阉党到目前为止，心想事成，攻无不克，在现实的层面上已俨然成为一大势力，不过名声还不怎么样。阉党的首领终究是个阉人，廷臣中的势利之徒想要攀附，总不免鬼鬼祟祟。如今，算是可以正式告别崇高了，扬眉吐气地喊一声“有奶就是娘”了。
但是，吾土吾民，干什么事儿还是习惯有个好名声，没有好名声，便多少有些扭捏。比如“黑猫”这名字不好听，若叫成了“非白之猫”，也就多少理直气壮一点。
名不正，则言不顺。阉党谋士在欢喜之余，都想到了这一点。于是顾秉谦、魏广微两人一碰头，凑了一篇特谕草稿出来，要以皇帝的名义为阉党正名，给东林党扣一顶黑帽子。
——舆论工作要是不做好，咱们就是胜了也还是鬼鬼祟祟。
两人所想的具有超前性，魏忠贤听了草稿的内容，大为赞赏。连忙叫人誊好，呈报天启。
天启对东林正憋着劲儿，一听，就准了。
这个特谕，等于皇帝给两派做的结论，直斥东林人士“内外连结，呼吸应答，盘踞要地，把持通津，念在营私，事图颠倒，诛锄正人，朋比为奸，欺朕幼冲，无所忌惮。近年以来，恣行愈甚，忠贞皆为解体，明哲咸思保身，将使朕孤立无援而后快！罔上之心，却使人尽缄口，然后满足其无边之欲矣！”
这一通连珠炮，把东林的形象轰了个一塌糊涂。
什么叫“指鹿为马”？
什么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这就是！黑变为白、清指为浊、忠诬为奸，把阉党头上的帽子摘下来送给你们。
谁是千古罪人？谁是坦荡志士？全给你反着来。
谁能保证皇帝说的都是真理？
这道特谕对东林尚留在位置上的人也下了警告，说是“今元凶已放（放逐），群小未安，或公相党救，或妄肆猜忖”，如果再不老实，不改过自新，那我就要动用祖宗之法了，决不姑息！
圣旨一下，众人瞠目！不讲理到这个程度，还有什么可说的？
东林阵营这次保持了异乎寻常的沉默。只有一个小人物——给事中许誉卿，豁出脑袋了，顶风上了一疏，为赵南星、高攀龙鸣不平。说他们是“老成之人”，是“岁寒松柏”，就这么遽尔去国，今后谁还敢讲话，天下事深可虑矣！
他话说得不是很激烈，本人身份也不高，因此天启只降了他三级外调，没动用祖宗家法，还算是侥幸。
千人诺诺，一士谔谔。
到了人人不敢说话的时候，问题就大了。
今人有评论说，东林此次不再力争，是因为丧失了以往的勇气。其实不然，这次他们倒是好像经过协调一样，不再做无谓牺牲。这个“皇帝宣言”之后紧跟着要来的是什么，他们有预感。
但是，这个沉默来得太晚了。在当初还可以与阉党较量一番时，如果东林保持如此的沉默，对魏忠贤来说，就是“可怕的寂静”，他必会因胆虚而缩手缩脚。两边相持几年，魏忠贤的“好运”也就到头了，东林不会有太大的损失。
而一旦杨涟爆发，东林全体就应一起跟上，万炮齐发，即使像嘉靖年间“左顺门事件”百人集体被杖也在所不辞。无论天启，还是魏忠贤，都没有能顶得住这种阵势的心理素质，他们必然会退让，最后由亲东林党的第三势力出来圜转，达到新的平衡。捱个几年，魏也就完蛋了。
可惜，东林跟魏忠贤的斗法，多没有章法，单打独斗。人家那边一反击，当枢要的东林大臣就挂冠而去，撤出阵地。
一战如此，再战如此，魏忠贤也就把东林看扁了——“技止此耳”！
东林党的策略虽有误，但气节始终不减，在沉默中仍以行动来抵制天启的高压。
赵、高两位大员去后，两部院分别奏报，拟以副职陈于廷、杨涟为代理主官。天启一看：这哪儿成，又是两个东林党！赶跑还来不及呢，岂能让你们继续占茅坑！于是将奏疏压下不发，令各衙门会推。
会推由吏部副职陈于廷主持，按资历推上了乔允升等数人候选。天启觉得这批人名字不大熟，一问魏忠贤，还是东林党！
