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J.M.库切1971年5月离开美国回到南非。那时的美国处于该国现代历史上最危险的阶段。美国利用空袭和化学战卷入一场不得人心的越南战争之中。美国公众通过电视随时了解着战事，也看到成吨的炸药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所产生的破坏性影响。1968年，尼克松总统上台，他与前任总统林登·约翰逊属于不同政党，后来他叫停了越战，循序渐进地从越南撤军。由于共和党非法干预民主党的总统竞选活动，1974年8月，尼克松引咎辞职，1975年越战才得以全面结束。
在库切人生的重要关口，他所关心的政事是美国的越南战争，而不是南非的局势。在美国，他从报纸和电视上看到，战争的概念以及赫尔曼·卡恩所残暴倡导的大规模伤亡的理念（《幽暗之地》“越南计划”的题记引用了卡恩的话），是如何被“卖”给容易上当受骗的普通民众的。丹尼尔·C.哈林（Daniel C.Hallin）在电视中宣称：“要让敌人非人化，抽除他们所有的情绪和动机，并将他们从政治领域以及人类社会中驱除出去。北越和越共是’狂热的’’自杀式的’’野蛮的’’半疯狂的’。”11971年库切在接受彼得·坦普的采访时谈到这场战争：“战争给人们提供一种途径去释放大量被压抑的侵略性与暴虐性。这不仅发生在战场上，也发生在人们的客厅中。”2
库切在日常生活中就经历着这种令人精神分裂的现实。尽管他在美国的日子眼界大大开阔了，并与布法罗的学生和同事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但他一直保持着局外人的心态。在写给迪克·彭纳（Dick Penner）的一封信中，他说到了“丑陋、肮脏的布法罗”。3布法罗的冬天是寒冷的，他不喜欢那里总下雪。而待在大城市里，他也没有那种在家一样舒服的感觉。1966年5月6日，他写信给当时获得卡内基奖学金待在美国的杰克·考普：“我去年9月在纽约待了16个小时，我再也不想看到那个地方了。”正如他在英国灰蒙蒙的萨里郡感到不舒服一样，他怀念奥斯汀（在那周围他可以骑自行车欣赏绿色山丘），还有卡鲁的空旷与苍凉。1985年8月13日，他在给希拉·罗伯茨（Sheila Roberts）的信中写道：我在美国连续待了六年，但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异乡人。我想原因有两个：一、我与他们有着完全不同的童年回忆，因此缺乏他们成长中形成的文化厚度；二、我对任何美国景观都没有感觉。”在接受福尔克·瑞丁（Folke Rhedin）的采访时他说：“我相信，人在其一生中只能爱一道风景。人们可以欣赏许多景物，但是那种深入骨髓的感觉只能属于一个地方。”4
那么库切在1971年离开美国返回南非时，他返回到了什么状态中呢？在他回到南非之前，他已经经历了南非20世纪50年代实施的旨在保障非洲南端白人文明的种族隔离政策，而事实上，这种政策却违反了西欧文明最珍视的基本原则，也是南非本该仿效的原则。他在1962年曾试图逃离的制度，在他回来开始他的写作生涯时，仍然是一个既定的事实，他将不得不与之并存。南非非国大（ANC）和泛非大会（PAC）仍在流亡状态，他们重要的领导人都身处监狱之中。国民党对国家实施着严格控制。1975年，南非引进电视，库切就像在美国要忍受电视节目中越战的恐怖一样，现在每天也要在南非电视节目中忍受政客的游行。想当初在学生时代，他在伍斯特早已经忍受过这一切。这段经历反映在《铁器时代》卡伦太太的痛苦描述中：
从童年时代起，我就只能看着那些熟悉的呆脸，那些让人感到阴沉又恶心的形象。那些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的男孩，功课一塌糊涂，却仗着自己体格强壮而欺凌弱小，现在长大成人了，开始统治这块土地。他们和他们的父母，他们的叔伯姑姨，他们的兄弟姐妹一同上阵：就像一群蝗虫，就像一场遮天蔽日的蝗灾袭扰着这个国家，无休无止地大嚼大咽，贪婪地吞噬生命。干吗呢，既然一见到他们就感到恐惧和讨厌，我干吗还要打开电视看他们的臭脸？我干吗要让他们出现在自己家里？因为这蝗虫家族的统治正是南非的真实状况，又是这种现实让我得了病吗？他们已经不再为什么合法性大伤脑筋了。他们耸耸肩，什么理由之类都给抖搂掉了。吸引他们的是权力，以及对权力的迷恋。5
库切回到南非后不久，非洲南部的地缘政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74年，一小撮官员从马塞洛·卡埃塔诺（Marcelo Caetano）手中夺取政权，而马塞洛·卡埃塔诺是葡萄牙安东尼奥·萨拉查（Antonio Salazar）的继任者。这一事件引发了葡萄牙属非洲殖民地的独立热潮，包括安哥拉和莫桑比克。20世纪70年代，随着国际社会对南非的武器禁运措施的实施，南非北部边界的游击队活动猖獗，另外，由于俄罗斯的影响和介入，在安哥拉部分地区活动的古巴军队，令西南非洲（纳米比亚）、罗得西亚（津巴布韦）和南非的军事局势更加动荡不安。当安哥拉政府与游击队之间的冲突到了不可收拾的境地时，南非秘密地——但已经得到华盛顿福特政府和两个非洲国家的首肯——出兵对抗共产主义势力，其结果是一场漫长的丛林战争，这在许多年轻一代南非作家创作的边境小说中都有体现。南非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一方面损失了大量年轻的生命；另一方面在1976年灰溜溜地撤军。
这些年来，国际社会对南非的批评之声日益强烈。国民党中间的知识分子开始越来越认识到这种状况是不道德的。虽然很多黑人领袖在监禁或流亡之中，但是很多军事独立运动开始出现，特别是黑人工人发动的运动，这导致了1973年纳塔尔大罢工的爆发。英国圣公会大主教图图（Tutu）提请大家注意黑人的愤怒和绝望情绪；东开普省的年轻黑人领袖史蒂夫·比科（Steve Biko）呼吁黑人在黑人觉醒运动的范畴内摆脱桎梏。学生的抵抗情绪也越来越强。20世纪60年代中期，拜尔斯·诺德Beyers Naude）成立基督会，发起“种族隔离社会基督教研究项目”。其目的是调查南非社会中的基督教原则，制订长期的、可接受的社会分配目标，并考量如何实现这样一种新的分配。该项目得到了来自不同背景的自由主义者的支持，包括库切在开普敦大学的同学理查德·特纳，以及黑人学者及政治领袖，如比科、本·寇帕（Ben Khoapa）、恩加布鲁·恩德贝莱（Njabulo Ndebele）和曼戈苏图·加查·布特莱奇（Mangosuthu Gatsha Buthelezi）等。6最后基督会被禁止活动，拜尔斯·诺德被软禁在家中。
1976年6月16日，约翰内斯堡黑人城镇索韦托（Soweto）的两千名学生游行抗议“班图教育法”强迫部分黑人学校使用阿非利堪斯语进行教学。警察动用警车和催泪瓦斯对付游行的人群。13岁的黑人学生海克特·彼特森（Hector Pieterson）后背中弹，其他几个孩子被枪杀。由此引发大量的学校、诊所、图书馆和行政大楼被烧毁，骚乱蔓延到其他乡镇和省市。政府回应这些骚乱的方式是动用警察力量，颁布国家紧急法案，动员民兵组织，延长兵役时限和增大警察权力（包括不经审判就可禁闭审讯、拘留、监禁或软禁）。根据当时恐怖法案的规定，他们更加严格地处理破坏和其他颠覆活动。其中最轰动的一个诉讼案件是关于诗人布莱顿·布莱顿巴赫的：他于1975年被判处九年监禁，理由是涉嫌恐怖活动，最终他实际服刑七年。
库切返回到南非，将用未来30年的努力，通过他的创造性写作来了解南非到底在对自己做什么。他的小说《夏日》背景是20世纪70年代，开篇是一篇新闻报道，出现在1972年8月21日的《星期日泰晤士报》头版。7在博茨瓦纳首都城市弗朗西斯敦，一辆白色美式汽车半夜停在了一栋住宅区的房子前。戴着头套的几名男性跳下车，一脚踢开房子前门，开始扫射，然后开车扬长而去。凶手似乎是黑人，但一个邻居听见他们说阿非利堪斯语，所以他们相信，是白人在假扮黑人。受害人是南非难民，几个星期前刚刚搬进这栋房子。南非外交部长通过发言人表示，这起事件无法得到证实。南非国防军否认与此事件有任何牵连，并指责是南非国大党的内讧。一周又一周，事件过去了，相邻区域也出现这类事故的报道，然后又被公然否认。读这样的报道，主人公的感觉是“被玷污了”。他想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你还能上哪儿去找一个能把自己藏起来不受玷污的地方？难道跑到白雪覆盖的瑞典，远隔千山万水从报章上了解他的同胞和他们最新的恶作剧，能让他感觉好受些？”8
库切本人领教过警察和他们手下，尤其保安部门的卑鄙伎俩。1979年的一天晚上，库切和菲利帕以及斯拉伯特和他的妻子马纳，被邀请到凯瑟琳和伊恩·格伦位于克莱蒙特的家中赴宴。伊恩·格伦是库切在开普敦大学的一个同事。库切将他的大众牌汽车停在了格伦家房子的外面。当他们在大约11点半出门上车的时候，发现了子弹穿越前后车窗留下的窟窿。库切认为，大概枪手觉得这辆大众汽车是属于斯拉伯特的。在20世纪80年代，斯拉伯特的书房就曾被公然纵火烧毁。9
很多年以后，在2002年，当电视主持人维姆·凯泽（Wim Kayzer）在节目上问库切他在南非种族隔离时期经历的具体暴行时，他回答说：
