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贤一死，阉党作为一股政治势力，就完全失去了能量。虽然他们人还在朝中，却个个都成惊弓之鸟，只能缩着头等挨宰了。
继清除了魏忠贤之后，崇祯下一步要干掉的，是另外两个首恶——崔呈秀、客氏。
十一月初九日，魏忠贤已吊起来了，但京师并不知道，对崔呈秀的总清算就开始了。户部员外郎王守履上疏，论其可杀之罪。崇祯批示：将崔呈秀“先行削了籍为民”，然后交三法司会勘。
将人拿到三法司去会勘，就是要定罪。昔日堂上高官，今日要成堂下罪囚了。
此时崔呈秀在老家蓟州，将搜刮来的古玩珍宝陈列于室，日日与妻妾饮酒作乐，正是活一天算一天的时候。听到要会勘的消息，知道这鬼门关是一定要进的了。到十一日，他在家中与宠妾萧灵犀纵情饮乐，喝完一杯，就砸掉一件珍异酒器。而后，带着无限不甘之心，也上了吊。那如花的小妾灵犀，则以利剑自刎而死。
丑类们在世时只恨忠良不早死，可是自己又活了有多长？他们只恨四海宝物不能尽归己有，可是能否有一颗珍珠带过奈何桥？
在猖獗之时，即便有人跟他们说这个，他们恐怕也没有时间来听。笙歌夜夜，哪一场能舍得拉下啊！
崔贼死不足惜，倒是可惜了“殉节”的这位萧氏。她生在宝坻，原是三河县的一位名妓，乳名叫宝娘，别号灵犀。萧灵犀姿容绝世，歌舞无双，虽生长在青楼，却不是倚门卖笑的浅薄之流。吟诗、画兰、弹琴、下棋，无所不通，也是个“秦淮八艳”似的绝世人物。
崔呈秀是个好色之徒，据说有美妾百人，娶了萧灵犀后，万千宠爱集于她一身，一刻不离左右。在崔呈秀悬于书房二梁之后，灵犀不愿再沦落烟花巷中，便以死报主，做了个“烈妇”。
蓟州知府委托兵备道的守备，前来勘验了现场。众官并不把崔呈秀之死当回事，却都叹息这位灵犀之死。
情况上报后，崇祯有旨曰：“逆党崔呈秀负国忘亲，通同擅权，虽死尚有余辜，着法司按律确拟，暴著其罪，以垂永戒。”（《明思宗烈皇帝实录》）崔呈秀的儿子崔铎、弟弟崔凝秀也都被遣戍。
剩下一个客氏，就好收拾了。这个蛇蝎妇人自九月被放出宫后，也是在无奈中苟活，日日纵酒销愁。十一月十七日，崇祯再无客气，叫太监王文政把客氏押到宫里的浣洗局，着实审了再说。
魏、崔自杀，逃脱了惩罚。留下一个客氏，就不容她那么轻松去见阎王了。估计是崇祯有令，只要审出一点儿问题，就往死里收拾。
客氏被上了刑，立刻招认：有宫女8人怀孕，都是她私自带进宫的随身奴婢，在宫外面肚子就大了，准备效仿吕不韦事，给天启皇帝准备几个假儿子。
此口供一出，她哪里还得活？立刻在洗衣房被太监们用竹板子活活打死了（“笞掠而死”）。
那一刻鬼哭狼嚎，也是够惨的。不过恐怕也是赵选侍、裕妃、冯贵人、胡贵妃和王安的冤魂一起来缠她，令她不得好死。
客氏那个盗宝的儿子侯兴国，也被逮入诏狱，尝到了酷刑是什么滋味。几天后，与魏良卿一块儿被砍了头。客氏的侄子客光先、客琎等遣戍边地。
阉党里，死的还有一个李永贞。他是一个非常狡猾的人，发觉风向不对，在崇祯即位四天后就上疏告病，想开溜。到九月，崇祯才批准。十月初，他把自家外宅的小院砌死，自己藏身在里面，昼夜读书打发时间。墙上留有小孔，递进饭菜。到了十月二十六日，他听说皇上批准魏忠贤辞职，以为没事了，便拆了墙出来。
