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6年，《福》出版的时候，约翰·库切46岁，身材很消瘦，但很精神，过早花白的胡子，戴着角质镜框眼镜，低沉的声音，有着沉默寡言的风范和清心寡欲的外观。多年来他用沉默和拒绝对公众谈论自己来保护自己不受外界的入侵，对于评论界的批评都笼统地用间接的方式回应。许多记者可能都经历过，任何涉及隐私的问题都会令他立刻关闭大门。当被问及为何在童年时期如此频繁地搬家时，他简单地回答说：“我不记得了。”他的私人生活，不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南非国内，都处于公共领域之外。众所周知，他离婚了，并和他的两个孩子——尼古拉斯和吉塞拉——一起住在一个小郊区狭窄街道上的房子里。他的伴侣是多萝西·德莱弗，她自己有住处，而不是总与他住在一起。亲密的朋友都知道他是一个素食主义者。早在20世纪80年代，他曾被诊断患有乳糖酶缺乏症，不能吃任何奶制品。从他所住的隆德伯西托尔路11号到开普敦大学的距离大约是20分钟的步行路程，在过去的城市地图上，并没有标出过这个地方。他在电话簿里列出的是一个虚构的地址。当他罕见地出现在社交场合时，他宁愿站在一个角落里，仅同一个人说话。
这种保护隐私的举动让许多记者过分强调他个性中沉默寡言的一面，以及他小说中黑暗、阴沉的特点，结果就形成了J.M.库切的一种片面形象。有位叫瑞安·马兰（Rian Malan）的记者，曾在20世纪90年代采访过库切几次，他将库切称为“黑暗王子”，称他的早期作品“令人恐惧……从内部点亮寒冷且可怕的光，受无数无法回答的问题困扰”。1在马兰看来，以开普敦大学文科楼昏暗的小型办公室为背景，库切看起来苍白而严肃，穿着灰色休闲裤和粗花呢的运动夹克”。2对于他的第一个问题，库切的回答是一段空白的沉默：库切将字写在他的记事本上，考虑了一下，在答复中对这个问题做假设性分析。根据马兰的描述，对于所有问题，库切都是这样对待的。当马兰冒险地说，在读《福》时，自己感受到的是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寓言——白人和黑人在这个国家根本没有办法接触到对方，他问库切对此种解释有什么看法，他得到的答复是：“我不希望否定您的阅读。”3当马兰很明显绝望地问库切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时，他回答说：“所有我没有听到过的音乐。”4在一次采访中，马兰称库切是“一个有着僧侣般自律和奉献精神的人。他不喝酒、不抽烟，也不吃肉。他长时间地骑自行车来健身，每天早晨在写字台旁至少写作一个小时，不曾间断。一位与他共事十多年的同事声称只看见他笑过一次。一位库切的熟人透露，在参加的多次晚宴上，库切会经常不说一句话。”5
然而，库切对马兰问题的反应，还有与其他记者互动中的反应，确实表明了他的狡黠，也不是没有任何幽默感。它也确实反映了库切对记者所提的令人困扰的问题所表现的那种急躁。在与大卫·阿特维尔进行的《双重视角》的访谈中，库切曾解释过这种急躁。首先，记者经常越界，闯入他认为是隐私的区域：“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公众人物，一个被公众瞩目的人物。”6其次，一些缺乏敬业精神的记者，根本不了解他的作品，或根本对作品不感兴趣的记者，有时会问一些答案显而易见的问题。再次，是关于对内容的控制权问题。库切说，一个作家，不要轻易地交出对自己文字的控制权，而记者，有时会粗制滥造，编辑和审查文字，删掉所有独一无二的内容。库切继续说：“但我的抵制不仅仅是保护一种幽灵般的全能。写作不是自由的表达。写作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对话：要唤醒自我中的和音，然后与之言说。作家是否要唤起/调用这些和音，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而采访者要的是言说，不同的言说。”7
与瑞安·马兰笔下孤傲、沉默寡言的版本不同，库切很多朋友和熟人证明了他性格的另一面。库切的伴侣多萝西的哥哥、诗人乔迪·德莱弗曾写道：
我一直觉得公众对他的态度（尤其是新闻界）奇怪得令人很难理解。是的，他是一个非常注重隐私的人而且讨厌被侵扰，但是他也非常善良、乐于帮助其他作家，尤其是年轻的作家。他经常是一个机智的人，有着令人愉快的幽默感，而且可以成为一个迷人的伙伴。我的妻子——一个无可否认的健谈者——特别愿意在晚宴时被安排坐在约翰的旁边。当我去年帮助他安排参加UEA新世界写作伙伴关系会议活动时，我知道组织者很紧张，担心他是一个难打交道、爱抱怨的客人。我不认为他们相信了我的保证，但等库切离开后，有人告诉我他是一个很容易相处的人。有时候，我觉得记者可能是特意将他写成很难打交道的样子，这样就给他们一些可以写的东西了，反正他们也没有花时间读他写的书。8
在采访中，记者们确实会发现库切的谨慎和犹豫。库切意识到，自己接受记者采访时的情况是短暂性的，他往往会沉默一会儿，去寻找最好的措辞。不论是接受参访，还是文学创作，他都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虽然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恶作剧地说，他的完美主义不会延伸到“各行各业”。9他确实不鼓励探询私密，对愚蠢的问题也没有耐心。但如果一个人通过展示自己的品质，赢得了他的信任，那么他就可以敞开心扉了。在他的信件中，他的平易近人更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即使这样，从他回答问题的方式看，他的用词仍然是很节制的，他的信件总是直击要害，且措辞精确。他也有很强烈的同情心。霍华德·伍尔夫是库切在布法罗英语系多年的同事，库切也曾多次去那里访问。他曾写信给库切，说觉得他的20年讲师生涯不是那么丰富多彩。在1987年5月27日的信中，库切说，我们都会时不时感到一种失望，然后我们就归咎于我们选择的职业、婚姻，或者生活的城市；“但是，人到中年，我们每个人都会深受折磨。”
当库切在家里招待朋友时，他们会不断地意识到他冷静而敏锐的智慧。然而，在这种亲密友人间聚会时所穿的休闲服装表明他可以在熟悉的环境中做到身心放松。即使在比较正式的场合，如果可能的话，他也尽量避免穿正式服装或打领带。他的朋友觉得他很幽默，热情大方。他是一个有吸引力的主人，喜欢为客人添酒（尽管他自己不喝酒）。他说：我就是不喜欢酒的味道。”10虽然这似乎来自他对自己童年时父亲酗酒过度的憎恶回忆。他是一个手艺不错的厨师，喜欢烹制诸如意式土豆丸子或印度菜这类口感丰富的食物。
丹尼尔·哈钦森曾是他的一名学生。说到他与库切漫长而温馨的友谊，他一直认为库切是一个诚实、坦率，有吸引力和魅力的人。11霍华德·伍尔夫发现，尽管库切的作品对他来说很“黑暗，压抑，痛苦和折磨”，但日常交流中的库切“相当犀利、诙谐”。12
在闲暇时库切喜欢去爬桌山。当初在伦敦的时候，他也很喜欢去电影院看电影。虽然他总是避开大量人群，在开普敦大学期间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政治示威，但是他非常喜欢板球比赛，也特别喜欢在开普敦拥挤的兰兹体育场看橄榄球比赛。虽然他曾对橄榄球的政治化表达过保留意见：在20世纪80年代，它被用来强化男性的权威性，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鸦片。但是他喜欢看赛场上实力的展示，他经常在周日与大学同事一起打板球。无论是作为开球手还是投球手，他都是团队中一名有价值的成员。他也是唯一经常参加训练的队员。
在这些年中，库切开始认真对待自行车运动，这一运动对于他来说既是体育运动，又是娱乐。他一直喜欢跑步，但是他发现骑自行车的优点是他可以较少遭受肌肉拉伤之苦。他买了一辆很昂贵的自行车，并在1983年和2001年间，15次参加一年一度的阿格斯自行车赛，经常与诗人格斯弗格森一起参加。1991年，他取得了最佳成绩：用3小时14分钟骑完了104公里的路程，后来1994年又取得了同样的成绩。13对于这种艰苦的比赛，这样的成绩非常出色。定期自行车骑行让库切身体很健康，一个例证是：他曾经骑自行车从隆德伯西出发，沿福尔特雷克路，通过北郊，到斯泰伦博斯拜访他的同事历史学家赫尔曼·吉利欧米（Hermann Giliomee），喝茶后再原路骑回来。他在海外旅行期间，尤其是在法国，经常会加入自行车之旅。1987年10月23日，在写给霍华德·伍尔夫的信中，他描述了去探访罗恩山谷时，他骑着自行车路过上千亩向日葵地的经历——那些向日葵是用于做牛饲料和生产食用油的。这条路线大概就是他在《凶年纪事》中走过的路线。那也是庞德在1912年走过的路线：沿着中世纪的行吟诗人的脚步，从弗瓦，经洛克菲克萨德，到达拉维拉尼特。
在1994年第五期《领导者》中一篇题为《在空间和时间中旅行》的风趣文章中，库切描述了一次他和另外七人的自行车之旅，其中有他的女儿吉塞拉。他们从巴黎骑到阿维尼翁，然后向西到图卢兹。最后只剩下两人，库切和吉塞拉在7月13日最终到达图卢兹，全程约1250公里。他们在一起骑行了一个星期，全神贯注地骑行，然后在傍晚好好地吃上一顿，睡在酒店相邻的房间里。这个对于库切来说是他一生中最愉快的假期之一。这经历让他确认，不论如何，父母和子女仍然能够和平共处，并彼此相爱。库切描述了这样的自行车旅行与汽车或火车旅行的不同，骑自行车的路上会遇到什么，对法国的景观和当地人民的印象是什么，特别是在法国比在南非骑自行车旅行多么地更加容易。在法国机动车驾驶者似乎不会与骑自行车的人斗气，并承认他们分享道路的权利。在南非，骑自行车的人必须要做好防护，因为他们很有可能被车有意地刮倒：
