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委派他前往中国

斯内夫利特究竟是何等人物？

鉴于他后来在中国的常用名字是马林，以马林著称于世，此后行文为照顾习惯，改用马林。

1922年7月30日苏联《真理报》所载《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现状》一文，清楚地表明了马林的重要地位。只是《真理报》公开发行，不能把这位做秘密工作的人物的姓名捅出去，因此文中以“×同志”作为代词。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现状》原文如下：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同一次会议（引者注：指1922年7月17日会议）上，×同志作了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同志在中国待了一年半，不久前刚回来。他仔细地研究了这个大国混乱不堪的政治和经济情况。他认为，中国的政治操于强列之手，而中国社会各阶级（中国国内尚无完全成形的阶级）并不发生有力的影响。在孙中山政府统治下的南方进行着民族主义运动，它得到侨居国外的中国大资产阶级帮助。

由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哺育的知识分子是这个过家最活跃的一股力量。但是，这场革命的民族主义运动在一般中国人民中间，在农民中间却引不起丝毫反响。农民的大多数是租种小块土地的小佃农，他们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不起任何作用。情况是如此之独特，与其他国家农民的境遇相比又是如此之不同，以至直到如今也无法为他们制订出任何一个总的土地纲领。

处于外国资本家统治之下，而又是大工业中心的华中（上海），还不具备由中世纪行会组织和秘密组织向现代工会转化的可能性。南方的情形则不同，在这里，居于领导地位的孙中山的党对工人阶级也有着明显的影响，无产阶级同这一组织之间甚至有内部联系。这一点从最近有组织的海员大罢工中可以看出。广东的许多工会小组组织得很好，很集中。那里已拥有五万名有组织的工人，其中海员工会最强大，有一万二千之多。

随后，报告人详尽地描述了中国极其复杂的内部关系，在那里，大国之间尔虞我诈，彼此倾轧，为此他们竞相利用中国的各个派别。孙中山反对北京的斗争，是南方拥护改革、反对北方满洲反动统治阶级的民主制（引者注——原文如此）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孙中山看来遭到了失败。虽然南方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条件很有利，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政府也希望运动有所发展，可是我们在那边的同志却未能充分利用这一形象去加强联系工人群众。他们推行宗派主义政策。把自己毫无起色的工作和背离群众迫切利益的现象归咎于什么非法地位。中国青年，尤其大学生，乃是极易接受社会主义的人。但还谈不上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

现在，红色工会国际和共产国际在中过，特别在南方，具有卓有成效地推进工作的十分适宜的土壤，因此，问题应当认真地加以讨论。……

决定委托×同志起草致中国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的信。

能够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上作关于中国问题的长篇报告，又能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起草致中国共产党、日本共产党的信，这位“×同志”——马林确非等闲之辈。难怪当他光临奥地利，会引起那么一番不小的风波！

共产国际，亦即“第三国际”。

“第一国际”是马克思、恩格斯在1864年创立的，叫“国际工人协会”，着力于组织各国的工人运动。“第一国际”在1876年解散。

“第二国际”是恩格斯在1889年创立的，是各国社会民主党和社会主义工人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后来，由于大多数社会民主党公开背叛了无产阶级，“第二国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解体。

“第三国际”是列宁在1919年创立的，是全世界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的国际联合组织，称“共产国际”。它的通俗、形象的称呼是“世界共产党”。因为它不仅仅是各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它和各国共产党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的高度统一的上下级关系。执行委员会是共产国际的领导机构，列宁是共产国际的领袖。

马林是在1920年7月，在莫斯科见到了列宁，受到了列宁的赏识。

那时，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正在苏俄召开。马林是作为印尼共产党的代表，出席了大会。

“马林同志，您从荷兰的殖民地——东印度来，我想请您参加共产国际的‘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工作好吗？”列宁紧握着马林的手，这么说道。

“好，我非常乐意参加这个委员会，愿为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出力。”马林一口答应下来。他用流畅的英语跟列宁谈话。他能讲英语、德语、法语和荷兰语，也稍懂俄语。正因为这样，他奔走于世界各国，能用多种语言与人交谈。

列宁是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的主席，马林被任命为秘书。在委员之中，有墨西哥代表团负责人，印度人罗易。

列宁非常重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要在共产国际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民族和殖民地问题》讲话。列宁写出了提纲初稿，向罗易，也向马林征求意见。

“列宁同志，我对您的提纲有不同的意见。”罗易很直率地说道。

“欢迎，欢迎。”列宁的眼角皱起了鱼尾纹，笑眯眯道，“罗易同志，我事先把提纲初稿打印出来，就是希望能够听取各种意见。”

“列宁同志，我认为您的提纲初稿中，低估了殖民地国家中无产阶级的存在及其意义，低估了这些国家中革命的工农运动。”罗易开门见山地说道，“共产国际不应支持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而应当只帮助建立和发展革命政党所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1]

“罗易同志，你的意见很好。”列宁说道，“我建议你也写一份提纲，根据你所熟知的印度和亚洲其他受英国压迫的大民族的情况写成提纲，在大会上发言。”