他想赶紧去和徐应元联络，把事情化解一下，却不料徐应元在十一月初给发到显陵去了。李永贞这才有点儿慌，越慌越出错，他竟拿钱去打点王体乾、王文政、王永祚三个太监，每人五万两，让他们在崇祯面前多多为自己美言。
这三个人，这时候哪敢营私舞弊，掉头就把收的银子交给崇祯了。李永贞得知，吓破了胆，与外甥孙良济一起化妆逃跑了。其实，崇祯这时候还不想杀他，只下诏把他也发往显陵。可是圣旨到家后，家人也说不出人跑哪儿去了，其兄李成吓得自杀了。
到十二月九日，李永贞被抓获，押送到显陵去了。这么一折腾，他的另一个哥哥李奉也因忧惧而死。
转年是崇祯元年（1628）。二月，李永贞和徐应元被转至凤阳。三月，有人重新提起话头，李永贞倒霉，被逮至刑部议罪。六月会审，结果是拟斩。他在狱中多次自杀未遂，到七月，脑袋还是给砍掉了。
这个时候崇祯的做法，与他后来的刚愎、急躁作风截然不同。他此刻思维缜密，在对付一大堆阉党人物时，抓住阉党人士的侥幸心理，不徐不急，步步深入，分批收拾。没引起任何混乱，就扫掉了满朝的乌烟瘴气。
《烈皇小识》说他“以孑身出入于刀锋剑芒之中，不动声色，巨奸立扫”，这绝非溢美之词。
当时朝中的言官——给事中和御史，大多都是投靠阉党上来的，整肃阉党，不能指望他们。崇祯就紧急提拔了曹师稷、颜继祖、瞿式耜、吴焕等人为言官，让他们大胆揭发。只要有人出头，就好办。其余言官为洗刷自己，也纷纷倒戈，声讨昔日的主子——娘没奶了就不是娘。
从天启七年（1627）的十一月起，清算风潮陡然涌起，一直持续了一年多。
趁着魏忠贤败死之机，崇祯发布命令：第一，对元凶客、魏、崔，要早定“爰书”（判决书）；第二，对“五虎”“五彪”等，按照言官弹劾的顺序，由法司依律拟罪。
然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阉党势力你不扫，他不会自动跑掉。此时主持清理工作的刑部尚书苏茂相、左都御史曹思城、大理寺左少卿潘士良等都是老资格阉党，他们哪里肯卖力？拖了一个月，才在崇祯元年正月二十五日将客、魏的判决书呈上，崔呈秀的还没做出来。
崇祯大为不满，要给阉党分子一点儿颜色看看，下令将魏忠贤尸凌迟、斩首，悬首河间府；在蓟州将崔呈秀尸斩首，客氏尸亦斩首示众。
这脑袋是砍给活人看的，在此重典震慑之下，对魏党的第二波整肃浪潮开始了。
在大臣中，户部尚书张我续、兵部尚书兼蓟辽总督刘诏、工部尚书孙杰、左副都御史李夔龙等一批要员被免职。其中李夔龙、倪文焕、田吉等后又升级为在原籍追赃。
太监中，李实被降职，安置到南京；涂文辅降为小火者（打杂的）。
魏忠贤的亲属中，魏良卿砍头；女婿杨六奇等一大批亲族永戍瘴地。
锦衣卫打手田尔耕、许显纯等削籍、抄没家产，后又升级逮至刑部论死。
这就是现世的报应！狂风怒卷之下，魏党群丑狼狈不堪。
户部尚书张我续，昔年有一个女仆是魏忠贤的本家，他将这个魏小姐娶做老婆，“加于嫡妻之上，进京八抬，称‘魏太太’”，公然以魏家姑爷自居。这假姑爷被免官回籍后，百姓恨极，欲拦其轿毁其面！
原宣党头子、南京国子监祭酒汤宾尹，听说魏忠贤毙命，立刻精神失常，癫狂而死，其家为被害者所破！
“十狗”之一、太仆少卿曹钦程罢官，不为江州南康乡里人所容，争唾其面，只好在湖口县买宅居住，但湖口人士相约驱逐之！