为什么要对骑自行车的人充满敌意？一个简单的解释：因为司机具有侵犯性，他们对法律不感兴趣。一个奇特的解释：在20世纪初的几十年里，农村的南非白人都骑自行车，而不是骑马，他们一直没有洗脱那种耻辱。一个骑着自行车求婚的人是没有财产的人，一个喜剧中的人物，但也预示着社会地位的不同；在马背上的求婚者是传统价值观的体现，速度快还安全。（马和步枪总是在一起的，自行车和步枪当然不搭配。）
还有社会历史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黑人男子开始拥有自行车，并在黑人社会中为自行车加上了一个新的意义：骑自行车是现代的，比那些步行的人要高一级。非常有可能就在那一刻，在白人看来，自行车与黑人的抱负密切相连，所以得出的结论是，如果白人骑自行车，就是在辱没自己。
现在，从各个方面看，自行车都被视为一种交通工具。对于黑人青年来说，骑在自行车上的男人被标记为老式的、农村的。对他们来说，要么开车，要么什么都不要用。
本文仅作为一篇偶然的随笔，令人遗憾地没有收入文集，但它再次证明了库切精细的观察力、缜密的思维，以及在做研究时，极度的逻辑性与创新性。他观察到，生活中的法国家庭主妇穿拖鞋，戴围裙，腰上系着一串钥匙，将种植着菠菜、豆角、西红柿和土豆的园子打理得整整齐齐，还将钱藏在床垫下——这种形象自中世纪以来就没有变过。尽管现在的酒店没人欢迎骑自行车的游客来，但库切仍然很喜欢当时在法国乡村道路上，自由骑行的感觉。他也有疑虑的时候，比如在奥兰治一级方程式酒店，客人将信用卡插入插槽滑一下就可以打开门，然后卡上就记上了135法郎的一笔费用。而这笔钱给他带来的是一个小房间，一张床，一个洗脸盆以及电视和厕所（自动冲洗，以防客人离开时忘了冲洗）。房间里的一切都像是医院里的塑料制品，没有锋利的边边角角。密码和监控客人举动的摄像机已经取代了法国老式酒店传统的礼宾员、行李员和服务员。他觉得有一点很奇怪，法国这个国家有着光荣的美食传统，但是似乎没怎么考虑到素食者。他在拉沃尔附近的一家客栈吃饭，点了一份55法郎的当日推荐菜式，要求从沙拉里去掉火腿，将羊肉换成一个煎蛋，但是上来的色拉里放了一些罐装鲔鱼，根据老板娘的解释，一个法国厨师无法想象没有肉的生活怎么过，就像中国厨师会在蔬菜上浇上薄薄的一层鸡腿肉汤汁，为了让其有肉味。像他这样想法明显与众不同的人，对于法国美食的有限要求是法国厨师所无法明白的。
尽管如此，他还是非常享受每天的自行车之旅。在他看来，与西方几乎所有其他技术的进步不同，自行车的发明完全没有消极的一面。他写道：“它只带来了好处。它扩展了成千上万人的视野、体能和精神，这其中也包含儿童。它将人类携带的重量与行走的距离都大规模增加，而且在做到这一点的同时，没有给我们环境带来任何可见的危害。在一定程度上，速度可以带来喜悦，它也给世界带来了更多的幸福感。”7月10日，库切和他的女儿在朗格多克骑行：“道路蜿蜒下坡，绵延数英里。我们在风中嗖嗖地穿过蜿蜒的小路。周围是浓郁的草药气味，这些草药的名字我们并不知道。道路上除了轮胎的嗡嗡声，没有任何其他的声音。上帝啊，我说，让我永远活在这个您创造的世界里吧。”
在库切的许多作品中，如《男孩》和后来的《慢人》，骑自行车时都是主人公最快乐的时候。在写给荷兰自行车骑行杂志《墙》（De Muur）的一封信中，库切指出了骑行自行车的民主本质。他说，自行车被错误地称为是一台机器。但是与自己生成能量的机器不同，自行车更多的是一种工具，取决于骑车者的力气。在同一本期刊里，荷兰自行车手（写了两本关于骑行的书籍）蒂姆·克拉贝（Tim Krabbé）写了一篇文章，讲述了他和其他几个骑行爱好者是如何带领着库切在荷兰这个自行车之国风驰电掣的：
这位已经加入澳大利亚国籍的作家从出发就显示了他的经验。库切是一个有骑车登山技术的自行车手……进入摩尼肯德姆的时候，他表现出了他的谨慎。他会认真地协商，避免任何的风险。骑在小镇铺满鹅卵石的道路上，有时他会对突然要出现的汽车表现出受惊的反应。不管是谁，只要愿意，都可以从《慢人》或他的其他作品中看到描写了这样一个受到惊吓的人。
与库切熟悉的人都会对他与众不同的原创观点有深刻印象，他经常会给出完全不同的或意想不到的见解。1983年8月28日，在接受《淑女》的采访时，对于有关他的小说“忧郁”的问题，他挑衅地回答：“每个人读我书的时候都似乎看到了荒凉和绝望，但我不这样看。我觉得自己是在编写漫画书，描述普通人试图过着普通、平淡、幸福的生活，而在这时候周围的世界正在坍塌下来。”在同一次采访中，有人问他如何看待女权主义文学，他回答说：“你是指女权主义作家？还是那些被当今的女权主义者定义为女权主义者的女性作家？还是两者兼而有之？我不会特意去读女人的书，正如我不会特意去读男人的书。我们周围有聪明的女人，也有聪明的男人。另外我们不应该忘记，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国家，最好的小说家一直都是女性。维姆·凯瑟（Wim Kayser）在“美丽与舒适”（Van De Schoonheid en de Troost）系列节目中曾提出一个可预见，但有些无聊的问题：“当你情绪低落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听巴赫、贝多芬或韦伯恩？还是开始喝酒？写作吗？会做什么？”库切思考片刻后给出了一个有悖常情的答复：“我做饭。这很简单，本身又很好，其结果是立即可用的，而且它本身又是非常安慰人的。”1983年8月28日在祝贺朋友兼诗人道格拉斯·里德·斯金纳再婚的信中，他幽默地开了一个玩笑，暗指塞缪尔·约翰逊，称其为“乐观战胜经验的胜利”。库切常常从令人惊讶的角度看待事物，并持有令人意想不到的观点。他的这一倾向有些类似于C.路易·莱波尔特（C.Louis Leipoldt）。莱波尔特是一名医生、植物学家、美食家和多才多艺的作家，从20世纪早期一直到30年代，都被看作是南非最重要的阿非利堪斯语诗人，在他1947所立的墓志铭上写着：“莱波尔特博士喜欢对立的观点。他是相反观点的使徒。”14
但从1970年1月1日库切开始创作《幽暗之地》起，对库切来说，最重要的职业和生活的重心都是文学创作。1970年1月1日是他所有作品和每一部新小说的奠基时刻。库切是这样的一种作家，他的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他生活的实质。关于将写作作为生活中心这一点，20世纪的英语作家中能和他媲美的只有塞缪尔·贝克特。而詹姆斯·乔伊斯有能力做到不论发生什么，每天都坚持写作。像这位前辈一样，库切也能抓紧生活的每一天进行写作，包括星期日及节假日。他喜欢在清晨的时候写作，那时他的头脑是清新和清醒的。他先是在纸上写稿子，然后再誊到电脑上。他曾在一次访谈中说：“我并不喜欢写作，所以我必须强迫自己写作。我写的时候感觉很糟，但是如果不写，我的感觉会更糟。”15当维姆·凯瑟问他写作的行为是否包含着美丽和安慰，他非常决然地说：“写作本身是一种行业，非常累人，需要苦思冥想，需要可验证的活动，还需要可验证的结果，需要有效率。美丽和安慰不属于活动，而是某种活动的结果。结果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具有安慰性。回望写完的一本书，对于作者来说可能会是安慰，也可能不是。”16
每天投入写作意味着库切必须有重点地、认真规划每一天。例如，早上八点半有课时，他就会在五点半起床，先写作几个小时。如果他是下午到大学上课，那他就会多睡一会，稍晚些起床。多年下来，写作对他来说变得更加容易，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尽管大卫·吉勒姆极力阻拦，但他的正教授身份，以及他与校方达成的更方便的教学安排让他的生活变得容易了些，当然他仍要照顾孩子们并养活一个家庭。他在与大卫·阿特维尔的访谈中将小说写作与批评写作相比较：小说给了他更大的自由度，因为它负责的东西还处于酝酿之中，而在写文学批评时，他总是自觉有责任注意“一个既定目标，给我设定这个目标的不仅是论证，也不仅是我要将自己陷入的整个哲学体系，还包括批评本身这个相当紧张的过程”。17
二
20世纪80年代，库切仍然非常积极地参与开普敦大学的教学。他所讲授的课程以讨论材料的新颖和研究方法的原创性而闻名全校。例如，在1980年，他上了一门叫“叙事法”的课程。在该课程中，他以弗拉基米尔·普洛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Morphology of the Folktale）为起点，研究了格林童话，然后分析了各种体裁（通俗小说、电影和漫画）的叙事元素，最后讨论了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的两个故事。在西德尼·克劳茨去世后，他开设了一门关于这位诗人的课程，特别关注他诗歌的来源和批判性分析。这一时期，英语系设立了文学研究硕士学位。库切为研究生开设了一门文学的现实主义课程，首先对这一理论的概念进行了历史综述研究，然后分析不同作者对这一概念的解释。库切设计课程结构的用心可以从他编写的课程手册看出来。在“殖民话语”这一课程模块中，有一部分的标题是《文学的生产与消费》。在其中，他写道：
