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犬養毅Inukai Tsuyoshi 1855.6.4—1932.5.15)
出任第29届(1931.12.13—1932.5.26)内阁首相
犬养毅(1855—1932)是战前著名的政党政治家，一生为实现政党政治奔走呼号。晚年出任首相，组织了最后一届政党内阁，亲自品尝了政党政治的“果实”。然而，他既未能挽回政党政治的颓势，也无法抵御法西斯主义的狂潮。他毕生奋斗争取的“政党内阁”体制，恰恰在他执政时葬送，其本人也惨死在法西斯分子枪口之下，做了政党政治的殉葬品，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他那个时代的悲剧。
犬养毅幼名仙太郎，号木堂，生于备中(今冈山县)庭潮。少年时代就读于私塾、学塾，汉学造诣很深。他蔑视权贵，自命清高。
1875年，犬养从亲戚家借到15日元路费，只身到东京求学，转年到福泽谕吉开办的庆应义塾学习，接受了自由主义主张，为后来从事政党活动打下了思想基础。
1880年8月，犬养即将于庆应义塾毕业时突然退学，创办了《东海经济新报》，干起新闻事业。次年，经矢野文雄推荐投笔从政，与大学同学尾崎行雄一起，到大隈重信为总裁的统计院任权少书记官。不久，大隈因政府中萨长派官僚的排挤下野，犬养随之辞职。后重操旧业，先后任《报知新闻》、《秋田日报》记者。
1882年，大隈重信组建立宪改进党，犬养闻风响应，成为大隈手下得力干将，此次开始长达50年的政党政治家生涯。改进党解散后，犬养作为主要发起人之一，参加了进步党(1896)、宪政党(1898)的组建工作，并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后来又亲自创建国民党和革新俱乐部，成为这两个组织的领袖。从1890年开设国会起，犬养连续19次当选为众议院议员。为打破官僚统治、实现议会政治的理想，他组织党内外各界人士，在议会内外同官僚专制势力进行不懈的斗争。在1913年第一次护宪运动中，他一马当先，用犀利的言辞猛烈抨击官僚政治。他参与制订的“拥护宪政，打倒阀族”的战斗口号，得到广大民众的响应，因此与尾崎行雄一起，被尊为“宪政之神”。在1924年第二次护宪运动中，他锐气不减，率领革新俱乐部与政友会、宪政会联合组成护宪三派，一举打倒清浦内阁，组成加藤高明为首相的护宪三派内阁，其本人入阁任递信相。田中义一担任政友会总裁后，由于革新俱乐部发生分裂，犬养率部分成员无条件加入政友会。1929年，田中义一病死后，他当选为政友会总裁。
1931年12月11日，第二次若槻内阁因成员意见不统一辞职，犬养受命组阁。
犬养内阁面临的紧迫课题是如何摆脱经济危机、处理“九一八” 事变后遗留下来的“满洲问题”。如何应对社会上以军部为中心的法西斯主义潮流，也是个不容回避的重要问题。
浜口内阁原指望通过“金解禁”和通货紧缩政策，改善脆弱的资本主义体质，增强国际竞争力，摆脱经济萧条局面。但是，由于选错了时机，在世界经济危机打击下，日本经济不但没有好转，反而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生产和外贸均跌落到一战以后的最低点。1931年9月，英国宣布脱离金本位制，这意味着世界金本位体制已经崩溃，对日本来说，禁止黄金出口只是时间问题。
犬养一上任便果断地改变了上届政府的经济政策。他请出政友会财政通、前首相高桥是清出任藏相，于内阁成立的当日，颁布黄金出口禁令，随后又采取恢复国家公债征募、增加军事订货等措施，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取代以往的紧缩政策，政策的转变收到了刺激经济复苏的效果。产业界通过开展合理化运动，调整了结构，借助政府的政策支持走出低谷，经济危机出现缓解迹象。在这一政策转变过程中，三井、三菱、安田等大财阀，早就预见到金融政策的转变，抢兑美元储存，所以在政府禁止黄金出口、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而导致日元贬值时，大财阀受益最大。
1931年1月8日，发生了朝鲜人李昌奉刺杀天皇未遂的樱田门事件。为此，犬养曾引咎提出辞呈，因得到天皇的“优诏”而留任。