还有前首辅顾秉谦，虽然致仕居于昆山老家，也被人弹劾“献媚图宠，廉耻已亡”。家乡士民更是愤而报复，一把火烧了顾家大片房产，将其家财哄抢一空。顾秉谦携带重金逃往苏州租房居住，诸生不容，写呈子给各衙门，要求驱逐。他惶惶如丧家之犬，只得转避南京，不久病死！
然而，阉党残余仍在抵制清算，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过，就故意对被追究者轻判。一面是民愤滔滔，一面却是轻描淡写。诸阉党虽交给法司议罪，但定罪书却避重就轻，形同包庇。
这个定罪书一出来，引起舆论哗然。
山西道御史高弘图三次上疏，说“五虎”“五彪”不过是杀人取媚，真正动摇社稷的是刘诏、刘志选、梁梦环三贼。尤其是刘志选，七十白发老匹夫，为钻营竟不惜攻击皇后。
三人因此相继被逮。刘志选自知不免，也学了魏公公，上吊自杀了。
山西道另一御史刘重庆也上疏，指李永贞、刘若愚、李实罪大恶极，若不刑之西市（砍头），恐被害诸臣必不瞑目于地下。
崇祯立刻准奏，将李永贞、刘若愚、李实和许显纯一起交给刑部，均论死。
清理阉党的运动，在一个阉党分子遍布的大环境下，犹如号召人家操刀割己，那是不可能痛痛快快的。阉党如不从整体上搬掉，新政就无从谈起，正人也无法起用。
崇祯对这一点看得很明白，他用了两个办法来应对这一困局。
一是在崇祯元年（1628）四月，果断启用刘鸿训为礼部尚书并入阁，使内阁有了很好的带头人。刘鸿训，字默承，山东长山人，是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天启元年曾任少詹事，负责的是太子的事情，是个闲职。后因得罪了魏忠贤而丢官。
刘鸿训与阉党没有任何瓜葛，执行崇祯的命令就不像其余阁臣那样“肉头”，到任后数月间，一连气儿建议罢斥杨维垣、杨所修、阮大铖、李蕃、贾继春、霍维华等一帮想金蝉脱壳的阉党分子，令人心大快。可惜阉党分子仍有能量，于半年后便把这个刘鸿训撵下了台。
崇祯的第二手，是推翻《三朝要典》。这是明朝遇到的“两个凡是”问题。《三朝要典》虽是阉党炮制，但由天启帝钦定，有先帝的“御制序”，要推翻它，人们不免投鼠忌器。
但是让它摆在哪里不动，就是新政路上的一座大山，导致阉党不能尽罢、东林不能解放。
崇祯元年（1628）三月，新任兵部主事别如纶就谈到这一问题，认为应该删削。四月，翰林院侍读倪元璐又论此事，认为应该销毁。
倪元璐说，这实在是一部恶史，魏忠贤要借这“史”杀人，众宵小要借这“史”攀爬；有此“二借”，谈何公正？在史书中颠倒黑白，这就是魏阉遗迹，“逆党之遗迹一日不灭，则公正之愤千年不释！”这位当时的小知识分子的史观，相当之进步，他痛斥道：“以阉竖之权，屈役史臣之笔，亘古未闻！”（《崇祯长编》）
不仅是阉竖，任何强权加于史著的歪曲与粉饰，都无异于掩耳盗铃！你那么说，后代人真就那么信吗？
崇祯原先不想去触动他哥哥的问题，但看了倪元璐的奏疏，大为折服。当时内阁辅臣之一的来宗道，对这个奏疏有个票拟，说是“所请关系重大，着礼部会同史馆诸臣详议具奏”。这是想把问题“研究研究”，搁置下来。崇祯果断批示：“听朕独断行！”（《烈皇小识》）
这是他主意已经定了，要推翻《三朝要典》！这是意识形态大翻盘，有人马上如丧考妣，怕这个文件一失效，“三案”再翻过来，自己要受牵连。
