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魏忠贤者流，无才无德，靠权术起家，赖昏庸皇帝提拔，狗屎临头，侥幸爬到了高位。他不会知道，这不过是畸形政治下的蛋。反而产生了巨大的权力幻觉，以为自己具备了某种天才，天下事没有他摆不平的。
这种家伙，既没有国家观念，也没有民本意识。尽管是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其胸襟也还是一个市井无赖之徒。“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像这样最浅显的治国之道他都不懂，动不动还想以屠城来泄党争之忿。那么，他所做的一切，其荒诞无耻，其逆民心而动、背潮流而行，也就毫不奇怪了。
逮捕周顺昌，在苏州遭到强烈抵制，并不是一个孤例。魏忠贤的倒行逆施，所触犯的已不仅仅是官僚集团内较正直一派的利益了，他是在与民众直接对阵。
魏忠贤的专权，迄今为止节节得胜。他环顾海内，也许感觉已无对手。看吧，天下噤口，君子毙命，官场惟余无骨的小人。
但这种情况的背面所潜伏的危机，他感觉不到。是啊，此时此刻，谁还有力量能掀翻他？
在古代历史上，皇权就是独裁，因此独裁不是问题的症结。问题在于，要想独裁得安稳一点儿，就要把老百姓的意志当回事。给他们饭吃，让他们气顺，大厦的基础才能牢固。
就算是皇权政治中的天才，一旦把百姓当猪狗，杀之、困之、镇压之，也就离瓦解之日不远了！天才，救不了暴虐统治的命。
因为，在政治这个天平上，民意才是最大的砝码！
魏忠贤胸无点墨，他不懂历史。魏忠贤是靠拍马起家的，他没见过“民不畏死”是个什么样子。
他不知道，历史绝不是一条“静静的顿河”。它总有令人意料不到的转折处。当这种转折一旦降临，要致他于死命的人，打的就是民意这张无敌王牌。
他脚下的基础，在逮捕七君子之时，就已经开始摇晃。
早在逮捕周宗建的时候，吴江县就已经发生过万民号泣相送的场面。
在苏州民变的同时，常州也有士民万人恸哭于道，挽留被缇骑逮走的李应升。这与苏州的情形非常相似。
当时李应升听说逮报已到，就穿上囚服，自行来到解所候命，神态自若。有人问他：“可曾与家人作别？”他慨然答道：“我志在以身殉国，安能恤家也！”
这就是成语里所说的“义无反顾”，决不回头再看一眼。
当知县带着公文一到，他就随同一起去了府城。常州知府曾樱，慕其忠义，特地到他坐的船上看望他。此外，几位好友也事先来到南察院，与缇骑们商议贿银数目，以免李应升途中受苦。
后来北行到达武进后，李应升的业师吴钟峦不怕受牵连，留李在自家住宿，两人作慷慨诀别。李应升感念身世，心情极沉痛，叹道：“世道如此，读书何用？我叫儿子不必读书了！”老师说：“书何必不读？只是不能像你那样真读书。”李应升抬眼望望，此时置身的小亭上，有匾额题曰“清风亭”，他顿然振奋，曰：“此去必不让此亭笑我！”
临别时，他还向老师要了一本袖珍本的《易经》，准备在路上和狱中研读。
三月二十一日，在开读的那天，常州也有令人激动的一幕。南察院前，聚集了数千士民，填街塞巷，马不能前。众人愤怒高呼：“李官忠臣，何忽见其就逮？”（《三朝野记》）
一些士民手持短棍，鼓噪道：“入宪署，杀魏忠贤校尉！”周围民众齐声呼应，訇然有如雷鸣。
一个卖甘蔗的少年，仅十余岁，当街大呼：“我恨极矣，魏忠贤杀却江南许多好人！”说罢，奔跑到一个肥胖校尉身后，撩起他的“飞鱼服”，一刀就割下一大片肉来，扔到地上让狗争食。
见此壮举，民情顿时汹涌，人人疾呼击杀缇骑。校尉们吓得魂飞魄散。
知府曾樱闻讯，连忙赶到现场劝解，同时又请出了李应升。李应升向众人拜求道：“诸君诚然是爱我，但为何要蔑视朝廷？”他再三劝解，众人才渐渐散去。
当下，曾樱安排缇骑转移到东察院去住，并派了重兵护卫。在开读诏书时，怕发生意外，将大门紧闭，不准闲杂人等一人入内
这一伙缇骑，不仅尝到了甘蔗刀的厉害，同时也听到了苏州民变的消息，知道那里的同事脑袋都被踩爆了，着实害怕了，对李应升未敢有任何刁难。三月二十三日，一行人悄无息地押着李应升北上了。
此次缇骑南下，任务是逮回五人，共有四人被逮到或者自己投案，却有一人没有逮到。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高攀龙。
缇骑来到无锡后，准备三月十八日开读，有人把这消息告诉了高攀龙。此时他已无欲无求，完全超然于物外。
十七日一早，高攀龙去参拜了宋儒杨时的祠堂。杨时是宋代大儒程灏、程颐兄弟的门徒，是“二程学说”的正宗嫡传，也是宋代东林书院的创始人。
