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开普敦大学退休定居阿德莱德后，约翰·库切的生活轻松了很多。在开普敦大学他经常被卷入鸡毛蒜皮的系内斗争，耗尽了精力。他有时不得不参加系内会议，这与他每天上午投入几个小时进行创作的习惯相冲突。在阿德莱德，他得以遵循自己的安排和节奏，即使是这样，从他每天认真回复的有时多达60封的电子邮件来看，他并没有与其他人或文学世界隔绝。虽然他推掉的演讲或公开露面的邀请越来越多，但他仍十分乐意指导青年作家或帮出版社给新书写一段封面推荐。
在开普敦，他不喜欢园艺，闲暇时光除了骑自行车，还爬爬桌山或观看大型体育赛事（板球和橄榄球）。和多萝西定居阿德莱德后，他在阿德莱德山的一小块地上沉迷于园艺，并十分享受在下午时分清理蓝桉树的树皮。如他在《福》中塑造的人物克鲁索和星期五一样，他着手建设了小梯田，进行种植。多萝西能注意到约翰来到澳大利亚后的变化。他会在晚宴和派对上开玩笑打趣别人。他很快乐，每个与他打交道的人都能感觉到。1
然而，在1989年4月的悲剧事件发生多年后，他心中仍然潜藏着丧子之痛。他还要挂心的是女儿吉塞拉的处境和身体状况。吉塞拉一直留在开普敦，住在天文台区的一栋房子里。1988年至1990年间，她在开普敦大学攻读文学学士，成绩良好，在英语和非洲文学课上表现尤为突出。一年的海外生活后，她获得了英语荣誉学士学位，平均成绩为72%。她和约翰都刻意避嫌，她没有选修他的任何课程，当时多萝西也在英语系担任教授，认为吉塞拉是她教过的最有才华、最出色的学生之一。然而，吉塞拉缺乏父亲那样的纪律性，有时会对自己的事情失去控制。她相信宿命论，很小就希望自己从未出生。后来，尼古拉斯的死让她痛不欲生，她认为该死的是自己，而不是尼古拉斯。她奇异地认为自己应该对母亲和哥哥的死亡负责：对母亲负责是因为母亲最后患病期间，她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母亲临终前，她也不在身边；对哥哥负责则是因为在他去世前，他们之间的关系很糟糕。1992年6月15日，约翰·库切在布法罗给朋友霍华德·伍尔夫写信说，吉塞拉想知道自己为什么费心学习文学。“我肩负着安慰她的棘手任务，”他写道，“把她从必须效仿我的想法中解放出来（如果可能的话），她有按自己的想法生活的自由，同时也不需要陷入相反的看法，坚持认为我已经划出的领域是我一个人的，她绝不能擅闯。她的男朋友前几天过来拜访，坦率地和我谈心，这还是他第一次这样做。他说吉塞拉告诉他应该死的那个人是她，尼古拉斯更聪明、更有雄心等等。潜台词是：对她的期望太高，她承受不起。真是一派胡言。孩子们很难相信父母绝对地、无条件地爱着他们。（不仅是孩子们！）还是说我们声称绝对地、无条件地爱时是在自欺欺人？”
20多岁时，吉塞拉只是短暂地有过固定职业——在独家图书集团（Exclusive Books）工作，工作地点先是在约翰内斯堡的山顶区，后来在开普敦的克莱蒙特区。她三十出头患上了癫痫，这一疾病难以控制，库切非常推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也终生受其困扰。