经过廷臣之间的激烈辩论，崇祯认为火候到了，于五月初十日下诏：销毁内外所有《三朝要典》及书板，并强调：“自今而后，官方不以此书定臧否，人才不以此书定进退。”（《崇祯长编》）由此，为大规模清洗阉党扫清了最后的障碍。
经过一年多的清理与反清理，到崇祯二年（1629）正月，崇祯决定要“定逆案”，也就是确定一个阉党的正式名单，分类分等级，拟出处理办法。第三波、也是最彻底的一次清理就此开始。
正月二十四日，崇祯召集内阁辅臣韩爌、李标、钱龙锡及吏部尚书王永光、刑部尚书乔允升、左都御史曹于汴等，下达了定逆案的方针、原则和具体标准。特别要求“卿等数日内确定，不许中书（秘书）参预”，由阁臣按等级分列名单，刑部尚书附上相应的惩治条例。
但是这个临时组成的专案组，非常不得力。首先吏部尚书王永光本人就是个阉党，“素附党，仇东林，尤阴鸷”——不是个什么好鸟。
再有韩爌、钱龙锡等都是端厚谦和之人，“不愿广搜树怨”（《国榷》）。现今的一般史家也都认为，他们对朝中残存的阉党势力有所畏惧，企图和稀泥。
由于上述原因，第一次报上的名单仅有约50人。崇祯很不满意，要阁臣们广泛搜求，一个不能少，且要给予重处，起码是削籍处分。
韩爌等没法子，又报了一次，不过还是几十个人。崇祯这次发火了，直接说他们办事“不称旨”，当面批评道：“忠贤一人在内，苟非外廷逢迎，何遽至此？”意思是说，假若只有这50多人，怎么能掀起那么大的浪来？崇祯又见内廷阉党一个也没涉及，便说：“其内臣同恶，亦当入之！”
阁臣立刻表示为难，说外廷不知内廷的事。
崇祯又火了：“岂皆不知，特畏任怨耳！”（夏允彝《幸存录》）——你们是怕招怨吧？
这又是另一个问题了。内廷与外廷的关系，向来微妙。韩爌他们考虑的是，不能因此而与内廷结怨，否则会给以后的内阁带来无尽的麻烦。你崇祯皇帝撑死能执政多少年，内廷与外廷的关系却是需要长期维护的。他们几个不愿意搞扩大化，我以为倒还不是为了私利。他们考虑的是内阁制度的长远命运，考虑的是士大夫阶层相对于皇权的某种独立性，所以不愿意“整人”。
几天后，崇祯又召韩爌等阁臣，打开一个黄皮包袱，里面全是诸臣以前为魏忠贤歌功颂德的“红本”（奏疏）。崇祯说：“此皆结党实迹也，当一一按入之。”
韩爌等人知道崇祯真的是要撒大网了，只得随他去，但是坚决不担这个责任，说：“臣等职掌，唯司票拟。三尺法非所习也！”先秦时代以三尺竹简书写法律，故称“三尺法”。法律这玩意儿，你找司法界人士去吧。
崇祯也真是服了这帮人了，只好转而责成王永光，让他来干。但王永光哪里肯，推辞道：“吏部只谙考功法耳，不习刑名。”这个，我也干不了！
不久就有人弹劾王永光，说他过去“阴附阉党”，现在又“阴护持之”，他只得退出专案组。
崇祯气得没了脾气，把刑部尚书乔允升找来，叫他“据律定罪”。司法大僚，你总没得推了吧？
如此，又经过草拟第三、第四道名单。在崇祯的监督下，拾遗补缺，最后定下261人，罪分七等。文件名曰《钦定逆案》，于崇祯二年（1627）三月十九日，以谕旨形式向全国公布。
据《明史·阉党传》七等定罪的名单是：
一、首逆凌迟者二人：魏忠贤、客氏。这两人犯的是“谋大逆”罪，判决仅为名义，因两人早死并已经“正法”了。
二、首逆同谋论斩者六人：崔呈秀、魏良卿、侯国兴、李永贞、李朝钦、刘若愚。逆案公布时，前五人或自杀或已处死。考虑到这一等里目前一个能杀的也没有，不大好看，因此把刘若愚顶上。可是刘若愚最终也没死成，侥幸被宽恕，写了一本阉党实录《酌中志》，很有名。
