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皖战争还涉及到第三个书生，那就是奉系的杨宇霆，这人也做过前清秀才。杨宇霆在两个秀才的较量当中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但在奉系入关这一攸关全局的战略决策中却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时奉系不少人都反对入关，主张休养生息，管好东北的事就行了。杨宇霆大力主张入关，并给张作霖分析了入关的种种理由。张作霖本来就是个颇有野心的人，杨宇霆的意见很合他的心意，这时徐世昌在北京被直皖之争弄得不可收拾，电邀张作霖入京调停，机会来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被张作霖牢牢地抓住了。前文已经说过，张作霖先是进京调停，与直系结成了同盟。后来直皖战争爆发，他也就顺理成章地入关了。奉军入关以第二十七师师长张作相为先锋，其后陆续西进，以军粮城为中心，集结于天津、北仓附近，约有7万余人。直皖战争中，奉系除了给皖系较大的精神压力外，实际参战的部队不多，并没有给直系帮什么忙，但在直系胜利后抢夺胜利果实时，奉系却迅速地填补了皖系失败后留下的空间。皖系的边防军及武器装备全部被直奉两系瓜分，其中奉系获得的武器装备尤其多，实力得到了迅速提升。吴佩孚辛辛苦苦打赢了直皖之战，却不得不面对胜利果实被人瓜分的现实，心里那个郁闷啊。相比而言，张作霖没什么损耗就轻轻松松地实现了入关的战略目的，而且武器更新了，部队也扩充了，油水那是捞得盆满钵满。可以说，张作霖是直皖战争中赚得最多的人。
张作霖得益，徐树铮就倒霉了。直奉两系都不喜欢徐树铮这个人，皖系战败后徐树铮被全国通缉，捉拿他的赏金从3万元一路涨到10万元。徐树铮只好逃亡，先从天津逃到上海，后来上海也待不住了，只好逃到日本，即使到了日本也还得提心吊胆地提防刺客暗杀，实在是徐这个人当年结的仇怨太多了。徐1925年最终还是死于冯玉祥之手，也是因为当年徐风光时以铁血手段镇压了冯玉祥的舅舅陆建章，而陆建章对冯玉祥有知遇之恩，冯的起家离不开陆建章的帮助，所以冯玉祥对陆建章十分感激，也因此对徐树铮怀恨在心，趁着徐树铮下台后找个机会就把他给杀掉了。
除了徐树铮倒霉外，还有两个倒霉的人，一个是段祺瑞，一个是徐世昌。
段祺瑞的倒霉是显而易见的，没了武力支撑的段就像没了牙的老虎，任人宰割。当时直系的吴佩孚就明确要求惩办祸首段祺瑞，查抄祸首财产，将其幽禁于汤山。只不过徐世昌为平衡派系力量，不想直系发展太快，所以联合奉系保段祺瑞，理由是段“三造共和”，“有殊勋民国”。张作霖也不同意惩办段祺瑞，因为张参与倒皖活动的目的主要是反对徐树铮武力统一，现在目标已达到，好处也沾了不少，就顺带做个顺水人情。由于张作霖的坚持，段这才免去了牢狱之灾。
徐世昌的倒霉在于原以为赶走了皖系，就可以堂堂正正地当他的大总统了。没想到前门送走一只虎，后脚就跟来了两头狼。直系和奉系，哪一个他都惹不起。关键是直系和奉系的意见还经常不一致，为了利益他们常常争来抢去，都要大总统徐世昌秉公办事。但是徐世昌无论怎么秉公，都要得罪其中的一方，他要在这两派之间找平衡，实在难过得很。好在两派谁也压不过谁，只好来个“直奉共管”了，这“直奉共管”也只有通过徐世昌才能实现，在当时的中国，除了徐世昌外，还真找不出第二个合适的人来干这差事。
直奉共管其实也就是直奉斗法，只不过斗而不破，时间大约是从1920年7月份一直持续到1922年4月份的直奉战争。这期间双方在徐世昌的平衡下斗智斗力，此消彼长，直到平衡最终被打破。