在“殖民话语”课程这一模块，我们将构建非洲文学文化的社会学基础，重点放在南非和西非说英语的区域。我们将要提出的问题有：非洲大陆的图书出版和发行的经济特点是什么？如今的写作和阅读活动在什么样的框架（审美、智力、文化）和环境（社会、经济、材料、思想）中进行？……
这是研究型模块。老师将不会有任何指令（虽然学生要与老师讨论研究的进度）。在本学期的最后几个星期（大约从9月底至10月中旬）会有一系列90分钟的研讨课。在课上，每位学生将做一个20分钟的报告，讲述他的研究内容，然后其他学生，每个人将用5分钟的时间对该报告做出评论，之后会有全班讨论。
因此，每个学生不仅是他自己所负责主题的权威，还应该了解班上其他成员所选择的主题和涉及的问题。
也欢迎［其他］模块的学生参加此研讨课，但在这种情况下，与其他人一样，他也需要提供相应的批评。
在研讨课上提交的研究报告应被视为研究文章的草稿，成形终稿的提交日期不迟于11月16日。论文的长度由研究的性质来决定，但是最少应该是20页（打印稿，双倍行距，包括详尽、准确的注释与参考书目）。本论文的成绩将是本模块的成绩，将占整个“殖民话语”课程总成绩的25%。
我想强调的是，这一模块是研究型工作。我们所探究的区域几乎没有被探索过。没有现成资料，没有方便和完整的书目辅助。资料清单……仅仅是一个开始，该部分将涉及长时间地在图书馆中耐心查找资料，但并不一定会有立竿见影的成果。我可以保证，你会通过第一手材料了解学术研究工作有时令人沮丧的性质。
两个模块的学习相当于整个文学硕士课程（文学研究）的1/16。经过粗略的计算，对于论文的研究、写作和改，你应该投入约3个星期的全部时间，即大约150个小时。在此课中，你投入的时间量可能与有指导的教学课程不同。
库切给学生列出的任务表明他对培养学生的革新，为他们的文学研究指明方向：
1.总体来说，非洲（图书）出版发行业发展的阻力是什么？当今非洲图书业的状况是什么？在何种程度上，南非形成了一种独立的状态，为什么？
2.在19世纪上半叶，英国大众的公共阅读（根据Altick在《英语普通读者》中所描述的）与今天的南非黑人大众阅读有什么异同？英国大众阅读习惯的兴起，以及南非黑人读者大众阅读的增长之间有什么更重要的异同？
3.总结以下南非文学杂志的历史脉络，并根据推断分析他们的编辑政策。这些政策对南非的文学文化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见《英语在非洲》7：2，1980）《闪电》《经典》《记者报》《文字》《新古典》《紫犀牛》《对比》和《新硬币》。
4.讨论海外或全球性出版社，尤其是英国的出版社二战后在非洲的运作。他们面临的不利情况是什么？他们是如何保护自己的？他们目前在南非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5.参照艾德伍德·希尔斯（Edward Shils）《知识分子和权力》（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Powers）第335—371页的内容，从历史的角度，同时也要对照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情况，讨论南非文学文化中大都市方向和外省人方向之间的张力。
6.官方的美国和英国文化交流计划对于西非和南非精英的形成起到了什么作用？这些精英在各区域内是如何影响文学文化生活的？西非和南非之间的差异是什么？
7.“用英文写的世界文学（不包括英国和美国）”与“英联邦文学”的区别，特别是意识形态上的区别是什么？（讨论中应该包括《英文世界文学》和《英联邦文学》两本期刊）
8.最早一批（大约是1980年之前）在英国和美国发表的有关非洲文学的介绍和调查的特点是什么？这些书是谁写的，他们是为谁写的？他们批判思维的出发点是什么？
9.讨论自1960年以来美国黑人读者，特别是批评家和学者，对非洲文学的接受。美国黑人读者群在何种程度上（在1960年之前/自1960年以来）塑造了非洲写作？
库切非常有逻辑地将老师对学生的期望做了清楚的说明，这让那些用功的学生对库切倍感尊重与欣赏。在他的本科班上，一些学生知道他讨厌冗长的废话，于是会在他上课时数他说过的话。他与一些喜欢喋喋不休讲个不停的老师不同，他要说的话通常只有几分钟。他在课上可能会令人不安，因为学生总能意识到，他在说出每一个字之前都要斟酌。
库切硕士课程的学生可以做证，他会非常仔细地给他们评阅作业，评注写得工整细致。艾莉克斯·史密斯（Alex Smith）曾上过库切的硕士课程，她后来写道，为了能在课程中求得生存，在对付这个“逗号之王，简朴严厉的瘦削天才”18时，她不得不压抑住自己的率性和幻想。埃弗特·勒鲁（Evert le Roux）在斯泰伦博斯大学获得荣誉学士学位，然后到开普敦大学攻读比较文学（英语和德语）硕士，导师是库切和彼得·霍恩（Peter Horn）。他是非常优秀的学生，与库切的关系很好，最后以优异成绩获得硕士学位。他永远无法理解为什么人们说库切很冷漠绝情，因为他所知道的库切完全不是那样。埃弗特早亡后，根据他的母亲玛莲娜·勒鲁的描述，库切经常打电话给她和她丈夫，问候：“你们现在还好吗？”19这是库切对失去儿子的父母的共情。大卫·阿特维尔曾是库切的学生之一，后来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做英语教授，目前在约克大学工作。他说：“他对学生的课程项目很细心，指导非常精准。他在本科生中的口碑比较严厉，但就我的经验而言，如果你把自己的学业学好，他会拿你当回事。”20肖恩·厄拉姆是阿特维尔的同学，目前是布法罗分校比较文学系的教授，他说：“他没有时间做无聊的事。但是，如果他认识到一个人在很认真地从事文学研究，他绝对会变成一个最有求必应、认真负责的导师。”21
库切在被任命为正教授（从1984年开始生效）时，他发表了一个就职演讲，题目为《自传中的真实》（Truth in Autobiography）。在演讲开始时，他引用了让·雅克·卢梭的《忏悔录》的开场白，表明他的立场——忏悔在寻找真相和说出真相之间是存在矛盾的：
讲述你生命的故事……不仅是陈述过去的事……也是在表达当下，你自己要费力解释那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在表象之下（得这么说），并写下一个解释。而这个解释可能充满了漏洞和借口，但是它至少表现出在你试图解释自己的时候，头脑在怎样运作。事实上，谎言与借口可能会比重新回忆更有趣。22
这次演讲内容包含了库切后来自传体作品的胚芽，因为他将以疏离的第三人称形式，从20世纪90年代的角度回忆他的孩童时代以及青年时代。库切没有将此次就职演讲的内容放入他的任何文集中，但是在1985年，他确实将其融入了一个更大的框架中，完成了他的论文：《忏悔和双重想法：卢梭、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Confession and double thoughts:Tolstoy,Rousseau,Dostoevsky）。这是他最重要的篇章之一，后来被收录在1992年的《双重视角》之中。
除了在开普敦大学讲课以外，库切在20世纪80年代比70年代更频繁地走访美国、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大学，或教授课程，或在会议/研讨会上做演讲。1984年和1986年，他到美国布法罗担任巴特勒客座英语教授。他第一次去的时候取道伦敦，并带着女儿吉塞拉。在布法罗吉塞拉和他一起住，并在那里上学。
在两次访问布法罗期间，库切首次教授创意写作课程，后来在20世纪90年代，他也与安德烈·布林克一起在开普敦教过这门课。他发现美国学生会写各种各样的主题，而他们的南非学生往往是压倒一切地注重政治内容。在1983年8月28日从开普敦写给道格拉斯·里德·斯金纳的信中，库切说，在访问期间，他也会到其他大学朗诵自己的作品。“这并不是因为我想读这些东西，我觉得自己读得可能也不好，而且我特别怕这种场合变得非常政治化，但是我有两个家要维持（在开普敦和布法罗），另外还需要支付赡养费。”在国家处于紧急状态、黑人城镇出现大规模骚乱的局势下，迪克·彭纳（1989年，他出版了一本重要的库切研究作品：《国家的心灵：J.M.库切的小说》）提名他为美国田纳西州大学的杰出讲席教授，库切回信说，他发现南非的情况非常可怕，他处于愤怒和绝望的煎熬中：
我不需要告诉你这个国家处于动荡之中。这种动荡反映在这里的每个人的头脑中。我自己的感觉是，我想住在这里，希望尽我所能做些好事。作为一个作家，我不希望远走他乡，部分原因是我看到流亡对作家产生的影响。23
