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新《新青年》，与胡适分道扬镳

就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不久，1920年9月1日出版的第8卷第1号《新青年》杂志，面目一新。

这一期的封面上画着地球和一东一西伸进画面两只紧握着的手，暗喻中国人民和苏俄人民手携手。

这一期杂志新辟“俄罗斯研究”，由杨明斋等撰写介绍苏俄新貌的文章。

这一期杂志推出了“重头文章”，即陈独秀的《谈政治》，把他和胡适、张东荪的分歧公开化了。陈独秀写道：

我们中国不谈政治的人很多，主张不谈政治的只有三派人：一是学界，张东荪先生和胡适之先生可算是代表；一是商界，上海底（的）总商会和最近的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可算是代表；一是无政府党人。……

胡适，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新青年》杂志的台柱。如今，《新青年》的主编在《新青年》上点名批判胡适，意味着《新青年》编辑部内部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陈独秀鲜明地指出：

你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逃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但我们要认真了（解）政治底（的）价值是什么，决不是争权夺利的匀当可以冒牌的。

陈独秀谈及了《新青年》：

外边对于本杂志的批评，有许多人说《新青年》不讨论政治问题，是一个很大的缺点。

陈独秀说及了胡适：

最近胡适之先生著《争自由的宣言》中已经道破了。这篇文章开口便说：“我们本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是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要除去这些妨害，自然免不了要谈政治了。

胡适原先曾是陈独秀的“亲密战友”。正因为这样，当蔡元培恭请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时，陈独秀却说他只是暂代，待胡适从美国归来请他担此重任。

胡适，曾与陈独秀有过亲密的合作，曾是《新青年》的一支笔，擂响了新文化运动的辈鼓，被陈独秀称赞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振聋发聩的“文学革命八条件”，即不用典、不用陈腐套语、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俚语、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呻吟、不模仿古人、须言之有物（即胡适致函陈独秀自我介绍的“八不主义”）。此文的发表，在中国平静的文坛上卷起一阵狂澜。

胡适在《新青年》上积极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主张“必须用白话来做文学的工具”。

他用白话做自由诗，写白话文学剧本，写白话文，领一代之先。

胡适在《新青年》上抨击孔教，抨击旧礼教，主张女子解放，提倡教育改革。……

倘若用“丰功”两字形容当年胡适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也并不过分。

然而，一起冲锋陷阵，一起呐喊前进，陈独秀、李大钊向“左”转，胡适向右转，渐渐分道而驰。《新青年》在分化。

最初的论战在李大钊和胡适之间展开。

那是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被捕，《新青年》虽然暂停。但主持《每周评论》的是胡适。犹如一辆汽车换了个司机，胡适驾着《每周评论》仍在继续出版。胡适代替陈独秀编《每周评论》离开了陈独秀、李大钊的“轨道”。

胡适把《每周评论》第26、27号编成了《杜威讲演录》专号。杜威是胡适的老师，实用主义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

在第31号《每周评论》上，胡适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表明了他对他的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朋友陈独秀、李大钊的不满：

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

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是很危险的。

正在河北乐亭县大黑蛇村老家度暑假的李大钊（他在离京前看到第31号《每周评论》），写下了致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和主义》，寄往北京给胡适。胡适把此文在第35号《每周评论》上登出。李大钊驳斥胡适道：

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

《新青年》、《每周评论》的同人，谈俄国的布尔扎维主义的（引者注：即布尔什维主义）议论很少。……我可以自由，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

因为有了假冒牌号的人，我们愈发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免得阿猫、阿狗、阿鹦、阿鹉、留声机来混我们骗大家。

我们唯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那些猫狗，鹦鹉、留声机，尽管任他们在旁边乱响，过激主义哪，洪水猛兽哪，邪说异端哪，尽管任他们乱给我们作头衔，哪有闲工夫去理他！

然而，胡适一边刊登李大钊写给他的公开信，一边又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与李大钊论战。思想的裂痕已发展成为难以弥合的鸿沟。

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之后，作为书记的陈独秀决定把《新青年》作为这个小组的宣传阵地。于是，刷新《新青年》，不但以陈望道、李汉俊、沈雁冰、李达这四位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作为《新青年》编辑，而且从1920年9月1日的8卷新1号起，全面宣传马克思主义。

陈独秀写的《论政治》，公开与胡适决裂。

后来，当胡适垂垂年迈，回首往事，他这么追述道：

事实上，陈独秀在1919年还没有相信马克思主义。在他的早期的著作里，他曾坦白地反对社会主义。在他写给《新青年》杂志的编者的几封信里面，我想他甚至说过他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并没想得太多。李大钊在1918年和1919年间，已经开始写文章称颂俄国的布尔扎维克（引者注：即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了，所以陈独秀比起李大钊来，在信仰社会主义方面却是一位后进。

陈独秀在和北京警察搞了一段不幸的关系之后（引者注：指转京警察逮捕陈独秀），便离开北京，一去不返了。其后只有一两次他乔装路过北京〔但未停留〕，数年之后他在有一次秘密路过北京时，曾来看我。但是无论怎样，自1920年1R以后，陈独秀是离开我们北京大学这个社团了。他离开了我们《新青年》团体里的一些老朋友；在上海他又交上了那批有志于搞政治而倾向于马、列主义的新朋友。时日推移，陈独秀和我们北大里的老伙伴，愈离愈远。我们也就逐渐的失去我们的学报。因为《新青年》杂志，这个〔传播〕“中国文艺复兴”的期刊，〔在陈氏一人主编之下〕在上海也就逐渐变成一个〔鼓吹〕工人运动的刊物，后来就专门变成宣传共产主义的杂志了。[2]

胡适讽刺刷新后的《新青年》杂志，“差不多变成了《Soviet Russia》（引者注：即当时一本进步的英文刊物《苏维埃俄罗斯》）的汉译本”！

两位“老伙伴”不光摆开“铅字阵势”，在报刊上鏖战不休，而且见了面，一个讲苏俄好，一个讲美国好，也争个没完没了。陈独秀挚友汪孟邹之侄汪原放的一段回忆。惟妙惟肖地勾画出这对“老伙伴”之间无可挽回的分裂。

那是1925年冬，胡适来到上海治痔疮，借住于亚东图书馆。汪原放回忆道：

这位总书记（引者注：指陈独秀）有时会在夜间悄悄地来望这位“五四”时期的盟友。可是每次见面，总是以两人激烈的争吵而告终。一个讲社会主义好，另一个讲资本主义好；一个讲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讲实用主义（引者注：应为实验主义）；一个讲苏联如何如何，另一个讲美国如何如何，各不相让。有一天他们争得面红耳赤，大概胡适被陈独秀的批驳刺痛了，他一下子站起来……气急败坏地用手杖在地板上笃笃敲了几下，但他毕竟忍住了气，用绅士风度说了句：“仲甫，我有事，你坐罢！”下楼去了。陈独秀气呼呼坐了好一会……也去了。……过不了几天，陈独秀会再来，重新挑起一场争论。

在《新青年》的“老伙伴”之中，倒是鲁迅仍与陈独秀同行。陈独秀一回回写信给周作人，请周作人敦促鲁迅为《新青年》写小说：

“我们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告诉他。”（1920年3月11日函）

“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1920年8月22日函）

“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证正，寄来付印。”（1920年9月28日函）

正因为这样，鲁迅后来在1933年6月上海天马书店出版的《创作的经验》一书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这么提及陈独秀：“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3]

《新青年》是当年享有崇高威信、发行甚众的杂志，它的急剧的向“左”转，使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迅速推及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