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幣原喜重郎Shidehara Kijūrō 1872.9.13—1951.3.10)
出任第44届(1945.10.9—1946.5.22)内阁首相
币原喜重郎(1872—1951)是日本战前著名外交家，战后第二届内阁首相。他执政后配合美国对日占领军当局实施民主改革，揭开了战后日本新时代的序幕。
从1945年8月15日天皇发表“停战诏书”，到9月2日日本正式签订降书，同盟国军队(实际上是美军)完成了对日本本土的占领，确立了在日本的统治，随后进入根据《波茨坦公告》对日本进行改革的阶段。根据美国总统杜鲁门下达的《美国在日本投降后的初期方针》，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于10月4日向日本政府发出取消言论结社限制、废除思想统制机构及法令、释放政治犯的“自由指令”。东久迩稔彦皇族内阁不愿执行这一指令，成为民主改革的障碍，失去了占领军当局的信任，只好在履行日本投降手续后，于10月5日宣布总辞职。
东久迩辞职时留下一句话，“今后应由充分了解英美的人组阁，在与盟国的密切联系下开展政务。”这个人便是币原喜重郎。
币原之所以被选定为首相，与他在战前的经历有关。
1872年，币原喜重郎出生在大阪府门真地主家庭，是三菱财阀岩崎弥太郎的女婿，与前外相、首相加藤高明是连襟。币原于1895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次年经外交官及领事官考试合格，成为职业外交官，历任驻荷公使，大隈重信、寺内正毅、原敬内阁外务次官、驻美大使、加藤高明、第一次和第二次若槻礼次郎、滨口雄幸内阁外相。
由于长期在外务省及驻外使馆任职，币原对国际形势，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形势有较为清晰的认识，形成了自己的外交思想。1921年任驻美大使期间，与加藤友三郎、德川家达一起，作为日本政府全权代表，出席华盛顿会议，代表日本签订了“五国海军裁军条约”、“四国条约”和“九国公约”。与田中义一首相兼外相推行的赤裸裸侵略外交不同，币原在担任外相的五年多时间里，坚持所谓“协调外交”，强调维护日美英之间的关系。在对华政策上，他反对使用武力，主张以经济渗透方式，巩固扩大日本的在华权益并不断扩大影响。基于上述理念，币原任外相期间，推动政府参加伦敦裁军会议，签订海军裁军条约，努力缓和日本与美英的关系；签订日苏条约，恢复两国政府间的交往；缔结日中关税协定，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在北洋军阀混战期间采取不介入和中立的立场。币原推行的这一外交政策，是与第一次大战后的国际形势相吻合的。但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慢性萧条发展成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战后“相对稳定”的局面被打破。在日本，军部法西斯分子开始把“打破现状”、“改造国家”的口号付诸行动。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制造“九一八” 事变，武装占领了中国东北，这也宣告了“币原外交”的彻底破产。此后，“一提到以前的币原，就被蔑视为软弱外交的代名词，后来连谈论他的声音也听不到了，他已完全被人们忘记了”，“就像沉进水底的人，水面上的惊涛骇浪与他完全无关，他对于东山再起几乎是毫无希望了”。
然而，“天降大任于斯人”，“十五年战争”(即1931年 “九一八” 事变到1945年战败投降期间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和太平洋战争)时期“被遗忘”了的币原喜重郎，在日本战败投降后被重新认识了使用价值，像“不死鸟”一样复活了。
由早已出名的对美英协调论者币原组阁，正是占领军当局所希望的。当吉田茂就此问题探寻总司令部意见时，麦克阿瑟当即表态，肯定币原是个“理想人选”。
币原受命后立即表示：“自己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能与占领当局十二分合作的、以自由精神为基础的内阁。”10月10日，即内阁成立后第二天，政府根据“自由指令”精神，释放了包括共产党领导人德田球一、志贺义雄在内的3000名政治犯，摆出了与占领当局“密切合作”的姿态。
10月11日，币原前往占领军总司令部，拜访麦克阿瑟元帅。为实现日本的非军事化、民主化目标，麦克阿瑟向币原口述五项指令：(一)通过赋予选举权解放妇女；(二)奖励组织工会；(三)学校教育民主化与自由化；(四)废除秘密检查、司法制度；(五)经济结构民主化。