在布法罗教学之后，库切于1986年和1989年两次在巴尔的摩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做欣克利访学英语教授。他第一次访问霍普金斯大学时，于1985年12月离开南非，到伦敦待了一段时间后，参加了在纽约召开的PEN大会，然后到巴尔的摩上春季学期的课程。这次访问期间，他还在普林斯顿大学、得克萨斯大学和加拿大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发表了演讲。1986年9月，他在纽约朗读了自己的作品，巧合的是，这段时间正好是《死后告白》第二版出版，以及小说《内陆深处》的电影版《尘》在美国首映。1986年11月5日，在写给道格拉斯·里德·斯金纳的信中，他说：“正如我所期望的，这里一切都静静地向前推进着。本星期早些时候我在蒙特利尔朗读我的作品，读得还不错。我对这个城市印象非常深刻。这里，冬季还没完全到来，但温度已经降到零下。这将是我连续经历的第三个冬天了。我很怀念开普敦的温暖、自行车、朋友和多萝西。”库切获得1988—1989年度欣克利访学教授的职位，任命的条件之一是，他要做一场关于文学和法律的讲座。他选择的题目是“D.H.劳伦斯和文字审查制度”，该文后来收录到《冒犯》一书中。根据他的经验，社会上总有很多关于文字审查的辩论，但人们并没有真正有逻辑地思量过此事。在演讲中，他集中讨论了《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以及劳伦斯是逾矩者的问题。他不是讲具体的法律，而是讲禁忌和礼仪的逾矩者。
20世纪80年代，库切被邀请为伦敦《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和《纽约书评》写评论。对于《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的邀请，他在1983年12月9日的信中写道：“我确实愿意为贵刊写书评，事实上，我感到很荣幸——但是得有一项规则，就是别让我写南非作品的评论（如有特殊情况，我愿意考虑例外）。我比较在意，不希望被更多地被局限到‘南非小说家J.M.库切的标签’中。对于这一点，我希望您能理解。”
但在《纽约书评》中，他随后几年所写的许多重要的评论文章经常是关于俄罗斯或波兰背景、在英语界一般不为人所知的作品。那些文学理论，曾明确展现在他的早期作品中，现在已经浑然一体。在写某位作家的评论文章时，他经常先介绍该作家之前的作品，以及他所在的文学背景。作为一位敏锐的文学人类学家，他能够追踪出文学阶段与文学地域潜在的文学潮流，并能够识别塑造了某一特定文本的其他约束力与意义生成机制。在他的批判性文章中很少有形容词或判断性的总结。他对于作品的分析来自作品本身蕴含的力量。在库切的评论中，他只是一个批评家、一个同伴，如果要想找到一个评判的代言人，是找不到的。
从他写给《纽约书评》和后来收入文集的多篇文章中可以明显看出，库切最初在理论方面的兴趣正在逐渐减弱，他更感兴趣的是对一位作家或作品更广泛的概述，往往带有传记或历史研究的性质。他与霍华德·伍尔夫的友谊部分就是源于他们对文学理论和后现代文学的共同爱好。伍尔夫1998年到开普敦访问期间曾问过库切，他想提前退休是否是因为觉得文学理论变得过于深奥且毫无新意，甚至完全脱离了直接观察和人类真正的生存条件，库切的回答是肯定的。24霍华德·伍尔夫告诉他布法罗新空出来一个客座教授的职位，库切在1986年9月23日的信中说：“我此刻的感觉……是至少要部分地脱离学术生活，而不是更深入，你们系里需要的是一个有精力且更能担当的人。”虽然库切在开普敦继续做了十几年的教授，但是他显然已经考虑脱离，或至少部分地脱离学术生活。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在1998年，他拒绝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讲席教授的邀请（该职位之前由约翰·巴斯担任）。
库切除了到美国进行讲学访问以外，还参加了一些文学会议。1980年，他在开普敦大学参加了有关文字审查的小组讨论；1985年，他在西开普省霍维科参加了一个有关美学的会议。后来，他经常访问欧洲和其他大洲，在大会上宣读论文，远至墨西哥、德国的埃森、非洲之角的吉布提、汉诺威的达特茅斯学院、新罕布什尔州、匈牙利的布达佩斯、澳大利亚堪培拉和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的维多利亚。1997年，他随同一些南非作家访问了法国城市艾克斯。
参加专题讨论会给了库切更多的机会访问其他国家，并了解一些世界上最为重要的作家和评论家。他的伴侣多萝西经常陪在他身边。虽然他曾说过自己不喜欢旅行，喜欢读书，但自从80年代以来，他没有哪一年不进行长途旅行的，至少一次远赴其他大陆。一次，库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多萝西喜欢旅游和探访陌生的地方，他也很乐意陪伴她。他比较喜欢法国，因为在那里他骑自行车做过一些长途旅行。尽管人们可能会因为他写过《彼得堡的大师》而得出某种判断，但是实际上，他从未去过俄国。到国外访问时，他并不去博物馆或教堂，因为那里的东西很快就会让他筋疲力尽。虽然他对音乐很感兴趣，但他不会出席音乐会，宁愿在家里听录音。他喜欢陪同多萝西去餐厅，但通常是她提出这类建议。和他一样，多萝西也是一个素食者。
1991年7月，库切与其他约240位学者一起出席了在尼斯召开的叙事学会议。他利用这次机会进行了一次沿著名海岸线穿越普罗旺斯地区的自行车旅行——从圣拉斐尔到尼斯一路上观看爱斯特尔滨海路壮观的黏土红石崖垂入清澈蔚蓝的大海。1991年8月2日，他和多萝西离开法国前往澳大利亚。他在布里斯班昆士兰大学做了三周的驻校作家，在墨尔本待了一个星期。这是他第一次到澳大利亚，他也很好地探究了这个国家。他在墨尔本的一周是最美好的一段时间。在布里斯班待过之后，他们在悉尼待了一个星期。他还前往塔斯马尼亚探望了一位老朋友，这里让他想起了苏格兰和挪威大地上的积雪和海岸线。在澳大利亚这后几周，库切居住在艺术家聚居的新南威尔士州乡村。在那里，他住的小房子与另外五位艺术家的工作室很近。这个地方距离最近的超市有25公里。他觉得自己被澳大利亚的景观吸引了——那里的风景，那里的鸟类和那里的宁静让他觉得澳洲很宜居，所以试图说服多萝西和他一起搬到那里，虽然最初不太成功。
1991年秋天，他受邀到哈佛大学讲学。陪同他的还有多萝西，她也受邀担任客座教授。他们在1991年9月抵达那里，住在艾略特大学的宿舍楼。那里靠近哈佛令人印象深刻的图书馆，离一个室内游泳池也非常近，多萝西一天去两次。他们进行了几次前往波士顿西部和北部的非常愉快的自行车旅行，欣赏了秋日落叶的美景。
在哈佛访学期间，库切再一次去了伯克利，他觉得这时的伯克利比他在1979年访问期间更加破败。他还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访学三个星期，之后在印第安纳大学和西北大学各待了一星期。在回南非途中，他与多萝西参观了意大利维罗纳。1992年11月他们返回开普敦时，库切发现他在托尔路的房子已被破门而入，这导致他最终决定搬到隆德伯西。在一些吵闹的学生搬到楼下之前，那里一直是他安静的栖息地点。
当时和他们一样靠富布赖特奖学金访问哈佛大学的还有曼朱·加达卡（Manju Jaidka），她后来在印度昌迪加尔的旁遮普大学任英语教授。因为对美国文学研究的杰出贡献，她在印度广为人知，同时也写了多本备受推崇的文学作品。在她后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加达卡写道，她开始并不知道库切的文学成就，了解之后，她感到很惊讶，因为这位如此低调的人竟然有这样杰出的职业生涯。她发现他不是那种假装或做作的人。在她看来，他的形象有些像T.S.艾略特，他认为作家应该戴上面具，过着传统而循规蹈矩的生活。曼朱·加达卡写道：
约翰·库切……像艾略特一样，把自己的私人生活刻意地保护在公众视线之外。研究者如果要去寻求有关他传记的内容，总是会发现一片空白。这位作家很难联系，几乎不可能让他接受采访或得到他本人的回复……他的工作是研究世界，然后去书写。物质收益、奖励、国际大奖，似乎都和他没有多大关系。25
三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约翰·库切在开普敦大学任教，小说正逐渐获得国际认可，他也访问了多所美国大学。他的父母仍定居在隆德伯西的一间公寓中，他们的孙子、孙女尼古拉斯和吉塞拉经常去看望他们。杰克·库切每天坐火车前往开普敦市中心，在那里的一家电机配件公司做着一份明显消磨人意志的工作：簿记员。维拉仍然在教书。
多年来，他们关系逐渐好转，开始想离开隆德伯西，换到一个更小、更便宜的地方居住。维拉的表亲在距离开普敦约100公里的格雷敦有一个这样的场所，他动员维拉买下他旁边的一块地。因为维拉一直认为购买房产是一种安全的投资，所以她真的买了那块地。这两块地先前的主人是有色人种，他装修的房子在表亲所购买的产业上；维拉所购买的部分只有一口井和一些菜地。约翰为她从南非海军基地买了一套预制房屋并用货车将各部件运送到格雷敦。在房子组装好之后，当地委员会来人看了一眼，认为格雷敦不需要预制房屋。因此，约翰不得不将房子拆卸掉，然后请格雷敦的一位退休建筑师设计并建造了一栋砖瓦房。26
维拉和杰克在20世纪80年代搬进了新房子，但是这一改变是灾难性的。他们并不喜欢格雷敦，在那里他们没有朋友，也没有汽车。维拉的眼睛开始退化，虽然没有全盲，但阅读已出现困难。他们又搬回隆德伯西，但维拉的健康持续恶化。除了视力出现问题以外，心脏也开始出现问题。1985年3月6日，她死于心脏病，终年81岁。