吉塞拉的癫痫引起了陌生环境恐惧症，她不得不过起隐居生活。2004年11月16日，库切写信给凯瑟琳·洛加·杜普莱西斯（Catherine Lauga du Plessis）说：“吉塞拉的生命力并不旺盛。她患有严重的陌生环境恐惧症，从不离开房子。诚然，南非有很多人被吓得不敢离开安全的房子，但我相信她的情况是病理上的。”癫痫持续发作。在2004年4月的一次发作中，她摔断了一条腿。不久后的另一次发作中，她摔断了另一条腿，情况严重到她必须接受手术，并在医院骨科病区住上很长一段时间。诊断确定她脆弱的骨骼结构是由骨质疏松症引起的，这是一种常见的老年病，很少会发生在30多岁的人身上。第二次骨折严重到致残，离开轮椅或行走架的帮助，她将很难行走。最严重的是，她发现自己无法在行走时保持平衡，这与两次摔倒无关，是癫痫病情和治疗导致的症状。她现在必须同时借助拐杖和行走架才能行走。她的视力也出了问题：她失去了判断距离的能力，这样就很难过马路，因为她不知道驶来的汽车离她多远。2约翰写信给朋友乔纳森·李尔说：“2005年对她（吉塞拉）来说是一场噩梦。她三次住院，两次是因为左腿的复合性骨折，第三次则是因为癫痫发作带来的后遗症。她的生活因为毁灭性的家庭生活总是和伴侣发生争吵）和酒精变得更加复杂。”如果她愿意来阿德莱德和库切一起住上一段时间，病情可能会得到改善：“我不指望她恢复健康，但我至少能为她提供合理的饮食，给她的生活带去一点点平和。”
与尼古拉斯一样，吉塞拉的生活也充满了酒精和药物，情况甚至恶化到她不得不进入戒酒康复中心。莫非库切的两个孩子从上一辈那里继承了容易酗酒的基因？约翰的父亲杰克·库切一度经常性地过度沉迷于酒精，菲利帕的弟弟塞西尔（Cecil Jubber）也是一个酒鬼。《等待野蛮人》的结尾处，玩耍的孩子们预示着对未来的某种希望，考虑到尼古拉斯的死亡，吉塞拉又处于这样的困境中，这样的结局就显得越发具有毁灭性。
2005年10月，约翰·库切亲自前往开普敦了解女儿的情况。2005年10月7日，他写信给阿瑞戛纳·博扎维科（Arijana Bož ovi）：“我刚从南非回来。在那里停留了一周，主要是去看望我的女儿，告诉她世界上至少还有一个人在乎她的生死。她状况很糟，糟糕的’婚姻’更是雪上加霜，但她又开始试着走动了，虽然时间很短。”10月10日，他再次写信给她：
我前几天才从开普敦回来，大部分时间和吉塞拉在一起。她的身体和心理状况都不太理想。近六个月来，她要么躺着，要么坐在轮椅上，已经有大量肌肉出现萎缩。她可以一次蹒跚着走几步，但平衡不好，压力很快让她感到痛苦。她也无助地乱扔她的药，隐隐觉得那些药对她不太好。但她不具备专业知识，无法完全停止用药，尤其是那些影响她神经系统的药物。她还孩子气地反抗医生。我本来要带她去见好几个医生，但她在家发生了意外，脸上弄出一道难看的大伤口，结果什么都没有做成。所以，我在那里没发挥什么作用。
2005年11月21日，他记录了另一场意外：开普敦传来了坏消息。吉塞拉独自在家时，癫痫严重发作，并开始吐血。她摔倒了，伤了脸（掉了四颗牙），断了一根锁骨。现在还在住院。她非常虚弱，同时患有肝硬化和戒酒综合征。所以需要两种不同的护理：术后护理以及酒精依赖康复护理。就我所知没有人同时提供这两种护理，而她对后者的抗拒使事情变得更为困难。约翰写信给乔纳森·李尔说：“我希望本月晚些时候能带吉塞拉到阿德莱德待一段时间。”
吉塞拉在阿德莱德住了一个月左右，但回去后不得不进入温贝赫的一家机构接受看护。出于想要独立的强烈意愿，她回到天文台区的家，在父亲的反对下，勉强接受了一名护工，每周只上门几天。2006年7月6日星期一，独自在家时，她再度癫痫发作，引发了严重的头部损伤。一天后，她才被发现，在昏迷状态下被送往格鲁特斯库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医生们进行了两次手术，但无法止血。不得已进行了第三次手术，并发症使她长时间处于病危状态。两周后，她才从昏迷中醒来，能够根据要求用眼睛捕捉别人的动作，也能对手部的轻微触碰做出反应。她仍然不太清醒，极度虚弱，连着呼吸机。约翰·库切在事情发生后就立即飞往开普敦照顾她，8月13日，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