皇帝终于发火了，下旨严责，不问青红皂白，再次对东林党施以打击。他认为，此次会推，推上来的还是赵南星拟用的私人，这显然是陈于廷、杨涟、左光斗“钳制众正，抗旨徇私”。
天启的火发得不小，直呼陈于廷等三人为“三凶”，特别咬定了杨涟、左光斗为幕后主使，圣旨里连“怙恶不悛”“巨猾老奸”“冥顽无耻”这样的咒骂之词都用上了。
天启跟东林彻底掰了脸是肯定的，这样严厉的圣旨，没他的批准是发不下来的。但是其中具体用语如此咬牙切齿，似又是阉党谋士直接执笔。
可怜东林党人自万历以来，承受了巨大压力，苦苦护持天启父子两代坐稳了皇位，最终却落得如此评价。
天启光骂了还不解恨，索性一勺烩了。说这三个人“大不敬，无人臣礼”，着令统统革职为民。
陈于廷、杨涟、左光斗接旨后并无抗辩，都黯然而去。事已至此，说又何宜？
杨涟、左光斗的不抵抗，大概在于寒心。“移宫案”之时，两人曾将生死置之度外，保住了这个小皇帝皇权的独立。如今时势变易，“功臣”没有用了，不仅要一脚踢开，还要恶语加以侮辱。
想不到东林要员这么快就清扫干净了，魏忠贤喜不自禁。余下最碍眼的，就是内阁首辅韩爌了。
顾秉谦、魏广微也早就嘀咕过几回：老韩这块石头，还是早搬开早好。
但是这位阁老与东林并无瓜葛，要拿下他，需要另谋他途。魏忠贤对此心中有数，他对王体乾和客氏等魏家班底授以秘计，大家纷纷到天启那里去吹风。
用不了几下子，天启就上道了，下诏说韩阁老票拟多失当，今后要集思广益；而其他阁员也不能没主意，要积极参预。
让其他阁员与首辅分权，是大明建国以来闻所未闻的“体制改革”。分权固然符合“民主原则”，但这皮儿里边，也有各种各样的馅儿。
韩阁老一眼就看穿这“羊头狗肉”的把戏：不就是想撵我走吗！
他不党不私，没犯错误，根本就不买天启的账。一天也不等，立刻就上疏请辞，不仅不认错，话里话外还对天启一通挖苦。
他说：“臣以简陋之才，在内阁尸位素餐。譬如，整军应以营伍为先，而内操却屡演于宫禁之内，显是臣不能解皇上操劳之忧。又譬如，忠直之臣应该召回朝中，但廷杖却屡施于殿堂之下，显是臣不能解皇上雷霆之怒。臣无能，以至众官先后被黜，中旨径出，不由票拟，朝政大变。皇上意在整肃朝纲，内外却以为是兴起党祸，臣不能预先深思，临事又不能阻止，此为臣罪之大且著者。请罢臣官，再治臣罪，以作为辅臣渎职之戒。”
天启原也猜测韩爌可能会摔耙子，但没想到老家伙竟然敢嘻笑怒骂。于是下诏：要走你就走吧。
大明惯例，首辅辞官，皇帝要给予一系列的恩赏，加官荫子的一大串。但天启也耍开了牛脾气，除了可以乘坐驿车之外，啥也不给了。
中国的管理问题，没有啥别的问题，就一个问题：魏徵之才常有，唐太宗不常有。摊上天启这样的领导，你就是把古今谋略书翻烂了也没用。
韩爌秉政仅仅四个月，就这么一甩袖子走了。回家后不久，又被削籍，公职待遇全被剥夺。
魏忠贤终于报了当初一箭之仇。
至此，他还不肯罢手，对内阁最后的一个异己、老好人朱国桢也不放过。本来内阁票拟，执笔的只有首辅一人，天启在魏忠贤鼓动下，却下令分权。目的就在逼朱国桢，但就这样朱国桢也不在乎。
不在乎也不行，顾秉谦、魏广微又唆使人弹劾他。
朱国桢这才知道，不能再恋栈了，得赶紧走。他连辞三回，终于允了。因为他确实不是东林的人，又走得及时，所以什么恩赏都捞到了。他走后，魏忠贤对他有个评价：“这老头儿也是个邪人，但没做什么恶事，所以给他优待。”（《先拨志始》）
内阁里原来还有一个亲东林的何宗彦，已于年初病逝。这样，顾秉谦就自然替补为首辅。
此时是天启四年（1624）的十一月初，从六月初杨涟上疏起，双方酣战五个月，至此尘埃落定。外廷中，当路要津的东林党大臣一扫而空，一场不动刀兵的政变已告完成，魏忠贤的权势，已经从内廷伸展到外廷，牢牢控制了阁权。