杰克与维拉的婚姻生活并不幸福，但是她的去世让丈夫杰克变得不知所措。他这一代的男人已经不怎么做家务，对于烹饪以及厨房里的事物没有任何经验。他的身体也日益衰弱。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他患上了喉癌，还为此做了手术。在此之后，他不能说话，在天文台区的阿卡迪亚老人院里度过了他最后的日子。他卒于1988年6月30日，享年76岁。他的哥哥米尔斯和他的家人于1988年7月1日在《开普敦时报》刊登了讣告纪念他：“杰克在长期勇敢地与疾病抗争之后，平静地离开了人世。”
虽然约翰与父亲的关系不好，但是在母亲去世三年之后，父亲的去世对他还是一个明显的打击。在《夏日》中，库切描绘了单身的约翰在20世纪70年代从美国返回后，与父亲同住在托开路的一座房子里。这是小说虚构的一部分，说明《夏日》的虚实交织。杰克和维拉是在20世纪80年代去世的，而在20世纪70年代，约翰和孩子们住在一起。杰克从没有与约翰的家人住在一起过。然而在《夏日》中，约翰描述了他陪孤独的父亲杰克去纽兰兹看橄榄球，夏季去看板球的情景，他们之间的关系戏剧般的和睦。后来，约翰想象着帮助父亲在傍晚做年终清货盘点的工作，他的帮忙让工作变得更加容易。27在日记结束的地方，他还回忆说，父亲1945年从战争中返家后，开始对罗马的意大利歌剧感兴趣，并在洗澡时高唱歌剧唱段，而小约翰则偏爱巴赫的音乐。根据这里的记述，有一次，他曾用刀片划坏了父亲的唱片，里面录制的是泰巴尔迪的咏叹调。这一行为导致他多年以后，从美国返回后，给他父亲买了一张新的泰巴尔迪的唱片，却发现他父亲已经听不出泰巴尔迪的声音了。约翰·库切是否真的陪他父亲去过纽兰兹、帮他记账，或划坏过唱片，这些细节对于读者来说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这代表着多年以后，库切笔下这一人物的发展，他有了一种与父亲和解的精神。
在此之前，维拉的去世对于约翰·库切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尽管他在《男孩》中提到母亲令人窒息的爱，但对于童年的库切来说，母亲是他生活的中心。少年库切在《男孩》中认为：“他不能想象她死去。她是他生命中的最坚实的东西。她是他脚下的基石。没有她，他就失去了一切。”28在她的葬礼上，库切的一个表哥看到低落的他，表示安慰，库切回答说：“谢谢您，但您无能为力。”29
接下来的打击是库切的前妻菲利帕·贾伯的死亡。离婚后，菲利帕在开普敦住了一段时间，但随后到约翰内斯堡与父母和哥哥塞西尔住在一起。在开普敦，她曾担任开普敦大学化学工程系的秘书；搬到约翰内斯堡后，她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同一个部门，任职于同样的一个岗位。后来她做了科学与工业研究理事会的秘书，办事处就设立在校园旁边。她认识了比她年长的路易斯·莱文，一位向商店推销各种商品（比如台湾制的玩具等）的商人，他们坠入爱河。虽然没有结婚，但他们的关系是很融洽的。在此期间，她皈依罗马天主教。
在库切创作《铁器时代》的初稿期间，菲利帕患上了乳腺癌。女儿吉塞拉（一直与父亲关系较好）去约翰内斯堡看过菲利帕后非常震惊，决定搬到她那里和她一起住，并帮助她对抗疾病。30在她去世前不久，菲利帕去开普敦和她的朋友们道别。1990年6月7日，库切在写给霍华德·伍尔夫的信中说：
菲利帕在5月份时来开普敦待了十天，或多或少是要说再见。她已经到了癌症晚期，我可能在上次说过这一点。现在她已经放弃了之前非常严格的饮食控制，因为那似乎也没有多大意义。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她的新陈代谢受到治疗的干扰，但她现在吃东西比较猛，根本不像一个垂死的病人。她四肢已经没有力气，爬楼梯也很困难。但是放疗和化疗似乎已经控制了她的三个脑瘤，她又能做一些事情了，比如阅读。
1990年7月13日菲利帕在医院去世，吉塞拉此时正就读于开普敦大学，还没来得及再去约翰内斯堡照顾她的母亲。8月4日，库切在给霍华德·伍尔夫的信中写道：
菲利帕两个星期前就去世了。她6月底因为肺部积液住院。这个问题解决了，但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人们也清楚地看到她整个身体满是千疮百孔的癌细胞。她突然出现了肠梗阻，还没来得及做手术就去世了。即便是做了这个手术她可能也活不下来。没来得及打电话把任何人叫到她的床边。我表弟的妻子定期去看望她，幸运的是，她一直在那里待到最后。菲利帕用了大量的药，所以并没有感到很大的痛苦。
吉塞拉6月份已经在她妈妈那里待了十天，所以她不必为没机会说再见而感到自责。她现在看着还能坚持住，但是我不知道她是否真的过了那个阶段。
葬礼真是令人惊骇。因为菲利帕很久前就已经皈依天主教，所以葬礼在天主教大教堂举行，并由她哥哥安排。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她哥哥没有强调菲利帕离过婚，并与另一名男子一直生活在一起，已经有了一夫一妻的婚姻关系，还是牧师因为教条原因，干脆拒绝离婚这个字眼，在整个服务中，牧师只提到吉塞拉、菲利帕的哥哥和我是“死者的”亲人，而丝毫没有提到路易斯的名字。让一个犹太人去经历这样的天主教葬礼弥撒！我真是生气，但路易斯说：“不要紧，真正重要的在这里。”（他指着自己的心）。菲利帕有他真是太幸运了。我要是他，肯定无法应付，她长期患病，在这期间，她可不是一个有耐心的天使（谁又会是呢？）。
我和她结婚17年，并不是很开心的17年（这绝对不是她的错）。她指定我做她的遗产执行人，我需要整理一遍她所有的文档，我开车将这些东西从约翰内斯堡带回开普敦，足足有一车。
凯瑟琳·洛加·杜普莱西斯是菲利帕的一个亲密朋友，后来成为库切作品的法文译者，当时她是库切的同事伊恩·格伦的妻子。菲利帕的遗体被重新安葬在隆德伯西喷泉附近的墓地。菲利帕去世时，凯瑟琳正在美国参加一个翻译会议。
她回来后去菲利帕的墓前献了一束花，然后一时冲动，决定去附近库切在托尔路上的房子看看。她发现库切在厨房里做饭。当她告诉他，她刚去看过菲利帕的墓地，他看着她，无法控制地哭了起来。31
四
库切接下来的一部小说于1990年由塞克沃伯格出版社发行了精装本。之后，平装本由英国和美国的企鹅公司出版，该小说名为《铁器时代》。除了《等待野蛮人》与他的自传体作品集《外省生活场景》（Scenes from Provincial Life，2011）之外，这本书是唯一的一本在扉页写着献辞的书。该书首先是献给他的父母：维拉·希尔德雷德·玛丽·库切（原姓为韦梅耶，1904—1985）和撒迦利亚·库切（1912—1988）。不过在扉页上，他们的名字是用首写字母表示的。
虽然在一个文学文本中的献辞可以表示对家人、朋友或导师的尊重或情感依恋（通常是分开过后的），但是这种献辞仪式也是文本的必要组成部分，直接指向原材料或文本所要发展的主题。《铁器时代》中有大段内容表达了对孩子的渴望，知情的读者可能推断为是对库切去世母亲的渴望。小说常常回忆主人公童年时与母亲在一起的时光；有时甚至包括母亲自己的回忆，所用的形式是母亲讲给儿童时代的孩子听。在《男孩》的手稿中就曾出现这样的内容，但是库切在最终书稿中删除了那一部分。现在，这一部分经过大量删减后成为《铁器时代》中的内容。母亲回忆她在童年的日子：那个时候她与父母和兄弟姐妹乘坐牛车，从东开普的联合山谷到皮尔森河口的普利登堡湾。在漫长的旅途中，他们曾在一个山顶的隘口歇息。她的父母睡在旅行车里面，孩子们睡在车身下面。透过车轮的辐条，她能看到天上移动的星星。她想知道，如果不是星星在移动，而是车轮在移动，那会发生什么？32我们可以假设，这一部分具有自传的性质，它在手稿中重复出现过多次，但是到了《铁器时代》的最后文本中被减少到只有三段，而且在后来的文本中又有指涉。33还有一个是《男孩》中曾出现的细节——书中人物约翰导致弟弟大卫的手指被一台机器夹住——在《铁器时代》中再次出现，但这一次换成了叙述者的母亲需要带她受伤的女儿到一家医院看急诊。34小说中一次又一次地出现童年和母亲过去的回忆。总体上说，《铁器时代》讲述的是无尽的爱，是一首挽歌，感叹着死亡与垂死。
小说结尾的日期是“1986—1989年”。这不仅表示《铁器时代》的写作日期，也标志着小说中事件发生的时间框架。虽然该小说缺乏书信体小说的外在必要结构，但是形式上是一封很长的信：由一位老妇人（卡伦太太，古典语退休讲师）写给她的女儿（离开了南非种族隔离年代的焦灼，永久定居在美国）。她在美国已经结婚生子，发誓再也不要回来，除非有一天，种族隔离的统治者被吊在灯柱上。
事件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个冬季。一天，故事的叙述者卡伦太太被医生告知自己处于癌症晚期，可能活不到她最期待的夏天了。没有女儿在身旁是卡伦太太长久以来的悲痛，她绝望地期望联系她，表达一种不能被回应的爱。她所能做到的摆脱痛苦的办法就是把一切变成纸张上的文字，寄给她的女儿。她写道：“不管用了什么词儿，我都可以凭借它们向你伸出手去。”35她的信是在死亡的门槛旁所写的一份遗嘱、遗赠，一种发自内心最深处的哭喊，感叹自己生命的最后阶段，也感叹种族隔离国家的最后阶段。这个种族隔离的国家“又开始了重新占有的进程”。36事实上，困扰卡伦太太的癌症37是一个隐喻，象征着这个国家所处的种族隔离制度导致权力的滥用和道德的丧失，人性已不见。“耻辱”和“羞耻”这样的词在《铁器时代》中反复出现，最后成为库切在1999年出版的小说的名称，这并不是巧合。写给女儿的信代表她将语言作为最后的诉诸手段，就像她在库切作品中的前辈玛格达一样，在《内陆深处》里，语言是一种逃避的途径。38