三、交结近侍秋后处决者十九人：刘志选、梁梦环、倪文焕、田吉、刘诏、薛贞、吴淳夫、李夔龙、曹钦程、许志吉、孙如洌、陆万龄、李承祚、田尔耕、许显纯、崔应元、杨寰、孙云鹤、王体乾。这一等里基本都是核心人物，只有一位级别相当低的，就是提议要把魏忠贤与孔子并祀的监生陆万龄。
所谓“交结近侍”，就是阿附魏忠贤，其罪名为“谄附拥戴”，也就是诸衙官吏与内官交结、泄露事情、夤缘作弊等。这些人皆被论以斩首，秋后处决。其中田尔耕、许显纯恶有恶报，被“请君入瓮”，遭到酷刑拷打。
四、结交近侍次等充军者十一人：魏广微、崔应秋、阎鸣泰、霍维华、徐大化、潘汝桢、李鲁生、杨维垣、张讷、郭钦、李之才。这一类多是廷臣，首要者为罗织陷害六君子的罪魁。
五、交结近侍又次等，论徒三年、输赎为民者一百二十九人：顾秉谦、冯铨、张瑞图、来宗道、王绍徽、阮大铖等。这一等里多是当年为“三案”翻案者。
六、交结近侍减等革职闲住者四十四人：除黄立极、施凤来两人为阁臣外，其余为太监与客魏亲属。
七、魏忠贤亲属及内官党附者五十余人，另行处置。
此外还有“附逆案”及“附逆案漏网”者若干。
与钦定逆案的同时，南北两京在崇祯二年还开始了“京察”，分别剔除了一些阉党分子。
对崇祯定的这个逆案，在当时和后世都有不同看法。不过大多数人都认为崇祯“除恶务尽”的干法，实为远见卓识。不过，对于其中细节当时就有一些异议，有人说太过了，也有人说力度还不够；有人说有漏网之鱼；也有人说某人冤枉、不应列入，等等。些许误差可能会有，但我以为，这都无关紧要了。
政治问题，看大不看小。崇祯这一槌子砸下去，阉党案才算尘埃落定。
即使这样，阉党分子在明末及明亡后仍有死灰复燃的，以阮大铖在南明时期闹得最凶，甚至到了抗清事小、对东林反攻倒算事大的地步，把个小朝廷弄得乌烟瘴气。此乃后话。
总之，牛鬼蛇神谋权有道，贪财有术，但就是长不了。
七年猖獗，三年横暴，终归是镜花水月！
魏忠贤最终是凄凉自尽，脑袋被砍下来，悬挂在河间府。因为这里是明朝出太监的两大主产地之一，崇祯这么处置，是想以此警告后来者。
魏家在京中和肃宁老家的宅子被抄没或平毁，金银财宝也被送入内库。时人嗤笑道：“可笑魏忠贤今日乞恩，明日乞赏，克国剥民，何曾留得一件自己受用？守得一件传与子侄？何曾留得寸土自己养身？留得一间与子侄栖身？”（《梼杌闲评》）
不仅如此，连累魏氏一门老小也跟着遭殃。据说，行刑时“俱骈首受戮，婴孩赴市有盹睡未醒者，天下以为惨毒之报，无不快之！”（《明史纪事本末》）此事究竟有没有，尚存疑，因为崇祯念他的几个侄孙不过是三岁小儿，是免了罪的。连小儿都不免，就算是人们所希望看到的吧！
魏良卿为人还算谨慎，口才也好，才风光了几年就被灭了，还不如当初继续蹲市场。侯国兴据说简直就是个智障了，与人说着话，打个哈欠就能睡过去。不过看他盗宝的那种贪婪劲头，似乎也不糊涂。两人都是进了诏狱后，被砍头的。
据说，魏忠贤在阜城自杀后，河间府肃宁老家的村里，凡姓魏的，都怕受牵连，一跑而空，几年后才敢回乡，且都改姓了“卫”。
说来数客氏最惨，不敢自己死，结果就是既辱且死。原本崇祯只命内廷“宫正司”先重打一百竹板，再发法司勘问的。结果人送到刑部监狱时，早已给打烂了，死了多时了。
