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益里的四支笔投奔陈独秀

且说陈独秀在阴历除夕——2月19日下了那艘挂着“洋旗”的船，躲掉警察的追捕，终于踏上熙熙攘攘的上海，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这一回悄然潜逃，上海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光临。他叫了一辆黄包车，下榻于一家并不醒目的惠中旅舍。

连日奔波，受了风寒，他有点不适。稍事休息，他便朝五马路（今广东路）踱去。

在五马路棋盘街西首，坐北朝南，原本有一座两开间的中德药店。一年前，这里改换门庭，挂上了“亚东图书馆”五个正楷大字，装上了四扇玻璃门。门口一块小招牌上写着：“经理北京大学出版书籍，发售图书杂志仪器文具。”西边的玻璃大橱窗里，陈列着《新青年》样本，还有钱玄同的《文字学音篇》，杨昌济著《西洋伦理学史》、《伦理学之根本》，梁漱溟著《新编印度哲学概论》等书。

陈独秀见到这些书，不由得感到分外亲切。推门进去，店堂里正坐着那回跟他同往北京、同住中西旅馆的汪孟邹。一见陈独秀突然出现在面前，汪孟邹惊叫一声：“仲甫兄！”

陈独秀朝他摇了摇手，汪孟邹会意，马上带他上楼，细细叙谈。

汪孟邹和陈独秀是密友，都是安徽人。早在1897年，汪孟邹人南京江南陆师学堂求学以前，两人便已密切交往，后来汪孟邹成为有名的出版商，并与陈独秀结为莫逆之交。

1913年，汪孟邹听从陈独秀的主意，到上海开办书店——也就是亚东图书馆。

起初，亚东图书馆坐落在四马路的小弄堂惠福里。陈独秀以为缩在弄堂里，干不成大W。于是，汪孟邹鼓起勇气，盘下中德药店的房子，总算上了大马路。

亚东图书馆成了陈独秀在上海的一个据点。这家书店“经理北京大学出版书籍”，便全然由于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的关系。

这一回，已经被免除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一职的陈独秀，在亚东图书馆楼上，跟汪孟邹说出了自己出逃北京以后的计划：到广州去！

在陈独秀看来，“广东人民性质活泼勇健，其受腐败空气熏陶，或不如北京之盛。以吾人现在之是想，改造广州社会，或轻易于北京，故吾人此行，殊抱无穷希望也。”[1]

邀请陈独秀去广州的是章士钊和汪精卫，到那里筹建西南大学。因此，这次陈独秀只是途经上海，小住数日罢了。

在惠中旅舍住了几天，北京警方似乎并没有派人追捕，陈独秀就搬到亚东图书馆来住。楼上有四间房，陈独秀和汪孟邹相邻而居，有时聊天，有时看书，不像旅馆里那么寂寞。

就在陈独秀托汪孟邹购买赴穗船票之际，忽于3月5日接章士钊从广州打来电报，说是因广州政潮突起，不宜办校，校址还是设在上海为宜，他和汪精卫不日来沪面商。

阴差阳错，原本只是路过上海的陈独秀，也就在沪滞留了。

亚东图书馆人来人往，非长住之地。何况陈独秀仓皇离京，家眷尚在箭杆胡同居住，不知那在屋前站岗的警察如何对待他的家眷。陈独秀希望在上海找一安静的住所，接来家眷同住，而且把《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从北京迁回上海。

汪孟邹给陈独秀出了个好主意：柏文蔚在上海的公馆正空着——他被委任为“鄂西靖国军总司令”、“长江上游招讨使”，携眷上任，何不住到柏公馆去？

柏文蔚，当年的安徽都督，陈独秀是他的秘书长——“武有柏，文有陈”。陈独秀如今要住进柏文蔚的公馆，柏家当然一口应承。

柏公馆在何处？那便是本书序章中写及的周佛海之妻找到的第一个目标——环龙路老渔阳里二号（今南昌路一百弄二号）。那里是法租界。

这是一幢一楼一底的石库门房子。楼上成了陈独秀的卧室。那儿，原本是柏文蔚用的一张考究的大铜床，一只红木柜，一张大书桌，现在都由陈独秀使用。楼下的客堂间，也就成了陈独秀的会客室。

陈独秀是一位富有“磁力”的人物。在北京，他的箭杆胡同的家，高朋满座，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以及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是那里的常客。

眼下，本来颇为冷落的柏公馆，由于陈独秀的到来，变得热闹起来。

常常坐着自己专用的黄包车来的，是《民国日报》经理兼总编、副刊《觉悟》主编邵力子。

《觉悟》副刊在当时颇有影响，与北京《晨报》的副刊、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号称全国“三大副刊”。《觉悟》副刊登过陈独秀的文章，邵力子跟他算是“文友”。