这样，列宁和罗易相继在大会上发言。

在7月28日第五次全体大会上，马林作了发言，谈了自己的见解，也谈了对列宁和罗易提纲的看法：

“同志们，荷属东印度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由于过去七年我的工作是和东印度运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我希望大会对我作为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些国家中所取得的经验给予关注。我认为在议事日程中没有别的问题比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对世界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更为重要的了。……”

“我看在列宁同志和罗易同志的提纲之间没有什么不同。他们的解释是一致的。……同革命的民族主义者合作是必须的，假如我们拒绝民族解放运动，扮演一个空谈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么我们就只是做了一半工作。……”[2]

马林在大会发言中，提到了应当重视中国的革命者：

“我愿建议在这里通过的提纲，由共产国际用几种东方文字印刷，特别在中国和印度的革命者中间分发。……”

“我们应给东方革命者在苏俄学习理论的机会，以使远东能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有朝气的成员。”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马林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相当于这个“世界共产党”的政治局委员！他，跃入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行列。

马林的跃升，当然是由于列宁的信赖。而他，正是以丰富的革命经验和超群的工作能力，赢得了列宁的垂青……

马林，这个荷兰人，怎么会对东方的殖民地的革命如此熟悉？他怎么会成为印尼共产党的代表？

在众多的欧洲国家中，荷兰和葡萄牙是两个奇特的国家。这是两个小国，论面积不到十万平方公里，论人口不过一千万上下，可是却曾成为不可一世的“海上霸王”：在15到16世纪，葡萄牙凭借自己强大的船队选征海外，占领了很多殖民地，成了“殖民地大国”。紧接着，在17世纪，荷兰猛烈地向海外扩张，一跃而为世界上最大的海上殖民帝国。

荷兰的殖民者远征亚洲，印度尼西亚沦为“荷属东印度”。

1883年，马林降生在盛开着郁金香的荷兰海港鹿特丹。鹿特丹不仅是荷兰第一大港，迄今仍是世界最大的海港，万国商船云集。莱茵河、马斯河在这里注入北海。一座座风车在这片地势低洼的土地上缓缓转动，把水排到长长的海堤之外。

马林在这“欧洲的门户”长大。中学毕业后，来到首都阿姆斯特丹，考人荷京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开始懂得革命的道理。

1902年，十九岁的马林加入了荷兰的社会民主党，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他在铁路部门从事工会工作，表现出很强的组织才能。

1913年，三十岁的马林被派往万里之遥的荷属东印度从事革命工作。

印度尼西亚号称“千岛之国”。最为繁华的是爪哇岛，那里集中着全国65%的人口。马林在爪哇岛的三宝垅，担任那里商会的秘书。不久，他便兼任三宝垅铁路电车工会机关刊物《坚韧报》主编。在那里的荷兰人大都是殖民地统治者，而马林却站在被压迫者一边，成为那里革命的组织者。

马林深感政党的重要性。1914年5月9日，在马林的倡议下，发起了“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印尼共产党的前身）。他也意识到宣传工作的重要，亲自创办了荷兰文的《自由呼声报》。

后来，他又创办了印尼文的《人民呼声报》，擅长作文的他，写了不少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17年11月，列宁成功地领导了俄国的十月革命。消息传到荷属东印度，马林兴奋不已，发表了好多篇文章，为十月革命欢呼雀跃。

荷属东印度总督早已把马林视为眼中钉。这时，抓住了马林的文章作为把柄，通缉马林，并由三宝垅法院对马林进行了审讯。

1918年12月5日，马林被荷属东印度总督下令驱逐出境。

马林不得不回到荷兰。但是，他仍通过他在荷属东印度的战友，领导着那里的革命活动。

1920年5月23日，荷属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举行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把党的名称改为“印尼共产党”。

就在这个月，马林从荷兰前往苏俄，以印尼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共产国际“二大”的筹备工作。

在莫斯科，列宁一次又一次会见马林，跟他讨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因为马林有着在殖民地领导革命的丰富经验……

列宁那睿智的目光，关注着世界的东方，尤为关心东方的举足轻重的大国——中国。列宁说，“东方各民族对帝国主义的态度和他们的革命运动”，目前具有“最重大的意义”。然而，中国还没有共产党！列宁在考虑着、物色着恰当的人选，派往中国，帮助中国革命者建立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

马林闯进了列宁的视野。不言而喻，他是非常合适的人选。

这样，马林在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民族殖民地委员会秘书之后，又接到共产国际一项新的使命：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

马林的这项新使命的任务是：考察包括中国在内的远东各国的情况和建立联系，调查是否有希望和可能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远东局，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

不过，马林在接到共产国际和列宁的委派之后，没有马上前往中国。他到苏联巴库出席了东方人民代表大会。然后，又回到荷兰，希望办理撤销荷属东印度对他的驱逐令的手续。1921年3月23日，他向荷属东印度总督寄递的撤销驱逐令的申请书被驳回。他又到意大利处理一些事务。

在1921年暮春夏初，他出现在维也纳，开始了他的中国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