种族隔离特有的残酷和恐怖并非非洲化的一面，而是非常严格有序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来自欧洲的体系被强加给了一个国家和社会，而这个国家或社会对这个体系是麻木的。更令人恐怖的是，它就好像是纳粹在欧洲恶行的再一次可笑的上演。这似乎是历史令人可笑的重复，本来那应该是早已经成为过去时的历史。所以，你看到的是在这个充满生命的社会中，生命是卑贱的，而且一直是卑贱的，但这种卑贱并不以系统化的虐待或灭绝的方式存在。所以，这就是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这个国家最奇特的丑恶。在这个国家和大陆上，人性也许不是美丽的，但是……却有着一种狂野的、壮观的、令人难以忘怀的壮美。就是一种这样的对照：特别丑陋、平庸和系统化的环境，同时又是如此的壮美。
在采访中，他详细介绍了开普敦附近，没有被污染的迪亚斯海滩所具有的独特美感。尽管距离这个海滩15分钟左右的步行距离外，旅游业已经发展起来了，但是那个海滩看起来几乎仍然和第一个欧洲殖民者到达非洲时看到的一模一样：
这条海岸线的美丽并不是一种安静的美，它崎岖不平且危险，它并不符合初来定居者对美的感知。在他们的日记中，他们不断地用“狂野”来形容这段海岸线。当然，这对他们这些航海家来说是危险的，到处都是散落的沉船。但是你可以摆脱现实，撤退到这里来，它存在于时间之外，也被剥离于历史之外。
这个非洲既有惹人迷恋的、未经任何破坏的原生态的美，也有让人心生恐惧的、残忍的冷漠和敌意。许多南非诗人的诗歌，不论是英语的还是阿非利堪斯语的，都对此有所反映。正如库切在他后来编辑的《白人写作》的介绍中指出：
他们将南非看作一个巨大、空旷、宁静的空间，它比人类的年龄还老，甚至比岩石里的恐龙化石还老。尽管有人在它表面走过，它注定巨大、空旷、恒久不变。
如果作家将非洲这一空间想象为一位母亲，“她往往是一位严酷、干涸的母亲，没有曲线或凸凹，贫瘠，甚至当她的孩子请求回来安葬在她的怀抱中，她也不愿意欢迎他们的归来”。10
库切在《白人写作》中详细介绍的一些诗人，也可以在库切的早期文章《非洲意识的负担》（“The burden of consciousness in Africa”，1977）中找到。这篇文章被收集在《双重视角》中。他在文中谈论了罗斯·达文尼希（Ross Devenish）导演的电影《客人》（The Guest）。影片根据现实生活中诗人兼自然主义者尤金·N.马雷（Eugène N.Marais）遭遇的事件改编。库切写道：
尤金·马雷几乎就是南非产生的天才。想想马雷的情况吧。他火眼金睛。他喜爱女性。他住在野外危险的地方。他沉迷于异国情调的药物。他写作关于死亡的诗，他拥有病态的想法。他总是不开心，最终结果了自己。与扬·霍夫迈尔（Jan Hofmeyr）和克里斯蒂安·斯穆茨这些聪明人相比，他简直属于完全不同的类别。
在简洁地介绍了电影的浪漫原型之后，库切展示了非洲白人意识的悲剧概念是如何在电影的最后一幕里戏剧化展现的：马雷的朋友，医生兼诗人A.G.维瑟（A.G.Visser）用汽车将他带出他所待的农场。马雷让维瑟停车片刻，因为他想在草原上祈祷。在维瑟的注视下马雷磕磕绊绊地爬上山脊，从视线中消失了，然后又从另一侧慢慢地消失了。虽然可以这么说，是非洲把他吞噬掉了，但人们可以听到马雷在朗诵他自己创作的《非洲之歌》里的诗句，观众看到的是空旷的草原，南非在他的诗歌里说话：
她说：“我要求神圣的权利
关于无尽痛苦的果实；
我将它们投掷到山巅
我将它们扼杀在沙漠中。”11
库切问，这个南非人是谁？让马雷能够向他祈祷？他继续说：
这首诗告诉我们，她是一个充满杀气的母亲之神，吞噬了她的孩子，对于他们爱的回报只有“无尽的痛苦”。马雷的诗是非常强有力的，但我怀疑他的诗能否唤醒大多数的南非人，他们中大多数人（让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一点）认为非洲是一个母亲，数百万年来滋养了他们与他们的祖先。南非，痛苦之母，这种表述只有那些觉得非洲给自己的爱不够多而感到“痛苦”（“异化”是一个更恰当的词语）的人才能觉得有意义。电影的结尾描绘的是马雷——痛苦折磨的更高意识的承载者、天才和圣人成为英雄：他放弃了文明，将自己祭祀到他所珍爱，但难以抚慰平和的非洲母亲的脚下。12
库切在国外待了超过八年——首先在英国，然后在美国，不仅养成了对发达国家大都市的感受力，也知晓了欧洲现代主义和现代语言学，现在他回到了他年轻时希望逃离的南非。他在英国或美国并没有待得特别安心。在内心深处，不论南非发生的“耻辱”多么折磨他，多么让他感到厌恶，对南非他总有一种牵挂，他是无力逃离他的存在和出身的。他本不想回到南非来，但是他也没有接受加拿大和香港给他提供的机会。这种矛盾心理的原因可能是出于直觉，他知道作为一个作家，作为一个人，他真正的任务不是待在国外，而是留在他本来要逃离的南非。在奥斯汀大学宽广的图书馆里，他曾有机会读那么多可供选择的其他书籍，但他选择沉浸在一星半点的、曾到南非开普漫游的游客所写的游记中。在这些游记中，他看到了一种可能性，作为之后的作家，他可以与这些早期的记录者进行交流，并与他们的作品产生联系。他就是这样写出了他的第一部小说。另外，从这些早期的史料也逐渐发展出另一种类型的编年史——对一个地方的历史危机更清楚、更敏感，同时对这个地方独特的物理存在，诸如景观、人类和国家关系也充满迷恋，而这就成了一种独特的意象和表述。
后来，在《内陆深处》（In the Heart of the Country,1977）的女主人公玛格达说：“这个世界被遗弃的美与我同在。”13《铁器时代》中，当卡伦太太凝视着距离迪亚斯海滩不远处、福尔斯湾对面的山巅时，说道：“这些海，这些山：我想让它们在自己眼前焚烧的欲望如此强烈，不管我到什么地方，它们都会在我面前出现。我饥渴地爱着这个世界。”14在他的大部分作品，一直到《耻》中，库切利用他那带有欧美知识分子立场的作家身份，用一种残酷的冷漠进行创作。
正是因为迷恋这个荒凉世界的美，库切回来了，带着他学到的最新的文学理论知识。在后来，他曾反复地说（也许是为了舒缓自己内心深处的矛盾），他没有把自己放在南非作家的身份上进行写作，或者带着任何与该国有关的特定任务来写作。他在一次采访中表示：“我忠诚于小说的话语，而不是政治话语。”15但是，在他后来的写作中，他对南非——他要生存的土地做出了很多相当有意义和相当深刻的评论。他将要成为欧洲传统和大都市文化的一部分，但不是通过否定自己的殖民背景，而是通过对其文化危机有意识的、细致入微的思考。
二
库切回到南非，与前一年12月就回来的菲利帕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尼古拉斯和吉塞拉住在了一起。那个时候，库切已经失业了一段时间，身上并没有多少钱。他不得不努力想办法养活一家人。
在约翰内斯堡菲利帕的父母处短暂停留后，他们来到开普敦，看望了库切的父母。尼古拉斯与母亲去了花园区的博物馆，并迷上了恐龙展。在他那个年纪，他已经知道了很多关于恐龙的知识。16在此之后，他们去了百鸟喷泉农庄——库切在这个世界上最喜欢的地方。那里孤寂的卡鲁农场是他在《男孩》和《夏日》中用充满温暖和亲情的笔调描述过的地方。不清楚库切家里的亲戚是否知道他为什么离开美国，在《夏日》中，一个虚构的线人告诉传记作者，库切离开美国是因为“某种令人不安的事情，某种耻辱”，而且比库切家族曾出现过的喝多了点酒或宣告破产什么的更糟糕、更令人恐怖：他曾经在监狱里待了一个晚上。17但是，这部分情节属于小说戏拟的一部分。
因为库切一家人没有钱，所以杰拉尔德·库切（库切的伯父桑和伯母希尔维亚的儿子）安排他们免费住在邻近农场空置的房子里。这所房子在马莱斯代尔农场上。这个农场本属于一个叫德里克·苏恩（Derek Scheun）的人，但他已经不再居住在那里。18房子的居住条件比较简陋，没有电，水要用桶去挑。因为他们几乎买不起任何的家具，孩子们不得不睡在地板上的报纸上。尼古拉斯和吉塞拉觉得这是一次神奇的冒险。吉塞拉后来回忆说，在那里她可以与所有的动物保持亲密距离，她还回忆了他们是如何给每个动物起名字的。当然，有时她也会害怕爬到屋子里的大蟋蟀，它发出的声音很让她感到恐惧。住在马莱斯代尔农场期间，他们经常去百鸟喷泉农庄玩。她后来还能回想起那时玉米餐的味道，以及男人们如何在早晨出去狩猎雄鹿，还有羊是如何被赶进羊圈消毒、剪毛，甚至被屠杀的。19
尽管生活不方便，但这段时间是这个家庭的幸福时光。这一点可以从1972年1月12日菲利帕发表在《淑女》上的文章中清楚地看出。文章标题是《卡鲁游记》：