邵力子的家，离环龙路不太远——法租界白尔路三益里五号（今西门路泰和坊）。“三益里”是因王姓三人出资建造的，“三人得益”，故名三益里。邵力子是个大忙人，所以包了一辆黄包车，总是来去匆匆。他在陈独秀那里坐了片刻，便要离去。他的杂务实在太多，不光是那张《民国日报》要耗去他大部分精力，而且他常常要到各学校发表演说。他甚至还担任上海河南路商界联合会会长之职，要参加上海市马路商界联合会总会的工作。他是上海著名的国民党党员。然而，他却倾向激进，接受马克思主义。他曾在《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上发表《主义与时代》一文，声称：社会主义已在人们心目中有很大影响，“这决非单为好奇的心理所促成，实在是时代潮流中已有需要这个主义的征兆”。

也正因为他热烈赞颂社会主义，他跟陈独秀有着共同的语言，也就不时光临渔阳里二号。

来自三益里的“高朋”，不光是邵力子，还有他家斜对门的三位“大秀才”。

邵寓斜对门的三益里十七号，住着李氏兄弟。这“二李”的大名，在本书序章中已经提及——李书城、李汉俊。后来，中国共产党“一大”便是在李氏兄弟寓所召开的。不过，此时李氏兄弟尚未迁往贝勒路，而是住在此处——三楼三底的宽敞的石库门房子。

在笔者访问李书城家属时，其遗孀薛文淑如此回忆：

在三益里居住时，书城与外界往来甚少，不大出门，来访的人也不多，整天在家看书。汉俊则与他相反，每天都很忙。他住在旁边楼下，我住在中间楼上，常常能见到朋友们找他。经常来的多是与他年龄相仿、穿长袍的先生，也有一两位比他年长，还有两位剪短发、穿裙子的青年女性给我印象较深，但除了邵力子之外，其他来客我都不知道姓名。

我是刚从家乡（引注者：薛文淑为上海松江县人）到上海的，对外界一无所知，更不知道革命之类的事。但是我觉得汉俊的这些朋友很异常，他们在一起经常发生争论，有时像是在吵架，我以为一定是闹翻了，可是第二天这些人还是照常来，从表情上看不出有什么不愉快。

他们常深更半夜才出门，总是弄得声响很大。我对这些人的情况感到奇怪。曾对书城提出，但书城说“汉俊他们的事，你就不要去管”，可见他对汉俊的事是了解的。

书城早年投身推翻满清的革命活动，但他对以后袁世凯篡位、国民党的退让及军阀混战的状况深感失望，而将希望寄托在他弟弟身上。早年因家境穷困，汉俊从小就受到书城照料，并随他去日本读书。汉俊以优异成绩在东京帝国大学工科毕业后，因国内根本没有搞建设的条件，便从事革命活动，这些都是书城予以支持和鼓励的。他们两人的性格都很刚直，脾气都不好，但他们之间却很友爱和睦，书城母亲的规矩很多，她特别喜欢清静，对别人走路的要求是“轻手轻脚”，说话的要求是“轻言细语”。我们全家一日三餐都是在一张大桌子上吃饭，大家都遵照母亲“食不言，睡不语”的规定，能够例外轻声说话的只有书城兄弟，他们总像在讨论什么似的，一般都是汉俊先说什么，然后书城点头表示同意，汉俊对他哥哥也十分尊敬。……

李书城家属赠给笔者一幅珍贵的照片——当年李家在三益里的合影。这张照片虽然残缺，但李氏兄弟都在画面之中。兄弟俩长得很像，个子相仿，都戴一副金丝边眼镜，但李书城留着八字胡，看上去比李汉俊老成得多——虽然他只比弟弟大九岁。

李氏兄弟乃湖北潜江人。父亲李金山是潜江县私塾教师，生三男四女，长子李书麟早逝，次子李书城便俨如长子，照料弟妹。1902年，十二岁的李汉俊在李书城的挚友吴禄贞帮助下，东渡日本。李汉俊极为聪颖，一口日语讲得如同“正宗”日本人一般。他还精通英语、德语、法语。尤其是德语，非常流利。

李汉俊最初喜欢数学，后来拜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帝国大学经济部教授河上肇为师，转向研究马克思主义。当时，日文版马克思主义著作甚多，而他懂德文又使他可以直接阅读马克思原版著作。这样，李汉俊成为当时中国最为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者之一。

李汉俊衣着很随便，看上去像个乡下人。在上海，他曾去一家豪华宾馆看望一位德国教授，看门的印度人以为他是“瘪三”不许他入内。不料，他以英语向看门者说明来意，那位印度人吃了一惊，只得让他人内。过了一会儿，德国教授送他出门，一路上以德语谈笑风生。那位印度人方知自己“以衣取人”，看“扁”了来者，赶紧向他道歉。

李氏两兄弟之中，李书城不去环龙路渔阳里，而李汉俊则成了陈独秀客堂间里的常客。

李汉俊带来另两位“大秀才”拜访陈独秀。他们便是戴季陶和沈玄庐。

戴、沈、李乃《星期评论》编辑部的“三驾马车”。那时候，时兴“评论”。在北京影响甚广的，是陈独秀、李大钊创办的《每周评论》，创刊于1918年12月22日。上海这“三驾马车”效仿《每周评论》，在1919年6月8日创办了《星期评论》。此后一个多月，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湘江评论》——7月14日问世。在这些“评论”之中，《星期评论》的发行量最大，达十几万份。