库切之前的小说，要么设定在一个特定远去的时间里（《雅各·库切之讲述》），要么处于一个模糊的虚构的地理背景中（《等待野蛮人》），要么是在不久的将来（《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但《铁器时代》这部小说不一样，它的背景是20世纪80年代血腥的南非。故事发生的区域与街道名称显然表明这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开普敦。故事发生的背景是，城镇一片骚乱，激进而叛逆的孩子们把自由放在了接受教育的前面。他们嘲弄着警察，而警察则要监视着那些被查禁的领导人，是他们的呼吁让国家陷入不可控的局面；官方的武装部队在冲突中无情地对待年轻人，用历史学家伦纳德·汤普森（Leonard Thompson）的话说就是合法化的暴政”。39
因为无线电广播、电视和报纸对城镇所发生的事情保持着沉默，所以在小说的开始，卡伦太太并不知道暴力的实际程度。她不知道古古莱图战火纷飞，也不知道儿童都处在危险之中。她在信中写道：“在我所接触的新闻报道中，根本不提及那里发生了什么麻烦，没说那儿发生了枪杀事件。呈现在我面前的那片土地是洋溢着邻里欢笑的和谐家园。”40小说到了第二部分才展现了真正发生的事件的严重性。女佣弗洛伦斯带着她的两个小女儿回来做工。因为古古莱图动乱，她已经上学的儿子贝奇也与她们同行。不久贝奇的朋友约翰也过来了。卡伦太太也被卷入这场暴力，因为警察来她家抓这两个男孩，并将约翰打伤，以至于要叫救护车送往医院。在小说的第三部分开始段落，夜晚，弗洛伦斯接到电话说贝奇有了麻烦，卡伦太太开车带着她和小女孩去了古古莱图。这里的场景让人想起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就像但丁所描述的地狱景象：她看到了燃烧的房子，在一间满目疮痍的大厅中她看到地上放着五具尸体，其中就有贝奇。后来卡伦太太目击了约翰的被枪杀。原来约翰为了躲避警方的迫害，隐藏在她家仆人的房间里。卡伦太太古古莱图之行的一个核心事件是她和弗洛伦斯的兄弟塔巴拿先生的对话。塔巴拿先生曾经当过老师，现在致力于斗争事业。他认为孩子应该加入斗争，而卡伦太太指责像塔巴拿这样的人怂恿孩子们走向“死亡之谜”。41与《福》中没有舌头、不能言说的星期五不同，《铁器时代》中的黑人已经能够发声，并一致拒绝他们眼中非法的权威与法律，塔巴拿先生在为他的同志辩护时也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因此，根据大卫·阿特维尔的观点，这部小说是在展示“重建伦理体系的必要性，当然还有众心所向性。在这种伦理体系中，某些传统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在强烈泯灭人性的政治斗争中找到了新的关联。”42但是在这个阶段，卡伦太太痛恨那种让人们做出牺牲的号召，这会导致年轻人的死亡：
战争永远都不像它自己宣称的那样。捅破那层窗户纸，你总是可以发现，那是年长者用这种或是那种抽象的名目让年轻人去送死。43
根据她古典主义的世界观，卡伦太太想要说的是政治的目的是抹去儿童死亡的伦理内涵。在小说的前面部分，她批评城镇发生的暴力，她说在她小的时候，父母认为教育是一种权利，他们就算苦自己也要让自己的孩子上学。弗洛伦斯则回答说：“我不会告诉孩子们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如今，什么都变了。不再有妈妈，也不再有爸爸了。”44正如德里克·阿特里奇在对小说富有启发性的评论中指出，卡伦太太认为弗洛伦斯的这个回答表现出她生活在“铁器时代”，完全扭曲了本来属于孩子的未来。在这一点上，这些孩子和她自己的亲生女儿相似，她的女儿已经离开了这个国家，除非制度发生改变否则坚决不回来。
但卡伦太太的亲身经历导致了她内心的转变。尤其是约翰的死亡让她接受了采取直接行动的呼吁，她所珍视的价值观与道德观在20世纪80年代暴力的南非已经不再适用：
可是现在，我问自己：我有什么权利对同志情谊和其他事情发表看法？我有什么权利希望贝奇和他的朋友别去惹麻烦？我现在似乎觉得，那是产生于真空的观点，无法触及任何人，什么都不是。观点是要让他人倾听的，听到并引起重视，并不仅仅出于礼貌在听。而要被重视，就必得被注意倾听。45
她意识到当前的政治应该被伦理思考所修正，而不是相反。德里克·阿特里奇是这样评价的：
这是一个铁器时代，一个最坏的时代，人类精神如此变形，以至于必须要呼吁应对，这种应对既不是说教的，也不是愤世嫉俗的。卡伦太太必须承认不论她说什么都不会磨灭乡镇青年英勇的自我牺牲的精神，她首先从贝奇的死亡，然后又从约翰的死亡中看到了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可行的伦理就是战友情谊，一门心思、盲目的勇气。对于卡伦太太，以及隐含的J.M.库切和他的读者而言，他们处于完全不同的情况，对于他们来说，伦理是另一种形式：要困难重重地用完全的正义回应时局，要相信其他人，相信最终完全不可控的未来……拥有特权的南非白人对于暴力和城镇非人性化活动的伦理反应既不是谴责，也不是赞同，既不是超脱，也不是深陷其中，而是在共同的扭曲的价值体系中，活生生地经历（其方式不仅包括具体行动，也包括思考与感情）。46
阿特里奇用了如下发人深省的语句总结他的观点：“这部小说表现了后殖民世界尖锐的政治伦理性创伤，在这个世界中没有普遍适用的规则，所有道德行为的法则都在经受测试，然后根据具体情形而重新界定。”47
得知自己身患绝症的那一天，卡伦太太在她的花园里发现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名字叫范库尔（Vercueil）。就公认的社会准则而言，他是一个局外人。但是奇怪的是她这个精致的人与范库尔逐渐形成了一种特殊关系。他的名字让人想起一些南非词汇：Kuil（水池）、verskuil（隐瞒）和verkul（欺骗）。对于他，她进行了深刻的思考（通过一段很长、其实已构成独白的对话），她要求他承诺在她去世后，帮她邮寄写给远在美国女儿的“信”。他的手因为事故而有伤残（他不能动他的食指和拇指，其他三个手指也蜷在手掌里），这会让人联想到兔唇的迈克尔·K和不能言说的星期五。与迈克尔·K一样，他也是一个园丁，但令人无奈的是，他拿到卡伦太太给他的钱后就跑出去酗酒。不过他也是她的司机、她忏悔的聆听者，充当着她的孩子、她的护士，最终她的信使，负责将她的遗赠邮寄给她的女儿。在小说的结尾处，他成为死亡天使。从手稿看，库切最初希望将该小说命名为“铁的规则”（Rule of Iron），后来考虑用“冬季”（Winter）这个书名；小说的结束语是：“不过，请为我身后留下的这个男人稍稍费点心思，这个不会游泳的男人，而且也不懂得怎么飞行。”48直到最后，库切才在结尾处补充了最后的五段。在结尾段落，范库尔作为死亡天使，慈悲地帮助卡伦太太走向死亡：“他的双臂扶起我，用力抱紧我，我的呼吸愈来愈急促。这拥抱没有一丝暖意。”49
在一篇谈到《铁器时代》的文章中，詹姆斯·麦科克尔（James McCorkle）认为，小说的标题让人想起奥立弗·施赖纳的笔名拉尔夫·铁Ralph Iron），其情节也让人想起奥立弗·施赖纳在开普敦孤独的死亡。大多数读者可能会认为这种联系比较牵强。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库切在创作这部小说之时，也写论文，这些论文被收在1988年的《白人写作》中，在其中他多次提到《非洲农场的故事》，所以这种想法也不能说是完全不可能的。其他可能的联系还有：卡伦太太死于癌症可能是库切在回想前妻菲利帕的癌症死亡；文本中多次提到的有关库切对已故母亲维拉的爱戴；甚至酗酒成性的范库尔，间接指涉着库切的父亲，因为他也像范库尔一样在开普敦寻找工作期间借酒消愁。根据库切在接受耶路撒冷文学奖发表的演讲，帕特里克·海因斯想到塞万提斯，他认为范库尔是库切版本的桑丘。50他开始的时候不是嘲笑卡伦太太，而是“像一个愚蠢的同伴，尽管逐渐也有质疑，但是还是很傻地相信，至少部分地相信堂吉诃德式的幻想。”51
《铁器时代》受到了广泛的好评。在1990年9月13日的《听众》（The Listener）杂志中，哈里特·吉尔伯特称库切“也许是活着的小说家中最有天赋和技巧的，他的视野壮观且宏伟，他的文字细腻而又犀利”。她还认为：“《铁器时代》似完整地从库切的头脑中迸发出来，巧妙娴熟地在我们的头脑中引爆，照亮的不仅仅是南非儿童的屠杀场，也昭示了整个世界在将装满毒酒的金杯不负责任地放到了孩子的唇边。”在1990年9月23日的《纽约时报书评》中，劳伦斯·桑顿（Lawrence Thornton）写道：“在这一部记录着一位中年白人妇女逐渐清醒，以及她所在国家黑人青年迫切呼吁的编年史中，库切先生作品昭示着深入骨髓的真相。他的读者会感到‘不公的耻辱’，这种耻辱曾经占据了老治安官（《等待野蛮人》）的内心，同时他们也将见证《铁器时代》的必然盛行。”在1990年9月29日的《旁观者》（The Spectator）中，弗朗西斯·金（Francis King）称赞说：“该作品如此罕见、如此有力、如此强硬……非常具有原创性。在这本书里，不论是卡伦太太还是南非都是没有希望的，但有像作家库切这样的人在，就有足够的希望和未来。”在1990年10月14日的《芝加哥太阳时报》（Chicago Sun-Times）上，詹姆斯·诺斯（James North）分析这是部“相当简约的作品，就像开普敦潮湿昏暗的冬日下个不停的雨滴。库切驱散了各地争取解放斗争上罩着的那些浪漫的光环，强迫我们贴近玻璃窗仔细地看，人们在对其他人所做的丑陋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残酷事情”。来自荷兰奈梅亨的批评家W.布朗兹维尔（W.Bronzwaer）在1993年5月22日的《人民报》上撰文称：