直奉斗法最先体现在地盘上。皖系倒台，原来皖系控制的地区就出现了权力真空，特别是皖系的老家——安徽，这个省份的督军原来是倪嗣冲，他一直是段祺瑞的铁杆支持者。当年冯国璋做总统时，在北京斗不过段祺瑞，就想南下回到南京后再斗，没想到车过安徽，硬生生地被倪嗣冲给挡回了。倪的胆量和对段的支持由此可见一斑。那为什么这次直皖之战倪嗣冲没有好好表现一下？原来凡人都奈何不了一个“病”字，直皖战争之时，安徽督军倪嗣冲已经病入膏肓，心有余而力不足了。等到皖系战败，段祺瑞倒台，这天下就变成别人的了。无论是直系还是奉系，都对倪嗣冲的安徽督军之位虎视眈眈。1920年9月16日，倪嗣冲被免去安徽督军职务。张作霖趁机推荐自己的儿女亲家张勋出任安徽督军，后又推荐另一儿女亲家鲍贵卿担任。但是无论张作霖推荐谁，直系一概反对。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徐世昌调停用别的利益换取张作霖放弃了这个要求，安徽仍由原来倪嗣冲的旧部人马张文生、倪道烺等统领。
直奉斗法的另一个地盘是江苏省。江苏省本来属于直奉之外的另一中间势力李纯掌控。李纯当时是苏、鄂、皖长江三督的首领，又兼任苏皖赣巡阅使，但天有不测风云，这位本可以制约直奉两派的实力人物，忽然于10月11日开枪自杀，留下了苏皖赣巡阅使以及江苏督军的实缺。张作霖赶忙抬出张勋来接任这个位置，直系曹锟马上抬出比张勋更有影响力的北洋元老王士珍，最后王士珍因为口碑更好、资历更老而胜出。
直奉斗法的第三个地盘是两湖，即湖南和湖北。当时湖北督军王占元被任命为两湖巡阅使，负责管理这片地区。这王占元能力不咋地，地位居然在吴佩孚之上，与曹锟的直鲁豫巡阅使和张作霖的东三省巡阅使平级。正所谓“君本无罪，怀璧其罪”，王占元手握两湖肥缺，谁都眼红，偏偏他还管不好，出了大乱子，这就给了别人以可乘之机。1921年5月份是王占元无比风光的时候，也是他倒霉的开始。5月6日，他受总统徐世昌之邀到北京与曹锟、张作霖一起参加会议，人称四巨头会议，共同讨论政治分赃问题，捞了不少好处。但就在这个时候，湖北发生兵变，前前后后发生了20余次，湖北人民掀起了驱王自治运动，给正在北京开会的王占元泼了不少冷水。王占元6月份回到武昌后，这冷水泼得更凶了，其直属部队居然也在武昌发动兵变，此时湖南的湘军就以“援鄂”为名，企图占领湖北。王占元四面楚歌，万般无奈之下向吴佩孚求救。吴佩孚有了出兵的理由，于是急派第二十五师师长萧耀南为援鄂总司令。萧耀南进到汉口后却驻足不前，坐观王占元失败。之后再以平叛为由，轻轻松松地收复了湖北。于是北京政府下令，任命萧耀南为湖北督军，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就这样两湖地域落到了直系吴佩孚手上。张作霖对此十分不满，但一方面鞭长莫及，另一方面人家师出有名、平叛有功，也实在找不到反对的道理。他只好什么都不说，就说自己累了，要辞掉北京政府任命的蒙疆经略使一职。北京政府也不是傻瓜，当然知道张作霖的意思了，给他一百个胆也不敢真的准许辞职。为了平衡，就把热河这块地方送给张作霖了。1921年10月1日，北京政府任命张作霖所部第二十八师师长汲金纯为热河都统，而把原热河都统姜桂题调到中央，任有职无权的陆军检阅使。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在抢地盘的较量中，张作霖处在下风，没有占到多少便宜，但接下来在安排总理人选时，张作霖则是占尽了上风。也许张作霖很懂得以退为进，在争地盘时牺牲一点没有关系，因为自己的实力还不够向中原腹地挺进，纵使得到了也很难保住。而内阁总理这一中枢核心岗位就不一样了，它关系着财经权和人事权，能不能把自己的人放上去至关重要。
最先放上去的是靳云鹏。诸位知道，靳云鹏在直皖之战前就当过总理，只不过因为与皖系搞不好关系而辞职。如今皖系倒台，靳云鹏官复原职那是名正言顺的事情，直奉双方自然无话可说。除此之外，这靳云鹏与各派关系很不一般。靳云鹏与张作霖是儿女亲家，与曹锟又是拜把兄弟，与直系的吴佩孚、王占元还是山东老乡。不过结拜之类到底还是赶不上儿女亲家，加上张作霖又挺会做人，因此靳云鹏组建的这个新内阁慢慢地倒向了张作霖一边，引起了曹锟和吴佩孚的不满。