《星期评论》的编辑部最初设在上海爱多亚路新民里五号（今延安东路）。1920年2月，迁往三益里李汉俊家，难怪有许多“穿长袍的先生”和“穿裙子的青年女性”常常进出李寓。与李汉俊同编《星期评论》的戴季陶，亦非等闲之辈。戴季陶本名良弼，又名传贤，原籍浙江吴兴，生于四川广汉。他比李汉俊小一岁，而经历比李汉俊“显赫”得多。李汉俊十二岁赴日，戴季陶十五岁赴日。戴季陶也是得兄长之助，才得以东渡。戴的长兄卖掉了土地，资助他从遥远的四川前往日本。事出意外，年幼的戴季陶途经上海时，被流氓盯住，抢去他的钱财。戴季陶痛哭流涕，幸亏一位四川同乡也去日本，看他实在可怜，带他踏上了东渡轮船。

囊中空空如也的戴季陶进入日本大学法律系，发奋攻读，学业优秀，日语流畅。富有社会活动能力的他，发起组织留日同学会，小小年纪，被推选为会长。在艰难困苦之中，度过了留学生涯。

回国之后，擅长文笔的他，考人天铎报社当记者。由于文章出色，迅即升为主笔。他从“不共戴天”这一与“戴”相关联的成语中，取“天仇”为笔名，发表众多抨击清朝政府的文章。

戴季陶命运的转折点是1911年12月25日。这天，二十岁的他在上海码头，欢迎、采访自海外归来的孙中山，心中无限敬佩。孙中山也看中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邀他去南京参加中华民国成立大典和大总统就职仪式。

不久，孙中山赴日访问，戴季陶被任命为翻译兼机要秘书。从此，他成为孙中山的忠实门徒。

在日本，孙中山与许多日本重要人物密谈时，唯戴季陶在他身边。

此后，孙中山受袁世凯排挤，流亡日本，戴季陶亦侍奉在侧。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戴季陶被任命为浙江支部长。

1917年7月，孙中山在广州出任大元帅，戴季陶被任命为大元帅府秘书长。

1918年5月4日，因桂系军阀操纵国会，决议改组军政府，孙中山愤然宣布辞去大元帅之职。

5月21日，孙中山离开广州前往上海，戴季陶同行。孙中山在上海先是住在环龙路六十三号。两个多月后，迁入华侨们集资购赠的莫利爱路二十九号（今香山路七号）住宅。[2]

于是，戴季陶也就在上海住了下来。他原本读过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当李汉俊在1918年底从日本回到上海，便与他过从甚密，一起探讨马克思主义。他们对陈独秀、李大钊主编的《每周评论》每期必读，商议在上海创办《星期评论》。戴季陶的社会声望比李汉俊高得多、创办时由戴季陶任主编。

沈玄庐此人，年长于李汉俊和欺季陶七八岁。他本名沈定一，字剑侯，浙江萧山人。他当过清朝的官——云南广通县知县、武定知州、省会巡警总办。后来，他因帮助中国同盟会发动河口起义，被人告发，无法在国内立足，只得流亡日本。

在日本，沈玄庐研读各种社会政治学说之后，以为社会主义学说最为正确。这样，他开始钻研日文版的社会主义理论书籍。

1916年，沈玄庐回国，出任浙江省议会议长。

当《新青年》创办之后，这位当年的清朝“县官”，积极为之撰稿。

在戴季陶、李汉俊筹备创办《星期评论》之际，沈玄庐热心加入，成为“三驾马车”之一。

沈玄庐虽说年近四十，倒有许多天真可爱之处。比如，他主张平等，在家中要儿子、儿媳直呼其名，使他的许多朋友惊讶不已！

自从陈独秀住进了环龙路渔阴里，相距不远的三益里四支笔杆——邵力子、李汉俊、戴季陶、沈玄庐，便不断被渔阳里的“磁力”吸引过去了。

此外，还有一位常来拜访陈独秀的“笔杆子”，叫张东荪。他原名万田，字圣心，浙江余杭县人。他早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追随孙中山。1911年，与梁启超一起，在上海创办《时事新报》。1912年，出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府秘书。此后，他担任北京大学、中国公部大学、燕京大学教授。1919年在北京创办《解放与改造》杂志，南下上海之后，与陈独秀有旧，故常来叙谈。此人也写得一手好文章，而且也读过一些日文版社会主义学说著作。张东荪回上海，依然主编《时事新报》。

不论是邵力子、李汉俊、戴季陶，也不论是沈玄庐、张东荪以至陈独秀，都曾在日本留学，都懂日文。这些“秀才”，最初都是从日文版的图书中，懂得马克思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