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已经说过，张作霖的死导致了杨宇霆、常荫槐等老兄弟失去了依靠，并为此丧命，也导致了张宗昌、孙传芳等人无处可以立足，他们都因张作霖的死而伤痛不已。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因为张作霖的死而造成了很大伤痛的应该还包括如下各方：
第一个是冯、阎之痛。冯玉祥、阎锡山作为张作霖的老对手，双方有过合作，但更多的是相互对抗，尤其是最后一次，冯、阎联合南方北伐的国民革命军一起把张作霖赶出了北京，赶到了山海关外，并直接导致了张作霖在回东北的路上被日本人炸死。张作霖死了，按理说冯玉祥和阎锡山应该开心才是，但政治的事情就是这样，今天为敌，明天就有可能为友。很快冯玉祥、阎锡山就念叨起了张作霖的好处来了。1930年羽翼已经丰满的蒋介石，借着裁军之名要削弱国民党内其他各派军阀的势力，首当其冲的就是李宗仁、冯玉祥和阎锡山。蒋介石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先打败了李宗仁、白崇禧率领的桂系，继而又分化瓦解了冯玉祥的西北军。在大敌面前，冯、阎、桂这三派军阀终于团结起来，联合一致对付蒋介石，史称中原大战。
中原大战前期，冯、阎、桂三派虽然颇占优势，不过蒋介石还能支撑稳住局面。蒋介石这人打仗不行，但是用金钱拉拢收买分化对手的本领却是无人能及，时间久了对于冯、阎、桂三派军阀自然不利。此时唯一超然于外的就是东北军了，当时的形势是东北军助蒋则蒋胜，东北军助冯、阎、桂则冯、阎、桂胜。双方都竭尽全力拉拢张学良，蒋介石甚至许以中华民国副总司令的高位，不过这也就是个虚职，当不得真的，但是张学良偏偏当真了，他选择了蒋介石，出兵关内，大军压境之下，冯、阎、桂联盟腹背受敌，迅速土崩瓦解，蒋介石大获全胜。中原大战蒋介石最终获胜，一大半功劳要归功于张学良。但是如果张作霖不死，在冯、阎、桂与蒋介石的选择上，他一定会支持冯、阎、桂而不会支持蒋介石的。原因倒不是张作霖与冯、阎、桂有多么深的交情，而是如此选择更符合东北军的利益。如果支持冯、阎、桂，以东北军当时的实力，再加上张作霖前期积累的威望，其第四次进军关内，当可再度入主北京，称雄中原，而不是什么屈居蒋介石之下当个虚得不能再虚的中华民国副总司令了。
这样说来，当年的冯、阎、桂一定很后悔把张作霖逼上了那辆死亡列车。
其实，与冯、阎、桂一样懊恼的应该还有中共组建的红军。由于中原大战，蒋介石没有多余的力量去对付红军，导致1930年成了红军发展最快的一年。如果中原大战东北军帮助的是冯、阎、桂，那么蒋介石势必成为战败的一方，如此一来，红军可以获得生存与发展的最佳土壤，也许红军就不需要走那么多的弯路甚至去走二万五千里长征了。
第二个是东北之痛。东北对于张作霖来说是命根子，以张作霖的个性是不会轻易舍弃东北的，更不会把东北的命运寄托在不可把握的别人手上。可以说，张作霖的所作所为，都是以东北地盘以及东北军为核心利益的。但是张学良不一样，他早在郭松龄时代就对南方国民党心而向往之，以为帮助蒋介石就是为国家作奉献，为此必要时候是可以牺牲东北乃至东北军利益的。张作霖与张学良父子两人出发点的不同，决定了张学良在后来东北一系列大政方针的决择上，基本上都是与张作霖背道而驰的，包括东北易帜、中原大战对蒋的支持以及后来“九一八”事变不抵抗，等等，张学良都是把希望寄托在根本就不可靠的南京国民政府上，这一点与张作霖以及杨宇霆的想法是完全背离的，而且越离越远，终至于把张作霖辛辛苦苦几十年积累下来的东北地盘以及数十万东北大军全部葬送殆尽。东北110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就此沦于敌手，30余万东北军队从此流离失所，在蒋介石不断的分化瓦解下最终消于无形，3000万父老乡亲沦为亡国奴，一直要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才最终回到了祖国怀抱。
其实，如果张作霖还活着，以张作霖长袖善舞的忽悠本领，再加上张作霖在东北的地位和威信，当时的日本人很有可能不会去主动发动“九一八”事变。日本国内一直有保守派和好战派两种势力，在张作霖治理东北期间，他很好地利用了这两种势力的平衡，使好战派的行为受到约束。但是张作霖死后才三年多一点“九一八”事变就发生了，这与张学良处理问题简单粗暴有很大关系。张学良没有明白东北在日本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在没有做好坚决抗击日本侵略的情况下就擅自采取了包括宣布东北易帜、在中原大战中支持蒋介石等行为，这些行为都是日本所忌讳的，从而刺激了日本好战派实力的增长，反过来又压制住了保守派，田中义一的辞职就说明了这一点。此时的日本关东军越来越难以被日本内阁驾驭，关东军认为张学良已经越来越脱离了掌控，如果再不出兵控制东北的话，后面形势将更加艰难。刚好这时中原大战爆发，张学良抽调了大批军队入关，使东北兵力减少了许多，从而给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创造了机会。
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之时，原本是准备遭到东北军抵制而步步推进的，没想到居然遇到了不抵抗，日本人轻轻松松地就占领了东三省。这种轻轻松松的占领非但没有如张学良所希望的那样引起外部势力对日本人进行遏制，反而刺激了日本国内好战派势力的进一步增长，使好战派认为中国非常好欺负，有必要趁热打铁一鼓作气地拿下中国，这就又给中国带来了新的灾难。