连政府也姓魏啦。
大明朝的政治中枢，阉党的旗帜到处飘扬，“正人去国纷纷若振槁”。
天地惨变，大地萧索。但见有识之士忧心忡忡，宵小奸佞欢欣雀跃。
可是，就在此时，阉党的一场危机突然降临。这天，魏广微失魂落魄地跑到魏忠贤的私宅，密报：“督师辽东的孙承宗，提山海关兵数万，正驰往京师，声言要清君侧。孙阁老一到，公公，您可就立成齑粉啦！”（《三朝野记》）
啊？魏忠贤心一沉，脸都变白了。
风从何来？祸起何端？
这就要说到这个大名鼎鼎的孙承宗了。
孙承宗，字稚绳，号恺阳，北直隶保定高阳（今属河北）人。青年时就乐谈兵事，多智谋。在边境一带教书时，曾“杖剑游塞下，从飞狐（河北涞源北飞狐关）、拒马间直走白登（山西大同东）。又从纥干（山西大同东纥真山）、青波（河北清河）故道南下，结纳其豪杰与戍将老卒，周行边垒，访问要害阨塞，相与解裘马，贳酒高歌。用是以晓畅虏情，通知边事本末”（钱谦益《牧斋初学集》）。
凡奇才在年轻时必有异行。他和边塞上的豪杰、将士谈得高兴了，千金裘、五花马都拿来换酒喝了，大有太白之风！
万历三十二年（1604），这位雄才大略的读书郎中了进士，任翰林院的编修。天启元年（1621），以左庶子充日讲官，进少詹事，也就是当了天启皇帝的老师。
孙承宗为人清正，敢于任事，讲课的效果也极佳，天启对他极尊重。皇上每次听完讲，总要感叹：“开窍了，开窍了！”（《明史》）
天启即位不久，沈阳、辽阳就相继失陷，辽东形势危若累卵。孙承宗因以文臣而知兵，遂被任命为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是阁臣之一。他上任后，上疏条陈当时兵备弊端，深为天启嘉许。
天启二年（1622），孙承宗前往山海关视察，力排众议，支持袁崇焕主张的坚守宁远（今辽宁兴城）、积极防御的意见，反对退守山海关。宁远位于辽西走廊中部，守住了宁远，也就是扼住了辽西的咽喉，能确保身后二百里外的山海关无虞。
此后，经过数年的经营，辽东终建成一道坚不可摧的宁（远）锦（州）防线，后金骑兵撞破了脑袋也不得逾越。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均望宁远而叹息止步；努尔哈赤还命丧于此。这个决策，不仅保住了天启朝的平安，就是崇祯一朝也得益颇多。
天启二年八月，孙承宗出任辽东经略。“是时，关上兵名七万，顾无纪律，冒饷多。承宗大阅，汰逃将数百人，遣还河南、真定疲兵万余。”（《明史》）随后“乃定兵制，立营房，五人一房，三千一营，十五营为三部，而将帅以营部为署。兵不离将，将不离帅”。此外又修筑关城，安置大炮，辽东明军实力由此大盛！
宁远城修筑竣工后，孙承宗调袁崇焕镇守，自己则坐守山海关。就是说，明末威名赫赫的袁崇焕，此时还不过只是孙大帅的一员爱将。当时关外一派晏然，逃亡百姓纷纷回归，宁远一带“商旅辐辏，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土”。
随着宁远防卫的日渐巩固，明军防线也在不断扩张。天启五年（1625）夏，孙承宗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石屯及大小凌河各城。这样，自宁远又向前推进二百里，从而形成了以宁远为中心的宁锦防线。
《三朝野记》说，“自承宗出镇，关门息警，中朝宴然，不复以边事为虑矣。”万历末年的辽事大坏，变成了天启年间的辽事大好！