按道理说，直系反对的就应该是奉系支持的，何况人家靳云鹏对奉系也确实不错，在他任上还顶着直系的压力把热河划给张作霖了。但是张作霖不这么看，一方面他觉得靳云鹏帮是帮，但帮得不彻底，特别是在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这件事上弄得他很不高兴；另外一方面，靳云鹏又因为财政资金入不敷出弄得各部队的军饷都发不出，导致大家都反对他，张作霖也没必要为了靳云鹏而跟大家作对，他正好可以趁机把自己更喜欢的人扶上台，这个人就是梁士诒。
梁士诒这个人大家可能了解不多。他1869年生，广东三水人。21岁中举人，25岁登进士，先后出任过铁路总局局长、总统府秘书长、交通银行总经理、财政部次长、国内公债局总理以及安福国会参议院院长等职，是一位与中国金融财政密切相关的人。张作霖推他做总理，也有解决当时全国财政困难、军费紧张的意思。但是这个人因为有安福国会的背景，而安福国会以前一直是支持徐树铮的，所以直系对这个人坚决反对。梁士诒也知道，自己想做内阁总理，必须打通吴佩孚这个关节。所以梁士诒向吴佩孚表示，直系如果支持他上台，那么他上台后将着力解决直军的欠饷问题。当时北京政府已经欠直系300万元，正为军费发愁的吴佩孚也知道此人有很深的财政金融背景，因此才勉勉强强同意他上台试一试。
这样，1921年12月25日，受张作霖一手扶持的梁士诒内阁走马上任了。这个内阁不仅没有太多办法来解决直系的欠饷问题，反而在张作霖的要求下对原属于皖系的战犯进行赦免，第一批赦免了段芝贵、曲同丰、陈文运等6人。对于张作霖来说，对这些人进行赦免，有利于拉扰皖系及安福系的残余势力；而对于直系来说，这些人都是吴佩孚战场上的敌人，如此赦免等于否定其胜利意义，影响直系的军心，因此吴佩孚非常生气。
梁士诒内阁上任后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向日本借款，对于梁来说，向日本借款估计也是为了兑现对直系的承诺，解决直系欠饷问题。为了方便与日本人沟通，梁士诒启用了1919年五四学生运动中被全国人民唾骂的曹汝霖和陆宗舆两人，由两人出面向日本借款1000万日元，梁以为这个举动直系应该是不会反对的，没想到一下子捅了马蜂窝。正为北京政府赦免皖系战犯而生气的吴佩孚以此为借口，直指北京政府卖国投敌。刚好此时日本政府同意借款的条件被人泄漏了出来。日本的条件非常苛刻，就是要中国向日本借款赎回胶济铁路，并将该路改成中日合办，聘用日本人为车务长及会计长等等。吴佩孚抓住这一事件大做文章，今天一篇通电，明天又在报纸上弄一篇文章，将梁内阁贴上了卖国的标签。全国人民一片哗然，梁内阁才刚刚成立半个月处境就已经非常艰难了。
对于社会舆论，梁内阁可以不管不顾，反正脸皮厚，没关系，你怎么骂是你的事，我只来个韬光养晦就行。吴佩孚一看光骂不行，得要有实际行动，于是联合苏督齐燮元、鄂督萧耀南、陕督冯玉祥等六省督军联名上书徐世昌，要求立刻罢免梁士诒。为了给徐世昌增加压力，吴佩孚还授意鄂督萧耀南召开高级军官会议，部置北上驱梁军事行动。徐世昌无法，只能于1922年1月25日任命外交总长颜惠庆暂代总理之职，梁士诒在国务总理任上，仅仅当了28天。
由此可见，在国务总理这一职务上张作霖与吴佩孚斗得有多凶。张作霖虽然抢得了先机，两次都安排了自己的人，但两次都被直系咄咄逼人地赶下了台。加上吴佩孚这个人本身就让张作霖难以接受，其当师长时就很被张作霖看不起，认为一个小小师长竟然可以威胁中央政府，等到北京政府任命吴为两湖巡阅使时，张作霖更是气得不行，认为与吴佩孚平起平坐有失身份，一度还想把东北巡阅使这个职务给辞掉。
不过气归气，冷静下来的张作霖还是充满了智慧。他知道光靠气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因为直系势力强大，单靠奉系一支很难对付，所以他一心一意地拼凑反直联盟。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他对吴佩孚采取了容忍的办法，悄悄地形成了南方的孙中山、北方的张作霖以及残余皖系段祺瑞的三角联盟。即便三角联盟形成了，他也不敢轻言战事，而是在等待时机。