我想呼吁大家去卡鲁度假，而且不要只待一个周末。我和我的家人刚在一个卡鲁农场待了三个月。那所房子以前无人居住，所以我们不是一下子就住进了一个万事皆方便的住处。我们不得不一切都自己来，比如自己砍柴，明火烧热水，每天清空垃圾桶，用煤油炉做饭，夜晚在煤油灯下阅读。我们给孩子们弄来一些动物，一起过了一段既有趣又有意义的时光。我们的母鸡要孵小鸡了。美特尔自己躲在一个角落孵在八个蛋上，我们祈祷着黄鼠狼不要发现她。小狗懒洋洋地躺在阳光下，卡鲁猫爬上荆棘树，自豪地展示着自己抓到的带条纹的卡鲁鼠。农舍的附近有一条河流（发洪水的时候，我们曾被隔绝了八个小时），那是数以百计的野生鸟类安家的地方，其中包括鹅、鸭和鹰。我们还认识了一种过去都没见过的甲壳虫。我们发现这个无人居住的农舍的原因很有意思。羊毛养殖的利润不再像过去那样丰厚了，所以许多农民选择了离开。在这个区域，我还看到了其他三个被遗弃的农场。在春季和秋季，卡鲁农场的生活是很理想的。天气既不太热也不太冷，花在春天开放，在秋季凋谢。这个世界是如此美丽，没有任何无聊的感觉。在最近的镇上（西博福特），我想找到一张卡鲁风景的明信片，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卡鲁在很多方面是被忽略的，不过我大力推荐大家到卡鲁来度假。如果谁愿意来试试，开车沿着尘土飞扬的乡间小路，到卡鲁找一所无人住的房子。会有一些农场主，就像我们遇到的那样，愿意让你免费居住。20
夫妇俩在开普敦的朋友有时会来拜访，比如像克里斯·帕洛德（Chris Perold）和他的妻子桑德拉。克里斯·帕洛德是一名英语老师，与约翰和菲利帕在同一所大学待过。他先前并不认识约翰，但一直是菲利帕的好友。他们与她再次见面是在1968年，当时她带着尼古拉斯回到南非。尼古拉斯后来与他们的女儿丽莎成了好朋友。库切全家回来后，帕洛德夫妇才认识了约翰。他们在马莱斯代尔农场住了好几天，虽然条件简陋，但他们很享受卡鲁清新的空气。尽管还没找到工作，但库切至少还负担得起一辆菲亚特。他问帕洛德，如果成为一名乡村教师，是不是会有牧师常来拜访。帕洛德安慰他说，当他在威廉国王镇教书时，并没有被牧师烦扰过。周日时，库切一家邀请帕洛德夫妇一家一起到百鸟喷泉农庄吃饭。当时，羊毛的价格不如之前几年那么高了，希尔维亚也要依靠在利乌哈姆卡酒店打工赚一些额外的收入。但是尽管这样，他们还是不惜破费，慷慨地为客人准备丰盛的饭菜。
帕洛德夫妇访问马莱斯代尔时，库切正在农场附近、他自己搭建的一个圆形茅草屋里写他的第一部小说。库切让帕洛德读了他的部分手稿，并请他提些意见。帕洛德在后来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库切也许高估了他的文学能力：他读着觉得直发懵，不懂得尾注的作用，不太能理解里面虚构与现实的相互作用，以及小说中奇特的异化感。他认为，库切让他读这部手稿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他不是一个可以对这样一类创新小说做出评判的人。21
库切在马莱斯代尔农场重新开始他的小说创作。关于《雅各·库切之讲述》可以溯到他在布法罗的岁月。1970年1月1日，作为新年愿望，他决定开始一个已谋划很久的项目。现在，《幽暗之地》的手稿，已经被永久保存在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哈利雷森人文研究中心。之前库切所有的手稿，包括《男孩》，都被收藏在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他用黑色圆珠笔在横格纸上开始了《幽暗之地》的创作。每天开始写作之前，他都会将日期写在上面。库切的这种创作习惯贯穿整个写作生涯，迄今为止，他的每部作品手稿都有这种时间记录节点。库切会在改稿的时候用红色笔，甚至也标出修改的日期。这种做法使研究人员能够非常精确地看到作者是如何一天接着一天创作出一部小说的。在开始第一部小说创作之前的几年，库切在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大学图书馆众多关于老开普的游记中，发现了关于库切家族在南非第三代的短篇记述。这份记述的手稿被保存在海牙，最早出现在1916年出版的《荷兰时期南非游记》（Travels in South Africa in the Time of the Dutch）中。1935年，第二版与另一篇有关南非的早期游记一起出版于《亨德里克·雅克布·维卡游记》（The Journal of Hendrik Jacob Wikar，1779）中。22
好望堡秘书所记录的“叙述”讲述了雅克布斯·库茨，带着12个格里夸和纳马族劳力从他的农场（位于皮凯特贝赫附近）出发。在象河、绿河与布法罗河附近，他猎杀了两头大象，弄拔下它们的象牙。他发现凯米斯伯格地区是荒原中的一片绿洲。他从那里越过铜山区——也是西蒙·范德斯泰尔在1685年到达的地方，并闯过干燥荒凉的寇阿谷。经过12天的旅程，他到达了艾恩或葛瑞普，他将其命名为格雷特河，后来这个地方又被罗伯特·雅各戈登在1799年更名为奥兰治河，目的是纪念荷兰王室成员。在格雷特河流域，他们发现了放牛的草场，也可以好好休息一番。格雷特河以外的区域被称作古德豪斯，不是一个宜居的地方。他沿着狮河前行，时刻要提防布须曼人和野生动物的攻击。五天之后，他们到达大纳马夸人的领地，后者将他们的到来看成一次不受欢迎的入侵。因为库茨精通小纳马夸语言，而这种语言也是大纳马夸人能听得懂的，所以他能够让他们明白他的旅程是经开普总督批准的，目的是猎取大象。他的解释如此有说服力，加之他强悍有力的个性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所以最后大纳马夸人让他不受阻碍地继续旅行。一天后，他到达了瓦姆巴德的温泉，第二天到达斯瓦特贝赫（黑山），他在那里的一个天然泉眼旁休整了一番。之后库茨决定返回，因为他当时离自己的农场已经有680公里的距离。回程他走了不同的路线，朝东南方向行进，遇到了另一个部落的因妮卡人，还遇到了一些狮子和犀牛。
返回开普之后，库茨对人提起纳马夸人曾告诉他有一个部落叫达姆洛夸，那个部落中的人皮肤黄褐色、长发、身穿亚麻衣服。这些内容导致当时的总督瑞克·图尔巴下令进行另一次远征。这次远征由亨德里克·霍普领导，目的是核实是否存在这样一个部落，以确定是否有可能与他们建立贸易关系。与上一年的远征不同，这次规模更大了：包括17个白人、68个纳马族人、15辆车与150头牛。白人中有各种专家：绘制地图的、研究植物的、测试铜矿含量的。库茨在前面为远征队伍探路，并送回关于土壤以及供水的信息。到达温泉后，远征队向东挺进到卡拉斯伯格河与萨姆伯河，最远到达现在的基特曼斯胡普。库茨和另外两个人到达了鱼河形成的峡谷。他们没有发现达姆洛夸族的踪迹。而最初，库茨曾在大部队之前探查过一番，在回来的路上又探索了那里的环境，特别是格雷特河附近区域，并结识了一些当地居民。
这就是《雅各·库切之讲述》的背景材料。很快人们发现，这个创作18世纪猎象历史的作者，不仅是一个熟悉小说历史的人，也是一个可以娴熟运用现代文学理论以及所有叙事策略的作家。《雅各·库切之讲述》的呈现方式是原荷兰语记述新的“完整翻译”。作者以后记的方式补充了他已故父亲向凡·普列登堡学会所做的介绍，随后附录雅各·库切的复述。因此，J.M.库切将典型的18世纪的游记转换成了20世纪的浪漫冒险发现之旅。他同时也戏拟地颠覆了传统的现实与虚构，让他的文本区别于其他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殖民文学的侧重点：比如非洲，尤其是土著动物与人民。
从标题页（S.J.库切编著，附后记，J.M.库切翻译）开始，所有的前言、叙述、后记与附录都是有疑问的。整个的“讲述”是J.M.库切的创作，但在前言中，他介绍自己是译者；他的父亲，S.J.库切是历史学家和后记的作者。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是虚构的，因为J.M.库切的父亲并不是历史学家，也并不存在一个凡·普列登堡协会，更别提在1951年出版过什么《雅各·库切之讲述》。
J.M.库切将他对一篇18世纪叙述的翻译展现为他对原型的更正，因为“迄今为止所获得的确凿的库切本人的叙述是总督府的一个雇员记录下来的，以官僚的态度不耐烦地听取了库切的讲述，潦潦草草一挥而就写成纪要，递交到总督的办公桌上。里面只记录下这位雇员认为可能对东印度公司有用的信息”。23省略了丰富多彩的冒险，也省略了雅克布斯经历与行动的残酷。雇员注重的是“矿石储藏，以及内陆部落作为物资供应来源的潜力”。雅克布斯说到的奇怪的北部部落的故事，被添进来纯属商业考虑。与此相对照的是，S.J.库切在后记中想将雅各·库切提升到具有英雄主义色彩的“我们的先辈”之一。J.M.库切通过他的“翻译”进行的“修正”很具有讽刺意味地讲述了另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里，雅各被描绘成一个残暴者，而且对自己的暴行乐在其中。因为他是从欧洲人的视角看霍屯督人和布须曼人的，所以他们的价值仅限于满足他的好奇心，比如对于他们性器官不加掩饰的迷恋。随着“修正”所增加的内容，“翻译”变为一种尝试，要让叙述背后的真相见光。在关于阿赫特贝格的文章中，J.M.库切指出，文本的阅读在本质上是一种翻译，就像所有翻译在最后都是一种文学批评。24如果一个人顺着这样的线索去阅读，那么关于18世纪的原始文本的“翻译”就变成隐藏历史片段的重新发现与重新书写。
苏珊·范赞腾·加拉格赫尔（Susan van Zanten Gallagher）曾经就库切对多重文本的使用，以及他所采用的对原文本的多重过滤手法进行过评述。25S.J.库切的后记强调“新”版的真实性，声称它比以前的版本更完整，也因此更能全面准确地描述库切的经历。26但是，正如加拉格赫尔所展示的，这些只不过是对范瑞贝克学会版本的戏拟，S.J.库切是一位典型的保守、专制、不加批判地信仰基督教的民族主义历史学家，他提供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向“我们”的先辈，一个刚毅的男人致敬。加拉格赫尔写道：