吉塞拉还在格鲁特斯库医院，住在神经内科病房，但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她一度看起来可能会瘫痪，但幸运的是情况并非如此。
目前尚不清楚她的大脑受到了多大损伤。她能说话，但精神状态似乎有点混乱。
从那时起，吉塞拉的病情奇迹般地好转。她被安置在莫布雷的一家看护机构里，受到恰当的照顾。幸运的是，并没有永久性的脑损伤产生，2011年1月初，她搬回了位于天文台区的家，有一名看护时不时地去帮帮忙。
二
除了对吉塞拉病情的忧虑和担心，约翰·库切自己也开始遭遇健康问题。2007年——他第二部“澳大利亚”小说题目中的“凶年”——他开始接受前列腺癌的治疗。他在2010年接受了放疗，缓解了症状。
除了对自己健康状况的担心，约翰·库切在2009年2月更添一层担忧。与他关系非常亲密的弟弟大卫居住在华盛顿期间被确诊患有间皮细胞瘤，一种极易扩散感染胸膜的癌症。由于发现时已经是晚期，预后非常不好。大卫先后接受了放疗和密集化疗，但他没什么精神，并处于持续疼痛中。他打了吗啡镇痛，这让他很少有完全清醒的时候。虽然是在病中，但他仍然像以前一样开朗幽默。约翰在2009年5月前往华盛顿看望了已病入膏肓的弟弟。2010年1月19日，大卫在家中去世，妻子阿克薇·阿姆苏和两个儿子山姆与科林在床前陪伴着他。而那时，约翰才从华盛顿搭飞机飞回阿德莱德不久。阿克薇·阿姆苏在个人作品集《不是再见》（Not Goodbye）中《家世》（Descent）一诗的第一节里也暗示了兄弟俩的最后一次会面：
两天前，你哥哥
读你憔悴的倒影
说你看起来很帅
但你每小时都在变化，
抛弃你不再
需要的一切，比如你的脸。3
尽管前列腺癌是不治之症，但适当的护理可以使病人存活多年。2007年的诊断以及医学治疗确实改变了约翰·库切的生活，但他的精力和勤奋并没有受到影响。他依然能够遵守自己严格的日常计划，每天上午都投入几个小时笔耕不辍。他创作的欲望永不平息。“我跟随笔舞蹈。”1994年他在《彼得堡的大师》中这样写道。如今舞蹈仍在继续。
三
库切定居澳大利亚后出版的三部小说中，主人公都是一位老人，忍受着年老带来的疾病和体弱的困扰。伊丽莎白·科斯特洛66岁，并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有点虚弱，只有在儿子的帮助下，才能承受费时费力的长途旅行，去往世界各地进行演讲。《慢人》中的保罗·雷蒙特则在舒适的退休生活前夕，被一个年轻人驾驶着汽车从自行车上撞了下来。这导致他失去了一条腿，从此残疾，必须依赖他人的照顾生活。《凶年纪事》的中心人物患有帕金森病，依赖安雅的帮助转录他的著作。
这一系列人物衰弱的演变是惊人的。库切在《夏日》中将这些“死亡提示”更进一步。核心人物是已故作家J.M.库切，一位名为文森特的英文传记作者希望能为他立传。他计划聚焦1972年至1975年这一时期，那时候，约翰因为受到怀疑不得不离开美国，与父亲同住在开普敦托开区一间破旧的房子里，通过给陌生人进行私人英语辅导来谋生。为使传记显得有血有肉，文森特采访了约翰在那一阶段认识的各种各样的人：朱莉娅，心理治疗师，现居安大略省，当时为约翰的邻居，偶尔充当他的情人；玛戈特，经常出现在百鸟喷泉家庭农场的表亲，约翰对她存有一定爱意；阿德里安娜，与约翰相恋的巴西舞者，虽然她最初怀疑他对自己的女儿，他的英语辅导学生，怀有超越师生的感情；马丁，与约翰同为开普敦大学讲师候选人，但不久后永远离开了南非；还有苏菲，开普敦大学法语系的同事，约翰与她合教一门非洲文学课——他讲英语作家，她讲法语作家。