向女儿告别的主题被感人且伤感地表现出来。一位只有六个月生命的母亲用信的形式给远在美国的女儿讲述自己的生活，这种小说方式非常适合作品所要表达的目的。因为南非也将不得不告别它所最为珍爱的白人的理想、自由人文主义，向新时代的、铁器时代的孩子们，向心如顽石的、狂暴的、被压抑着的反叛的孩子们让位。爱与关怀必须要延展到他们那里，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案。
对该书最高的赞美来自托尼·墨菲特（Tony Morphet）在1990年12月7日到13日的《每周图书邮评》（Weekly Mail Review of Books）中发表的文章。他认为库切早期的作品是“精湛的”，而“《铁器时代》开启了一扇大门，表现了更深层次的思考。正是因为这一点，该书取得了如此大的成绩，成为一部杰作”。尤其打动他的是语言运用中的力量：
句子似乎自己从人物的思想中写出来。意义从内部慢慢地浮现，并带着一种自然而然的必然性。它们遵循着头脑思维的节奏，通过重复、扩展、平衡对立、并行结构和突然意外的开端来展现自己。同时，在发展过程中，它们形成了一个复杂的交叉引用和幻想的网络。
在第二篇发表在1991年4月2日《南非文学评论》的书评中，墨菲特写道：
该书的奇妙之处在于它的规矩。这规矩不仅产生了一种强有力的指涉，根据人在某一个特定时间段内的经历“从内向外”书写。另外每一个单一个体的生活都被一种深刻的、带有超乎寻常智慧的情感所感知、倾听和考量。
在1991年3月1日的《自由周报》（Vrye Weekblad）中，格里特·奥利弗（Gerrit Olivier）也表示了对该小说的钦佩：
《铁器时代》这本书，从第一页开始，用诗意的语言与犀利的笔调，将读者拉近到叙述者和她的困境，然后这本小说一直保持着这种强度……库切在这里所彰显的不仅是一个个体的死亡，也是从一个要死于羞耻和厌恶的人的角度分析整个社会的问题。
恩斯特·林登贝格（Ernst Lindenberg）在1991年4—5月刊的《南非》（Die Suid-Afrikaan）中集中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南非自由主义思想的失败：
如果我们将女主角的命运看作是南非自由主义的死亡，那么书中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可能可以找到答案，自由主义的价值观没有被否定，但已经证明是无效的。《铁器时代》以其令人信服的女性视角带着悲痛断言并分析了这种失败。最深刻的印象则是无尽的无奈——对于老去，对于卡伦太太与她的女儿，尽管她们一直傲然挺胸，但是也受到了影响，也处于铁器时代之中。小说的字里行间显示着一种沮丧的渴望，徒劳无益的颓废，以及对解脱的追寻：这是一种引人入胜的阅读体验，并保证《铁器时代》与之前的五本书并驾齐驱。它的强度弥补了其史诗维度的缺失。
在1991年第15期的《芝麻》杂志中，约翰内斯堡作家、文学评论家莱昂内尔·亚伯拉罕斯在一篇简洁的书评中着力分析了该小说的精髓。他与墨菲特一样，也表达了对该小说的极度钦佩：
尽管库切的小说无情地展现了一位不久于人世的女人的孤独，以及公众的野蛮、无知与恐惧；虽然小说中有指控、警告、悲伤、愤怒、羞耻，也许甚至还有绝望，但它超越了文本材料，也令人惊讶地超越了它本身的一些判断和想法。其原因在于，故事讲述本身是如此的慷慨激昂、如此充满着卡伦太太的爱与她的人类身份认同，以生的节奏如此有力地对抗着死亡的节拍；也因为其叙事艺术是如此尽善尽美。
这些特质（激情、有节奏的紧迫感、象征性，以及具有灵感的表现力）使这部作品如史诗般的诗歌一样，成为一部让其他南非小说相形见绌的杰作。
如此高的评价让库切罕见地写信给亚伯拉罕斯表示感谢。在1991年5月27日的信中他写道：“他们说，我们会得到应得的读者。但是我何德何能，能够得到您这样的读者和解读？谢谢您。它使整个生命突然变得有价值。”他总结说：“也非常感谢您一直以来在南非文学界发挥的舵手一样的作用。”
《铁器时代》曾经入围CNA文学奖，但该奖最终被授予纳丁·戈迪默的《我儿子的故事》。库切赢得了1990年英国《星期日快报》（Sunday Express）的年度图书奖，奖金为2万英镑。南非女演员珍妮特·苏兹曼（Janet Suzman）代表他在伦敦皇家咖啡厅举办的午宴上接受了该奖。该报文学编辑格雷厄姆·洛德（Graham Lord）写道：
在南非这片美丽但备受煎熬的土地上，黑人正在邪恶的族派斗争中杀害其他黑人。任何一个关心南非的人读到库切的这本出神入化、扣人心弦的新小说，都会为之颤抖……（它）生动地描绘了反对种族隔离的南非白人自由派在突然被迫认识到历史的真相时所感到的噩梦与耻辱。
库切也与凯瑟琳·科尔曼（Kathleen Coleman）一起获得了开普敦大学的年度图书奖。女演员伊冯娜·布莱斯兰德（Yvonne Bryceland）在BBC广播电台第4频道朗读了这本小说。1995年，该广播在南非广播电台英语频道重新播放。
五
《铁器时代》的献词中还有第三个人的姓名缩写：“NGC（1966—1989）”。这是尼古拉斯·盖伊（塔尔博特）·库切［Nicolas Guy（Talbot）Coetzee］——库切和菲利帕的儿子。他出生于1966年6月9日，根据献词，卒于1989年。
为什么尼古拉斯在23岁就早早地去世了？在多个网站上，作者们显然不了解事实而写文章声称他死于车祸。在他去世后不久，开普敦大学有传言说他死于自杀，安保部门曾经一直在寻找他。关于尼古拉斯涉及所谓政治的谣言，在库切1994年的小说《彼得堡的大师》中又被强化，读者想将该书中的细节与库切的生平联系到一起。
事实并非如此。虽然对种族隔离制度不赞同，但是尼古拉斯从来没有表现出愿意参与任何政治运动的意愿。在开普敦大学上学期间也没有参加任何抗议游行或示威。虽然在约翰内斯堡期间，他可能有时在墙上涂鸦取乐52，但是关于他参与任何政治活动的传言绝对不是真的。
但他是不是自杀呢？尼古拉斯一开始在一所华尔道夫学校上学，然后又继续在隆德伯西西部省预科学校上学。53之后，他在威斯特福德上高中。在此期间，库切出版了《等待野蛮人》。尼古拉斯对这部小说获得的国际认可感到非常自豪，另外，因为该书是题献给他与吉塞拉的，他对此可能也非常高兴。在一次学校作业中，他对此书进行了一个口头介绍。他崇拜他的父亲，他也开玩笑地劝父亲写一本畅销书。但是约翰和菲利帕离了婚。这对两个孩子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尽管家里气氛长时间紧张，但是父母的离婚还是让孩子们完全措手不及。父母没有给予他们信任，也很少提供支持。坐下来与孩子们谈论离婚的事情，这有违库切对待隐私的态度。更困难的问题在于，父母离婚时，孩子们正进入青春期。尼古拉斯尤其受到打击，不理性地把离婚的责任全部归咎于父亲。
菲利帕搬去约翰内斯堡之后，尽管孩子们时不时在放假期间去看望她，但他们见到她的机会还是太少了。在20世纪80年代，主要是库切在照顾两个孩子，这对尼古拉斯更加困难，因为他长得更像母亲，与母亲也更亲近；而对父亲，他则是反叛的。约翰·库切以他安静的方式发挥着管束的作用，而尼古拉斯随着年龄的增长，既要应付有个出名父亲的综合征，还要为自己在生活中找到合适的位置。
在学校里，一切对尼古拉斯来说也朝着不好的方向发展。通常，库切在早晨叫他起床，他不起，一直睡到中午，把课程都错过了。他认为自己和朋友们在学校学的那些东西都是垃圾，他反抗学校的等级制度以及老师的纪律要求。因为不学习，尽管天资聪明，但他还是落在了后面。他开始走下坡路。他与几个朋友一起吸食毒品，并沉迷于药物与酒精。有一次他喝得实在太多，最后不得不住院接受治疗。这种年轻鲁莽最严重的表现是，他在本该上课的时间和其他两三个男孩一起入室行窃，还涉及其他犯罪活动。有一次，他和朋友们被逮捕，库切不得不去克莱蒙警察局将他保释出来。
因为他不遵守学校纪律，加之有人告诉他作为一个独立的申请人，更容易被大学录取，所以尼古拉斯离开了学校。他到一所函授学校报了名，选他能找到的最简单的科目。其中有一门科目，因为不可能不过而为人所知，这门课是犯罪学，是一门很奇怪的预科课程，实际上是为警务部门招人设计的。约翰·库切曾看过其中一些考试试卷，发现其简单得可耻，因为任何有点基本知识与常识的人都可以回答出来。尼古拉斯确实通过了他的大学预科，而且是以一种非常不同寻常的方式：他不上学，不做功课，并坚持着他自己那种慵懒的方式。