占领军当局的“指令”是不得违抗的。对币原来说，保住天皇制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其他都不是问题。币原内阁的施政方针是：(一)在保存天皇制前提下，确立民主主义政治；(二)解决粮荒；(三)恢复经济；(四)解决失业问题；(五)救济战争受灾者和遣返海外军队与侨民；(六)整顿行政；(七)整顿财政及产业政策；(八)改革教育及思想。这八点方针涉及了战后民主改革与临时性对策两方面。
关于战后改革，有五大改革(即麦克阿瑟的“五项指令”)和三大改革(农地改革、解散财阀、劳动改革)之说。币原执政时，美国占领当局开始推行民主改革，而币原内阁时期远未完成改革任务，尤其在经济改革方面，实质性的工作尚未展开。
关于政治改革，币原内阁根据占领当局的“指令”和“劝告”，先后废除修改了天皇制下的部分政府机构及有关法律。废除内大臣府，改组宫内省，取消陆海军省并将两省变成第一、二复员省，撤消内阁情报局，废除治安警察法和特别高等警察，开除军国主义分子公职、教职，解散法西斯主义右翼团体，释放政治犯等。与此同时，通过第89次议会，修改选举法，制订工会法。前者给予妇女选举权和参政权，放宽选民年龄限制，后者肯定了工会组织及其活动的合法性。
改革的进展势必危及到天皇的地位及天皇制赖以生存的基础日本帝国宪法，这正是币原最感头痛的问题。币原内阁施政方针的第一项是在天皇制下发展民主制，而让战前的天皇制与民主政治这对对立物共存是难以想象的。币原具有“天皇主义者也是和平主义者的双重性格”，其夹在天皇制与民主政治、占领当局与天皇制政府之间苦恼是不难想象的。
好在美国占领当局暗示了理解天皇地位的立场。为了“给外国人印象”，币原秉承麦克阿瑟旨意，亲自用英语为天皇草拟了“人间宣言”，被译为日语加以修饰，再经天皇本人修改后，以1946年“新年诏书”形式发表。在宣言中，天皇否定了“把天皇看成活神仙，并把日本国民看做比其他民族优越，进而具有应该统治其他民族使命的虚构观念”。这个由币原亲手炮制并使麦克阿瑟“非常快慰”的“宣言”，在否定天皇神权统治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天皇免遭废黜也起到了一定的宣传效果。
币原清楚美国占领当局修改日本帝国宪法的决心，认为与其等待占领当局亲手修改宪法，不如抢先一步制订有利于日本的修改草案，尽力维护天皇制。这一任务交给了国务相松本烝治。松本的修改宪法“纲要”，“丝毫未改变天皇的权威与权力”，麦克阿瑟阅后大为不满，当即驳回。随后，占领军司令部民政局根据麦克阿瑟提出的修改宪法三原则(主权在民与天皇象征化、放弃战争、废除封建制度)，制订“麦克阿瑟草案”，命币原内阁执行。这使币原处境极为狼狈，只好“忍所难忍”，按照“麦克阿瑟草案”修改宪法。据说在制订修改宪法草案时，币原多次流泪。3月6日，政府公布了《修改宪法草案纲要》，它成为制订战后宪法的基础。
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农地改革和解散财阀。对农地改革，早在1945年12月9日占领当局发布《关于农地改革的备忘录》之前，币原内阁已得到信息，遂抢先研究了改革方案，并提交议会讨论，旨在掩人耳目，以微小的改革蒙混过关。初期改革方案，既不想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也不想彻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从1946年2月起，第一次农地改革开始，由于承认地主在农村的统治地位，佃农的土地要求无法满足，农村的租佃斗争和农民要求土地运动迅速发展为全国性斗争。对此，占领当局向币原政府提出“劝告”，要求重新制订农地改革计划。迫于无奈，日本政府于1947年3月至1950年7月进行第二次农地改革，但那是在币原内阁下台后实施的。
对解散财阀，由于币原本人及一些内阁成员与财阀有特殊关系，政府的态度一开始就很消极。在占领当局封存三井、三菱等15家财阀资产，要求制订解散对策时，币原还派吉田茂外相到占领军总司令部，请求让财阀自行解散，被当即驳回。此后一拖再拖，直到1946年4月，政府才成立持股整理委员会，把解散财阀一事推给了下届政府。
当时国内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粮食短缺。战争使农业荒废，农村凋蔽，原殖民地粮食进口的断绝，大量海外人员的归国，使粮食危机雪上加霜。币原除争取美国增加紧急粮食援助外，几乎想不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只能拿“天助自救之人”的口号骗人，让民众自寻活路，忍受食不果腹之苦。
1946年4月10日，根据修改后的选举法，日本举行了战后第一次众议院选举。战后相继恢复的各政党，占据了议会的多数议席。币原本想以稳定政局和修改宪法为由，维持以进步党为执政党的政权，但是其他党派强烈反对，自由、社会、协同、共产四党联合起来，组成了“打倒币原内阁联合委员会”，以各种形式开展弹劾运动，迫使币原于4月22日率内阁辞职。
币原辞职后被推举为进步党总裁，投身于政党运动，1949年任众议院议长，1951年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