虽然他的叙述有学者的样子，带着许多脚注和外来词，但是他所使用的材料，说好听的是很松散，说不好听的是在故意误导读者。他的许多脚注都有不准确的地方：引用页数的错误，引用中省略了一些单词，两种叙述混为一谈，合二为一……S.J.声称雅克布斯自己的儿子是被他的奴隶谋杀的，他援引了利希滕斯坦的《南非游记》。利希滕斯坦确实说过库切的死亡，但那并不是雅克布斯·库茨的儿子（利希滕斯坦124—126）。稍微做一点历史研究就很容易发现，即使用最传统的方法来判断，S.J.库切也不是最好的学者。27
整个作品的结尾是一份自称真实的文件，由J.M.库切翻译的“讲述”。自从彼得·诺克斯-肖（Peter Knox-Shaw）发表了关于库切作品来源的文章后，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是：《雅各·库切之讲述》是《幽暗之地》中的一个真实文件。28但是这种错误假设表明诺克斯-肖以及其他的评论者没有比较《幽暗之地》与原荷兰文本。与莫索普1935年的英语翻译版本比较就可以揭示出：库切是故意误译的。有些事件被加入，有些被省略，日期也被改变了，某些短语被修订，脚注有时是错误的。大卫·阿特维尔指出，纳马族人的友好态度、他们允许雅克布斯穿越其领土，以及交换礼物等情节都在J.M.库切的版本中都被省略了。另一方面，又有两个实例在原来的“讲述”中并不存在，但是在J.M.库切的版本中出现了。最重要的不同是，亨德里克·霍普的远征，原本目的是到北部部落考察易货贸易的可能性，在这里被扩展到雅各·库切找那些弃他而去的仆役兴师问罪。官方文档与新版本的区别在于文官仅关注事实本身，而没有考虑过长官或那时的荷兰国王希尔十七世。29
从《雅各·库切之讲述》的手稿看，很显然，J.M.库切在1970年1月1日开始（根据他自己的记录）写第一个词句时，那既不是前言，也不是叙述的开始。他标记着“引言”的第一部分，在最终出版时成了“后记”，历史学家S.J.库切所说内容的附录。最初的“引言”与最终文本之间的比较可以揭示出库切如何精心地锤炼了他的手稿，直到他的意图得到确切表达。在第一个版本中，开头是这样写的：
在早期深入南非腹地冒险并给我们带回消息的那些英雄中间，雅各·库切一直据有一个小小的值得尊敬的地位。我们研究早期历史的学者们认定，是他发现了奥兰治河和长颈鹿。但他也被描述为一个不识字的布尔人。他向总督瑞克·图尔巴报告那个杜撰出来的故事，声称在遥远的北方居住着长毛生番，结果导致亨德里克·霍普的远征队里很多好男人都没了命。
但是库切对这个版本进行了修订，出版时是如下的样子：
在早期深入南非腹地冒险并给我们带回消息的那些英雄中间，雅各·库切一直据有一个小小的值得尊敬的地位。我们研究早期历史的学者们认定，是他发现了奥兰治河和长颈鹿。可是从我们的象牙塔里，我们也宽容地嘲笑这位轻信的猎人，他向总督瑞克·图尔巴报告那个杜撰出来的故事，声称在遥远的北方有长毛生番，结果导致亨德里克·霍普进行了1761年至1762年的探险，却毫无成果。
根据手稿的时间记录，库切1970年1月1日写下的小说开头，在1974年出版时成了“后记”。然而，他的创作工作很可能因为在布法罗发生的事情被中断过：签证要延期，他又陷入法庭案件，他的家人离开，他要回到南非。直到一家人在南非的马莱斯代尔定居下来，他才能够恢复他的写作。手写稿件于1971年8月19日开始，并于1971年11月30日完成。在创作期间，他也从1971年10月1日开始在打字机上敲出稿件，上面有很多手动改写的地方。
事实上，手稿上最初的“引言”最终成了“后记”的一部分，让人不禁有疑问。库切在最开始想写的可能是一部关于18世纪先祖雅克布斯·库茨的历史叙述，而不是一本小说。这种猜测的一个例证是：库切住在马莱斯代尔时，曾在1971年11月12日，给布法罗分校英语系的弗莱德林教授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提到，他最近正在完成一本关于“非洲研究”的书，另外他还打算进行语言文体学的批评分析。也许库切想要向弗莱德林教授表达这样的想法：他仍然在文学领域工作，但并不想透露他在进行创意写作的信息。
但是，将原来的前言转换为后来《雅各·库切之讲述》的后记，这很清楚地表明，他从一开始就打算将事实重铸为小说。在这里“重铸”是一个适当的用语，因为它将整个创作介绍为一个新的“翻译”，这同时也是一种新的解释、一种对原文本的补充和批判，涉及复杂的现实与虚构的相互作用，这在单纯的历史记述中是无法实现的。雇员在官僚懒散中所忽略的内容，变成了“讲述”的核心。1993年2月在接受BBC电台3频道克里斯托弗·霍普（Christopher Hope）的采访时，库切说：“关于发现和探索的古老故事在某种意义上抹杀了一些更加黑暗的故事，所以回到过去就成为重新发现被掩盖问题的过程。”
用小说人物S.J.库切的话说，雅各·库切的故事需要“积极的想象力”30，小说家的想象力可以解释历史数据，揭示隐藏材料的本质。出于这个原因，J.M.库切可以运用东印度公司经济暴政、无情的征税来解释雅各离开开普、向北扩张的原因，尽管这一动机在60年后才出现全面发展的势头，出现大规模移民的所谓大迁徙（Great Trek）。此外，库切对雅各的谵妄和狂热梦想的描绘要比雇员好得多。也正是因为这个，雅各能够拥有敏锐的洞察力，当霍屯督人在他患病期间照料他时，他发现霍屯督人并不是真正的野人：
真正的野蛮是什么呢？野蛮是一种生活方式，蔑视人的生命的价值，从别人的痛苦中得到感官的快乐。31
雅各说的话事实上就是对他自己的谴责。J.M.库切看到，他的人物仍然沉浸在历史中，封闭在18世纪之内，身上没有一丝的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子，显然启蒙运动在那时还没有达到开普。
当时，库切向弗莱德林教授谈及的语言文体研究还没有成形。根据手稿上的信息显示，他在1972年1月2日完成了《雅各·库切之讲述》的最终稿。但那时，库切和他的家人已经不住在马莱斯代尔，他的生活将再次朝学术方向发展。
三
在布法罗期间，库切曾写信给盖伊·豪沃思询问在开普敦大学英语系工作的可能性。豪沃思回信说，他将在1971年底退休，所以在决定系里教师聘任方面不太会有发言权。32
1971年8月25日，《开普阿格斯报》上刊登了开普敦大学招聘英语系高级讲师和讲师的广告。申请者要说明他们希望只被聘任为高级讲师或亦可被聘为讲师。1971年9月30日，库切申请了高级讲师职位，同时表示也可以做讲师。他将自己详细的学术资历、过去的任职和发表的文章都随信附上。关于推荐人，他写了布法罗大学的S.纽曼（S.Newman）教授，奥斯汀的阿瑟·诺曼（Arthur Norman）教授，以及他过去的同学、当时正在开普敦大学任职的杰弗里·哈里斯奈普。库切对他感兴趣的学科领域概述如下：
关于申请高级讲师的职位，我的资格和兴趣在于美国的现代语言学研究，而不是德国传统的历史语言学。因此，在英语语言研究领域，我对一般语言学、现代语法理论、英语的结构、中古英语和文学教学感兴趣。
中古英语这门课一直由刘易斯·卡森教授承担，一直到他退休，而库切提到的其他领域的课程，在他回国时，南非英语系的教师很少或根本没人感兴趣。至于20世纪文学，英语系普遍青睐的是I.A.理查兹的原则和F.R.利维斯制定的“伟大的传统”，特别关注的是D.H.劳伦斯的小说。而库切回来时，有着多年在美国的研究经验，可以带来更新的知识。考虑所有实际因素，库切都是一个出色的候选人。
库切在11月5日收到大学教务主任的电报，邀请他于11月10日到学校进行面试，来回费用由学校出。另一个申请空缺职位的候选人是乔纳森·克鲁（Jonathan Crewe），他后来成为库切很好的朋友。但他在开普敦大学待到1974年，就去美国学习了，后来再也没回过南非。在《夏日》中虚构传记作者曾对一位和“已故”作家库切一起参加过面试的马丁进行采访，这个马丁的原型被普遍认为是克鲁。在《夏日》中，克鲁，而不是库切，成为最后成功的候选人。事实上，他们两个人都得到了工作。不过小说中其他面试情节是否与事实符合，我们并不清楚，但据传记作者说，他是取材于库切的笔记本，所以至少与面试的具体运行有一定的联系。当被问到可以教授哪些作家时，“库切”回答说：“差不多从古到今的我都能教。我不是研究某一方面的专家，我想我是那种通用型人才。”对于他来说，长久以来习惯于惜字如金，尽量言简意赅地回答。他想：
那些人不想要简短的回答。他们要的是更放松、更宽泛的回答，这样能使他们了解到自己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人。作为同事，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新入行者，他是否适合这个即使在困难时期也尽力维持标准，不让文明之火熄灭的省属大学呢？33