这样，传记作者就把精力集中到了约翰青年时期的一个阶段，即在美国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和授课后，定居开普敦的时期。在副标题中，夏日》被描述为《外省生活场景》，与《男孩》和《青春》共同构成三部曲。《夏日》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对不同叙事技巧的串联。《男孩》和《青春》的线性叙事都由一个单一的声音完成，而《夏日》中的传记作者很少自己说话，他的任务主要由受访者承担。小说的第一部分“1972年至1975年笔记”以及最后一部分，都由已故作家日记的片段组成。第一部分中的所有条目都有日期，而在最后部分中的五个条目则未注明日期。条目中经常插入变体字短语，如“可据此展开”“避免……过于推向”“可进一步拓深的主题”等，说明作者曾打算将这些日记片段作为将来创作的素材。传记作者在回答朱莉娅关于斜体部分的含义和作者的问题时，证实了这一点：“库切自己写的。是他为自己做的一个备忘，写于1999年或是2000年，当时他考虑改写这些特定的事例以便写入书中。”4一开始他们似乎只是日记中的笔记，经过后期的补充，他们变成了已故作家今后扩写的指导，所以这是一份粗略的草稿，一份透露出一定临时性和不完整性的创作中的文本。这一不完整性具有欺骗性，因为矛盾的是，读者看到的是一个完整的文本，明显的暂时性是其整体的一部分。
在采访中，读者有时会遇到一条复杂的叙事方法链。读者在纸上看到的并不总是对受访者言论的精确记录，因为传记作家的记录有时随意得近乎曲解和误读，以至遭到采访者愤怒地拒绝。因此，传记作者在本节开始时就承认，对玛戈特的整个采访，既是记录也是重写，为了叙述的完整性，里面加入了部分“虚构”的对话。玛戈特真正告诉文森特的以及文森特转录内容之间的差异隐藏了“真实的”事件。事件和扭曲、事实和虚构、真相和谎言之间的关系，成为小说结构的一个核心因素。
这样，《夏日》与《男孩》和《青春》就有了根本上的不同，《夏日》中没有直接的叙述，有的只是各种声音的复合，同时讲述那一时期约翰的生活经历。帕特里克·登曼·弗兰纳里（Patrick Denman Flanery）在评论《夏日》时写道：
应当说，它是一个组合文本：虚构的库切笔记中标注或未标注日期的片段；那一时期与库切有交集的人的五次访谈，采访者是一位年轻的英国传记作家，被称为文森特先生。文森特组合了这些片段和记录，但并未将他们整合成完整、固定的叙述形式，因此，应该将《夏日》视作一部处于成型过程中的虚构传记——专注于一个虚构主体成为一名作家的那些年。通过笔记片段与采访，我们看到约翰与两个主要障碍之间的斗争：其一是如何将自己的文化、思想和伦理观点与生活在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的现实进行调和，这个国家市侩庸俗，在思想上分崩离析；二是如何与女性发展有意义的亲密关系……
