能“驱除鞑虏”，在日后的南北混战中，他也成功地让他的人接受了他的思想，统一认识，打垮北方军阀，建立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其次，是对王阳明注重“心”的重申上，孙中山提出“心为万事之本”的理论。反清时期，虽然有很多人把自己当成人肉炸弹，但孙中山还是认为这样的人太少，为什么少？就是因为人们的心里存在着不能坦然面对死亡的障碍。孙中山力图唤起所有的民众，要他们都以一种无所畏惧的精神扫清革命与建设的路障。这一思想贯穿于孙中山的后半生，在他晚年改组国民党时，仍坚持“心为万事之本源”的思想。
最后一点，孙中山受王阳明心学左派，尤其是何心隐的“知行”影响极大。孙中山开始革命时，和民间秘密教会的关系非比寻常，而且他本人就是上海青帮的弟子。何心隐当初也和白莲教来往密切，并且还制订了不可告人的计划，只是因为后来突然被杀，计划未见天日而已。孙中山让他的人进行暗杀这一行为本身就是王阳明心学左派那些徒手能缚龙蛇的人的最爱，“侠客”“壮士”都是明朝后期王阳明心学左派的门徒。
在这一点上，汪精卫的思想和行为首当其冲。
汪精卫在今天的中国受到的评价是不堪入耳的，但在清末民初时，他就是凌然正气的热血英雄。汪精卫1883年生于广东番禺，五岁时就在父亲的教导下开始学习，八九岁时就能自己读书，而且颇有见地。汪精卫的父亲特别喜欢王阳明和陆游，汪精卫受父亲影响，也对二人产生了兴趣，陆游的豪放文风和王阳明灵动的心学让汪精卫异常欢喜，他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二人的著述上，尤其是王阳明。
和很多王阳明心学的信奉者一样，汪精卫也非常重视人的“心力”的作用，他后来跟随孙中山参加革命，每次都被孙中山的演讲激得热血澎湃。于是，他头脑一热，准备搞刺杀。但这是个有难度的事，因为当时孙中山手下所有人都是杀手，而且杀的人都是政府高级官员。汪精卫想要一举成名，必须要找更大的家伙，他挑来选去，挑中了当时的摄政王载沣作为自己成名的靶子。
遗憾的是，他没有成功，而且还被活捉。在狱中，他反复默诵王阳明心学思想，王阳明告诉人们，在良知的指引下勇敢去做，失败了也不要害怕，杀身成仁是天下第一等好死。汪精卫每每想到王阳明这样的思想就激动起来，写下了“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千古绝句。不过，他没有被杀，武昌起义后，他被释放。或许是狱中生活给了他很多人生的启示，或许是他致良知的功夫不深，自此之后，他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直到后来抗日战争期间，他纵身一跳，跳到了日本人的阵营，成了卖国贼。汪精卫是如何走上这条被万人唾骂的路，并不是我们要解释的问题。我们只是想说，汪精卫早期受王阳明心学的影响深入骨髓。
他曾有一段“釜薪”论，很让人动容：“煮饭之要具有二：一曰釜，一曰薪。釜之为德，在一恒字。水不能蚀，火不能融，水火交煎，皆能忍受。此正如我革命党人，百折不挠，再接再厉。薪之为德，在一烈字。炬火熊熊，光焰万丈，顾体质虽毁，借其余热，可以熟饭。此正如我革命党人，一往独前，舍生取义……我乃王守仁信徒，故不愿为釜，而愿为薪。”
这正是从王阳明心学思想衍发而来，为了正义，可舍生忘死。汪精卫是鼓吹暗杀活动最狂热的革命党人，也许有人说他是急躁冒进，但当时跟随孙中山的，哪一个不是急躁冒进？如果不是武昌起义意外地爆发，而且爆发之后又产生了让人意想不到的连锁反应（各地纷纷宣布独立），孙中山的革命路恐怕要走很久很久，甚至可能看不到终点。
还有人说，汪精卫虽然信奉王阳明心学，但做不到“知行合一”。这显然是事后追溯，因为汪精卫后来卖国，所以就把他从前的干净之身也泼上脏水。
汪精卫何尝没有知行合一？刺杀摄政王，是神鬼皆惊的大事，连孙中山都不敢想，而汪精卫一想到就去做了。即使是为了成名，人家也有这个“行”的胆量！
孙中山和汪精卫是暴力革命的实践者，而宋教仁则是暴力革命的理论家。
宋教仁是中华民国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是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幼年接受儒家教育，但考中秀才后，眼见国家残破，就放弃科举，和革命党人走到了一起。
宋教仁是彻头彻尾的王阳明心学研究者，投身革命运动后，几乎每天晚上都在读王阳明的著作和王阳明年谱，他的王阳明心学笔记可以成为几本书。宋教仁最后得出结论说，王阳明对于当时的世道人心、改造中国、对中国革命大有益处，比如“致良知”“知行合一”“事上练”都是当时治疗中国的一剂良药。
在他的王阳明心学笔记中，有这样一段话，对王阳明心学精粹有着相当深刻的辨析解读：
观《王阳明年谱》，记先生龙场忽中夜悟格物致知之旨，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余以为此言诚是，但案之于心的圣人之道一方面则固不错，然圣人之道，格物致知之学，原是混圆一团之象，举天下万事万物皆包含在内焉，所谓一以贯之者是也。若分别之，则固有二方面，一心的，一物的。心的即精神上之学问，物的即物质上之学问，所谓格焉者，格此者也，所谓致焉者，致此者也。若尽用力于一方面，而遗其一方面焉，则所谓道也，所谓学问也，皆不完全矣。吾尝谓中国自三代以下，学者无论如何纯粹，皆得圣人之道之半部分，误认半部为总体，使天地间真理与人道皆不现出浑圆之象，与在哥伦布未发现新大陆以前之地球相似。盖人类进化未达极点，亦不能怪其然也。阳明先生之此说，亦如是而已矣。虽然，吾人可以圣人之道一贯之旨为前提，而先从心的方面下手焉，则阳明先生之说，正吾人当服膺之不暇者矣。
宋教仁通过对王阳明的著作和年谱的研读，将王阳明的思想和学说贯穿于其对革命理论的宣传中去。比如，关于树立革命志向的问题，王阳明关于立志的言论就给了他很大的启发。他说，要确立革命的志向，首先必须除去自己的私欲：“言我辈初立志时，千罪万过，洗涤不胜，每遇事，心亦知其当如何方好，然而不能实践者常多，则人欲蔽之也，故现惟以克欲为第一工夫。”而对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在事上磨练”的思想，宋教仁说：“有良知而不致与无良知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