第三个是中国之痛。前文说过，日本人过于轻松地占领东北，并未使其停止脚步，反而让他们的野心进一步膨大。当时日本人普遍认为中国不堪一击，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言论甚嚣尘上。中国迫切需要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来阻止住日本野心的继续膨胀。但可惜的是，张学良不战而退出东北的恶果继续发酵，影响到了随后热河抗战的信心。1932年4月，日军第八师团进入已经完全控制的东北，准备进攻热河。此时热河省由张作霖的把兄弟汤玉麟控制，汤玉麟人称“汤二虎”，是个打起仗来不要命的主，但是这一回汤二虎却让人大跌眼镜了。1932年12月21日，日军先遣部队向热河省朝阳县东部南岭的中国守军发动攻击，守卫朝阳的汤军董福亭的138师由于团长邵本良叛变投敌，很快丢掉战略制高点南岭，朝阳很快失守。1933年1月3日，汤玉麟率部向滦东逃命，日军仅以骑兵128人即轻松进占承德，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至1月4日，日军完全占领了热河，只用了13天时间。
热河自古就是华北的天然屏障。热河失守，整个北平、天津地区顿时无险可守，中国的大好河山一览无余，全部呈现在日军眼前，更加激起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冒险思想。
热河之所以如此快地丢失，与张学良迅速丢掉东北的原因是分不开的。一方面，东北既失，日军接收了东北军近300架飞机以及大炮、机枪无数，日军把这些武器大部分都用于热河作战，而汤部向来是东北军中装备最差的，军械武器一直要靠奉天的军械厂接济，东北既失，军械厂自然也没有了，汤玉麟抗战时是处在要枪没枪要子弹没子弹的困境之中；另一方面，张学良自东北撤入关内以后，由于其不抵抗政策遭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谴责，其在东北军中的威信也因此而一落千丈，尤其是汤玉麟这样老资格的奉军元老更不把张学良放在心上，张学良要求他坚决抵抗至少三个月，汤玉麟心里老大个不服，认为张学良连一天都没有抵抗，实在没资格提要求。他还当着张作相的面大骂：“他妈的，这样抗战不是骗人嘛！打仗要啥没啥，这个仗怎么打？”
如果张作霖未死，以张作霖的威信和他在汤玉麟心目中的地位，就是借给汤玉麟一百个胆他也不敢。自从王永江事件兄弟反目又和好之后，汤玉麟对张作霖是真心拥戴，决无二心，如果张作霖让他坚守热河，他肯定会像当年的汤二虎一样豁出命来干。一个血性的汤玉麟肯定会让日军吃足苦头，让日军意识到中国不是那么好欺负的。可惜历史不容假设，热河那么轻轻松松地就拿下了，日军更加不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他们认为自己实力足够，所差欠的只是一个入侵的借口而已。这个入侵的借口，最终由日本人自己制造了出来，1937年终于爆发了“七七”卢沟桥事变，成为中国八年抗日战争的开始。
第四个是日本之痛。张作霖的被炸身亡，日军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就好像死掉了一只小猫小狗一样不负任何责任，国民政府包括东北的奉军大气都没敢吭一声；日本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东北大片土地被日军占领，国民政府包括东北军都没敢说出抵抗二字，仅在由西方列强控制的国联上提出申诉，但英法等国主持的国联怎么可能为了中国而去开罪日本？结果也是不了了之；紧接着，日本又侵占了热河。一步一步，日本的每一步都实现了自己的目标，而且这个目标实现起来是那么顺利，几乎没费多大力气。这一切都让日本产生了错觉，以为日本已经足够强大了，强大到三个月就可以灭亡中国。日本国内的好战派更是兴风作浪，军国主义思想在不断获胜的刺激下迅速渗入到千家万户，导致日本整个民族的集体亢奋。
1936年2月26日，日本发生了近1500名少壮派军人组织的军事政变，要求建立法西斯政权。政变虽被镇压，但日本陆军部却借此实现了军部独裁和国家政权法西斯化，日本由此正式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并越走越远。1937年7月7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41年12月7日袭击美国太平洋基地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1942年横扫东南亚。日本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像一辆疾驰的列车，只能向前而无法刹车，最终招致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1945年盟军逼近日本本土，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歼灭了日本的80万关东军，日本只能宣布无条件投降。而此时，整个国家和民族已经付出了惨重代价，战后日本几无成年男子，大部分都战死或做了俘虏。此后日本用了整整二十年才抚平了战争的创伤。
福兮祸之所伏。日本结局的悲惨源于当年一而再再而三的入侵，而当年的入侵又是那么顺利，这种一而再再而三的顺利导致了举国疯狂，最终万劫不复。如果认真追究起来，日本走上这条路的第一步正是1928年的那个夏天，河本大作用120公斤炸药炸翻了一辆豪华美丽的列车，而这辆列车上有一位影响着时局的关键人物张作霖，当时他正随着列车行进在回家的路上。时间就此定格，这辆列车开在回家的路上却永远也回不了家，就像若干年以后的日本，发动军国主义的战争以后就再也回不了家。如果时光可以重流，如果一切可以重来，河本大作还会义无返顾地去炸毁那辆列车吗？一切只有天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