《夏日》在传记和小说之间的暧昧位置，与库切在自我定位时遇到的困难如出一辙；我们在努力把握其公开与隐秘的混合性时，最贴近他的想法。正是因为我们无法将他定位，我们才确信这三部曲已在当代文学的中心赢得一席之地。5《夏日》中事实与虚构之间的关系触及到了这样的问题：这本小说具有怎样的真实价值，在现实中的作家库切的生活中又有怎样的实现。从传记作者对苏菲所说的话中，我们可以找到认识虚构已故作家性格的一个关键，同时也是了解《夏日》采取自传形式的关键：“库切自己写下的东西不能被采信，不能作为一个事实记录——并非因为他是一个撒谎者，而是因为他是一个虚构作品的写作者。在他的信中，他给他的通信者虚构了一个自己。在他的日记里，他为了自己或是为了后代的缘故，同样有许多的虚构。作为文件，这些材料是有价值的，但如果你想在精心编织的虚构背后看到真相，你就得去找那些跟他直接有过接触的，还活着的人。”6
虽然《夏日》是自传体三部曲之一，它比《男孩》或《青春》都更为极端地颠覆了传统分类，其叙事策略和内容都改变了传统的边界。读者不能把已故约翰的相关信息当真，把它当作“真相”的读者将会受到欺骗。例如，库切回到南非后，确实在托开住了一段时间，但和小说告诉我们的相反，他并没有和父亲住在一起，而是和妻子菲利帕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同住。1972年至1975年间，他的父亲也不是一个鳏夫，正与妻子维拉生活在一起，而她1985年才去世。作为一名年轻学者，库切确实在开普敦大学给勤奋的学生们授课来增加收入，但他教的是数学，而不是“阿德里安娜”一章中提到的英语。1971年，他确实曾是开普敦大学一个空缺英语讲师席位的候选人，另一位候选人是马丁的原型乔纳森·克鲁，1974年，克鲁在《对比》上就《幽暗之地》发表过一篇重要论文；但与《夏日》的描述相反，两人都被录用了，而不只是马丁。《夏日》中的表亲名叫玛戈特，在《男孩》中以真实姓名阿格尼斯出现，她从未与库切一起在百鸟喷泉农庄附近的小货车里过夜，另外他也从来没有在麦尔维尔给父亲买房的打算。7最后，约翰·库切当然并未去世，除了年华老去，他仍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的房子里辛勤地进行着创作。
小说的题目让人想起1935年乔治·格什温的热门单曲，出自百老汇轻歌剧《波吉与贝丝》。前两节的歌词如下：
夏日时光
生活有限
鱼儿跳跃
棉花好收成
爸爸有钱
妈妈漂亮
宝宝乖乖睡觉
不哭不闹
如果说小说暗示了格什温的歌，那也一定是出于讽刺的目的，正如小说展现的那样，约翰人生的这一阶段，绝非无忧无虑的青春时光。《夏日》中孤独的约翰更容易让人想起马塞卢斯·艾芒兹《死后的忏悔》中的主人公：威廉·泰米尔。《夏日》提供给我们的是一幅负面的自画像，把自我剥光，试图通过不同的角度来解释为什么已故的约翰给人这样一种冷血的印象。访谈涉及不同的情景，但最终主角仍是一个无法解释的谜，其本质的自我从来没有显露出来。文学史上很少出现像J.M.库切的人物化身这样作者自我厌恶的例子。
除了主角在这里表现出的近乎残酷的诚实之外，读者还着迷于主人公本质上的不可知性。传记作家试图捕捉他的形象，但徒劳无获——这也是对现实生活中任何想要追踪J.M.库切生活痕迹的传记作家的明确警告。
《夏日》包含了库切作品中最优美的文字，也有许多最令人捧腹的场景。和其他作品一样，库切对文学名句和典故运用自如，如约翰·济慈的《夜莺颂》（“昏昏欲睡的麻木折磨着我的感官，我仿佛喝下了毒芹”）；塞缪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假设一位上帝……确确实实存在”）；还有罗伯特·赫里克的《朱莉娅的霓裳》（“那飘然的羽衣霓裳闪动着流光溢彩”）。8
