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高明

(加藤高明Katō Takaaki 1860.1.25—1926.1.28)

出任第24届(1924.6.11—1926.1.30)内阁首相

加藤高明(1860—1926)在第二次护宪运动打倒清浦内阁后出任首相,组成护宪三派内阁,从此日本进入“政党政治”新时代。

加藤高明本姓服部,幼名总吉,生于尾张国武士家庭,12岁时过继给其亲戚加藤武兵卫作嗣子,改姓加藤。

加藤步入社会后,经历了实业家、外交家、政党政治家三步生涯。

1874年,加藤入东京外国语学校学习,毕业后入东京开成学校学习,1877年开成学校并入东京大学,加藤继续就读,专攻法律,四年后从东京大学毕业,获法学学士学位。

当时日本社会求才若渴,为数不多的大学毕业生多走上仕途,成为国家各级官吏,加藤的志向却在实业界。毕业后到三菱公司任职,其出众才华深得公司总经理岩崎弥太郎赏识,遂派他到英国深造,回国后任三菱公司副经理,娶岩崎弥太郎长女春治为妻,成为“三菱的女婿”。加藤一生的活动始终是以三菱为可靠后盾的。担任外务大臣时,曾为维护三菱财阀的利益,坚决反对铁路国有化政策,由于政府未采纳他的意见,愤而辞职。

在英国学习期间,加藤结识了到英国访问的政府大臣陆奥宗光。1887年,经陆奥推荐,离开三菱到外务省任职,开始了他的官场政治生涯。在直到1915年的近30年中,他的活动舞台主要在日本政府的外交方面,多次出任驻英国公使、大使,担任第四次伊藤博文、第一次西园寺公望、第三次桂太郎、第二次大隈重信等四届内阁外务相。在任期间积极推行殖民扩张政策,在中日甲午战争、签订日英同盟等重大对外活动中献计献策,扮演重要角色,因功敕封为男爵。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加藤作为大隈内阁外交政策的主要制订者和推行者,力主对德国宣战,使日本乘机夺取了德国在中国山东及太平洋地区的权益,随后又协助大隈制订对华二十一条要求,战后因功加晋子爵,当上贵族院议员。

加藤由外交官转为政党政治家是在1912年。同年4月,桂太郎将其拉入立宪同志会,位居该党五总务之首,桂太郎死后成为该党总理。1916年10月,立宪同志会、中正会、公友俱乐部三党派合并为宪政会,加藤当选首任总裁。

1924年6月7日,清浦奎吾内阁在大选惨败后全体辞职,经元老西园寺公望推荐,加藤高明出任首相,11日,组成护宪三派内阁。宪政会、政友会、革新俱乐部三党派领袖加藤高明、高桥是清、犬养毅分别就任首相、农商务相和递信相。其他内阁成员中,除陆、海相外,只有外相币原喜重郎不是护宪三派嫡出,但币原和加藤是连襟,同为岩崎弥太郎女婿,关系自不待言。

加藤内阁根据护宪三派的主张制订施政方针,首先进行行政、财政整顿。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资本主义各国经济逐渐恢复,进入所谓相对稳定发展时期。而依靠战争刺激飞速发展的日本经济,却因此受到不利影响,外贸赤字连年增加,正币储备日渐枯竭。由于政府连年采取救济财界措施,中央和地方财政扩张之势无法制止,加上关东大地震后复兴费用不断增加,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只能靠发行公债维持收支平衡,到加藤组阁时,公债市场的承受能力已达到极限。面对萧条的经济形势,不仅是民众,连财界也发出了整顿行政和财政的呼声。

加藤内阁推行紧缩财政方针,在制订1925年度财政预算时,藏相浜口雄幸代表政府提出了比上年度减少支出3亿日元的预算案,由于政友会等坚持增加治水、铁路、港湾建设等支出,年度预算最终实现减支2.5亿日元,其中一般会计为1.5亿日元,特别会计约1亿日元。与此同时,废除临时军事费特别会计和临时国库券特别会计法,改革了大藏省存款部。大藏省存款部以邮政储蓄为财源,吸收一般民众的小额储蓄,资金历来归首相和藏相支配,曾被用作对华政治借款及补助、救济财界,至于借给何人,借出多少,向来秘而不宣,因此大藏省存款部被人称作“伏魔殿”。改革后成立了由各省官吏、专家学者参加的存款部资金运用委员会,由该委员会决定资金运用,并将其作为特别会计,置于议会监督之下。