天启有福，终其一朝几乎不闻边警，就因用对了一个人！
魏忠贤当然知道孙阁老既有才、也有背景，所以颇为敬畏，曾数次想把孙大帅收归自己名下，但孙承宗为人既正直，又在天启心目中极有分量，所以根本不睬魏公公的那一套。
孙承宗是个文武两手都很硬的人，于“文斗”方面的谋略，也在很多东林党人之上。天启对他，惟有崇拜的份儿，几乎言听计从。若不是他常年督师在外，魏忠贤怕也翻不起这么大的浪来。
由于他常年在辽东，所以两派都将他视为化外之人。在内阁争权时，谁都没把他算一个。
可是孙阁老却没有忽略朝中的斗争。眼看正直之士一个个被清除，大明的天已经塌了大半，他坐不住了，决心以自己的威望，全力一击，把这个混蛋魏忠贤打下去。
孙承宗的这一想法，有很大的可行性。可惜动这个念头动得太晚了，此时，朝中已无一个正直之臣能在高位上予以应援了。
所以他考虑：根本不能露一丝痕迹，要迅雷不及掩耳直接面见皇上。他相信，以自己的威望和谋略，肯定能说动皇上，起码是疏远这个乱了朝纲的大太监。
但要做到这点，现在也很不容易了。天启已被阉党铁桶般围住，像自己这样一个与阉党不合流的人，如何能够毫无阻碍地靠近皇上？
这个机会，他想，就在十一月中旬皇上的生日。假如以贺寿为名，面陈朝政，那是最好不过的。
并且这个图谋，决不能让阉党察觉一丝一毫！
于是，他在十一月初巡防来到蓟镇，这地方离京师只有几十里。他含含糊糊地写了一份奏疏，派人送进宫，只说是：三年未睹天颜，如今巡防到此，离京仅有数十里，很想在皇上万寿之日，跟大家一起看看您！
他还报请了日程计划，即十二日入都门，十三日早朝面君，十四日随内阁大臣贺寿。然后另择日向皇上面奏军机。之后再和有关衙门会商一下军事。
他怕阉党起疑，还特别在奏疏里说：如今朝中事体纷纭，他本不该冒昧入京，但边防有未决之事需要请示，陛见之后，当速出国门，以免猜疑（见《明熹宗实录》）。
话，说得滴水不漏。
但可能正是这“不漏”，引起了魏忠贤的怀疑。魏忠贤此时的韬略，已不是三四年前那个不要命胡来的水平了。他在想：这孙阁老，是有什么企图吧？
他的爪牙因为没有权力幻觉，也就看得更明白：哪能放孙阁老进京？魏公公别是糊涂了。公公固然霸道，但那脑袋瓜还斗不过孙阁老吧？
可是这话不能明说，于是大家会意，就到处放谣言，说孙阁老此次来，肯定有异动！
魏忠贤一听说“清君侧”，有如遭受电击，一下就明白了：孙承宗来，毫无疑问就是干这事的！
这可怎么办？
在这个世界上，他老魏可以说谁都不怕，惟独就怕这个孙大帅。
魏忠贤知道大祸要临头了，要是过不去这道坎，前面的什么都等于白干了。他思前想后，觉得只有一招可行——
只有激怒皇帝，孙阁老才进不来。
他顾不得夜已深，急忙赶去奏报皇上。天启已经归寝，魏忠贤硬把天启叫醒，汇报时还不忘把谣言修正了一下，使之更具有可信度：“孙承宗率甲兵五千，离山海关向京师进发，内外合谋，欲清君侧！”
“唔？”天启一听，吃了一惊：孙阁老能干这事？
清君侧？如何清？难道要拥兵把我废掉？
天启心里升起一股寒意，从龙床上蹦下来，绕着床踱步。越想，越怕，心慌意乱之下，竟倒退着走起来。
魏忠贤见天启不仅没激怒，看样子好像被吓傻了。他顿时崩溃，也跟着皇帝绕着御床走，捶胸大哭：“万岁爷若放孙阁老进来，老奴活不成了！”
天启脑筋转了几个弯儿，以他对孙承宗的了解，兵变绝无可能。大帅想回来一趟，也不过就是回来，倒是魏公公给吓成这样，实在太可怜。
天启一念不忍，就发了话：拟旨，让孙阁老不要来了。
那边厢顾秉谦早有准备，一道严旨已经拟好，命孙承宗“马首速转向东，急还山海，待犁庭扫穴、失土尽复之日，再回京。”
天启听了内容，点了头。