戏谑的方式给整部作品增添了几分欢快，但如托马斯·琼斯Thomas Jones）所说，它也可以是“一个优雅的请求：要认识作为公众人物的库切，只能到其文字中去寻找；同时也是充分的理由，说明为什么要答应这一请求”。两名评论家追溯了《夏日》有趣的文学和历史联系。乔迪·威廉姆森（Geordie Williamson）写道：“在菲利普·拉金的诗《后人》中，一个创造性艺术家想象他的传记作者在其身后为其立传，并借此机会以嘲弄的口吻撰写了自己的墓志铭，像拉金一样，库切的死使他从过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库切不仅进行了自我调侃，还在自我构建中赤裸裸地展现了情感。”詹姆斯·米克（James Meek）认为：“阅读夏日》的一种方式是把它作为一种告白，一种对库切爱过的女性的肯定……约翰心中的拜伦将他拉向女性，参与有意义的事业，他心中的耶稣则将他拉开。‘他一生都努力做到温柔，’朱莉娅这样评价约翰，但接着又说这也是她不能和他在一起的原因。”
蒂姆·帕克斯（Tim Parks）在评论中写道：
这是一本戏谑而出人意料地有趣的书，在精心安排的难以捉摸和毅然决然的公开坦诚两方面都体现了自传可以达到的最大高度。如果说《男孩》和《青春》因为库切对第三人称（作者拒绝将其等同于年轻的自己）和现在时（通常用于小说而非回忆录的叙事手段）的使用而卓越，《夏日》在距离化和小说化两方面都更进了一步。尽管我们在封面上看到库切的名字，并因此假设作者仍然活得好好的，我们很快就会相信他已然死去。这本书由五段访谈组成，一名传记作者与他认为在1972年至1975年期间对作家有重要意义的人进行了对话。
安德烈·布林克认为它是库切“令人难忘的作品”之一：“单凭这本书就值得一个诺贝尔奖。”
《夏日》在2009年入围布克奖，2010年入围英联邦奖，但均未获奖。它在澳大利亚获得了昆士兰总理文学奖（Queensland Premier’s Literary Award）和克里斯蒂娜·斯特德小说奖（Christina Stead Prize），后者的奖金约为19 000英镑。2011年，哈维尔·塞克以单行本出版了库切的自传体三部曲，名为《外省生活场景：（一）男孩（二）青春（三）夏日》。
四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几年中，约翰·库切继续为《纽约书评》撰写评论，例如评论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的《林中城堡》（2007年2月）和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Irène Némirovsky）的《狗与狼》（2008年11月）。除了清晰的行文，他的文章因为精辟判断而引人注目。当代许多评论家无力掌控文字，字里行间充斥着专业术语，他们应该将库切的行文作为典范。
他还重温了阿非利堪斯语诗，翻译了伊那·卢梭（Ina Rousseau）的诗集《昔日花园》（1954）中的第一首诗《伊甸园》，发表在2007年4月的《诗歌：翻译问题》上：
在伊甸园的某个地方，在所有时间之后，
是否仍然矗立着，荒废的，像
毁灭的城池那样，大门被可怖的钉子封住，
不幸的花园？
那里闷热的白天后是否仍是
闷热的黄昏，闷热的夜晚，
病态发紫的树枝上
果实挂到腐烂？
那里是否还有，在地下，
像蕾丝蔓延在岩石间
一张未发掘的矿藏之网，
玛瑙和黄金？
穿过郁郁葱葱的绿色，
他们的浪花在远方回响
那里是否还流淌着四条玻璃般的小溪
没有凡人在里面喝水？
在伊甸园的某个地方，在所有时间之后，
那里是否还矗立着，像满目疮痍的城池那样，
被抛弃，注定慢慢腐朽，
衰落的花园？
