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后，李大钊又一次去天津。不过，这一回全然不同，没有公开露过一次面，行踪绝密。
那是1920年2月中旬，年关逼近，家家户户门前贴起了“迎春接福”、“万象更新”之类的红色横幅。离正月初一——公历2月20日，眼看着只剩几天了。
一辆骡车缓缓驶出北京城朝阳门，先南后东，朝着天津进发。
车上有两位乘客，一位年约三十，留着八字胡，戴金丝边眼镜，身材魁梧，一身皮袍，正襟危坐，手提包里装着好几册账本，一望而知是年前收债的账房先生。他讲得一口北京话，路上一切交涉，都由他出面。
另一位坐在车篷之内，像是畏寒，一顶毡帽压得低低的，一件棉背心油光可鉴，约莫四十多岁。此人看上去像个土财主，抑或是那位账房先生的下手。他总是“免开尊口”，要么无精打采地闭目养神，要么默默地凝视着道路两旁那落尽叶子的秃树。
那位“账房先生”，便是李大钊。那位躲在车里的，是陈独秀。他俩乔装打扮，秘密出京。
风声甚紧，警察在追捕陈独秀……
事情是前些天报上关于陈独秀的报道引起的：
《陈独秀在武汉文华学校演讲〈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
《陈独秀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演讲〈新教育的精神〉》；
《湖北官吏对陈氏主张之主义大为惊骇，令其休止演讲，速离武汉》；
《陈独秀深愤湖北当局压迫言论自由》；
……
京师警察厅头目阅报大惊：陈独秀乃保释之人，每月都要填写“受豫戒令者月记表”，在京的行动尚受约束，怎可事先不报告、擅自离京，更何况到了外地四处演讲、宣传“主义”，这怎么行呢？
于是，箭杆胡同里忽见警察在那里站岗。这儿既非交通要道，又非大官住地，不言而喻，警察在“守株待兔”，等候着从湖北归来的陈独秀，要把他重新逮捕。
其实，陈独秀早在1月下旬，便已经离开了北京，悄然前往上海。那是广东军政府委托汪精卫、章士钊等办的西南大学，邀请陈独秀来沪商量有关事宜。陈独秀抵沪后，又受胡适之荐，前往武汉。
如胡适所言：“那时华中地区的几所大学聘请我去作几次学术讲演，但是我无法分身，因为杜威教授那时也在北京讲演，我正是杜威的翻译，所以我转荐陈独秀前往。对方表示欢迎……”[1]
于是，陈独秀2月2日离沪，乘“大通轮”于2月4日抵达汉口。8日晚，陈独秀乘火车北上，返回北京。
在火车上，陈独秀和同行的几位武汉地区校长谈笑风生。那几位校长欲去北京物色教授到武汉任教。
火车迎着朔风，喷洒着黑烟，朝北京进发。
在北京大学校园里，李大钊手持陈独秀发来的电报，焦急万分。因为早有学生报讯，陈寓门口有警察站岗，正张网捕陈。
李大钊把《新青年》编辑高一涵及几位学生找到家中，商议对策，如此如此……
北京西站，陈独秀刚刚走下火车，一位学生便迎了上去：“陈先生！”
那位学生递上李大钊的亲笔信，陈独秀才知道警察正在家门口“恭候”。
陈独秀只得随着那位学生，前往友人、北京大学教授王星拱家。李大钊和高一涵已在里面等他了。
“仲甫，你要赶紧离开北京，避一避风头。”李大钊说道，“你如果再落到警蔡手里，就很难出来了。”
“那就到上海去吧。”陈独秀说，“汪孟邹在上海，我到他那里住一阵子。”
“你先歇息一下。”李大钊说，“我想办法护送你出京。”
翌日，一辆骡车来到了王家门口，那位“账房先生”已经跨在车把上。陈独秀向王星拱家的厨师借了那件油光发亮的背心，又借了顶毡帽，躲进那骡车。
骡车虽慢，但走的是小道，躲过了警察的眼睛。
“嘚，嘚”，蹄声清脆。小小骡车，载着“两大星辰”——“北李南陈”，载着《新青年》的两员主帅。
在僻静的野外，“账房先生”转进车内，跟戴毡帽的那一位压低了声音，细细地商讨着。
骡车向南到达廊坊，再朝东折向天津，一路上慢吞吞地走了好几天。“北李”和“南陈”从未有过这么多的时间，可以如此专心致志地交谈。
“是该建立中国共产党了！建立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就在这辆不断摇晃着的骡车上，“北李”、“南陈”商议着这件严肃而重大的事情——“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2]
“我着手在北京作建党的准备，你在上海作建党的准备。”李大钊对陈独秀说的这句话。后来被历史学家们称为“北李南陈，相约建党”。
轻声细语，他俩探讨着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任务，研究着党纲应该怎么写，包括些什么内容。
如此一路共商，时光飞快流逝，天津城近在眼前了。
“账房先生”重新坐回了车把，车里的那位又把毡帽压得低低的。
进入天津城，他俩没有朝火车站走去——因为那些警察很可能会在火车站“恭候”。
“仲甫，脱掉你油腻的背心，摆出你教授的派头来。我送你上外国轮船！”李大钊想出好主意。
陈独秀脱下背心，托李大钊“物归原主”。在码头，陈独秀紧紧地握着李大钊的手，说道：“后会有期！”
陈独秀踏上了挂着“洋旗”的船，一口英语，俨然一位“高等华人”。
当陈独秀来到上海，已是阴历除夕——2月19日。上海街头响着“噼噼啪啪”的鞭炮声，酒吧、饭馆里传出划拳声，舞厅、戏院飘出乐曲声，石库门房子里传出“哗哗”的麻将声，陈独秀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在码头送别陈独秀之后，李大钊的心中也放下一块大石头。
李大钊没有马上回北京。他不时回头望望，看看有无“尾巴”。
他朝“特别一区”走去。“特别一区”是天津的俄国旧租界。苏俄十月革命之后，废除了原先沙皇俄国在中国的租界。不过“特别一区”仍成为俄国人在天津聚居的所在。
李大钊和天津的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章志等人秘密来到“特别一区”一幢小洋楼里。在那儿，李大钊与俄共（布）友人进行了会谈。
那位俄共（布）友人是谁呢？后来章志所写的回忆文章《关于马列主义在天津传播情况》中没有提及姓名，也就不得而知。
不过，极有可能是后来成为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远东人民处处长的伯特曼。1957年在伊尔库茨克出版的米勒著《在革命的烈火中》一书，提及伯特曼曾在1919年夏天在天津会见过李大钊，并称李大钊是“了不起的马克思主义者”。
当然，伯特曼所说的会见李大钊是“1919年夏天”。
倘若不是伯特曼，那么究竟是谁？尚不得而知。
不知怎么会走漏了风声——大约是“特别一区”那里早已在密探监视范围之中，李大钊的来访引起了注意。第二天，天津《益世报》就捅出了消息：《党人开会，图谋不轨》！
李大钊见报，马上通知那天同去会晤的天津友人预防不测。他于当天匆匆赶回了北京。
陈、李天津之行，把组织成立中国共产党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1]《胡适的自传》，195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2]高一涵：《李守常先生传略》，汉口《国民日报》，1927年5月24日、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