魏忠贤此时也有了底气，亲赴齐化门，矫诏命令守门宦官：“孙阁老敢入齐化门，便缚来杀了！”
孙承宗这天才走到通州，一彪飞骑迎头拦住，兵部的官员就地宣旨。
孙承宗听完旨站起，仰天长叹：这一回又没斗过这魏大珰！
他本来就无兵谏之意，知道此时一举一动都很关键，不能给魏阉留下任何有异谋的把柄。于是二话不说，拨马便回，直赴山海关而去。
走到半途，北京方面又有消息传来，说魏阉正在设计要杀掉他。
孙承宗心里更是不安，只有加急赶路，先回去再说。
可巧东厂有一个特务混到孙承宗身边做随侍，负有监视之责。他为人较正直，对孙承宗相当佩服，于是就写了密信传回京中，说他亲见孙承宗只带了一个属员，其余未带一兵一卒，
魏忠贤得报，才略略放下心。
这一场虚惊，使魏忠贤得了一个教训，那就是：军权不可不抓。此后，他就加紧抓了太监监军的事。另一方面，他心里也基本有了底：正人君子，技止此耳！
这个孙承宗，对明末历史影响甚深，但不知为什么名气却不显。
万历四十五年“梃击案”之时，张问达曾向孙承宗请教如何处理此案，孙承宗建议“不可不问，不可深问”，张问达按这个思路去办，既打击了郑贵妃的气焰，又给万历留了面子，没有使事态全面恶化，较为妥善地处理了此案，可说是一条万全之策。在万历皇帝死后，孙承宗又负责起草了“神宗遗诏”，彻底否定了万历期间的种种弊政，为泰昌和天启初年的新政造足了舆论，也是功不可没的一件事。
孙承宗这次劝谏虽然只是个意图，但魏忠贤仍没有放过他，后来又诬告他回京是图谋异动，好在天启还是没有理睬。
后来在天启五年（1625）十月，魏忠贤终于找了个机会，借故将孙承宗免职，换了高第担任辽东经略。高第是一个纯粹文臣，既不懂军事，也没打过仗。努尔哈赤听说孙承宗去职，即率八旗大军来攻。高第畏敌如虎，命令撤掉宁锦防线，关外官兵全部撤回山海关，大军在撤退中又演变为大溃逃，一片狼籍。
孙阁老的数年心血毁于一旦。
只有驻守在宁远的袁崇焕抗命不撤，与总兵满桂等坚守宁远，一炮把努尔哈赤轰成了重伤，撤到沈阳后身亡。
这件事，也应有孙大帅的一份功劳。
孙承宗回到家乡高阳后，专心著述，有《督师全书》《古今中官志》《高阳集》等著作传世。
崇祯二年（1629）秋，皇太极绕过关宁防线，进入明朝境内，京师告急。孙承宗临危受命，原官起用，负责护卫京师。受命次日，不顾城外遍地敌军，率二十八骑冲出东便门，入通州御敌。
但皇帝也是俗人，对能臣的使用也免不了“过河拆桥”。到崇祯四年（1631），孙承宗69岁时，再次被排挤回乡。
崇祯十一年（1638）十一月，清兵由大安口入关。多尔衮率兵绕过京城，向京畿以南的河北、山东一带攻掠，兵锋直指高阳。高阳县令雷觉民怕死，溜出城外，跑到北京避难去了。
紧急中，好友劝说孙承宗到保定或者南方避难，孙承宗婉言拒绝。
兵临城下时，76岁高龄的孙承宗奋身而起，毅然带领全家40余人抗敌，并动员全城百姓登城防守。城内民众为其所感，纷纷拆毁房屋，用檩条木柱做滚木、石础阶条作雷石，并以盆罐壶瓶装火药，与围城的数万清兵作殊死搏斗。
攻防战一直打了三天三夜，终因寡不敌众，高阳城破。孙承宗子侄及孙17人、全家共40余口，全部壮烈殉国。孙承宗本人被俘，多尔衮曾亲自劝降，许以军师之尊，被孙承宗断然拒绝。多尔衮又派孔有德说降，被孙承宗骂退。
殉国之日，孙承宗端坐于椅子上，令两个清兵用白绫将自己勒死。其浩然正气，令多尔衮大为敬服。
据传，满清入主中原后，对孙承宗依然钦敬，在高阳为孙承宗建立了“孙家祠堂”，并立牌坊，镌刻“文官下轿武官下马”字样，以示尊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