过去的评论员大多纯粹从古老的犹太-基督教神话中失乐园的角度解读这首诗，但库切在译文之后的简短讨论里，还将它与荷兰第一批移民在好望角建造的花园相联系，这一花园为东方航线上的船只提供补给。这样，他的解读就与自己在《白人写作》中讨论的主题相联系，将该诗视作卢梭对一项失败的事业深刻而悲观的思考：“衰落的花园，衰落的殖民地，在未来的某一天回顾过去，它不仅已然荒废，而且几乎已然消失在过去的迷雾中，这与周围宣扬的白人基督教南非将在遥远的未来持续存在的图景截然不同。”对于1994年在这样的希望中诞生的新南非来说，这是一种令人沮丧的解读。
在这些年中，几位制片人购买了小说《耻》的电影版权，电影的拍摄是库切必须参与的重要项目之一。从一开始，他就十分谨慎，担心小说被制片人以及可能的南非合作者出于政治目的加以利用。在2004年2月21日的一封电子邮件中，他对代理人彼得·兰姆派克提到了这一担心：
在南非，《耻》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一个政治足球。任何将《耻》翻拍成电影的人都会引起很大的争议，特别是如果电影在南非拍摄并任用南非顾问的话。如果这是一部大制作，从一开始就会受到包括政界在内的广泛关注。不可避免地，人们会认识到，影片将影响南非在国际上的形象。
我之所以希望能最终审核剧本，是为了保证影片不会受到南非政治力量（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的影响，不会出现原著中所没有的倾向。我认为这是十分现实的危险，因为影片的拍摄者是局外人，他们将很难意识到看似无害的小细节对局内人有着怎样微妙的政治意义；另外，坦率地讲，身为局外人，他们也许并不在意影片会在南非产生怎样的政治后果。
澳大利亚夫妇史蒂夫·雅各布斯（Steve Jacobs）和安娜-玛丽亚·蒙蒂塞里（Anna-Maria Monticelli）最终获得了《耻》的电影版权，他们邀请了美国奥斯卡影帝约翰·马尔科维奇出演戴维·卢里，南非女演员杰西卡·海恩斯（Jessica Haines）则扮演露西。2008年10月，影片在阿布扎比的中东国际电影节上斩获黑珍珠最佳影片奖，在多伦多电影节上则将国际影评人奖揽入怀中。尽管影片有一部分在开普敦和赛德堡取景拍摄，制片人没能在南非筹得一分钱的资金。2010年，影片在全球范围内上映。
同样因为小说可能会被用于政治目的，库切在授权将《耻》翻译为南非语后又收回了这一授权。2004年1月，南非布拉格尤提杰沃斯的丹·鲁特（Dan Roodt），一位右翼（甚至右翼极端）分子，向库切的代理人大卫·海曼联合公司申请授权，翻译并出版这本小说，尽管阿非利堪斯语出版物的市场相对较小。库切同意了这一申请，但鲁特错过了出版的18个月期限，并且没有将延误的情况通知代理人。库切在2005年10月18日写给代理人的信中说，他还没有收到协议规定的以供检查的手稿，而且据他所知，也没有出版任何翻译版本。“自2004年4月以来，”他继续写道，“我了解到了关于布拉格及其所有人丹·鲁特的一些事情，我不希望公众把我和它的活动联系在一起。因此，我想就终止合同的问题征求您的意见，我认为我们现在有权这样做。”尽管鲁特表示抗议，合同还是解除了。《耻》的南非语版本最终由诗人范尼·奥利维尔（Fanie Olivier）翻译，由开普敦兰登书屋斯图里克旗下的乌木兹公司出版。
