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福尔摩斯”出了好点子
时间如东逝的流水。在历史的长河中，追寻昔日闪光的浪涛，往往颇费周折……
1950年初秋，金风驱走了酷暑，在上海市中心一条并不喧嚣繁华的马路——黄陂南路，一男一女缓缓而行。那女的东张西望，在寻觅着什么。那男的跟在她的后边，总是保持一定的距离。
那女的四十九岁，一身蓝布衣裤，一头直梳短发，最普通的打扮。然而，那精心修剪过的一弯秀眉，那双秋水寒星般的眼睛，风韵犹存，看得出曾经沧桑，非等闲之辈。
她叫杨淑慧，写信或写文章署“周杨淑慧”。她的知名度并不高。不过，那个冠于她的名字之前的“周”——她的丈夫周佛海，却是个名噪一时的人物。在汪伪国民政府中，周佛海当过“行政院副院长”（相当于副总理），当过“财政部长”，当过“上海特别市市长”，是一个声名狼藉的大汉奸。1948年2月28日，病死于监狱之中。
那男的三十四岁，穿一身蓝色干部服。他在出门前脱下了军装，摘掉了胸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符号。瘦瘦的他，戴一副近视眼镜，举止斯文，倒是一派知识分子风度。
他姓沈，名之瑜，就连他的子女也姓沈。其实他原姓茹，名志成。他的胞妹茹志鹃后来成了中国的名作家。
他本是画家刘海粟的门徒，1935年就读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37年毕业后，他留在这所美术学校当助教。战争的烽火，烧掉了他的画家之梦。1940年，他离开日军铁蹄下的上海，来到浙江西南偏僻的遂昌县，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茹志成改名沈之瑜——因为茹是中国的稀有之姓，他不改姓换名很容易使弟妹受到牵连。不久，这位画家进入苏中抗日根据地，在那里当起参谋、文工团团长来。此后，他在陈毅将军统帅之下，进军大上海。解放初，他是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文艺处干部。
沈之瑜与茹志鹃（右）在1975年的合影
20岁在上海美专读书时得沈之瑜
中共“一大”代表周佛海（前右）虽然后来堕落为汉奸，他的儿子周幼海（后左）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帧“全家福”中的周海夫人杨淑慧（前左），在解放初曾经协助沈之瑜找到了中共“一大”会址沈之瑜跟杨淑慧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如今，他与她怎有闲工夫徜徉在黄陂南路上？
事情得从几天前的一个电话说起……
“你马上到建设大楼[1]来一下。”沈之瑜接到了姚溱的电话。
姚溱此人，当年以笔名“秦上校”、“丁静”、“萨利根”活跃于解放前的报刊，尤以军事述评为世瞩目。外界以为“秦上校”必定是一员武将，其实他乃一介书生。他十八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二十五岁的他在中共上海地下市委负责文教宣传工作。解放后，他被任命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从1959年起，姚溱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66年7月23日逝世。
沈之瑜奉命赶往位于上海福州路上的建设大楼。解放后，此处成为中共上海市委的办公大楼。中共上海市委的首脑人物陈毅等都在那里办公。那时，只要一说去建设大楼，便知是去中共上海市委。
当沈之瑜一身军装跨入姚溱办公室，姚溱当即把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干部杨重光找来，三个人一起开了个小会。
“交给你们两位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姚溱用苏北口音很严肃地说出了这句话。
沈之瑜的目光注视着姚溱，急切地想知道这项不寻常的政治任务究竟是什么。
“是这样的……”姚溱顿时成了“秦上校”，以命令式的口吻向他俩下达任务，“这项任务是陈毅同志提议，经市委讨论同意——寻找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因为我们党是在上海诞生的，明年7月1日是建党三十周年纪念日。作为中共上海市委，要把寻找党的诞生地看成是自己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沈之瑜一听，显得十分兴奋。他是个老上海，对上海熟门熟路。他问姚溱：“有线索吗？”
“听说是在法租界开的会。”姚溱答道。
“法租界大着呢！”沈之瑜双眉紧锁，“洋泾浜以南，城隍庙以北，这一大片地方原先都是法租界。长长的淮海路横贯法租界。那时淮海路叫霞飞路，是以法国将军霞飞的名字命名的。这么大的范围，怎么找法？”
“你别着急，我给你一把‘钥匙’！”姚溱笑了起来，“市公安局局长扬帆同志跟我说过，他把周佛海的老婆从监狱中放出来，[2]她能帮助你们寻找！”
“周佛海的老婆怎么会知道中共‘一大’在哪里开的？”沈之瑜感到颇为奇怪。
“因为周佛海当年是中共‘一大’的代表！”姚溱说出其中的缘由。
沈之瑜一听，打心底里佩服公安局长扬帆的“神通”。
扬帆也经过一番改名换姓，他本名石蕴华。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便在上海文化界从事地下工作。后来，他在新四军军部担任军长项英的秘书，从事保卫工作。那封以项英的名义发往延安，向中央申明“蓝苹（即江青）不宜与主席结婚”的电报，便是扬帆起草的。多年的地下工作、保卫工作，使扬帆变得精明、干练。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留神种种信息。
扬帆手下，有一员来历不凡的公安骁将，名叫周之友。在上海市公安局里，很少有人知道周之友的身份——周佛海之子！
1922年10月20日下午2时半，周佛海之子降生于日本鹿儿岛（据杨淑慧回忆说是“民国十年”，显然她记错了）。当时，二十五岁的周佛海正在日本留学，与杨淑慧同居，生下了儿子。周佛海给儿子取名周幼海，又叫周小海。后来，周佛海名声沸扬，关于他的家庭的种种报道也见诸报章杂志，周幼海之名也为世人所知。
天上风云变幻，地上人事也变幻莫测。当周佛海从中共党员成为中共叛逆，以致成了汪精卫的汉奸同党，由红变黑时，他的儿子却走上革命之路，于1946年经田云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周幼海改名周之友，悄然从事地下工作，成为扬帆麾下的一员战将。解放后，扬帆出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周之友成为他手下一名副科长。
当陈老总提出要在上海寻找中共“一大”会址时，扬帆不愧为红色“福尔摩斯”，马上想及周之友之母、周佛海之妻杨淑慧——她是一把“钥匙”！
周之友还向扬帆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父亲周佛海写过《往矣集》一书，内中提及了他出席中共‘一大’时的情形。”
只是此“案”不属上海市公安局的工作范畴，扬帆便把“钥匙”以及线索都交给了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姚溱。
听姚溱如此这般一说，沈之瑜和杨重光心中有了底……
[1]本书初版本写为“海格大楼”。1998年9月7日，据曾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多年的丁景唐先生打电话告诉笔者，应为“建设大楼”。[2]这是1989年9月4日下午本书作者访问沈之瑜时他所回忆的姚溱原话。本书作者于翌日又向上海市公安局走干部牟国璋查询，据他告知杨淑慧并未在上海市监狱关押，但上海市公安局知道她住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