随后，政府解散了第60次议会，在新的议员大选中，政友会获得了议会的绝对多数席位。尽管如此，犬养在党内的支持基础仍是脆弱的。由于政友会的实权掌握在森恪等铃木派手中，而森恪历来是个对外强硬论者，与军部关系密切，犬养之所以成为政友会总裁，很大程度上是森恪等人想利用犬养的威望收买民心及平衡党内各派系关系。按尾崎行雄的话说，无条件率革新俱乐部加入政友会的犬养，在政友会中本来就缺少基础，不过是“政友会这所房子的租借人。租借人做了房主，当上首相，终归不便按自己意志办事”。
犬养一向关注中国问题，与许多中国人士交往甚密，自命为“中国通”。犬养早年与康有为等资产阶级改良派有过接触，对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表示同情并予以支持。大隈内阁以最后通牒方式提出对华二十一条要求时，他认为办法笨拙，主张通过谈判解决。不过，他认为中国把二十一条说成侵略“纯属误解”。犬养的中国观核心是通过非武力方式扩大日本的在华权益。
然而，在军部势力异常嚣张的时代，犬养的主张行不通。事实上，对军部的扩张行动他是迁就的。
关东军发动“九一八” 事变后，遭到国际舆论的严正谴责。犬养上任后，一再为日本的侵略行径辩护。12月27日，他以外务相身份发表声明，声称日本在此次事变中不过行使了“自卫手段”，“一切责任都在中国方面”。另一方面，他反对军部的占领领土、“满洲独立”主张，密遣萱野长知为特使与中国交涉，希求在确保日本的“满洲既得利益”前提下，通过外交途径使中国就范。但是，军部和外务省获知此事后表示强烈反对，犬养委曲求全，立即召回萱野，停止对华交涉。
关东军大体完成对中国东北的占领后，紧张地策划建立伪满洲国。为在军事上压服中国，并转移国际舆论视线，陆军中部分少壮军官又蓄意在上海挑起战端。1932年1月18日，日本驻上海公使馆武官田中隆吉少佐收买当地流氓，杀死日本日莲宗僧侣，借以煽动当地日侨袭击中国工厂，杀害中国警察，制造紧张气氛。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攻击租界外的中国军队，挑起“一·二八”事变。日军原计划四小时内便可占领上海，但在十九路军官兵的顽强抵抗下，上海屡攻不下，日军三易主帅，不断增兵至10万人。直到3月初，才以伤亡4000余人的代价控制了上海战局。5月5日，中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
日军在上海的侵略行动遭受挫折，但在东北建立“满洲国”的计划却如期进展。3月1日，关东军一手炮制的伪“满洲国”宣布成立。9日，上年11月由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秘密从天津带出的清朝废帝溥仪“登基”，当上了傀儡皇帝。至此，中国东北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制造“上海事变”和建立“满洲国”，虽不是犬养政府的意图，但是对军方一意孤行扩大事态，犬养政府并未采取有效措施抵制，而是一味满足军方要求，对既成事实一概予以事后承认。不过，鉴于外交上的考虑，犬养主张暂时先不承认“满洲国”，待国际舆论有所缓和后予以承认，眼前要做的是尽量援助这个“新国家”。
当日本肆意扩大侵华之时，国内法西斯势力更为猖獗。法西斯分子把国势不振的原因完全归咎于政党政治的腐败无能，用“反权门”、“反资本”、“救济农村”等口号蛊惑民众，并企图通过暗杀和武装政变方式推翻政党政治，建立军人独裁统治，他们自称这一“改造国家”运动是“昭和维新”。浜口雄幸遇刺及未遂的“三月事变”、“十月事变”之后，法西斯运动甚嚣尘上，气焰更为嚣张，1932年2月和3月，标榜“一人杀一人主义”的血盟团先后杀害了民政党核心人物井上准之助和三井合名公司理事长团琢磨。
对此，犬养毅在5月初的两次讲话中阐明了政府立场，认为极端右倾和极端左倾对日本的发展“实在危险之极”。针对当时社会上的否定议会倾向，犬养表示：“我们始终相信议会政治的妙用，相信能够充分改善。”然而纸上谈兵于事无补，事实是犬养政府对血盟团事件中暴露出来的军部法西斯分子根本未予追究。即便如此，犬养本人也未能逃过法西斯分子的魔掌。
1932年5月15日下午5时半，古贺志清、三上卓海军中尉等一伙青年军官闯入首相官邸，当场枪杀了犬养毅，这就是“五一五”事件。至此，日本史上短暂的“政党内阁时代”宣告结束，同时也预示着黑暗的法西斯统治时代即将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