客氏死时，侯国兴已被关入诏狱，宅子也被封了，家人逃个干净，没有人敢来收尸。
崇祯元年（1628）五月，刑部会审许显纯、崔应元等阉党分子。许显纯以自己是万历孝靖皇后（即泰昌帝生母王氏）的外甥，要求给予减刑。
年仅19岁的黄宗羲来京为父申冤，当时也在场，他严辞斥道：“显纯与阉构难，忠良尽死其手，当与谋逆同科。夫谋逆则以亲王尚不免诛，况皇后之外亲！”说着，从袖中抽出一柄铁锥，猛刺许显纯道：“我看你招与不招！”锥锋至处，血流遍地，吓得许显纯伏地叩头：“愿招！愿招！”崔应元也吓得瘫作一团。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许、崔两人最终被判死刑。黄宗羲也没饶了崔应元，痛打他一顿后，拔了他的胡须去祭祀先父亡灵。
李实在受审时辩解说，当年以他名义诬陷黄尊素等人的奏疏，是魏忠贤指使别人冒名在空奏疏上填写的。在审讯前，李实还曾托人给黄宗羲送银三千两，乞求不要再追究他。黄宗羲严辞拒贿，并且上疏道：“李实当今日，犹能贿赂公行，其所辩岂足信！”崇祯见疏后下诏，令刑部复审，追究李实的贿赂罪。大堂上，李实还想狡辩，忽见黄宗羲从袖中抽出利锥，竟吓得连喊：“愿招！愿招！”许显纯等人斩首之日，黄宗羲偕同被害朝官的子弟，设祭诏狱中门，祭奠忠魂，一时哭声震天。黄宗羲把众狱卒召集在一起，晓以大义，而后问道：“你等作恶，虽属受人指使，但罪责难卸。只要你等讲出谁是杀害家父的凶手，其余免究！”
众狱卒指认道：“是叶咨和颜文仲亲手用毒药害死黄公的。”二狱卒连忙跪倒在地，大喊：“饶命！”黄宗羲大喝一声：“恶贼！岂可饶你！”抽出利锥猛刺，把两个狱卒刺死狱中，以祭奠英灵。
众子弟祭灵的哭声传入宫内，连崇祯也叹息道：“忠臣孤子，甚恻朕怀！”这正是：逆贼授首，忠正洗冤！
权势之上，自有法制；若法不能制，必有人心；若人心不能制，终还有天道！如今，是天道转回来的时候了。袁化中之子袁勋于崇祯元年二月最先上疏，开烈士子弟诉冤之先河。继而，时为浙江诸生的黄宗羲上疏崇祯，字字血泪，历述冤者惨状，将迫害黑幕逐一向世人揭开。
紧接着，户科给事中瞿式耜上疏为杨涟、魏大中、周顺昌鸣冤，其文堪称古今第一正义檄文，字字作金石声。
十月，魏大中之子魏学濓上血书为父鸣冤。几天后，杨涟之子杨之易亦上血书。十二月，周顺昌之子周茂兰又上血书。
这种浪潮，连崇祯也觉得招架不住了，连忙下诏制止，说血书原非奏疏格式，不要再上了。不过，他倒是认真读过每一篇的，颇有触动，曾撰文将周顺昌比做屈原、岳飞。在旧时，这可以说是最高的评价了。
大明朝的此时，妖孽遁形，天地从此一新。
这是少年对老朽的清算，这是正义对黑暗的声讨。在历史上，正直的人难得扬眉吐气，但只要有这样一回，就证明大道不灭，公理永存！
崇祯元年九月，有诏，为已故诸君子追赠荣衔、官职和谥号，备极荣耀。谥号中，大多都有一个“忠”字。
这就是万古的伦常！尽管他物换星移，尽管他潮流浩荡，但总有一种东西，我们蔑视不得、抛弃不得，要永远敬畏。
那就是做人的最高准则——礼、义、廉、耻。
河之汤汤，海之渺渺，历史之莽莽苍苍，都掩不住、淘不尽人性之光！
从善者，永向善之光明地疾行；为恶者，永向恶之渊薮处沦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