显然，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咨询库切在海外的推荐者，而哈里斯奈普当时也正在海外。出于这个原因，盖伊·豪沃思请求丹尼尔·哈钦森——当时在场的唯一一位（也是要离开的）教职人员为库切写一份报告。豪沃思本人，作为即将退休的教授是不能参加任命委员会的。当时委员会的会长是前法语教授唐纳德·因斯基普（Donald Inskip）。他曾在戏剧系的小剧场活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并担任开普敦大学副校长多年。在报告中，哈钦森是这样描述库切的：“看似温和，对别人的错误不会大惊小怪……说话简洁，智慧卓越，他……将大大提高我系的教学、学术和研究水平。”34当时并不知道这样的描述将具有的预言性，但因斯基普教授选择这句来总结库切的候选人素质。
1971年12月21日，开普敦大学教务处给库切去信为他提供了一份1972年临时讲师的职位。当时库切住在西蒙镇附近格伦凯恩的肯普斯路。最初只给他一个临时讲师职位是因为豪沃思的继任者大卫·吉勒姆David Gillham）要在1972年1月1日才能到任，那之后才有可能审批新的任命。大卫·吉勒姆教授之前曾在斯泰伦博斯大学和纳塔尔大学（彼得马里茨堡）工作过，在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攻读的博士学位，专业方向是威廉·布莱克。他热衷于简单但过时的英国“实用批评”方法，并希望全体员工都能坚持这一方向。他希望系里设置的课程主要致力于英国经典文学，虽然整体课程设置也可以包括一些美国作家。在他看来，南非文学以及来自其他英联邦国家的文学完全不值得教。
因此，新官上任表现出与前任豪沃思教授完全相反的风格。吉勒姆教授对现代文学理论没有兴趣，也不重视现代语言学研究的发展，根本不欣赏他的前任关于“书目学”的工作。在吉勒姆到来之前，豪沃思已经帮他的继任者清楚地准备了学生的作业安排和他多年教学中用过的考试卷。库切这样写道：
豪沃思教授的继任者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让校工清除和烧毁豪沃思教授多年留下来的成吨的学生的散文和诗歌作业。这些材料原本塞满了办公室的所有橱柜。豪沃思教授设计的荣誉证书学位课程、长长的阅读书目以及对参考书目和文本研究的重视都被抛出了窗外，取而代之的是稀疏的利维斯教学大纲。35
当校工用卡车将豪沃思留下的学生作业运走时，路过的丹尼尔·哈钦森碰巧注意到里面有一套完整的库切答的考试卷，整齐地用绳子捆着，关于《项狄传》的半页纸答案也放在其中。哈钦森认为这太宝贵了，不应该被破坏。他写道：
真是宝贝！当我告诉库切我的发现时，他的脸都发白了。我将材料给了他，毫无疑问，如果让这些材料进入火海将是文学的损失。36
吉勒姆的这种截然不同的教学方法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些摩擦和对立，不仅是库切，也引起其他教员的反对。即便如此，吉勒姆也不能阻止1972年开普敦大学永久性聘任库切的决定。1974年，库切根据他的授课和学术成绩申请晋升为高级讲师，但没有成功。1976年再次申请时，获得通过。1976年11月11日，副校长M.F.卡普兰（M.F.Kaplan）教授写给他的信中有这样的话：“学校高度认可了您的学术成就和所做贡献，我相信，您对此感到满意并受到鼓舞。”
库切在开普敦大学得到教职后，就搬进了文科楼一间设施简陋且毫无吸引力的小办公室里，从窗口向外望去可以看到大学路和贾格尔图书馆。他又高又瘦，穿着简单且无任何装饰的长裤和深色外套，留着中规中矩的胡须，讲课并不夸张，与他的同事菲利普·伯金肖（Philip Birkinshaw）慷慨激昂的舞台式上课方式不一样。库切对事件、人的行为和文本会提出睿智的问题。他的开场白经常是：“我问自己的问题是……”然后，他会揭示，当一个俗套定论从另一个陌生的角度看就会产生疑问。和他打过交道的人对于他对待文学的坦诚有很深刻的印象。丹尼尔·哈钦森这样评价他的讲课：“他说话轻声细语，重点处会带着讽刺意味地强调，句子结束时用上升的语调，偶尔耸耸肩或向上翻开手掌。讲课时，虽然他的声音不大，但学生都听得很清楚，他讲的深刻的内容总能让学生全神贯注地倾听。”37
尽管有吉勒姆盯着，库切还是很快在他的课程里讲授他在美国学到的知识。他会提到索绪尔和其他理论家，给学生讲述美国严格、专业的研究生教育的好处。这与其他大多数同事不同，他们着重讲述如何在英国大学做进一步研究。38库切的同事伊恩·格伦（Ian Glenn）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库切从美国回来：
关于西方思想发展最新的知识。换句话说，库切的学术轨迹反映了当代文学研究，美国模式占主导地位，同时受到法国很强的影响。在南非的文学知识领域，面对着英国传统文学批评，他提出了新近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他与英国模式和价值观保持着距离，他在美国所受的教育属于日益重要的语言学领域，加之他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居住的经历让他对国内的南非文学研究有一套独特的观点和意见。且（大）部分归功于他的努力，这种方式已经在南非占有主导地位……在他的理论模型中，他谈到的文学影响（卡夫卡、贝克特、乔伊斯、纳博科夫、博尔赫斯）并不只属于某个单一的民族传统，而是属于一个更重要的、现代的、无国界的、难以分类的国际传统。39
1974年6月19日在接受《开普阿格斯》记者彼得·坦普采访时，库切谦虚地说：“我并不特别擅长教学，备课也不充分……总体上说，我是怕上讲台的。”但是，他在格雷厄姆斯敦国家英语文学博物馆里的教案表明，他备课非常仔细、非常敬业，对自己讲授的课程也有强烈的兴趣。他教过的一年级学生都会拿到一份认真打印的列表，上面有诗歌和苏格拉底式的提问及评论，引导他们进行深入的调研，对此努力学习的学生会有很热情的回应。莱斯利·马克思（Lesley Marx）是英语系的资深教师，她记得库切是一位很优秀、具有启发性的教师。当她在该校就读本科时，库切给他们讲授亨利·詹姆斯的《华盛顿广场》、T.S.艾略特的诗歌和帕特里克·怀特的《沃斯》。她写道：“我还在三年级的时候上了他和其他老师合教的’19世纪美国小说’这门课程，荣誉学位学习时选修了他和其他老师合教的’小说中的现实主义’课程。这两门课程都很棒……约翰是一个友善的朋友和非常合作的同事，这在我后来负责英语系期间尤为明显。”40他的很多学生做证，他随时准备为学生付出一切，他会想尽办法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为他们未来的职业生涯提供帮助。
然而，他对学生的要求很严格，在他的诗歌指导课上，他明确说明，如果学生没有准备就不要来上他的课：“如果没有完成作业，请不要来上课。所有的作业都算成绩。”1974年他在给申请荣誉学位学生开设的一门课程中强调，该课程是致力于“艺术以及艺术的目的：庞德、福克纳、史蒂文斯、贝克特”。他概述了该课程的目标和涵盖范围：
在本课程中，我们将跟踪艺术家的社会作用，想象的本质以及语言的本质，观察这些方面发生的某些变化。首先，我们将阅读三位作家的文本，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展现创造性的想象力：庞德，古人智慧的传递者、语言大家；威廉·福克纳，将记忆转化为狂喜，摆脱历史束缚的艺术大师；华莱士·史蒂文斯，对世界进行新的命名的艺术家。除此之外，我们还会读一些里尔克的诗。然后，分析纳博科夫的《微暗的火》和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小说，探寻他们对艺术力量所表现出的日益增强的矛盾情绪。我们会从萨特的《恶心》中体验语言与事物之间的断裂。然后，我们将阅读塞缪尔·贝克特的后期小说，看其艺术作品如何摆脱形而上学的限制。读过贝克特之后，我们会接着学习阿兰·罗伯-格里耶和约翰·巴思。
库切关于T.S.艾略特的教案（为1974年所教授的一门课程而准备）不仅显示出他对于诗歌及其作者全面的知识掌握，还有他能带给学生的见解的深度，完全显示出他本人的诗歌研究功力。我们甚至可以推测，这些教案的部分目的是让艾略特“利维斯化”，能让他与劳伦斯一样得到膜拜。库切写道：
历史会证明，是艾略特而不是劳伦斯在20世纪20年代首次有效地使用“荒原”的意象来描述社会的衰弱、阳痿、无聊，以及模糊的威胁。当诗人艾略特遭遇大量的二手模仿和疯狂的谩骂时，一定有一些深层次的神经被触动了。劳伦斯似乎就是这样被触动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艾略特在后期诗歌中，将艺术家比喻成受伤的外科医生。一个受伤的外科医生，一个自己遭遇着问题的医生，这个比喻显现了艾略特对他那个时代深刻的洞察力和产生的深远影响：在一个后工业化时代、后帝国时代、萎靡不振的后基督时代，也许只有他才能够处于最好的位置，观察到文明出了什么问题。
库切后来作为作家在自己的创作中进一步表明，他所写过的关于艾略特的教案笔记非常具有自我特色化的元素。艾略特在关于玄学派的文章中引用了邓恩的重要观点：“当诗人的心智为创造做好完全的准备后，它不断地聚合各种不同的经验。”41知情的读者可能会发现，在库切的评论中隐约可以看到他本人的自我形象。他对艾略特诗歌创作的评论也适用于他自己的创意写作：