而后，高攀龙便与自己的两位门生和一个弟弟，在自家后园池上饮酒畅谈。
当他听到周顺昌被逮的消息后，淡淡说了一句：“吾视死如归尔，今果然矣！”之后，与家人谈话，平静一如往常。
他写了一张纸条，封好，交给儿子世宁，说：“明日若事急，可打开。”然后叮嘱家人：“勿急，我欲静思良策，明早处分，当无大祸。”说罢，将所有家人遣出，闭门独坐。
到夜半时分，他整好衣冠，向北方三叩首，然后来到后园，纵身跳入池中自尽，时年65岁。
家人于后半夜不见屋内动静，连忙撞门而入。见室内只有一灯荧然，高攀龙人踪不见，便急忙四处寻找。最后在后园发现高攀龙人已在水中，面向北，双手捧心，屹立不动，死了多时了。
令人奇怪的是，他衣衫整洁，仅湿了下半身，且未沾染污泥，口中也未进水。所以，乡人都传说，高大人并不是淹死的，而是魂归于自然，与天地万物合一了！
打开他临死前写的纸条，原来是遗疏一道，是让家人递上去的。里面说：“大臣受辱则辱国。谨北向叩头，从屈原之遗则。君恩未报，结愿来生！”（《三朝野记》）
此疏在亲友乡邻间宣读时，闻者无不潸然泪下！
宵小当道，正人途穷，天地间竟容不下一佼佼者在。
高攀龙就这样驾鹤而去，其余六人则在诏狱中遭受了与六君子同样的命运。
周宗建、缪昌期是最早被逮的，押解至京后，立即送入诏狱严刑拷问。
四月，李应升、周顺昌被押解到京。而逮黄尊素的那一路缇骑，在苏州挨打后逃回，黄尊素自己投到官府候命。
此外，还有逮周起元的那一路，也同样遇到了麻烦。据《漳州府志》载，缇骑到了漳州后，地方官员听说退赃即可赎身，就把这话放了出来，家乡父老立刻在四个城门设立了募捐柜，筹款还赃，“不数日钱满，士民如数交迄，缇使也为之感动”。
不过这个记载恐怕有误，因为周起元在巡抚苏松十府的时候，既得罪了李实、又得罪了毛一鹭，所以被安的赃银最多，达十万两之巨，比直接得罪了魏忠贤的还厉害（再次印证了“阎王好惹，小鬼难搪”之定律）。漳州虽有海运之利，但士民一下凑齐这么多钱，怕是不大可能。
所以，极有可能是如《罪惟录》所说，这是大家凑钱来贿赂缇骑的。周起元在巡抚苏松二年中，为百姓做了许多好事，离任时，“吴人无老少皆随送，涕哭声塞市”。家乡人也以他为荣，他一出事，来捐钱的络绎不绝。有老妇人取下头簪扔入；也有轿夫在抬客人的时候，特意绕个弯过来，捐出十几文工钱。最终凑齐了贿银，打发了缇骑。
这一路也险些出了大事。有一义士在城中奔走呼号，聚众为周起元鸣冤。百姓围住衙署，怒不可遏，差点儿就要痛打缇骑夺人了。
周起元连忙跪求众人：“父老爱我，勿陷我不义！”民众才罢了手。
此时苏州民变案已轰动全国，作为专政机关的缇骑，彻底被人民群众打服了。逮黄尊素的那一拨，死也不敢再南下；准备押解周起元的这一拨，也不敢带着人上路。
这两个犯官如何办？成了烫手的山芋。魏忠贤也不敢再来硬的了，怕再次激起民变，万一天启脑筋开了窍，将危及他自己的权势。于是，经过研究，让天启下诏，改由当地巡抚派人押解。最后的这两人，分别在五月和闰六月才押解到京。
在六人陆续下狱后，曾有阁臣上疏请求，在镇抚司审过周宗建等人后，尽快将他们移交刑部议罪。为阉党所控制的内阁为何有这样的提议，不得而知。也许是为掩人耳目，也许是想推卸谋害忠臣的责任，总之很蹊跷。
但是天启充耳不闻，也可能是魏忠贤早给他进了言，就是要把此案连带六人的命在诏狱里面了结。
皇上没发话，魏忠贤却发了话，他严禁将一人发往刑部。
后来有狱卒偷偷透露了一些，说六人死状极惨！
忠魂无归处，不见“燕客”来！
七君子中的狱中诸人，在生命最后关头的抗争细节，永埋黄土，这是最令人慨叹的一件事。
从天启五年初以来兴起的两次大狱，把东林党在朝中的势力基本赶尽杀绝。在肉体消灭和思想控制两手并用之下，士大夫或是公开投靠，或者百鸟压音，“举朝结舌，而谄谀颂德之风纷起。”
在最黑暗的时代，却到处都有颂歌盈耳。这样的怪事，恰好说明凡有“老王卖瓜”的地方，必是恶政横行之处。
天启这个傻皇帝也很高兴：魏公公种的瓜，真是越来越甜了！他乐得耳根子清静，不用再听东林党人的噪聒了。
——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路走歪了还不许人家警告，警告就是别有用心。愚人做事，大抵如此，你跟他理论是没有用的。
真正能让他清醒一点的就是民意。天启六年三月间的苏州民变，给阉党的全胜投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