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沼騏一郎Hiranuma Kiichirō 1867.10.25—1952.8.22)
出任第35届(1935.1.5—1939.8.30)内阁首相
平沼骐一郎(1867—1952)是战前日本文官法西斯分子代表，素以极端反共著称。
1867年，平沼出生在津山藩(今冈山县)武士家庭。1888年于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毕业后，长期在司法省任职。历任司法省民刑局局长、最高检查院院长、最高法院院长、司法次官、第二次山本内阁法相等职。1924年任贵族院议员、枢密顾问官，1926年被授男爵，任枢密院副议长，1936年升任枢密院议长。
平沼外表“举措严谨，难得一笑”，一副“性格阴险”相，实际上也是“表里如一”。他效忠天皇，为把天皇专制体制推向极端不遗余力；视共产主义为洪水猛兽，必欲根除而后快。1910年5月，第二次桂内阁在全国实行大搜捕，逮捕社会主义分子及其同情者数百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逆事件”。次年，幸德秋水等24人被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当时平沼骐一郎任民刑局长，后升任最高法院检查官，是直接审理这一案件并决定最后判决的主要人物。然而，这段罪恶的丑行竟成为平沼引为自豪的经历，事后提及此事时，他还洋洋得意地说：“要现在审理这样的大案，我不知道是否能这样解决，恐怕要用10年时间吧！”
平沼作为执法官，对国民毫不手软，对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却是另一副面孔。1914年第一次山本权兵卫内阁时期，海军官员接受德国西门子公司贿赂丑闻败露，牵涉到首相山本和海相斋藤实。时任最高检查院院长的平沼本已掌握了斋藤受贿10万日元的证据，但却秘密压下不予追究，反诬这是德皇威廉二世策划的阴谋，欺骗舆论，蒙混过关。事后，平沼供认，这样做的初衷是“不能伤害天皇统率下的海军”。对维护天皇制是否有利才是平沼内心的法律准绳。
从镇压“大逆事件”起，平沼在司法省大力培植亲信，逐渐形成以该省官僚为基础的“平沼阀”势力。
1924年虎门事件发生后，平沼网罗司法省的部分官僚、军官、右翼学者和民间法西斯分子，成立国本社并出任会长。国本社在全国设立了170个支部，发展会员20万人，其舆论阵地是《国本新闻》和《国本》杂志。国本社是日本最早的由政府官员发起的右翼团体，按平沼的话说，“我们的任务是不能让红色势力得逞，必须予以扑灭。于是我想从民间做起，首先要教育青年一代”。至1936年解散止，国本社在平沼的领导下，以普及“国民教化”的名义大力宣传天皇至上思想，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及民主主义，推动了日本法西斯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民主主义长足发展，经过第二次护宪运动，日本进入所谓政党政治时代，资产阶级政党为争取舆论倡导的“实行普选”口号已经有了兑现的条件。一贯反对普选制的平沼知道普选已是“大势所趋”，但又不甘心束手就范，于是策划了“甜果”加“大棒”的毒计，以枢密顾问官身份操纵枢密院向加藤高明内阁施压，使议会在通过普选法的同时，也通过了《治安维持法》。《治安维持法》不仅是用于镇压共产主义运动的，正如平沼事后所言，它也是遏制资产阶级民主的枷锁。
随着30年代后法西斯运动的兴起，以平沼为代表的文官法西斯势力在政府中得势。从司法界起家的平沼，经过枢密院的十余年经营，扩大了势力和影响，到第一次近卫内阁辞职后，连向来对平沼无好感而抱有戒心的元老西园寺，也无法限制平沼的“发展”了。1939年1月，国民中无“人望”、政府有势力的平沼骐一郎接替近卫组阁。
平沼内阁不仅保留了前内阁的多数成员，而且沿袭了前内阁的施政方针。平沼在施政演说中声称，新内阁将进一步加强战时体制，全力解决中日战争。为此，第74次议会通过了政府提出的空前庞大的财政预算案。1939年度总开支96亿日元，其中一般开支仅为37亿日元，余者皆为追加或临时军费，收入不足部分的62亿日元，靠增加税收2亿日元和发放60亿日元公债解决。平沼内阁还根据总动员法，向议会提出并通过了89项法案，其中多数为经济立法，实现了以法律为依据，对生产、贸易、资金、物价、劳务等国民经济生活的全面统制。对所谓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平沼内阁的新措施是，在已有的总动员中央同盟之外，又设立以荒木贞夫文相为委员长的国民精神总动员委员会，自上而下推进奴化教育，驱使国民为侵略战争卖命。但是，由于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出现了两个并行的中央领导系统，实际效果甚微。
在对外关系上，平沼内阁时期日本的侵华战争依然一筹莫展，在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下，武力征服或“和平工作”均无起色。
近卫内阁时期遗留下来的是否缔结日德意反共协定问题，是平沼内阁对外政策的重大争论点。陆军和日本驻德、意大使强烈主张将这个协定缔结成一个全面的军事同盟，海军和宫廷集团则主张同盟的对象仅限于反苏反共，力求避免刺激英美。在平沼执政的近八个月里，五相会议就日德意三国同盟问题反复讨论了70余次，结果还是无法统一意见。
在平沼内阁争论不休，对德谈判迟无进展之际，关东军继上年在张鼓峰地区挑衅苏联军队被挫败后，1939年5月又在中蒙边界的诺门坎地区制造事端，酿成日苏间长达三个月的大规模武装冲突。8月，苏军集中优势兵力，在飞机和坦克掩护下，对入侵的日军进行反击，日军第23师团几乎全军覆灭，损失两万多人。经此沉重打击，日军再不敢轻易在中苏边境玩火。
诺门坎事件加剧了日苏间的紧张关系，促使日本在反共道路上更加靠近德国。然而，世界形势变化莫测，希特勒德国为吞并波兰，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玩弄外交阴谋，于8月23日突然与宿敌苏联签订了德苏互不侵犯条约。这一消息好似晴天霹雳，平沼听到消息后手足无措，惊呼“欧洲天地出现了复杂离奇的新形势”，不知道如何去应对。8月28日，平沼率内阁辞职。
平沼下台后最关心的还是如何维护天皇制和防止日本“赤化”，他以怀疑一切的目光审视日本发生的一切，以至达到神经质的地步。在他看来，1940年近卫文麿再次上台后组织的法西斯党大政翼赞会，有使日本“变红”之虞，认为“凡是进入这里的人，不论是否军人，其中都有红色人物，情况的发展相当严重”，担心如此下去，日本将“变成大政翼赞会的天下，皇室要被废除”。因此，他再三劝说近卫不要把大政翼赞会搞成一个政党。在担任第二次近卫内阁内务相时，平沼把粉碎“红色势力”的活动作为头等要务。1941年春，他在幕后操纵，揭发了所谓企划院事件，竟将和田博雄等一批军部、大政翼赞会组织局成员视为“同情共产主义，企图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分子。按照平沼的思想逻辑，部分军人竭力推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目的，是“借战争把国内搞乱，以便普及红色思想”。在他眼中，甚至东条英机这样的战争狂也带有“红”味了。基于这种怪诞的想法，他建议在不损害天皇制的前提下，尽早结束战争，向同盟国投降。
战后，在国际正义力量的压力下，平沼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押上审判台，法庭认定平沼“虽不是用枪炮作战的军国主义者，却是以其思想及熟练的智力持续作战的诡辩家”，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政治责任，结论是：甲级战犯，处以无期徒刑。
1952年8月22日，平沼骐一郎在巢鸭监狱服刑间病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