艾略特真是很神奇：他如此严重地自我分裂，他的大脑总是濒临崩溃，但他却能够以如此完美的方式经历一切。他关于邓恩的评论完全适合于他自己。他的诗歌是丰富的，充满了过去，但这些丰富的内容从来不是做作地添加上去的。对于艾略特来说，智能体验、情感体验与感官体验都在同一平面上。
在开普敦安顿下来之后，库切开始了他的文学研究生涯，并发表了一些早期学术文章。1978年，他与马克·斯威夫特一同做英格丽·琼克奖（Ingrid Jonker Prize）的评委，最后这一奖项颁给了科林·斯泰尔（Colin Style）。库切的评论清晰而简洁：“科林·斯泰尔最好的一些诗歌是完美、透彻和富有同情心的。他知道生活在非洲意味着什么。他给我们展现了生活的景色与气味，也包括其中意外的神秘。”1971年，他在《风格：V》第一期中发表文章评论威廉·法克斯的《所有的艺术规则》（Nach allen Regeln der Kunst），简单介绍了风格统计分析法——也是他在得克萨斯大学进行博士论文创作时所使用的方法。该分析法运用一系列的数据衡量单位（字的长度，句子的长度，语法功能等）来分析文学作品。1973年，他在《开普敦大学英语研究》（UCT Studies in English）上，讨论了由休·肯纳所写的《庞德时代》（The Pound Era），他早在学生时代就对这位评论家的研究印象深刻，他将其称为“他所在那一代中最有成就的读者，甚至优于罗兰·巴尔特”。1974年，他在同一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很短的关于纳博科夫《微暗的火》的研究。他在布法罗大学期间就对该小说中多层次的现实以及小说对自身“虚构前提”的质疑感到着迷。在这本杂志的第二篇文章中，他讨论了乔治·斯坦纳的《论难度及其他杂文》（On Difficulty and Other Essays）。他很佩服斯坦纳在语言学和语言哲学领域对文学技巧以及欧洲文学的掌握。1974年，他发表了关于亚历克斯·拉古玛的文章，哀叹这位南非同行的命运：“这么多的知识分子处于监禁或流亡中，这么多严肃的作品被查禁，南非黑人作家的作品已经成为流亡者为外国人所写的流亡文学。但是不容置疑的是，在独立的非洲，一个重要、可能不那么精致的写作流派会形成并最终与读者互相教化，因为现在的南非流亡文学失去了其社会功能，也没有读者与作家之间的交汇点。”42
库切在此期间用阿非利堪斯语写了两篇文章。在评论斯蒂芬·格雷Stephen Gray）的小说《乡土颜色》（Local Colour）时他指出了该小说与梅尔维尔作品《白鲸》之间的关系，并介绍了一些他人关于格雷小说的评论。他写的关于亚当·斯矛（Adam Small）的戏剧《橙色大地》（The Orange Earth）的评论（这是他职业生涯中唯一一次就戏剧做出评论）追踪了一个经历过情感伤害的男孩到最后被定罪为恐怖分子，并等待着死刑的故事。他的这篇文章很有洞察力，但是他的读者也会发现库切用阿非利堪斯语写作并不得心应手，因为有时他的用词并不恰当。43
在评论迈克尔·韦德所写的纳丁·戈迪默研究44中，库切指出，戈迪默在她的写作生涯的第一阶段，探究了占主导地位的南非白人精英的民族精神，表明其中缺少他们祖先从英国带来的19世纪自由主义的道德基础。在她的小说《已故的资产阶级世界》（The Late Bourgeois World，1966）、《贵客》（A Guest of Honour，1971）和《环保主义者》（The Conservationist，1974）中，她认为找寻欧洲的过去是在找寻错误的过去，非洲的未来在于直面非洲的过去。根据韦德的观点，戈迪默的小说中有一种“新的历史感”。库切也赞成韦德的判断，但他也指出了一些问题：人们以为他们相信的价值观与他们真正社会行为（喜欢安逸、探险与歧视）之间存在差异。关于这一点，库切写道：
我希望……关于她接受自由神话的出发点可以有更多的研究……关于南非的过去，南非白人必须接受的是：那个过去是建立在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剥削和镇压基础之上的。
在成为开普敦大学讲师之后，尽管要面对一个喜欢将自己的文学批评方法强加给同事的领导，但总体来说库切还是处于幸福的学术环境中的。不可否认，他非常吃惊地发现，与奥斯汀和布法罗相比，南非图书馆里的资源是那么有限。跟之前1961年12月他离开南非的时候不同，现在南非电台里播送的所有歌曲都来自美国，而报纸对美国影星的时尚和癖好津津乐道，盲目地模仿着美国时髦的东西，比如呼啦圈。
库切和菲利帕都反对这些肤浅的影响，他们所带回来的美国反主流文化，给英语系大多数以英国为导向的同事带来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起初，他们住在格伦凯恩一座建了一半的房子里，后来搬到温贝赫的展望山24号。再后来，他们居住在托开区的托开路。45除了缺钱以外，还因为库切反对统治黑人，所以家里没有雇女佣或园丁。如果可以相信《夏日》中的细节，他们在托开路的房子以前是一间农舍，房子年久失修。作为娱乐的一部分，库切在工作之余自己花时间和泥砌砖，将其修缮。无论事实是否如此，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行为所要传达的精神。在《夏日》中：
一周接着一周，他挥动着铁锹，推着手推车，把沙子、石子和水泥搅拌到一起，一小片一小片地把融蜡状的混凝土砌上去，再抹平整。他的背脊扭伤了，胳膊和手腕都僵硬了，几乎捏不住一支钢笔。他忍受着这一切劳作。但他并没有感到不快。他觉得自己正在做着像他这样的人自1652年以来就应该做的事情，也就是说，在干他自己的脏活。事实上，一旦忘记了自己正在放弃的时间，劳作就会呈现其本身的乐趣。把混凝土墙面抹得那么平平展展只是为了让人观看。他正在铺砌的混凝土墙面会比房子的租赁期更长久，甚至比他活在世上的时间更长久。这样一来，他将有了某种踏实的感觉，认为自己已经骗过了死亡。你的余生也许就是铺砌混凝土墙面，然后，每天晚上带着辛勤劳作的酸痛沉入极度酣恬的梦乡。46
由于对希腊文化和文学的兴趣，菲利帕将房子命名为伊萨卡。这是一个地名，根据康斯坦丁·卡瓦菲（Constantine Cavafy）的诗，是所有人一生都在寻找的地方，“直到一个夏天的早晨……你出现在港口，第一次进入视线”47。
四
1972年初，在开普敦大学开学之前，库切将他在美国就已经翻译完的马塞卢斯·艾芒兹的小说《死后的忏悔》发给伦敦威廉·海涅曼出版社。不久之后，海涅曼的W.R.史密斯通知库切，他们已经仔细阅读了稿件：“这是一本很不错的书，但是在我们看来，在这个国家现在的情况下，只有少数的人会想购买和阅读它。所以我们不能出版它。”
1973年，这本书才被荷兰文学作品翻译促进基金会接受和出版。该基金会的D.J.J.D.德威特在写给库切的信中提到，读者说库切保留了“艾芒兹的风格和氛围”，同时又很“生动有趣”。《荷兰文学图书馆》的编辑也认为，这本书应该被收入系列之中。1975年，波士顿的韦恩出版社也出版了这本小说。
但库切目前的主要兴趣是出版他的最新作品——一篇很短的小说。大约在他将《死后的忏悔》译稿发给出版社的同一时间，他将《雅各·库切之讲述》的手稿寄给了总部在纽约的詹姆斯·布朗文学代理公司。从一开始他就明确要将自己的作品投入国际市场，他不想被定义成一位来自殖民地的作家。赫尔曼·维滕贝格（Hermann Wittenberg）曾仔细地研究“考证”过《幽暗之地》，他认为从写作生涯的开始，库切就多次表示，不愿意被局限在狭隘的、带有国别定义的南非写作或乡土写作范畴之内”。48值得注意的是，他所提供的只是雅各·库切的故事，而不是后来发表的完整的《幽暗之地》。那个时候，第一部分《越南计划》还未开始写。
库切想在国际市场推销他作品的另一个原因，是基于当时非洲图书市场的现实。那时，纽约、伦敦和巴黎被视为大都会，非洲作家一般会将手稿发给相应大都市的出版商，由他们出版后再出口到大行政区或其他地方。49詹姆斯·布朗文学代理公司的大卫·斯图尔特·赫尔（David Stewart Hull）在1972年1月12日写信给库切，说该作品是“杰作”，他会出版它。但是他又补充说：“我必须很诚实地说，原稿是如此不同寻常，因此要找一个合适的出版社并不容易，另外一个难题是故事的长度不是很长，但我会试一试。”
可能是因为南非主题，以及现实和虚构关系的奇怪实验，赫尔并没有成功地把库切的作品推销给美国的出版商。在接受开普敦大学《周一报》（Monday Paper）的一次采访中，库切说，《雅各·库切之讲述》曾经被四家出版社拒绝，但他没有提具体名字。安德鲁·范德福莱斯也在文章中提到，《幽暗之地》的原稿曾被多家外国出版社拒绝，但也没有具体说是哪些出版社。据维滕贝格所说，库切的原稿被所有“常规的”南非出版社拒绝。他提到艾德·唐克（Ad Donker）曾在床上阅读该原稿，发现这不是他喜欢的类型。除了唐克以外，维滕贝格没有明确说是哪些出版社。他唯一说出名字的是开普敦的休曼卢梭（Human & Rousseau）出版社。这家出版社自1959年成立以来，以出版南非新一代前卫作家反抗保守社会禁忌的作品而闻名。库切认识其中的一些作家，知道自己与他们的创作目标是一致的。1972年12月28日，他将《雅各·库切之讲述》的稿件发给了休曼卢梭出版社，结果再次被拒绝。