2010年对约翰·库切来说有着特殊意义，他在当年的2月9日年满70岁。2010年5月5日，他受邀来到母校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并发表演讲，回顾了自己的学生时代，并谈到了在20世纪70年代南非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下自己所经历的审查制度。他曾提交了三本书以供审查，赫尔曼·维滕贝格在出版物审查委员会的档案中发掘出了相关审查报告，彼得·麦克唐纳在《文学警察》（The Literature Police）一书中也提到了相关报告。库切从这些报告中引用了几段话，充分体现了审查人员的愚钝，让听众们哄堂大笑。5月晚些时候，他在法国首都发表了同样的演讲，接受了巴黎美国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2010年6月22日，他在英国诺里奇剧场朗读了自己的作品，一起参加活动的还有南非作家乔迪·德莱弗，佐伊·威克穆，以及伽贝巴·巴德罗恩（Gabeba Baderoon）。这次，他选择了一篇21分钟长的短篇小说，以幽默的视角观察自己青年时期的卡鲁世界，令听众拜服。
但阿姆斯特丹给了库切最高的荣誉，他的荷兰出版商伊娃·寇斯，与得巴里文化中心一起，在2010年5月13日至16日举办了一个为期三天的节日，主题是：“这是J.M.库切吗？”艾勒克·博埃默（Elleke Boehmer）就《双重视角》一书的创作采访了大卫·阿特维尔，并为库切50年的学术生涯出版了一本纪念文集。由达喀尔公司制作，洛特·范登伯格执导的话剧《国家》在阿姆斯特丹郊区的一块空地上上演。库切被授予荷兰狮子骑士爵位，这一皇家爵位极少授予外国人。阿姆斯特丹代理市长在讲话中高度赞扬了库切在联结南非与荷兰文学方面做出的贡献，他将荷兰语文学翻译成英文，就荷兰作家撰写评论文章，他与荷兰出版商间的特殊情谊使得库切2002年后的每一本小说都在英文原版发行之前就先出版了荷兰语版本。库切在致谢时，以荷兰语开始了他的讲话：
在开始之前，我要对参与这三天活动的诸多艺术家、作家以及读者朋友们表示最诚挚的感谢。过去的三个晚上对我来说非常令人感动。我写作从来不是为了某些特定的公众或特定的读者，而总是无差别地面向未来和未来的人民。因此，遇到真正读过我作品的真正读书人，我感到有些惊讶，甚至是有些震惊或者说震动。
我个人对阿姆斯特丹的这三个晚上很感兴趣，因为在这里人们用荷兰语读我的作品，与英语原文相比，我在荷兰语中显得更加幽默。
在此之后，库切朗读了一篇关于伊丽莎白·科斯特洛的未发表的故事，她在西班牙卡斯蒂利亚的一个小山村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光，养了许多猫，还收留了村里的傻瓜巴勃罗。她的儿子约翰从美国来看望她。文本由他们的对话和讨论构成，他试图弄明白她究竟为什么选择在这个偏僻荒凉的地方定居，与猫和傻瓜共处一室。与库切后期的作品一样，这又是一个关于离群索居与无条件同情的故事，但它同时也令人捧腹。
在节日开始时的介绍中，伊娃·寇斯开玩笑说库切是个聚会狂。整个过程中库切都保持了沉默，只在最后表达了感谢。当寇斯送他乘坐火车离开时，他紧紧地拥抱了她，并说：“很是开心！”9
现在，库切的作品不仅在诸多方面得到肯定，如获得久负盛名的文学奖，同时也被广泛阅读，以多种语言出版，读者不断增加。一些书的销售量以十万计，并继续稳步上升。
人们纷纷向库切致敬。2011年3月，阿德莱德的南澳大利亚艺术画廊举办了南非造币厂发行的一系列帝王花纪念币的首发仪式，该纪念币上面出现的是库切的头像。铸造这一系列纪念币是为了纪念南非历史上的某一重大事件或表彰某位杰出的南非人。此次铸造银币共计三百枚，库切成为首位出现在纪念币上的南非作家。