通过预科之后，18岁的尼古拉斯决定不参加强制兵役。因为他出生在奥斯汀，是美国公民，所以他离开南非去了美国。靠着库切给他的资助，他在旧金山定居下来。在这里，他的生活极度贫困，尽管这里是嬉皮士和叛逆青年的麦加，但是对于一个18岁的孩子来说，还是非常艰难的。他试图在美国注册上大学，但他的预科成绩不被接受，因为那不能等同于美国高中的毕业文凭。他打过各种各样的像园艺之类的零工，但还是无法应对。大约一年后，他回到南非。没有靠爸爸帮忙，他在开普敦大学入学，也在南非大学完成了一些课程。他申请攻读文学学士学位，主修历史，没怎么努力也通过了所有的科目，平均成绩在60%之上，甚至达到70%，在“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课程中，他的成绩更高。54尼古拉斯与他的父亲很疏远，也拒绝接受他的钱。1987年12月22日，库切写信给朋友霍华德·伍尔夫说：“我与儿子（21岁）之间充满了冲突，他仍然不能把我看作他可以依赖的人，他忙着其他事务。也许有一天他也会写一本《原谅父亲》。也许不会写。”在1988年9月7日写给伍尔夫的信中，他说：
忘恩负义不是我会从吉塞拉那里得到的东西。事实上，她在这个意义上绝不是一个“问题”孩子。尼古拉斯是让我头痛的孩子，他拒绝直接从我这里接受任何东西。他这种奇怪的把戏让我不得不通过虚构恩人的方式——通常通过他的母亲给他钱。没有钱，他要么会饿死，要么会从大学辍学。这样到了最后他就能够摆脱他的父亲获得独立。等着有一天，他到我这里来寻求和解时，我还真有一些真相要讲给他。
1988年底，完成学业之后，尼古拉斯决定到约翰内斯堡定居。在那里，他的母亲与路易斯·莱文（Louis Levine）生活在一起。他在电影业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但他发现，这行业需要努力工作。他不得不从最底层干起，只能找到在一家电影公司给摄制组当司机的工作，晚上还要再打一份工：在一家保安公司守电话，接听有关盗窃的报告。尽管他经常去看望母亲（当时已经是癌症晚期），但是尼古拉斯在山顶区克莱姆斯街赛尼瑞兹115号有自己的住处。因为收入微薄，库切在经济上仍然继续支持他。
1989年初，库切到巴尔的摩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去讲学一学期。1989年4月24日星期一早上，他接到了消息让他马上给菲利帕打电话。她的第一句话是：“尼古拉斯死了”。她与路易斯·莱文之前在开普敦过周末。他们回来时，接到警方的消息。他们告诉她尼古拉斯从11楼的阳台跌落死亡。
库切尽可能快地飞回南非。1989年4月28日，他在从巴尔的摩写给住在布法罗的霍华德·伍尔夫的信中说：“匆匆忙忙写下的信，我在几个小时后将离开巴尔的摩。我的儿子尼古拉斯前几天被害了(1)。他从约翰内斯堡公寓楼的11楼跌落。葬礼在周二举行。”5月2日（星期二），他与多萝西、菲利帕和路易斯·莱文，一起在约翰内斯堡参加了葬礼。
1989年10月23日，有关死亡的质询在福克斯街的治安法庭进行，但是库切和菲利帕都没有参加。根据约翰内斯堡太平间“死亡登记”有限的记录，尸体是在4月22日午夜刚过去一分钟时，在山顶区克莱姆斯街与捷达街之间被警员杜伊特发现的，他随后将其送到太平间。尸体由路易斯·莱文认领，死亡登记的原因是“多处受伤”。尽管死亡登记的日期是4月22日，但那时实际应该是4月21日，因为尸体是在4月22日午夜后一分钟被发现的。玛尔医生在4月24日进行了尸检，但验尸报告未能留存下来。在“死亡登记”的“一般性意见”中，“跳楼”的字样曾经出现，表明官方裁定是自杀行为。在没有质询调查的情况下用“跳楼”一词，应该是警察局敷衍了事的一种说辞。对于此类死亡，这样的一种解释是可以理解的。起初，去约翰内斯堡参加葬礼之前，多萝西和约翰·库切也认为应该是自杀。55但是根据住在对面建筑里的医学博士丽莎·派洛德（Lisa Perold）对菲利帕所说的内容，她看到尼古拉斯在阳台的下部摆动，并听到他大声呼喊：“我坚持不下去了，能帮帮我吗？”他一直努力试图自己爬上去，但是栏杆很滑，他没有抓住，就掉了下去。多萝西觉得这种情形是可能的，因为她不觉得尼古拉斯有自杀倾向，他也没有留下遗书。
尼古拉斯那天晚上在阳台上到底做了什么，到现在还是一个未解之谜。据吉塞拉·库切的叙述，她的哥哥那一夜在听磁带。她认为他是因为失去了平衡，滑落了，然后试图爬回房间。坠落过程中，他的许多器官严重受伤，所以死亡几乎是一瞬间的事。吉塞拉想知道他是否是在酒精或药物的影响下出事，但是她无法获得调查报告。56
约翰·库切和多萝西到了约翰内斯堡，去了尼古拉斯的住处，看到了他试图爬回阳台上而留下的指印。这些痕迹虽然不是确凿的证据，但似乎排除了他自杀的可能性。约翰看着这些非常痛心。几年前，他曾经将丹尼尔·哈钦森的小儿子从水中救出来，让他免于死亡，但他却救不了自己的儿子。除了约翰和多萝西以外，丽莎·派洛德也从开普敦赶到约翰内斯堡参加了葬礼。约翰和丽莎去太平间看尸体。据丽莎的叙述，他显得很平静，但是入殓师一定花费了很长时间清理尸体上的伤痕。葬礼前的一天晚上，约翰和多萝西与杰奎琳·库克（Jacqueline Cock）待在一起，根据玛丽莲·霍妮克曼的叙述，约翰哭了整整一夜。他痛不欲生，令人看着心痛。当他的朋友克里斯·派洛德打来电话表示慰问的时候他那段时间与女儿丽莎，也是尼古拉斯童年的伙伴，关系不好），约翰的回答是：“与你的女儿和好吧。请听一下我这个建议。”57根据吉塞拉的观点，虽然当时尼古拉斯与库切的关系已经开始缓和，但是在他死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完全和解。
对于约翰·库切而言，尼古拉斯的死一直是一个难以抚平的伤痛。儿子的死亡让他开始怀疑对未来一代的希望，他在《等待野蛮人》的结尾处曾经通过一群孩子与他们的雪人来憧憬未来。这本小说是题献给吉塞拉与尼古拉斯的，而伴随着尼古拉斯的早亡，小说显得越发凄凉。
1989年5月20日，库切返回美国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当霍华德·伍尔夫到机场接他并拥抱他时，他说：“好了，我已经想开了。”他们没有再说更多关于此事的内容。当伍尔夫和库切到诗人麦克·哈蒙德（Mac Hammond）家吃午饭时，库切看着天空中飞过的飞机说：“我的儿子可能就在那里，他是一个漂泊者。”伍尔夫发现库切的这句话非比寻常，因为他很少说自己的心事。库切告诉伍尔夫，尼古拉斯去世后，他发现儿子保留着一张他写的明信片。尽管他们之间有隔阂，库切显然很高兴仍然可以用这种方式与儿子沟通。伍尔夫当时与女儿的关系也陷入困境之中，看到库切从这简单的一张明信片中寻找慰藉，他真是感到很痛心。58
菲利帕在生命的后期与约翰仍然很友好地相处，两人从未互相诋毁。约翰总是觉得她对他很好。菲利帕希望他与多萝西能够幸福生活，两人要共同分担尼古拉斯死亡带来的悲痛，这让他们走得更近。
此时的菲利帕病情已经很严重，癌症已经扩散到了全身。她写信给希尔维亚·库切：
生活对我来说已经变得很悲哀。这并不是因为疾病，而是因为尼古拉斯的死亡。过去，当我想到自己要面临癌症带来的死亡，我真为自己感到很难过；但是现在，在尼古拉斯去世后，我的难过要远甚于此。没有什么比自己孩子的死亡更让人心痛。这种心痛似乎没办法终了。癌症已变成了一件小事情，一件恼人的事情，一个普通感冒。事物的正确发展顺序应该是父母先于孩子死去。
六
虽然《铁器时代》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的南非政治现状，但是小说也做了一个关于母亲的比喻，映衬着库切在生命中的一个缺失——维拉·库切的死亡。59在《彼得堡的大师》，还有更早的《福》中，库切显然不认为俄国19世纪后半期所发生的特定事件与南非毫无关联。读者逐渐会发现，那些事件的形式，尽管不是很明显，但是与20世纪80年代南非所发生的事情是平行的。不过，小说的中心关系是父子关系，在其中可以看到库切对尼古拉斯之死的悲伤。关于这样的主题，库切在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卡夫卡的《父亲的信》（1919年写成，但是1960年出版）中都读到过，现在它已经成了库切自己小说的经线和纬线。
在得克萨斯大学的哈里·兰塞姆中心，人们可以看到10份打印出来的书稿和塞克沃伯格的校样，上面显示库切是从1991年2月21日开始这部小说的创作的，差不多是在尼古拉斯死亡两年后。起初，他想给该小说起名为《坠落》（Falling）。因为在该小说中，坠落是重要的主题。但是因为苏珊·谢弗（Susan Schaffer）在1974年、大卫·休斯（David Hughes）在1979年已经分别使用过这一书名，所以他放弃了这个念头。
与《等待野蛮人》以及《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中的大部分内容一样，库切在这本书中也采用了全知叙述视角。叙述者在文中侧重的中心人物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根据小说的叙述，他在1869年10月秘密地从德累斯顿回到圣彼得堡。在德累斯顿，他与他的第二任妻子和他的孩子住在一起，他要试图逃离那里，躲避许多债权人。他用化名和伪造的护照来到此地，目的是调查巴维尔·伊萨耶夫（他与前妻婚姻期间收养的继子）的状况与死因。巴维尔是从一个高塔式建筑上神秘坠亡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想从沙皇警察那里取回他们没收的他儿子的证件及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