鉴于所有的拒绝，我们不得不同意维滕贝格的观点：《幽暗之地》最初的被拒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南非出版界的糟糕品味……但它也将库切放入了一份著名的长长的名单之中，这个名单包括所有曾经费尽努力想将自己的第一本书出版的知名作家们。
在将《雅各·库切之讲述》的原稿发给休曼卢梭出版社之前，库切将他的《英雄诗》发给了《边界2》（boundary 2）杂志的编辑，该杂志由纽约州立大学宾汉普顿分校英语系出版发行。他于1972年4月14日提交了原稿，但到了8月28日，仍然没有得到该杂志的回音，所以他再次发信询问，并补充说：
我投稿的杂志似乎总会停办。所以，如果您还不能就我的这首诗做出任何决定，至少您可以告诉我，《边界2》仍然健在。
对于他幽默的责备，编辑回答说，他们仍然“活蹦乱跳”，但是已决定不能出版该诗：“很难说为什么，可能是因为诗中有一些词语堆砌的痕迹。”
1972年10月24日，库切以《贝奥武夫》为题所写的一首长篇实验诗也被纽约的《扩展》（Extensions）杂志拒绝了。至此，库切可能已经认识到，他在诗歌方面的尝试不见成效。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再次选择将他的作品提交给国外期刊，而不是开普敦的杂志，例如，《对比》Contrast）或《观点》（Standpunte）。他也确实和丹尼尔·哈钦森一起写过一些关于西德尼·克劳茨和亚历克斯·拉古玛的文章投到他的同事艾伦·里诺克斯-肖特（Alan Lennox-Short）负责的杂志《英语与南非》English and South Africa）。50
很显然，大卫·斯图尔特·赫尔对于《雅各·库切之讲述》长度的评论和艾德·唐克的拒稿让库切进一步思考，到了1972年6月11日，在做了一学年讲师之后，他开始写第二个故事，一直写到同年的9月12日。1994年在俄克拉何马州塔尔萨大学的英语系所做的讲座中，库切说，他先写了“讲述”，但是觉得它不能独立存在，于是就开始了它的“姊妹篇”——尤金·唐恩的故事。51
第二个故事的写作进展相对缓慢。初步写作开始后中途出现中断，这可能是受库切在第二学期教学任务的影响。1972年12月至1973年4月期间，他重新设计了文本，然后最后修订和打字，全部完成于1973年5月24日。最终打字稿共50页。
《越南计划》与《雅各·库切之讲述》两部分一起合成了《幽暗之地》，但前者侧重于完全不同的背景与时代。《越南计划》的叙述者叫尤金·唐恩，在1970年前后服务于美国国防部。他要写一份关于如何在越南战争中利用舆论心理战打击敌人的报告，并要将报告提交给一名叫库切的人。根据唐恩的观点，这个人没有任何想象力，也不相信“魔力”，而他自己是一个有艺术气质的人。他将报告写得很前卫，但上司库切却觉得太花哨和不正统。尽管上司库切口头上说很满意他的报告，很高兴周围有写得这么好的人，但唐恩还是要修改他的报告，让那些“反应磨蹭、疑神疑鬼而且行动保守”的军方“能接受而不丢面子”。在新的报告，也就是这个故事的核心中，唐恩建议应该考虑越南人的集体心理，而不是将他们看作单独的个体。他认为，如果指控美国人的残酷行为而没有任何证据，这是毫无意义的——这让人想起了对南非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立场的反应，刚从美国回来的库切，在广播新闻里经常可以听到和感受到这些。唐恩说：“假如无法被证实，那么对罪行的指控毫无意义。我们从地图上抹去的村庄，百分之九十五都永远地消失了。”当唐恩研究美军在进攻中打死或毒死的敌军尸体照片时，他并不感到厌恶，而是具有讽刺意味地觉得，真遗憾，敌人并没有让美国人成为他们的解放者。读者可能会意识到，库切文本的有力之处就在于他的描述可能就是对南非正在发生的令人发指的事实的比喻：
他们为何不能接受我们？我们原本可以喜欢他们：我们对他们的敌意仅仅出于破灭的希望。……我们在越南的海岸上登陆，紧握武器、巴望能有人无畏地站出来面对这个对现实的探索。我们嘶喊：你能证明你自己，你也就能证明我们。我们会永远爱你，送给你许许多多礼物。
然而如同其他事物一样，他们在我们眼前枯萎了。我们让他们身陷火海，祈祷奇迹的发生。在火焰的中心，他们的身体闪耀着天国的光芒；在我们的耳朵里，他们的声音回响着。可当火光熄灭后，一切都成了灰烬。我们在壕沟里把他们堆起来。如果他们当时冒着枪林弹雨、唱着歌朝我们走来，我们会跪拜他们。可是子弹将他们击倒在地，他们死了，正如我们担心的那样。我们把他们的身体切开，我们伸进他们的尸体，拽出他们的肝脏，希望他们的鲜血能洗刷我们。可他们尖叫着、号哭着，像是最不起眼的魅影。我们强暴他们的女人，插进她们的深处。可当我们苏醒过来后，我们依旧孑然一身，而那些女人像石头一样冰冷。52
尽管《幽暗之地》的两个叙事在时间上相隔近两百年，但是讲述的都是一群陷入某种特定态势的人，想要征服和利用那些他们认为低等的人。雅克布斯·库切的故事发生在1760年左右，欧洲人征服南部非洲的时候；尤金·唐恩的叙述涉及的是美国政府策划的对越南的剥削和征服。这两个故事都在讲述侵略，讲述占主导地位的一方如何对其他文化强加干涉，甚至由此导致大规模谋杀也在所不惜。唐恩如此专注于他的计划，以至他不能与自己身为泳装模特的妻子维持良好的关系，虽然他对她的身体是着迷的。并非巧合的是，她的名字叫玛莉莲·梦露——与20世纪最伟大的性感女神之一同名。
《幽暗之地》的奇怪结构导致了一个问题：这两个叙事是否可以合并为一个整体，被称为一本小说。在接受乔安娜·斯科特采访时，库切说：
《越南计划》是我对越南所发生事情的感想。因为我住在美国时，美国正处于战争状态，这种感觉非常强烈。……这两个叙述在观点上是一致的，除此之外，在其他关系上则是松散的。如此松散的两部分是否会成为两份独立的出版物呢？我不知道。我不想回避你的问题。但是小说不过是一个有一定长度的散文化虚构作品，它并没有非要满足什么形式的要求。关于X或Y是否“真的”是一本小说的问题，就其本身而言，《雅各·库切之讲述》就像笛福的《瘟疫年纪事》，在写作中笛福也花了一些精力伪造了权威记录。53
尽管两个叙事在时间和空间上有很大的距离，但是在两者之间有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比如题材、道德问题和主题，另外还有两部分之间的交叉引用。54在这两个故事中，虚构的叙事信号通过“库切”这一名字的使用而显现。18世纪殖民者在南部非洲的暴行与20世纪美国陷入的越南战争是平行的，并相互呼应。唐恩说，他本来也可能是一个先行者和探险家：“假定我生活在二百年前，我肯定会去探索一块大陆，去勘测、去开发、去殖民。”55帕斯卡尔·卡雷（Pascal Carré）也引用这句话，并补充说：“雅各·库切体现了唐恩的梦想：他就是唐恩想成为的那个探险家，那个殖民者，在二百年前穿越那片未经征服和规划的土地。”56两个解说者都有点像《鲁滨逊漂流记》中的主人公。《鲁滨逊漂流记》是第一本反映欧洲为经济利益而扩张和征服新领土过程的书，但这一过程往往被伪装成基督教十字军东征的样子。用批评家皮埃尔·马舍雷（Pierre Macherey）的话来说，雅各和唐恩的祖先就是鲁滨逊。57虽然如此，两部作品的手法是不同的，库切对于鲁滨逊式人物的更为突出的体现，要在他后来的作品《福》里才能看到。《幽暗之地》介绍了库切作品中主仆关系的主题，库切将这一主题直接与黑格尔的哲学联系到一起。在《幽暗之地》的两个叙述中都有负罪感的迹象：在唐恩的故事中，是对美国在越南暴行的负罪感；在雅各的故事中，是对祖先在非洲压迫他人历史的负罪感。58
但是，在德里克·阿特里奇看来，《幽暗之地》中还有别的东西存在：
两项创作都自称是某种类型的记录，第一项是心理战专家的自传叙述，其中包括为美国军方准备的带编号的逐字逐句的书面报告；第二项是由一个叫J.M.库切的人翻译自阿非利堪斯语的学术出版物。59
在雅各的故事中，J.M.库切设计了一个现实与虚构之间复杂的游戏，他重写了18世纪库切的旅程；而尤金·唐恩必须提交其报告给一个叫库切的人（但这个库切并没有被进一步辨别）。两部分文本都包含着含混与伪装，一些自传体的细节，尤其是在唐恩这个人物身上，可以看到作者库切本人的影子。少年时的唐恩习惯于“谄媚”他的母亲，是一个乖巧的孩子，“勤于做事而从不多说”。像在奥斯汀的库切一样，唐恩会待在杜鲁门图书馆里，书生气十足，有着铁一般的自律，总是尽量做到最好。像库切一样，唐恩在清晨状态最佳：“我的创作冲动仅仅在一大清早发作一阵子。那时我的躯体还未睡醒，还产生不出反对我大脑萌发的念头的敌意。”像库切一样，唐恩年轻时也写诗——“虽然是模仿他人，却并非一无是处”，他认为自己最好的作品是“新生活计划”——这也是诗歌的一种形式，就像数学家库切在英国做程序员时的作品一样。这也是为什么在最后，当他病得厉害，被送到精神病院时，他说自己仅仅是一个代码、一个数学家。正是通过检视内心，才获取认知，因为“如果我们不衡量，我们就不会明白”。60
五