这时，孙中山决定北伐给了张作霖底气。孙中山在革命屡遭挫折以后，于1919年10月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1920年8月，孙中山命令援闽粤军回师广东，陈炯明率部于10月28日攻克广州。11月，孙中山重回广州，重组护法军政府，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1921年5月5日，以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的中华民国政府在广州宣告成立。孙中山在就职宣言中公开宣布要“戡乱图治”。1921年6月至8月，民国政府所组织的粤军西征广西取得重大胜利，摧毁了旧桂系的老巢，旧桂系各部相继溃败，陆荣廷通电下野。陆荣廷是支持直系的，此次粤军西征等于是剪除了直系的一个同盟，而且孙中山在西征之后号召所辖各军“于平桂之后，再做一番工夫，以统一中国”。1921年12月14日，孙中山在桂林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决定分兵两路北伐，李烈钧率滇、赣各军为第一路，进取赣南、鄂东；许崇智率本部粤军为第二路，与湘军会合，出湖南直趋武汉，两路军队共约4万人；其他滇、黔、川军则分别由各辖区进发，与湘南各军相策应，总人数号称20万。
孙中山在两广的胜利以及决定北伐让张作霖有了把握。在张作霖看来，如果南方孙中山组织北伐，再加上北方奉军的进攻，那么吴佩孚率领的直军将成腹背受敌之势，取胜的把握就比较大了。因此他一改容忍态度，对直系变得日益强硬起来。1922年3月间，他以换防为名，调动大批奉军入关。3月8日，曹锟的弟弟曹锐到奉天为张作霖祝寿，借机谈到军政大事，张作霖提出了三个条件：一是吴佩孚专任两湖巡阅使，不再兼任直鲁豫巡阅副使；二是直军退出京汉线北段；三是被直系逼走的梁士诒销假复职，复职后让他自动下台。
公平地说，直系首领曹锟并不希望直奉开战，因为他也没有必胜的信心，所以他一开始是主和的。曹锐带回来的三条意见并没有影响直系什么利益，也不会伤筋动骨，因此他倾向于接受。但直系此时的核心人物吴佩孚则坚决反对。1921年4月3日是吴佩孚的49岁生日，吴佩孚以此为契机遍邀全国直系11个省的大小军阀500余人，齐集洛阳商讨对奉作战问题。与会各位均表示“拒奉愿归吴佩孚指挥”，彼时曹锟的弟弟曹锐也在场，他看到此情此景，知道战事已经很难避免了，他还想最后努力一把，想让吴佩孚去保定听一听曹锟的意见，但是吴佩孚铁了心要反奉，不肯再听任何不同意见了。
会后，吴佩孚加紧调兵遣将，命作战力最强的所部第三师由宜昌北调，萧耀南第二十五师由湖北北上，王承斌第二十三师调往保定，张福来第二十四师调往郑州，冯玉祥第十一师赴洛阳应援。直系各部集中在长辛店、保定、石家庄、郑州一带，总兵力约12万人。
与此同时，张作霖也没闲着。从4月10日起，奉军络绎不绝地开进关内。奉军派出的兵力计有三个师，十个混成旅，三个骑兵旅，各部主要驻扎在马厂、静海直到德州一带，共约12万人。张作霖将入关奉军改名为镇威军，自任总司令，孙烈臣为副总司令，杨宇霆为参谋长。
本来有意调和的直系首领曹锟见事已如此，知道回天无力，直奉开战已是在所难免。由于曹锟与张作霖是儿女亲家，所以张作霖一再问他是亲家亲，还是部下亲，意在离间其与吴佩孚的关系。但真的到了开战时候，曹锟还是记得自己直系首领的身份，无论如何也要优先保持直系内部的团结，所以他最后打电报给吴佩孚说：“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亲戚虽亲，不如自己亲。你要怎么办，我就怎么办。”身边幕僚觉得这说得太不文雅了，曹锟摆摆手说：“不要改，就这样发过去吧。”
就这样，最后一线调停希望也没有了，直奉大战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