裁减军备是加藤内阁行政财政整顿的重点,由陆军大臣宇垣一成具体负责。慑于华盛顿会议后的国际压力和国内要求裁军的强大声势,宇垣采用“走在舆论前面”的策略,撤消了四个陆军师建制,裁减官兵36000人,军马5600匹,反过来将裁军节省的军费用于坦克兵、航空兵、高射炮兵、汽车学校、通讯学校建设,实际节省的军费不过28万日元。宇垣借裁军之机,将退役军官安排到中等以上学校担任军训教官,并以减少半年服役期为诱饵,对城乡青年进行军训。值得注意的是,一大批陆军大学出身的中下级军官,在这次裁军中被提拔到军界重要岗位。这样,日军现代化程度和国家总体战体制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这一时期贵族院制度也有所改动,有爵议员年龄由25岁提高到30岁,伯、子、男爵议员总数被削减了十分之一,多额纳税者议员制被改为多额纳税者互选制,增加了学士院会员出任议员的名额,废除了敕任议员不得超过有爵议员数的限制。

加藤内阁时期制订了许多法律,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普通选举法》和《治安维持法》。实现普选,是加藤率领的宪政会长期以来争取群众的政治口号。在1925年初召开的第50次议会上,政府提出的普选法案受到枢密院、贵族院的层层阻挠,但最终还是获得通过。普选法首次取消纳税资格限制,规定除“因贫困”享受救济及在选举地居住不到一年者外,年满25岁以上的男子有选举权,30岁以上的男子有被选举权,据此,有选举权者由334万人骤增到1415万多人。

政府在拟定普选法案并交议会讨论同时,接受枢密院建议,拟定《治安维持法》。贵众两院以绝对多数通过这一法律。该法规定严禁以“改变国体、政体或否认私有财产制度”为目的的结社和运动,违者处以10年以下徒刑。政府声称,制订此法不是为了镇压一般社会运动和民主运动,主要是取缔共产主义者的革命运动。

这两个被称为“糖果”和“鞭子”的法律,顺应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垄断资本主义发展潮流,对镇压和分裂日本工人运动、稳定和完善战后日本帝国主义体制起到了重要作用。

加藤内阁标榜“协调外交”方针,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推行的外交政策,被称为“币原外交”。币原外交以对美英协调为前提,于1925年初缔结了日苏基本条约,建立了外交关系,并签订日苏通商条约。在苏联方面对北库页岛物产权作出让步后,日本撤出了长期赖在该地不走的军队,结束了历时七年之久的西伯利亚干涉。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中国,这一时期发生了第二次直奉战争、北京政变、郭军反奉等重大事件。日本政府采纳了币原的所谓“不干涉”方针,但却默认军部向满铁附属地增兵阻击郭松龄部队,致使郭兵败被杀。

制订普选法,是护宪三派共同追求的主要目标和赖以合作的基础。这一任务完成后,三派间暂被掩盖的固有矛盾日趋公开化。政友会实力人物,担任宪政、政友两党联系人的横田千之助病故后,高桥是清又辞掉了政友会总裁和内阁大臣职务。继任总裁田中义一则拒绝了加藤的入阁邀请。随后,犬养毅无条件加入政友会,实现政友会、革新俱乐部、中正俱乐部三党派合并,护宪三派不复存在。1925年7月,当加藤内阁提出整顿税制案时,政友会方面的大臣力主应与整顿地方税并行,内阁意见不一,导致了加藤内阁解散。

护宪三派内阁解散后,加藤受命再次组阁,建立了所谓的“宪政会的单独内阁”。在宪政会、政友会、政友本党三足鼎立的新局面下,加藤一反常态,主动与以前站在政府对立面的政友本党接触,并于1925年底召开的第51次议会期间,实现了宪政会与政友本党的合作。

但是,宪政会内阁的事业尚未展开,加藤便染上了急性流感。1926年1月22日,他在议会答辩时因病中途退场,由此一病不起,28日病逝,终年66岁。成为继加藤友三郎后第二位因病殉职的首相。

《日本首相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