在《幽暗之地》的两部分都完成之后，库切再次认真考虑出版事宜。他美国的代理并没有跟进《雅各·库切之讲述》，南非的出版社又已经拒稿。他在1973年5月26日给时任《对比》杂志编辑的杰克·考普写信，希望他能帮这本书找到一个出版社。这时是他第一次用《幽暗之地》做两个故事统一的书名。这个书名让人想起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尼采的《诸神的黄昏》（GottenDammerung），或W.E.B.杜波依斯的《黎明前的黑暗》（Dusk of Dawn）。在给考普的信中，库切讲了他在试图发表此书过程中的多次碰壁：
我今天寄给您的是一本126页的书稿，书名是《幽暗之地》。它由两部中篇小说，《越南计划》（约1.9万字）和《雅各·库切之讲述》（约2.9万字）组成。
您是否可以把它刊登在《对比》杂志上？如果无法刊登——我知道长度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如果您能给我的作品提出宝贵意见，或给我一些如何能将其出版的建议，我将不胜感激。
《雅各·库切之讲述》是我很早就写完的一部分，自1972年初就被放在纽约的文学代理詹姆斯·布朗公司那里，同时也在他们伦敦的子公司劳伦斯·波林格公司的手中。但是现在并没有人回应，事实上他们对此书似乎也不怎么感兴趣。它被寄到南非出版商休曼卢梭出版社，但也被退回，而且没有任何评论。61除了文章的长度问题（2.9万字有点不长不短），加之题材是雅克布斯·库茨1760年前往奥兰治河的远征，海外读者可能不会很感兴趣。所以，这部小说似乎更适合在南非出版。我是不是应该把它翻译成阿非利堪斯语？这个想法真可笑。
《越南计划》是关于美国的内容，我花了一年时间写完。我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会将副本发送到纽约和伦敦。
我将这样长度的手稿推给您，真是感到很不安。但是坐在这里，看着自己写的东西，不知道它的价值何在，我真需要一个可以信任的人来帮我判断一下。
库切的信件表现出他的沮丧情绪。至少就第二个故事而言，他已经多次试图向市场推销，但一直无果，他开始怀疑他作品的质量。证明他这种心态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事例就是他甚至想把这种长度的文学作品放到期刊上发表，即使他明知道《对比》杂志是不适合发他这样长的作品的。考普的答复并没有留档保存，但是很显然，他对这两个故事并不感兴趣。1973年7月25日，库切写信给他，感谢他阅读了《幽暗之地》以及“您及时的、令人沮丧但很有善意的意见”。绝望中，他于1973年7月25日将原稿寄给麦克米伦公司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的分公司，然后在10月15日收到了他们粗暴的回绝：“经过仔细的考虑和长时间的讨论，对于发表您的稿件我们持否定态度。特此返还您的稿件。”
库切现在束手无策了。在这个时候，乔纳森·克鲁——1972年年初和库切一起在开普敦大学开始做讲师的同事——意识到，库切除了在写文学评论之外，也在从事文学创作。克鲁读过他写的一些评论文章，并提出过建议，但库切从没有给他看过《幽暗之地》的手稿。这很可能是因为现在库切自己都不确定其质量的优劣了，并开始对自己的创作能力不自信了。多年后，克鲁回忆自己是怎样读到库切的稿子的：
向他要稿子读的时候，我还是有点不安的，因为对学界同仁的虚构或诗意创作做相应回应往往不是很方便。读过几页《幽暗之地》之后，我感到震惊和兴奋。在我看来，这是那一时代南非英语写作的巨大突破。当时南非英语写作的重要人物有佩顿、早期的戈迪默、杰克·考普和丹·雅各布森。在那个时候，我还无法明确定位这部小说的地位，但是现在回头去看，《幽暗之地》标志着南非后现代小说创作的开始。（我相信库切的《青春》也很好地描述了现代主义给那个时代有抱负的作家带来的绝境感。）
《幽暗之地》在出版的时候，可能给很多读者留下的印象是像一个巨型怪兽。（想到现在南非人，包括作家，一谈起文学就会很快提起库切，我真是觉得可笑。）62
因为确信这是一部高质量的作品，克鲁找到了彼得·兰德尔，他当时刚刚与丹尼·范泽尔（Danie van Zyl）和拜尔斯·诺德（Beyers Naude）成立了一个名叫拉万的小型出版公司（Ravan Press），附属于基督教学院的SPRO-CAS项目。63兰德尔自从1953年就开始在南非的牛津大学出版社工作，后来离职专攻教学参考书。在1972年成立拉万出版社的时候，兰德尔希望专注于发表社会历史研究中的对比写作，但他也对发表诗歌和小说有兴趣。与另外两家小出版社——开普敦的大卫·菲利普出版社和约翰内斯堡的艾德·唐克出版社一样，兰德尔敢出版有风险的书籍。同时也像菲利普和唐克一样，兰德尔在安全警察的监视之下，受到过各种恐吓和骚扰。
拉万出版社在成立的那一年，出版了由詹姆斯·马修（James Matthews）和格拉迪斯·托马斯（Gladys Thomas）联合创作的抗议诗歌，总标题是《号啕大哭》（Cry Rage），第二年出版了沃珀寇·詹斯马（Wopko Jensma）的《为我们的死刑歌唱》（Sing for our Execution）。《号啕大哭》出版后不久便成为禁书，拉万出版的很多书籍都是这样的命运。1997年，在一篇关于拉万出版社的文章中，兰德尔写道：
从一开始，出版社的原则就是只发表与当代南部非洲问题有关的内容，并促进新的黑人作家的创作。不论是文学还是社会政治的手稿，选择的主要标准就是看它的价值……出版社不断面临经济困境，再被查禁将可能是灾难性的。有些书店根本不敢卖我们的书，还有一些特殊机构会去查访这些书店，警告他们不要销售我们的图书。64
库切非常感谢克鲁帮助他找到拉万出版社，并准备好了将自己的手稿交给这个新的出版社。他后来对牛津大学教授彼得·麦克唐纳说：“我对拉万出版社一无所知，除了知道它和政府不对付。这是一个好兆头。而这个出版社有某种基督教的背景，这却未必是一个好兆头。让我惊讶的是，他们答应出版这本书。实际上，《幽暗之地》是一本’文学’书籍，而拉万并不是一个’文学’出版社。”
1973年10月22日，库切将《幽暗之地》邮寄给拉万出版社，同时还有一份附函。赫尔曼·维滕贝格认为：“（附函）写得彬彬有礼，很正式，带着疏离感，加之简洁的词汇，让人看不出这是一个将自己的第一本书投稿过来的人。最后一句短短的话表示他愿意接受一个拒绝的答复。”库切是这样写的：
我给您寄上题为《幽暗之地》的原稿。它由两部短篇小说组成：《越南计划》（1.9万字）和《雅各·库切之讲述》（2.9万字）。
我随信附上回邮费用。65
在1973年11月2日的回信中，彼得·兰德尔写道，就手稿而言，他毫无疑问地确信它的质量和意义”，所以他非常愿意发表这部小说。但是，小说对于他们出版社来说是“新的领域”，所以他想让库切告诉他，这本书是否也会由英国和美国的出版社出版？鉴于他们是一个非营利的、资本较少的出版社，他是否要版税？他是否介意出平装本？他是否一定要坚持美式拼写？是否可以改变成英式拼写？在版税方面，他指出拉万出版社在出版沃珀寇·詹斯马的诗集《为我们的死刑歌唱》时，是在书出版并扣除所有已产生的费用后，才给作者报酬的。最后兰德尔总结说：“让我再强调一遍，我愿意出版你的这本书。公平起见，我先将我们的立场向你解释清楚，也想知道你对这些的态度。”
1973年11月5日，在答复中，库切对拉万出版社想出版他的《幽暗之地》表示高兴，但很显然，他希望非常精确和细致处理他的作品。他写道：
让我尝试尽可能清楚地回答您的问题。
1.我当然希望该书既能在海外出版，也能在南非出版。但只要贵社允许我保留海外出版的权利，先在南非出版至少对美国出版商没有任何问题。拉万出版社是目前南非国内唯一正在考虑出版该书稿的出版商。我在纽约的代理人那里还有另一个副本，他将会审核这个合同，但我认为不会存在任何阻碍。
2.关于版税。我对第一本小说在南非市场获得收益不抱任何幻想。您提到在出版沃珀寇·詹斯马的诗集《为我们的死刑歌唱》时是出版之后付酬，我对类似的方式没有意见。至于平装本，我没异议：在我看来，詹斯马的诗集是一本出得很好的书。
3.我不介意将《雅各·库切之讲述》部分改为英国式拼写，但关于“越南项目”，我更愿意保持美式拼写方法。
对于拉万出版社不能在1974年以前出版此书，库切表示失望。但如果出版社能承诺在1974年4月出版，他将不胜感激。
1973年11月5日，兰德尔给库切寄送了《幽暗之地》的出版合同草案，其中他将该书的国际版权让给库切，并承诺印刷4500本，在书出版后，扣除出版和营销费用，他将分给库切销售收入的15%。另外他要求库切承诺，在未来的两年中，如果库切要发表类似作品，要首先考虑拉万出版社。
至于15%的版税，在维滕贝格看来，这证明了“拉万出版社商业经验的不足”66，15%的版税是出奇慷慨的，此外，4500本的印数，对于一个还不知名的作者，也是相当雄心勃勃的。1973年12月19日库切将签过字的合同副本发回给兰德尔。在附函中，库切指出他已经放弃了在《越南计划》部分保持美式拼写的荒唐想法。虽然书的封面不是他该关心的范畴，但是他建议封面设计师看一看L.舒尔茨（L.Schultze）《从纳马兰到卡拉哈里》（Aus Namaland und Kalahari，1904）的第12幅插图，里面有两个霍屯督人的正面和侧面图。他希望书籍上面的内容介绍能够恰当总结书的内容。这是库切在很礼貌地表示，他希望出版商在这些方面能与他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